作者：孙锦全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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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化西传及其对近代欧洲的影响试读：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再思考（代序）孙锦泉区域文化是在特定的种族、民族、自然生态环境、传统历史文化背景等诸多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从自然形态来看，沿海与内陆、山地与平原、边缘与中心，区域之间的差异甚大；从经济形态来看，农耕与畜牧、生产与交换、需求与消费，亦很不一致；从社会形态来看，民族与宗教、历史与文化、民俗与语境，区域之间往往也大相径庭。因之，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不同区域的三大文化范畴内涵与外延、特质与属性亦很不一样。由于这些原因，区域之间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的态势，形成诸多的区域文化类型和形态。此外，文化的内敛和张力体现出文化的活性，特别是文化自身的辐射、渗透以及两种文化的交流、互动，甚至多区域文化的联动，促进了相关区域社会的文明和文化的进步。
这就不仅需要我们对区域文化传播的方式、途径、文化交流的内涵以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吸收过程作全方位的解读和认知，而且更需要我们对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不同区域文化在文化撞击的表象后原生态文化的演绎和嬗变过程作系统的考察和研究，以期全面把握新文化因子融入后的区域文化更新或转型之样态以及对社会发展多方面的影响。
世界文化是成体系的，一般学者认为，自上古以来世界形成了四大文化体系，即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就东西方的地域概念而言，其中三大文化体系是在东方，这些文化体系以一个中心向外辐射，形成固有的文化圈，中国文化旁及朝鲜、日本、越南等周邻国家，使之具有文化的同一性或相似性；印度文化辐射南亚次大陆、南洋及东南亚地区，与中国文化圈有较多的交叉；阿拉伯文化则涵盖西亚、中亚、北非乃至西南欧（中断型）若干国家和地区。东方的三大文化圈其文化的覆盖面积又是西方文化圈（希腊罗马文化圈）的数倍，这些特征，构成了东方文化的多元结构和文化内涵的异彩纷呈。文化本身是活性的、主动的，且彼此间又是互动的，有其碰撞、交流和融合的属性，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化圈发展的程度、级次和特质差异，往往制衡着文化的走向。在中世纪先进的东方和落后的西方的格局下，东方文化明显地呈西向流动的趋势。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扩张后的阿拉伯帝国长期与西方毗邻，平分地中海秋色，在新航路开通之前的内海和陆运商业时代，东西方之间的民族冲突与协调、宗教攻讦与异化、文化碰撞与融汇，总是由阿拉伯和西方两大地域板块和文化圈集中体现出来。东来的中国、印度文化潮流，经由阿拉伯人汇总，甚至消化、吸收和发挥后传至西方，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阿拉伯文化既是东方大文化的总汇，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西方人更多地通过阿拉伯人接受东方文化，认识东方，同时，保留着神奇东方的想象和传谬。新航路开辟之后，随着西方与远东的直接通航，一个“立体的东方”呈现于欧洲，西方遂对东方不同的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开始系统地认识和研究，直接吸收长期以来令欧人心驰神往的远东文化精华，乃至近代在欧洲形成崇尚中国文化的高潮。中世纪西方文化是希腊罗马传统文化的延续，而通过中世纪东方异域文化的不断浇灌、渗透和整型，又形成不完全是传统文化的崭新的西方近代文化。
一、西方语言和语言学的东方源流
东方的语言文字在不同时期，经由不同渠道对欧洲产生影响，西方文字中大量借自东方的外来词汇或由东方词汇演绎和派生而来的西方词汇就是明证。语言文字方面的融汇和影响不是孤立的社会文化现象，而是地区和国家之间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的折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外来词汇是追溯历史上不同时期文化流向的原始资料和信物。一个地区或国家引入的外来词汇有其内在规律，往往随外来文化潮汐的涨落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对各个时期外来词汇的统计和分类，对文化的影响作恰当的评估和必要的定性分析。
在中世纪，东方语言文字对欧洲的影响有四次高潮。第一次是8世纪初，阿拉伯人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伊比利亚半岛之后。在几百年的阿拉伯人的统治中，阿拉伯文化直接移植到西南欧。哈克木二世（961—976年）继位是穆斯林在西方统治的极盛时代，阿拉伯语言文化的影响达到了高潮。伊比利亚半岛的阿拉伯人将西亚实施的耕作方法传入西班牙的同时，也将大量的农作物引种此地。西班牙语中，遂出现有关西亚的灌溉农业以及农作物的许多专用名词。同时，由于不同民族的混居杂处，阿拉伯人的许多生活用语也被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借用，以后的西方国家又从西班牙语中借用和转译成本国母语。
第二次高潮是阿拉伯人于10世纪占领西西里以后。902年，阿拉伯人的艾格莱卜王朝攻占西西里，此后，近两个世纪，西西里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个省区，阿拉伯文化经由意大利门户传入西欧。一种文化往往不会因为携带和传播这种文化的统治者统治的结束而中断，新的统治者不得不直面既成的文化格局，推行相应的文化兼容政策，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这种文化的熏陶。1091年，诺曼人征服西西里建起诺曼王国以后，阿拉伯文化不同程度地同化了征服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不仅能讲阿拉伯语，还能用阿拉伯文通信，在诺曼人统治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不曾稍减，不少的阿拉伯文词汇，特别是手工艺、商业和航海方面的词汇被拉丁文或意大利文借用，以后又转译成法文、英文等。
第三次高潮是11—13世纪的十字军东侵期间。西方的十字军在与近东人的作战中学到了东方人的很多军事知识，甚至改变了十字军的一些装备。于是乎，武器、军乐、纹章、徽标、战争等有关的军事术语被引入拉丁文或西方各地区文字。与此同时，当十字军侵入农业经济发达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之后，又认识了不少西方国家并不熟悉的种植作物和瓜果，并引种于西欧，一些先进的生产工具也被西方人使用，这样，又有一些除西班牙文借用之外的有关农业方面词汇被西文借用。
第四次高潮是新航路开辟以后。西方殖民国家又从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的母语中借用了若干词汇，包括农作物、果木及其他动植物名称、器物和生活用语、地名以及其他专用术语，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国家的语言文字，人们思想感情的交流更生动、细腻、准确，从而使西方的语言更具活力，推动了近代西方语言文字和语言学研究的迅速发展。
二、欧洲对东方文学成就的吸收
阿拉伯帝国形成以后，横跨欧、亚、非三洲，从地域上看，包容了波斯文化、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埃及文化等若干民族和区域文化，同时，也直接受到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的辐射和影响，阿拉伯帝国的学者，利用掌握的造纸术，通过翻译、考证、勘误、誊录、诠释、补遗等文化活动，特别是阿拉伯历史上的“百年翻译运动”（9—10世纪）将叙利亚文、波斯文、希腊文、希伯来文、梵文和科普特文等多种文字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类著作译成阿拉伯文，经过阿拉伯人的认同和再创造，最终形成包罗万象的阿拉伯文化，因此，阿拉伯文学的包容性使之能够从体裁、内容、结构、写作风格等很多方面在波斯、印度、埃及等国文学中寻根索源。
阿拉伯文学中的“格宰勒”（ghazal），即介于五行与十五行之间一种简短的恋歌，就是仿效波斯诗歌体裁创作的。散文方面由于受波斯文学的影响，一改早期散文简洁、质朴的情味，追求精词丽句的富华风格，留下更多矫饰的痕迹。从10世纪的海麦达尼到12世纪的哈利利，这种风格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至于内容和结构方面更是不胜枚举，《天方夜谭》最为典型。素材有东方的各种民间故事，包括古波斯的、印度的、叙利亚的、埃及的等等，而故事的串联结构又主要受印度文学的影响，因为波斯串联式结构的文学作品如《巴赫堤亚尔故事》、《九重霄》等都可以追溯到印度文学的原型。阿拉伯文学中，有大量东方文学译著，有的文学作品经过几种语言的辗转翻译，最后归宗为阿拉伯文学，如初为梵文的《五卷书》，从巴列维语译为阿拉伯语时已更名为《克里莱与笛木乃》了，阿拉伯文学对东方文学的包容性由此可窥一斑。
各种文字的东方文学作品，通过翻译成拉丁文和其他西方文字而为欧洲人所熟识。
西方对东方文学西传的最初反映是阿拉伯诗歌，特别是优雅、温柔的抒情诗歌，能够给基督教徒们以洁雅、空灵、超俗、恬静的天堂意境的丰富想象，故借用阿拉伯诗歌体裁和韵律，改造和发挥后，广泛地应用于基督教的赞美诗，包括圣诞颂歌。而诗歌中的恋爱主题和温柔、浪漫的思想情调，可以在西方中世纪骑士文学中和行吟诗人那里找到。散文方面，13世纪在西欧时兴的寓言、轶事、训诫故事等，同源于印度和波斯的早期阿拉伯作品非常相似。阿拉伯文学中的英雄冒险经历为主题的“麦嘎麦”散文体裁，有助于西南欧英雄与歹徒类故事的兴起。但丁的《神曲》显然受到穆罕默德的登霄故事和麦阿里的《饶恕集》以及阿拉伯天堂、地狱之旅描述的启示，至于来自于东方的文学素材，在西方小说或故事中更比比皆是。塞万提斯所著的《堂吉诃德》得助于阿拉伯手稿《堂吉诃德·台·拉·曼都》的材料，薄伽丘《十日谈》里的东方故事，是他从收集的资料中整理出来的，乔叟《情郎的故事》源出于《天方夜谭》的一个故事。法国诗人拉封丹自己承认，他写作《寓言诗》选用的资料中，有著名的东方寓言故事集《克里莱与笛木乃》。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历史、小说、抒情诗、史诗、颂歌、哀歌、悲歌、悲剧、喜剧等都在《旧约全书》中以各种形式充分展现出来，《旧约全书》为西方人所接受，实际上是西方人对希伯来人的历史、文学以及全部文化的认同和吸收。从《圣经》故事衍生出中世纪最初的宗教文学作品，到《圣经》故事的戏剧化，进而产生出12世纪因宗教瞻礼式的教会戏剧，从人文主义先驱但丁《神曲》中原罪说的观念，到文艺复兴盛期莎士比亚文学中对《圣经》的引录，《圣经》对西方文学影响的例证可谓多不胜举。无怪乎一批近代学者如是说：《圣经》启发了一代又一代作家的想象力，它的影响不亚于文坛圣匠莎士比亚甚至近代的歌德。
总之，东方文学对西欧的影响其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涉及形式、内容、风格、结构、观念和思想。但更多的时候则表现出一种潜移默化的浸润型渗透，这又妨碍我们从文学方面对东、西方文化整合的程度作恰如其分的评估，因为任何计量和统计学的分析方式都无能为力。
三、西方艺术中的东方色彩
伊斯兰教是严格禁止崇拜偶像的一神教，伊斯兰教义学家们认为，只有真主才有表现人类和动物的特权，无论谁僭越权力将受到无情的惩罚。在一章圣训中先知宣称：“画家（造形者）在裁判日将受到最严厉的处分。”于是，伊斯兰教徒大都不赞成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人体和动物。在这方面，阿拉伯人不仅自身缺乏积极的艺术探索精神，而且还阻滞了周邻国家文化的移入。使得伊斯兰教地区绘画、雕塑等视觉艺术始终处于一种消极、落后和片面发展的畸形状态。阿拉伯通常的桥梁作用反倒成为东方国家具象艺术文化西传的一道屏障。这是为什么既然有便捷的陆上“丝绸之路”，而欧人却对新航路开辟之前上千年异彩纷呈的中国艺术文化知之甚少的症结。阿拉伯人只是在几何图案和花卉的设计与装饰方面，能够吸收东方民族艺术之长，从而创造一种特有的装饰艺术风格，这种风格传入欧洲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被称作arabesque（阿拉伯式），特别在丝绸、纺织、工业图饰的印染设计上被欧人广泛借鉴和沿用，现藏于里昂纺织历史博物馆产于14世纪意大利织锦缎的构图，就是假阿拉伯文字作边饰、典型的阿拉伯花卉装饰风格。
亚洲具象艺术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往往通过欧、亚人的互动游访完成的。马可·波罗回到意大利以后，亚洲人物画的特色和画面风格对当时托斯卡纳地区乃至意大利的绘画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是恒定的、特别明显的，但仍然若隐若现地持续于文艺复兴的早、中期。从西埃那画家西蒙尼·马尔蒂尼的作品上能感受到中国工笔画和横轴长卷画的某些技法，他作于1328年西埃那市政厅的一幅壁画《基多里西奥·达·福格利安诺》的构图明显受到中国横幅画卷的影响，并且景物布置也颇具中国画风。另一位西埃那画家安布罗其奥·洛伦采提（Ambrogio Lorenzetti）表现城乡风光的宏幅壁画《良政佳绩》无论布局还是画意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清明上河图》，虽然作者不一定看过原画，但完全可能在其他中国艺术品中获得布局构图、写真传神的灵感。
文艺复兴盛期以后，随着欧洲和远东交往的日趋频繁，特别是新航路的开辟，使欧洲一些画家的作品更富有中国画的技巧和表现手法，有的甚至是举世杰作。一些欧洲艺术家认为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的山水底衬，酷似中国山水画中朦胧而有层次的泉石意境。古纽德·马佩（Gunenad Mappe）的山石运笔是中国画的技巧和表现手法的成功效法，他的立幅《圣安东尼之诱惑》更多地透露出中国画的风格。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在仰慕东方的大背景下，更有条件模仿中国画，荷兰使团的格莱尔（P. de Glyer）和凯泽（J. de Kayser）用中国画的透视法绘成了反映中国生活的150张插画，作为报告书的附录，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市场上还出售过以这种透视法则创作的画品。
受东方文化的影响，欧洲绘画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将东方器物作为描绘的对象，即欧画中直接反映东方物品。这些物品多系中国、日本、印度等地盛产，包括瓷器、丝绸、漆器、毡毯、家具、乐器等，中国产品居多，特别是中国瓷器，一直是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画坛表现的热点。15—17世纪具有代表性的画品为安德雷亚·曼泰尼亚的《马哥斯僧朝拜圣婴耶稣》、乔凡尼·贝利尼的《群神宴》、奥西亚斯·贝尔特的《盛在中国碗里的草莓和樱桃等静物》、彼得·盖里茨·凡·鲁斯特拉滕的《银灯和茶具的静物》等。八角形图案或其他对称型图案缀有风格化动植物的近东或南亚地毯，从14世纪中期以后，就出现在欧洲的绘画作品中了。东方的某些文学作品传到欧洲也被视觉艺术化了，这在宗教领域特别突出。11世纪复制的《凯德蒙诗集》中一幅《挪亚方舟》插图就是根据西亚文学中的巴比伦洪水故事的描述创作的。教堂中取材于《旧约全书》的壁画比比皆是，圣马可教堂前廊中若干圆顶的一整套镶嵌画，始作于1220年左右，到13世纪末才最后完成，表现了从创世纪到摩西传“创世说”的全部场景。
在造型艺术方面，炙手可热的中国瓷器曾引导掌握了造瓷术的欧人对中国盘罐杯壶等餐饮具和高颈瓷瓶以及人物塑像的造型式样的广泛模仿，德国的迈森瓷窑、法国的尚蒂伊瓷窑和梅纳西瓷窑、英国的切尔西瓷窑均有一批从形似到神似的华瓷仿品。
在建筑艺术方面，中世纪期间，对西方影响最深的是阿拉伯建筑。阿拉伯建筑风格，如在立方体房屋上覆盖穹隆，形式多样的弓架结构、叠涩拱券，以彩色琉璃砖镶嵌和精工细镂的雕刻装饰以及高耸的尖塔等等，其源流都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西亚和南亚，特别是波斯和印度，有的甚至可以寻根至远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阿拉伯建筑所体现的是泛亚洲的建筑特色，它的构架、内部装饰和外形在欧洲都留下了仿造的影子。圆弓形结构被西方人称为摩尔式弓架结构而广泛袭用，尖头式弓架结构又成为西方哥特式建筑的典型特征。清真寺的圆顶式外形也被欧洲各地有意识地模仿，在法国、英国、德意志等国都有参照清真寺外形仿造的一些教堂。
另外，中国瓷在建筑业方面的应用，也将欧人的注意力由追求单一的瓷具艺术的器物美转而为复合的装饰艺术的结构美，由器物、器具的局部艺术美升华到建筑装饰和整体艺术美。中国人的瓷饰艺术将西方人引入了又一座新的艺术殿堂，它极大地丰富了欧洲建筑艺术、装饰艺术的内容，为瓷制品在欧洲近代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促使欧人艺术的审美观念进一步升华。
四、东方地理学在西方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作用
中世纪东方地理学研究在精确制图学方面一直领先于西方。远东的中国，“计里画方”是传统的制图方法，自从魏晋的裴秀提出“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制图六论”以后，就确立了矩形网格的科学制图学，这种网格制图法沿用到元、明时代，并不断西传，不仅为莫斯陶菲、葛兹维尼等阿拉伯学者所应用，使阿拉伯制图学走向网格化，并经由阿拉伯影响西方，而且还通过马可·波罗等人直接传播到西方，马可·波罗曾以网格制图法草绘过一张欧亚大陆轮廓图，这张图随他带回欧洲以后，新的制图方法启发了一批欧洲学者制图的新思路，不久，意大利学者马里努·萨努图在他所著的《十字军战士地理学》的附图中便采用了这种计量定位的便捷方法，与此同时，这种制图法对需要精确定位的欧洲各国实用航海图学的形成，也起了推动作用。13世纪末，在地中海已开始使用罗盘绘制航海图，罗盘的方位线与中国早已使用的针路相似，14世纪欧洲大量出现的实用航海图，是受中国网格地图、航海地图和针路的启发与推动的直接结果。
中世纪的东方，也注重描述性的地理学研究，这与东方频繁的多边和居间商业贸易、朝觐宗教圣地以及由此养成的善于旅行、远游风习有关。特别是阿拉伯人，从9世纪的苏莱曼到13世纪的雅古特，留下了大量的游记，这些描述性地理学珍贵的原始资料对西方人认识东方的区域地理、地形、地貌以及绘制世界全图仍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直到新航路开辟的时代，一些西方人还将各种游记视为绘制地图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1490年发行的马特卢斯世界地图的绘制利用过马可·波罗对东方的描述，坎蒂洛地图关于亚洲南部海岸的绘制也是基于阿拉伯航海图和游记提供的素材。
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的大地扁平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曾淹没了古代业已存在的大地球形理论。5—6世纪在印度出现的大地球体说，一度支持了阿拉伯人通过翻译大量希腊著作接受古希腊的地圆学说，并将大地球形理论加以发挥，认为世界有一个“顶点”叫“艾林”，与四个方位的基点距离相等。“艾林”理论被介绍到欧洲，曾影响了新航路开辟时代的一批航海家。哥伦布正是从1410年出版的一部拉丁文著作中接受了这套理论，相信大地像一个梨子，给他下决心西行探航印度相当的理论支持。
东方的地理学研究成就也促使了欧人对东方区域地理的正确认识。直到16世纪末，西方仍然没有一幅准确的关于中国的地理概念图，奥德利乌斯于1594年所著的《地理大观》曾收录了一幅展示中国疆域轮廓及山川水系的中国地图，但掺入了许多想象成分，舛误不少。稍晚，布拉厄兄弟编著的《新地图集》中的中国地图，定位不准的错误也还相当明显。17世纪上半期，欧洲两位著名学者和地理学家马尔蒂尼和卜弥格到中国后，在对中国具体考察的同时，吸收了中国区域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借鉴了中国制图学的若干方法，分别完成了《世界新图》、《中华帝国图》、《中国新图》、《中国地图集》的绘制，这是给欧洲以正确的中国概念的地图，有的还标出了分省图以及附文对人文地理和风土人情的介绍，《中国新图》被西方学者誉称为“地理学上的里程碑”，马尔蒂尼被推崇为西方的中国地理学之父。
可以说西方在中世纪向近代转变过程中，地理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融进了许多东方人的意识和智慧、研究成果和方法。
五、东方影响下的西方药物学和医学
西方的药物学、医学和医学思想附随着希腊、罗马文化创造过古典文明的辉煌，随着中世纪文化潮汐的退落而衰萎，沿袭古代希腊和近东地区医院建于寺院周围，唯僧人以慈善之心，尽护理伤病人之责的习惯，中世纪西方医学保留在闭塞的修道院内，修道院医学兴盛于蒙特卡西诺，这里保留着一些重要的古典医学稿本，通过本尼狄克特的教徒们将医学知识传布到西欧各地修道院中。药物学知识仅限于残存书稿的零散介绍和修道院种植园内栽培的药草而已。涂圣油、祈祷、忏悔与诊治、医疗相结合，阻碍了医学科学的顺利发展。
东方医学的西传始成为欧洲医学复兴的动力。中国、印度、波斯等东方国家的传统医学通过阿拉伯这座桥梁对西方施以影响。中世纪早期，沿着丝绸之路，中国的黄连、大黄、肉桂、生姜、土茯苓、沉香、麝香等药材便先后传到了中亚，10世纪，阿拉伯著名的科学家阿维森纳的《医典》载药800多种，其中500余种产于中亚，不少药材原产于中国。这些在异地培植成功的药材，其药用性能为阿拉伯人所掌握，中国医学的医理和诊治方法也逐渐为阿拉伯人重视，并被有效地吸收和应用。《医典》中记录了48种脉象，其中35种与中国王叔和《脉经》中的论述相同。一些疾患表症的描述也与中国医书的记载吻合。因削鼻是印度一种常见的刑罚，故印度的医学长于整形外科，这一医术，也汇集到包容了希腊、波斯医学精髓和中国医学成分的阿拉伯医学中，经过阿拉伯人的临床发挥和系统整理，在融汇若干东方国家医学成就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阿拉伯医学体系。11世纪末，阿拉伯医学主要经由南部意大利开始明显的影响西欧。随着非洲人君士坦丁等一批阿拉伯学者、医生向意大利内腹的迁徙，大量的阿拉伯医书在蒙特卡西诺等地被译成拉丁文。如阿里·伊本·阿巴斯《皇家医学》的理论部分、《论忧郁症》、《论胃功能紊乱》等。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家L. 桑代克指出：“12—13世纪西欧用拉丁文修撰的医学和自然科学著作，大量引据君士坦丁译本。”可见，西方医学最初试图在集东方医学成就的阿拉伯医学中去寻求复兴之辙。12世纪后期和13世纪后期，并称为阿拉伯医学三大翻译家的另外两位，热拉尔和萨林，又先后将阿拉伯的一些重要医著诸如宰海拉威的《医学宝鉴》、拉齐的《曼苏尔集》和《医学集成》、伊本·西那的《医典》、伊本·兹莱的《养生表》等译成拉丁文。中世纪的欧洲能够认识阿拉伯的医学，主要应归功于这三位翻译家和一位善于汇集阿拉伯医学材料的学者阿诺德。伊本·西那的《医典》被称为“医学圣经”指导西欧医学发展，享誉500年。丹尼尔这样评价善于辑录、汇编阿拉伯医学研究材料的阿诺德：“经过他笔下的阿拉伯著作，引出了几乎欧洲全部的医学文化及其成就。”
在东方国家中，中国的医学文化起步早、根基厚，系统、完备，自成体系，在欧洲近代化过程中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
新航路开辟以前，除了像马可·波罗那样长期留居中国的少数西方行商以外，欧人认识中国医学往往都是通过阿拉伯人间接完成的。其间，难免支离破碎，甚至背离“本经”。
西欧人获得系统的中草药知识和较完整的中国医学理论是与中国直接通商后到中国学得的。利玛窦在中国期间经过长期的观察认为中医医术甚佳，可惜只在日记中留下只言片语赞许，而没有周详的评述。1618年由葡萄牙来华的邓玉函曾收集考察过大量中草药并作过详实记录。稍晚来华的卜弥格编著了《医钥》、《中国医法大全》等书，详细介绍了中医诊病的切、望等法（脉学、舌诊等），灸治法，还附有经络、脏腑的版图173幅，列举中药289种。欧人对中国医学的系统了解和全面认识，并饶有兴趣地进行研究是从这本书开始的。此书先后以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等多种文字出版，流传甚广。尔后，中医药和中医学的专著陆续出版。根据马堪温教授统计，17世纪西方共出版中医学通论1种、脉学医书3种、药物学书籍1种、针灸治疗5种，共计10种有关著作。欧人在中医药物学方面认识的飞跃是李时珍《本草纲目》问世以后，《本草纲目》在动植物分类学上早于西方一个半世纪，是16世纪以前中国药物学和医学的总成，同时涉及古代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1590年行刊以来，在国内翻刻30余次，欧人所知的有1596年、1609年等版本，这些翻刻版自1647年被译成拉丁文以后，又相继被译成法文、德文、英文等文字，洞开了欧洲药物学研究者的视野，同时为世界生物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有关东方的详实资料，达尔文称之为《中国百科全书》，在其著作中提到和引用中国医药学和植物学方面达104处之多，直接支持了他的进化论的立论。
如果说汇集东方医学成就的阿拉伯医学成功地启动了西方中世纪医学的复兴，并完成了向近代医学的转变，那么，中国医学不仅丰富了人类的医学思想，充实了世界医学和药物学的内容，为近代欧洲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也为人类的植物学、动物学、博物学、分类学等近代科学以及生物进化、人类起源重大科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石。
六、东方器物、物类的西传及其影响
自上古以来，东方器物就不断地西传欧洲。15—16世纪，西欧国家出现了一批与东方联系密切的中心城市，东方的器物和各类物品主要通过馈赠、贸易、殖民掠夺等多种形式经由这些中心城市传播于西欧各国。由此形成东方的器物文化对整个西欧的辐射。葡萄牙的里斯本是西欧航海家、商人和水手云集之地，这里是东方航运的起点，与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直接通航，接受东方物品得天独厚；西班牙则通过在菲律宾建立基地的方式将东方器物远运西属美洲再辗转运往伊比利亚半岛，马德里虽不是海港城市，却因是西班牙的经济文化中心而留下很深的东方文化印迹。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先后创造了尼德兰历史上接受东方文化的辉煌，曾使德意志伟大的艺术家奥尔布雷克特·杜赖等人慕名游访。法国的巴黎、马赛，英国的伦敦，亦是东方商品的主要市场，相对而言，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之前，伦敦始终不及欧洲大陆诸城市对东方问题敏感和活跃。在德意志，奥格斯堡和纽伦堡是两个著名的文化中心，路德派的萨克森人最初通过香料商人们认识亚洲，天主教的巴伐利亚人则通过耶稣会会士和商人们保持着与亚洲的联系。由拜占庭、大马士革、雅法、贝鲁特的欧亚传统贸易通道与北到威尼斯，南到巴勒莫的所有意大利东方港口均有联系，特别是威尼斯、拉文纳、安科纳和巴勒莫与东方的接触更有近水楼台的优势，东方器物文化的影响也相对大得多。
来自东方的各种物类所涉及的区域包括西亚、中亚、非洲沿岸、南亚、东南亚、东亚、大洋洲等若干国家和地区，器物和物类可大致分为四类。（一）生活类用品
包括家具、纺织品和用品。家具有中、日、印等国木制床、桌、椅、凳、屏风、箱盒等各类漆具、竹制器具、藤制器具。纺织类用品有锦缎、塔夫绸、卷曲黑纱、宽幅白布、上浆白布、宽幅棕布、白色和棕色横帆、雨篷、华盖、床罩、毡毯、刺绣品、极乐鸟羽衣及东方鸟类羽毛制品、印度丝巾、白绞丝、生丝等，最令人惊叹的是中国丝绸，被称为“富有流质感的纺织品”。用品又分为奢侈用品和一般用品，前者有金银器具、精瓷、琥珀、碧玉、玛瑙、光玉髓、毛粪石、珍珠及各种珠宝玉器，后者有陶瓷器皿、角质器具、搔痒的小骨器、剃刀、小刀、匕首、梳子、棕榈叶扇、赌板、染料，树胶、松香、乌木、象牙等东方质料制作的十字架、念珠和猴牙项链等。（二）艺术和文化类用品
主要有质料不同的各种塑像和雕塑品、中国画、印度画、镶嵌画、刺绣画、各类东方书籍、地图、棋类、中国乐器、日本乐器、东方铸币、面具、宣纸及一般植物纤维纸、墨水等。（三）兵器及军用器具
主要有刀剑、弓弩、盔甲、铠甲、鱼皮盾、作战护手等。（四）各类动植物及制品
有狮子、犀牛、波斯马、鹦鹉、鸸鹋蛋以及处理过的东方鸟兽标本、麝香、羽饰制品、兽角、兽皮、兽牙及制品，仅象牙制品就有象牙梳、象牙塔、象牙棋、象牙首饰盒等。植物分为木本、草本、禾本。计有乔木、灌木、藤竹、花卉各类。包括整株植物或局部，如根、茎、藤、皮、叶、种子、花果等，以果实居多，如榄果、罗望子果、椰子、坚果、肉豆蔻、胡椒、皮植，块茎类如肉桂、大黄、生姜等，整株植物以丁香等樟属植物较为常见，也有中国的甜橙。
东方器物和物类的西传在西欧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首先，导致了西方收藏之风的盛行。德意志皇帝、西欧教皇、君主、诸侯、新老贵族、商人、学者、艺术家、博物学家、人文主义者、医生及特殊工匠等以储壁柜、储藏柜、收藏室、陈列室、展藏厅等多种形式竞相收藏、展示东方器物，有的还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如哈布斯堡的鲁道夫二世的藏物，就分为自然类、艺术类和科学类。中世纪晚期，欧洲收藏文化的空前兴盛，很大程度上是西传的东方奇物不断刺激所致。
其次，掀起一股仿制东方器物、追崇先进文化的狂热。在西方人对清丽的瓷器、华美的衣装、新奇的雕塑啧啧称羡之时，他们也萌发了试图对东方精美的器物、优秀的艺术、先进的工艺进行仿制和学习、掌握之念，西欧人耗时几个世纪对中国瓷器的仿制和对造瓷术的不懈探索，最终在欧洲演变为一场瓷文化的革命，正是华瓷的滥觞。风行于近代欧洲的洛可可艺术亦是以中国为主的东方器物文化影响的结果。
再次，促使了西欧植物园、动物园、博物馆的频兴和发展。在一种占有观赏、炫示欲望的驱使下，中世纪晚期的西欧各国养殖或种植东方生物蔚然成风。16世纪后期，不仅西欧君主，许多贵族，特别是葡萄牙贵族都有自己颇具特色的动、植物园，西欧人对东方物类的兼收并蓄，客观上也促进了集收藏、陈列、展示、研究于一体的西方博物馆的形成和发展。
最后，拓宽了西方人的认识领域和文学艺术的表现范围，促进了西方近代科学的飞跃。大量东方动、植物和器物被欧洲人感知后，遂成为其文学创作、绘画、雕塑艺术着意表现的重要内容，譬如，弗朗西斯科一世为渲染异域景观，曾指派雅各布·利戈齐（1547—1626年）从他和一位博物学家的收集物中创造出一幅反映珍罕动、植物的自然生态图。无疑，欧洲作家、艺术家们能够从东方的生物和器物中发掘创作灵感。德国画家与木刻家杜瑞（1471—1528年）对收藏东方艺术精品受益良多而感慨：与这些器物为伴，恍如“与遥远国度足智多谋的人们在一起”。同时，对这些物类的整理、分类和研究，又有助于欧洲近代分类学、民俗学、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医学、工艺学等诸多学科的兴起和发展。
七、东方工艺技术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
在众多的东方国家中，中国向以手工业历史悠久著称，不仅百业俱全，诸多行业发端于此，而且技艺精湛，举目天下，无与伦比。中世纪流传甚广的一句谚语说：“智慧寓于三物之中：法兰克人的头、中国人的手、阿拉伯人的口。”在大机器工业以前，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往往通过手工业劳动集中反映出来，在丝织业、漆器制造业、造瓷业、造纸业、印刷业、火药、罗盘制造等许多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并得到世界各国的一致公认。因此，中国工艺技术的传播，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在欧洲，成为社会大变革和工业革命的催化剂。
素肌玉骨、沉静典雅的青花瓷器西传欧洲以后，欧人在观赏、收藏华瓷的同时，也试图掌握瓷器的制作技术，从意大利开始，法国、德国、荷兰、英国、西班牙等国都先后投入人力、物力从瓷土的选择、调制到瓷坯的烧造全过程进行反复实验探究、试制瓷器。意大利首先生产出欧洲第一代软质瓷器，以后，各国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进，终于在1708年德意志仿制华瓷成功，完全掌握了由中国首创的硬瓷生产工艺，在欧洲生产出硬质瓷器。在仿制华瓷、掌握造瓷工艺技术的过程中，欧洲人不仅更多地了解了由华瓷折射出来的中华民族的造型艺术、视觉艺术等传统文化的多维空间和多层次内涵，并通过视觉艺术加深了对东方的风情地貌、当世中国多棱的社会生活场面和图景的认识。而且，也通过对中国的学习，掌握了瓷艺术的建筑、装修功能，使受东方艺术熏陶和影响的欧洲人在审美观念、生活方式、文化形态等方面由此发生了一系列嬗变。
中国丝绸早在公元前几个世纪就已辗转到达西方，查士丁尼时代，种桑、养蚕及丝织技术传到了拜占庭，11世纪以后传往意大利，稍晚传到法国以后，丝绸织造技术经多种渠道由意大利传至德国，由法国传至英国，由西班牙传至荷兰，很快便传到了欧洲各地。丝织业在西方的出现，使刺绣业和成衣业得以迅速发展，13世纪就有了刺绣工匠的行会。中世纪晚期，法国的丝织品及其时装已成为西方上流社会竞相追求的时髦物品。厚利吸引了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投入，先进的卧式织机最先在丝织业中采用，丝织业推动了织造技术和织造图案的机械化，进而带动了整个西方纺织业的变革。如果说近代世界真正的主导工业是纺织业的话，那么，由中国传去的丝绸织造业就是这个不断变革的主导工业的先导。
中国漆器因贩运不便为西方认识较晚，但在新航路开辟后的16世纪初就吸引了欧人。意大利率先探究中国的制漆方法和漆器的制造技术，1610年，意大利利用印度树脂模仿中国的制漆方式造漆。接着，英国、荷兰、法国等也先后掌握了中国的制漆和漆器制作技术，并对中国漆制品的图案、花色、式样进行仿制，尔后，开始对中国漆进行系统的研究，博纳尼、汤执中以及后来的耶稣会士在罗马、巴黎等地都出版过关于中国漆和漆器的书，有的专著还论述了从树脂的采集、加工到运用的全部工艺程序及其技术。一些欧洲国家还将漆绘艺术作为学校课程开设。造瓷业、丝织业和漆器制造业成为近代欧洲向东方学习工艺技术最典型也是最热门的三大业。欧人对以艺术手工业为特征的中国这三大行业生产品的追捧和生产的模仿，导致了欧洲近代崇尚中国之风的盛行，从而使欧人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洛可可艺术时代。18世纪初，以纤细、轻盈、雅致、华丽为装饰风格的洛可可艺术，正是从中国的瓷器、丝绸、漆器等器物上寻找到艺术源泉的。
中国造纸技术自8世纪中叶传入阿拉伯帝国以后，经由阿拉伯人将这一技术传至欧洲，12世纪上期，在西班牙的沙蒂瓦建立了欧洲第一座纸厂，以后，基督教世界的卡塔伦尼亚、法布里亚诺、特鲁瓦、纽伦堡等地也相继建起了纸厂，到14世纪，中国造纸技术在欧洲已广泛传播。纸张的使用成为印刷技术推广的基础。
中国的雕版印刷主要由于蒙古势力的扩张进入欧洲，通过纸币、纸牌，符咒、宗教画像等印刷物启发了欧人对印刷技术的掌握。特别在与蒙古人占领区毗邻的一批欧洲城市，成为欧洲最早推行雕版印刷技术的基地。虽因材料缺乏，后来德意志谷登堡的活字印刷是否受远东的胶泥活字、木质活字、铜质活字的影响还很难置答，但欧洲的印刷术受中国印刷术的影响已为许多人所认同。16世纪的欧洲史家乔维奥和门多萨分别在各自的著作中都有中国印刷术如何经俄罗斯传入欧洲的论述。首先，造纸术和印刷术在欧洲的应用，促使了欧洲近代新闻传播和出版业的产生。从高昂的羊皮纸到低廉的植物纤维纸的转变，从人工抄写、誊录到制版印刷的转变，极大地改善了信息传播条件，成倍地提高了信息传播速度。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之所以能在两个星期内传遍德意志、一个月的时间遍及整个基督教世界，全仰上述两项技术在德意志的应用和推广，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与发生在德意志的那场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关联着。造纸术、印刷术传往欧洲之前，以羊皮纸为主要材料制作的书籍一般为宫廷、修道院和私人收藏，有确凿材料证实的最大藏书规模也仅为数百册，由于书籍的制作成本高，购书可谓奢侈性消费，故一般藏书均不对外开放，图书馆缺乏文化教育的社会性意义。在造纸术传入以后的14世纪，西方开始出现上千册藏书的图书馆，迄至16世纪，由于印刷术的传入和推广，欧洲已出现上万册藏书规模的图书馆，而各类图书馆中数千册藏书已比比皆是，这些迅速扩大的藏书不仅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而且随着图书馆对社会的开放，对于进行广泛的社会教育，提高欧洲国家国民素质，促进欧洲的近代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火药和罗盘的西传亦是由阿拉伯人作中介完成的。阿拉伯人在与中国的频繁接触和交流中，于13世纪学会了利用硝、木炭、硫黄制作火药和火器，并将这些知识系统地记录下来，欧人通过对阿拉伯《制敌燃烧火攻书》等介绍火器如何用于战争的专著的翻译，以及在“阿卡战役”、“巴沙之战”中领受了阿拉伯人使用火器的威力之后，学会了使用火药和制作火器。
阿拉伯人早在12世纪就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了制作和使用罗盘，并沿用中国制定的48分向法。长于航海贸易的阿拉伯人很快又将中国的这一重大发明传至欧洲，时至12世纪末，拉丁文献中已有使用罗盘的记载，欧人在使用中国罗盘的过程中，又在罗盘制作方面进行了改进，变水浮针为旱针以支柱固定磁针中部，使磁针水平旋转，形成近代航海、航空罗盘的雏形。
火药和罗盘是欧人飞向海外的两只翅膀，它不仅推动了欧洲航海业的迅猛发展，使欧人能顺利地完成对外探险和新航路的开辟，以实践纠正了人们对世界和地球认识的歧误；而且在欧洲向近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在战争、工程建设、交通运输等诸多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结 语
通过东方文化西向流动对欧洲影响的反思，我们有理由相信，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文化是以拉丁文化（兼蓄希腊文化）为主体，长期对阿拉伯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以及其他客体文化的有效成分多元吸收形成的一种新文化，西方近代社会正是奠基于这种新文化之上的。这种新文化形成之初，是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其形式，在所谓“复兴”的文化中，蕴含着诸多民族的文化源流，多元文化的交流成分，而这一点长期为文化史研究者所忽略，甚至某些文艺复兴研究名家，如布克哈特等人对东方文化在欧洲文化发展史上的作用、地位和价值也缺乏公允的评析。这就妨碍对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结构的定性分析，难免造成对一些基本问题理解的歧误，使文艺复兴及西方近代文化研究失之偏颇。
近代以来，人们在考察东西方文化互动以及交流时，比较多地注意到了近代西欧文化向东方传播的趋势，这股文化潮流的东向移动，被谓之“西学东渐”，在回顾中世纪东方文化西传的历史之后，我们不得不作这样的认识：所谓“西学东渐”的“西学”是富含经欧人吸收、改造、沿袭的东方文化成分特质的欧洲新文化思潮，“东渐”则又寓示着东方文化某种程度的回归，站在这个基点上，“全盘西化”等提法显然都是欠妥的，犯了出口布料，经人加工为成衣，又被视为洋货进口同样的错误。
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Porcelain in Asia during the Later Middle Ages
In the Middle Ages, China not only was famous in the historical culture of long standing but also was wellknown on abundant material civilization in the world. Chinese porcelain was, at the same time, one aspect of the civilization, an important invention of China and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porcelain far exceeded its value and significance as a kind of household implements itself. Because no other decoration art was rich in painting, color and shape and so on as Chinese porcelain art. With the sale of great amount of Chinese ceramic abroad, especially in Asian markets, China introduced systematically the cream of its national culture by way of visual art, and the people in Asian countries familiarized and accepted, and loved them. In view of the form of cultural exchange, the spread of Chinese porcelain had profound influence, as Chinese technology of ceramic manufacture was disseminated throughout the Asia.
On the basis of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f recent years,the spread of the Chinese ceramics could be dated at least from the 1st century B. C. （during the Han Empire）。 From that time till later Middle Ages, although the spread of ceramics was unstable because of vicissitude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external relation－for example, the Ming government banned on maritime trade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14th century, the exportation of Chinese porcelain reduced largely－the exportation of porcelain never ceased for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Chinese porcelain spread overseas by different ways and channels.
There are four kinds of ways principally:
1.As Present
The Ming government gifted some of Asian countries with Chinese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For example, Champa, Siam and Zhen La were presented with 19000 pieces of porcelain respectively in 1383 （Hongwu 16th year）。Three years later, Liu Min and Tang Jing were sent to the Siam with the gift of porcelain.
2.By foreign envoys to China
The tributes were presented by envoys who bought porcelain from markets from Asian countries, and returned to their own countries. For example, in 1404 （Yongle 2nd year）， the envoy of Ryukyu bought porcelain in Chu zhou and went back with that. Sometimes, the Ming government limited the number or amount towards the envoy, such as, each person was permitted to buy 50 set of Chinese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during Hongzhi period.
3. Official trade
With the fleet of Zheng He, which as a model went to the West Sea （including the Malay Archipelago, the Malay Peninsula and Indonesia or for southeast Asia etc.），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porcelain were marketed outside China. The people of Champa, Java, Ceylon, Tianfang （Arab） and other countries liked Chinese Chinabowl, Chinadish very much. During Zheng Hes travel to the West Sea, the natives exchanged Chinese porcelain in the hands of Chinese official with gold, jewellery, pearl, diamond and other treasures.
4. Civilian exchange
Expansion of Chinese porcelain to the world came to be successful mainly through civilian exchange. By the time of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the private trade was predominantly Chinese and far outweighed in volume and value the official exchange of goods in tribute and gift.Especially in the 16th century when the foreign trade in China was prosperous, Chinese porcelain had been exported greatly to the areas in Asia.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6th century, at the time when European merchants arrived in Indochina, the King of Cochinchina （the present South Annam） gave permission to the Chinese to choose a convenient site in their territory for building a town where they could hold their fair. This town was called Faifo and was in the centre of presentday Annam. The Chinese vessels arrived; loaded with porcelain etc. The exportation of Chinese porcelain was expanded mainly by sea, occasionally overland. According to the record from Yehuo Bian （collected history from books）， “What the officers from Tartar, Nuchen and other nationalities and Tianfang states carried were articles, among which only chinaware were carried with several dozen carts, at least when they return home from China. ”
From the celadon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o the subsequent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and pure white and colorful porcelain, the archeological materials show that China, through the ages, were dispersed widely amongst Japan, Korea, Thailand, Vietnam, Burma, Philippines, Malaysia, Singapore, Indonesia, Sri Lanka, India, Pakistan, Bahrain, South Yemen, Brunei, Afghanistan, Iran, Iraq, Syria, Lebanon, Turkey etc. Countries, which kept close relation with China, had a lot of china imported, such as Japan, Philippines, as the transfer station, had many pieces of china too. According to an uncompleted statistics, there are about 4000 china articles perfect or recovered in Manila, and the manufacture dates of them can be from Song dynasty to Ching dynasty.
China,being famous for its meticulous texture, exquisite shape and splendid decoration, were sold very well and played a dominating role in the Asian porcelain market.
The wellselling of china in Asia made the technology spread outside. During Ming dynasty, many craftsmen from other countries came to China for tile skill and returned with it. The Japanese began making porcelain shortly after 1500, and the secret is traditionally said to have been brought from Chingte Chen by Gorodoyu－go Shonzui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16th century. The first kilns were established at Arita in Hizen province, and the finest specimens from there fall into two wellmarked categories, those in tile style of the Sakaida Kakiemons, and those which have been called “Imari”。
Thus, the technology of porcelain baking was taken to Japan. On the other hand, Chinese artisans also went abroad to teach the skill there. R. Lemay, who has made much research on Thais porcelain, thought that a group of Chinese pottery artisans have gone to Siam during the period of Sukhotai. After the 15th century, another group of oversea Chinese in Thailand brought the pottery baking skill there. At the same time, Korea succeeded in baking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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