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白与手势·蓝(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潘军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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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白与手势·蓝试读：

那时候我觉得，海的喜怒无常和云的变化莫测，是人生的自然版本。

但更多的时候，我愿意凝视她可疑的美丽。——作者题记  犁城： 1992年3月

犁城的3月是令人沮丧的。前一个冬季滞留的干燥使新春显得毫无生气。然而这又是一个无法躲避的季节。那时候他整天伏在桌上，不是写作——他已经歇笔两年，而是修筑桌上长城。孩子快上学了，他也由省委机关去了文联，时间突然多出了一大块，如何填满倒成了问题。无聊似乎第一次真正显示出来，而消除无聊最好的方式就是打麻将。有时他居然一个人打四方，嘴中还念念有词：他妈的怎么就不上牌呢？这个男人的形象也变了，胡子蓄得很长，头发也很长，看上去像一个晦气十足的流浪艺术家。这么一个人每天趿着拖鞋在“红门”里晃悠便时常引起哨兵的警惕，他们总爱下意识地盘问他，让他出示工作证，而他的工作证已经交出去了，于是就得费些口舌。他当然也恼火，有一次还几乎同当兵的吵了起来，他说：我是不是看着像个坏人？毛泽东长征时头发比我还长，周恩来的胡子也比我长，你觉得他们有哪儿不对劲吗？  海口： 1992年4月

摄制组在洲头咀码头开机后，通宵达旦地干了两天，于昨日上午搭乘“丁香号”客轮开赴海口。作为导演，我要沿途拍下一些带环境的镜头补充到未来的片子里去，所以我无暇去回顾当年走这条路线时的感受。记忆里的那个十九岁的姑娘殉情自杀似乎也成了一个抽象的符号。就像看一部普通的故事片，死亡不过是银幕上的一种表演。遗忘其实是容易的，然而我还是诧异这种淡漠，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心理很卑鄙。

现在，我该谈谈桑晓光了。你或许已经感到，她就是船上那个戴墨镜的女人。是的，那就是她。但是我需要说清楚，那一次我们后来并没有更多的交谈。船重新开航后我好像再也没有见到她的身影了。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聚散——第二天中午，“玉兰号”抵达了海口秀英码头。下船的时候，我有过一瞬的迟疑，想再看看她，但我的注意力很快就被那片仿佛异国情调的椰林所牵制。然而从以后的事实看，倘若没有这次旅行，我们就未必有下一步了。人是奇怪的，重逢的意义远远大于初识——中国人爱把这现象理解成一种缘分。在将近半年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再度相遇于一个电压不稳的电梯间，那种激动却显得异常而由衷。

上午十时，从海上就能看见海口的建筑群景观了。剧组的人员聚集在船艏，一片欢呼雀跃，但他们哪里知道，这时离抵达岸边至少还有两小时的航行呢。对于生活在世纪末的青年人来说，面对一幅凝固的风景进行两小时的注视是需要足够的耐心的。即使是做爱，这个时间长度也会导致乏味。海口这个形象亮得太早了，当她消磨了观赏者有限的热情之后，理所当然地受到冷淡似乎在所难免。诱惑往往在于一晃而过。和几年前相比，秀英港显得萧条而清冷。有消息说，这条航线将在今年秋季来临之前关闭。这样看来我的这次旅行带有纪念意义。我忽然想到，我曾经答应过桑晓光再从海上走一趟，还设想把我们相识相爱的经过写成一篇不留底稿的文章放进漂流瓶里，在我们相视第一眼的位置上扔进苍茫的大海。这个传统而浪漫的设计在当时仍是让我们感动——我们好像以此找回初恋的情怀。做这件事并不困难，但是我们都把它忘了。

前站的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叫作云海的酒店，位于龙昆南路附近。1992年这个地段可谓寸土寸金。按照市政的规划，这儿属于“金融贸易区”。海南建省之后，最先开发的区域就是这里。我上岛的时候它已经初具规模了。在海上看到的那片犹如海市蜃楼的建筑群就是这儿。但那时还没有立交桥。摄制组一行近五十人被安排在六楼。我的阳台可以清楚地看见那座过于古怪的桥梁。1995年2月的一个月夜，我和桑晓光开着一辆本田车从这座刚刚通车的桥上通过，转了几圈竟然下不来。我当时说：这座桥简直就是一个迷宫。她好像什么也没说，神情黯然。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天一早，我飞离了这座日渐冷落的岛屿。现在，我又来了。我不知道桑是否还在这岛上。三年前她打算买房子，后来又听说她想调到北京，去一家新闻单位供职，都没有被证实。那个北京的女记者也不知道她的消息，只告诉我桑曾经想嫁给一个马来西亚商人。这不对，应该是新加坡，我知道这件事。李佳也对我说过，她两次接到过同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她断定对方就是桑晓光。她可能过得不太如意吧，李佳说，要不怎么会又来电话呢？我说：我不希望这样。这是去年冬天的事。

制片部门的意思是想在明天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所谓舆论先行。下午他们去忙着布置会场了。我的计划是把内景戏安排在第一阶段，这样美工置景人员的余地会相对大一点。于是匆匆吃过午饭，我就和助手们奔现场了。电视剧的美工任务有一半在于选景，这个景点选得不错，只需稍加改造便可以投入使用。明天的拍摄通知书我签发了，然后我对大家说：不要让记者随便进入现场，猫着腰把活干完，力争七十天封镜。大家情绪很高。现在他们对我的能力似乎不再怀疑了。在广州的时候他们是担心的，毕竟这个口若悬河的家伙只是一个作家，没有干过导演的活儿。但是等第一天的工作结束，这问题便不存在了。那时我想，要是没这两下子，这一摊还真不好收拾呢。我对导演这个行当潜心二十年之久，而眼下不过是在做一笔买卖。我公开说电视剧是个破玩意儿，但又非常能赚钱。这个戏的筹备前后拖了三年，我希望它能成为一块跳板，好让我尽早过渡到电影的制作中。我想我这辈子最后要做的事就是拍几部电影了。

我要了剧组的车。余下的时间我想去看看海甸岛——这个岛中之岛。这块闹中取静的地方曾给我带来过不少欢乐，如今却让我伤感不已。我从博爱路的老街插入人民桥，这桥突然间变得宽敞了。没有堵塞，车顺畅地通过，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事。我前面的那辆奔驰车玻璃上贴着“本车转让”的启事。转让给谁呢？眼下的海口是真的没戏了。才几年时间，这个玲珑剔透的城市就弄成了这样。几分钟后，我到达了当初我服务过的南岛集团公司大厦，想见见我过去的同事。但是，这座十八层的高档写字楼漂亮的玻璃大门上贴着三张不同法院的封条。不用说我是意外而惊讶的。我很难相信这是事实。对面的那家小卖部倒是还开着。我走过去买了一包香烟，售货的是阿昌的媳妇，一个干瘦的女人。她还认得我，她说：你是回来向公司要钱的吧？我笑了一下，我说我出差，顺便来这儿看看。女人说：有什么好看的呀，房子归法院了，人都走光了！阿昌也到东莞那边找活儿干去了。

人去楼空。一切都已成为过去。——1998年2月25日

那时候岛上的一切都令人兴奋。他坐在一辆机动的三轮车上，去省政府宿舍区找冯维明。在广州上船时他曾打算挂个电话，结果没有人应答。冯维明现在是某个部门的处长，三年前他随岳父举家南迁时心情显得比较暗淡。这个本该去做西班牙语翻译的同龄人在犁城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场权力的角逐，大伤了元气，最后不得不靠选择当高干女婿来寻求保护与解脱。不过如今的情况彻底改变了。他的岳父是省里的要人，他妻子据说对他也很体贴。他们还抱养了一个女儿，比他女儿还大半岁。他原想在冯维明那儿先落一脚，可是当他找到门口时，邻居才告诉他冯处长出差去北京了，而家属则住回了娘家。他有点失落，就去找作家协会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上岛几年了，靠办一份纪实性刊物为作协挣了包括房产在内的家当。于是他被安排到了作协的客房，一个被称作五公祠的地方，风景独好，蚊子也多。在这间不大的屋子里，他第一次看见了红尾巴的壁虎和猫崽一般大的老鼠。然而它们仍然和椰树杧果一样叫他兴奋。几年后，他甚至觉得自己对海口的记忆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安顿好之后，他便去了街上，这时天色已近黄昏，蓝了一天的天空逐渐涂上了玫瑰红色。他想，该给李佳去个电话了。  犁城： 1992年6月

两个月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文化公司没有做成一笔业务。我每天坐在那把黑色的大班椅上晕头转向地忙着，和一些乏味的术语、数字打着交道。没有业务却又招了三个人，这让陈元田很恼火，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他在电梯间碰到我，劈头就是一句：你是不是打算把刘锐划给你的二十万全部花光才开始赚钱呀？当时边上还有我的一个员工，我觉得好像挨了这小子一耳光，竟无言以对。陈元田说：四个人，倒正好是一桌麻将。电梯停下，我一把揪住陈元田的领子，把他拖到楼梯拐弯处，对他说：没错，我就是来花钱的，花完了就开路！我的脸反映在他的两块近视镜片上很无赖。陈元田有些紧张，说：你想干吗？你不是个作家吗？我说：作家并不吃素，我讨厌干活时边上站着一个拿摩温。

当晚我就打算去找刘锐，想同他谈谈陈元田的事。可是我突然想到这个结算中心主任经常与人的争吵，刘锐不会是不知道的，我敢断言，陈的指手画脚是得到了刘的默许。他们是一起滚过稻草的战友，而我不过与他萍水相逢。这对搭档正是习惯里常说的那种红脸白脸，是统治手段，是政治。那一刻我对刘锐的印象发生了转变，我想世上真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在这个梦里都疯狂的岛屿上，谁会大把地拿钱让你大把地花呢？我开始悟到了刘的用意，他仅仅是给我支一个台子让我表演，一旦戏唱开了，我不但要自己养活自己，还要与他实行票房分账。无论刘锐是多么的有水平有学位，但他是个商人，而天下的商人是没有肯做赔本的买卖的。我这才觉得自己实在是天真得可爱。

然而这又很公平。你能因此就埋怨刘吗？你能认为刘在对你玩心眼吗？刘说过给你的二十万是投资，投资就意味着回报，尽管李佳强调的是风险，但是对我而言问题的两个方面都不是好滋味。我想起多日前与李佳在电话里谈到的道义一说，不禁有些难过。这倒不是懊悔我的自作多情，而是瓦解了我对刘锐的信任。我后来之所以要离开南岛集团，最初的动因便是这种觉悟。事隔六年，南岛集团由蒸蒸日上到负债累累以致资不抵债全面崩溃，我想除了客观上的原因之外，与作为总裁的刘锐失去大家的信任感关系甚大。现在我的眼前还浮动着那三家法院的封条，一种近乎悲凉的情绪困扰着我。在北京的时候，我曾多方打听过刘锐的消息，也很想再同他一起聊聊，但都没有如愿。有消息说他去了美国，又有说四处躲债行踪不定，还有说已失踪了两年。总之，这个绝顶聪明的人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不再是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了。

这个下午我想得太多了。剧组的发电机坏了，看来一时修不好。我躺在树下的一张吊床上，听几个小子神侃。昨夜组里有人出去找小姐了，一人说，很便宜，只要一张。又有人说，个别女演员已经两晚没有回来住了。剧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鸡鸣狗盗在所难免。昨天夜里制片主任就找到我说起过这事，显得忧心忡忡，他担心这样下去会惹出许多的麻烦，要我去骂几句。我笑道：这是个不改革也开放的年代，何必去操那份闲心？我只能在现场说说，工作之余还是自负其责吧。下午的活儿没法干了，不如早点收工，晚上安排夜戏的计划。于是我便宣布解散，大家提议去白沙门游泳，这是个好主意。

这儿的面貌变化很大。已经建成了一个带有娱乐性质的天然泳场。1992年这里还是不毛之地，没有任何建筑。那时我没事就来白沙门，躺在白色的沙滩上，看海，看天上的云。它们都是富有动感的东西，让我喜欢。有时候我觉得海的喜怒无常和云的变化莫测是人生的自然版本，是启示录，但更多的时候我凝视的是它的美丽。有一天，那也是一个下午，我看到了一朵奇异的云彩。它从海平线上升起，骤然向四方扩散，一会儿工夫便拔得无限地高，形同蘑菇，并向我紧紧地逼过来。我仿佛置身于核爆的中心，一种强烈的恐惧感缠住了我，以至于我头晕目眩，险些栽到了地上。

那几分钟里我的意识出现了真空，我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这种状况我一生中只遇见两次。另一次是我十七岁那年，我梦见太阳破了，熔岩像蛋黄一样流淌下来，地上的一切全都浇铸成金灿灿的如同塑像。很长时间过去，我仍然不能从这美丽的恐惧中挣脱出来。那云是白白的、软软的，无声地向你逼来，却足以把你击溃。

白沙门，蕴含着某种暗示。——1998年3月2日

看人脸色的日子是难过的。在文化公司的会议上他这样告诉大家，花人家的钱总是心虚，要想踏实，那就看看我们在座的有没有本事，自己挣钱自己花。到南边来其实就得自己养自己，我不想让别人养着，你们也别指望我养。赚不到钱，我们就得在这栋楼里见人矮三分，或者趁早散伙。大家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很沉重，以后的几天里公司像死了人似的，除了电话铃声便一片沉寂。账面上只剩下不到十万块了，其实真正的开销顶多四万而已，让陈元田那么一算就变成了这个结果。他把全年的房租费和固定资产折旧首先提走，就是说，这个公司还没有开张便花掉了六万。然而还得服从，一点脾气也没有。南岛集团内每个子公司的财务全由结算中心统一掌管，刘锐这一手很厉害。但他的解释又十分冠冕堂皇。他说结算中心的性质是内部银行，资金统筹运作会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效益。这看上去似乎无懈可击，然而却也对他手下的人造成了最大限度的伤害——不知他是否想过。  海口： 1992年9月

男人从秀英码头返回公司已经是黄昏时分。那艘船离岸不久海口的天空就下起了大雨。不知这场雨是否也淋到了那艘船上，他这么想着，今天真不是个离开的日子！李佳的脾气就像最近几天的天气，变化之快让人猝不及防。但他明白李佳的心思，他想李佳是带着怨恨走的，同时夹带着受伤的尊严。那天晚上的交谈后来草草收场了，但是他却一宿没合眼。女儿睡在他们之间，头靠着母亲，手拉着父亲——这个姿势保持了很久。等孩子翻身，他便悄悄下了床，去了隔壁的酒吧。他倒了一杯人头马，灭了全部的灯光，然后坐到靠窗的沙发上。月光散落在他身上，效果很像一张低调处理的照片。在那个漫长的深夜，他的身体被月光和黑暗所分割，而他的心似乎已大卸八块，受着痛苦的煎熬。他回想起与李佳相处的前前后后，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蚕蛹，被一团团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紧紧纠缠。但是这只蛹迟早是要变成长翅膀的蛾子的。长翅膀的未必就是蛾子。苍蝇也有双翅，而这虫子的飞行轨迹不过是一个圆圈……  广州： 1992年10月

南方没有秋天，这是我多年前的断言。现在看起来，这或许是我后来决意要离开南方的原因之一。我无法忍受生命中剔出这个忧郁伤感的季节。我生于秋天，我的恋爱也基本上发生在秋天，我在秋季承受过许多侮辱和打击，而我最得意的作品也是在这个季节里完成的。

和桑晓光的相爱无疑是我在1992年的一件重要的事。但是在开始的时候，这爱情是极不真实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不过是一个独处三年的男人和一个分居六个月的女人共同炮制的一场风花雪月。尽管女人一直在强调着“真爱”，男人在自欺欺人地改变着通奸的性质。性从最初就支配着一切，这甚至可以追溯到他们相遇的那艘旧船上——当那个十九岁的姑娘跳海时，女人害怕地紧靠着男人，而后来最值得男人回味的却是女人光润细腻的肌肤。像鱼或者玉，他自语道，有着凉爽的表面。

从那个黄昏以后，我们的接触自然越来越频繁。她那时供职的报社很忙，每天都是早出晚归。但有时候中午我们还想见面，于是就那么紧紧张张地爬到床上，例行公事似的做爱，然而质量又非常之高，每一次都是大汗淋漓气势汹汹让人欲罢不能。这种性默契是难能可贵的，我珍惜这个，实际上它也是我们难以割舍的原因所在。在那前后几十分钟里我们忘记了一切烦恼，不知身在何处。我记得有一次停水了，自来水龙头拧开忘了关，结果等两个人完事了才发现水什么时候又来了，流得一地都是，鞋也漂了起来。我的性爱经历不算贫乏，但与以往相比，这一次显得尤为强烈。桑是一个好女人，我时常私下这么感叹，也是一个女人味特别足的女人。然而我也想从中找出性与爱的比例，总希望感情的砝码重一些，好以此对自己的人格做出响亮的证明。我很想从桑晓光身上找到过去与韦青的那种感觉。

高潮转瞬即逝。快感之后便是困惑。这困惑又需要新的快感来慰藉，需要高潮迭起。1992年夏季在我印象里是过于漫长了，那时我并不知道秋天其实已经来临，太多的汗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很多次我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可我又不能对其做出充分的诠释。我只是隐隐约约地觉得它蕴藏着某种暗喻。我没有把这个感觉告诉桑晓光。不久，她去北京参加一个新闻学习班，计划要住两个月，这对我们无疑是不好忍受的。本来她想放弃，但据说学习班颁发的结业证书将对职称评定有利，我还是劝她去了。我说你和我不一样，职称对你还是有用的。她说如果你能养活我，我就立刻放弃。这自然是一句笑谈，但也透露了她的某种安排。桑就是一个需要依靠需要归宿的女人。虽然当时她不过二十五岁，但已有了一次失败婚姻的记录。婚姻无论对女人还是男人构成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它会让人很快老起来，这与婚姻的成败无关。

我的心思重新回到生意上。文化公司的业务已逐渐做起来，日子不愁过，但是自从工艺挂盘那件事之后，我和刘锐的关系开始疏远了。他可能并没有什么感觉，在他眼中，这个公司只要不向他伸手要钱，只要我还在他的旗下，就没有事可操心的。而我也失去了想干一番事业的好心情，原先打算做的像城市雕塑、拍摄大型电视专题片那样的项目，再也不能给我以激情了。我的生活开始变得奢侈，大有挥金如土之势。我奢侈得心安理得，因为这钱是我挣的，我不能贪污但大把地花它则是天经地义。这天，我找陈元田交涉，想买一辆奥迪车。我说按集团规定，下属子公司在自身财力许可的情况下可以添置包括汽车在内的固定资产。陈元田当即查了我们的账，说文化公司账面上只有十几万。这怎么可能呢？我质问道，我们起码还有四十几万才对呀！我要求查清账目。陈元田说，集团自身订的那笔挂盘礼品购置费先挂着；另外贸易公司借了你们十五万暂时周转，下个月还你，利息照算就是。我生气地说：这事至少该同我打声招呼吧？不料陈元田反问道：有这必要吗？我高声说：有。在文化公司我是爹！我告诉你，这车老子买定了！

我是有意这么嚷嚷。我知道陈元田很快就会到刘锐那儿告状的。我必须要让刘锐清楚我不是一个电视小品里的白面书生。我回到办公室，静等着刘锐的传唤。我是打算今天把一切全摊开的。然而一天过去，刘锐并没有找我，第二天约我谈话的是副总裁齐之荣。老齐开始不切正题，还是像以前那样夸我，然后才说集团最近扑了几个大项目，资金需要量很大，难免对子公司的用款有所限制，但这只是暂时的。我说这本来不该成个问题，只要事先有个商量。我没赚到钱时看人脸色，难道赚到钱了还看人脸色？再说，上面说话得有信用，光许愿是行不通的。你们今天讲承包，明天讲入股，后天又说给子公司的老总分一套别墅，能兑现吗？不能兑现又怎么办？这么下去谁还愿意跟着你们干呢？齐之荣听了面色有些沉重，但最终也只能一笑置之。

那天晚上我感到伤心而沮丧，觉得自己像是落入了一个又深又黑的陷阱。几天后，我去了广州，这个始终不能让我感兴趣的南方大都市那时却有一个开心的笔会。我见到了我的一些久违的文学朋友，海口的那些烦恼便很快忘却了。我现在写东西很困难，时间全出卖给了金钱和爱情。我的一些朋友倒是硕果累累，一夜间都成了当代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有的差不多是明星了，所到之处都有记者跟踪和读者签名。我不知道自己是羡慕还是嫉妒，总觉得混在其中有些不伦不类。很长时间过去后，有朋友这样说我：只要看见某某人的小说不断，就知道这家伙的生意做砸了。这真是肺腑之言。

昨天，桑晓光又来了电话，说她的一个熟人正要自费出一本小说集，问我能否替他作序。那个人我一点也不熟悉，自然也就谈不上读过他的小说。我有些犹豫，说等看过他的作品之后才能决定。她在电话那端不以为然地笑了，说你是不是把自己太当回事了？我说至少要负责吧，不看作品我从何谈起呢？她就叹了口气，说你当初要是拿写字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关系，我们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后来我们就谈到了广州——这段往事我们曾多次说过，但是每一次谈它的感受都不尽相同。我忽然想到刚刚辞世的日本导演黑泽明的那部不朽之作《罗生门》，故事中人所做的表述之间出现了远远大于故事本身的空间，那是叙事的空间而并非想象的空间。然而无论是作为当事人还是叙事者，我觉得要说明白我们的关系，仍是一件难事。——1998年3月22日

笔会很快就散了。羊城的朋友想留他多住几日，看看在广州能否找点项目。在朋友眼中，他是个能折腾的人，是老板，但他们不知道他是个说了不算的老板。一想起临行前和集团结算中心闹得不愉快，他就觉得眼下这日子很窝囊。这样的时候他自然就想回犁城了，他想，在犁城虽然过得沉闷，但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李佳不会再管他了，他能整天和女儿在一块儿。这次来广州，他就想顺便回去一趟。他已经踏上了大陆，不回去是办不到的。于是他给家中挂了电话。是保姆接的，告诉他李佳前两天去了深圳，也是开一个会。他就要了李佳住地的电话，心想隔得这么近总不能不联系。倘若时间赶巧了，他们可以一块儿飞回犁城。结果李佳他们去珠海观光了，会务人员说需要两天才能返回。他似乎有了一点失落感，这感觉显得奇怪，也令他困惑。他想假如李佳是他的情人而并非他的妻子，那个下午他肯定就追到了珠海。现在这么近却无法联络，好像也是命中注定的事，没准等你到了珠海她又回了深圳，失之交臂，缘分尽了一张纸就是一堵墙。  犁城： 1992年11月

他在等待着李佳。那时候女儿和保姆都已经睡了，窗外的路灯在风中孤独地摇晃着。犁城这一年的秋天似乎来得太早，不到11月，树头的叶子便开始飘零了。这一个多钟头他感到非常不舒服，闭上眼好像就出现了李佳和那个西装调情的场面，那差不多是他和桑晓光在一起的赝品。他们做爱了吗？他觉得这个问题在深沉的夜里实在是显得天真，那就像第一次看毛片时的心情，总想知道别人与自己在方式上究竟有何不同。这种下流的好奇心每个男人都有，但此刻他关心的是李佳是否真的把自己交出去了。从前他一直在寻找种种理由来对自己进行安慰，总以为李佳不过是和自己过不到一块，她渴望的只是另一种生活而非外遇。他甚至以李佳从不撒谎为骄傲，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欺骗了。现在他发现自己简直就是本世纪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自欺欺人得可爱。他又想到了桑晓光，这个女人至今也还是有家的，但她会对自己的丈夫——哪怕是即将要离婚的丈夫说：我有外遇了？或者说我已经爱上了别人？类似这样的言辞在电影里倒是经常出现，所以电影总是不真实。  海口： 1992年12月

桑晓光在他到达海口的当晚来到了他的寓所，那时候他刚洗完衣服，正在阳台上晾着。所以他看清女人是打出租车来的，而且为找零钱和司机磨蹭了一会儿。那司机可能是找不开一百元的票子，还欠了她几块，于是她便让司机去路边的小店换了。这个平常的生活细节给他的刺激却很不平常，他突然觉得女人身上的那股激情可能消失了，这再次印证了他在犁城时的某种判断。但他不想平静地去面对女人。既然是爱，那就不能是平静的。他感到是等了好一会儿才听见了敲门声。  海口： 1993年3月

女人的心理总是那么难以捉摸。桑晓光在离婚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和我的接触很自然地减少了。以前，在她看来是男人欠了她的；现在法律手续一办妥，她就觉得自己对不住以前的男人了。这说明这个女人心地还很善良，倘若没有这一点，我想今天我是不会再与她见面的。1993年春节后，我因在犁城等待女儿的开学典礼，加上遭遇了一场重感冒，直到3月中旬才飞回海口。行前我没有给桑晓光打电话，而且人到海口几天也不想与她联系。但是这并不表明我在有意同她疏远，我也无心去晾她一阵，只想腾给她一段时间，好让她独自把离异后的烦恼消磨掉，再带着全新的感觉回来。我就是那么想的。直到有一天，我们在老街博爱路偶然相遇，问题才变得严重起来。她无疑是很吃惊的，并带有强烈的气愤，她质问我为什么这样对待两个人的关系，这是不是太不负责了。我当时没有做任何解释，而是请她去“泰华”喝咖啡，我说：没有发生任何事。

泰华大酒店坐落在滨海大道以北，一个闹中取静的好地带。以前我们经常来这儿喝茶。3月的海口就可以穿衬衫了，我不由得想到自己在这岛上已度过了一年，心绪变得有几分苍凉了。那一年是我的本命年，三十六岁，可是我对自己的前途仍然感到茫然。我不知道我还能在这个岛上待多久，更不知道下一步往哪儿蹚。所以那次谈话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我们沉默了好久。我知道桑晓光会因此不安，可我实在是不想说什么。我眼前的这个女人尚未从离异的阴影里走出，我觉得说什么也显得多余。其实我的态度已经反映出来了，她应该明白。但是，我却不清楚她的态度，就此了结似乎不太可能，而像这么平淡地处下去又有什么意思呢？我甚至想过，倘若我们找不回那种“从心里笑出来”的感觉，这种状态将会成为我和李佳的另一个版本。这正是我的沮丧所在。

在似乎是漫长的沉默之后，桑突然问道：你又爱上别人了？

我就反问：你是不是希望我爱上别人？

如果你爱上别人就跟我直说。

你不觉得这话问得很荒唐吗？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联系？

我为什么不和你联系？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变得有些冲动，我说我不希望面对一个两眼充满哀怨的女人，更不愿意她把另一个男人的影子带到我怀里来。

她慢慢站起来，说：你这人太自私了！

说完她便离席而去。不用说，这是个糟糕的结局。我似乎是第一次感到，我不是一个能够体贴女人的男人，但我实在不想对女人隐瞒我的这种心理，更无力去承担某种道义上的责任，这不能视为自私与狭隘。我担忧的是这场感情的前途。

孤独又一次走近了我。很多次，我坐在这片海滩上，望着此起彼伏的浪潮和天空中变化莫测的云层。我对面的雷州半岛是大陆的边缘。我用朋友送的一架日本望远镜观看着辽阔的海面，这只白鸟每次都闯入我的视野。我羡慕这飞行的生物，它那舒展的羽翼令我神往。我惊叹它的力气，居然那么悠然自得地飞翔在云海天地之间。这就是时隔五年之后，我要拍摄这不朽生命的内在原因。现在，我就站在从前我习惯的位置上，摄像机支在我的左侧。监视器里的天空一片湛蓝，海面的波涛层层叠叠平和有致地推向岸边，但是我却始终没有看见那只白鸟……

半夜里，天开始下雨了。剧组一个女演员的电话吵醒了我，说是害怕，总觉得阳台上有个人影在晃动。我就说，那是你自己的影子。说完我就把电话给挂了。这种破事在剧组不足为奇，何况这个剧组又是扎在一个岛上。剧组本身就是一部戏，人们在假定的环境里却愿意演出真实的故事。近几年来我神经衰弱得厉害，醒了便无法再睡。于是我就端了把椅子坐到阳台上，看着于闪电中暴露的雨丝。渐渐地我看出了一种罕见的凄美，而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几年前另一个似曾相识的雨夜。

那一夜也是从电话开始的。——1998年4月8日

你睡下了吗？  犁城： 1993年8月

人的一生是非常奇妙的也是不可知的过程。说人生是一盘棋，这个比喻虽然老套了些，但却是那么惊人地准确。一子落定便关乎全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倘若不慎，兴许这一盘就输掉了，悔之晚矣。这几年我时常想起当初挣到手的那三十万，然后做出种种安排设想，觉得任何一种的结果都比现在的样子好过很多。譬如说我就此金盆洗手，钱进银行，我再静心去过书斋生活，重操旧业，那日子自然是舒服而滋润。或者把这笔钱委托给善于商道的朋友，我待在书房里当一小股东，那也是轻松愉快无忧无虑。问题我没有做出类似选择，或者说由不得我决定了，于是就偏离了方向，莫名其妙地走上了一条羊肠小道。这个我慢慢再谈。

1993年8月的一天，我又飞回了犁城。这是我离开犁城时间最长的一次，将近半年。我所居住的房子要拆迁，而我已经不再是“红门”机关里的人了，有可能被趁机逐出。李佳来电话反复强调了这一点，她说无论如何不能离开“红门”，这对女儿的生活起居损失太大。这样，我安排好公司的工作就上了飞机。当天下午我便出现在犁城的街头，想给女儿买点吃的。和每次一样，一跨进“红门”我的心跳就自然而然地加快了，总觉得女儿会突然从什么地方露出脸来。那时候女儿正在家门口的空地上和同学一起跳橡皮筋，打扮得很漂亮，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很多。我喊了孩子，她便像鸟一样地飞来，却不再让我抱她，拿了串香蕉似乎是很不好意思地跑开了。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这孩子已经开始摆脱大人的手臂了。抑或是这一年多我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太少了，孩子见我才如此生分。一种莫名的忧伤顷刻流遍了我的全身。

没多会儿李佳下班了，见面就把电话里讲过的内容又重复了一遍，然后说：本来我不想打扰你，你不在家时我和孩子过得挺好，可这件事非你回来不可，我插不上手。

这等于是骂了我，而我却无言以对。好在这时电话响了，她先我一步去接，也就是找她的。电话现在已经移到了卧室，她说了几句，然后把门关上继续去说。我想这应该是某个男人的电话，看来我不回来她的确过得挺好。但这毕竟还是我的家，我待在我的屋子里竟反倒不自在了，事情居然会变得这么怪。记忆中也就是从这天起，这怪异的感觉像影子一样盯上了我，我在自己家里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客人，总担心由于自己的不慎而妨碍了李佳。那天晚上，我就像是道歉似的提出上犁城最好的饭店去吃一顿，李佳也欣然同意了。吃饭的时候气氛还是很好，到了差不多快结束时，我让孩子去一旁玩游戏机，然后征求李佳的意见，说想正好趁拆迁这个空当带女儿出去玩一趟。李佳就问是海口吗。我说不是，我说是带孩子去她没有去过的地方，譬如说苏州无锡。李佳微笑着问道：是去那个地方和哪个女人会合？不等我回答，她用警告的口气对我说：我绝不允许你让我的女儿去面对另一个女人。这孩子永远都只有一个妈。我说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不过是想让孩子暑假生活过得有意思一些。

你现在觉得有意思了？你以为带孩子遛一圈就把一切都弥补了？

这也是为女儿好呀，我难道连带女儿玩的权利都没有了？

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父亲！

可我就是她的父亲怎么办？

不行！

回家的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不欢却不能散。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觉得这是个问题，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自从女儿上一年级以来，李佳的观念和立场都彻底地改变了。她从对这个孩子的自动放弃转移到加倍呵护，并以此对我进行报复。这是我无法忍受的。我感到很是不安，因为这个问题将成为日后我们离婚的阻碍，我们会像那些受难的男女因中间存在一个孩子而继续受难。当然最不幸的还是孩子，跟着我们无辜遭罪。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放弃这个孩子。李佳呢？她会怎么想？她是否也这么考虑？倘若是，那么我们之间就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问题了，这场漫长而艰难的马拉松很难看到终点。就像即将开始的拆迁一样，我心里乱成了一团麻，面对全面毁坏的秩序，我难以理清头绪，不知该怎样来收拾这个焦头烂额的局面。

那真是个沉闷而烦躁的夏天。——1998年4月13日

对于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房子是作为家庭的象征或者外在形式存在的。每一次拆迁都会使这个形式得到改变，人们把毕生的积蓄用于新房的装修，以便使这个纯粹的私人领地变得更加可爱，成为一个越来越漂亮的匣子，至于这匣子里装什么东西则另当别论了。家庭也是需要包装的。大街上经常出现的那些成双结对的夫妻，想必出门时都经过了一番精心的打扮，并且在人前都夸张地做出相敬如宾的样子，然而有趣的是没有人觉得不自然。大家早已习以为常，大家也差不多都是这么做的，笑别人等于是在笑自己。所以拆迁仍然是家庭的一件大事，未来的新房子尽管不能安慰自己，但足以取悦别人。  海口： 1993年10月

林之冰在那个雨夜曾问我：你打算出去吗？

我摇头，我说我是写小说的，离不开我的母语。

她又问：你现在不是在做生意吗？

我说：我不是在做生意，而是在挣钱，我现在需要钱，但我这辈子命中注定的还是写作。

这些年有许多人这么问过我，在他们看来，在挣钱中写作或者边写作边挣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有人甚至谴责我这是亵渎神圣的文学。这倒是奇怪了，居然把手伸进了我的私生活！好像我干什么事先要请示他们，要经他们批准，要听从他们的指手画脚，简直莫名其妙。对这种病态的家伙我自然不想理会，但我发誓要用另一种方式去收拾。我不能无端地被人欺侮。但是，我却无力面对一种无形的东西。我时常想起我刚上岛时，在白沙门海滩看见的那一面恐怖之云，那是我一生中在光天化日之下亲历的噩梦，而它的形式又是美丽的。这些年我总觉得像被什么东西追逐着，也似乎总在一张无奈的大网里左冲右突，我在疲于奔命中度过我生命的每一分钟，日复一日，身心交瘁。我一直渴望着宁静，渴望着无忧无虑，但这种生活总在垂手可得之际屡屡与我失之交臂。

1993年9月，我在犁城刚刚安排好拆迁，就接到公司邢蓉的电话，说她在食堂吃饭时听见陈元田和一个陌生人聊天，说要把文化公司给卖了！邢蓉说她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但觉得不会是好事，问我能否尽快赶回来。我也很困惑，居然还有卖公司一说。我想所谓卖，大概不是集团对文化公司的人事变动，或许是进行资产改组，把南岛的全资改为股份制，然后把控股权转让出去。这中间肯定要包含所谓的“无形资产”——否则便谈不上卖了。这个文化公司当时在海口已做出了一些名气。这么一想，我便感到了不安。于是第三天我飞回了海口。

这次我首先去了冯维明那儿。我想了解南岛集团近期的发展情况，想知道官方对这个企业的看法。冯维明说最近省政府要对一些担任企业领导的人员做些调整，其中包括不再允许某个人政企一肩挑。按照这种精神，冯维明说，刘锐就存在一个选择问题，要么放掉南岛安心回来做官，要么辞职一门心思去搞企业。冯维明判断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在他看来，刘锐天真地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以为搭一个经济的小舞台就能唱一出政治的大戏。冯维明说：海南是特区，但这还是中国的特区呀，政治永远决定一切。政治可以叫经济活起来，也可以很快叫它死掉。经济永远也无法改变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不过是理论上的一句口号而已，我们不是喊了几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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