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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5 14: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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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宏军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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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乡土我的国

我的乡土我的国试读:

版权信息

书名:我的乡土我的国

作者:谢宏军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2-06-01

ISBN:9787550206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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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自己速写的观看者,我时常翻看这些作品,举得高高地端详,力图找到更确切的表达方式。

人间疾苦

——读《乡村诊所》

王安忆

书中,本只是为素描所写的这些解说性的文字,现在看来,其实是可当做小说读的,这个诊所被描写得相当人性。前来诊治的人们,似乎很少有通常的确切的病名,而只是受着一种漫无边际的病痛的折磨。而医生呢,也是以生活经验的方式解释病理,比如对那个女病人小芒,在一所市级中学里搞后勤的,书中这么写道:“医生知道她的病根全在嫉妒太多,引起内分泌失调,长期下去,心中窝着闷气,病愈会遥遥无期。”因此,这里的病和治疗,就都含有着人生的广义,不只是医学范围内的事情了。

诊所里的病人多是农民,读书不多,他们对病的认识缺乏科学依据,倒更接近于从文学出发,有着人文的色彩。比如那个建淮乡妇,得的头痛病。疼的部位在太阳穴,绕耳前后,疼时眼珠子似乎都要鼓出来,乡人们叫做“鬼抱头”。她因此十分不安,为澄清自己,四处与人解释,“我头痛发作的时间都是在夏天中午的太阳光下,鬼都在晚上出来,天一亮就跑掉了,我不是鬼。”医生驳斥这理论的根据,也很文学,“你那破庄上能有什么有名的鬼。”又有一个老耿得的是“鼠蹿”病,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病,学名又叫什么,形容则十分古怪,颇像鼠精附身,“他喘气时有吱吱声,好像老鼠的声音,他下意识地看看阴暗的角落,小眼睛像老鼠一样明亮……”还有老毛,发病的地点在自家屋外的过道上,家人说:“总是在这屋门口,总是在这场院上,栽倒过好几个祖先……”这种奇病和奇谈,大约只会发生在偏僻的乡间。在那相对的封闭之下,在一定程度上,保存有自生自灭、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残留着东方神秘主义的遗痕。你可以说是迷信,可是,其中多少有着些一元论的世界观呢!将精神和物质视为一个整体,外界和内界也视为整体,互相对应着。

在这诊所里,病不仅是器质性的,而且与精神大有关系。人的性格、气质、遭际、命运,以及地理的位置、历史的沿袭、自然生态、民情风俗,全在此体现出来。所以,在这些病容里,就浮现着人世的疾痛。其中那个外号“小和尚”的青年小王,与一对南京下放的知识青年的女儿恋爱,两人都是优等生,进了宝塔尖的市立中学,前途很光明。不料女孩子随父母回了南京,从此音信杳然。于是,青年小王服了安眠药。文字里说:“在乡村,为情自杀多是女性,而小王是独苗男儿,却要为一女子送命。”这大半是读书的结果,学会了个体的独立性,又学会了用情,青春就变得戏剧化了。可是,“安眠药没能使他长眠,却改变了他的功能结构,产生了病,通身从此血流不畅、躁闷发热、手脚冰凉、突发奇想,乡人们称为癔症。”“小和尚”的病是这样,他的人又是怎样的呢?他在诊所里,是个招人非议的人物。乡人们一是怜悯他的父母,以为他不肖;二是讨厌他的自大,以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就不把人放在眼里。其实呢,他在世事方面浅薄得很,称得上无知。倒不是不聪明,而是自私,过于以自我为中心,是个读书读坏了脑筋的人。但他毕竟还是孩子,因此,就有他率真的一面,要不,也不会甘愿为个女子服安眠药。当画家为他画肖像时,“他是极其严肃的,一动不动,我不走开他是决不站起的,别人再闹也不会分散他的注意力”,当然,别人被画,他是不满的,酸叽叽地,不是挖苦,就是捣乱。他的病症其实无一不是表现出发育不平衡的心智和盲目的精力。

和“小和尚”相反,刘二却是个“不识字但识事”的人。刘二是个水产商贩,他贫苦出身,吃得起苦,受得起罪,头脑精明,毫厘必计,“一千块要挣,一分钱也要挣”。但他又不是不大方,夫妻闹离婚,房屋财产全给了老婆,他净身出屋,再一次白手起家。有一回,有人欺他不识字,骗他说博物馆是博物宾馆,刘二竟认真,要进去接洽买卖。这样一个勤勉的生意人,病是在腰、腿、颈椎。这都是拘紧着发力的部位,偏倚地使用。不像田里劳作的人,都是撒开手脚,用力平均,筋络倒放松了。尤其是颈椎的病,倒像是个用脑的知识分子,你能说刘二不用脑吗?生意场上多少风险,刘二的原始资本又都是血汗钱,再豁达也要动心思。不是不敢赔,是赔不起。不过,他正直,挣的是辛苦钱,又没有“小和尚”那么些虚情,感情是简单的,心思也是简单的,所以,就没有心病,也没有直接的脑病。

还有一个患颈椎病的,是个老革命,他的颈椎病比刘二的要更多些思想的涵量。作者写实性地描绘他的脸相,“老头眉阔眼细,几撮浓密的彩眉如剑一般射出……他的嘴角下撇,拉下腮上苍老的肌肉……”这个曾经有着戎马生涯、官至县级的八十岁老人,坐在诊所中的农人堆里,保持着沉思默想的表情,有多少往事和感慨从他脑子里汹涌地过着,衰老的退行性的颈椎当然承受不了,于是,供血不足。

小男孩孙兵兵是病人中最遭罪的人,可是他最安静。他患的是肌无力,十来岁的年纪,就生了十来年的病。儿童生病是最令人感动的,就像文字写的:“在他的眼中病人就是人类。”他们没有旁的经验,以为生命就是这样受苦。所以,他们就承受下来,不会抱怨,他们连抱怨都还没来得及学会呢。他们的忍耐力是超过任何一个健康的成人,不是因为坚强勇敢,而是负责,给予他们的,他们必须接受。他们的安静几乎是神圣的了。文字里简约地写道:“小兵兵没什么娱乐,偶尔玩个气球,吃碗豆腐脑。最快乐的是趴在床上喊孙先生(诊所的医生)的小孙女玩……”

老童这个人,也有着较为抽象的含义。他和孙兵兵一样,代表着受苦的人世,以及隐忍的人世。他所以叫“老童”,是因为他单身,乡间叫“童儿”,这名字在他这样的年纪,多少是有些辛酸了。单身的他,在家族中心的乡间,地位就已经是卑微的,再加上贫穷、颟顸,就更加不起眼了。作者写他的衣着破烂,“一般来说,这个年纪的人不应该再穿这么破旧的衣服,抹布一般扭在腰部”;写他的一只宝贝塑料袋,“来时去时总把一个旧塑料袋挟在腋下,小心地放在病床里角,他是不会忘记拿走的”;还写替他画肖像的困难,“只要哪边有人说话,他马上就被吸引过去,并迅即出现真诚的笑脸。”文字里并没有提他的病,可也不需要了,他周身都是无意识的习惯了的病痛。和孙兵兵的无意识不同,孙兵兵是先天,与生俱来的病痛,所以精神是完好的,是纯洁的受苦。而老童,却是后天磨出来的病,无处不留下损坏的痕迹,颜色也褪旧了。前者是诗,后者则是现实,但他们同样唤起着悲悯的感情。

这本书,使我想起高尔基的《人间三部曲》。诊所里的病苦的人,身受着一种比疾病更具有普遍性的煎熬,它真的有着“人间”的面目。并不是说人间尽是受苦,而是苦比快乐更加尖锐地触及和唤醒人的知觉,使人体验自身存在。作者写道,诊所中有一位老妇,“她怀着复杂的心情要求医生把老头子弄死,免得他活受罪。”又写道,诊所里的一种流行的经验,“第一回得病还没什么,吃点药就好了,可从第二次开始,患病就成了习惯。”还有,不晓得是哪位病人中的智士指出:“你们不要每天向医生诉苦,若是犯人都向公安局诉苦,那成什么样子了。”受苦是这诊所里的日常生活,忍耐也就是了。病苦是那样直接地指向我们的感官,是人生最里的一层触觉,经验中真实的体验。它确定无疑地道出存在的沉重的性质,再怎样超然,也无法自欺,唯有在全部的承担之下,开拓正面的挺进的出路。

大约是学习西画的影响吧,这些文字有着欧式古典的写实风,它刻画出的一张张苦脸,还有文字边上,直接从炭笔底下呈现出来的面容,向我们述说着他们的折磨和觉悟。于是,有一股哀伤的同情,升起在我们的心中。2000年7月6日上海

素描与同情

陈丹青

去年春天,谢宏军从苏北平原来到北京,取出一大叠脏兮兮的铅笔素描给我看,画的全是他老家的乡亲。才看几张,我就立刻拿到我适在代课的进修班和二十多位各地来的同学一起看。这批朴素的写生同今天市面上争奇斗俏的画作全不相干,同教室里的人体作业搁在一块儿也好生触目。看着纸面上一张张农民的苦脸,大家喃喃说好,放下了又拿起来,一片静默。

我猜出这静默的意思:久违了!竟还有人在描写农民!我们又在绘画上见到了人的卑微,卑微的人。

谢宏军,八十年代末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曾受到老师丁方的初期画风的影响,简括夸张,然而不及他的老师。日后盲流北京,和不少同代画家一样,一度迷失于含混的风格主义。到了而立之年,无职无业,他回返老家淮安市,终年在田野里写生,以绘画的热情与苏北的寒风相周旋。当年,米勒也曾迷失在巴黎,有一天,他在画店窗口看见自己画的裸体画,醒悟到那不是他要做的事情,米勒流下泪来,发誓回老家走他自己的路。

不过,结庐耕种兼为艺术家其实是古人的福分,淮安可不是米勒的巴比松。宏军得以在故乡继续抽烟画画,是幸有贤妻与岳父的仗义,然而前景如雾。走在这样的人生路上,愁闷失意的画家自然而不自然地自比凡·高,挤出浓厚的颜料在画布上肆意涂抹,被大自然的暑往寒来与他自己的命运感动了。可是,苏北平原再像凡·高徜徉的阿尔,毕竟不是阿尔;淮安的乡亲和凡·高笔下的农民一样善良辛苦,也到底不是荷兰人、法国人。谢宏军返乡后的大量油画,只能聊当凡·高式的自我注解,到底不能及于凡·高。

他苦恼了,为生计窘迫,也为艺术的困境。

人的救赎,艺术的转机,往往是苦恼逼出来的。孟德斯鸠有言:“人只有在痛苦之中才更像个人。”——在乡村诊所的候诊室里,长年坐满了苦候就医的病患者,他们枯坐着,或倒卧着,呻吟辗侧,皆尽呈现了“人”的苦相。平日里,谢宏军的心思是去田野作凡·高式的风景写生,现在,这些形同蒿莱的生命忽然打开了他的画眼,他开始用铅笔写生,一发不可收拾,憬悟到那才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题旨。在这批活生生直见性命的素描中,他总算忘记了大师,而本乡本土的草民反而引领着他的画笔,与米勒和凡·高的真正精神不期然而相会合了。

凡·高尊崇米勒,米勒与他画中的人物不隔,他自己就是农民,凡·高与太阳、泥土和向日葵不隔,只当那就是他自己。当淮安子弟谢宏军执迷于凡·高时,再怎样心诚意正,总不免与偶像的画路难以相通,彼此有隔。现在,他以初学般的虔敬之心,一五一十地描写淮安乡亲哀戚的眼神和满面皱纹。当他的感应全然交付给他所描绘的对象,对象遂以无保留的生命细节来报答他的纸笔。而在我看来,这批素描的最可宝贵的品质,乃因作者的同情。“同情”,我们通常解作“将心比心”,是指对于他人的怜悯;在艺术中,就高的意义而言,则“同情”的真意是作者并不自视为“他者”,将自己与描绘的对象隔开。我怜悯穷苦人,当年在苏北落户的愁闷岁月中也画过当地的村民,可是与谢宏军比较,我与乡民毕竟总有一层隔,日后我画藏人更属于远来的“他者”。宏军的这些素描是画到哪里都能自然而然地多一分质朴,多一分真切,仅只这一分,我就越不过去,即便心诚意正,终究不及他。他与画中人同根同在,彼此间自有无可替代的天然的渊源,他为病患者撰写的文字肖像其实就是他的家常自传。一句话,他根本就是画里的人。

这一组肖像系列超越了写生习作,刻骨铭心,本身即已是完满的题旨。谢宏军不是才子型的画家,也因此,我格外地羡慕他落笔的拙朴淳厚。这份朴厚,在我记忆中唯见于王式廓先生的陕西农民写生,而人物的情境尤带出珂勒惠支笔下的况味:悲苦、绝望、望之辛酸——然而,珂勒惠支与王式廓如今都是不合时宜的名字,都被忘却了。关爱受难的人,站在弱者一边,那原是左翼文化所推崇的美学,意思并没有错的。错是错在日后为教条弄得面目全非真义失尽,以致我们皆因教条的遗患而一并疏远了艺术的这一面可贵的性情。今天的许多人物画不见其“人”,而触目是想入非非的风格,在这空洞的“风格”背后,其实又不过是想入非非的功利。

与时尚格格不入,又不懂得权变而趋世,无名画家谢宏军从艺术学生到盲流画家,从京城到淮安故园,从大师的经典画面到凄凉的候诊室,他一节节退回自己的原本,在“痛苦之中更像个人”。病患就医但求恢复康健维持生命,谢宏军的病患者肖像则是为了寻回艺术的自信并借以慰藉人的自尊,在倡导描绘农民的时代,农民是被艺术家化了妆的脸谱。当农民被新时代与艺术家们草草忘记,农民子弟谢宏军这批质朴的素描,使我们看见了怎样才叫做是真的在画农民。

重要的不是画不画“农民”,谢宏军并不是一位所谓“农民画家”。他所向往追慕的是米勒与凡·高那样的画境,可是远不及巴比松或印象派画家们幸运,生不逢地,生不逢时,他兀自走在一条早已荒芜、乏人问津的正路上。我不相信谢宏军能够凭他这些土气的小画而出名,我也不太相信画中草芥般萎谢的乡下病人会使画商洞见投资的效益。这些画起于苦痛,表达苦痛,本不为取悦于谁,也不为去争那茫茫无信的艺术“公道”,现在刊印他的素描集,唯可见世面上还未失去寻常的“人心”。

再序《乡村诊所》

陈丹青《乡村诊所》要出精印本,在我多少有点意外。除了上海月刊《艺术世界》照例每期安排一版“民俗艺术”彩色专栏外,近几年,不记得哪本当代美术杂志还会刊登描绘农民的图画,就算刊登,谁要看?

没人愿意描绘农民了。或许是前数十年“工农兵形象”因时代的命令而被过度描绘吧?真是报应。再者,写实绘画的相随没落,也是原因吧。

如今,城里人倒不必远去乡下就能见到真农民,他们涌进大小城镇做苦工,或看门,或帮佣,或者做点地摊边的小生意。有那蓬首垢面的,也有赚点小钱,打扮起来,看上去不再一副乡下模样,却也暂时不像城里人的。走访京郊的村落,老弱妇孺倚门呆立,壮丁与姑娘都走了——田园将芜,何不“走”?走不了而又无能下地干活的,要么就是生了重病,如谢宏军以铅笔描绘的那些可怜人。

谢宏军的这批素描画像画于六年之前,愿画中的病人多数早已痊愈,健壮如昔,能够进城做苦役,其中的少数或者去世了吧。我格外记得的几幅,画的就是垂老的农妇与农夫,苦了一世,入土为安,也好。这一份图册的可看,又在谢宏军为每幅画像所写的文字,使我们在凝视这些苦脸之际,还能读到他们卑微而动人的身世、际遇及种种念头。记得王安忆同志读过,当即写了篇不短的评论,赞赏作者观察入微,文笔细腻。她是老知青,我也是老知青,我们都不能忘情于农民。当年我们给送到乡下,现在乡下人来到城里。前些年,我在京城装修小公寓,自然请的是一伙乡下的民工,河南人,我与他们蹲在铁锅旁分吃猪油搅拌的糙米饭,口舌间忽然满溢童年的记忆。其中一位肮脏而英俊的青年,眼神良善,羞涩寡言,问他年纪,二十九岁,可有姑娘?答说没有,因他四个哥哥尚且没钱娶亲。“乡村诊所”

神医孙兆生

美名远扬,也在前年迁入南京市,连他的诊所,连他的家,我祝福这一家好人。从此,淮安病家将要远去金陵城寻找救命的神医,好在四小时车程,不算太远,不算太难。

自那以后,谢宏军也不再画农民。他需出来求学,谋生,当一名艺术家。他做了一位淮安乡亲兼一位艺术家能够做的事——坐在乡村诊所的病床沿,忠实描画了这群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2003年4月20日写于北京神医孙兆生

这位是乡村诊所的主人孙兆生。以孙先生的年龄论,比共和国大几岁,也算是从旧中国过来的人了。

孙兆生的爷爷孙老太爷在淮安城中开了一家中药房,名曰“济世堂”,日子过得挺好。老太爷懂药又懂医,当年八路军循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围城打援,老太爷曾暗下为八路军配了不少药剂。孙老太爷幼年时念私塾,奠定了深厚的儒家思想的基础,信奉“忠厚传家远”,谁来当朝都要看病取药。

老太爷头戴瓜皮帽,身穿长马褂,白须飘飘,仙风道骨。他五十四岁得子,七十四岁得长孙,他为长孙取名兆生。这个名字好,兆有极多极广之意,生取生生不息之意,学了医术后利己利人,岂不一生太平。后继有人,满族喜庆。老太爷常让兆生骑在头上穿街过巷,致使兆生至今走起路来有些“外八字”。

刚为兆生定下延修祖医的终身大计,老太爷就走了。那时,共产党创立了新中国。

孙兆生和父亲这时已是国营单位里的人了。县医药公司在当时搜罗不到几个真正懂药的人。父亲算是业务尖子,但因为在旧社会曾开过自家的药店,被定为小业主,由此不敢冒尖。父亲后来当了采购员,到全国各地搜集药材。他懂药不懂医,但立志要在集体所有制里善始善终。这样的思想影响了年幼的孙兆生。

才到十三岁,小学生孙兆生就进了药房学抓药,被县卫生局正式批准为属下的一名学徒工。他的家住在上坂街,古色古香的街门林立,与周恩来的故居仅一巷之隔。巷头有一大广场,广场中央立一高大石碑,上书“文官下轿,武官下马”,颇有清朝年间的派头。虽然曾经有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岁月,但这里的人分得出轻重,即石碑依然存在,小兆生就喜欢坐在下面苦思中华古医。

兆生生来喜欢闻药味,这或许是延续了老太爷的血脉。只是兆生自小就是个不事张扬的人,他做事用心,小小年纪就开始钻研医术、药理,有人说是因为他家有祖传秘方。有什么秘方能高过华佗、李时珍呢?只要处在随时留心的境界,这古老世俗的中国玩意儿,也定能学得到手。中药的配方、调剂、制剂、炮制等项技术,他都已在这时有所掌握。

现如今,我们所谈的这个乡村诊所就是老孙当年当赤脚医生时的根据地。在离诊所不远的一个院墙上,文革时曾贴过一张告示,内容大意是贫下中农已掌握医疗大权,要在卫生战线上搞一场大革命。于是,孙兆生怀疑自己是否具备当医生的资格,自己是不是业务挂帅了呢?然而,闹文革不是清汤寡水,反而火气旺盛。不说大病,小病总还是要得的。由此孙兆生经常被叫去看病。他真正熟悉、治疗病人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文革中有个说法,叫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赤脚医生跑不远,不让当了。兆生就和县城的一批知识青年远去了海边的一个农场,分在建设兵团16团,属于部队的编制,领导们都是从正规军来的。这儿青年很多,任务是开垦荒地。可荒地着实太多,这里刨、那里耕,兵团里开始有人生病,于是四处寻找孙兆生,也不知他在哪堆人里,着实辛苦了传话的人。

在迅即成立起来的兵团医院中,兆生开始穿上了白大褂,有了听诊器,成了一名光荣的军医,并独立主持中医工作。这期间,他得到了学医以来第一个国家授予的中医士职称。他治疗好了几个疑难病例,使他小有名气。除兵团战士之外,师长、政委,还有家属,也常请他看病。从那时起,兆生成了忙人,至今如此。那时,他还主持着兵团医院药房的管理工作,丸、散、膏、丹、片剂、针剂、配水剂等,都由他自己配制。他配制的一百多个产品,在淮阴兵团总部展览。他还开垦了一块专为教学用的“中草药园地”,有二百多个品种,他由此又取得了“药剂师”的称号。从此,他实现了家族中“懂医又懂药”的祖训。

兆生在农场待了十几年,谈了恋爱,结了婚,生了一女一男,夫人也是淮安城中人。当儿女在农场长成小学生的光景时,他们全家回了城。

老孙回城,被安排在工厂当厂医。工厂和农场不同,回到城里自然不习惯,但他不用抽烟或喝酒来解闷,他一生也没享受到烟酒的妙趣。每到酒桌上时,不会这两样自己也觉得人矮,挑不起气氛,所以取守势。在酒乡风俗场中,当别人酒醉不醒时,他却已经钻研了一点学问,看了几个病人了。从此,他的名气慢慢传开,常有陌生人前来寻他,尤其是患中风瘫痪、风湿病之类的病人,对治疗这类病,他越来越拿手了。有些名医、县府干部,也寻上门来与之结交为友,省里有些老领导曾专程请老孙看病,留有手书条幅,至今仍挂在乡村诊所的中堂位置,锦旗挤得几间房子满墙都是,还偶能看到写着日语、英语的锦旗。老孙怀念老太爷的“济世堂”,有家庭气氛,自己做得了主,成熟而实用。他年幼时生活在那里,耳濡目染,少年而老成。如今,治病救人靠的就是这年幼之功。

老孙是成长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世俗之人,平实、饱满,所以不像有人虚捧的那样有“仙气”,他信奉中医,但并未大到虚无主义,他说过“未知病,焉知生”,很有科学道理。这是他长年与各种疾病周旋所积累的经验之谈。

如今,老孙有了自己的病房,这里每天都是挤得满满的病人,一切济世病论都可以在这里推广、成熟,这个诊所仍延续了祖辈“济世堂”的精神。最重要的是,孙先生从不抱残守缺,这些年来总结出了一整套自己独特的治疗疑难杂症的方式。他那双推拿、针灸的手“誉满楚城”,治好了几万人次,其中有颈椎病、腰椎病、风湿性关节炎,各类骨质增生,中风、全身麻痹,及儿科、妇科……孙先生的医术实在令人敬佩,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这间诊所里常会有外省来的病人,呻吟着异乡的方言。

孙医生每年的几天假期是铁定的,多不起来,不能耽误了病人。这里每周二停电,孙医生由此每周二休息一天,剃头、洗澡,或是晚上去看场电影,这是在农场时留下的老习惯。

老孙自办的诊所也是收费的,但费用很低,低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见过世面的病人说,感冒吃药,在南京是百十块,在市里几十块,在乡里十几块或是几块,由此可知孙先生的收费标准。至于一分钱不收的情况也有,那是题外话。

老孙治病趣话颇多,我在后面的病人小传里谈到不少,这里少啰唆,只待诸位往下看看便知,那些才是孙兆生的全传。

老将军

先哲柏拉图说过:“神创造了标准型,人画了模拟品。”《圣经》里禁止偶像崇拜,神的形象可在画中出现,然后是帝王,他们是“类神灵”。而今我画的却是残缺的病人,不知有何说道。

这个人物头像速写至今难忘,我热心于他苍老的形象。我看到了这个老头,并画了好几遍,他的脸与我对艺术的看法有联系。我习惯于在现实中理解艺术,细看他和蹲在街角、墙头边的老头有气质上的不同,一分钟便在纸上抓住了他的神态——像个老将军。

老头八十多岁了,常有一种老者沉思默想的神情,这是吸引人的气质。生活是个谜,生活中的人则是谜中之谜。由于病痛,还有当年战争死亡的考验,练就了他这种思想者的气质。老头眉阔眼细,几撮浓密的彩眉如剑一般射出,颇有些寒气,它既是才华的象征,又是长寿的标志。他的嘴角下撇,拉下腮上苍老的肌肉,俨然像个老将军。处在病房的环境中,平添了几分英雄末路的悲凉之气。老头还确实是个老革命,壮年时官至县级干部,医药费实报实销,因患颈椎病头昏难忍,曾去过不少大医院,皆无疗效,听说孙先生乃当代神医,“绝技健人,妙手回春”,于是来此一试,挂了特号,随到随治。这个乡村诊所大多是靠种地、卖猪挣钱来看病的农民,于是老头又被敬重又被嫉妒地归入另一阶层,上前搭话的也多以羡慕的口气,老头退休工资都拿一千多呢。

欢喜奶奶

我想画许多东西,也本应画得更好,但眼界限制了我。我对人的理解是欠缺的,我不是思想家,只能在看到的形象中引发联想。我为什么喜欢这位老奶,是在上个月外婆去世前两天才意识到的。老奶挺像我外婆,不过外婆的相貌更加宽容、大方,身板也高大许多。我一周岁后随外婆生活直到初中毕业,她是我一生中最亲近的人。我读过一些文学作品,其中描写祖辈如何可亲,我对外婆的感情可能同出一类吧。上月外婆去世了,自此祖辈中四位老人都已离人寰而去。经历了前三位老人的丧葬,外婆去世时我已知天命而坦然了许多。我发现家中的父母、亲戚也大多如此。

老奶是陪女儿来诊病的,满脸喜气。我想画她,可一直忍着,直到十多天后。究竟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她性格不孤僻,与她说话的人多,阻碍了我画她的勇气。画了这么多年画,人前人后的速写也画了近千张,可还是不愿被人围着看。实际上,老奶喜欢让我画的,一点也不别扭,还是那副喜性样。画了三张,这张活像她。生活是苦是甜,看你怎么来看,老奶似有一种佛的境界。她女儿的病在腿上,可脑子似乎也有病,常常突然就朝她发火,她也会笑骂两句,然后又成了她的那副模样——女儿再大,终归还是可以对母亲撒娇的。

乡里有个搞哲学的朋友,最相中这一张,评价之高令我一愣,他说宗教追求的最高境界在老奶的像上显现出来了。显现出什么我闹不清楚。据他说,基督教讲人生是苦难,把人放在被动的悲苦地位,等待上帝的拯救,这是不对的,人应当努力追求美好的生活,而佛教是对的,佛教实际上是教人享受生活。看来他是个东方宗教信徒。老奶是不是有一张笑脸就算享受生活了呢?还得向朋友请教。

乡村老妇人

我是不是画得太快,缺乏醇厚的提炼,而只是太直观、太真实地反映了对象呢?比如这张,一出手,形象便出来了,十分钟就画完了。我对农民的形象耳熟能详,我就是农民。在余光中,我感觉到了这个形象,转眼一看,立刻被吸引住了—— 一个被风湿病折磨的乡村老妇人,此时正躺在床上针灸,秋日的光线把骨骼处分成了两大面,微张的嘴唇呼出痛苦的气息,头发灰白散乱地披散在白色的床单上。

我时常忘了这些形象不仅可能产生道德意义,而且可能产生哲学意义。历史是一出混乱的、永恒的悲喜剧,角色和段落可以随时变换,而演员还是那批演员。我们今天仍在画悲剧式的农民,实际上心理已经变化很大了。人们通常不愿意看到悲剧,虽然悲剧容易打动人心。农民仍在我们笔下演绎,说明我们和十九世纪时人的情感还有不少相通之处。米勒创造了自己的特色,也领先创造了我们——不肖的子孙。我永远达不到米勒那样谦卑、柔顺和听从命运安排的境界,我笔下永远不会在黄昏的地平线上响起晚祷的钟声,因为我们缺乏《圣经》文化。

他们(一)

究竟速写是门艺术还是草本素材,说法很多,我只觉得速写像抽烟喝酒一样,是极易上瘾的。陈丹青老师曾述,他当年初学速写,一试,便乐此不疲。实际上就是一种习惯,人的一切都是由习惯造成的。我画速写追求朴素的画风,一画便进入这种境界。现在是在乡村诊所画速写,使我又有了医学上的感受,笔画运行的缓急推移,就像血液的流动,流向各个分支动脉。孙先生推拿按摩功夫极深,其要领是打通血脉,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我常觉自己不顺手时就像是血管被堵塞,得了速写方面的疾病。我为什么要画这些病人,又老又丑,是不是想获得更重要的东西呢?

我发现来诊所的病人完全把与病痛抗衡的希望交由医生支配,这里有许多遵从医生意志的例子,医生要求病人做各种动作,病人照着执行,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学主题,可写出有寓意的或荒诞的小说。这些病人好像也是我自己,我已被病人的形象支配,不停地画他们。他们是真实的,我画出的或可算是真实的他们。我画患者,以写实的手法忠于他们,但我发现还是重新创造了他们,我用他们来证明了苦难,这恰恰不是我愿做的。若是在卡夫卡笔下,这些患者可能永远走不出诊所的门。若是霍桑的威克菲尔德,这些病人可能在二十年后才能回家,但他们归家和他们离家时同样悲凉。医治好了病,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吗?叔本华说:“没有什么行动、思想、疾病不是自愿的。”我画速写已成了一种自觉,我这辈子也画不完速写。

“蒋委员长”

他本该有一副威严的样子,脑门光秃,充满体积感,却总是脸色灰白,秃顶变成了黑橘皮色。人们叫他“蒋委员长”。但他的眼神是无力的。看了十来年的病,见过不少大世面,在大上海耽搁的时间最长,回到乡村诊所,已无力再观赏周围的风花雪月。病,足可磨去人与生活周旋的锐气。往日他相信大医院,走遍了大江南北,花了成千上万块钱,荡尽厚实家财也未见疗效。到孙先生这小诊所被治好的人多着呢!只是,人不碰钉子就不易消除对大医院赫赫威名的盲信。中国民间确有些华佗、扁鹊,能医好说不清楚的怪病。他回到乡里,认命了,会长久坐着不动,这正有利于我去画他。我想画出他的每一块肌肉,曾经历过无数病日病夜的肌肉,它们附着在骨骼上,任由病痛撕咬。无限忧伤的还是他的内心,家道衰落,病魔缠身。他娶的是一个哑女人,曾来过一回,看不出对他是好是坏,只想让他早点回家。但丁说人是承受不幸的立方体,看看这两张画,不知和但老之意相差几何。

满怀信念的她

她病得很重,但她忍耐着,满怀着对主的信念,她是个基督徒。以前她也不信,偶尔听人说起耶稣,也不知是哪路神仙。她得病多年,投医无效,才在心灵上找到了主的救护。老奶说,自己是有罪的,因而该受上帝的惩罚,人不能使头发变白或变黑,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她听礼拜的地方像个小会堂,有上面派下来的年轻牧师布道,下面大人喊孩子哭,活像小时候在农村见到的电影场。老奶脸上的悲伤和布满疲惫的皱纹,既不光彩照人,也没有任何魅力,但有信仰时灵魂会变得高尚起来。她认为,诊所的孙先生是上帝的仆人,是被主指派来人间除病消灾的,他搞推拿的手是循着神的意志而做工。孙先生瞬时受宠若惊。老奶并不在乎疗效如何,因为上帝自有他的时间安排,忍耐和等待可以改变一切。余下的病人对孙先生敬若神明,她则宣讲上帝的恩典,而不是疗效的情况。病友们不信,常拿她的上帝开心,让她去找上帝先生看病,这诊所里只有老孙。但她不管你听不听,随时会向你宣扬神迹奇事。

乡间有一些虔诚的教徒,一般没有什么文化,对宗教的理解是物质性的,这和自己的生存境遇密切相关。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会产生超乎寻常的虔诚,不免掺和着许多中国特色的迷信。时间一长,磨难一多,便动摇起来,以至于又回到世俗肉骂的老路。这是基督教在中国民间的普遍命运。老奶目前的信仰正处于巅峰期,且异常虔诚,符合《福音书》的真意。我没有和她讨论过信仰问题,因为话语是无效的,一切都在心灵中悸动,并反映在她苍茫的面容上。我用笔画下这个基督徒,便是对她信仰的感慨。

他们(二)

病友们来来去去,我自问,这个病人是不是和一个月前来的病人是同类的,是不是存在从这张脸到那张脸之间“人”的变化呢?这种事发生了上百次,我常觉得画的是同一个人,但他却是另一个人,我或许是在画人的种类。画家应该自然地画出画来,仿佛露珠自然坠落一样,十几、几十分钟的速写足可产生永不消褪的美丽画面。正是这样,才促使我不断地画。我可以完全不需要考虑技巧,只需感觉到人的精神。速写享受着光辉的名字,它是伦勃朗、鲁本斯,也是德拉克洛瓦、凡·高。能画速写的画家那么多,无数的画家在速写领域里歌唱过,我想把病人的速写归入他们的行列。也许这个想法太落俗套,为了无愧于这些先辈,我尽可能做得更好。这个乡村诊所的底层民众给我们留下了一种朴素和关于命运的传说及贫穷的话题。尤为重要的是,它给我们展现了广泛的人物类型。

古老的真言

这张画对一个人在其生命过程接近完成时的情形作了相当好的概括。老头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命运,这类人的命运通常是大家熟悉的。这张速写有某种传记的性质,这样的传记像黑暗的轮回让人不寒而栗,像缓慢到来的黄昏、失明和失聪,都会不请自来,它像生活本身一样古老,所以很容易成为人的一种象征。我们可以把它升华到一种境界,使他成为充满怜悯、爱抚、仁慈和庄严的人。老头已活到我不知是我的境界,在他辞世之前或辞世之后,在他曾经有过丰富的想象和充满情感的老脸后面,我感觉到了一丝寒冷。他曾徒劳地在一生的过程中为许多人呈现过不同的面容,而今,老头即将成为纯粹的“我”,为别人活着的岁月就要荡然而去。众人迟早将和他一样,回到本质的永恒之中。

太多的人失去了这种面容,也许就像失去自己的家园一样。谁知道当一个人在黄昏的余光中漫步或忆起他过去的岁月时,是否感到很多东西已悄然逝去?

病中村姑

在这两张微不足道的速写中,有着很好的例子,说明艺术上的任何夸耀,都不如对象本身那么重要,否则,艺术只是一个虚假的记号。

因为急于抓住整体形象,好多东西尚处初期,引为憾事。用了一张多年前已发黄了的旧纸,有些沧桑感。我们诉说岁月,在一纸一物中皆可尽情,若再落下好的形象,可谓相得益彰。

这样的画无须更多的解释。速写是一种普通的工作,我知道自己一直在画一些小东西。面对这样的一个病中村姑(不算漂亮),对女人的爱和怜悯使我并不需要知道她的身世。我们的日常生活只是与死亡抗争的一个片段,由失望和奋勇编织而成。但愿每一位画家都去赞颂与自己相近的事物,那是真正的画卷。

中年汉子

不可避免地,我已把“病”这个广泛的话题缩小到具体的个人状况,这可能会产生一种低沉的气氛。病人的面容出现在画面上隐现了某种不安。速写就像是一个靶环,给出一个目标,便于用画笔述说时有一个准心。我将活到画中这个汉子的年龄,绚丽的世界不再具有迷惑性,面容的骨骼渐渐清晰,脚下接触着真实的土地,幻想一去不回,一切都实实在在。人处在这个年龄,呼吸更加深沉,对异性的渴望渐入稳定,我们正忙碌于这个人生之巅的日日夜夜。

这个汉子正经历着我尚未经历的事情(我也肯定要经历)——腰疼病。这是过度劳累的奖赏。针灸数日,汉子仍是迈着沉重的步伐而来,托着弯曲的腰椎而去。疾病虽未击倒他,却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障碍。诸多的家事、生意、孩子前途都要待他挺直腰杆去操持。他自小贪杯,其间医生不让喝酒,否则加重病情,疗效全无,可他常喝得大醉(也是一种病)。酒与病向来携手而行,何况这里是酒乡,能喝是一个莫大的荣耀,尤其是在场面上的拼杀。和他同来的病友早已完好而归,可他看来遥遥无期。家中的小作坊、取货送货皆在于他。他有架破三轮卡车,在乡间小路上颠得他直不起腰来。我不是得意于这个年龄的成熟吗?看来却是不堪重负的时期。最近,他儿子要当兵,又得请人吃喝,走通关系。世风如此,少不得花钱。为了钱,这腰椎难以见直。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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