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拐点:中西精英大对决(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6-15 08: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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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龙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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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拐点:中西精英大对决

国运拐点:中西精英大对决试读:

权欲映射下的国运

——乾隆禅位和华盛顿卸任的区别

公元1796年,世界历史热闹非凡,好戏连台。这一年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说是政权更迭、重新洗牌的风雷激荡之年,也可以说是“全球换届年”。

在庞大的俄罗斯帝国,曾令整个欧洲望而生畏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猝死于皇村(今普希金市),其子保罗一世继承了皇位;

在保王党的武装叛乱被镇压下去的法国,硝烟刚刚散尽。法国共和政府成立执政团,26岁的拿破仑·波拿巴作为在平定叛乱中一鸣惊人的大英雄,被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后来大败反法同盟,出尽风头;

在遥远的波斯,历经混战后阿伽自立为波斯沙,定都德黑兰;

……

这一年,如同2011年中东北非局势动荡引发的全球政治大地震,到处是改天换地的乱局、变局、迷局。然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在所有决定国家未来的政权兴替中,最值得关注的还是两个人的权力交接,那就是乾隆禅位和华盛顿卸任。

这两位东西方历史上的最高统治者,乾隆是中国执政最长的皇帝,华盛顿则是美国的开国之父。他们的权力交接几乎同时进行,他俩又在同一年去世。潮起潮落,生死轮回,在不同的时空中,他们居然达成某种如影随形的惊人默契。但权力这块坚硬无情的试金石,无疑是磨砺千古英豪的最佳手段。乾隆和华盛顿对于权力的态度,不仅表现出东西方不同的政治思维和制度设计,更如同一面特殊的放大镜,深刻地照射出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与国运沉浮。

一、权位如同照妖镜

乾隆和臣工们的双簧戏

1796年2月9日,大清嘉庆元年正月初一。这注定不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一场千年罕见的传位大典即将在紫禁城举行。

天刚刚蒙蒙亮,庄严肃穆的气氛就笼罩了整个恢宏的紫禁城。大清帝国的文武百官们面容肃整,早早地排班列队进入皇城。侍卫近臣分立太和殿内外,大殿前的广场上官员们按照文东武西的原则,分班肃立。暹罗、安南、朝鲜等属国也派使臣前来朝贺,场面壮观庄严。

在王公大臣们目不转睛的注视之下,86岁老迈高龄的乾隆手捧“皇帝之宝”国玺,亲授给匍匐在地的颙琰。颙琰毕恭毕敬地接过这一最高权力的象征。从这一刻起,乾隆成为“太上皇”,37岁的颙琰正式成为新的皇帝。

紫禁城的钟声缓缓响起,朝廷恩赏天下臣民,帝国子民们欢呼雀跃。

这是大清唯一的禅位仪式,也是中国数千年专制史上最后一次禅让。没有人怀疑,大清改朝换代,进入了崭新的嘉庆时代了。在危机四伏的宫廷斗争中战战兢兢蛰伏已久的颙琰,心中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作为皇子的他,最大的缺点是没有什么突出的优点,最大的优点是没什么突出的缺点。他的母亲魏佳氏在宫中的地位不高,自己的排行又很靠后,因此继承皇位的优势原本并不突出。乾隆思虑再三,勉强选择了这个平庸的皇子作为继承人。颙琰是中国历史上做太子时间很长的一位,长达22年之久。从即位太子到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在这条漫长艰险的道路上,任何一步稍有差池都有可能前功尽弃。而中国历朝历代,太子一旦失势必然被彻底放逐,下场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颙琰在这条满布地雷荆棘的路上如何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完全可以想像。

而皇帝一旦传位于太子,就意味着所有的荣誉、威严甚至安全感,都要递交到新君手中。没有了权力,意味着繁华的大幕就要拉上,盛宴的狂欢之后只能独品无尽的凄凉。所以,中国帝王都实行终身制,没有谁自愿交出政权,心甘情愿退位的。不到蹬腿去见阎王爷的那一天,谁也不会撒手。其中的生死博弈,名利纠缠,染红了多少血淋淋的帝王家谱、宫廷阴谋。

乾隆虽然自诩为“十全老人”,但在皇权的致命诱惑前,同样经历了非常痛苦的煎熬。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公历1795年的10月15日。在圆明园勤政殿,乾隆帝当众开启了密封二十二年的鐍匣,取出发黄的上谕,宣布永琰为皇太子,改名颙琰,命他即日移居紫禁城内毓庆宫。颙琰叩头谢恩,表示谨遵圣谕,修身历练,以期不负重托。紧接着,乾隆帝又宣布了更重大的决定:以明年为嘉庆元年,正月初一举行传位大典,自己退位称太上皇帝。在统治中国六十年后,乾隆帝亲自宣布他的时代即将结束,这样惊人的巨变实在出人意料。

颙琰不能不出面表明态度了。

他声明接受太子的地位,但坚辞明年改元归政的安排。因为他认为自己一方面年纪还轻(当时他已经36岁,以当时的人均寿命来算,绝对已是大龄“中年”);另一方面,虽然这些年一直刻苦用功,但还是感觉自己学识有限,至于阅历则更少,无论哪方面都还不足以独断乾纲。所以,他愿意“谨当备位储宫,朝夕侍膳问安之睱,得以禀受至教,勉自策励”,再跟着皇帝实习政事。即使父皇一定要归政,也应该等到寿登期颐——“期颐”就是一百岁,那个时候再传位给他,他肯定不会推辞。

总之,未来的新皇帝十分谦虚,挽留父皇的心意也十分诚恳:现在父皇才八十五岁,老干部是革命的财富,还正“老有可为”,正应该把我们这些还不成熟的年轻干部扶上马,送一程。所以,他绝对不能接受父亲的禅让。有清一代的皇帝,自乾隆以后者皆昧于治术,才具平庸,可对于权术精髓却无不头头是道,清醒得很。都说这个嘉庆是位平凡的庸主,但你看他再傻也懂得宫廷政治的规矩。欲速不达,个中奥妙,岂能道哉!

对于乾隆帝的退位,中央官员中除了和珅集团以外,其实普遍发自内心地赞同。但中国政治的传统,有些事情做得说不得,有些说得做不得,游戏规则大家心知肚明。哪怕县太爷离任都还有一帮草民百姓追着撵着脱靴挽留,把马蹬子之类也拽断了的,至于当今圣上主动要求退居二线,哪自然应该大加慰留。虽然大家心里早就嘀咕耳聋眼花的老皇帝是应该腾出位置了,但这话绝不能由当臣子的说出来;非但不能说,即使老皇帝再三要求退休,臣子们也千万不能随声附和——谁知道老皇帝的心思到底如何呀!

于是,群臣纷纷上书,有的劝乾隆帝顺应“亿兆人之心,久履天位”,有的大臣顺着颙琰的话说如果非要传位太子不可,也应该“俟寿跻期颐”再举行归政典礼。蒙古王公、满洲王公也上折恳请挽留,情真意切,声势浩大,大有离开了乾隆必定山崩地裂,地球都会反着转的趋势。

面对朝野反对他退位的呼声,乾隆皇帝是什么态度呢?

乾隆皇帝对太子和满朝王公大臣的表态十分满意。原来大清朝还真是离不开自己这位老舵手啊!老皇帝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正好借此机会,向臣民们显示自己不贪恋权位的高风亮节,以堵天下悠悠之口。《清高宗实录》记载他的正式答复是:“若因群情依恋,勉遂所请,则朕初心焚香告天之语转为不诚,是实难以听许,毋庸再行渎请。”看吧,老皇帝为了恳求退休,连老天爷都搬出来作挡箭牌了,还不算心诚吗?君臣两相配合,心照不宣表演的这出双簧戏,真是感人至深,天衣无缝。

而这一年,在地球的另一端,也同样在上演着长亭相送的离别戏。只不过这一次表达感激和挽留的是美国人民,而不是大清朝那些心猿意马的达官贵人。“我走在尚未踏实的土地上”

这一年,创立下盖世之功的华盛顿,两届总统任期结束,即将告别政治舞台。鉴于华盛顿威名赫赫的丰功伟绩,美国人民苦苦挽留这位伟大的总统第三次竞选连任,而华盛顿则坚决拒绝了这一请求。一直以来,在美国首任总统这个职位上,他如履薄冰,殚精竭虑,对这个职位既心存感激,又充满惶恐。他说:“我走在尚未踏实的土地上,我的所作所为将可能成为以后历届总统的先例。”

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正走在一条前无古人充满荆棘的政治道路上。一旦失败,就会成为人类不可能自由和自治的例证,人类追求自由的信心将因此受到重创。尽管美国当时的宪法并未对总统的连任作出具体限制,而且以他为美国独立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足以让他有充分的理由继续留在这一辉煌的权力宝座上。但他一再谢绝各方的真诚拥戴和请求,坚决表示不再继续竞选连任。

初创民主制度的美国如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只有胸怀远大的政治家才能精心呵护这个脆弱而新鲜的生命。作为开天辟地的首任国家元首,华盛顿决心不留下一个最高领导人贪恋权位的先例。因为如果一直到停止呼吸还抓住权力不放,那这个前赴后继呕心沥血创建的国家,与他们深恶痛绝的君主独裁何异?他耐心地向民众解释说:“你们再继续选我做总统,美国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了。”

他只需要一次堂堂正正的告别。

在乾隆禅位的7个月后,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在第二届总统任期结束前,发表《致合众国人民》的告别演说,宣布退出候选总统的行列。他在演说中祝福自己的同胞:“愿你们在自由的庇护下,认真维护并慎重使用上帝的赐福,各州人民享有更美满的幸福。”

而更加重要的是,他不忘清醒地提示美国人民要“正确估计支配人类心灵的对权力的迷恋及滥用权力的癖好。”他语重心长地忠告说:“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思考的习惯会使那些受命管理国家的人谨慎从事,不超越宪法规定的他们各自的权限,避免一个部门在行使职权时去侵犯另一个部门的权力。侵犯职权的风气易使各部门的权力集中为一,这样,不管建成何种形式的政府,都会产生一种地道的专制……行使政治权时,必须把权力分开并分配给各个不同的受托人以便互相制约,并指定受托人为公众的福利的保护人以防他人侵犯。”(《华盛顿选集》,第320页)

离别的时刻不顾人们的依依深情,按时到来了。

1797年3月3日晚,华盛顿举行告别宴会,气氛庄重热烈。宴会快结束时,华盛顿举杯,向亚当斯、杰斐逊、各国使节及其夫人们,用激动的口气说:“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我最后一次以公仆的身份为大家的健康干杯,我真诚地为大家的健康干杯。祝大家无比幸福。”

话音刚落,欢乐的气氛烟顿时消云散,英国公使的夫人利斯顿太太竟凄然泪下。第二天,新总统亚当斯宣誓就职,华盛顿以愉快坦然的心情,目送自己的接任者进入总统办公室。亚当斯事后这样描述权力交接的历史性场面:“那真是一个庄严的场面。将军(华盛顿)的光临使我激动万分,他的表情同天气一样安详开朗;对于我,他似乎是享受了一次胜利,我好象听他说‘唉,我堂堂正正地卸任,你堂堂正正地就职,看我们两人谁最幸福!’仪式结束,他走过来,热情地祝贺我并希望我任职幸福、成功和荣耀。”(余志森:《华盛顿评传》,第346页)

华盛顿从纷扰的政治舞台上从容不迫地走下来,回归一介平民。其实他对权力的淡漠和拒绝,早已由来已久。早在14年前,即独立战争结束的1783年,华盛顿就迫切地向邦联议会请求辞去他在军队里总司令的职务。他说,由于剑是维护我们自由的最后手段,一旦这些自由得到确立,就应该首先将它放在一旁。面对胜利的光环,他在一份命令中告诫一起浴血奋战多年的战友们要谦虚谨慎,而不能居功自傲:“我们当初赶紧拿起武器执行的伟大使命已经完成,我们国家的自由已经得到充分的承认和明确的保障……因此这个伟大的舞台上的演员剩下的惟一任务就是保持坚持演到最后一幕的完美品德,使这场戏在喝彩声中结束,带着天使和人对他们以前的所有高尚行动的表扬退出军事舞台。”(华盛顿.欧文著,张今等译:《华盛顿》,第439页)

当华盛顿离开军队时,他在大陆军团里的最终头衔是“将军和总司令”。 这一举措对于新生国家而言相当重要,美国创立了由平民选出官员而不是由军人来组织政府的先例,避免了军国主义政权的出现。华盛顿坚信唯有人民拥有对国家的主权,没有人可以在美国籍凭军事力量,或再只因为他出生贵族而掌权。

在第一届总统任职期满后,华盛顿就已萌生退意。他希望通过总统权力的和平过渡,为以后的美国权力交接树立一个好榜样。但华盛顿的这一想法当时遭到汉密尔顿等人的竭力反对。因为当时美国初建伊始,政局还不稳定,华盛顿如果坚持引退,美国就可能陷入分裂,甚至出现内战的危险。除了华盛顿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够承担起团结国内各个政治派别的重任。华盛顿这才不得不留了下来,带领人民共克时艰,继续前进。

而这一次,为了表明他对法律赋予之外的权力不抱任何兴趣,甚至不会多占据哪怕多余一分钟,他在这一年12月23日写给期斯图本男爵的一封信中说:“这是我在为国家服务期间写的最后一封信。我辞职的时间定为今天上午十二点钟,随后我将成为波托马河岸的一个普通公民。”他在另一封写给克林顿州长的信中则轻松地说:“戏终于演完了。我不再担任公职,感到如释重负。”

不仅对法外之权从无非分之想,对于金钱华盛顿也十分谨慎。在决定解甲归田后,华盛顿主动要求和财政部的官员一起,一丝不苟地核对从战争开始一直到1873年12月13日所记的每一笔账。他不仅要走得堂堂正正,也要走得清清白白。这些战争期间的开销都由他亲手所记,款项的总额约为14500英镑。只要是出自政府的每一分钱,无论战斗如何紧张,他都坚持及时记下每一笔账的时间和用途。明清晰的帐目表让人们感叹华盛顿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官,还是一位精细的财务人员。最后在核查他本人的账目时,发现他自己补贴了相当多的钱。因为他常常忙于处理事务,在紧急时刻经常忘记记下从他私人腰包里掏出的钱。对于这一切,他是这样解释的:“我希望我将具有足够的坚定性和美德,藉以保持所有称号中,我认为最值得羡慕的称号:一个诚实的人”。

华盛顿自从担任大陆军队司令后,就没有拿过政府一分钱报酬。当时的联邦政府官员没有薪金,连他去临时首都纽约的路费,都是借钱凑足的。直到他总统离任时仍然两袖清风,一贫如洗。为了感谢他对美国的贡献,家乡的詹姆斯河运公司决定赠送他价值5万美元的股票,这在当时可是一笔相当大的财富。这对正需要钱来维持晚年生活的华盛顿不啻是“雪中送炭”。可他转身就把这笔股票捐给了列克星敦财政困难的一所学校,这是当时全美国私立学校所得到的最大一笔捐款。他用这笔钱救下了这个陷入困境的学校。

1797年3月15日,华盛顿回到了久别的家园,在他所梦寐以求的那片土地,开始他告别政坛之后的新生活。这位六十四岁的老人动情地对妻子说:“我们终于回到了自己平静的港湾。”从此在弗农山庄,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个在田野上骑马漫步的闲散农场主。他每天天不亮起床,匆匆吃过简单的早餐后,便骑马巡视整个庄园,并听取管家的汇报,经常挽起袖子,与仆人、佃户或奴隶共同劳动。

当华盛顿用自己的行动,为美国开创了总统最多只能竞选连任两届的定例时,而在大清国最高权力宝座上的嘉庆皇帝,却很快就发现事情越来越不对劲儿。嘉庆:“嗣皇帝”,“侍皇帝”?

按理讲,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连庶民百姓都知道这个老理儿。可一年前,面对朝野上下的“盛情挽留”,乾隆一方面表示若自己这个皇帝再当下去,“则朕初心焚香告天之语转为不诚”,老天爷也不会答应了,另一方面却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活扣。按他的说法,嗣皇帝嘉庆好像还只是个没长大的孩子,难以让人放心。所以自己虽然决心归政,却并就是真的放手不管归隐林泉。于是话锋一转,趁势宣布:“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致错失。”

总之,乾隆对群臣表示,你们放心吧,我当了太上皇一样管事,太子能否单独操持政事,还得先看能否从我这儿的岗前培训班顺利结业。这下完了,经过这一番折腾,颙琰转眼又降格为“实习皇帝”了。

为了让新皇帝理政之始“不致错失”,一年后乾隆再次在禅位诏书里明确宣布:“凡军国重务,用人行政大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事件,悉遵前旨行。”那意思就是很严肃地说,我虽然正式退休了,但还不敢只贪图个人的轻松安逸,对军国大事还是要抓一抓、管一管滴,你们大伙儿从前怎么着,现在还得怎么着!

照理来说,大清朝已经进入嘉庆纪元。但事实恰恰相反,与其说是“嘉庆时代”,还不如说是“后乾隆时代”更加确切一些。对于乾隆皇帝来说,“禅位”不过是他又一次沽名钓誉的政治作秀——只不过这次作秀的规模大了些,包括嘉庆皇帝在内的天下臣民都成为配合他的演员罢了。

尽管已经是退休的“太上皇”了,可父皇仍然以“朕”自称,颁旨仍称“敕旨”。 当初乾隆在宣布要“禅位”的时候,曾经大张旗鼓花费银子修葺宁寿宫,声称要在退休后入住,可是当禅位仪式结束后,搬迁之事却再也不提。老乾隆仍然占着“养心殿”这个法定皇帝的寝居之处,他找借口说:“居养心殿六十余载,最为安吉”,宣布自己住惯了不想搬,还要在这里“训政如常”。无可奈何的嘉庆皇帝只得继续在太子所居的毓庆宫里乖乖呆着。

这年初五举行的千叟宴上,乾隆吟诗道:“敬天勤政仍勖子,敢谓从兹即歇肩?”——在外人眼里他也许有些贪恋权力之嫌,但在他自己看来却是放着好好的清闲日子不过,还来继续帮你们里外忙活,朕也不容易呀!

明白了老乾隆“禅位”后的真实用意,臣工们心领神会,小心翼翼地维系着朝政公务。但总有不小心的马大哈要捅漏子,这不,仅仅在“禅让”礼举行12天后,湖广总督毕沅就触了第一个霉头。

嘉庆元年正月十二日,太上皇发脾气了。而且脾气发得颇为微妙有趣。事情起因是湖广总督毕沅上的奏折里边的一句话。毕沅在奏折里说:“仰副圣主宵肝勤求,上慰太上皇帝注盼捷音”。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说,我们努力工作以对得起皇帝的废寝忘食,并满足太上皇盼望打胜仗的愿望。这原本是句客气话,没什么实质性意义。而就这么句话,把乾隆太上皇给惹火了。在他看来,毕沅的这句话把嘉庆帝放到了主要的地位,而把自己放到了次要的地位。因为从语序上看,毕沅确实先提皇帝之后才提到了太上皇。而排名顺序在中国政治里的微妙之处,历来不可小视。是,太上皇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这位搞文字狱已是炉火纯青的才皇帝火冒三丈,下令将毕沅交部议处,并特地下旨严辞驱痛批道:“本年传位大典,上年秋间即明降谕旨颁示中外:一切军国大事,仍行亲理,嗣皇帝敬聆训诲,随同学习。其外省题奏事件,并经军机大臣奏定款式,通行颁布。毕沅并不遵照办理,是何意见?”

乾隆之所以声色俱厉,是他觉得这可不是个小事。这说明臣子们的政治敏锐性不强,原则立场不坚定。他立即敕谕全国,告诉天下,他不仅大权在握,而且“内而部院给衙门,外而督抚大吏等,奏章事件亦皆朕躬亲综揽,随时训示”(《清高宗皇帝实录》)。明确地告诉大小臣工:我还批着奏折呢,无论是地方、中央上报的奏折事情,都是我一手批示办理。你们真以为我退休了,不管事了吗?今后,你们得搞清蒸笼有几格,庙门朝哪儿开,给我学着点儿!

太上皇觉得自己大权在握这关键一点,不仅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还应该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嘉庆元年正月十九日,太上皇在圆明园召见属国使臣。在接见前来朝贺的朝鲜使者时,乾隆有意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向属国“打招呼”: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使臣回国,向国王报告:皇帝“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嘱,观于此亦可见其人品矣。”朝鲜君臣于是得出结论:庆贺中国皇帝万寿节,只贺太上皇圣节就可以了。(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册,第4912、4916页)

有了毕沅的前车之鉴,臣工们更加小心谨慎了。为了让天下人明白如今依然是老皇帝“掌舵”,不便明说其中奥妙的朝廷绞尽脑汁,煞费苦心。他们规定,臣子们上书上表,遇“天”、“祖”二字需抬高四格书写,遇“太上皇帝”字样需抬高三格书写。而遇“皇帝”字样,却只需要抬高二格书写。“嗣皇帝”过生日称“万寿”,“太上皇帝”过生日则是“万万寿”。

更有甚者,虽然已经改元“嘉庆”,但宫中却仍沿用“乾隆”纪年,连户部造出的铜币,也必须特制出一些“乾隆通宝”——哄老皇帝开心呗!

嘉庆这才闹明白,他除了接过一颗“皇帝之宝”的国玺,什么也没捞着,仍然只能靠边站。乾隆禅而不让,退而未休。一应军国政事,他都只能在太上皇不辞劳苦的“躬亲指教”下战战兢兢地小心办理。所有的旧官新进进宫陛见,都必须先恭请太上皇训话。嘉庆帝形如傀儡,“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册,第4918页)

嘉庆刚登上皇帝宝座没几天就苦不堪言。他发现自己与其说自己是“嗣皇帝”,还不如说是“侍皇帝”。每天半夜他两点多钟就要起床,因为太上皇一大把年纪了没多少觉可睡,三点多钟就醒了。他一醒,嘉庆帝就得赶紧去请安,然后伺候太上皇处理军国政事,听太上皇唠唠叨叨,这叫“训谕”——自己正处在实习期,不管听懂听不懂,一律要点头称是,要是太上皇召见大臣、出席典礼,嘉庆帝就紧跟在太上皇的后边。嘉庆帝在养心殿一忙活就是多半天,两顿饭也只好在太上皇那儿吃了。当着太上皇的面怎么敢放开量吃?太上皇快九十岁的人了,新陈代谢处于一种勉强维持的状态,没有什么饭量,几筷子吃完了,嘉庆帝得跟着赶紧撂筷。结果嘉庆帝每天睡眠不足、半饥半饱,回到寝宫倒头就睡。如果说乾隆禅让是亘古未见的壮举,那么,嘉庆这个“儿皇帝”也是前无古人的创例,可这个儿皇帝真不是人干的活哪!

人们不禁要问,乾隆既然如此嗜权如命,为何还要作茧自缚地来一场假惺惺的“禅位秀”呢?

这实在是情不得已,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秋,乾隆到盛京谒祖陵回銮时,在路上遇到了一位胆大包天的锦县生员金从善,他从道旁递上呈词,请求当今皇帝早点公开册立太子,以固国本。中国专制王朝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冒死敢谏的人,会猛不冷丁地从人群中跳起来,不管不顾地朝皇帝发飙,完全是一幅大公无私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亡命劲儿。这个金从善就充分体现了大无畏的蚁民阶级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居然质问皇帝:“大清不宜立太子,岂以不正之运自待耶?”

什么叫“以不正之运自待”,就是自己不拿自己当人,准确点儿说,自己不把自己看成一个合法政府。这话说得太重了。潜台词就等于责问当今皇上:你拖着不立太子,是想自己千秋万代,永享万民敬仰?

不管是金生员真的忧国忧民也好,还是取宠邀功也罢,此言显然违背大清秘密建储之制,皇家大事岂容草民多嘴?乾隆气得火冒三丈,一刀就砍去姓金的那颗多嘴的头。但杀了金从善,还不解气,又诏告天下,说谁说我不立太子,早在三十八年就立太子了;谁说我贪恋皇位,我早在元年就发誓,能活到乾隆六十年就自动退位,传位太子。这一下,普天之下都知道皇帝大公无私。为了安定人心,从乾隆五十八年(1793)起,乾隆皇帝就专门在年节、庆寿宴会、恩科、恩赉、巡幸、祭祀、普免、加授等活动中,都加入“归政”的宣示。那意思很明白:再等等吧,让我再干几年就交权啦!

乾隆确实洪福齐天,果真就顺顺当当地活到了85岁。君无戏言,这个时候再不交权,自己也不好意思了。一旦自食其言,上天不容,百姓又会怎样议论这个言而无信的皇帝呢?

但中国式政治的特色就在于圆融通达。乾隆深谙其中精髓,这才搞了个幕后遥控。嘉庆如梦方醒,自己虽然荣登大宝,却如同一个提线木偶。而操作木偶的不是别人,正是已然归政的太上皇。

二、一个留下烂摊子,一个创立好制度

老人当国的恶果

老人当国,如老牛拉破车,只图消极无事。尽管老迈的乾隆自我感觉良好,然而老门神难以捉新鬼,权欲熏心者已看守不好权力。因循守旧、画地为牢使整个大清国陷入了停滞状态,“盖太上皇,诸凡事务不欲异于前日,故自下举行甚难云矣。”任何国家大事,老皇帝不松口表态,谁胆敢轻举妄动?

有清一代,乾隆和其祖父康熙都算是中国历代帝王中身体较为强健的。乾隆八年东巡之时,他途中打猎,用弓达九力之多(弓的型号分十二力,八力以上皆为硬弓)。年逾六旬以后,“虽弓力渐减而不下三四力”。他虽然操劳一生,但满族人尚武强悍的本质仍然没有蜕化。

但时间这个最无情的裁判对待任何人都是公正的,无论你是草民百姓还是帝王将相。虽然一再自称“精神纯固”,事实上,中年之后,乾隆的身体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老化的征兆。在乾隆六十年的一首诗里,老皇帝自注道,四十五岁以后,他的左耳听力就有所下降,六十五岁以后,左眼视力也明显下降。“左耳重听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有合今之俗人所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者,作《戏语》。”乾隆四十五年年及古稀之后,他身体衰退之象就更加明显。

当了太上皇后,乾隆的健忘症一天比一天厉害,这个病无药可治。先是不知饥饱——用完早餐太监把太上皇搀扶到御案前坐好,然后献上一杯香茶,退到角落里边等着太上皇吩咐。太上皇捧着茶陷入沉思,半天也不吩咐。太监急了,不得不上去问:老佛爷,老佛爷,军机大臣在外边候着呢,是不是叫几位大臣的起儿啊?太上皇神思恍惚缓缓地说,不忙,让他们先候着,咱们先传膳。嘉庆帝跟太监们面面相觑,不是刚吃完吗,怎么又要传膳?但谁又敢驳太上皇的吩咐呢!当时御膳房都是提前一天做好皇帝的饭,上百样菜做好,放到炉子上保温,一声“传膳”很快又摆上了太上皇的餐桌——“宦侍不敢言已进,而皇帝亦不觉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

接着是太上皇不知冷暖。清制礼帽分凉帽暖帽两种,上自皇帝下至臣民,同日更换。一次皇帝从热河回京,天气稍冷,皇帝就换上了暖帽,群臣纷纷效仿。要不然太上皇质问大冷的天你戴顶凉帽,你如何回答?可“秋老虎”正当头,你戴顶棉帽子进进出出,这不是有病吗?过几天,天气又暖,皇帝又戴凉帽,大臣们也忙着换帽子。皇帝奇怪大臣们为什么这么换来换去,仔细一想才恍然大悟,苦笑着说:“不怨大臣,是朕年老所致也。”

后来,太上皇发展到表达不清,写字像画符——军机大臣聚集到一块儿研究太上皇的批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称太上皇写的应该是汉语,当然个别人还坚持是满语。至于内容是什么,谁也不敢说。太上皇说的话别人也很难全听懂,又不敢追问。

老年乾隆精力确实不济了。原来军务紧急之时,从早上五点钟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点看刚刚送到的情报,大脑高速运转,从不疲倦。而此际,只有早上一两个小时头脑可称清楚,能够处理复杂的政事。过了这段时间,就调动不起精神来了。年轻时大脑如同镜子一样清晰,读书过目不忘,理事丝丝入扣,如今只能记得三五天之内的奏折和一些特别重大的事件,因而处理政事的准确度大大降低。嘉庆三年十一月中旬,乾隆为镇压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而“以勤致疾”,有时“昏眩”,不能如前临朝。

太上皇急剧恶化的健康状况,甚至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来中国进贡的朝鲜使臣回国报告说,“太上皇容貌力气不甚衰耄,而但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则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这样一来,“故侍御左右,眩于举行”,就是说太上皇身边的人,早已让他折腾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即使这样,对于权力的牢牢掌控老皇帝却一点儿也不糊涂。尽管精力、健康和智慧只剩了年轻时的几分之一,然而他依然如同一头衰病残疾却顽固异常的老牛,要拉着沉重的大车,步履艰难地迈向前方。

乾隆虽然从中年起就一目不好,晚年更兼老花,但披阅章奏,阅览书籍,仍然不愿戴老花镜。他不喜欢在臣下面前表现出自己的老态。大臣们进献了许多花镜,他都“屏而弗用”。并且因此写了一首《戏语》:“半见还当半不见,半听亦可半不听,此虽俗语合至理,执两用中法舜经。”意思是说,凡事不可求全,也不必明察太甚。一目视力不佳,他正乐得因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正符合“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这首自我解嘲的诗固然是一时玩笑之作,但却形象地反映了老年乾隆为政心态的巨大变化。

乾隆晚年处理政务力图简明,但求清静。避免“烦扰”,减少麻烦。皇帝既然喜欢清静,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懒惰之风在政界迅速蔓延,官员们对于案牍之劳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一层向下转批:“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初若不与事者。”(《乾隆朝东华录》)坐堂审案,处理民间纠纷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员们“终年以坐堂审事为苦”,千方百计推拖不理:“民间呈状俱由宅门投递批准,不审,终年延搁。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屡催不复。”也就是说,老百姓告状,他不开庭审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级上访,上司询问,他也懒得答复。还有的官员恨百姓越级上访,给自己添麻烦,就想方设法打击上访者:“恨民上控,必加刑责,而案件仍不为审。”(《乾隆吏科题本》)

外省如此,京师踢球扯皮之风更加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数月经年处理不了。“至六部等衙门办理事务,虽有限期,由各道御史汇奏,但事有关涉两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诿,行查不以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阁,百弊丛生。其驳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驳了事,或竟有驳至屡次,往返耽延,经年屡月,并不勒限严催。”(《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一)

对于晚年出现的一些贪污官员,乾隆经常拖着不惩,或者以“不为已甚”为辞,加以宽纵。如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内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连续被革职、革任十余次而后却仍然留任原职者。(《乾隆实录》)

朝鲜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风的变化时说:“皇帝近年颇倦,为政多涉于柔巽,处事每患于优游;恩或多滥,罚必从轻;多滥故启幸进之门,罚轻故成冒犯之习。文武恬戏,法纲解弛,有识者颇以为忧。”(《朝鲜李朝实录》)

黑格尔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着独到深刻的观察。他认为,在中国政令是出于皇帝一人,由他任命一批官吏来治理政事。天子是中心,国家和人民的福利都听命于此,全部行政机构多少是按照公事成规来进行的。做皇帝的必须担任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老人治国”带来的是一片由盛及衰的大动荡。

乾隆的晚年,腐败达到极点。他65岁时喜爱上年方25岁的满族随身卫士和珅,很快将其任为宰相,并把自己的幼女嫁给他,建立了帝国系统的贪污机构。有组织的贪污使和珅大发横财,聚敛达15亿美元。乾隆听不进任何忠言逆耳的意见。1886年,弹劾和珅的御史曹锡宝,1887年弹劾和珅亲信刘峨的通政司参议孟生蕙,都先后受到严厉惩处。皇清的监察机构形同虚设,皇帝的权力毫无制约,毫无纠错能力。

乾隆晚年,人口压力越来越重,社会矛盾和危机越积越深。而官僚体系百务废弛,国家陷入半瘫痪状态,恰恰给矛盾危机提供了迅速发育的机会。其时正是川陕白莲教焚香起兵之际,各地水深火热,官逼民反,无业之民如飞蛾般铺天盖地地起义响应,势遂大炽。当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沉醉在文治武功的功劳薄上时,大清王朝已经江河日下,国内潜伏着的各种危机,随时可能爆发;而国际上,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拉大,中国已经不再是什么“天朝”,而是盲目自大的井底之蛙。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大好形势”下,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序幕,其实已经缓缓拉开了。比政府还重要的“美国之父”

就在乾隆以老迈之躯死死抓住权力不放时,华盛顿却以坚定的意志,再一次经受住了权欲的考验。

1799年接近总统选举,联邦党人因党内分歧和声望日衰,有人又想请出华盛顿竞选总统,他再次坚决拒绝。7月21日,他从芒特弗农农场致乔纳森·特朗布尔州长的信中说明了理由:“一旦我这样做将是可耻的,因为尽管这是我国同胞的愿望,而且在大家的信任下我可能当选并任职,但另一个比我更有才能的人却会因此去职……如果我参加竞选,我就会成为恶毒攻击和无耻诽谤的靶子,不但会被加上摇摆不定的罪名,而且还会被诬为怀有野心,一遇时机便爆发出来。总之,我将被指责为昏愦无知的老糊涂。”(《华盛顿选集》,第359页。)

对于权力和地位避之不及的华盛顿,却从未逃避祖国和人民在任何危急时刻赋予他的职责。他退休回到弗农山庄只住了几个月,美法关系就出现危机。面对黑云压城的战争危险,刚刚上任的总统亚当斯一筹莫展。他立即写信给退休在家的华盛顿求援:“我们不能不借重你的威名,只要你允许我们这样做,你的威名胜过千军万马。”

华盛顿很快就给总统回信道:“万一出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敌人真的入侵我国,只要祖国要求我为击退入侵而效力,我决不会把年龄和退休当做借口予以推辞。”同一天,他在给陆军部长的复信中说:“我的整个一生都是这样那样地奉献给祖国了。在有生之年,只要我确实知道祖国同意并且需要我牺牲自己的安逸和宁静,我就决不想在空上生死存亡的关头再争什么安逸和宁静。”

1798年十一月初,华盛顿结束了退休生活,前往费城招募军队,准备再次为祖国而战。所幸后来由于美国及时采取的军事应对措施对法国产生了警告作用,美法关系得到缓和,战争的危险解除了。华盛顿收刀入鞘,又回到自己的农庄,安心过起了隐居生活。然而,华盛顿不顾年体衰,再次响应祖国号召的壮举却深深地映在美国人民心中。

1799年,乾隆和华盛顿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嘉庆四年正月初二,乾隆“圣躬不豫”,终于一病不起。嘉庆侍疾养心殿,乾隆握住他的手,“拳拳弗忍释”,这里除了父子常情外,似乎也预示着他对权力的最后依恋。他似乎因未能举行“九旬万寿庆典”而遗憾。可是上天不会再给他机会了。第二天,乾隆病情加剧,终于“驾崩”。

就在大清举国为乾隆的逝世而披麻戴孝的同时,无数的美国人也在为他们失去伟人华盛顿而悲痛欲绝。1799年12月14日晚,华盛顿因顿因为顶着风雪巡视农场患急性咽喉炎而去世。尽管喜爱宁静的他一再叮嘱死后葬礼不要过分,但当人们把他的遗体轻轻安放进墓穴,牧师带领大家唱起葬礼曲、念了祈祷文之后,所有的美国人,都情不自禁地恸哭起来。当华盛顿逝世的消息传到英国的时候,停泊在托贝的由将近六十艘舰艇组成的一支英国舰队的司令官,下令在旗舰上下半旗,随后各舰艇都默默降下半旗志哀;法国第一任执政官波拿巴向全军宣布华盛顿逝世,命令各政府机构的旗帜上一律悬挂黑纱十天。

东西方这两位巨人几乎同时倒下去了,但他们留给后人的政治遗产却是如此的天壤之别。一个听从政治良知和国家民意的召唤,一个为权欲私心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个导致国家走向更加专制腐朽的黑暗深渊,一个不仅给美国而且为全世界开创出一条光明之路。在民主与进步的意识上,乾隆与华盛顿相差何止千万里之遥。

乾隆帝终身掌权,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父死的当天即位,他以乾隆为年号执政60年,在太上皇位上4年,创造实际掌握中国政权跨65个年头的空前纪录。乾隆虽然树立了难以逾越的执政时间,但也给儿子嘉庆留下了一个非常棘手的烂摊子。乾隆创造的“太上皇治国”模式,在清末又演变为慈禧的母后垂帘模式这种“非常之道”,影响中国政局50馀年,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1911年10月10日,乾隆诞生200年又15天后,武昌起义爆发,运转了268年的清帝国迅速被推翻,中国人无意之中以这种特殊方式纪念了乾隆帝的双百诞辰。乾隆“大清亿万斯年之福”的构想破灭,终究未能逃脱历代皇朝盛衰的周期律。

而华盛顿的逝世却并未对美国的政局发生影响。人们并没有因为怀念他而多投他所倾向的联邦党人的票。1801年,民主共和党人杰斐逊当选为第三任总统。

自古以来,因为追逐权力而绞尽脑汁、煞费心机的阴谋层出不穷,华盛顿要想获得终身权力可谓易如反掌,但他以自己的行动为后来者树立了不贪恋权力的典范。历史学家帕多弗因此说:“英国对人类世界的最大贡献是莎士比亚的诗文,美国对人类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华盛顿的品德”。后来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中,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罗斯福以外,所有的总统都是遵守了两任引退的惯例。1951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将华盛顿开创的这一惯例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在华盛顿逝世后的两天,国会发表悼念演说,称赞华盛顿是“战争时期的第一人,和平时期的第一人,他同胞心目中的第一人,他是一位举世无双的伟人……”

华盛顿给予后世的激励更是无与伦比。1932年,由于经济危机而变得垂头丧气的美国人,为了振奋民心而举行长达9月之久的华盛顿诞生200周年活动。这一活动活动遍及世界81个国家和259个城市,人们在纪念集中指出:在充满暴政与压迫的当今世界上,华盛顿作为自由政治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出现于世。这种国际性的纪念盛况,作为自发的国际性礼遇和友善是“史无前例”的。国父的英名,再次帮助美国人民维系了对国家的坚定信赖,树立起巨大信心,最后得以度过难关。

华盛顿·欧文是19世纪美国最著名的作家,他在1855年创作的《华盛顿传》中这样饱含深情地写道:“对我们来说,他的英名至今仍然是一项全民的遗产。在我们这个幅员广大、民情各异的国土直,大家一想起他来,莫不同声感佩服膺。在一切纷争之中,在一切党派纠纷的风暴之中,他身前的言教和身教对我们至今仍有慈父般的号召力。他的名字人人尊敬,已经成为同胞情谊的深情纽带——我们联邦的旗帜。”

三、与宪政方向背道而驰的天朝

“华盛顿神话”在大清的际遇

千百年来,中华大地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疾掠飞驰的马蹄踏碎了多少帝帜王旗?那数不尽的兵火纷乱、杀戮屠城,那演不尽的机锋权谋、宫廷血斗,谁不是为了一袭龙袍加身、万世江山独霸?唐宗宋祖也好,成吉思汗也罢,都是有秦皇之威,而无尧舜之德。虽然统一江山,毕竟是帝王,打天下只为子子孙孙坐天下,建国家实则世世代代成家国。中国历史上无数人弑父杀子、装神弄鬼,都不过为了权倾四海、沐猴而冠。兔死狗烹、血流成河的最终结局,成为帝制特色,王朝规律,试问谁又曾逃脱过?即使有那么几位禅让退位的皇帝老倌儿,又有谁不是在带血的剑锋顶上了腰际,才一步三回头地无奈下台,逊位下野、以保全身家性命?。

因此,当华盛顿这样一位“异国尧舜”后来突然出现在清代人的视野里时,他们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最感兴趣的是林则徐。他实在想象不出,华盛顿在他的国度里为何受到如此热情的拥戴与尊敬?甚至“华盛顿”不仅成为美国人“皇城”首都的名字,连他们生儿育女、开馆造船,也喜欢取名“华盛顿”,“取其吉庆”之意。他很想知道,一个大半生对农场和土地情有独钟的“美国第一农民”,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独特魅力?

而华盛顿在中国转化为“异国尧舜”形象的过程中,咸丰年间福建巡抚徐继畬更是倾注了无限热情,堪居“首功”。在他的学术名著《瀛寰志略》里,徐继畬以生花妙笔身临其境般写道:“华盛顿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后,就交出了权力而过平静的生活。众人不肯让他走,坚决要树立他为帝王。华盛顿就对众人说:‘建立一个国家并把这种权力传递给自己的后代,这是自私。你们的责任就是选择有才德的人掌握国家领导职位。’”后来人们对华盛顿的诸多歌咏叹颂,大多以此生动的描写为蓝本。

徐继畬把华盛顿看成是“一世之雄”,说他可与“尧、舜”相比拟,甚至于把他描述成前所未有的“尧、舜、汤、武合为一人”的形象。他满腔热情地惊叹赞扬道: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这位东方的学者型高官,认为华盛顿勇武胜过陈胜吴广,豪雄超越曹操刘备,且功成不居,不恋权位;创推举之法,乃古代圣贤“天下为公”遗意之体现者。在他眼中,像华盛顿这样率众夺取“天下”却放弃君王一统、“藏起刺刀踢开王冠”者,实在是旷古罕见,令人佩服。

徐继畬的这段文字,是中国人首次评价美国总统。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纵观中国历代王朝的周期性兴衰和中外众多元首选举交替方式,而格外看好华盛顿和美国宪政中的总统任期制,比较公正地概括了华盛顿一生的功勋和品德,同时也反映了在封建专制末期,中国人对民主政治的由衷向往之情。

此外,他对美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的新制度予以衷心赞美,预言美国所实行之“世法”,“必传于世无疑”,因其所代表的是世界发展的必然大趋势。这些毫不掩饰地推崇世界其他文明体系的言论,皆属突破时代局限的超前思维和卓识远见。即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也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折射出徐继畬登高望远的道德勇气。

无意中得知这一情况,远隔万里之遥的美国人欣喜若狂。那时的美国才刚刚立国不久,年轻的国家,年轻的朝气,还保留着几分“五月花号”带到新大陆的清新之气,还远没有老牌帝国主义的狡诈与世故,也少一些对弱势民族的蔑视,对人类的关爱之心也远比今天纯洁。美国人做梦也想不到在闭关自大的“老大中国”,居然还有徐继畲这样一位黄皮肤黑眼睛的政治知音。

1811年,美国政府为纪念开国总统华盛顿,开始筹建华盛顿纪念碑。在建碑过程中,美国政府向全世界广征纪念物。经过多方努力,徐继畲上面那段赞颂华盛顿的经典文字被刻在上等石碑上面。1853年,汉字石碑“漂洋过海”到达美国,赠送给了美国华盛顿纪念馆。徐继畬的名字因此被美国收进了《世界名人录》。

而当时大清的朝野上下,对徐继畲包括其著作《瀛环志略》在内的种种“洋奴”的言论,无异于晴空惊雷,异端出世。保守派们强烈攻击徐继畲“称颂夷人,献媚夷酋”,就连思想开放曾经称赞徐继畲为“天下奇才”的曾国藩,也认为“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更有甚者采取断章摘句的手法,弹劾《瀛环志略》“轻重失伦,尤伤国体”,主张将它销毁,欲置徐于死地。1851年,徐继畲被免去福建巡抚,留京任太仆寺少卿,成了管马政的副手,第二年更被削职回乡。直到光绪二年(1876年),郭嵩焘出使西洋,亲眼目睹了西方世界的实际情况,印证了《瀛环志略》对外面世界的真实描述,他在给国内的信中感叹地说:“徐先生从未到过西方,所写的却如此真实,并且早于我辈20余年,这难道不是深谋远虑高人一等者吗?”

富有戏剧性的是,徐继畬的命运“墙内开花墙外香”。1862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将碑文译成英文后发表,使徐继畬的言论事迹在美国不胫而走。尤其是他对华盛顿之赞誉言论,使美国朝野上下大受感动,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感兴趣的是,在遥远的大清国,竟有一位长袍马褂的官员如此推崇他们的国父华盛顿,同时也得知,他为此竟然被中国皇帝免职。美国人决定寻找机会,以某种适当的形式表达他们对徐继畬的心有灵犀的感激与声援。

1864年,徐继畬被罢职12年后复职,以三品京堂成为外交部(总署)官员,负责协办清廷外交事务。为了表达对这位中国官员的感激崇敬,1867年10月21日,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美国著名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著名废奴主义者),代表美国政府将一幅华盛顿像赠送给了徐继畬。这幅画像是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特地请人按照美国著名画家斯图尔特所作华盛顿肖像复制的。赠送仪式在北京举行,气氛相当热烈隆重。在赠送华盛顿像的仪式上,蒲安臣公使热情洋溢地致辞曰:“华盛顿‘与中国人民一样,坚信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呼吸自由的空气;与中国人民一样,坚持孔子在2300年前就提出的一个原则: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对徐继畬表示了由衷的敬意,他说:“盖为我国之民所敬仰而深慕者,独有兄台一人而已!”徐继畬在百感交集之余致答谢辞:

先生阁下:

我荣幸地答复昨天已细读的阁下的信函。在向我赠送贵国创始人华盛顿画像的场合,您对我的高度赞扬,使我深感其实难副。

当我一遍又一遍地端详着这件精美的赠品的时候,华盛顿彷佛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喜悦和感激之情,一时难以言表。在奠定贵国的基础方面,华盛顿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他已成为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他的贤德,已经成为联结古代圣贤和他以后各代伟人的一条纽带,因此,必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在这一简短的答辞众,我再次对阁下的函件表示我的谢忱。愿您万事如意。

徐继畬

在这篇刊载于1868年3月29日第十版《纽约时报》的答谢辞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徐继畬对华盛顿由衷的崇敬之情,足见即使在大清朝严酷的专制极权政治下,美国的民主体制依然对清代的高官产生了深刻影响。华盛顿不仅征服了西方世界,也征服了东方文明。

很可惜,梦想固然美好,现实却是严酷的。千百年来,中国人向往华盛顿这样“尧舜之君”的梦想绵延不绝。可历史呼唤巨人,登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侏儒。乾隆对皇权的贪恋并非个案,而是有着深厚的制度文化背景。

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

有人曾说过,中国古代有一种职业,危险性非常大,死亡率非常高。这个职业就是“皇帝”!皇帝往往死于非命,惨死的机率非常大。常见的“杀法”有:子杀、父杀、叔杀、母杀、妻杀、兄弟杀、祖母杀、外公杀、岳父杀、兵杀、近臣杀、宦官杀、俘杀、自杀等等。

中国皇帝一共有六十多位被杀,占皇帝总数的15%,而且大多数直系皇族的最后命运都非常惨,如叛贼“圣武皇帝”安禄山称帝一年零四天,就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刺杀于床上,血和肠从腹部流出数斗。安庆绪眼皮都不眨,当即在其床下挖了一个数尺深坑,用毡子裹着安禄山的尸体,连夜埋在坑中。这些惨遭不测的皇帝中满门抄斩的、断子绝孙的、隐姓埋名的、沦落为奴的也不在少数。可见,当皇帝确确实实是个危险性很高的职业,“过把瘾”的代价也不算低廉。

美国学者费正清评论:“做中国的皇帝,在日理万机之中,还须是一个最健康的人。”一旦当上皇帝,都要求臣民称自己为“万岁”,也就是希望活一万年。但实际上,皇帝们的平均寿命远远低于穷苦百姓。从秦始皇算起,直到满清末代皇帝溥仪,其间2100多年共有皇帝326人,其平均寿命只有可怜的41岁。据有生卒年代记载的大致的统计一下,可以得出下一组数据:

20岁以下的是28人;

20岁——40岁的是84人;

40岁——60岁的是178人;

60岁以上的人是36人。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皇帝寿命超过60岁的不到13%,活不到40岁的高达60%。一个人野心勃勃,历尽千辛万苦夺得皇帝称号的同时,实际上就意味着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最凶险的朝代要算是东汉,总共13位皇帝,只有刘秀活了63岁,汉献帝刘协活了54岁(禅位后受到大舅哥曹丕优待),其他的11人没一个活过40岁。

可即便如此,“皇帝”的吸引力依然如此巨大,多少人即使“过把皇帝瘾”就死也心甘情愿。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充斥荧屏的大辫子戏喋喋不休一遍遍山呼万岁,为腐朽发臭的皇权宝座呐喊招魂。

对此现象黑格尔看得非常清楚。他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皇权并非中国所首创,也不是中国所独有。但世界历史上恐怕很难再找出一个国家能够把皇权精神发挥到如我们这样登峰造极的程度,也很难再找到一个民族能够像我们这样对其有着侵入肌理的文化记忆。因此,不能简单地视中国的皇权为一种制度,甚至也不能把它算作是一种单一制度整体,而是包含规则、规范、信念以及组织等诸制度要素在内的,涵盖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一整套多元系统。皇权制度的法理基础、组织结构、权力运行方式,都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体系的核心。有了这样恐怖深厚的文化制度基因,即使有再多华盛顿这样的榜样圣人,也都无济于事。

当乾隆禅位那一天,他坐在太和殿皇帝宝座上,看着眼前的皇帝玉玺,内心里肯定波澜起伏。一会儿功夫,这一切就不属于他了,六十年的时光如过眼云烟,他能坦然地面对这一切吗?事实上乾隆果然有失风度。根据《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这部书记载,禅位仪式上乾隆举止失措,发起了小孩儿脾气,临时决定不把玉玺授给颙琰,说什么大事还是我在办,还是放在我这儿方便,现在给他也用不着。一会儿他又说《传位诏书》念一遍就得了,总之是一幅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这可急坏了主持仪式的几位大学士,因为这样一来,典礼就不圆满了。一旦传播天下,臣民怎么看乾隆?于是想方设法连哄带劝,直到乾隆答应交出玉玺为止。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不论立法、行政还是司法,都是君权独控的垄断性统治工具。正如严复所说,在中国传统权力制度中,“天子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而皇权制度晚期发展到清代,“天下大权,唯一人操之,不可旁落”的专权原则更是成为被反复强调的天条铁律,统治者一再绞尽脑汁宣扬自己“家天下”独裁专制的先天合法性。乾隆把皇帝绝对和永远地垄断国家权力作为自己“家法”的核心要义,他对此深有心得并振振有辞:“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威作福,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三百二十三)

而反观同一时期,“法治”的原则已逐渐渗透到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越来越强调一个自由国家必须保持立法与司法职责的严格独立,以防止因集权而出现以私枉法的情形。和华盛顿一起战斗的美国开国先驱们对此更有着清醒而坚定的认识:“立法、行政和司法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第246页)

乾隆和华盛顿对于最高权力的不同态度,正取决于完全异质的制度文化背景。

秦汉以后的中国历代皇权,都承继了商周以来“天命神授”的权力法理,这和西方宪政法学的方向完全南辕北辙。在西方法律体系中,人类的法律来自上帝对其社会性的规定,因此每个人最基本的那些权利要求和义务都直接来自上帝的赋予,它们是任何世俗权势所无法剥夺和代替的。甚至在黑暗的中世纪,俗世的统治者也不能具有无限的法律权威。因为具有这样深厚的文化和政治基础,宪政原则才能够不仅存在于成文法之中,而且更作为文化制度无处不在地浸润于整个国民生活之中。

而恰恰相反,如同理学宗师程颐所概括的“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中国皇权无所不在的威权与宪政制度下的“有限政府”的准则完全背道而驰。如果对比近代西方的宪政体制就会发现,宪制国家的法理基础是依据法律的权威来有效地约束国王、贵族、行政官员甚至教会的权威。“国王在万人之上,但是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是西方文明的宪政要义。而反观中国的皇权制度,“权者,君之所独制”。所谓的“法”不过是治国之器物、侍奉权力之律令而已。“法乃天子之神器”,皇帝就是受命于天的“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他拥有的是毫无限制的权力。皇帝以言代法、法外生法甚至以特务政治取代正式法律的例子,屡见不鲜。这种政治体制根本上是与西方法律文明和人类进步的共同方向南辕北辙。

绝对权力的诱惑是超乎于想像的,它使得皇帝们对权力的迷恋一如对生命的留恋,也使得一个大国的治理不得不依赖于一个人的健康和心智。一旦像晚年乾隆一样心智失常,国家就滑向巨大灾难之中。著名学者王毅先生不惜以近百万字的篇幅写就的《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一书,以中国皇权制度与西方的宪政制度相比较,就清晰地解释了鲁迅所说的五千年中国历史为何只有“吃人”二字,非常值得一读。

严复早年游学欧洲时,曾经亲自到英国的法庭旁听法官审案。回到家里,一连好多天怅然若失。他对当时中国驻英公使郭嵩涛深有感触地说:“我现在才知道,英国和欧洲诸国之所以富强,只从我见过的这一回法庭审判即可知也!”严复之所以有“数日如有所失”的内心深痛,是因为他看到与自己原本浸淫其中、浑然不觉其荒谬的天朝律法相比,宪政国家的法律文化呈现出来的反差实在太过于强烈,而这种反差的内核正是中西强弱对比的因果原由。

任何一个国家,寄望于明君贤相救民于水火的梦想,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肥皂泡理想。只有坚持长久不懈的公民教育和思想启蒙,宪政治国才不是海市蜃楼,空中楼阁。因为追根溯源,即使美国人的“华盛顿神话”,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选举告终之时,即暴政开始之日”

华盛顿是美国的独立英雄、精神偶像,但美国人民并没有把他供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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