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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6 05: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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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竭宝峰主编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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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宗立派的艺术家(1)

开宗立派的艺术家(1)试读:

前 言

名人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自有许多特别之处。我们在追溯名人的成长历程时可以发现,虽然他们的成长背景各不相同,但或多或少都具有影响他们人生的重要事件,成为他们人生发展的重要契机,使他们从此走上追求真正人生的道路,并获得人生的成功。

名人有成功的契机,但他们决不仅仅依靠幸运和机会。机遇只给有所准备的人,这是永远的真理。因此,我们不要抱怨没有幸运和机遇,不要怨天尤人,而要做好思想准备,开始人生的真正行动,这样,才会获得人生的灵感和成功的契机。

我们辑录这些影响名人人生成长的主要事件,就是为了让广大读者知道,名人在他们做好思想准备进行人生不懈追求的进程中,怎么从日常司空见惯的普通小事上,碰出生命的火花,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凡为神奇,获得灵感和启发的,从而获得伟大的精神力量,实现了较高的人生追求。

影响名人成长的事件虽然不一样,但他们在一生之中所表现出的辛勤奋斗和顽强拼搏精神,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正如爱默生所说:“伟大人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们拥有坚强的意志,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他们的初衷与希望永远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他们永远会克服一切障碍,达到他们期望的目的。”

爱默生说:“所有伟大人物都是从艰苦中脱颖而出的。”因此,伟大人物的成长具有其平凡性。吉田兼好说:“天下所有的伟大人物,起初都很幼稚并有严重缺点的,但他们遵守规则,重视规律,不自以为是,因此才成为一代名家而成为人们崇敬的偶像。”这样看来,名人的成长又具有其非凡之处。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培根说:“用伟大人物的事迹激励青少年,远胜于一切教育。”

为此,本书精选荟萃了古今中外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有关名人,其中有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谋略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发明家、探险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等,阅读这些名人的成长故事,能够领略他们的人生追求与思想力量,使我们受到启迪和教益,使我们能够很好地把握人生的关健时点,指导我们走好人生道路,取得事业发展。

彼得·柴可夫斯基

彼得·柴可夫斯基,19世纪俄国伟大的作曲家。由于在芭蕾舞剧创作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他被誉为“近代芭蕾舞剧的开拓者”。

柴可夫斯基诞生在俄罗斯的沃特金斯克。父亲是乌拉尔地区矿山的督察官,同时也是一位音乐爱好者,常在家里举行音乐会。母亲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喜爱音乐,擅长弹琴。在父母的影响下,柴可夫斯基也热爱音乐,并显露出非凡的音乐才华。他4岁学琴,6岁就成为演奏高手。

父母期望柴可夫斯基成为一名法官,送他去圣彼得堡法律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司法部任文官。柴可夫斯基深感司法工作索然无味,对音乐的热爱却日益强烈,无法抑制。他决定利用业余时间接受正规的音乐教育,于是进入了音乐家安东·鲁宾斯坦创办的音乐班学习。后来音乐班升格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柴可夫斯基毅然辞掉司法部的职务,决心完全投身于所热爱的音乐事业。在音乐学院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毕业后,柴可夫斯基来到莫斯科,接受安东·鲁宾斯坦的弟弟尼古拉·鲁宾斯坦的邀请,在他创办的莫斯科音乐学院中担任教授。

柴可夫斯基一面执教,一面创作。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各种体裁的作品,有歌剧《督军》、《水妖》、《近卫军》,芭蕾舞剧《天鹅湖》及第一、二、三交响曲等等。受当时俄国社会进步文化思想的影响,这些作品大都反映了俄罗斯的现实生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其中以《第一弦乐四重奏曲》和《天鹅湖》舞曲最为著名。

早在1868年,柴可夫斯基与法国女歌唱家德基莱·阿卡特有过一段恋情。他们已订好了婚期,不久发生矛盾,阿卡特撕毁婚约,弃之而去。这件事给了柴可夫斯基沉重的打击,直到若干年后他还念念不忘这段旧情。

就在与阿卡特分手几年后,柴可夫斯基与拼命追求他的女学生米留柯娃结了婚。但这是一场错误的婚姻。米留柯娃毫不关心柴可夫斯基,对他的事业也不理解。婚姻的失败使柴可夫斯基一度企图自杀,遇救后他借了一笔巨款才解除了这桩痛苦的婚姻。

柴可夫斯基在婚姻上的挫折,使他的身心受到沉重的打击,此后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音乐创作中去。

柴可夫斯基在1876年末经朋友介绍与富孀梅克夫人建立了通讯关系。梅克夫人热爱音乐,经常周济穷困的音乐家。当他得知柴可夫斯基由于经济原因,还需要靠教书来维持生活时,便答应每年资助一笔不菲的赞助,以保证柴可夫斯基可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作曲上。他们还约定仅以书信来往,永不见面。

梅克夫人对柴可夫斯基的赞助长达14年之久,但从未正式见过面。他们在信中无所不谈,是心灵相通的密友。柴可夫斯基称她为“能够了解我的灵魂的友人”。

后来,梅克夫人由于深感忽略了对儿子的关心而停止了与柴可夫斯基的这种精神交往,柴可夫斯基由此非常难过。在他临终前仍在念叨梅克夫人的名字。

由于没有后顾之忧,柴可夫斯基的后期创作中有许多最成功的作品,比如说歌剧《黑桃皇后》,第四、五、六交响曲,芭蕾舞剧《睡美人》、《胡桃夹子》等等。此时柴可夫斯基的思想处于矛盾中,他一方面不满沙皇统治,一方面又反对暴力革命,这种思想状况使他的许多作品呈现出了悲剧性冲突。

1893年,英国剑桥大学为了表彰他在音乐艺术上的巨大贡献,授予他荣誉音乐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在圣彼得堡指挥了他的著名的第六交响曲《悲怆交响曲》的首次演奏。几天后他不幸传染上了霍乱,于11月6日病故。

小约翰·施特劳斯

约翰·施特劳斯,奥地利著名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兼指挥家。他的代表作《蓝色的多瑙河》是家喻户晓的世界名曲。由于创作了大量优美的圆舞曲,他被人们称为“圆舞曲之王”。

施特劳斯的父亲老施特劳斯是一名著名的作曲家,被人们称为“圆舞曲之父”。久经风霜的老施特劳斯深感音乐事业竞争日益激烈,又疲于奔命,所以不希望子女从事音乐工作。但是,施特劳斯自幼受父亲音乐的熏陶,耳濡目染,深深地爱上了音乐,他下决心要当一名音乐家。

老施特劳斯为了阻止施特劳斯学习音乐,在他中学毕业后送他去学商业,后来又让他当了银行的职员。但是这一切都未能阻挡施特劳斯从事音乐工作的决心。在母亲的暗中支持下,他偷偷买乐器,请老师指导。他先是向老施特劳斯的乐队领班亚蒙学习拉小提琴,后来又向在教堂里当乐长的德列克斯勒学习乐理和作曲,取得了很快的进步。老施特劳斯得知儿子违背自己的意愿后,到法院去控告儿子,结果败诉,由此父子关系不和。老施特劳斯一怒之下,离家出走。

父亲离家后,施特劳斯得以更加自由地去学习自己喜爱的音乐。1844年,19岁的施特劳斯组织了一个15人的乐队,决心和父亲在音乐上较量一番。同年,施特劳斯在维也纳举行了首次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第二天,报纸以“晚安,老施特劳斯!早安,小施特劳斯!”为题作了报道。此时的老施特劳斯正当盛年,在乐坛享有极高的声誉,他当然不甘心败在儿子的手下。于是,父子二人展开对抗,各自大显身手,为争夺“圆舞曲之王”而竞争。几年后,由于朋友们的劝说,父子俩才取得了表面上的和解。

1849年,老施特劳斯在维也纳逝世。施特劳斯接管了父亲的乐队,和自己的乐队合并,成为当时维也纳最有声望的乐队。

施特劳斯晚年曾说过,他的音乐继承了先父和兰纳等前辈的传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成就超越了父亲,因此被誉为“圆舞曲之王”。

施特劳斯每天抓紧时间作曲,他将助手叫到跟前,让他们在一旁等候。这时他坐在桌旁埋头作曲,一张乐谱接着一张乐谱诞生,助手们立即配器、抄分谱、排练,如同工厂的流水作业。这样,当天晚上就可以欣赏到白天刚创作的新作品了。

1863年后,施特劳斯将乐队交给两个弟弟,自己专心从事创作。他一生创作了462首乐曲,绝大部分是圆舞曲和舞曲。他的著名作品有《蓝色的多瑙河》、《艺术家的生涯》、《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美丽的五月》、《南国的玫瑰》、《春之声》、《皇帝》等圆舞曲。其中为施特劳斯带来非凡声誉的是《蓝色的多瑙河》,该曲在巴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的演奏会上公演时,引起了轰动,掌声经久不息。《蓝色的多瑙河》以它优美的旋律、明朗的风格深受群众喜爱,一百多年来经久不衰。

圆舞曲是整个19世纪欧美音乐中占主导地位的舞曲,施特劳斯是这一领域无与伦比的大师,他在其他体裁上也有不懈的探索。

19世纪70年代初,受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的影响,施特劳斯开始创作轻歌剧,至90年代末逝世时为止,他共创作了16部轻歌剧。他的轻歌剧以《蝙蝠》和《吉卜赛男爵》最为有名,这两部维也纳轻歌剧中的代表作,直到今天仍是久演不衰的经典剧目。

施特劳斯于1899年6月3日死于肺炎,终年73岁。维也纳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有10万多人为他送葬,可见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一生创作不辍的施特劳斯留下了大量作品,其中圆舞曲168首、波尔卡舞曲117首、卡得罗尔舞曲73首等等。施特劳斯的作品对后世许多音乐家如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

每一个时期,每一种艺术都有其相反的潮流,但是通常持不同意见的人是落伍者,他们中间很少有伟大的艺术家。但这里要谈的,不是一般的反对者,不是一些口出怨言的小作曲家,备战的理论家,不成功的技巧演奏家,刻薄的批评家和顽固不化的哲学家,而是超越于以上各种人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约翰内斯·勃拉姆斯。

1833年5月7日,不知道自己未来命运的勃拉姆斯诞生于德国北部的一个城市——汉堡。作为职业乐师的父亲与母亲的结合,和许多传奇音乐大师演奏的音乐一样充满了戏剧性。有一次演出结束后,勃拉姆斯的父亲——约翰·勃拉姆斯偶然认识了一个中年妇女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娜,长相平平,脚有点瘸,年长约翰17岁。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因做得一手好菜而让约翰陶醉不已。在一个星期后的幸福的一天,约翰便和克里斯蒂娜步入了婚礼的殿堂。

勃拉姆斯的诞生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幸运,他们依然住在阴暗的贫民窟里,父母当初结婚时的戏剧性的浪漫情调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则是无穷无尽的磕碰、烦恼和忧愁。童年的勃拉姆斯是贫苦的,但也是幸福的,因为他有一个懂得音乐的父亲,正是音乐,才使他幼小的心灵有了寄托。为了增加一些家庭收入,他13岁的时候,便开始给夜总会伴奏,后又给剧院演出伴奏,并做了私人教师。这期间,他写了许多舞曲、进行曲和管弦乐改编等。这锻炼了勃拉姆斯的写作能力,使他接触到了德国的民间音乐、城市音乐,为其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贫穷与不幸往往是孕育天才的沃土,在这块苦涩的沃土中,勃拉姆斯迅速成长。他没有进过专门的音乐学校,但是却认识了一位“专业”的音乐教师马克森。正是在马克森严格的教导下,勃拉姆斯进步很快。在学习专业理论知识与钢琴技能之外,马克森还介绍了德国古典音乐与德国民间音乐,引导他对巴赫、贝多芬的作品和德国民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勃拉姆斯后来能跻身一流音乐大师之列,马克森功不可没。1882年,49岁的勃拉姆斯将他所写的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献给了他的长者、教师和朋友马克森,以示尊敬和怀念。

是的,勃拉姆斯的童年是不幸的,严峻的现实生活使他变得很孤僻,沉默寡言,但这丝毫不能阻止他那奋发向上、不甘沉沦的年轻的心。他除了如饥似渴地汲取音乐先辈们的遗产外,还认真研究了但丁、歌德、席勒等文学巨匠的著作,提高了艺术素养。

1853年,20岁的勃拉姆斯离开汉堡,到欧洲各地进行演出,并结识了匈牙利小提琴家约瑟夫·约阿希姆,以及李斯特和舒曼夫妇等人。“年轻的鹰”,这就是舒曼对勃拉姆斯的爱称。对于勃拉姆斯的才华,舒曼给了高度的评价:所有的现象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负有使命的人!他的同行欢迎他走上世界的舞台,在这里,他会遇到痛苦和失望,可是他也会获得成功和荣誉。我们欢迎这位步伐豪迈的巨人。

舒曼不仅是勃拉姆斯的老师,而且还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但由于过度的紧张和疲劳以及艺术家特有的敏感和多疑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1854年,舒曼突发精神病并住进医院,身为学生和朋友的他便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照顾舒曼妻子克拉拉及其子女的重担。

在这时期,克拉拉的美丽、温柔、娴淑、文静深深地打动了勃拉姆斯,爱情的种子在他心底悄然萌发并疯狂生长。他对克拉拉的爱是热烈的,是疯狂的:“你已经使我,并且是每天都使我越来越对爱情、友爱和自我克制的性质感到惊讶。除了思念你,我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天才的音乐家梦寐以求地憧憬着与克拉拉的幸福结合,但与此同时,他又为一种深深的内疚与罪恶感所折磨:舒曼是他极为爱戴尊敬的恩人、前辈和朋友,他怎能如此不仁不义,乘人之危呢?……他想到了自杀。柏拉图式的爱情,深深地折磨着勃拉姆斯,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疯狂的爱。

在克拉拉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爱,什么是崇高。作为一个比勃拉姆斯大14岁、并且已是7个孩子的母亲,她完全理解一个正处在单相思中的年轻人的心理,她也是为了他的前程、他的才华、他的青春而和蔼委婉地拒绝了他。

1856年,舒曼辞别了这个可爱的人世。怀着对舒曼的悲痛和对克拉拉难言的感情,勃拉姆斯开始漫无目的地在欧洲闲游。其间,他开始了为期10年的为舒曼谱写的一部大合唱《德意志安魂曲》的创作。

19世纪60年代,在德国残酷的反动统治之下,社会民主思想遭到压制,知识分子表现了彷徨的情绪,勃拉姆斯也不例外。他一方面对祖国寄予希望,一方面又退缩到个人的天地里,再加上魏玛乐派和莱比锡乐派论争带给他的痛苦。1862年,勃拉姆斯离开德国,迁居维也纳,担任合唱队的指导和“音乐之友”协会的交响乐队指挥。在这期间,他放弃了青年时代的管弦乐和协奏曲的创作,而转向室内乐、抒情歌曲、合唱曲等方面来,并研究了古典作曲家亨德尔、舒曼的作品和当地的民歌。

勃拉姆斯一生对工作严肃认真,严肃得似乎过了头。在普通人看来,他是一个自讨烦冗、过分细致的怪物。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要经过仔细推敲。如其《第一交响曲》用了近15年的时间才完成,而他青年时代写的B大调三重奏则在37年后又重新被改写一遍。

生活上的勃拉姆斯懒散邋遢,不拘小节,衣服没有纽扣,不修边幅,衣服乱扔,性格古怪,说话刻薄。如在一次各界名流聚集的晚会上,勃拉姆斯出言辛辣,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最后,他走到门口,转身向大家鞠了躬,说:“如果在座的哪一位今天晚上没有受到我的冒犯,那就请他原谅我的疏忽。”

勃拉姆斯终身未娶,因为他始终忘不了克拉拉,尽管其后有过几次恋爱的经历,但每次过后,他都会写出一部新的不朽的篇章。晚年,勃拉姆斯生活相当优裕,但其内心却异常孤独,他选择了舒曼推崇的“F——A——E”3个音构成的格言“自由——然而——孤独”作为自己晚年生活的归宿。

1896年夏,克拉拉去世,勃拉姆斯失去了最后的精神支柱,极度的哀伤悲痛使他处于崩溃状态。在给克拉拉圣洁的遗体撒下一把纯真的泥土后,他对人们说,自己去另一个世界的日子已经不远了。1897年4月3日,勃拉姆斯与世长辞。人们把他埋葬在著名的维也纳中央公墓他无限景仰的艺术大师贝多芬身旁。

勃拉姆斯生活的年代,正是浪漫主义音乐盛行的时代,浪漫主义艺术重视的是自由、运动、激情和不受拘束的表现形式,而古典主义则崇尚秩序、均衡、控制和规范的完美。勃拉姆斯选择了古典主义的因素,就是要使音乐重返到自己的天国里去。但他的“反潮流”更倾向于用音乐特有的语言去反对当时浪漫主义音乐创作中过多受到的文学制约,以及幻想有余而理性不足的缺点。勃拉姆斯对德国古典音乐传统的发展,是对过去伟大艺术的一种渴望,一种无法克制的向往,是一种对之进行挽救的欲望,或者说是一种责任。

勃拉姆斯说过:“德意志的统一和巴赫全集的出版,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两件事”,这就是说德国的统一,更激起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而巴赫作为一个古典主义音乐家则更受到了他的推崇。勃拉姆斯的内心有一种“不准落在贝多芬的交响曲造诣之下”的责任感。这需要说明,对古典主义音乐的创作,并非是要恢复其原来的传统,或者照搬,而是一方面追寻英雄时代的源泉,另一方面要在浪漫主义盛行的时代重新建立并达到新的高度。可以说,勃拉姆斯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生活中,都是一位内心担负着过去、怀着苦味良心的人。或者说,过去和现实之间的分裂,是新的创作和对过去的悔恨,由此而来的内在的敏感性,使勃拉姆斯的人生成了哈姆雷特式的人生。

舒曼说过,勃拉姆斯的音乐“表达了我们时代最高的理想”,他的大多数作品都实践了古典主义的传统,如他的交响乐,按通常的四乐章结构进行创作,第一章的曲作也和古典格局相近,技巧运用古典主义的复调对位,不设标题等。而在他的钢琴曲创作中,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不依靠情感的激发去创作音乐,而是通过古典音乐所具有的对乐感给予组织、发展的逻辑性和严密性。但是,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勃拉姆斯交响乐中的和声词汇、色彩浓郁而且层次丰富的管弦乐音响都是浪漫主义的。勃拉姆斯创作本身表明,重建古典,实际上是为音乐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动力,他只是以贵族式的精神去缅怀过去,去追求古典音乐所特有的善、美。

勃拉姆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就是他的四部交响乐。可以说,这四部交响乐就是他一生情感心灵的写照。《第一交响乐》:运用了古典主义音乐传统的表现手法,复调对位,配以结构密集的和弦,还有音响及配器,表现出了沉重、阴郁、晦涩的个性化情绪。这可能与他童年及少年时的生活及心情相对应。《第二交响乐》:在严肃深沉的潜流上流露出平静的田园气息,而第三乐章中的抒情,中庸、优雅的速度及穿插其中的小夜曲,则是一首音乐的诗篇;乐章末,则有爽朗充沛的精神气质。这应与其青年时的心情相对应。《第三交响乐》:表现了勃拉姆斯的温柔、深刻与怀旧。音乐透露出了多种性格,英雄的、抒情的、悲伤的,反映了他内在的矛盾性。很明显这与舒曼和克拉拉有关,还有当时的社会环境。《第四交响乐》:充满了悲剧气氛。前三乐章中充满了生活气息,而第四乐章则表现了严峻、肃穆,甚至死亡,这应是勃拉姆斯晚年情感心灵在交响乐中的写照。

勃拉姆斯是德国古典主义音乐大师中的最后一人,他在欧洲音乐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汉斯·比罗在搞音乐评论时曾有一个“3B”的概念,其实它是指三人,一是巴赫(Bach),二是贝多芬(Beethoven),而另一个即是勃拉姆斯(Brahms)。事实上,巴赫和贝多芬也是勃拉姆斯名义上的老师和受崇者。由此可见,勃拉姆斯在德国、在欧洲,甚至在世界音乐史上都占据一席之地。

伦勃朗

伦勃朗出生于1606年7月15日。他是莱顿市一个磨坊主的儿子。早年师从鹿特丹的一位大画家学画,后来又进入阿姆斯特丹的画家皮特拉斯特曼的画室学习。最终,他离开了老师开始自学。他早期的作品主要有《正在读圣经的母亲》、《杜普教授讲解剖课》、《一位东方人的肖像》、《瞎子》等。

1634年,伦勃朗与一位有钱的画商的亲戚——莎斯基雅小姐结了婚,在他自绘的《画家同他的妻子莎斯基雅》中,他把自己打扮成武士,举杯庆祝,他的妻子坐在他的膝上,也回头向观众致意。画面充满了欢乐、幸福的气氛以及画家对生活充满自信的豪气。

这一时期,是伦勃朗最为幸福的一段美好时光。他高超的画技,为他引来大量的雇主。但是,由于他有收集艺术品的嗜好,使他没能积蓄钱财。伦勃朗不但收集古今的名作珍品,也购买一些无名画家的作品。而且常常是他自己把价钱抬得很高,他说道:“这是为了维护艺术职业的尊严。”

伦勃朗是17世纪荷兰画派中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也是17世纪整个欧洲艺术的杰出代表。他是肖像画、风俗画、历史画及风景画的一流大师,几乎擅长绘画艺术的一切表现形式,其中油画、版画、素描尤为精到。最应该提到的是,伦勃朗在铜版画方面为后代留下了重要的遗产。丢勒是木刻版画的先驱,伦勃朗则是腐蚀铜版画的更加伟大的先驱。

1642年,荷兰最伟大的艺术家伦勃朗受一群军人的委托,创作一幅集体肖像画。

伦勃朗一反常规,没有像哈尔斯画的军官群像那样,每个人都很完整;也不像他早先画的《杜普教授讲解剖课》那样,每个人都显现在同样明亮的光线下。伦勃朗把这张群像画画成一幅具有戏剧性的风俗画。

一群军人正在长官带领下出发巡查。伦勃朗选择了大尉班宁·柯克下令连队出发的瞬间。军人们正从兵营中急急忙忙赶出来。队伍还没有站好,乱轰轰地聚在一起。

有的人正在走动;有的人正准备武器;有的人正要举起旗帜;还有几个孩子在其间嬉戏。伦勃朗采用了明暗法,使造型更为厚实。这加强了戏剧效果,同时也显示出一种高昂的战斗热情。伦勃朗把两个普通的战士放在最前面光亮处,突出了这种风俗画的戏剧性。

他们都在手忙脚乱地准备着。其中的几个孩子也比较突出。尤其是其中那个正快步跑着的小姑娘,她被强烈的光照着,甚至可以说她自身就是一个散发着光的小天使,在光线的对比中,更显出孩子们的纯洁、娇憨。而其他的人物都退居在黑暗中。应该说,这幅画是很不错的。

但是,因为军人们要的是肖像画,许多军人都不满意被放在阴影中,因为,他们都出了相同的价钱。但向来正直、自由,一心要维护艺术职业尊严的伦勃朗,拒绝修改作品。

结果,雇主们提出抗议,把他告上了法庭。最终,在那个日益商业化的社会中,伦勃朗被迫交了大笔的赔偿金,而且他的名声大损,订画的顾客也大为减少。

从此,伦勃朗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每况愈下。这可真称得上是伦勃朗一生的大祸。

此后,不幸的事情又接连而来,伦勃朗在贫困中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但是,在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与挫折的过程中,伦勃朗参透了世事,开阔了眼界,对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在缺少生意的日子里,伦勃朗可以安下心来作自己喜欢的画了,不会再受制于那些顾客们无理的要求与打扰。从此,伦勃朗的艺术水平更进一步达到了精纯的境界。他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多为优秀之作,例如《圣家族》、《牧人来拜》、《一个犹太商人》、《对镜理装的少妇》、《荷马》、《浪子》等等,体现了画家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其中《圣家族》一画明显地体现了画家注重劳动人民的倾向。这幅《圣家族》完全没有先辈作品中那种神圣的气息。

画面上除了左上角从窗户上飞进来几个小天使,表明这是一件有关宗教“神迹”之外,完全是一家穷苦的荷兰农民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一位穿着粗布长袍的农家少妇,腿上盖着一件厚衣,脚踏暖炉,正对着一堆燃烧着的木柴读书。天气变为暗淡,火焰也微弱下来。少妇转过身关切地掀开盖着摇篮的衣服,看看她初生的小宝宝是否睡得安稳。

尽管她的丈夫在一旁不停地挥斧劈柴,在微暗的光线下,孩子依然睡得十分香甜。伦勃朗在这幅画中,把基督耶稣一家描绘成普通的劳动人民。他根本不愿意为了附庸高贵,而画上那几个“神圣的光环”。因为,伦勃朗知道,假如《圣经》上所述的基督的身份也是真实的话,耶稣一家就应该是这种平凡的人,过的也就是这种平凡的生活。马克思说:“伦勃朗是按照荷兰农妇来画圣母的。”我们在这幅画中直接感受到的是:北欧冬日里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人们过着勤劳简朴的生活,洋溢着亲子之间的温情以及一家人的幸福。

此外,伦勃朗还画了一系列自画像,其中,在这一时期的最后一幅被人们称为美术史上的奇特之作。笔法十分苍劲,厚涂的色彩犹如铸铜一样闪闪的发亮。身披旧衣的伦勃朗,眯着眼睛,嘴巴微张,好像在哀哭,又似乎是在冷笑。这时的伦勃朗已是孑然一身了。

晚年的伦勃朗十分悲苦,妻子早亡,儿子也已夭折,他原来精心收藏的艺术珍品早已被教会没收。伦勃朗亲身体会着劳动人民所受的灾难,使他的思想更为深刻,直到他临终的前几天,仍拿着画笔,在辛劳地创作。他最后的一幅作品就是《浪子》。

1669年,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凄苦地走完了自己辉煌的一生。

杰出的伟大艺术家伦勃朗勤奋一生,留下了大量杰作。他死后声誉更是与日俱增,伪作遍布全球。在西方美术界有个笑话:“伦勃朗一生画了600张油画,其中有3000张在美国。”但是,就这历来被人们公认为真迹的600张油画,近年来又引起争论。1968年,在伦勃朗逝世300周年纪念的时候,荷兰的6位艺术学者组成一个调查团,访问了世界各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经过对600张原作进行审查后,调查团得出结论:其中大约只有350张是靠得住的。因此,现在说伦勃朗的作品,就是油画300多件,铜版画300件,还有许多素描的珍品。

不仅伦勃朗作品的真伪成为专家们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伦勃朗作品的被盗也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70年代初,邦奈博物馆珍藏的一张名为《拉比的头像》的作品被盗,惊动了欧美两大洲的警务人员。这张只有9英寸高的小画,当时估价至少数十万美元。而在拍卖会上,伦勃朗作品的价格仍然在不断上升。

想想当年伦勃朗凄苦的生活,再对比一下他身后巨大的声誉。当年那幅成为他不幸起点的《夜巡》,对他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对于我们欣赏者来说,又究竟是福?还是祸?我们不知如何去回答。

难道说,伟大的成功,必须要以艰难困苦中走过的路程为代价?

面对伟人,我们陷入了沉思。

乔治·比才

乔治·比才,法国作曲家。他出生于巴黎,4岁开始随母亲学钢琴,9岁入巴黎音乐学院。1857年19岁的比才以钢琴家兼作曲家的身份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并获得罗马基金去意大利进修三年。1863年比才写成第一部歌剧《采珍珠者》,以后主要从事歌剧写作,作品有《卡门序曲》、《阿莱城姑娘》等。在他的作品中现实主义得到深化,社会底层的平民小人物成为作品的主角。在音乐中他把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富有表现力地描绘生活冲突的交响乐,以及法国的喜歌剧传统的表现手法熔于一炉,创造了19世纪法国歌剧的最高成就。

比才是一个音乐神童,他12岁就开始作曲,然而更为神奇的是他的钢琴天赋,比才不仅能够视谱演奏钢琴曲,甚至能视管弦乐总谱在钢琴上演奏,而且在演奏中可以很自然地提示出各种管弦乐器的不同音色。这一超人的本领,在当时的钢琴家中,也是屈指可数的。有一次,比才曾当着李斯特的面,试奏李斯特的一首难度极大的钢琴独奏曲。据说当时比才视奏的曲谱稿纸还不甚清楚,但他依然将原曲演绎得无可挑剔。为此,在场的李斯特本人对比才赞不绝口,称比才为当时欧洲的“最佳三琴手之一”(另外两位,“钢琴诗人”肖邦和“钢琴大王”李斯特)。同时,比才也是在交响乐队里使用萨克斯管的极少数作曲家之一。萨克斯管是一种介于铜管和木管之间的乐器,由它的发明者萨克斯而得名,在管乐队和流行乐队中是一种受人喜爱的乐器。虽然比才通过自己的作品表明,当萨克斯管被正确使用的时候,其音质有多美妙,但是在交响乐队里,它仍然或多或少地是一个被排斥者。尽管如此,比才在萨克斯管发展史上仍然功不可没。

当然真正让人们记得比才的是他的《卡门》。《卡门》是一部喜歌剧,虽然剧情是一部典型的悲剧,但在歌剧中,以轻松幽默为主题,歌剧的分类中,把包括了快乐轻松的音乐,并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带到舞台上的歌剧叫做喜歌剧。但法国的喜歌剧又与众不同。它习惯以说话的方式来代替歌唱式的宣叙调。后来这种习惯逐渐定型,于是19世纪任何有说话部分的歌剧都被称作喜歌剧而不考虑它们的主题材料。比才的原作在技术上就是喜歌剧。下面的这段评论可能会让我们更好更深刻地领略到《卡门》的不凡魅力:“昨天——你相信吗?——我第二十次听到了比才的杰作。我是又一次地怀着同样的温和的敬意去听的。这样的作品多么使人感到完满啊!——这种音乐是顽皮的,细致的,幻想的;同时仍然是受欢迎的——它具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修养,而不是一个个人的。以前在舞台上听到过比这更痛苦、更悲惨的声音吗?而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不要装模作样!不要任何虚假的东西!从夸张的风格中解放出来!命运悬在这个作品的上面,它的幸运是短暂的,突然的,刻不容缓的——我真嫉妒比才,他居然这样大胆地写出这富于感情的音乐,表现出了欧洲文化培育的音乐过去所无法表现的——这种南方的、黄褐色的、晒黑的感情——最后还有爱情,被移到大自然中的爱情!……爱情作为一种命运,作为一种灾难,挖苦的,天真的,残酷的,恰恰就是像大自然那样的!结束这部作品的唐·何塞的最后的喊叫:‘是啊,是我把她杀死了,我——我亲爱的卡门!’像这样把构成爱情核心的悲惨的讽刺表现得如此严峻,如此可怕,我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1874年12月,比才完成了歌剧《卡门》全曲的总谱,经过充分的排练之后,于第二年,即1875年3月3日,在巴黎公民歌剧院首演。不料,遭到了冷遇。起初,第一幕受到了欢迎,第二幕幕间曲得到了Encore,而第二幕中的“斗牛士之歌”获得了满堂彩,但这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除了第三幕中米开拉的咏叹调以外都是“死一般的寂静”。整部歌剧下来,观众的反映是震惊和迷惑,但还不至于有公开的敌意。而第二天报界的评论中,剧本和音乐均遭到了指责。其中认为其音乐晦涩,缺乏色彩,没有戏剧性,还有抄袭他人(不过批评中米开拉的角色除外)。而其中关于作品不很高雅的传闻却使它在三个月里连续演出了37场(事实上至1951年,《卡门》仅在巴黎喜歌剧院就上演了2700场)。剧本改编者之一的阿列维的记载,说明了观众的态度:“接近尾声时,越发冷淡下来。第四幕从头至尾遭到了冰一般的冷遇。”

其实,对这种冷淡,应该解释为困惑,才更恰当。因为如前所述,故事过于真实而又充满血腥气,音乐也过于西班牙风格,一切都和当时的法国歌剧完全不同。所以,要使观众接受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同时,当时人们的欣赏口味还停留在奥芬巴赫和瓦格纳的音乐上。排练时,一开始乐队和歌手也不习惯其中的音乐语汇,尤其是和声。不过不久他们不仅适应了,也开始热爱了。但听众可没有受过这种训练。从内容上说,《卡门》中我们看到的是紧张的戏剧和扣人心弦的生活,但是像这样的故事和这样属于感官的、强烈的音乐,对那些歌剧舞台的权威人士来说是不够高贵的,他们是习惯于大歌剧的陈词滥调的。

首演失败肯定对比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比才的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好。他有咽喉病和心脏病。同年5月初,他的左耳聋了。5月30日,他因在河中洗冷水澡而患风湿并发烧。6 月1日和2日他两次心脏病发作,6月3日凌晨两点比才去世。可悲的是,在比才死后,《卡门》开始热演。现在,一提起比才就联想到《卡门》,一提起《卡门》就联想到比才。这部不朽的名著由于比才的不朽的歌剧而备受世人喜爱,要说全世界每天都在上演,也并不算过分。在日本,就连送牛奶的也会哼《斗牛士之歌》和《哈巴涅拉》等的旋律。1947年6 月1日,在巴黎公民歌剧院举行了《卡门》第一千五百场纪念公演,其受欢迎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了。这种状况几乎成了自然规律。

不过首演虽然失败,但当时仍然得到了一些名作曲家的赏识。圣—桑斯观看了第三场演出之后,写信给比才说:“我亲爱的朋友,你写了一部杰出的作品。”柴可夫斯基在1880年7月18日致冯·梅克夫人的信中写到:“这部作品不只是严肃演讲研究的成果,它好像从泉源喷出来的水,令我们的耳朵享受,融化我们的心房。我相信在十年之后,《卡门》会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歌剧。”而像勃拉姆斯和德彪西这些不同风格的人也都喜欢它。除此之外德国哲学家尼采也认为《卡门》是一部完美的抒情悲剧。歌剧《卡门》给法国歌剧开辟了新的道路。然而,可怜的作曲家比才来不及等待这一预言的实现,就在首演之后三个月,1875年6月3日,因患咽喉病和心脏病而逝世了,享年36岁。

克劳德·莫奈

“疯狂、怪诞、反胃、不堪入目!”这是1874年巴黎一位艺术批评家的怒斥,对象是一些不落俗套的油画、蜡笔画和其他绘画展览。主办人是一群不肯在官方巴黎沙龙展出作品的朋友。这群青年叛逆者的作品,着色怪异,下笔粗放,以简朴的日常生活为题材,不随时尚绘画端严人像和宏伟的历史场面。画展迅即成为巴黎街谈巷议的话题,群众不但前往讪笑,甚或向画布吐口水。

在这其中,克劳德·莫奈所绘的一小幅海景,受讥嘲最多。这幅画画的是哈佛港晨景,题名为《日出印象》。一个好讥讽别人的评论家就用此题名挖苦那群画家,称他们为“印象派”。

从经济上着眼,画展完全失败,一张也没有卖出。但这种新作风的画自此有了名,后来竟响彻全球。自此之后,印象派作品疯魔了千百万人,大家不惜重金争购。专家相信,莫奈那一小幅海景现在至少要值200万美元。

莫奈劝他的朋友就用评论家送给他们的诨号做画派名称,以示反抗,并于不久后成为这一画派公认的领袖。他那壮健的身材、浓密的棕色长发、炯炯有神的黑眼睛、蓄须的清秀面庞,处处充满了自信。他坚持大家继续用同一风格来作画,让法国人学习欣赏他们的作品。

莫奈于1840年11月生于巴黎,父亲是杂货商,莫奈为长子。出生后不久,全家迁往曼诺第。他的漫画才能为风景画家布丹所赏识。18岁时,布丹邀他同往户外写生,那时管装颜料刚刚发明,户外写生还是新鲜玩意儿。莫奈起初不以为然,后来方知师法自然之妙,认为户外写生确是风景画家最好的作业方法。有位青年画家向他求教,他指着云天河树说:“它们是老师,向它们请教,好好地听从它们的教导。”

那时莫奈还没有发展他那革命性的印象派技巧。有好几幅画都获得了官方巴黎沙龙的接受。26岁那年,一位鉴赏家对他的《绿衣女郎》大为赞赏。那是一幅清新活泼的人像,画的是他的心上人唐秀。唐秀是个弱质纤纤的黑发女郎,多年来莫奈从她那里获得灵感。可是他那中产阶级的家庭对于他们的结合非常愤怒。1867年,莫奈家中闻悉此事,就断绝所有对他们的经济援助。这个不名一文的小家庭屡次迁居都为房东逐出。他的朋友亥诺瓦,自己也穷得要命,偷偷把他母亲餐桌上的面包送给莫奈,莫奈一家因此得免饿死。

就在那年夏天,莫奈和亥诺瓦二人都在创作上有了极高成就。为了要画阳光在水面闪烁和树叶颤动,他们采用新法,把幽暗的色彩通通抛弃,改用纯色小点和短线,密布在画布上,从远处看,这些点和线就融为一体了。那时还未命名的印象主义画法,就在那年夏天诞生了。

普法战争爆发后,莫奈把唐秀托付给朋友照顾,自己只身前往伦敦。伦敦缥缈的轻烟和浑浊的浓雾使他着了迷,后来他又去过几次伦敦,前后用晕色画了很多幅泰晤士河上的大小桥梁和英国议会大厦,一种恍非尘世的诡异色彩笼罩着整个画面。

战争结束后,莫奈回到法国,1871年冬天,他带着妻儿到塞纳河上的阿乡德尔市居住了6年。莫奈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户外写生。他还弄到了一艘小船,辟为画室。不论阴晴寒暑,他都不在室内工作。塞纳河封冻了,他在冰上凿孔置放画架和小凳。手指冻僵了,就叫人送个暖水袋来。他在海岛上、沙滩上作画,因大西洋风势疾劲,便把自己和画架缚在岩石上(有几幅海景,至今还看得见嵌着的沙粒)。他以同样刻苦的精神应付生命中的逆境。1878年,他们的次子米歇尔出世,唐秀患重病。莫奈既要看护病人,又要照顾婴儿和洗衣做饭,还得抽空在街上兜售油画,虽然幅幅都是杰作,但收入微不足道。第二年,唐秀还未到30岁,便溘然长逝。

1883年,莫奈的作品在巴黎、伦敦、波士顿三地展出。这时印象派画家已渐渐受到了人们的注意。

1886年在纽约举行的画展,展出了莫奈的精品45件,这是他生命的转折点。他的作品成为收藏家猎取的对象,自己也成为了名人。1888年连法国也公开承认了他的地位,要颁赠“荣誉勋章”给他,他忿然拒绝了。

1880年,莫奈首次享受到了快乐而富裕的生活。他带着两个小男孩和一个有6个儿女的寡妇霍施黛组织了新家庭。他们住在巴黎市外75公里的席芬尼一幢盖得不很整齐、有灰色百叶窗的农舍里。草地上有一条逶迤的小溪蜿蜒流过,花园旁有条单线铁路,每天有4班火车往来。席芬尼是莫奈的人间乐土,前后43年,他喜爱这个地方,以它入画,并在这里终老。

一天,他和助手在屋后山坡作画,画的是夕阳下的干草堆。15分钟后,光线变了,使他无法继续,他大为苦恼。于是叫助手回家去再拿块画布来,没过多久,他不得不再换一块。著名的“系列”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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