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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5 21: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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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乔治·奥威尔

出版社:开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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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1984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1984 / (英)乔治·奥威尔著 ; 谢高峰译著. —北京 : 开明出版社,2018.6ISBN 978-7-5131-4243-4Ⅰ. ①1… Ⅱ. ①乔… ②谢… Ⅲ.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Ⅳ. ①I561.45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1535号责任编辑:卓玥

 1984作 者:(英)乔治·奥威尔著 谢高峰译著出 版:开明出版社(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5号 邮编100089)印 刷: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开 本:880×1230 1/32印 张:9.75字 数:210千字版 次:2018年6月第1版印 次:2018年9月第2次印刷定 价:45.00元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联系电话:(010)88817647前言preface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年6月25日-1950年1月21日),原名艾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英国左翼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

创作于1948年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是奥威尔的传世作品。其中,奥威尔通过敏锐的观察,批判了以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为代表的、掩盖在社会主义名义下的极权主义;以辛辣的笔触讽刺了泯灭人性的极权主义社会和追逐权力者。而小说中对极权主义政权的预言在之后的五十年中也不断地为历史所印证,所以这部作品堪称世界文坛政治讽喻小说的经典之作。它与俄国作家尤金·扎米亚金的《我们》以及英国作家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并称为反乌托邦的三部代表作。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新话”“双重思想”等词汇,皆已收入英语词典;而由他的名字衍生出的“奥威尔主义”“奥威尔式的”等新词,甚至成为日常通用语汇,可见奥威尔及其作品在英语国家的巨大影响。

由于历史上东西方的对峙,乔治·奥威尔的作品经常被视为反苏的代名词,因而在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封杀。《一九八四》已经被翻译成至少65种文字,而它对英语本身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中的术语和小说作者已经成为讨论隐私和国家安全问题时的常用语。例如,“奥威尔式的”形容一个令人想到小说中的极权主义社会的行为或组织,而“老大哥在看着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小说中不时见到的标语)则意指任何被认为是侵犯隐私的监视行为。《一九八四》曾在某些时期内被视为危险和具有煽动性的,并因此被许多国家列为禁书。2005年本书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1923年至今最好的100部英文小说之一,此外还在1984年被改编成电影上映。第一部一

四月的一天,天气晴朗寒冷,钟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为了躲避阴冷的风,紧缩着脖子,快步溜进了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不过动作还是不够快,没能把一股尘土关在门外。

门厅里有股煮卷心菜和旧床垫的气味。门厅一头的墙上钉着一张彩色的宣传画,在室内悬挂显得太大了。画上是一张巨大的面孔,宽度超过一米:这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的脸,留着浓密的黑胡子,面部粗犷而英俊。温斯顿朝楼梯走去,用不着试电梯。即使在最好的时候,电梯也是很少开的,何况现在又是白天停电。这是为了迎接仇恨周而实行的节约运动中的一部分。温斯顿的住所在七楼。他今年三十九岁,右脚脖子上有一块因患静脉曲张而造成的溃疡,因此上楼梯时爬得很慢,中途还休息了好几次。每上一层楼,正对着电梯门的墙上就有那幅画着很大脸庞的宣传画凝视着。它是这种类型的画,无论你走到哪里,画面中的眼神总是跟着你。“老大哥在看着你”,下面印着这样的标题。

在公寓里,有个圆润的声音正在念一系列与生铁产量有关的数字。声音来自一块像毛玻璃一样的长方形金属板,这构成右边墙壁的一部分。温斯顿旋转了一个开关,声音在某种程度上就减弱了一些,不过说的话仍能听得清。这个装置(叫作电子屏幕)可以放低声音,但没有办法彻底把声音关闭。他走到窗边。他的身体瘦小纤弱,作为党员制服的蓝色的工作服更加突出了他身子的单薄。他的头发很淡,脸色天生红润,皮肤因为使用劣质肥皂和钝刀片,再加上刚刚过去的寒冬,变得粗糙不堪。

外面,即使透过紧闭的玻璃窗,看上去仍然显得很冷。下面的街道上,阵阵的小旋风把尘土和碎纸吹卷起来,虽然阳光闪耀,天空也蓝得刺眼,可是除了到处张贴的宣传画外,似乎一切都失去了颜色。那张蓄着黑胡子的脸从每一个能够看到街道的街角向下凝视。正对面的房子上就有一幅,标题印着:老大哥在看着你。那双黑色的眼睛死盯着温斯顿。下面街上还有另外一张宣传画,一角给撕破了,在风中不停地拍打着,把“英社”这个唯一的词汇一会儿盖上,一会儿展开。远处,一架直升机在屋顶间掠过,像只蓝色的瓶子一样徘徊了一会儿,然后又划了道弧线飞走了。这是警察巡逻队,正在窥探人们的窗户。不过巡逻队倒没什么,可怕的只是思想警察。

在温斯顿的身后,电子屏幕上的声音仍在喋喋不休地播报着生铁产量和第九个三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情况。电子屏幕能够同时接收和发送。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超过极低的私语,它都可以接收到;此外,只要他留在那块金属板的视野之内,他就既能被听到,也能被看到。当然,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内,你无法得知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正在被监视。思想警察多长时间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接进某条电线,那你就只能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始终都在监视着每个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接上你的那条电线。你必须生活——真真正正地生活,从已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在一个设想之下,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会被听到,你做出的每一个动作,除非是在黑暗中,都会被细察。

温斯顿继续背对着电子屏幕。这样比较安全,不过他心里很清楚,即使是背部,也可能会暴露出什么。一公里之外,是真理部,这是他工作的地方,是一幢伫立在肮脏地带的白色的、巨大的建筑物。他带着一种模糊的厌恶情绪想——这里就是伦敦,一号机场的主要城市,一号机场是大洋国人口位居第三的省份。他绞尽脑汁想挤出一些童年时代的记忆来,以便能够告诉他伦敦是不是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破败的19世纪的房子,墙身用木头架子撑着,窗户上封着纸板,屋顶上盖着波形板,倒塌的花园围墙东倒西歪;还有那尘土飞扬、破砖残瓦上野草丛生的、被炸弹炸过的地方;还有那炸弹清理出了一大块空地,上面忽然出现了许多肮脏的居民区,像鸡笼般的木板房。可是没有用,他记不起来了;除了一系列缺少背景的、光亮的画面(其中的大部分不可理喻)以外,他童年的记忆中再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真理部——用新话来说叫作“真部”——同视野里的任何其他东西有着令人吃惊的不同。这是一幢巨大的、由闪闪发光的水泥所构成的金字塔式的建筑,一层接着一层,一直升到高空三百米。从温斯顿站着的地方,刚好可以看到党的三条标语,用漂亮的字体写在白色的墙面上: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有三千间房子,地面之下还有一些相应的建筑物。在伦敦的周围,只散落着三所别的建筑,外表和大小与之相同。它们使周围的建筑相形见绌,从胜利大厦的屋顶上可以同时看到这四所建筑。它们是四总部的所在地,政府职能就分布在这四总部。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足部负责经济事务。用新话来说,它们分别称为“真部”“和部”“爱部”和“富部”。

仁爱部是真正令人害怕的地方,它连一扇窗户也没有。温斯顿从来没有到仁爱部去过,也从来没有进入过离它半公里之内的地带。这个地方,除非是因为公事,否则是无法进入的,而且进去也要通过许多错综复杂的铁丝网、铁门、隐蔽的机枪阵地。甚至在通向它的外围屏障的大街上,也有穿着黑色制服、手持连枷棍的面目凶恶的警卫在巡逻。

温斯顿突然转过身来,他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安详乐观的表情,面对电子屏幕时,这么做是很明智的。他走过房间,到了小厨房里。在一天中的这个时间里离开真理部,他放弃了食堂里的中饭,他知道厨房里除了一块黑面包,再没有别的吃的,得把它省下来留作明天的早餐。他从架子上拿下一瓶无色的液体,简单的白色标签上写着:胜利杜松子酒。它有一种令人作呕的油味儿,像中国的米酒一样。温斯顿倒了一茶杯,鼓了鼓勇气,像吃药似的一口喝了下去。

他的脸马上变得通红起来,眼里流出了泪水。这玩意儿像硝酸,而且,喝下去的时候,有一种后脑勺上挨了一胶皮警棍的感觉。过了一会儿,他肚子里灼热的感觉消失了,周围的一切看起来更加令人愉快了。他从一盒压扁了的“胜利牌香烟”中拿出一支烟来,不小心把它拿倒了,烟丝因此掉到了地板上。他拿出了第二支,这次比较成功。他回到卧室,在靠近电子屏幕左边的一张小桌子前坐下来,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支笔杆、一瓶墨水、一本厚厚的四开空白本子,红色的封底,大理石花纹的封面。

不知为何,卧室里的电子屏幕安装在一个不寻常的位置上。按照常规,它应该安在远处的墙上,可以看到整个房间,可是如今却安在较长的那面墙上,正对着窗户。在电子屏幕的一边,有一个浅浅的凹室,温斯顿现在就坐在这里,在建造房子时,这个凹室很可能是用来放书架的。温斯顿坐在凹室里,躲得远远的,尽量处在电子屏幕的控制范围之外。当然,他的声音还是可以被听到的,但只要他留在目前的地位上,电子屏幕就看不到他。部分原因是这间屋子与众不同的布局,使他想到要做这件事。

让他想做这件事的,还有那个他从抽屉中拿出来的本子。这是个特别漂亮的本子。光滑洁白的纸张因年代久远而有些发黄,这种纸至少有四十年未生产了。不过他想,这本子的年代还要久远得多。他是在本市一个贫民区的一家肮脏的小旧货铺中看到它躺在橱窗中的,至于是哪个区,他已经记不得了,立刻他就有了一种强烈的想要占有它的冲动。党员是不该到普通店铺里去的(被称为“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不过这条规矩执行得并不严格,因为有许多东西,例如鞋带、刀片,是无法以别的方式弄到的,他朝街上飞快地瞄了一眼,就溜进了小铺子,用二元五角钱把本子买了下来。当时他并没有想到买来干什么用。他把它放在皮包里,做贼心虚地回了家。就算上面什么东西也没写,有这样一个本子也是容易引起怀疑的。

他要做的事情是开始写日记。写日记并不是违法的(没有什么事情是违法的,因为早已经没有任何法律了),但是被发现的话,有理由可以肯定,会受到死刑的惩处,或者至少进行二十五年的劳改。温斯顿把笔尖装在笔杆上,用嘴吸掉上面的油腻。这种笔已成了老古董,甚至签名时也不用了,他偷偷地费了一番周折才买到一支,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精美乳白的本子只配用真正的笔尖书写,而不是拿蘸水笔涂画。实际上他已经不习惯用手来进行书写了。除了极简短的字条外,一般都用口述记录器口授一切。他目前要做的事,当然是不能用口述记录器的。他把笔尖蘸了墨水,然后停了一会儿,他的肠子感到一阵颤抖。在纸上写字是个决定性的行动。他用细小笨拙的字体写道: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往后靠坐在那里,一种彻底的无助感席卷了他。首先,他对是不是1984年一点也没有把握。大致是这个日期,因为他非常确信,自己的年龄是三十九岁,而且他相信自己生于1944年或1945年。如今,要把一个年份记下来,误差保持在一两年之内,是绝对不可能的。

突然,他想到,自己到底是在为谁写日记?为将来,为了未出生的人们。他的思想在本子上的那个不确定的日期上盘旋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新话中的一个词儿“双重思想”。他第一次意识到了他要做的事情的艰巨性。你如何跟未来交流呢?从根本上说,这样做是不可能的。要么未来和现在类似,未来就不会听他说;要么未来跟现在不同,他的语言便失去意义。

他坐在那里,呆呆地看了本子一会儿。电子屏幕改为播放刺耳的军乐了。奇怪的是,他似乎不仅丧失了表达自己的能力,甚至忘掉了他本来要说什么。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为这一时刻作准备,他从来没有想过,除了勇气以外还需要什么。实际上,写作是很容易的。他要做的只是把多年来头脑里一直在想的、无休止的、躁动不安的独白付诸笔墨就行了。然而,此时此刻,甚至独白也枯竭了。此外,那块静脉曲张的溃疡也开始痒了起来,让人难以忍受。他不敢抓它,因为一抓就要发炎。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除了面前纸上的空白、脚脖子上的皮肤发痒、刺耳的音乐、杜松子酒引起的一阵轻微醉意外,他再没有别的什么感觉。

突然,他开始匆忙地写了起来,只是恍惚中意识到自己写了些什么。他用细小的、带有孩子气般的字体在本子上随意描画着,写着写着,先是省略了大写字母,最后连句号也省略了:

1984年4月4日。昨晚去看电影。全是战争片。有一部很好:一艘装满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遭到轰炸。其中有一个这样的镜头:一个大胖子奋力游泳,想要摆脱追赶他的直升机,观众对此感到很满足。起初看到他像头海豚一样在水里直扑腾,后来通过直升机的瞄准器看到他,最后他全身都是枪眼,周围的海水都被染红了,突然他沉了下去,好像枪眼里吸进了海水一样。下沉的时候,观众们哄然大笑。接着你看到一艘装满儿童的救生艇,上空有一架直升机在盘旋。有个中年妇女坐在船头,她很可能是个犹太人,怀中抱着一个大约三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吓得哇哇大哭,把脑袋躲在她的怀里,好像要钻进她的胸口中去似的。那个妇女抱着他、安慰他,尽管她自己的脸色也吓得发青。她一直在用自己的胳膊尽可能地掩护着他,好像她以为自己的胳膊能够抵御子弹似的。接着直升机在他们中间投了一颗二十公斤的炸弹,一道巨闪,救生艇被炸成了碎片。接着出现一个很精彩的镜头,一个孩子的胳膊举了起来越举越高越举越高一直到了天空中一定有架机头装着摄影机的直升机跟着他的胳膊在党员座中间传来一阵鼓掌声但是在无产座部分有个妇女突然吵了起来大声说他们不应该在孩子们面前放映这部电影他们在孩子们面前放映这部电影是不对的最后警察把她赶了出去我想她不至于会遇到什么不愉快的结果因为没人关心群众会说些什么群众的典型反应他们绝不会——

温斯顿停下了笔,部分原因是他感到手指痉挛。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他倾泻出这些垃圾东西。但奇怪的是,在他这么干的时候,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记忆在他的头脑中清晰起来,以至于他也想把它写下来。现在他才意识到,这是因为有另一件事情才使他突然决定今天要回家并开始写日记。

如果说,这样一件模糊的事也可以说是发生的话,那么它就发生在那天早上,在部里。

快到十一点时,在温斯顿工作的档案室,他们把椅子从小隔间里拖出来,放在大厅的中央,正对着电子屏幕,准备举行两分钟仇恨会。温斯顿正要在中间一排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有两个他只见过面、却从未说过话的人意外地走了进来。一个是他经常在走廊中碰到的姑娘。他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在小说司工作。可能——因为他有时看到她两手油污,拿着扳钳——她负责某台小说写作机的修理工作。她是个二十七岁左右、表情大胆的姑娘,浓浓的黑发,脸上长满雀斑,动作迅速敏捷,像个运动员一样。一条窄窄的鲜红色佩带——那是青少年反性同盟成员的标志——在她工作服的腰带上缠了几圈,松紧程度刚好能够显现出她臀部的线条。从第一眼见到她,温斯顿就很讨厌她。他知道为什么。这是因为她竭力想在自己身上创造一种曲棍球场、冷水浴、集体远足、心灵单纯的氛围。几乎所有的女人他都不喜欢,特别是年轻漂亮的。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是党的最盲目的追随者、轻信口号的人、业余密探和异端思想的检查员。但这个女人给他一种比别的女人更加危险的印象。有一次他们在走廊里擦肩而过时,她很快地斜视了他一眼,似乎看透了他的心,黑色恐惧一时笼罩了他。他甚至想到她有可能是思想警察的特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很不可能的。只要她在近处,他仍会感到不自在。这种感觉中混合着敌意和恐惧。

另外一个是个男的,叫作奥布兰,他是内党成员,担任的职务很重要,温斯顿对他其职务的性质只有一种很模糊的概念。一看到穿着黑色工作服的内党成员走近时,椅子周围的人都不由得肃静下来。奥布兰是个大块头,脖子很粗,有着一张粗野、幽默的脸。尽管他的外表令人望而生畏,但他的举止却有着某种迷人的魅力。他有一个小把戏,那就是端正一下鼻梁上的眼镜,这个动作很奇怪,能让人解除戒心——也很难说清楚,但却给人一种很文明的感觉。如果有人仍旧有那样想法的话,这个姿态可能使人想到一个18世纪的贵族邀请别人用他们的鼻烟。十多年来,温斯顿看过奥布兰十几次。他觉得自己对他特别有兴趣,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对奥布兰所表现出来的彬彬有礼的态度和其拳击手般的体格的反差感到有兴趣。更多的是因为他内心深处的一个坚定的信念——也许根本不是信念,而仅仅是个希望——奥布兰的政治信仰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无疑他脸上的某种表情说明了这一点。还有,也许表现在他脸上的,根本不是非正统性,只不过是智慧罢了。但不管怎样,他的外表使人感到,如果你能躲过电子屏幕而单独与之相处的话,他是个可以谈谈心的人。温斯顿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努力来证实这种猜测;说真的,根本没办法证明。现在,奥布兰瞥了一眼手表,看到已经快到十一点了,显然决定留在档案司,等两分钟仇恨会结束。他跟温斯顿坐在同一排,相隔两把椅子。中间坐的是一个淡红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她在温斯顿隔壁的小隔间里工作。那个黑头发的姑娘刚好坐在他身后。

接着,大厅那头的电子屏幕上突然发出了一阵刺耳的讲话声,仿佛是台缺少润滑油的大型机器发出的声音一样。这种噪声让人咬牙切齿、毛发直竖。仇恨会开始了。

像往常一样,屏幕上出现了人民公敌伊曼纽尔·戈斯坦因的脸。观众中间到处响起了嘘声。那个淡红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发出了一声混合着恐惧和厌恶的尖叫。戈斯坦因是个叛徒、变节分子,他曾经(谁也记不清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是党的领导人物之一,几乎与老大哥本人平起平坐,后来参加了反革命活动,被判死刑,却神秘地逃走了,不知下落。两分钟仇恨会的进程每天都不一样,但戈斯坦因每次都是主角。他是头号叛徒,最早玷污党的纯洁性的人。后来的一切反党罪行、一切叛国行为、破坏颠覆、异端邪说、离经叛道都直接出于他的煽动。在某个地方,他仍然活着,策划着阴谋诡计;也许是在大洋彼岸,处在其外国主子的庇护之下;也许甚至——时不时有谣言说——他就藏在大洋国本国的某处。

温斯顿感到胸口发闷。每次他看到戈斯坦因的脸,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让他感到痛苦。这是一张瘦削的犹太人的脸,一头浓密的白发,小小的一撮山羊胡须——这是一张聪明人的脸庞,但不知为何,从本质上觉得可鄙,又长又尖的鼻子有一种衰老性的痴呆,鼻尖上架着一副眼镜。这张脸像一只绵羊的脸,连其声音也像绵羊。戈斯坦因在对党进行他一贯的恶毒攻击,这种攻击夸张荒谬,连小孩子也能一眼看穿,但是听起来却似乎有些道理,使你觉得要提高警惕,即其他人,头脑没那么清醒的人有可能上当受骗。他在侮辱老大哥,攻击党的专政,要求立即同欧亚国和谈,主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歇斯底里地叫嚣说革命已经被出卖了——所有的话都是以快速和多音节的方式说出来的,可以说是对党的演说家一贯讲话作风的拙劣模仿,甚至还有一些新话的词汇;实际上,比任何党员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使用的新话词汇还要多。而且自始至终,为了避免有人会对戈斯坦因的花言巧语所涉及的现实有所怀疑,电子屏幕上他的脑袋后面有无数排着纵队的欧亚国军队经过——他们长得都很壮实,有着面无表情的亚洲人面孔。他们涌现到电子屏幕上,然后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相似的军队。这些士兵们沉重、有节奏的军靴声衬托着戈斯坦因像绵羊一般的叫声。

仇恨会刚进行了还不到三十秒钟,屋子里有一半的人就爆发出了不可遏制的愤怒的叫喊。电子屏幕上扬扬自得的绵羊脸,绵羊脸后面欧亚军队可怕的力量,这一切都使人无法忍受;此外,一想到或看到戈斯坦因,就让人不由得产生恐惧和愤怒。与欧亚国或东亚国相比,他成为仇恨对象的频率更高,因为大洋国如果跟这两国中的一国交战,一般情况下跟另一国总是保持和平的。但奇怪的是,虽然所有人都仇恨和鄙视戈斯坦因,虽然每天,甚至一天有上千次,他的理论在讲台上、电子屏幕上、报纸上、书本上遭到驳斥、抨击、嘲笑,让大家看到这些理论只是些可鄙的垃圾,尽管如此,他的影响似乎从来没有减弱过。总是有傻瓜上当受骗。每天都有奉其指示进行活动的间谍和破坏分子被思想警察挖出来。他成了一支庞大的影子军队的司令,这是一帮阴谋家组成的地下网络,妄图要颠覆国家政权。据说这个网络的名称叫作兄弟会,谣传还有一本可怕的书,它汇集了各种异端邪说,到处秘密散发,作者就是戈斯坦因。这本书没有书名。大家提到它时简单称之为“那本书”。不过人们都是从一些模糊谣言中听到这些事的。任何一个普通党员,都会尽量避免提及兄弟会和“那本书”。

仇恨会在第二分钟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人们在座位上上蹿下跳,大声高喊,想要压倒电子屏幕上传出来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咩咩叫的声音。那个淡红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脸孔通红,嘴巴一张一合,好像离了水的鱼一样。就连奥布兰粗犷的脸也涨红了。他直挺挺地坐在椅上,宽阔的胸膛胀了起来,不断地起伏着,好像在忍受波浪的冲击。在温斯顿背后,那个黑头发的姑娘开始大喊“猪猡!猪猡!猪猡!”她突然捡起一本厚厚的新话词典向电子屏幕砸去。它击中了戈斯坦因的鼻子,又弹了出去,他说话的声音仍在无情地响着。温斯顿的头脑曾经有过片刻的清醒,他发现自己也在和别人一起高喊,用鞋后跟使劲地踢着椅子腿。两分钟仇恨会的可怕之处在于,不是你必须参与其中,而是要避免参与是绝对不可能的。三十秒钟内,一切伪装都变得毫无必要了。一种夹杂着恐惧和报复的可怕情绪,一种要杀戮、虐待、用大铁锤狠砸别人脸的欲望像电流般通过这群人,甚至使你违反本意地变成一个面部扭曲、恶声叫喊的疯子。然而,你所感到的那种狂热情绪是一种抽象的、盲目的感情,像喷灯的火焰一样,可以从一个物体转到另外一个物体身上。因此,有一阵子,温斯顿的仇恨并不是针对戈斯坦因的,而是反过来转向了老大哥、党、思想警察;那一刻,他的心向着电子屏幕上那个孤独的、受到嘲弄的异端分子,他是谎话世界中真理和理智的唯一守护者。然而在下一刻,他又同周围的人站在一起,觉得所有攻击戈斯坦因的话都是正确的。在这样的时刻,他对老大哥的憎恨变成了崇拜,老大哥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似乎是一个所向无敌、毫无畏惧的保护者,巨石般耸立着,站在亚洲这群乌合之众的面前,而戈斯坦因尽管孤立无援,尽管对自己个人的存在也心存怀疑,但他仍像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巫师,仅凭他话语中的力量,也能够把文明的框架摧毁。

有时候,你甚至可以自觉转变自己仇恨的对象。温斯顿突然把仇恨从电子屏幕上的面孔转移到了坐在他身后的那个黑发女人的身上,变化速度之快就像在噩梦中猛然用力把头从枕头上扭到另一边。一些栩栩如生的、美丽动人的幻觉在他的心中闪过。他想象自己用胶皮警棍把她揍死,又把她的衣服扒光,然后绑在一根木桩上,像圣塞巴斯蒂安一样,被乱箭射死;他会强奸她,然后在高潮之际割断她的喉管。而且,他比以前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为什么恨她。他恨她,是因为她年轻漂亮,却毫不性感,是因为他想跟她上床却永远达不到目的,是因为她柔软的腰身——似乎在引诱你去抱住她——围着那条令人厌恶的鲜红色的饰带,那是咄咄逼人的贞节的象征。

仇恨会达到了最高潮。戈斯坦因的声音变成真正绵羊的咩咩的叫声,而且有那么一会儿,他的脸也变成了绵羊脸。接着绵羊脸又化为一个欧亚国的士兵,高大吓人,似乎在大踏步前进,他手中的冲锋枪在咆哮,好像整个人要从电子屏幕中跳出来一样,以至于前排真的有些人在座位上往后缩。但是就在这一瞬间,电子屏幕上这个敌人已化为老大哥的脸,黑头发,黑胡子,充满力量,镇定沉着,脸庞大得几乎占满了整个屏幕,他的出现让每个人都长出了一口气。没人听见老大哥在说什么。他说的只是几句鼓励的话,这话是在一片喧闹中说出的,无法逐字逐句听清楚,但是说了却能恢复信心。接着老大哥的脸又隐去了,屏幕上出现了以醒目的大写字母所写的党的三条标语: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但是老大哥的脸好像在电子屏幕上又停留了几秒钟,似乎对每个人的眼球造成的冲击过于强烈,不能马上消失。那个淡红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扑在她前面椅子的背上,向电子屏幕伸出双臂,哆哆嗦嗦地喊了一句好像是“我的大救星啊”之类的话。接着又用手捂着脸,显然是在祷告。

此时,全部在场的人发出了低沉、缓慢而又有节奏的呼喊“B-B!……B—B!……B—B!”他们喊得很慢,在第一个B和第二个B之间停顿很久。不知为何,这种深沉的声音有一种野蛮的味道,你仿佛听到了赤脚的踩踏和铜鼓的敲打。他们这样大约喊了三十秒钟。这种压抑的声音在感情极其强烈的时候是常常会被听到的。一定程度上说,这是对老大哥的英明伟大的赞美,然而更重要的是一种自我催眠,有意识地制造有节奏的噪声来麻痹自己的意识。温斯顿心里感到一阵凄凉。在两分钟的仇恨会中,他无法不同大家一起呼喊,但是这种野兽般“B—B!……B—B!”的叫喊让他恐惧。当然,他也和大家一起高喊,不这么做是不可能的。掩盖你真实的感情,控制你脸部的表情,大家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是有那么一两秒钟,他的眼神很可能暴露了自己。正好就在那一刻,那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如果说那件事情真的发生了的话。

就在那时,他同奥布兰四目相望。奥布兰已经站了起来。他摘下眼镜,正要以他一贯的动作把眼镜放到鼻梁上去。然而就在他们两人眼光相遇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温斯顿就在那一刻意识到——是的,他知道了!——奥布兰心里想的同他自己一样。他们两人之间交换了一个确凿无误的信息,似乎两人的心都打开了,通过眼睛,思想从一个人的大脑流到了对方的大脑之中。“我跟你一样,”奥布兰似乎这样对他说。“我完全了解你的感受、你的蔑视、仇恨、厌恶,我全都知道。不过别怕,我站在你这边!”但是那理解的神情转瞬即逝,奥布兰的脸色又变得跟别人一样高深莫测了。

全部的经过就是这样,他已经在开始怀疑,这件事是否真正发生过,这种事情是从来不会有下文的,唯一的作用不过是让他在心中保持这样的信念,或者说希望:除了他自己,还有其他人也在与党为敌。也许关于大规模地散布串联活动的谣言是真实存在的也说不定,也许真的有兄弟会的存在!尽管有不断的逮捕、招供和处决,但仍然不能确定兄弟会是否真的存在。他有时相信,有时不相信。没有任何证据,只是一些琐碎的事,可能有意义也可能没有意义:无意中听到的谈话,厕所墙壁模糊不清的涂鸦——甚至两个陌生人相遇时偶尔做出的一个不起眼的手势,看上去就像是接头信号。这都是瞎猜:很可能这一切都是他臆想出来的。他回到自己的小隔间中去,没有再看奥布兰一眼。他几乎从未想过要延续他们那一瞬间的接触。即使他知道应该怎么办,这样做的危险也是无法想象的。他们不过是在一两秒钟内交换了理解的目光,这就是全部的经过。但纵然如此,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独的生活环境中,这也是一件值得记忆的事。

温斯顿把身子坐直了一些。他打了一个嗝。杜松子酒从他胃里泛了上来。他的眼光又回到本子上。他发现自己在无助沉思的时候,一直在写字,好像是自发的动作一样。而且字体也不像刚才那样歪歪斜斜、难以辨认了。他的笔在光滑的纸面上龙飞凤舞,用整齐的大写字母写着——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一遍又一遍,写满了半页纸。他不禁感到一阵恐慌。其实这没道理,因为写下的这些字并不比开始写日记这一行为更加危险;但是有一阵子,他真想把那写上字的篇页全部撕掉,彻底放弃写日记这个冒险的行为。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这没用。不管他写下了“打倒老大哥”,还是没有写,并没有什么不同。不管他是继续写日记,还是他停止了这一活动,也没有什么不同。思想警察一样会抓到他的。他已经犯下了——即使他没有用笔写在纸上,也还是犯了的——包含一切其他罪行的基本大罪,他们称之为思想罪。思想罪是不可能永远掩盖的。你可能暂时能躲避一阵,甚至躲避几年,但他们迟早会抓到你。

总是在夜里——逮捕无一例外在夜里进行。突然在睡梦中惊醒,一只粗暴的手晃着你的肩膀,手电筒直射你的眼睛,床边围着一圈凶狠的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审讯,没有关于逮捕的任何消息,人就是这么销声匿迹了,而且总是在夜里。你的名字被注销,你做过的一切事情的记录都除掉了,你的一度存在也给否定了,接着被遗忘了。你被铲除,被消灭了——人们通常用的词是“被蒸发”。

有一阵子,他忽然陷入一阵歇斯底里的情绪,开始潦草地写起来:

他们会枪毙我我无所谓他们会在我的脖子后面打上一枪我无所谓打倒老大哥他们总是从你的脖子后面给你一枪我无所谓打倒老大哥——

他在椅子上往后一靠,有点为自己感到惭愧,然后放下了笔,接下来他又疯狂地写起来。有人在敲门。

已经来了!他像只耗子似的坐着不动,徒劳地希望不管是谁敲门,就让他敲一下然后就走开吧。但是没有,门又响了一下。拖延是最糟糕的事。他的心脏像鼓一样敲着,不过他的脸大概是出于长期的习惯却毫无表情。他站起身,脚步沉重地向门走去。二

抓到门把手时,温斯顿看到他的日记在桌子上摊开放着,上面写的全是“打倒老大哥”,字体之大,从房间另一头还看得很清楚。这件事干得非常愚蠢。但是,即使在惊慌失措中他也意识到,他不愿在墨迹未干之前就合上本子,以至于弄脏那乳白色的纸张。

他吸了口气,然后把门打开。一股如释重负的暖流席卷了全身。站在门外的,是一个面容苍白憔悴的女人,头发稀疏,满脸皱纹。“哦,同志,”她用一种疲倦悲伤的声音说,“我想我听到你进门的声音了。你能不能过来帮我看看我家厨房里的水池子?它好像堵住了,还——”

是帕森斯太太(党内是反对使用“太太”这个词的,随便谁,你都得叫“同志”,但是对于女人,你会不自觉地叫她们“太太”的),同一层楼一个邻居的妻子。她三十岁左右,但样子却要老得多。她给人一种脸上的皱纹里藏有灰尘的印象。温斯顿跟着她向过道另一头走去。这种业余修理工作几乎每天都有,使人讨厌。胜利大厦这幢老的公寓楼,大概是在1930年左右修建的,现在快要倒塌了。天花板上和墙上的灰泥不断地掉下来,每次霜冻,水管总是冻裂,一下雪,屋顶就会漏水,供暖系统如果不是为了节约而完全关闭,一般只开一半蒸汽量。修理工作除非你自己能动手,否则必须得到某个高高在上的委员会的同意,而这种委员会很可能拖上一两年不来理你,哪怕是要修一扇玻璃窗。“因为汤姆不在家。”帕森斯太太含含糊糊地说。

帕森斯家的公寓要比温斯顿的住所大些,是另一种形式的肮脏。什么东西都有一种被击打踩踏的样子,似乎有一头凶猛的动物刚刚造访过这里。地板上到处都是体育用品——曲棍球棍、拳击手套、破足球、一条翻过来的带有汗味的短裤,桌子上是一堆脏碟子和折了角的练习本。墙上是青年团和侦察队的红旗,还有一幅巨大的老大哥的宣传画。房间里同整幢楼一样,有一股必不可少的卷心菜的味道,但还是掩盖不住一股更刺鼻的汗臭味儿,那汗味儿——一闻便知,只是难以说明白怎么会那样——来自另外一个当时不在场的人。在另一间屋子里,有人在用哨子和一片草纸吹着,配合着电子屏幕上正在播放着的军乐的节奏。“是孩子们,”帕森斯太太有点忧虑地朝门口看了一眼,“他们今天没有出去。当然——”

她有一种只说半截子话的习惯。厨房水池里发绿的脏水满得几乎要溢出来,比煮卷心菜的味道还要难闻。温斯顿跪下来检查水管曲颈的接头处。他不愿用手,也不愿弯下身去,因为那样总能让他咳嗽起来。帕森斯太太帮不上忙,只在一旁看着。“当然,要是汤姆在家的话,他一会儿就能修好的,”她说,“他喜欢干这种事。他的手十分灵巧,汤姆就是这样。”

帕森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是个身体肥胖、头脑愚蠢、但在各方面都很活跃的人,充满低能的热情——是属于那种完全听话、忠心耿耿、乏味无趣的人,党依靠他们维持稳定,甚至超过了依靠思想警察的程度。他三十五岁,前不久才很不情愿地被青年团赶了出来,在升入青年团以前,他在规定年龄已满后仍赖在侦察队多待了一年。他在部里担任一个低级职务,不需什么智力,但在另一方面,在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其他一切组织集体远足、自发示威、节约运动和义务劳动的委员会里,他可是个重要人物。他会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安详而得意地告诉你,过去四年来,他每天晚上都要到集体活动中心去。他走到哪里,就把一股强烈的汗味儿带到哪里——甚至在他走了以后,这股汗臭还留在那里,这成了他在生活中精力充沛的佐证。“你有扳手吗?”温斯顿说,摸着接头处的螺帽。“扳手,”帕森斯太太说着马上变得有气无力,“我不知道,也许孩子们——”

随着一阵脚步声和吹梳子的声音,孩子们冲进了起居室。帕森斯太太把扳手送来了。温斯顿放掉了脏水,忍着恶心把一团堵住水管里的头发取了出来。他在水龙头下把手洗干净,回到另外一间屋子里。“举起手来!”一个凶恶的声音叫道。

一个漂亮、长相凶狠的九岁男孩从桌子后面跳了出来,把一支玩具自动手枪对准了他,旁边一个比他大约小两岁的妹妹拿起一块木头对着他,他们两个都穿着蓝短裤、灰衬衫,戴着红领巾,这是少年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把手举过头顶,心神不安,因为那个男孩的表情如此凶恶,感觉不全是在闹着玩。“你是个叛徒!”那男孩叫道,“你是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特务!我要枪毙你,我要蒸发你,我要送你到盐场去!”

突然,他们两个开始围着他跳跃,嘴里嚷着“叛徒!”和“思想犯!”那个小女孩的每一个动作都跟着她哥哥学。有点恐怖的是,他们好像两只小虎崽子,很快就会长成吃人的猛兽。那个男孩目露凶光,显然有着要打倒和踢倒温斯顿的想法,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很快就到了做这种事的年龄。温斯顿想,幸亏他手中的枪不是真的。

帕森斯太太的眼睛不安地在温斯顿和自己的孩子们之间扫来扫去。在起居室较亮的光线下,他发现她脸上的皱纹里真的有灰尘,对此他感到很有趣。“他们闹腾得真厉害,”她说,“因为不能去看绞刑,所以才这么闹。我太忙,没空带他们去,汤姆下班来不及。”“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看绞刑?”那个男孩用他的大嗓门嚷道。“我要看绞刑!我要看绞刑!”那个小女孩叫道,一边还在蹦来蹦去。

温斯顿想了起来,今天晚上,有几个犯了战争罪的欧亚国俘虏要在公园里被处以绞刑。这种事情每个月发生一次,是大家都爱看的。孩子们总是吵着要大人带他们去看。他向帕森斯太太告别,朝门口走去,但在外面过道上还没有走上几步,就有人用什么东西在他脖子后面狠狠地揍了一下。好像根烧得通红的铁丝刺进了他的肉里。他转过身去,刚好看见帕森斯太太在把她的儿子拖到屋里去,那个男孩正在把弹弓放进兜里去。

关门的时候,那个男孩还在叫着“戈斯坦因”,然而让温斯顿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女人发灰的脸上无助而恐惧的神情。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他很快地走过电子屏幕,在桌子旁边重新坐了下来,手还揉着脖子。电子屏幕上的音乐停止了。一个吐字清晰、代表军方的声音正以狂热的语气描述新浮动城堡的武器装备,该堡垒不久前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停泊。

他心里想,有这样的孩子,那个可怜的女人的日子一定过得够呛。再过一两年,他们就要日日夜夜地监视着她,以图发现任何异端思想的征兆。如今,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可怕的。最糟糕的是通过像少年侦察队这样的组织,把他们系统地改造成无法管教的小野人,但又不会在他们身上产生任何对党的纪律的反抗倾向。相反,他们崇拜党和党的一切。唱歌、游行、旗帜、远足、木枪操练、高呼口号、崇拜老大哥——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玩的事。他们所有的残暴都是对外的,针对的是国家的敌人、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思想犯等。三十岁以上的人惧怕自己的孩子似乎是很普遍的事。这也不无理由,因为每星期《泰晤士报》总有一条消息报道某个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告密者——一般都称为“小英雄”——偷听到父母的一些不敬言论,然后向思想警察告发了他们。

弹弓造成的疼痛已经消退了。他心不在焉地拿起笔,不知道还有什么话要写在日记里。突然,他又想起了奥布兰。

几年前——多少年了?大概有七年了——他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一间漆黑的屋子中走过。他走过的时候,一个坐在旁边的人说:“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说这话的语气很平静,几乎是随便说的——是陈述,不是命令。他继续往前走,没有停下脚步。奇怪的是当时,在梦里,这话并未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只是到了后来,这话才逐渐有了意义。他现在已经记不得他第一次见到奥布兰是在做梦之前还是做梦之后了;他也记不得他什么时候忽然辨认出那是奥布兰的声音了。但不管怎样,他的确辨认出来了,在黑暗中跟他说话的是奥布兰。

温斯顿从来无法确定——甚至在今天上午看到他的眼神一闪之后,仍然没有办法确定——奥布兰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其实这也无关紧要。他们中间有条理解的纽带,比友爱或党派之情更重要。反正他说过:“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温斯顿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不管怎么样,这一定会实现。

电子屏幕上的声音停了下来。污浊的空气中响起了一声清脆动听的小号声,然后说话声又刺耳地响起:“注意!请注意!现在插播从马拉巴尔前线收到的新闻。我军在印度南部赢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我受权宣布,我们报道的此次战役将大大推动战争向结束的方向发展。这是新闻插播——”温斯顿想,坏消息来了。果然,在播报完一段描述如何骇人听闻地消灭一支欧亚军队,以及在报告了大量杀、伤、俘虏的数字以后,通告就来了,从下星期开始,巧克力的定量供应从三十克减少到二十克。

温斯顿又打了一个嗝,酒劲儿已经消失了,只留下一种泄气的感觉。电子屏幕也许是为了要庆祝胜利,也许是为了要淹没关于失去的巧克力的记忆,播放了《为了你,大洋国》。照理应该立正,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别人是瞧不见他的。《为了你,大洋国》放完以后是轻音乐。温斯顿走到窗口,背对着电子屏幕。天气仍旧寒冷晴朗。远方某处,一枚火箭弹爆炸了,回荡起沉闷的轰鸣声。目前,伦敦每星期要挨上二三十颗火箭弹。

在下面的街道上,寒风吹刮着那张撕破的宣传画,“英社”一词时隐时现。英社。英社的神圣原则。新话,双重思想,变化无常的过去。他觉得自己好像在海底森林中流浪一样,迷失在一个怪异的世界里,而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恶魔。他孤身一人。过去已经死亡,未来无法想象。他又如何能肯定某个活着的人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呢?他又如何知道党的统治不会永远维持下去呢?真理部白色墙面上的三句口号引起了他的注意,仿佛是给他的答复一样: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二角五分的钱币来。在这枚钱币上也有清晰的小字压铸着这三句口号,另一面是老大哥的头像。即使在硬币上,那双眼睛也盯着你不放。不论在钱币上、邮票上、书籍的封面上、旗帜上、宣传画上、香烟盒上——到处都有。那双眼睛总是盯着你,声音总是在你的耳边响着。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在工作还是在吃饭,在室内还是在户外,洗澡还是在床上——无处可逃。除了脑袋里几个立方厘米外,没有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

太阳已经偏斜,真理部的无数窗口由于没有阳光照射,看上去像一座堡垒上的射击孔一样阴森可怕。在这座巨大的金字塔形状的建筑前,他感到恐惧。它太坚固了,无法攻打。一千枚火箭弹也毁不了它。他又开始想,究竟是在为谁写日记。为未来,为过去——为一个子虚乌有的时代。而在他的面前等待着的不是死而是毁灭。日记会化为灰烬,他自己也将被蒸发掉。只有思想警察会读他写的东西,然后他们会把它销毁,然后从记忆中把它除掉。当你自己,甚至在一张纸上写下的一句匿名的话都不可能实际存在时,你怎么能够向未来呼吁呢?

电子屏幕里钟声响了十四下。他在十分钟内必须离开。他一定要在十四点三十分回去上班。

奇怪的是,钟声似乎让他换了种心情。他是个孤独的鬼魂,正在讲述一个谁都不会听的真理。然而只要他说出来,那种连贯性就以某种不明显的方式保持下来。不是通过让别人听到你的话,而是通过保持清醒,将人性传统延续下去。他回到桌边,蘸了一下笔,接着写道:

致未来或过去,致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并不孤独生活着的时代——致事实存在不变、发生过就不会被清除的时代:

从一个千篇一律的时代,从一个孤独的时代,从老大哥的时代,从双重思想的时代——向你致敬!

他想,他已经死了。对他来说,好像只有现在,当他开始能够把自己的思想理出头绪的时候,他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每个行动的结果都包含在行动本身里面。他写道:

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现在他既然认识到自己是已死的人,那么尽量长久地活着就是一件重要的事。他右手有两个指头沾了墨水。这样的小事情很可能就会暴露你。部里某个爱打听的狂热分子(可能是个女人,像那个淡红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或者小说司里的那个黑头发女孩)可能开始怀疑,他为什么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写东西,为什么他用老式钢笔,他在写些什么——然后向有关部分暗示一下这件事。他到浴室里用一块粗糙的深褐色的肥皂小心地洗去了墨迹,这种肥皂能像砂纸一样打磨你的皮肤,因此用在这个目的上很合适。

他把日记放进抽屉里。要想把它藏起来是没有用的,但是他至少可以确认,它的存在是否被发现了。夹一根头发太明显了。于是他用指尖夹起一粒能辨认出的白色灰尘来,放在日记本封面的一角上,如果有人动这个本子,这粒灰尘一定会掉下来的。三

温斯顿梦见了自己的母亲。

他想,母亲失踪的时候,自己已经有十岁或者十一岁了。她身材高大、仪态端庄,却很少说话,动作缓慢,留着一头浓密的金发。至于他的父亲,他的记忆更淡薄了,只模糊地记得父亲是个又黑又瘦的人,总是穿着整齐的深色衣服(温斯顿特别记得他父亲鞋子的鞋底特别薄),戴着一副眼镜。他们两人一定是被50年代最早的几次大清洗中的某一次给吞噬掉的。梦中此时,他的母亲正坐在离他下面很深的一个地方,怀里抱着他的妹妹。他一点也记不得他的妹妹了,只记得她是个纤弱的小孩,有一双警觉的大眼睛,总是一声不响。她们两人都抬头看着他。她们是在地下的某个地方——然而是那种已经在他下面很深,却还在下沉的地方。她们是在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的大厅里,通过颜色变得越来越深的海水抬头看着他。大厅里仍有些空气,她们能看见他,他也能看见她们,但是她们一直在往下沉,下沉到绿色的海水中。再过一会儿,绿色的海水就会把她们永远淹没了。他在光亮和空气中,她们却被死亡吞噬,她们之所以在下面是因为他在上面。他明白这一点,她们也明白这一点,他可以从她们的脸上看出她们明白这一点。她们的脸上或心里都没有责备的意思,只是知道,为了使他能够活下去,她们必须死去,而这就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他记不得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在梦中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讲,他的母亲和妹妹为了他而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它是这样一种梦,它在保留典型梦境的同时,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仍在继续,在这样的梦里,你碰到的一些事实和想法,醒来时仍然新鲜而且珍贵。这时,温斯顿突然想起,三十年前他母亲的死是悲剧,这样的死现如今已经不可能了。他认为,悲剧是属于古代的事,在那个年代,仍旧有私生活、爱情和友谊,一家人相互扶持,不用问为什么。想起母亲让他心里难受,因为她到死都那么爱他,而他当时年纪太小、太自私,不知怎样用爱来报答,而且不知为什么——他不记得具体情况了——她为了一种个人的、不可改变的忠贞概念而牺牲了自己。他明白,这样的事情今天不会发生了。今天有恐惧、仇恨、痛苦,但感情失去了高尚性,不再有深切的或复杂的悲哀。所有这一切,他似乎从他母亲和妹妹的大眼睛中看到了,她们从绿色的深水中抬头看着他,在几百英寻以下,而且还在往下沉。

突然,他站在一片松软的草地上,那是个夏天的黄昏,夕阳将大地染成一片金黄色。这时,他看到的景色时常在他的梦境中出现,以至于他不确定自己是否在现实世界中看见过。他醒来的时候把这个地方称作黄金乡。这是一片古老的、被兔子啃噬的草地,中间有一条小路蜿蜒经过,到处有田鼠打的洞。在草地那边的灌木丛中,榆树枝在微风中轻轻摇晃,树叶微微颤动,好像女人的头发一样。而在近处,虽然看不见,但却有一条清澈的缓缓流动的溪流,鲮鱼在柳树下的池塘中游着。

那个黑头发的姑娘穿过草地向那几棵柳树走去,她好像一下子就脱掉了衣服,高傲地把它们扔在一边。她的身体白皙光滑,却勾不起他的任何欲望;说真的,他看也不看她。那一刻,他心里最强烈的感情,是钦佩她扔掉衣服的姿态。她用这种优雅的、毫不在乎的姿态,似乎把整个文化、整个思想制度都消灭掉了,似乎单是手臂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动作,就能把老大哥、党、思想警察一扫而空。这个姿态也是属于古代的。温斯顿醒来时,嘴里还在念叨着“莎士比亚”这个词。

电子屏幕上发出一阵刺耳的哨音,单调地持续了约三十秒钟。时间是七点十五分,是办公室工作人员起床的时候。温斯顿挣扎着起了床——全身赤裸,因为一个外党党员每年只有三千张配给券,而一套睡衣裤就要六百张——从椅子上抓过一件肮脏的背心和一条短裤。体操在三分钟内就要开始。这时他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每次醒来,他总要这么咳上一阵子,咳得他弯下腰去,一直把肺都清空了,然后在床上躺一会儿,深深地喘几口气以后才能恢复呼吸。这时他咳得青筋毕露,静脉曲张的溃疡处又痒了起来。“三十到四十组!”一个刺耳的女人的声音叫道,“三十到四十组!请你们站好。三十到四十组!”

温斯顿连忙跳到电子屏幕前站好,电子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图像,虽然骨瘦如柴,可是肌肉发达,她穿着一身运动衣裤和球鞋。“屈伸胳膊!”她叫道,“跟着我一起做。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同志们,拿出精神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咳嗽发作所引起的肺部剧痛没能驱散掉梦境在温斯顿心中留下的印象,有节奏的体操动作又多少把那个印象恢复了一点。他一边机械地把胳膊一屈一伸,脸上挂着十分高兴的表情——这种表情被认为是做体操时合适的表情——的时候,一边拼命回想童年时代的模糊记忆。这很困难,50年代后期以前的事,一切都淡薄了。没有具体的纪录可以参考,甚至你自己的生活也模糊不清了。你记得事情的细节,却不能重新体会当时的那种气氛。还有一些很长的空白时期,你记不得发生过什么。当时的一切都与现在不同,甚至国家的名字以及在地图上的形状都与现在不同。例如,一号机场当时并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英格兰或不列颠。不过伦敦一直叫伦敦,对此他是很有把握的。

温斯顿记不清楚有什么时候他们国家不是在打仗的,不过在他的童年时,显然曾经有过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因为他早期记忆的片段之一是关于某次空袭的,似乎让大家都吃了一惊。也许就是原子弹扔在科尔彻斯特那一次。空袭本身,他已记不得了,可是他却记得父亲抓住自己的手,一起急急忙忙往下走,往下走,绕着他脚底下的那条螺旋形楼梯到地底下去,一直走到他双腿酸软,开始哭闹,他们才停下来休息。他的母亲缓慢而精神恍惚地跟在后面,怀里抱着他的小妹妹——也许那是个装着毛毯的包袱,因为他记不清那时他的妹妹是否已经出生。最后他们到了一个人声喧哗、拥挤不堪的地方,他意识到那是个地铁车站。

在石板铺的地上到处都坐满了人,双层铁铺上也坐满了人,一个挨一个。温斯顿和他的父母在地上找到了一个地方,他们旁边是个老头儿和一位老太太,他们并肩坐在一张铁铺上。那个老头儿穿着一身质地不错的深色衣服,后脑勺戴着一顶黑布帽,露出一头白发。他的脸涨得通红,蓝色的眼睛里含着泪水。他浑身散发着浓烈的杜松子酒气,好像从皮肤中排泄的是酒而不是汗,使人感到他眼睛里涌出来的纯粹是酒。虽然他有点醉了,但同时还在为某件真实而无法忍受的事情伤心。温斯顿幼小的心灵里感到,一定有件什么可怕的事情,有件不能原谅、也永远无法补救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似乎他也知道那是件什么样的事情:一个被老头爱着的人——也许是他的小孙女,给炸死了。那个老头儿每隔几分钟都要重复说:“我们不应该相信他们的,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孩子他妈,是不是?这就是相信他们的后果。我一直是这么说的,我们不应该相信那些浑蛋。”

可是他们究竟不应该相信哪些浑蛋,温斯顿却记不起来了。

差不多从那时起,战争一直在持续,不过严格说来,它并不是同一场战争。在他童年的时候,曾经有几个月之久,伦敦发生了混乱的巷战,有些巷战他还清晰地记得。但是要记清楚整个时期的历史,要说清楚在某一次谁同谁打仗,却是完全办不到的,因为除了现在的盟国外,没有书面的记录,也没有任何讲话里曾经提到过还有其他的盟国。例如当前,在一九八四年(如果这一年是一九八四的话),大洋国在同欧亚国打仗,而与东亚国结盟。但是不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的谈话中都没有承认过这三大国曾经有过战争或者结盟的其他组合方式。事实上,温斯顿也很清楚,就在四年前,大洋国就同东亚国打过仗,同欧亚国结过盟。但是这不过是他碰巧知道的事,这是因为他对记忆的控制并未达到要求。官方说从未发生过改换盟国的事,大洋国在同欧亚国打仗——因此大洋国一直在同欧亚国打仗。当前的敌人总是代表着绝对邪恶的势力,因此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都不会与其达成任何协议。

他把肩膀尽量地往后挺(手放在臀部,从腰部以上躯体做旋转运动,据说这种体操对背部肌肉有好处),一边想——这样想几乎已有上千次,上万次了——可怕的是,这可能全都是真的。如果党能够插手到过去之中,说这件事或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么这肯定比拷打或者死亡更加可怕吗?

党说大洋国从来没有同欧亚国结过盟。他,温斯顿却知道大洋国在四年前还曾经同欧亚国结过盟。但是这种知识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只存在于他自己的意识之中,而不管怎样,这种意识肯定不久就要被消灭的。如果别人都相信党说的谎话——如果所有记录都这么说——那么这个谎言就载入历史而成为真理。党的一句标语这样说:“谁掌控历史,谁就掌控未来;谁掌控现在,谁就掌控历史。”虽然从其性质来说,过去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凡是现在正确的东西,永远也是正确的。这很简单。所需要的只是一而再再而三,无休无止地克服你自己的记忆。他们把这叫作“现实控制”;用新话来说是“双重思想”。“稍息!”女教练喊道,口气稍微温和了一些。

温斯顿放下胳膊,慢慢地吸了一口气。他的大脑滑向一个双重思想的迷宫世界。知与不知,知道全部真实,却说着精心编造的谎言;同时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明知它们互相矛盾而仍都相信;利用逻辑来反逻辑,一边表示拥护道德一边又否定道德,一边相信民主是办不到的,一边又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忘掉一切必须忘掉的东西,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又想起来,接着又马上忘掉——最重要的是,对这个过程本身,也要照此处理。最奥妙之处就在于此:要清醒地诱导自己进入不清醒的状态,然后又并不意识到刚刚对自己实行的催眠行为。甚至要了解“双重思想”这个词,你也得使用双重思想。

女教练又叫他们立正了。“现在看谁能碰到脚趾!”她热情地说,“从腰部向下弯,同志们,请开始。一——二!一——二!……”

温斯顿最恨这一节体操,因为这使他从脚后跟到臀部都感到一阵剧痛,最后又常常引起咳嗽。他原来在沉思中感到的一点点乐趣已化为乌有。他觉得,过去不但被改变了,而且被彻底毁掉了。因为,如果除了你自己的记忆以外不存在任何记录,那你又怎能确定一件事情,哪怕是最明显的事实呢?他努力回忆自己是在哪一年第一次听到老大哥的名字的。他想这大概是在60年代,但是无法确定。当然,在党史里,老大哥从建党开始时起就一直是党的领袖和捍卫者。他的业绩在时间上一直在被逐步往前推,一直推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40年代和30年代,那时的资本家们仍旧戴着奇形怪状的高礼帽、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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