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少衡
出版社：明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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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旅途试读：
内容提要
喜欢冒险的初一男生马驹在署假里参加了一个被称为“狼群小队”的特别旅行团，从祖国西南边境一直走到东北黑龙江边。马驹在旅行一开始就领教了一个“气功大师”的下马威，然后认识了团里的一个高深莫测的女老板。在旅行途中，马驹极力探察一个神秘的黑色手提箱，希望得知里边的秘密。旅行中，他遇上了一连串的怪事：他在古城西安的大城墙上失足，在北岳恒山的山路上迷途，在承德避署山庄的湖泊里翻船，在黑龙江边坐上一艘出没于夜幕中的快艇……这些经历使马驹的署假旅行成了一场奇异的探险。旅行中的马驹既领略了祖国的江山美景，又跟相伴的那些人发生了种种纠葛。在好人与坏人、罪犯与警察之间，在悬念重重、起伏迭宕的历险中，少年马驹用他的机敏和勇敢与罪犯斗争，证明了自己是“一匹可爱的小马”。第一章暑假行动一、二 姨
我得先说一下我的二姨。我的二姨是个非常普通的人，也是个很特别的人，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的二姨最特别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她有一种特殊感觉，据说那是一种特异功能。
暑假前夕，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二姨的电话。二姨管我叫“小马驹”，她在电话里一听我的声音就特别高兴，她说：“小马驹你昨天想我了。”
我当即发愣，支支吾吾不知怎么跟二姨说。“昨天晚上你做了个梦。”二姨说，“你在梦里跟我说话。”
我知道自己昨晚肯定做过梦。我是个初一学生，我这样的男孩几乎每一天都做梦。不过我不记得自己在昨晚上曾经梦到过二姨并且跟她商量过什么事情。“你在想放假的事。”二姨说。
我忍不住叫了起来，快活地说道：“二姨，我想起来了！”
我记起一个梦境：我被一群蒙着脸的人追赶，我拼命想往前跑，两只脚却不听使唤总跑不起来。然后那些人把蒙脸布一拉，原来是我们初一足球队的人。他们抓着我问：“玩什么？玩什么？”
暑假就要到了，我总想着今年的行动。我不知道二姨怎么会知道我的心思，难道她真能在几千公里外感觉到其他人心里的念头？
我的二姨家住云南省的昆明市，我的家住在福建省的厦门市，我们相距少说也有一两千公里。可是在二姨的感觉里，这上千公里的距离几乎是不存在的。她总是非常真切地感觉到我和我的妈妈也就是她姐姐在她身边。她对自己的这种感觉从不觉得奇怪，因为她自认为有特异功能，能在几千公里之外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我二姨的这种感觉还不限于几千公里，它可以跑得更远，一直跑到非洲那个地方，那足有几万公里之遥了。二姨之所以不远万里跑到非洲去寻找感觉，是因为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二姨父在那地方。我的二姨父是昆明某个医院的主治医生，戴一副眼镜，擅长用一把小刀子给人开膛破肚，那叫做动外科手术。我一见到二姨父总觉得肚皮发麻，光怕总是笑眯眯的二姨父把我按在手术台上，弄开我的肚皮看看里边是不是有成团的蛔虫。这种感觉挺可怕，不像见二姨时那么亲切美好。我的二姨父跑到非洲，是支援外国去的。非洲有一个国家缺乏医生，请昆明派一个医疗队去，姨父的医术高明，被挑选进医疗队，到那边去给非洲人开膛破肚，在非洲要呆足足两年时间。据二姨说，姨父去的那地方是黑非洲，全是黑人，那里的人无论大人小孩，每一个人都能把一个几十公斤重的东西顶在头上走路，就像杂技演员似的。她说那国家叫“塞”什么，我没记住。我曾去查过地图，发现非洲有不少个国家名字里有个“塞”字，像“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埃塞俄比亚”、“塞舌尔”等等，我不知道二姨父去了哪个“塞”。我认为不管哪一个都挺有意思，弄得我有时也想找一把小刀把个谁按在地上开膛破肚，如果真行，也能上哪个“塞”国去看看异域风光。
二姨父的所有事情全是二姨通过电话告诉我们的。二姨喜欢煲电话，特别喜欢在晚上或者星期天里煲，她说那个时候长途电话只收半费。按我看二姨不太擅长算账，邮电局的那些人准是发现了她这种人的特点，才设了个“半费服务”项目让她去用。我的二姨在煲电话时总是满心欢喜，总以为自己省下了很多钱。她有个错觉，就是煲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利，节省下来的话费就越多，她从来不想自己实际上是在不停地把自己的工资“煲”到邮电局的程控总机里去。
我的二姨也在医院里工作，她不是医生，是护士长，做的是给病人打针、量体温、缝合伤口、包扎绷带那类活。我一想起二姨的职业就满鼻子消毒来苏水味，那股味呛极了让我总是忍不住想要逃走。其实我的二姨从来不是个让人害怕的人，她永远和蔼可亲，说话轻声细气，脸上总是带着非常真诚的笑容。小时候我最害怕打针，有一次发烧，恰好二姨从昆明来，住在我们家。她给我看病，说非得打针不行。她去弄来打针的东西，举着个大针筒对着电灯看，然后坐在床边跟我说话，忽然间就站起身对我说：“好了，小马驹。”我当下就傻了，不知二姨是什么时候把那针扎进我的屁股上并且把那一大筒药水全部注射进去的。二姨就是这么个人，她不光打针的本事神，对病人还特别好，病人哼哼叫的时候她会陪着难受；病人治好了出院时，她会高兴得像是自己从此不再跟消毒水打交道了。几乎每一个人都说我二姨是个大好人，间题是她不光自己是个好人，在她的眼睛里全世界的人跟她都一样，没一个坏的，偶尔有一两个不好是因为肚子里长了个毒瘤，只好送给我二姨父用刀子去肚皮上划拉。
我说了半天二姨，是因为她在我的故事里挺重要，我这故事有一多半跟我二姨有关，她要不是那么一个人就没有我这故事了。
我的二姨叫张云，这名字很平常。
那年暑假，我的二姨决定带她女儿也就是我的表妹李姗去旅游。她们参加了一个特殊旅行团，要走一条新开辟的旅游线，从昆明出发，一直往东北方向前进，直抵祖国的最北部。据说这条旅游线非常有意思，既能看风景又能长见识，对大人小孩都非常有益，而且还能有一些另外的收获。二姨听了十分动心。我的二姨很容易受人影响，别人说什么她信什么，这是她通常的毛病。那一年暑假二姨非常想带表妹出门，因为表妹期末考试得了全班第一，应当给予奖励。表妹跟我一样都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光给我们煮一个蛋以示嘉奖的方式已经过时了，得给点分量足一点的甜头才能让我们觉得有必要继续努力。在参加旅行之前，二姨跟远在非洲的二姨父做了商量，征求姨父的意见。二姨跟姨父商量事情的方式我已经介绍过了，姨父远在非洲的什么“塞”国，那里电话联系可不比我们这里方便，国际长途的费用特别吓人，二姨没法跟姨父“煲”去，因此她只是用感觉去跟姨父商量。她不是有特异功能吗？经过几次三番远涉重洋长达万里的“感觉”，二姨断定姨父完全赞同她的意见，这个暑假里她是应当率女儿旅行北方的，让女儿看一看大自然，认识祖国的大好河山，并接受活生生的教育。
二姨便办理了有关手续，交纳了定金，向单位请了假，开始为旅行做准备。随着出发时日的临近，二姨一天比一天兴奋，那些日子里她每天翻看地图，并留心有关她将要前往的那些地方的消息，包括中央电视台每晚新闻联播之后的天气预报，不厌其烦地在一张纸上记下那些地方的气温及天气，并了解气象形势，判断近期天气是否倾向于晴好。二姨还为自己和女儿准备了一些应急罐头食品，预备旅行中的不测。
不测果然发生了，但却不是在旅行中，是在旅行之前。有一天晚上，表妹李姗的音乐老师突然到二姨家家访，提出让李姗参加市里组织的一个为期一个月的音乐夏令营，随夏令营到全省边境巡回慰问演出，慰问边防部队。我的表妹李姗既是个擅长手风琴独奏的艺术天才，又是个热衷参加各种活动的文艺活跃分子，她一听到巡回演出两手的指头就动个不停，像是开始上台表演了一般。老师的提议让表妹非常动心，她说比较起来她还是更喜欢去参加音乐夏令营。她年纪还小，将来参加旅游的机会还多得很，长大了她想去全世界的几个大洲包括南极看看，何止本国的北方。音乐夏令营和演出却不一样，一个手风琴手一出现在台上，多少双眼睛盯着，多少双手掌在拍，这种场面令人陶醉，机会放弃了太可惜。
表妹李姗其实还另有原因，她只是没说出来而已。
二姨精心准备的旅行被李姗的音乐夏令营给搅了。二姨整个儿借了，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把票退了？”她说，“定金都交了，违约要罚款的。”
表妹说：“干吗退？你尽管去啊，我不去就是了。”“那不行。”二姨斩钉截铁道，“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我是去夏令营呀。”表妹说，“妈妈你准备报名跟我去少年夏令营吹口琴吗？”
二姨给表妹问住了。
她赶紧找姨父商量。也许因为过于仓促，那几天她的感觉不对，没法像以前那样顺利地抵达非洲，当然也可能是她在寻找姨父时恰巧姨父在手术室里用刀子给人开膛破肚，无暇跟她对话。总之她没从姨父那里讨到主意。这时她突然想起她的姐姐，也就是我的母亲，顺便就想起了离她足有数千公里的我来了。“我找小马驹！”她快活地叫道，“对了！”二、可爱的马驹
二姨管我叫小马驹，因为我姓马名驹货真价实就叫马驹。我不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怎么会用这个别扭的名字叫我，好像我真是一匹系在马厩里的草食类动物似的。假如我在出生时就能有效地表达意愿，我肯定不同意用这个名字，哪怕他们把我叫成“马句”都行。
我是个刚上初一的男生。我有个绰号叫“可爱的马”，那是数学老师挖苦我时送给我的绰号。我知道我挺让人烦的，我的绰号有些讽刺意味。
我喜欢足球，喜欢在学校的足球场上跑来跑去，跑得头上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往外冒汗，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班上的女生总朝我起哄，说我在球场上跑起来时像一匹小马驹四处乱跳。我对女生的见解嗤之以鼻。我发现女生们都喜欢扎成一堆，叽叽喳喳像群麻雀一样说话，莫名其妙地尖声笑个不停，除此之外没有太多出色见地。我总想人的智商可能跟头发成反比，我想建议女生们尽量剪短头发，免得老说傻话。
我和我的爸爸妈妈居住的厦门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城市。我的爸爸在部队里工作，我和妈妈跟随他转战南北去过许多地方。我在广州住过，在南昌上过幼儿园，后来在武汉住过几年，在我上三年级时来到厦门。我承认就我们家这种搬来搬去的情形，我和爸爸真像是一对跑来跑去的大马和小马。由于我的爷爷以及爷爷的祖宗恰巧姓马，我们只好在中国的大地上这样蹦过来蹦过去，不亦乐乎。只有我妈妈比较吃亏，她不跟我们一样姓马，她跟二姨和我外祖父都姓张。可她一不留神进了马厩，这边一头大马，那边一头小马驹，她只好跟着跳来跳去，一点其他的办法都没有。
我得说我不是挺让妈妈放心的乖乖猫，我从小喜欢惹是生非，没给妈妈少找麻烦。我这人好奇心特别重，富有冒险精神，像我这样的人总是有许多恶劣的记录。我记得自己在上幼儿园时擅长骑木马，我总是不断地前俯后仰，使劲动作，让木马的摆动幅度达到极限，那时才会感觉到痛快。我这种玩法当然会玩火自焚。有一回当着老师的面我就把那木马骑翻了，我整个人被掀翻在地上，摔得鼻青脸肿。可是我下一回上去还那么玩，弄得老师最后禁止我参加类似的游戏，在幼儿园的每一只木马上都贴了一张字条，注明“小马驹不得上马”。我刚上小学时，家住南昌的一个大院子，里边有许多户人家，隔着一堵高墙连着另一个大院。那边院子也有许多人家，两边院子都有不少小孩。那时我是我们这边院子里的孩子头，每个星期天我都要率领本院子的男孩跟那边院子的男孩激战。我们用钳子把粗铁丝弯成一把铁丝手枪，安上扳机，缠上橡皮筋，用来弹射废纸折成的子弹。那时我们总在衣兜里装满自制的纸弹，顺着院墙边的一棵树攀上高墙，甸甸在墙头，把纸弹头夹在橡皮筋上，勾在手枪枪后的弹夹里，举起来瞄准，然后突然射击，把对手打得僧头转向，吱吱尖叫跟一群老鼠一样。上那高墙当然是挺危险的。有一个星期天下午，在一次突然袭击中打得过于高兴，我有点忘乎所以，没注意趴好，从那墙头上滑了下来，当场摔了个人事不省。后来在医院里醒过来时，才知道竟摔了个右腿骨折。为我接骨的医生说．我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居然只弄个骨折，没把自己摔成个白痴，实在是天大的奇迹，说得我非常不好意思。我记得当时母亲眼泪汪汪，光怕我从此以后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成个瘸子，一辈子走起路来都像在摆渡一样。谁想后来把夹板拿掉，竟是两条腿一样长短，没一点问题。妈妈喜不自禁，倒是我满心遗憾。要我看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的还是有意思的，不就有点与众不同了吗？要是大家都知道我是趴在那么高的一堵墙上战斗，然后从上边掉下来才弄断骨头的，那多神气！
我在上中学时不再爬墙上树，因为我迷上了足球。每一天放学后，我都跟一伙同学奔跑于学校的球场上，直到夜幕四合，球都看不见了的时候才回家。我的足球技巧相当好，在班上享有“小马拉多纳”之誉。我想马拉多纳也没什么，不就跟我一样姓马吗！当然我的体力还不如高中的同学，技术也比他们稍为逊色。我对此并不着急，我想不要等我上高中，至多初三，我就可以将他们全部打败。如果我的爸爸妈妈不给我找麻烦，那时我肯定是个足球明星，绝对不比眼下那些明星逊色。之所以提到我的爸爸妈妈，是因为他们赞成我踢足球，认为这对我的身体有益，却不赞成我去当足球明星。爸爸说我又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小马驹，干吗去干那种活？爸爸当过炮兵团长，他认为我长大以后至少可以当一个副团长，他觉得干那种活肯定比当个足球明星有意思。妈妈则认为当足球明星太苦，据说中国足球协会海埂训练基地是个“死亡营”。那儿一个接一个枪毙球星，一点都不手软。妈妈舍不得让我到那边经受高强度训练并被一枪毙掉，她说咱们小马驹活蹦乱跳的有什么不好？干吗非得上那种地方找那种动不动让人枪毙的活干？妈妈总搞不清楚足球界的流行行话和典故，对此我也懒得解释。按妈妈的心意，我应当当个科学家，至少跟她一样当个环保工程师。她认为她的小马驹一点也不笨，根据经验她断定我的学习成绩与我踢足球的时间成反比。我每天少踢三十分钟足球，我的考试总分就可以上升六十分。这一比例经过多次验证，基本正确。我得承认这一条“妈妈定律”还是成立的，我只要稍微下点功夫，成绩会立刻刷新。可1%我在初一的时候依然非常好玩，我总管不住自己，我的学习成绩总像澳洲袋鼠一样在老师的成绩分析表上做一种大幅度跳跃，有时进人班级前三名，有时掉到三十名以下。掉下来时老师就对我横眉怒目，我的妈妈则着急得要命，恨不得把我的两只脚剁下来，让我再也没法下场踢球。只有爸爸比较开明，他说：“这马驹就这样，没关系。初一让他玩，初二还让他玩半年，初三再给他钉马掌、挂套子，把他拴在马厩里老老实实啃那几本书，那时他准行。”
我想看来我得抓紧时间玩，我玩的时间可不太多了。
暑假到来之前，我很为暑假里自己干些什么犯愁。我已经是个中学生了，跟一些小不点一起爬墙上树打仗不再有意思，参加某个夏令营在老师的率领之下乖乖地这里走走那里走走更不是我想干的。我已经让老师管了整整一个学期了，接下来那个学期我也没法不让老师去管，这中间只有一个暑假。多不容易盼来这么个暑假，我还不能躲得离老师远一点吗？暑假里我那些球友跑得七零八落，难以凑起一个球队到学校踢足球，不像上学时大家全在一个教室里愁眉苦脸，下课钟一敲一起扑向球场那样方便。我比较喜欢跟自己的球友一块踢球，大家彼此了解，配合默契，比一下手势就知道应当往哪边攻，那种球踢起来比瞎蒙有意思多了。可暑假里把这些伙伴聚在一起比什么都难，总是这家伙睡懒觉，那家伙闹肚子，另一个成天躲在电子游戏机室里不出来，实在头痛。另外我还觉得暑假应当过得跟平日里完全不同，要去一些陌生的地方，做一些奇特的事情，有一些非凡的经历，比如探险什么的。
可我上哪探险去呢？
我还在胡乱打主意的时候，我的二姨已经从千里之外把我圈进了她的感觉里。她一感觉到我在想她就高兴得不行，认为她的难题迎刃而解了。
那晚上二姨给我们打电话，恰好妈妈在家，她们俩姐妹在电话里足足煲了一个小时。我知道她们在说我，心里扑通扑通直跳，光怕她们给我找事，例如参加什么书法培训班之类。我知道二姨热衷于为孩子安排各种有益的活动。我的表妹在她的安排下什么都学，什么都会，可没一点自由，我是避之惟恐不及。
然后妈妈喊我：“马驹，二姨跟你说话。”
我去接电话。二姨一听我的声音就笑，说：“小马驹你好吧？”
我说我好着呢，二姨听了更高兴得不行。“咱们小马驹说起话来越来越像个大人了。”她夸奖我说。
我得承认二姨非常疼我，从我一出世她就非常喜欢我。不管我多么调皮捣蛋，她总觉得我特别好玩。我断定她的感觉肯定老出错，总是错把我当做是她生的。我总是庆幸自己偏巧是妈妈生的。我知道二姨和姨父都挺好的，可他们看着我时我总感觉不对头。我光怕姨父把我弄去开膛破肚，然后由二姨往我的肚皮上贴橡皮膏，他们这么干肯定是为我好，可我宁愿满肚子长虫也不想挨上一刀。“暑假干什么？”二姨问我，“作业做了吗？”
我说已经做一些了。“你知道西安吗？”二姨问，“知道云岗石窟、承德和黑龙江吗？”
我想这挺奇怪的，难道二姨最近当上了地理老师？
二姨快活地说：“小马驹，咱们一块去！”
我冒冒失失地问了一句：“二姨，是探险吗？”“是旅游。”二姨说，“去的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我心想这也没有问题，我把它变成探险就是了。
我的暑假计划就这么确定了。三、表妹李姗
表妹说：“我要练琴。”
我对她充满同情。表妹李姗每天的时间都被一张作息时间表一块一块地割掉，像菜市场案板上的猪肉被卖肉大婶用一把尖刀割成一块一块的那种模样。除了三餐，表妹在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各安排了半小时练琴时间，每天早晨有半小时跑步，每周还要用两个下午时间到文化宫上舞蹈课，等等。我一听表妹介绍她的这些暑假作业就觉得头皮发胀，我说：“姗姗你怎么回事？你还活不活了？”李姗挺夸张地把两手一摊表情悲伤道：“可是没有办法，表哥。”
我从厦门乘飞机到达昆明的第一天，表妹李姗就跟我聊了半个晚上，表妹比我小半岁，从小跟我挺要好，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表哥你可能有些麻烦。”她告诉我，“弄不好你不能去旅行了。”
我大吃一惊。“我妈妈正在想办法。”李姗说，“可她的办法通常不多。”
原来就在我动身来昆明，准备顶替李姗陪同二姨参加旅行团时，旅行团这边倒出了点岔子。二姨在决定把我接来之后，才想起应当把这事告诉安排这次旅行的那些人，她打了个电话，提出由“马驹”取代“李姗”，本以为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却不料对方连说不行，说：“旅行团不能携带宠物。”“他们认为你是宠物。”李姗大笑道，“就像一只小猫，或者一条小狗似的。”
我断定事情跟二姨的口头禅有关，她总管我叫“小马驹”，她准是跟那些人说她要带小马驹一起旅行，那些人一想坏了，这小马驹能带上飞机吗？在飞机上把它拴哪呢？拴在座位后边的小桌板上？或者座位下边的支架上？还是干脆就拴在空中小姐的围裙系带上？“不光因为宠物。”李姗说，“我妈讲你是个初一的男生，他们还说不行。他们说，团组人员都定了，没法变的。”
我说：“怎么搞的？简单极了的事嘛！”
李姗说：“我猜是大师干的，那个人名堂很多。”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大师”其人。
李姗说，她妈妈也就是我二姨参加的这次旅行是一种特别的旅行，它跟“大师”有关。这位大师姓汤，是个气功师。他发明了一种气功，叫做“贯通功”，据说能把全身贯通起来，让身上出毛病的地方变好。这个汤大师曾在昆明的一个大剧场做“贯通功”表演，他让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站起来走路，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弄得全城轰动。那一阵恰巧我的二姨对气功着迷，她不是听什么信什么的人吗？一听汤大师有这本事，便对“贯通功”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参加了汤大师的“贯通功”训练班，一进训练场，没等训练忽然就有了一种“气感”，天晓得那是什么东西，总之挺神。汤大师一发现二姨这么厉害就叫：“哎呀，你有特异功能！”二姨从此对自己也对汤大师深信不疑。“可我不相信。”李姗说，“这个汤大师看起来挺虚伪。”
据李姗说，二姨参加的旅行团是这位汤大师组织的。汤大师有一天心血来潮，决定依托某个旅行社，搞一个“贯通旅行团”，他要带功旅行，在旅行中向团组成员发功，让他们得以练功修身，贯通成师。参加这个旅行团的人都由大师亲自挑选，据说都是对“贯通功”特别有悟性的，例如我二姨这样的有“特异功能”的人。没有根基的人他们一律不要。“看来他们不相信你。”李姗说，“你不懂气功。”“你就懂吗？”我问。
李姗笑道：“我妈有特异功能，我至少就有百分之五十的遗传！”
她向我承认说，她对汤大师以及他的气功，还有所谓的“贯通旅行”都感到怀疑，她对她妈妈的所谓“特异功能”也感到怀疑，她认为她妈妈就是敏感一些，感觉奇特一点罢了。妈妈就是妈妈，又不是火星人。李姗对参加音乐夏令营满心欢喜，她说比较起来她更喜欢跟同学一起玩，总让妈妈管着，连暑假里也得成天装在妈妈的眼睛里，那有什么意思？对她的这一想法我表示充分理解。“现在轮到你了表哥。”她挺同情地看着我说，“轮到你让我妈妈看着了。”
她说如果汤大师实在不通融，二姨就要退出旅行团。她要呆在昆明，每天陪着小马驹说话，每天做许多好吃的东西，每顿饭开饭之前要马驹仔细地洗一次手，再用一块干净的毛巾把两手揩干。二姨是护士长，她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对各种东西特别是与食物接触的东西进行消毒。她的眼睛不像我们的一样只看到食物那些特别诱人的模样，而总是看到食物表面上长着一层毛茸茸的膜，膜上附着许多凡人看不见的、到处爬来爬去的东西，那全是细菌，其中有一些能让人拉肚子，有一些能让人得肝炎，还有一些能够致癌。二姨的眼睛里全是这么些东西，难怪她要让人不住地洗手。“表哥你可有好日子过了。”李姗挺幸灾乐祸的。
我感到很不是滋味。我在接到二姨的电话之后仔细地研究过地图，觉得二姨突然提供给我的这一次机会挺有意思，我能让它成为一次真正的探险。我的这一番经历肯定值得同学们羡慕。我敢说很少有人能够在读初一这个年纪上有我这种经历，因此我决定接受二姨的邀请，把我的暑假计划同二姨的旅行合二为一。我没想到这事居然从一开始就碰到麻烦，这种麻烦又如此复杂，牵涉到宠物、气功和特异功能之类的问题。这种问题只有大人才有办法解决，我使不上劲，只能干着急，没有办法。
二姨说：“姗姗吓唬你呢，别听她说。”
二姨总是十分乐观，我相信天塌下来她也一点都不在乎，只是照常我行我素。在我到达昆明之后二姨就不停地给我张罗吃的。在昆明机场一看到我，二姨就认定我的妈妈失职，把个小马驹喂成这么个瘦猴子，她决定为她姐姐也就是我的妈妈改正错误，让我在昆明一口吃成个胖子。在那些日子里她根本不急着去催旅行的事，她说让他们商量去，不去旅行也没什么，只要小马驹在这里就成。我的到来让她有一件大事可干，让她暂时失去了参加“贯通旅行”进一步研究气功的兴趣。我对二姨解释说我上中学后几乎天天踢球，身上的肌肉特别发达，一块多余的肥肉都没有，这可比那些小胖子强多了。二姨却固执己见，天天上市场采购，下班一回家就在煤气灶前煎炒炖炸，弄出一股香喷喷的味道，馋得李姗直流口水。“你应当搬到昆明来住，表哥。”她说，“那我就天天有好吃的了。”
别看李姗每星期用两个下午到文化宫学舞蹈课，她还是馋得不行。按她馋嘴的水平看，她去上舞蹈课一点用处都没有，要不了多久她肯定要吃成个小胖子。
我到达昆明的第四天，表妹李姗该出发去她的音乐夏令营了。她在出发前的那个晚上狠狠吃了一顿，吃完正餐不够，还吃掉一大块二姨买来协助我增加营养的奶油蛋糕。末了表妹舔着沾在指头上的奶油，非常遗憾地说实在不敢吃了，再吃下去就坏了。“表哥我有话要跟你说。”她说。
她说她的话不能让妈妈听到。她跑到房间把门关好，表情严肃地说：“表哥，这是件大事。”
她说她已经听到消息了，汤大师的“贯通旅行团”已经开始行动了。经过一番认真考虑，他们决定接受她妈妈张云的请求，让张云率小马驹随团旅行。本来他们很不欢迎一个莫名其妙的搞不清楚是男孩还是宠物的东西参加他们的旅行团，可他们又很希望张云参加，因为张云的“气感”特别好。为了把她留住，他们只好同意让马驹人伙。“但是你跟我妈只从昆明参加，你们不必到景洪去。”
李姗解释说，景洪是云南的一座城市，在昆明南边挺远的地方，靠近边境，从那边再过去就是缅甸，是另外一个国家了。我和二姨要参加的这次“贯通旅行”与其他旅行线路不同，它要以云南的南部边界，也是中国的南部边界为起点，从那里开始，一直往北走。为什么非得从那里开始，不能以其他地方例如昆明这里做为起点，大人们有个说法，小孩就不得而知了，总之汤大师要这么干，这个汤大师神神道道的名堂很多，当然他也有他自己的道理。由于“贯通旅行”的起点定在景洪边界那里，旅行团的成员便都由汤大师率领，几天前去了景洪，从那边开始了这场“贯通旅行”。我的二姨由于我的缘故没去景洪，已经差不多算是放弃了这次旅行，不料忽然又接到通知，说各方已经协调清楚并办好了有关手续，让二姨和我一起参加旅行，从昆明开始。在汤大师他们那些人从景洪到昆明的时候，我和二姨将在昆明机场跟他们会合，再一起北上。“你成了，运气不错。”李姗说，“可我得把事情好好给你交代清楚。”
别看李姗是个馋嘴猫，她可挺有心的。她跟我说，她的父亲也就是我二姨父远在非洲，他出国之前曾特别交代过李姗，要她听妈妈的话，当个好孩子，又要她照顾好妈妈。李姗认为这是爸爸把妈妈托付给了她，她得承担起责任。李姗认为妈妈总在想念爸爸，神思飘摇，所以才会闹出什么特异功能，隔着几万公里去跟他一起商量事情。李姗觉得应当让妈妈去外边走一走，让她放松一下，对她肯定有好处。按照爸爸的托付，本来李姗应当跟妈妈一起去，照顾好妈妈，可她既舍不得音乐夏令营，又不希望老让妈妈管着。刚好我来了，她妈妈有人照顾，她也可以自由活动了，我也能到处旅行，真是三全其美。李姗说她今天晚上正式把她妈妈托付给了我，由我在整个旅行途中负责照料她，这个任务自然光荣而又艰巨。“你马上就会发现事情不太简单。”李姗说，“我妈是这样的一个人，她跟别人不一样。”
李姗还提到汤大师和他那些“贯通功”的伙伴。她对那些人不太信任，她说那些人看上去挺虚伪，一个比一个精，会哄骗人。前些时候汤大师在某个地方做气功表演时，李姗曾经好奇地去看过一次。那时汤大师说他在台上发功，能够让台下人袋子里的蒜头长出蒜苗来。恰好李姗身边有一个小孩带着蒜头，那天他们不停地看那蒜头，根本就没看到一点蒜苗出头，因此李姗对大师不太相信。李姗说她妈妈心眼太好，非常容易相信别人，这样的人总是一不小心就上人家的当，受人家的欺负。“没关系，有我呢。”我说。
李姗说：“老师让我参加音乐夏令营那天我立刻就想到了你。有你跟妈妈在一起，我就放心了。”
我觉得挺得意。我想别看我才是个初一学生，但这么小年纪就有人把一个大人托付给我，让我承担照料她的职责，这大人还是我的长辈，我真是有些了不起了。尽管李姗也是个孩子，她为了某一个让她心馋的音乐夏令营而郑重其事地把父亲交给她照料的母亲移交给我，这情形听起来有些滑稽，要让我的爸爸妈妈或者二姨和二姨父知道了准会笑掉大牙，可我还是觉得相当自豪，这使我发现我的这次旅行显得格外有些意思。
那时我一点也不知道此行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第二章直上蓝天一、狼 群
我参加的这个旅行团挺奇怪，包括它的名称，它不叫"AC米兰”，也不叫“尤文图斯”，居然叫做“狼群小队”。
那一天，在机场候机厅里，我见到了表妹李姗向我介绍过多次，弄得如雷贯耳的汤大师。刚见面我就领教了他的下马威。
那时我跟着二姨坐在候机厅朝西边的一个角落里，我们是全团到得最早的两个成员。我的二姨历来严守规矩，她认为人应当讲信用，同时不要给别人造成麻烦。要讲信用，就是团里确定什么时间集合，我们就得提前到达；不给别人造成麻烦，就是绝对不能迟到，让别人等我们，浪费了别人的宝贵时间。为了她这些原则，为了不浪费别人的宝贵时间，我陪着二姨提前出发，在约定时间的前十五分钟赶到确定的集中地点，然后在那里耐心等待，充分浪费我们自己的时间。
我注意到除了二姨和我，这个团里再没有另外一个人是讲信用的，所有那些人都千方百计要给别人找麻烦，具体地说是给我和二姨两个人找麻烦。在约定时间里除了我们俩，再没有另一个人露面。事后那些人说他们迟到的原因是他们有意把集合时间定得早一点，根据实际情况和他们的经验，根本不必那么早去，因此他们都是吃饱了，喝足了，一连打上几十个饱隔，用一根牙签仔细地把牙缝里的残渣剩肉一点一点地挑出来吐到地上，再心,N舒畅地坐上出租车前往机场。他们丝毫不考虑那些比较讲信用且时时想到别人的人可能经受的心理折磨。在所有人都迟到的那十几分钟时间里，我总怀疑是不是二姨搞错了，也许旅行团的出发时间更改了，也许集合地点换了一个地方，我心里十分着急，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我知道我的二姨永远处变不惊，她总是随遇而安，如果真是搞错的话，她会一声不吭地在候机厅里等到里边一个人都不剩，然后领着我悻悻然打道回府，去为我做一顿可口的晚餐，并且说：“算了，咱们就不去了。”
我想不能靠她，再等几分钟，那些人再不来的话，我就得去想办法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结果那些人忽然拥了出来，像大大小小一串蘑菇突然从一根烂木头上冒出来一样。
我在那群人走过来时注意到被簇拥在中间的一个矮个儿，我当即断定他就是表妹李姗说的“汤大师”。我凭一种直觉做出这一判断，尽管这矮个儿跟我想象中的汤大师不太一致。我本以为大师会是一个老头，留着山羊胡子，戴一副通常只有瞎子才戴的黑眼镜，穿一种古里古怪的衣服，手里拿着一个类似拂尘一类的道具，模样半妖半仙。却不料这位走过来的矮子挺年轻，看上去不到四十，嘴上没有一根胡子，眼珠转来转去，表情高深莫测。
后来我知道汤大师的真名叫做汤宝山。从名字上看这人本来并不怎么特别。
他一眼就看到我了，但是他只用眼角一扫就把我扫到一边。“张云来了。”他点点头对二姨说。“大师早。”二姨说。
我想他可不早，我们比他早多了。
跟着大师一起走过来的还有一女二男三个人，年纪都不大。他们背着挎包，提着箱子，前呼后拥而来。四个人里，只有大师最潇洒，手中什么都不拿，只是抓着一把看起来挺平常的折扇。“刘小倩呢？”大师问。“还没见呢。”二姨说。
大师突然把脸转过来，用折扇指着我说：“你有毛病。”
我大吃一惊。我没想到大师这么看重我，一见面就挑我毛病。“你的右腿断过。”大师说，“你的肚子里有蛔虫。”
我得承认这家伙挺神。他断定我肚子里有蛔虫不算什么本事，这多半是推测，你随便说哪个男孩肚里有虫都行，八九不离十，再说总不能把他按在手术台上开膛破肚来验证里边一条虫子都没有。但是大师说我右腿断过倒是一点不错，我不知道这家伙凭什么能透过我的裤管看出里边的毛病。
二姨惊奇道：“是啊，我们小马驹小时候从墙上掉下来，摔断过腿！”
大师说：“还有。”
他也不多说，走过来拉起我的两条胳膊，让我把胳膊往前平伸，两掌并拢。他抓着我并拢的掌尖拉了拉，再合拢，对身边的人说：“看看，看看。”
他说这小孩的两条胳膊有一条比另一条短些，因此手掌并拢时左手掌便长出右手掌。然后他让我把手放下，绕半个圈走到我的身后，突然用左手按住我的右肩，右手扭住我的右臂，用力朝后边一拐。我只感觉到右肩关节里边“咯拉”一响，一阵酸麻，右臂像被大师一把扭断了似的。
汤大师又走到前边，把我的两臂抬起来，招呼那些人说：“来，看看。”
他说这回好了，这小孩的双臂已经一样长短了。
我在那一刻把他恨死了。我对他感到愤慨，是因为他把我当做个木偶，这里拉一下那里扭一下，根本就不问我是否愿意，好像我是他手中的玩具一样。我决定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师”，只当他是个走江湖的汤宝山，从此以后我要跟这家伙做对，尽可能地戳穿他的每一个伎俩，让他少得意一些。本来我对气功并不反感，我觉得它跟武功一样挺神的，我对所有神乎其神的事都非常神往，同时敬而远之，因为我想踢球，没功夫去搞清它们是怎么回事。现在我决定要去搞清楚一点，以便跟汤宝山做对。谁让他给我这种下马威来！
我认为从妈妈把我生出来的那一天起，我的两条胳膊就一样长短，从来没有一条长一条短的时候。我从墙上摔下来那回，右腿骨折再接上去，就完好如初，何况我的两条胳膊都是原装的，没断过半回。我断定是汤宝山做了手脚，他让我双手并拢时随便拉了拉，其实是在我疏忽不在意间故意把我的左手掌拉出来一点，然后便指认它们长短不一，等扭完我的胳膊显示他的本事之后他再让我合拢。这时即使我故意让左巴掌长出一点，他也会故伎重演，拉拉扯扯几下把它们拉齐。
我想他断定我的右腿曾经断过也是有原因的。也许是二姨在申请让我参加这个团时无意中提起过。一个自称大师的人总是会去记住旁人通常不容易注意的细节，然后他才能卖弄这些细节表现自己与众不同。我知道他就这么回事。
在候机厅里，汤宝山以我为道具所做的表演看来相当成功，那些围着看的人都惊叹不已。只有我二姨表情比较复杂，她大概既感到佩服，又有些心痛，怕大师一下子把我的胳膊扭坏了，落下终生残疾。我对着二姨活动了一下右胳膊，让她放心。小马驹挺结实的，这一两下根本不算什么。
然后又有两个人先后到来，一个男的，中年人，留着两撇胡子；另一个女的，年轻人，脸上涂脂抹粉的。所有这些人都在原定集合区域坐好之后，有一个小伙子突然冒了出来，手中抓着一把黄色小旗，身上背着个大挎包。“都到齐了。”他说，“大家注意。”
他从他的挎包里取出一叠印看一些文子的黄色遮阳布帽，给每人发了一顶。“大家把帽子戴好。”他吩咐说，“从现在起咱们大家都要戴上这顶帽子，无论走到哪里都认这些帽子，这样才能保证不掉队，不走失。眼下各旅游区不管南北都乱哄哄的全是人，一不留神让人拐去卖了，找都没处找。你们要是不戴帽子，出了事我可没法负责。谁要是把帽子丢了，我这里还有，但是要加倍收费。”
这个人是旅行社派驻本旅行团的导游，负责带团旅行。他一光临就宣布把本旅行团命名为“狼群小队”，他要大家都记住这个名字，首先记住他是一只大灰狼。“让大家受点委屈。”他解释说，“让大家跟着我变一群狼。因为我姓郎，我爹妈给我起名时一不小合就叫了我郎群。以后我又当了导游，跟着我的游客不管女士先生小姐还是小男孩只好都变一回狼，幸亏这用不着做变性手术，也不上税。我们叫狼群小队就像其它的旅行团叫什么甲队、乙队、北京队一样平常，只是一个称呼而已。”
导游郎群先生跟汤大师一样也有些与众不同。这人大约有二十七八岁的模样，高个，宽脸，脸上长着一张大嘴巴，几乎占了整个脸部的一半。这个人有些油嘴滑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导游先生的职业特点，让我感到特别的是这位导游先生讲笑话时自己脸上却毫无表情，一点不笑，这使他的神情显得十分古怪，居心叵测。
我想这回可真有些意思，除了个大师，还有个郎群，我一头小马驹居然就这么钻进来了。
没想郎群先生眼睛一瞪就瞄上我了。“小男孩要特别小心。”他用他那把小旗指着我说，“你叫马驹不是？ 口自们这儿可不能让你到处乱跑，小心让我大灰狼把你吃掉。”
我说：“吃不掉。”“你试试。”他挖苦道，“你看上去像一匹可爱的马，估计能卖个好价钱。我一到西安就把你卖给个老巫婆，让你给她家的小姑娘拉车去。你要是还想见到昆明就死死抓着你二姨的衣襟，千万别惹麻烦，懂吗？”
大家都笑，我心里火得不行。我想这头狼真混，他不欺负小孩似乎就不快活。他居然也像我们数学老师一样拿“可爱的马”挖苦我，他们异曲同工说到一块去了。
我想我倒要让他看看我是不是真的挺“可爱”。二、黑色手提箱
开始时我没注意我们狼群小队各大狼小狼都带着些啥。我从来都是个挺不经意的男孩，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表示好奇，对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一律视而不见。我参加狼群小队到北方旅游，各种准备都由二姨来做，用不着我自己操心，只要在出门时系好自己的鞋带就成。后来我才注意到二姨用了一个小背包装我的一些小东西，我注意到用小背包是因为二姨让我自己背那些东西，包括我的两本课本和寒假作业。二姨自己拎着一只大旅行箱，里边塞满她的和我的衣物。她还有一个挎包，装着吃的，她总担心我营养不良，我是在后来的旅行中慢慢才注意到二姨的行李，因为吃的用的都在里边。
但是我在机场上就注意利了那只黑色手提箱。
在导游先生到来之后，我们狼群小队即排成纵队去办理登机手续。我和二姨站在最后，因为二姨总是谦让。按道理说我们最早来到机场，在那些人都还在用牙签剔牙缝的时候我们已经老老实实地坐在指定的位置上了，这种模范行为应当受到肯定，排队时不应当给撇在后边。二姨却不计较，说：“没关系，前边后边一样上飞机。”
我们在登记窗口办理了手续，同时托运行李。二姨手中的旅行箱体积过大，不托运不行。我把它拎上传送带，登记的小姐把一张发运签系在箱子的手把上，按动一个按钮，让传送带把箱子运走。狼群小队的其他同伙也都把大件行李交付托运，留下一些可以随身携带的行李，放在地上。在我们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大师汤宝山和一个跟着他的女人一起站在那堆行李边上，让别人替他们忙活。我看到汤宝山高高地昂着头，他个子矮所以尽量地把脑袋伸长，以便显得像那么回事。我记得老师曾经教过我一个成语叫做“卓尔不群”。这个汤宝山竭尽全力要显得真那么卓尔不群，其实他再怎么装神弄鬼终究也还是个矮子，比我这个初一学生高不到哪去。我敢断定只要我把二姨为我准备的东西好好吃上两天，就会比他高出一个头来。由于排在后面的缘故，我和二姨是整个小队最后办完登机手续的两个人。我们一办完，来到集合处，郎群先生就把手中的小黄旗一挥，下令说：“走，去安全检查。”
郎群先生把小旗举得高高的在前边领路，小队里的人拎着各自的东西随他往前，鱼贯而出。我二姨在那当儿嚷了起来：“东西，东西！”
地上有一只黑色手提箱。前边有人忘了提了。“谁的东西？谁忘了！”二姨嚷道。
候机厅里挺嘈杂，加上二姨说话慢声细气，她的呼唤声就跟老师在课堂里和颜悦色地讲解习题一样，这种情况下谁会去注意她的声音呢？只有汤宝山比较敏感，这个人确实比旁人耳朵要尖一些，他听到二姨的声音后立即转过头来，朝二姨伸出一个指头说：“你先拎着。”
这时汤宝山已经站在安全检查窗口那里，出示身份证让里边的边防警察验明正身。警察对他左看右看，那情形让我颇有些幸灾乐祸，我想汤宝山这家伙在我二姨他们面前号称大师，在警察面前却不管用，他们看他只是个下巴光溜溜没一根胡子的矮子。在这里他可神气不起来。
二姨对汤宝山点点头，笑眯眯地就拎起那只黑手提箱。我一看不行，二姨还背着只大挎包呢，里边满满地装着一包罐头和食物，她又不是汤宝山家的搬运工，怎么还能再扛上那么只黑色手提箱？
我从二姨手中抓过箱子，说：“我来。”
二姨推我道：“不要，挺重的。”“我行。”我说。
我只是背上背着个小背包，里边全是轻东西，没什么重量，且不占手，拎什么都方便。我硬是从二姨的手上抢过黑色手提箱，一拿上手就不禁峨牙咧嘴，这黑色手提箱确实有些分量，二姨说它挺重的，真没说错。
我这才对它多看了几眼。我注意到这箱子模样非常结实，做工精致，有着三个密码锁圈。它不像我二姨装衣物的旅行箱子那么大，可也比旅客随身拎着的那种小号密码箱要大。这么重的箱子理应弄去托运，为什么非要随身携带不可？
汤宝山号称大师集然名堂多。我记得汤宝山进候机厅时前呼后拥，身边围着人，手上只拿着一把折扇，没什么行李。看来他是除了气功表演，什么都不用做的。对他来说箱子是托运还是随身携带没什么区别，反正别人替他干。这家伙还用得着上哪里挑毛病，管别人肚里有什么虫子？他自己臭毛病最多，自己找去得了。
我一边提着那黑手提箱，一边心里直嘀咕，考虑是不是找个垃圾箱把手提箱扔进去。这当然是气话，我不好让我二姨太难堪，这种事不宜在这个时候干，要另找个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做。我不是要跟这群人呆大半个月，跑几万公里路吗？我有的是机会。我吃力地拎着那只箱子，跟在二姨的后边，在安全检查窗口让边防警察看过证件和登机牌，再走向安全检查门。一个检查员示意我把行李，包括我的背包和那只黑色手提箱放在安全检查门边一个检查器的传送带上，让传送带把东西送进用一排厚橡皮条遮挡着的机器里边接受扫描检查，我自己则从那个长方型的安全检查门走过。这是通常程序，谁都得这么来，我知道的。
不知为什么那天安全检查门对我过敏。我一从门下走过，就有警报“吱”地叫唤起来，门上一盏红灯闪烁有光。检查员便把我拉过去，摸我的口袋，说：“小孩，带着什么金属东西没有？”我摸遍口袋，没发现有小刀、钥匙圈或是口香糖包装纸之类的金属物品。检查员便让我从一边绕过那门，再过一次试试。这一次还是不行，一过门，警报“吱”地再次发响，红灯依然闪烁。“怎么回事你？”检查员问。
我苦着脸说：“不知道啊。”
二姨站在一旁直安慰我：“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再来。”
检查员倒没再叫我再过一次，他用一枝像鞭子似的金属探测器在我身上四处扫描，末了在我穿的牛仔裤的屁股后边发现了一块铜质标牌。这条牛仔裤是二姨特地在昆明给我买的，说是名牌，不料正因为是名牌才让安全门吱吱乱叫，弄得我差一点过不去。
检查员点点头让我通过，我这才发现还有麻烦：在一旁检查行李的扫描机那边，几个边防警察把我的背包和那个箱子一起从一堆行李中挑了出来，拎到桌子上。“是你的？”警察问。
我说是的，那背包是我的。“打开。”
我把背包打开，里边有书、作业本、文具盒，有一把弹弓，几颗玻璃珠，还有一些只有男孩才用得上的杂碎，我不知道这里边哪个东西像牛仔裤的名牌一样让机器过敏。检查员看毕背包，点点头让我把拉练拉好，然后指着黑色手提箱问我：“你的？”
我脱口道：“不，是汤宝山的。”“人呢？”
我抬头四望，发现那些人全都不见了，大师汤宝山，导游先生郎群，以及狼群小队里的其他人在一眨眼间都不见了。刚才他们还在这里，就在我的前边，忽然之间他们像是一起钻进了地里，只把我和二姨留在地上。
二姨也急了，扭头四望道：“人呢？他们呢？”“这里边是什么东西？”警察问。
我直摇头：“不知道。是刚才他们让我帮着拎的。”
我想这回有麻烦了，这黑色手提箱有三层密码圈，我可弄不开它。我想建议警察干脆把它砸掉，反正那不是我的。却不料警察只是问问而已，一听我说开不了箱子，警察就摆摆手说：“算了，走吧。”
我出了一头汗。我把背包背上，拎起那只箱子，跟着二姨走过安全检查处，顺一个楼梯上楼。到了候机室，那些人才突然冒了出来，像刚才他们消失在地底下一般突然，一眨眼他们从候机室的各个角落一起出现，就如一群狼似的一声不吭一起朝我和二姨扑了过来。“给我。”
一个戴着狼群小队黄色布帽的女人抓住我手上的那只黑色手提箱。“是我的。”她说。
我本能地稍微一闪，把手提箱往身后一藏。我倒不是想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我只是想问问这女人刚才哪去了，怎么会把东西丢在那边，在我碰到麻烦时自己躲得不见影子。我没想到就在我稍微一闪的时候就有个大汉子蹿了过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弯起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往我脑袋上“砰”地敲了一下。“给她。”大汉说。
我气坏了。我得说那家伙并没用力，他敲我的脑袋只是给我个很小的“炒栗子”吃，这情形多少有些开玩笑的意思。可我受不了，小孩的脑袋就能让这种人这么乱敲？我恨不得立刻抡起手提箱砸那家伙。大师汤宝山在这时发了话：“王卫！别乱来！”
我才知道这个敢于欺负小孩的好汉叫做王卫，我对这家伙的印象极其恶劣。在那一刻我还注意到自称黑色手提箱主人的那个女人。这人有三十来岁，烫头发，大眼班睛，眼睛里炯炯有神。王卫的皮肤挺黑，个子相当高，口‘音比较重，言语很少，跟大师汤宝山形影不离。
后来我知道这女人姓郝，叫郝菲，人称“郝老板”。她就在景洪那边，在我们这次“贯通旅行”的起点处开了一家相当有名的饭店。她很有钱。三、胡子大叔
我已经坐过两次飞机了，空中旅行对我不是绝对新鲜的事。当然，一个正在读初一的孩子也不可能成天在天上飞来飞去，眼下任何空中旅行我都还异常神往。
我第一次乘坐飞机是在三年前，我还是小学四年级学生时，爸爸到上海出差，把我带到上海去伯伯家度寒假。那一回我还小，傻傻的，只知道在飞机起降时按大人的要求不停地吃糖，据说这种活动有助于减轻高度变化时空气压力起落对人耳膜的影响。我的第二次飞行就是几天前独自从厦门飞往昆明，要说独自也不全是，我妈妈恰有一个熟人到昆明玩，她托这熟人把我带上，就像一件随身携带的行李一样。那一天妈妈一直把我送进安全检查处，然后由那人带着上了飞机，到达昆明时再移交给守候在机场外边的二姨和李姗。尽管在这次空中旅行中我还没法像在足球场上一样争取主动，但毕竟我已经是个初中生了，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做一点空中体验了。例如我不再吃糖，只是在飞机起降尤其是降落时动一动下巴，我发现这一动作足够调整耳膜的压力了，用不着非得含块甜丝丝的东西在嘴巴里不可。我在飞机上还注意观察云层和地面，我发现飞机飞得越高，越感觉不出它的速度，要不是看到天上的云层在缓缓后退，还真不知道飞机在一个劲往前拱。我在飞行中还有其他许多的发现，每一项发现都让我觉得十分奇妙。我觉得对飞行进行认真体验并仔细琢磨挺有意思。
那天，在从昆明飞往西安的波音737客机上，我没顾上再次认真体验飞行的奇妙感受。从上飞机后我就一直在琢磨上飞机前在机场安全检查处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有些奇怪。
我注意到那只黑色手提箱确实是郝老板的东西。这位女老板除手提箱外，还背有一只黑色小包。在我们办完登机手续排队去做安全检查时，她怎么会只记住那只黑色小包，而把自己携带的最主要的东西也就是那只黑色手提箱丢着不管呢？当然她也可能是忘性大，或者因为从来没坐过飞机第一次上天心情过于激动，这种人把自己丢了都可能，别说只丢一只箱子了。我感到奇怪的主要不是他们把东西丢着不管，要让我二姨帮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让警察叫着盘问的时候，这些人忽然统统都不见了，他们就像一群老鼠似的悄悄地跑得连个影子都没有，然后才又忽然一起冒了出来。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气功？也许是大师汤宝山发现不对头，发出某种奇特的“气”，这种“气”是一个，、无声警报，他们一伙人都接收得到，像接收广播电台信号似的，然后他们一起藏起来，直到警报解除。这情形似乎不大可能。如果汤宝山真的发出了什么信号，我的二姨肯定最先截获，她不是特别有“气感”吗？她在现场根本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因此不太可能有那个信号。她都没反应了别人还反应什么？另外，当时似乎也没什么不对头的，不就是警察把我叫住问几句话吗？这算什么？
我猜测那只黑色手提箱可能有文章，里边可能装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这些东西是郝老板的，也可能是汤宝山的。他们不是形影不离吗？汤大师和郝老板两个人可能是怕警察给他们找麻烦，合伙做了个圈套，故意装做忘了，要让我二姨帮他们把那只箱子拎过安全检查处。他们发现大事不好便逃之夭夭，天大的事只让我和二姨去顶账，然后什么事都没有时他们就出来了，众人皆大欢喜。
但是这里也有不对头的地方：这只黑色手提箱跟郝老板有关，最多加上汤宝山，真要有什么事光他们俩跑就足够了，用不着整个狠群小队四处乱窜。而且他们根本逃不掉，候机室就那么几个出口，这种地方要抓几个戴着黄色软布帽的人真用不着警察，我叫上我的两个同学就足够了，保证把他们一个个捉拿归案，哪怕他们钻进老鼠洞里。
当然也可能没有任何异常，我觉得奇怪只是因为我喜欢胡思乱想。我看过不少侦探小说，对冒险和探险情有独钟，我总是希望自己碰上一些奇怪的事情，因此我总把我所遇到的平淡无奇的事想象得异常惊险而离奇，这才能充分展现我的想象力。实际上事情可能跟我的想象完全相反，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狼群小队队员集体躲避的情形，他们全都从容不迫地走过安全检查门，拎着他们的行李走上通往候机室的楼道，他们只是像许多出门远行的人一样感到兴奋，因此步子跨得大一些，走得比平常快了一些，而在那时我正因为牛仔裤上的一个铜牌被警察叫着在安全检查门上走过来走过去，弄得心烦意乱，只望有人突然冒出来帮助我，没注意到他们理该早已走远。
在我翻过来倒过去想着这些事时，飞机正从云贵高原上空飞过，一直朝北飞行。
我在飞机上跟二姨坐在一起。二姨一上飞机就闭目养神。她晕机，还有点恐高症的轻微症状，因此她总把安全带系在腰间，闭着双眼一声不响，就像在练气功似的。她在飞机起飞之前就吩咐我像她那样闭目养神，说这是避免晕机的最好办法。我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怕晕机，我从小就会爬墙上树绝无恐高症，我用不着二姨的那一套，但是为了让她放心，我一上机就虚心学习，像她那样闭起眼睛，实际上我的头脑里不停地想着这个想着那个，我还眯起眼睛这儿看看那儿看看，竖起耳朵注意周围的动静，因为狼群小队的人全都坐在附近。
我看到空中小姐推着一辆小轮车走过过道，给旅客送饮料，跟我所经历的另两次空中旅行相同。本次航班提供的饮料品种相当多，有咖啡、可口可乐、茶、啤酒和矿泉水等等，能够满足各种旅客的需求。在小姐为大家分送饮料时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大家对饮料各有所好。我这个发现其实根本没有意义，世界上哪里不是这样？有人喜欢喝甜的，有人喜欢喝酸的，这不足为奇。我在飞机上之所以对旅客喝饮料感到有趣，是因为可以借以观察我的狼群小队。我发现这个小队的人们可以根据其对饮料的喜好分成几个小组，这几个小组都很零碎，最多不超过两人。
首先有两个人喝咖啡，就是大师汤宝山和女老板郝菲。这两个人位子挨着，他们无论在地上或者天上都形影不离，我不知道是汤大师用气功把郝老板拴住了，还是郝老板用钱把汤大师拴住了。我注意到他们喜欢使用高档进口货，例如咖啡，他们总想把自己弄得有些鹤立鸡群的模样，尽管说到底也不过是狼群小队里的人。我看出郝老板尽管不说话却挺显威严，她坐得笔直，不声不响只管喝她的咖啡。她的头高高地从一旁汤宝山的肩膀上探出来，她身边的大师顿时就像童话《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中那七个跳来跳去的小矮人中的一个，跟她一比相形见细，尽管郝老板挺黑，跟白雪公主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另外有两个人喝啤酒。我注意到这两个人彼此挺像，都是二十来岁模样，穿同样的T恤，T恤胸前都印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老虎。这两人一个叫蔡如龙，一个就是在机场上敲了我一下的王卫，都来自某一个武术学校，其中王卫还得过什么比赛的散打冠军。我不知道这两个武林高手怎么也跟大师汤宝山有关系，也许他们在练内功？武打片总提这玩艺儿，没准汤宝山除了能让蒜头长蒜苗，也能玩一点内功？我发现两个武林高手模样都挺凶，我知道这种人多半色厉内茬，我很不喜欢。
然后有一个人喝可口可乐。喝这种美国药水的是刘小倩小姐，就是那个脸上涂脂抹粉看起来漂亮得扎人的小姐。她在自己的两个眼睛边涂出了两个大黑圈，看上去就像动物园里的大熊猫似的。一路上这个刘小倩不断眨着她的眼皮，让粘在上边的两道又长又黑的人造眼睫毛像两把毛刷一样在空中刷来刷去。不管在候机室里还是在飞机上都有几个小伙子在她身边蹭来蹭去，她也摇头晃脑，一对眼睛忽闪忽闪到处放电。
还有导游先生郎群，他喝茶。他有一张大嘴巴，我已经介绍过了。
我二姨不喝饮料，在飞机上她不吃不喝，她认为这样有利于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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