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世涛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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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文论与文化之间试读：
总序
王文章以宏阔的视野和多元的思考方式，通过学术探求，超越当代社会功利，承续传统人文精神，努力寻求新时代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理想，是文化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年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正是以“推陈出新”学术使命的担当为己任，关注文化艺术发展实践，求真求实，尽可能地从揭示不同艺术门类的本体规律出发做深入的研究。正因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的学术成果，才具有了独特的价值。
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曲折的发展历程中，经历聚散沉浮，但秉持学术自省、求真求实和理论创新的纯粹学术精神，是其一以贯之的主体性追求。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扎根中国艺术研究院这片学术沃土，以学术为立身之本，奉献出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国美术史》、《中国舞蹈发展史》、《中国话剧通史》、《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建筑艺术史》、《美学概论》等新中国奠基性的艺术史论著作。及至近年来的《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中国近代戏曲史》、《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发展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华艺术通史》、《中国先进文化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等一大批学术专著，都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十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出版学术专著至少在千种以上，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以自己的创造智慧，在时代的发展中，为我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作出了当之无愧的贡献。
为检阅、展示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研究成果的概貌，我院特编选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丛书。入选作者均为我院在职的副研究员、研究员。虽然他（她）们只是我院包括离退休学者和青年学者在内众多的研究人员中的一部分，也只是每人一本专著或自选集入编，但从整体上看，丛书基本可以从学术精神上体现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自觉人文追求和学术探索的锐气，也体现了不同学者的独立研究个性和理论品格。他们的研究内容包括戏曲、音乐、美术、舞蹈、话剧、影视、摄影、建筑艺术、红学、艺术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学等，几乎涵盖了文化艺术的所有门类，学者们或以新的观念与方法，对各门类艺术史论作了新的揭示与概括，或着眼现实，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当前文化艺术发展趋向的敏锐观察与深刻洞见。丛书通过对我院近年来学术成果的检阅性、集中性展示，可以强烈感受到我院新时期以来的学术创新和学术探索，并看到我国艺术学理论前沿的许多重要成果，同时也可以代表性地勾勒出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艺术发展及其理论研究的时代轨迹。
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我国唯一的一所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为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艺术学术机构，始终以学术精进为己任，以推动我国文化艺术和学术繁荣为职责。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改变了单一的艺术研究体制，逐步形成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全院同志共同努力，力求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在这样的发展格局中，我院的学术研究始终保持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基础性的艺术史论研究和对策性、实用性研究并行不悖。我们看到，在一大批个人的优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我院正陆续出版的“中国艺术学大系”、“中国艺术学博导文库·中国艺术研究院卷”，正在编撰中的“中华文化观念通诠”、“昆曲艺术大典”、“中国京剧大典”等一系列集体研究成果，不仅展现出我院作为国家级艺术研究机构的学术自觉，也充分体现出我院领军国内艺术学地位的应有学术贡献。这套“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和拟编选的本套文库离退休著名学者著述部分，正是我院多年艺术学科建设和学术积累的一个集中性展示。
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几代学者积淀起一种自身的学术传统，那就是勇于理论创新，秉持学术自省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以贯之的纯粹学术精神。对此，我们既可以从我院老一辈著名学者如张庚、王朝闻、郭汉城、杨荫浏、冯其庸等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深切感受，也可以从我院更多的中青年学者中看到这一点。令人十分欣喜的一个现象是我院的学者们从不固步自封，不断着眼于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新问题，不断及时把握相关艺术领域发现的新史料、新文献，不断吸收借鉴学术演进的新观念、新方法，从而不断推出既带有学术群体共性，又体现学者在不同学术领域和不同研究方向上深度理论开掘的独特性。
在构建艺术研究、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基础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在中国画、油画、书法、篆刻、雕塑、陶艺、版画及当代艺术的创作和文学创作各个方面，都以体现深厚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创造性，在广阔的题材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及艺术探索的独创性等方面，都站在时代前沿的位置而起到对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引领作用。无疑，我院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的活跃，以及近十多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方面的开创性，都为我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鲜活的对象和更开阔的视域。而在我院的艺术教育方面，作为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全国首家艺术学一级学科单位，十多年来艺术教育长足发展，各专业在校学生已达近千人。教学不仅注重传授知识，注重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更注重治学境界的养成及人文和思想道德的涵养。研究生院教学相长的良好气氛，也进一步促进了我院学术研究思想的活跃。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与学术研究并行，三者在交融中互为促进，不断向新的高度登攀。
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艺术研究院将不断完善发展的思路和目标，继续培养和汇聚中国一流的学者、艺术家队伍，不断深化改革，实施无漏洞管理和效益管理，努力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知识创新、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尊重学者、艺术家的学术创新、艺术创新精神，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艺术研究领域拿出更多科学的、具有独创性的、充满鲜活生命力和深刻概括力的研究成果；在艺术创作领域推出更多具有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具有时代标志性和代表性的精品力作；同时，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人才，真正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和促进我国艺术与学术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2014年8月26日
自序
把自己的文章结集出版，对我来说，仿佛是很遥远、很奢侈的事情。好在终于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借此机会回顾一下自己的学术研究经历，也顺便交代一下本书的写作情况。
我是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大学学习的，那时候，竞相涌动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已经达到了高潮，但似乎也成了强弩之末，甚至出现了种种危机的迹象。事实上，作为那时思想主调的反传统、膜拜西方仍然蔚然成风，几乎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河殇》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的普遍心态。这种背景自然对我们的求知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使在以重视古典学问闻名的母校，西学仍然能够畅通无阻，成为众多莘莘学子仰慕的对象，我们也装模作样地以反传统为荣。对我来说，鲁迅的不读中国古典书的“偏激”（实为一种策略）却被我顺理成章地误读为西学至高无上的佐证，并心悦诚服、理直气壮地效仿和实践。我经历的两件事都足以说明了这种风气的巨大影响。我入学时有缘接触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任访秋先生，作为周作人的亲炙弟子，任先生不仅受钱玄同、胡适等名师的指点，而且著作等身，在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文学与学术史研究诸领域皆有卓越贡献。有一次，我和同学在他的寓所谈起中国传统的可恶、朦胧诗之好，他不但没有终止我们幼稚而可笑的行为，反而和蔼地鼓励我们继续说下去，并陷入了沉思。多年过去了，此事一直萦绕心头。2005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和钱谷融先生谈起任先生时，我还提及此事，不过我早已没有当年的豪气，也仅仅把这事作为笑谈而已。时至今日，想起此事，我冒昧揣测，任先生当时的行为一方面与他宽阔的视野、博大的胸襟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当时整个社会反传统的文化氛围有关，即使学养深厚、影响巨大的任先生也不得不承受西方文化的巨大压力。在这种精神氛围中，我自然趋之若鹜、生吞活剥地接受了一些西方（主要是人文学科）的知识，现在看来，虽然只是一些观念、皮毛，但其影响是巨大的，我的兴趣、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应该与此有密切的关系。我读研究生期间，围绕专业集中阅读了一批西方文论、文化的论著，当时，国内的后现代主义研究正炽，我凭兴趣阅读了詹姆逊等理论家的一些后现代主义论著，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兴奋，甚至计划写作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研究的硕士论文，为此还托人从北大图书馆借来了英文版的《政治无意识》等著作来阅读。尽管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是，当时知识储备非常有限，根本无法驾驭论题，只得放弃。但这段阅读的体验却长时间地蛰伏于我的心中，挥之不去，直接影响了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直至完成了关于詹姆逊的文艺阐释理论的博士论文。后来，为了补充博士论文，我又接触了詹姆逊关于现代性、全球化、乌托邦等问题的论著，有感而发写了一些文章，没料到，这些文章竟然足以成为一本专著。这样，我在2008年出版了两本研究詹姆逊的专著《詹姆逊文艺阐释理论与实践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重构全球的文化抵抗空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没有想到，它们引起了一些同行的兴趣和关注，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热情洋溢的鼓励。受詹姆逊的影响，我集中阅读了一些现代性论著，尝试写作了一组现代性的文章，始料不及的是，我对现代性的兴趣越来越浓，也成为我近十年来的研究课题，也许还可以持续若干年，这些研究也构成了我近年来研究工作的主体，现代性问题博大精深、意义深远，如果条件允许，我计划出版三本书把我的想法呈现出来。后来，我才明白，我的研究已经逐渐从文艺理论、批评理论向社会学、社会理论转移了。20世纪末以来，“文化研究”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显学，也许我从特定的角度顺应了这一潮流。在此期间，偶然的机会对接了我关注中国当代学术史的兴趣，我就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作了一系列的访谈，对这些材料的价值深信不疑，也希望以此为基础作些实证性的研究。此外，我还完成了本单位、外单位的一些课题，也与朋友们协作完成一些课题，这也构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
至今我仍然庆幸当时的选择，选择詹姆逊这个点，使我能够迅速进入自己从事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研究领域，及时了解这个学科的进展，还带动我关注西方人文学术的前沿问题，帮助我完成了研究的转型。否则，我可能为此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仔细想来，我的研究受兴趣的影响很大，这不但减少了研究工作的枯燥、乏味和单调，还使我体验到了研究、写作的乐趣，我至今仍然对毫无兴趣的研究、集团作战式的研究心存恐惧，也许缺乏兴趣是其根源。现在，科研环境已经今非昔比，没有课题几乎寸步难行，很难完全靠兴趣进行研究了，出于兴趣的研究也越来越艰难，我不知道兴趣能伴我多久，但我已经充分体验到了兴趣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也会尽量保持对研究对象的兴趣和热情。
本集子收录了我在1998—2012年发表的部分论文，有趣的是，《求是学刊》刊发了本书发表最早、最晚的两篇论文，可谓首尾呼应、投缘巧合之极。需要说明的是，除了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写作的一篇论文（本书发表时间最早）外，本书其余论文分别源于我的詹姆逊研究的系列论文；我承担的文化部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文艺理论、美学访谈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现代性视域中的西方艺术思潮》、中国艺术研究院招标课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研究》；我参与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承担的院级课题、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1949—2009）》。
在此，我要衷心感谢发表和转载这些文章的刊物和编辑们，他（她）们是《求是学刊》的主编杜桂萍女士和叶伯泉先生、马立敏小姐，《学习与探索》主编张磊女士，《外国文学》的李铁先生、马海良先生，《艺术百家》主编楚小庆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的马光先生，《开放时代》的曾德雄先生、于喜强先生，《现代哲学》的杨海文先生，《甘肃社会科学》主编胡政平先生，《天津社会科学》的时世平先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刘德中先生，《东南学术》的总编辑杨健民先生和陈苇女士，《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洪峻峰先生，《深圳大学学报》（哲社版）的张西山先生，《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的姬建敏女士，《扬州大学学报》（哲社版）的刘岸挺女士，《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的许婉璞女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的王兆胜先生、马自力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的魏倩女士、曹世瑞女士、冯琳女士、吕卓红女士，《新华文摘》的陈汉萍女士，《中国美学研究年鉴》主编王德胜先生，他（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我至今仍没能谋面，但其严谨、敬业使我获益匪浅，在世风日下的今天，其职业操守更是弥足珍贵、令人尊敬。同时，我也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钱中文先生和《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课题组邀我参与他们的课题，及其给予我的帮助。
在我的求学和研究工作中，我有幸与众多师友相遇，他（她）们以不同方式热情地帮助我、鼓励我，在此，我要向他（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恕不一一列举。导师陈传才先生始终如一地关心我的学业、生活，理应努力工作，不负恩师的期待；感谢家人的宽容和支持，使我能够专心地研究学术；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各级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的帮助、支持；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支持学术的社会责任感令人敬仰，衷心感谢本书责任编辑的敬业、高效和责任心；感谢我的硕士生靳锐帮忙统一了本书的格式。李世涛2014年2月22日第一编中西当代文学、文学理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国对第三世界文学（文化）理论的接受，均涉及外来文化影响与本土接受的问题。“拿来主义”理应成为我们秉承的原则，但是，接受与研究中的误读、机械照搬也同样不容忽视，否则，就可能食洋不化、遗漏真问题。鉴于此，仍然有必要强调问题意识、主体意识和自主性。自然的表现、现代主义文艺、文艺阐释学都是现代文艺中的重要问题，本编从特定角度研究了西方现代文艺、文论对这些问题的处理，目前仍不失其借鉴意义。挑战与超越——对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思考一
20世纪西方社会特有的历史和文化、现实造就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启蒙诺言失去了神圣的面纱，自然科学的发展动摇了人对理性的信念，人为物役变得更加严重，人在世界大战中的丑恶表演，都形成了对西方文明强有力的挑战，并潜伏下了精神危机的种子。二战后科技霸权和商业主义的迅速发展标志着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与此相适应，明显地区别于现代主义文学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应运而生，它发育于现代主义文学之中，后出现了断裂，并进而发展成了独特的文学现象，它们具有精神上的一致性，但其断裂表现得更为突出。
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是在理性幻灭、非理性泛滥的思想背景中产生的，非理性摧毁了以人、理性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人对自己掌握世界的能力发生了根本性怀疑，面对人类文明残垣断壁，人不甘于在精神的“荒原”上沉沦下去，由这种危机产生的焦虑感使他们企图寻求自我救赎，对混乱的世界进行重新建构，于是建立起了以自己为中心的等级秩序。他们哀叹世界的破碎，体会到难以恢复世界和谐图像的悲哀和幻灭后的绝望。
解构主义反映了后现代文化精神并构成了它的底色。解构主义从语言出发来反思整个西方文明，特别是对“启蒙运动”后的现代性进行了剖析。“德里达作为一位预言家显示给我们一种解构主义的人：他愉快地接受世界的嬉戏及变幻的无邪，他肯定符合时界与阐释行为；他既不缠着世界要求了解真理，也不放纵对起源的梦想；他跟踪能指符号的自由游戏及结构的倾向所产生的中心；他取消了人和人文主义；他指责古老的逻各斯中心的巫术，愉快地超越了它。”它对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最痛快地进行了消解。一方面宣布了先验存在、超验存在和永恒的虚妄，另一方面也宣告“绝对真理”神话的破灭。主体消亡、理性破灭显示了西方文明的危机。更严重的是：语言失去了承担认识和表现工具的作用。语言自足又具有再生性，通过语言可建构一切，语言自身成为价值和意义的来源，它自身便是思维和思想，无须再指涉外部世界，这样意义和价值都成了人为的虚设，意义建构成了按照语言规划进行“游戏”的活动，意义成了能指符号的无穷“滑动”。由于语言对文本的瓦解，任何文本都不能指向一个最终的、中心的确定意义。解构主义旨在拆除在场形而上学传统，打破“言语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的神话，从西方文明的裂缝中揭示其痼疾，给人以警策。同时它也试图把人从传统的重压和思维的褊狭中解放出来，使人正视现实困境。解构主义以深刻的思想推动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并体现了后现代文化精神的内蕴。
二战后西方后现代社会是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科技霸权和消费的发展重塑了人的心理和行为规范，引起了人感知世界方式的变化。人性的异化，精神自由空间的巨缩，人无法抗拒现实的吞噬，随着人文主义传统文化的解体，世界成了由偶然、断裂、支离破碎的断片组成的非真实的幻影，艺术自然也就无需再执著于“虚假”的现实世界了。历史意识和关怀未来意识的淡漠使人成为现实平面上孤立的存在物。外在现实和内在自我都不确定，人在对语言表达失去信心的条件下，只满足于瞬间的体验，以非表征性的语言来展示世界的不稳定和自我的分裂，文本成了本能和欲望宣泄的产物。隐遁在现象背后的是人处于异化世界中无言和焦虑的痛苦，痛苦中又掺杂着拯救无望只好随波逐流的悲怆感。经受着痛苦的折磨又调侃痛苦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悖论。
后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于现代主义文学，并伴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衰落而发展起来，因而在历时上承接和断裂并存，同时断裂表现得更加明显。社会文化背景的改变，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反拨都使“后现代性”具有了特定的内容：（1）反对整体和解构中心的多元论世界观；（2）消解历史与人的人文观；（3）用文本话语论替代世界（生存）本体论；（4）反（精英）文化及其走向通俗（大众化或平民化）的价值立场；（5）玩弄拼贴游戏和追求写作（本文）快乐的艺术态度；（6）一味追求反讽、黑色幽默的美学效果；（7）在艺术手法上追求拼合法，不连贯性、随意性，滥用比喻，混同事实与虚构；（8）“机械复制”或“文化工业”是其历史存在和历史实践的方式。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复杂性在概念的界定中体现得很充分。人们把战后的欧美文学都统称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同时又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缺乏统一性的预设。哈桑认为后现代世界以“不确定性”和“内在性”为特征：“在这两极中，不确定性主要代表中心消失和本体论消失之结果；内在性则代表人类心灵适应所有现实本身的倾向（这当然也由于中心的消失而成为可能）。”这种特性也使后现代主义倾向于一种话语组织的建构，也常常借策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后现代主义的悖论和策略使其复杂性更为突出，进而出现了分裂：策略和目的的脱节，理论和文学实践的脱节，动机和客观效果的脱节。二
在新时期文学中，如果说现代主义的影响由强烈的拒斥所致，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是主动选择的结果。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几乎是同时进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的差异，加上后现代主义文学本身的复杂性，从而后现代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充满了悖论。佛克马从文化相对主义出发，认为任何文学思潮都有自己的理学、年代学和社会学方面的限制，因而，“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能模仿的，它属于一个特殊的、复杂的传统。”从社会和文化、文学背景看，中国和欧美确实有着极大的差别，物质条件和精神消费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实验提供的可能性是极有限的，更何况现代化是全社会追求的理想，与此相适应，就会产生以现代性价值观为中心的精神追求。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艰难和发展的短暂，传统文化观念的根深蒂固，都造成了现代性价值观念的薄弱，同时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过渡性使终极关怀和意义的深度都没能扎下根来，更没能充分地发展。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从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反叛中发展起来的，但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所要反对的对象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现实的发展往往能打破理论的设想，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已成为既定事实。若从特定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语境看，后现代主义文化又不失其合理性，这形成了中国文学在特定时期接受影响的悖论。后现代主义文学实际上是中国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杰姆逊曾经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或多国资本主义）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出现了相应的文学艺术：第一个阶段的艺术准则是现实主义的，产生了诸如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第二阶段便出现了现代主义；而到第三阶段现代主义便成为历史陈迹，出现了后现代主义。他还指出其存在的条件：“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文化工业的出现。在欧美和北美洲这种情况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在第三世界……便是三种不同时代并存或交叉的时代，在那里，文化具有不同的发展层次。”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经济结构使中国有明显的后现代社会特征，同时“文化工业”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而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在我国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作用形成的社会背景中看，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又不失其现实根基。
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还有其自身发展的合理性。90年代初的文化语境完全有可能产生超前的后现代意识。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已有短暂的发展，尽管现代意识没能深扎下根来，但毕竟被艺术追求过，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成了现代性价值观念产生的温床，经济发展作为动力刺激了现代性价值观的深入发展，特别是新时期现代主义文化观的广泛传播，都深刻地影响过当时的文艺。人道主义的呼唤曾激荡起当时人的热情，希求社会进步的期望在艺术中表现为对理性和理想社会的渴望，“文革”的梦魇使艺术转向对异化世界和灵魂的拷问，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点染了艺术家寻求表达形式的热情，“寻根派”文学在艺术中寻找华夏文明的源泉，新时期文学的探索都不同程度地促成了现代性价值观和深度意义的建构，这为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现代主义在中国激发起的热情消退之后，因自身乏力而一度沉寂。文学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商潮的泛滥、大众文化的崛起、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削弱。后现代主义思潮涌入给文坛带来了某些生机。后现代主义的新颖吸引了艺术家，他们的创作热情和表达欲望被强烈地激活了，从而引发了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三
中西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差异造成了中国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悖论性，同时也影响到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不但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而且有中国艺术家自己的创造，因而这种变化有了自己的显著特征：“自我的失落和反主流文化；反对现存的语言习俗；二元对立及其意义的分解；返回原始和怀旧取向；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之界限的模糊；嘲弄性模仿和对暴力的反讽式描写。”中西后现代主义文学有许多表面相似但根本不同的东西，从这些差异出发并结合中国的文化语境予以分析能看出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
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形成的思想前提和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有很大的差别。利奥塔把“后现代定义为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这种不信任态度无疑是科学进步的产物，而科学进步反过来又预设了这种怀疑态度。”启蒙运动后，近代西方文化形成了种种以人、理性和形而上学为中心的“启蒙话语”，制造了各种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神话。各种学说的合法性都依据“元话语”建立起来。“这一元话语毫不隐讳地诉诸一些伟大的叙事，如精神辩证法、意义的解释、理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解放，或财富创造的理论。”此后的现实暴露出了“启蒙话语”的种种局限。世界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观念受到怀疑并被抛弃，随着人性解放、精神目的和意义阐释神话的破灭，主体被消解，历史成了断裂、对立和矛盾的组合物，真理成了话语权力大小强弱的表现，从而形成了世界多元化的局面。市场经济导致的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社会转型产生的各种观念的混乱，主流话语的权力削弱，非理性主义思潮对理性权威的瓦解，由理性局限产生的对理性作用的怀疑，传统道家文化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影响，都成了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精神土壤，这种语境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独特性。
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合理性体现在西方文化发展的逻辑中。后现代主义文化洞察出了现代主义文化的局限，并以极端的方式来克服此局限。虽然它以反对深度的方式出现，但否定目标的针对性仍能使它的批判性功能得以实现。它批判了“启蒙话语”制造的理性神话及其在主体、历史和真理中的表现，无论对社会发展还是对文化建设都有意义。同时“后现代必须根据未来的先在之悖论”。从共时性看，要成为现代必须首先是后现代，意味着后现代的创新精神。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曾对传统文学产生过巨大的冲击力，并占据中心地位。然而现代艺术几经鏖战，其先锋性已到了英雄末路，其精神上的追求和艺术形式日渐被世俗化，有被“臣服”的危险。面对现代艺术建立起的深度模式，深沉的历史感和主体，只好以平面化，强调当下体验，玩味痛苦而自娱来拯救艺术的创新性和重塑审美规范。
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基本上是种横向移植，现代化的社会变革必然使现代性成为中心价值观念，因而对现代性价值观念的消解可能影响到对封建性观念的反对，同时由于“启蒙话语”并没扎下根来，因此其批判性功能将会大大削弱。也可能人为地切断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进而影响到中国文学突破性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后现代文学对西方后现代文学技巧方面的关注体现了其策略性，以文学形式确立并保持其先锋性，所以热衷于文学技巧的实验。从而中国后现代文学表现出迷恋形式又忽视对后现代意识体验关注的倾向。存在困境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双重影响，有意无意地对后现代文学的“误读”，都使中国后现代文本保留了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作者徘徊于瞬时体验与终极关怀的追问之间，悠远的历史记忆和对人性的关怀也常常泛起，这都构成了中国后现代文本的特征。
西方后现代文学有意填平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的鸿沟，从亚文学中吸收题材和表现方式，借对大众文学的肯定来反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等级秩序和严肃性，大众文学成了塑造新的审美规范的策略。后现代社会中，大规模的复制刺激了大众文学的生产和传播，它以其数量的优势得到后现代文学的肯定，但作品本身的质量又使后现代文学对它持异议，这导致了后现代文学对大众文学的数量崇拜和对具体作品排斥的矛盾态度。文化工业的大规模复制造成了本源意义的丧失和距离感的产生，进而造成了感觉和世界的非真实化。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工业的充分发展影响到人感知世界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复制和距离感的消失成为后现代文学的表征。
中国后现代文学并不太热心于表现消费和科技发展造成对生命侵蚀的恶果，也无意于表现复制造成的真实感的消失和精神的分裂性体验，具体的文本中体现出的后现代社会色彩也较弱。中国后现代文学注重从现实和历史中开掘自己的体验，借西方后现代文学的表现方式，从而创造性地完成了这种转换。大众文学和后现代文学参与了对主流权力话语的“谋反”，这为它们的融合提供了可能。借大众文学题材来吸引读者，借对题材的独到处理来改变读者的“期待视野”，都促成了后现代文学在中国更注重向大众文学靠拢。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以先锋文学的姿态出现，但从未把大众文学视为后现代文学，并且实践上也没有像西方后现代文学那样有意地填平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的鸿沟，从而中国后现代文学有浓厚的“贵族气”，同大众文学有了距离。这体现了其策略：为我所用但决不屈尊。四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已成了无法回避的事实。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实际出发，结合中西社会文化背景，对其影响的正负效应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进而扬长避短，并努力促成创造性转换是当代文学发展的要求。
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是矛盾的复杂体，以至于常出现策略与目的、动机与效果、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对此予以辨识并扬长避短是保证中国后现代文学发展的前提。对整个西方文明的深刻反思使它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为西方文化和社会发展注入了镇静剂，同时这种反思的普遍加深对后现代文化思潮和中西社会、文化语境的认识，同时把后现代文化的理论和文学相区别。
中国后现代文学完成了对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文学主题和主导叙述的消解，实现了向文学自身的回归；也实现了由集体话语向个人话语的转化，使文学成为个体抒情娱乐的语言建构。后现代文学完成双重转化后应及时调整方向，避免由形式实验走向覆灭。后现代文学应积极从现实汲取力量，并联合现代主义文学共同参与现代性价值的重建，同时尽可能地克服西方现代性价值观的狭隘，建立起多元真理和人存在的价值意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决定了现代性价值观是价值重建的主要内容，现代主义应成为文学的主流，它既能消解封建性价值观，促进现代性价值观的重建，又有利于更好地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丰富经验，从而以其否定性品格推进社会和文学的发展。事实上大众文学已构成了对精英文学的威胁。思维上它促使我们走出狭隘的思维误区，启发我们抛弃对虚幻的“绝对真理”的执迷和对虚妄的永恒的追求，走出对理想主义的盲目崇拜，使人更接近真实的世界；它也深刻地揭示了形而上学的危机，打破了能动主体和统一历史观的神话，使我们理解现代性观念的虚幻；而且后现代知识并非仅仅是权威手中的工具；它增强我们对于差异的敏感，促进我们对不可通约事物的宽容能力。它推动我们重视异质的、边缘的、偶然的东西。中国近代以后的现代化进程始终笼罩着西方“他者”的阴影，对“启蒙话语”的反思无疑有助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后现代主义文化反对所有中心的策略使它由知识上的相对主义走向价值上的虚无主义，极易造成实践上的混乱。历史意识的消遁使生命存在的意义沦为现时的瞬间体验和“游戏”符号的操作，无价值判断对道德不啻是釜底抽薪，失去存在之根的危机潜伏着丧失精神的可能。
因此，接受其合理因素，分清其策略和真正目的，避开其可能出现的负效应，并吸收和对体制化的大众文学主流的批判结合起来，从而避免后现代文学被大众文学吞没掉的危险。文化语境的差异可能导致中国后现代文学对所要重构的现代性价值观的消解，应避免这种消极影响，同时在重估传统文化时应谨防封建性价值观的沉渣泛起。这样各种文学能在宽松和谐的气氛中，由融合、沟通走向相互吸收、共同繁荣。这是历史的选择和我们的明智之举。（原载《求是学刊》1998年第1期）对第三世界文学（文化）理论及其在中国接受的反思
后殖民批评是继后现代之后的一种批评思潮，美国学者德里克对它有较科学的概括：“（A）如实描述前殖民地社会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它有着具体明确的指称对象，如后殖民地社会或后殖民地知识分子等。（B）描述殖民主义时代以后的全球状态。在这种情况它的用法比较抽象，缺乏具体的所指，同它企图取而代之的第三世界一样，意义模糊不清。（C）用于描述一种关于上述全球状态的话语，这种话语的认识论和心理取向正是上述全球状态的产物。”其中，第二种意义是我们所说的后殖民主义。西方学者介入后殖民批评的视角各异，其中，詹姆逊提出了第三世界批评，借此融入了后殖民批评的大合唱，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批评界产生了极大影响。鉴于它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有必要梳理其得失。
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他集中阐释了自己的第三世界文学（文化）批评观。在这篇论文中，根据自己对世界的划分，詹姆逊解读了鲁迅等现代文学作家的文学文本，揭示了第三世界文学所受的压迫和对第一世界的反抗，并提出了对第三世界文学的基本看法：“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他还认为，第三世界文学（文化）不但能够为第一世界提供准确的定位，而且还有助于克服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困境，弥合第一世界主体的精神分裂，以促进第一世界文学（文化）的发展。一、第三世界文学（文化）批评的意义
首先，应该肯定詹姆逊对第三世界文学（文化）的态度。詹姆逊是运用黑格尔的“主奴关系”理论来看待第一世界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的。“主奴关系”理论讲的是，在双方势均力敌的为争取对方承认的斗争中，一方愿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另一方还顾虑到自己的生命和既得利益。矛盾可能这样解决：一方被打死，另一方成为奴隶主。但更为可能的是，双方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一方为了保存肉体，宁愿承认自己的失败，过上了苟且偷生的生活，另一方得到了对方的承认，并取得了统治对方的权力，以奴隶主的身份迫使对方为自己劳动。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地位却发生了辩证的逆转：奴隶主成为主人，是真正的人，奴隶主获得的“承认”一经达到就消失了，因为得不到真正的满足。继而是第二次逆转：奴隶被迫为奴隶主劳动，为他提供物质利益，在此过程中，奴隶对现实的真实情况和自己的抵抗有切肤的感受，可能萌生唯物主义意识。而奴隶主却沉醉于自己的幻想和理想主义，缺乏对现实具体情况的认识和把握。它以比喻的形式表达了人们的愿望，具有了民族寓言的功能，应当说，这种判断对于相当的作品是适合的，的确揭示了许多作品的文学（或文化）内涵，显示了他对第三世界文化活动的同情和支持。但这种概括却忽视了阶级矛盾，在现代中国社会中，民族矛盾常与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而且阶级矛盾也常常通过民族矛盾表现出来，民族矛盾也可能转化为阶级矛盾。因此，仅仅以民族矛盾概括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显然抹杀了问题的复杂性，容易出现简单化倾向。从这个角度出发，詹姆逊认为美国正处于类似于奴隶主的地位，自己并不能认识和把握现实的真实情况。在文化方面，由于根植于文化上心理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传统，西方文化不习惯于接触现实和集体。由于处于弱势地位，第三世界能够更真实地体验到自己的处境，这样，第三世界文化中的寓言性质便为西方文化在了解现实的真实情况和提供自己准确定位方面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借鉴。
其次，从行文中间，我们不难看到詹姆逊对第三世界文化受压迫处境的同情，对帝国主义文化罪行的控诉和对反抗资本主义扩张的诉求。
詹姆逊力图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以较为客观、公正的态度看待第三世界的文学（文化）实践活动和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压迫（特别是文化压迫），在此基础上，充分地肯定了第三世界文本的意义和价值。詹姆逊能放弃自己的优越感，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并努力挖掘第三世界文化潜在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一个美国学者而言，这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了！
最后，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文化）理论对发展第三世界的文化创造和文化批评无疑有重要的启发。
詹姆逊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出发，揭示了部分第三世界文学文本具有的民族寓言特性。事实上，自《狂人日记》、《阿Q正传》诞生以后，其评论就汗牛充栋，但从民族寓言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的还不太多。这种解读有助于揭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文学所表现出的殖民性；以及弱肉强食格局下受压迫民族的焦虑心态。他从经济和文化诸层面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对第三世界（特别是文化方面）造成的恶果，而这是以现代化的名义进行的：“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作是人类学所称的独立或自主的文化。相反，这些文化在许多显著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生死搏斗之中—这种文化搏斗的本身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受到资本的不同阶段或有时被委婉地称为现代化的渗透。”而且第一世界的文化还有意、无意地歪曲了第三世界的形象。应该说，这些判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近代以后，随着中国殖民化、半殖民化程度的不断加剧，在政治、经济相继失去独立性的情况下，中国的文化也失去了独立性，被迫依附于强势文化，这极大地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学（文化）又较多地反映了处于弱势的民族国家在世界格局中所遭受压迫及其焦虑心态，以及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文学对引导人民反抗压迫、鼓舞民心、启蒙民众的作用的强调。从这种意义上讲，第三世界的文学（文化）都或潜在、或明显地表现了人们的反抗及其愿望。应当说，这个判断适合于相当多的第三世界文学文本，也确实揭示了作品内容方面的反抗特征。
实际上，詹姆逊是在其总体化思想指导下运用第三世界文学概念的：“这说明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必须包括从外部对我们自己（指第一世界）重新进行评估（也许我们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总体制度里的旧文化基础上强有力地工作着的努力的一部分。”他是在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中来看待第三世界文化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它们有整体与局部、内部与外部、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应当肯定这种思路对于打破“就事论事”的狭隘做法，倡导世界的眼光和比较的眼光也是有意义的。二、第三世界文学（文化）批评的困境和局限
第一，詹姆逊划分三个世界的标准是混乱的。划分前两个世界依据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它们体现了人类历史的构成性因素，但第三世界的依据则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体验（经验）”，划分标准的混乱必然会导致对具体国家定位的混乱。阿赫默德以印度为例说明了这种划分的困境。印度具备了资本主义国家应具有的所有特征，其跨国公司列世界第八，但其社会的悲惨状况又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约四亿人的处境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绘的还要悲惨。难怪阿赫默德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印度到底属于第一世界，还是属于第三世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南非呢？还有……但是我知道从韩国到新加坡的环太平洋国家，已构成了全球资本主义内部发展最快的地区。”实际上，这种情况也表现在对第一世界的总体化过程中，同属资本主义阵营，欧陆文化内部本身就有较大的差异，更不必说欧陆文化与北美文化的差别更大了。因此，这种总体化抹杀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内部的差异，以损失其丰富性为代价，建立起自己对其文化特征的概括。这样，其三个世界理论便失去基础。
标准的混乱直接导致了“第三世界文学”概念的失效。阿赫默德认为，“在过去二百年时间里，西欧和北美的国家被深深地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本身在这些国家中已是那么的悠久；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这些殖民宗主国普遍地发生作用；文化产品在它们之间的流通是那么地直接，那么地广泛，那么地便捷，人们可以清楚地说出它们之间具有某些文化同质性。”但第三世界却远非如此，亚、非、拉美国家之间没有相同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经验”，也缺乏密切的联系。它们“不是作为单一的文化整合体，而是作为高度差异化的东西，被同化进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结构当中，每一个国家都在文化方面建立起自身与宗主国之间的（不平等）交流，每一个国家都获得了自身显明的阶级形式”。鉴于这些国家之间在历史、现实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能够成为内在统一的理论对象的第三世界文学”。既然这个前提难以成立，那么詹姆逊对第三世界文学及其特征的概况也就失去了基础。而且，“大多数文学生产，不论其是‘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的，一般都不会受某种因素直接而统一的决定，不论这种因素在构成社会总体形式时有多么关键的作用。文学文本是以一种高度差异化的方式写成的，通常受多种相互争论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的决定，因此任何一种复杂的文本，在它被总体化为一个普遍性的范畴之前，一般都得产生在为它提供能量和形式的语境群之内”。这也导致了其理论的非历史化倾向：“在逻辑上，人们会更加惊奇于詹姆逊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差异和他性关系的绝对坚持和强调，以及对‘第三世界’的‘经验’可以在单一的叙述方式之内被包容和交流的强调。通过把资本主义置于第一世界，把社会主义置于第二世界，詹姆逊的理论冻结了全球的空间，使其非历史化，而那些有巨大推动力的斗争又恰恰发生在这个空间中。”
实际上，在对詹姆逊文本的定位上也反映这种标准的失效。詹姆逊是美国知识分子，他在政治上认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他反对第一世界的霸权及其对第三世界的压迫，倡导第三世界文学。这样，他本人的文章应该“放在他出身的第一世界，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上的第二世界，还是放在他所同情并认同的第三世界里呢？”
第二，二元对立、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限制了他的论证。詹姆逊是以二元对立的模式来使用第三世界概念的，但文化上的二元对立（民族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选择，“强调民族经验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认识构成的关键性作用，也强调对那种体验（经验）的叙事采取超越‘民族寓言’的方式”。其结果就是以“民族”概念代替了“集体”概念。与此相反，“如果我们开始不以民族主义而仅仅以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之间关系来思考寓言化的过程，那么就有可能发现，寓言化绝不是所谓第三世界独有的特征”。
在看待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文化关系时，同样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在詹姆逊看来，“所有的第三世界文本都应该被读作……民族寓言”。
阿赫默德认为有两个疑点：其一，第三世界文本出现的时间该如何确定；其二，在具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验的国家的文本中，地理上的分布是否应成为判断第三世界文学文本的主要依据？事实上，建立第三世界的认知美学使詹姆逊难以摆脱其本质主义立场。他认为，第一世界文本的特征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严重分裂。”其实，这个结论源于他对工业社会的概括，它适合于现代主义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化，但詹姆逊却把它视为第一世界文化的特征。而且，在概括第一世界文化特性时，他滑动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西方文明之间，使人对第一世界文本的特征莫衷一是。这种含混导致了他论证的随意性，他选择鲁迅的文本来解读，虽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充其量只是第三世界（也许中国更合适）文本的一个特例而已，仅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鲁迅的文本难以代表其他所有的文本，更何况整个第三世界的文本。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经验层面上看，这个结论都是缺乏依据和严密论证的。这样，其合理性便值得怀疑了。获取这些特征之后，詹姆逊便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对其进行比较。他以经验来界定第三世界，“从这一排斥性的强调中必然会伴生出一个政治范畴—‘民族’，这一范畴以民族主义作为其特有的被限定了的意识形态；而且，由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优先权，就在理论上推断出了‘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都必然……应被当作民族寓言……去阅读。’”“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其原因在于，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的对抗，在争取生存（或发展）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承担着唤起一致对外的鼓动作用，鉴于此，民族主义才吸引着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而且，在詹姆逊看来，民族主义也是抵制资本主义扩张的重要力量。但他忽视了民族主义作用的多样性：事实上，不能以本质主义来理解民族主义，它有多种表现形态，并没有统一的价值和本质，其作用也有积极和消极之别。具体而言，民族主义作用的发挥要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运用民族主义的目的，运用民族主义哪些内容，民族主义使用者的政治性质。
这种二元对立思维还表现在詹姆逊让第三世界在“民族主义”和全球性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由于其第三世界建立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体验（经验）”之上，这样其民族概念便打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性。总体化的渴望使其没有考虑到其概括严密性—二者之外的第二世界—既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后现代主义，事实上，曾有力地抵制美国霸权，但又非民族主义的第三世界的实践已被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所吸纳。
第三，詹姆逊仍然难以克服自己的殖民情结。从詹姆逊把第三世界作家的文本都视为“非典范”的做法中，阿赫默德看到了其缺憾。阿赫默德认为，目前，对于许多没有英译的亚、非、拉美文学文本而言，英美学者把它们排除在“经典”之外是可以理解的，但詹姆逊把像聂鲁达、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人的作品视为“非经典”，应该说带有严重的偏见。詹姆逊强调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差异、对立，不仅不能消弭其对立，反而在客观上起到了强化、加剧其对立的效果。这只能从其文化背景找原因了：“一方面他反对白人中心主义的偏见，另一方面，当他认为第三世界文学都是‘非典范’的时候，他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却正是同样性质的偏见。任何认识都是以一定的系统为条件的，杰姆逊的认识也是以西方文化这个大的系统为条件的。因此，当他观察和思考第三世界问题时，无论怎样努力，他仍然很难超越西方文化预设的‘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典范’与‘非典范’等认识基素（epistomes）和基本符码。”由于其最终（或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研究第三世界文化，而是希望从中挖掘出对第一世界可资借鉴的经验或教训，一方面反映了其谦和的心态；另一方面他寄希望于第三世界文化，以摆脱晚期资本主义的困境，这是其殖民情结的无意识流露。三、中国的后殖民文学（文化）批评的选择
中国的第三世界文学（文化）批评与詹姆逊的理论有直接的联系，或者说就是对这一理论的回应。正如王宁所言：“‘第三世界文化（Third world culture）’这一术语之所以在中国的环境下广为人们谈论，主要是由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影响以及他基于西方的视角对作为一种民族寓言的第三世界文本的阅读所致，同时也因为就后殖民主义问题在学术界展开的讨论所引发。”他进而指出：“如同‘东方主义’一样，‘第三世界文化’或‘第三世界批评’本身也是一个西方人的建构，但是它同时也在中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样也就为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直接就一个共同的话题进行对话铺平了道路，可惜这样的对话尚未进入实质的层面。”我认为，这个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但问题要比这更为复杂，我们应从中找出对促进文化发展更有价值的东西。（一）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第三世界文学（文化）批评”与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文化）批评”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但应该承认，中国的“第三世界文学（文化）批评”确实有其理论和现实意义。我国曾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落后和不平等仍然存在，这是中国产生“第三世界文学（文化）批评”的基础。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还存在着交流和共同提高的关系，第三世界又特别需要吸收先进的文化资源来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关键是我们不能步詹姆逊的后尘，而应该对这种压迫有清醒的认识，找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真问题及其症结，并予以解决。“第三世界文学（文化）批评”有助于我们看清世界格局中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特别是文化方面）的不平等关系，以利于制订我们的文化发展战略，并找出我们的应对措施。（二）应该看到，在西方语境中，詹姆逊倡导第三世界文学有具体的针对性，他想以此来抵制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在全球的扩张，也为了弥补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分裂，这有其合理性和实践意义。但是，对于倡导第三世界批评的中国第三世界批评家而言，如果照搬这个结论，可能会由于丧失针对性而使其意义受到削弱。事实上，中国的“第三世界文学（文化）批评”已经出现了这种症结。由于急于与国际学术接轨，往往在批评中追赶潮流，忽略了自己文化建设中的真问题，缺乏问题意识直接导致了舍本逐末的结果。较早从事第三世界文化批评的张颐武曾经强调过对抗西方文化的意义，并把它提高到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上来对待。他认为，中国文化界应当持一种“后乌托邦”精神：“所谓‘后乌托邦’精神不是一种具体的社会理想。它所包含的是对第三世界的母语与文化的捍卫，是对民族特性的争取。它是对民族被西方所压抑的‘潜历史’记忆的释放。”这样，其批评目的便成了挖掘民族的潜力，以图与西方对抗。诚然，我们的文化建设应该立足于我们的民族自身，不应该盲从于西方，依附于西方话语，但对文化“民族性”的不适当的强调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掩盖了真问题，转移了人民的视线，其消极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近代以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哪里还有纯粹的民族特性？保持纯粹的民族特性又谈何容易！
事实上，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有很强的情绪性和排他性非理性色彩，在第三世界的实践中，它有可能通过与保守力量结合起来成为坚持落后文化、拒斥发达文化的重要力量，而且对其不适当的强调有可能掩盖民族内部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冲突，起到转嫁矛盾、避实就虚的消极作用。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有助于提高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有效地调动起全民族的积极性，不但能促进本民族的发展，而且也能以民族道义成为反霸权的重要力量。如果缺乏对复杂情况的具体分析，盲目地提倡民族主义，就会夸大民族主义的作用，这样，它对第三世界的意义就值得怀疑了。在现代中国的发展中，民族矛盾常与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阶级矛盾常常通过民族矛盾表现出来，民族矛盾也可能转化为阶级矛盾。因此，仅仅以民族文化的对抗来概括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显然抹杀了问题的复杂性，容易出现简单化倾向。鉴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的复杂关系，如果过分强调民族主义，强调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拒斥与斗争则有可能使他们受到盲目排外情绪的支配，缺乏对民族主义进行批判性反思，从而导致非理性情绪泛滥的消极后果。因此在承认民族主义对于捍卫第三世界利益、抵制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作用的同时，有必要强调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要立足于本土的历史与现实，抛弃对民族主义的本质主义式的认识，反对从赞成或反对的二元论立场出发将其简单化。要强调问题意识，及时地调整其方向与策略，充分发挥其作用，还要看到其消极后果，引导全民理智地对待其非理性因素，防止保守情绪的泛滥。（三）我们应该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建设，挖掘我国传统文化的潜力，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以取得竞争的有利位置。对抗国外的文化压迫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文化的发展显得更为重要。为此，我们应该转换视角，积极吸收外来文化资源，把文化的发展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予以重视。对此“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的并不是对抗，而是对话，在这种东方和西方的对话中，也许暂时处于弱势的我们会失去一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能使西方学者改变由来已久形成的对东方或东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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