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现代著名作家及作品评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陶箭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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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现代著名作家及作品评述试读：

前言

在日本文学史上，一般认为自明治维新（1868年）至大正（1912年7月30日—1926年12月24日）结束的这段时期的文学为“近代文学”，而昭和（1926年12月25日—1989年1月7日）以后的文学为“现代文学”。

本书经过多次梳理，精挑细选了日本文坛上较有成就和影响的29位作家，其中有的堪称世界一流作家，其代表作品很多早已译介到我国，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悉和喜爱。本书在选择作家的标准上考虑了以下几个要素：思想深刻，代表性强，影响范围广，获奖情况以及作者个人爱好等。他们中既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如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也有享有盛名的作家，如村上春树、渡边淳一、小林多喜二、志贺直哉、石川达三、太宰治等，甚至还有21世纪初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朝吹真理子等。另外，笔者还特意选取了反映中国悠久历史文化和名著文学的代表作家，如井上靖、芥川龙之介等。本书对他们的人生经历、文学创作轨迹、个性特征、代表作品进行了逐一评述，让读者对日本近现代作家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本专著对作品的评析从笔者本人的视角出发，带有个人见解和认知，存在见仁见智的不同观点。

笔者多年来一直在高校从事日本语言和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尤其对日本当代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本书正是笔者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过程中不断积累和研究的成果，希望这本书能让读者对日本近现代著名作家、日本近现代小说乃至日本近现代文学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同时更希望本书能带给读者一些心灵的感动。

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作者参阅了大量的书籍、学术期刊和国内外各种相关资料，也借鉴了一些专家、学者的理论和观点，因篇幅所限在书中没能一一列出，在此，谨向有关的专家、学者、出版社致以诚挚的歉意和敬意。由于作者水平有限，真诚地敬请各位同行和专家、学者以及读者对本书的不足之处批评指正。另外，西昌学院“百书出版工程”项目、西昌学院科技处和四川大学出版社对本书的立项和出版给予了大力的帮助，并在编辑和出版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辛劳，本人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陶箭2013年6月“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森鸥外

森鸥外 [もりおうがい]（1862—1922），原名森林太郎，号鸥外。近代日本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1862年7月9日生于日本石见（今岛根县）鹿足郡一藩主侍医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国学、汉学和兰学（江户时代中期以后由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方学术）教育。1882年毕业于东京第一大学医科学校，曾任陆军军医。1884年赴德国留学，广泛涉猎欧洲古今名著，深受叔本华、哈特曼的唯心主义影响，哈特曼的美学思想成为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的理论依据。1888年森鸥外留学归来，以启蒙家的姿态开始文学活动。他翻译西方著名作家歌德、莱辛、易卜生等人的作品，同时创办《栅草纸》等文学刊物，介绍西方美学理论，开展文艺批评，并致力于戏剧改良、诗歌革新活动。其早期作品文笔优美，抒情气氛浓郁；后期大多数作品，特别是历史小说，往往采取冷峻客观、富于哲理的笔调，在日本近代文学中产生较大的影响。主要作品有《高濑舟》《舞女》《泡沫记》《信使》《青年》《雁》《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涩江抽斋》等。一“20世纪前半叶三巨匠”（叶渭渠，唐月梅，2010:139）之一的森鸥外是位“弃医从文”的作家。“反自然主义的三派鼎立时代”的日本包括了三大文学流派，它们是“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余裕派，以森鸥外代表的浪漫派，以及以永井荷风为代表的新浪漫主义”（叶渭渠，唐月梅，2010:79）。

日本评论家认为，森鸥外的作品人物心理刻画细腻，场景描写逼真。他的作品有取材于现代生活题材的小说《青年》（1910）、《雁》（1910）等，历史题材小说《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阿部一家》《高濑舟》（“脱离历史”的历史小说）等和人物传记《涩江抽斋》等。

1890年发表的处女作《舞女》，连同森鸥外的《泡沫记》和《信使》被认为是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作，也是日本近代文学初期的代表作品。《舞女》的主人公是一个留学德国的日本青年官吏，追求个性解放和纯洁的爱情，他曾爱上一个德国穷舞女，但在日本专制官僚制度和封建道德的压力下，最终遗弃了她，酿成爱情悲剧。作品反映了个性解放的要求与社会现实的矛盾，最终却与现实妥协。一般认为它是日本近代文学初期的代表作品。1910年前后，森鸥外写了《青年》《雁》等取材于现代生活的小说。《雁》是作者这一时期创作的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小说发生在明治年间，一个贫苦的少女沦为高利贷主的情妇；她渴望摆脱这种屈辱的境地，暗自爱上一个每天从门前经过的大学生，但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失去了表白爱情的机会，她追求幸福的努力终于化为泡影。作者怀着同情写出一个普通妇女的不幸，但却把这种不幸归结为偶然性的恶作剧，最后用一只碰巧被飞石击毙的雁来象征她的命运。

1910年日本政府制造了所谓“大逆事件”，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界的专制统治，森鸥外开始转向历史小说的创作。他把自己的历史小说分为“遵照历史”和“脱离历史”两类。前者完全依据史料写作，后者则借助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来表达作者的理想和信念。作家的第一篇历史小说《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赞美了武士殉死行为；但紧接着创作的同一题材的短篇小说《阿部一家》却客观地抨击了这一封建道德行为。阿部一家由于未被允许为藩主殉死而受到歧视，终致满门被杀戮。小说揭露了封建殉死制度的虚伪、腐朽和惨无人道的实质。这两篇倾向不同的作品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上的矛盾。

短篇小说《高濑舟》属于作者所谓“脱离历史”的历史小说。作品描写一个犯人在囚船上讲述自己的经历。他的弟弟不堪贫病折磨，自刎未死，他在弟弟的恳求下帮助弟弟结束了生命，因而被判罪流放。他认为囚徒的生活比他原来的境遇还优越，所以处之泰然。该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幕府时期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惨状。

森鸥外晚年埋头于史料的考证，也写过几部人物传记，如《涩江抽斋》等。所传人物多为专心学术、不问世事的学者。总之，森鸥外的作品侧重于体现他的伦理道德观，反映了明治时期上层知识分子思想上的矛盾。二

森鸥外的短篇小说《高濑舟》（1916）首先表现了“杀人犯”喜助“善”的一面。被高濑舟押解送往海岛流放的喜助犯的是杀弟之罪，喜助虽然身板瘦弱，可是他说自己很健康，脏活重活都能承担下来，就是为了赚点钱弥补生计。他在囚船上讲述了自己的杀人经历：喜助杀人的动机是“因为他的弟弟不堪贫病折磨，自刎未死，他在弟弟的恳求下帮助弟弟结束了生命”，因此被判罪流放。其实，这类似现在的“安乐死情节”问题，而作家故意选择了日本封建幕府末期社会底层民众生活贫苦的惨状作为“安乐死情节”的材料。因为喜助的弟弟实在痛苦，想彻底解脱，他主动向喜助请求杀了自己，而喜助只是做了善事，帮助弟弟脱离了苦海！世上难得兄弟手足情，事实上也是如此：兄弟二人在京都做着低贱的苦役，其辛苦所得左手进右手出，甚至入不敷出，只得腆颜举债，而兄弟俩由始至终不离不弃。后来弟弟患病，喜助更是拼命做工，好让他得到治疗，快速痊愈。然而弟弟十分惭愧，深觉无法偿还哥哥喜助的艰辛付出，于是割脖自杀。但弟弟戏剧性地自杀未遂，只得恳求喜助帮他从继续苟活下去的苦难中解脱。哥哥喜助拔出刀刃，划断了可怜弟弟的余脉，终于让弟弟达成愿望离去。

其次是“杀人犯”喜助“恶”的一面。喜助杀死自己亲弟弟的过程被邻居老太太进屋撞见，于是喜助自然而然地因“杀弟”的行为遭到逮捕，随后身陷囹圄。在老太与外人的眼光中，喜助是“杀人犯”，是“恶”的代表。但这种“安乐死情节”的“恶”是一个让人非常纠结的矛盾体，如果从不同的视角观察，答案也是不同的。同船押解喜助的衙役庄兵卫听了喜助的叙述感到迷惑不已，他说：“这究竟算得上杀害弟弟么？这就是所谓的杀人么？”弟弟已经对喜助说，就算喜助不拔刀，他也非死不可，他忍受不了痛苦，想要快些死掉。喜助看着弟弟痛苦的样子于心不忍，为了将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才杀了他。正如喜助弟弟的恳求：“拔掉剃刀大概就能死了，帮我拔掉吧。”但是衙役庄兵卫也认为，说喜助帮弟弟拔掉剃刀是害了他、杀了他也不错。这是犯罪么？杀人犯罪，这点毫无疑问。但若是为了解除痛苦而杀人，这能算是犯罪么？庄兵卫心生疑问。

而喜助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获罪。庄兵卫一样找不到喜助应该获罪的理由，为此只能将其交由权威者、当权者去判断。庄兵卫“决定将奉行大人的判断当作是自己的判断”，但就算这样，庄兵卫心里依旧不能释怀，觉得“要是能当面问问奉行大人就好了”。

第三，《高濑舟》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人的处境——日本封建幕府时期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惨状。喜助和弟弟二人在京都做着非常低贱的苦役，而且收入连基本的正常生存状态都难以维持，更严重的是疾病也相伴发生。穷困和疾病交加，主人公喜助即使拼命打工努力赚钱也是徒劳的，因为社会环境就是有钱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作为弱势者的弟弟感悟到了这一切，他不愿意看到爱他的哥哥如此徒劳地为他拼命打工，并且他也知道自己的病无法治好，于是割脖自杀。他自杀未遂，只得恳求喜助帮他从继续苟活下去的苦难中解脱。可怜的喜助别无选择，便拔出刀刃，划断了弟弟的余脉，让他满意离去，帮助他实现了得以彻底解脱的“安乐死”。

在监牢里，喜助每天不用做事也可以吃上饭，这让他“受宠若惊”, “光是这点，我就感到非常对不住衙门了”。主人公喜助即使拼命打工也无法治好弟弟；但被当成犯人，关在监牢里，喜助却每天不用做事也可以吃上饭。现实竟然如此荒诞！甚至出狱后被押解流放海岛，衙门又给他发了两百文钱，喜助说道：“如果今后还有饭吃，那就能省下这两百文钱了。这还是我第一次怀里揣着自己的钱呢。等到了岛上，虽然不知道有什么活干，但我打算把这两百文当作本钱来用。”相比以前的食不果腹，现在却可以不劳而获地吃到一日三餐，最后还领到二百文钱，这怎么不会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快乐的喜助并不以即将流放为忧。喜助竟然认为当囚徒或者被流放的生活比他原来的境遇还优越，所以处之泰然，这就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幕府时期社会的荒谬与黑暗。

森鸥外留德时期因为学医的原因，较早接触到西方科技与文明，对安乐死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有所了解，他对安乐死始终持有一种矛盾的态度。本着良心执着揭露封建幕府末期社会底层民众生活惨状的森鸥外，不得不因为自己所面临的国家变革、思想封闭、文化管制的复杂局面而将自己以史明志的小说家身份抽离到无情的现实中来，这才导致他在晚年只能埋首专研史料考证和人物传记编撰，而忍痛丢下深爱的小说创作事业。这在侧面上反映了森鸥外愤懑沉郁的心绪和想要冲破凡俗、置身方外的无奈。喜助这一“杀人犯”的“善”与“恶”，社会荒谬与个人的处境，构建了一篇让人产生思辨、富有强韧的道义和伦理性的动人杰作。“见鬼去吧！”二叶亭四迷

二叶亭四迷 [ふたばていしめい]（1864—1909），原名长谷川辰之助 [はせがわたつのすけ]，笔名二叶亭四迷，近代日本作家，俄罗斯文学翻译家。“二叶亭四迷”在古日语中的隐喻为：见鬼去吧！「くたばってしめ（ま）え」（又译：你给我死掉算了！/你最好死了算了！/生不如死！）。二叶亭四迷1864年2月28日出生于江户市谷（今东京都），父亲是地方的下级武士，明治维新后成为小官吏。1878年5月，就读于森川塾（私立学校）,10月退校。1880年2月到4月再度在森川塾就读。自1878年起三年间三次报考陆军士官学校，均未被录取。1886年1月，自东京商业学校退学，拜访坪内逍遥。同年4月，发表《小说总论》；次年，一部实践其文学理论的长篇小说《浮云》连续刊载，被誉为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此后，当过官报局的翻译、编辑，陆军大学和东京外国语学校教师，还出任过清朝北京警务学堂官员。1888年至1908年，二叶亭四迷翻译介绍了不少俄国文学作品，他的译文忠实于原作，言文一致，颇受好评。1904至1905年前后，二叶亭四迷任大阪《朝日新闻》驻东京特派记者，在报社同仁鼓动下，恢复了文学创作。1908年，作为《朝日新闻》特派记者被派往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后因肺结核加剧，5月10日，回国途中客死于孟加拉湾，葬于新加坡。主要作品有《浮云》《小说总论》《其面影》《平凡》等。一

二叶亭四迷之所以选择这个笔名，据说是因为不懂文学的父亲对他搞文学不满曾这样骂过他，另外也有自嘲的意思，还体现了作家本人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鄙夷。

二叶亭四迷启蒙于汉学，深谙儒家思想。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明治维新的“开化革新”的氛围中度过的。他从小接受汉学教育，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把为人正直、“俯仰无愧于天地”当作座右铭。当时沙皇俄国向亚洲扩张，引起日本朝野的愤慨。他在爱国激情的支配下，曾多次报考陆军士官学校，却未被录取。1881年5月，从东京外国语学校俄文科肄业。这一时期，他阅读了19世纪俄国优秀作家的作品，受到俄国文学的熏陶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洗礼，这对他的人生观与文艺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遂选择了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

二叶亭四迷于1886年（明治十九年）发表评论集《小说总论》，在《中央学术杂志》刊行。《小说总论》补正了作家坪内逍遥《小说神髓》的不周之处，系统阐述了小说应通过现象“反映本质”，从而成为认识真理的工具等现实主义文学主张，批判了仅仅注重形式上的“深刻描写”的所谓写实论和流于肤浅低俗的游戏文学，发出了日本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理论的先声。

二叶亭四迷于1887年发表实践这一文学理论的长篇小说《浮云》，首创言文一致体（白话文）。《浮云》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共由三编组成。因为当时作者还是无名文学青年，所以第一、第二编是以坪内逍遥的名义发表的。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四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如果我们把阿政的功利主义看作是封建时代的旧思想的代表，那么，本田就是一个貌似具有新思想、实为地道的旧思想的卫道士，而阿势正是游弋在这几者之间的一朵浮云。作品通过明治初期的一个小人物文三丢了工作、失去恋人，其小小的愿望被无情粉碎后成为社会上“多余人”的遭遇，反映了明治初期日本知识分子的苦恼，揭露了明治时代官场的黑暗和世态的炎凉，批判了当时社会中单纯模仿西方社会的种种浅薄的所谓“文明开化”的现象。日本文学界高度评价了这部名垂于文学史的现实主义杰作。

中村光夫等人在编写的《近代日本文学史》中评价道：“《浮云》的文体采用日本最早出现的清新的言文一致体，并熟练地运用从俄国小说里学来的现实主义手法，准确地、写实性地描写了近代社会及其人物。”（中村光夫，1947）《浮云》（1887）给其后日本文学的创作和近代文学的发展以极大的影响，从而使二叶亭四迷成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先驱者之一和日本近代文学奠基者。二叶亭四迷还翻译了一些俄国文学作品，并写有日记、回忆录和杂文等。日本评论家认为：“二叶亭四迷是一个不幸的文人，为了找到男子汉的毕生事业，他一直在文学与政治、艺术与实践这个本质问题上苦恼、彷徨。但是，正因为如此，他又是一个毕生肩负日本近代史命运的伟大作家。”（中村光夫，1947）《浮云》讲述了一个正直的青年被录用为政府的下级官吏，本想克己奉公，奉养老母，和意中人结合，保住个人幸福，结果却受到排挤，丢了官职，意中人也被人夺走。小说揭露了明治时代官场的黑暗和世态的炎凉，也触及明治社会单纯模仿西方的种种肤浅的所谓“文明开化”的现象。主人公被政府机构排挤、被情人鄙弃的命运，披露了明治时代官场的腐败和人情的淡薄，揭示出封建传统与西方近代文明的矛盾，塑造了日本文学史上第一个不满现实却无力反抗的“多余人”形象，被誉为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但小说问世时却反响不大。1899年，明治政府颁布《帝国宪法》,1890年成立议会，颁布《教育敕语》。来自下层的民主自由运动，在明治专制政权的镇压下完全失败了。二叶亭四迷认为“文学不是大丈夫的终身事业”，于是他停止了小说的创作。此后，他当过官报局的翻译、编辑，陆军大学和东京外国语学校教师，还当过清朝北京警务学堂官员。20年中，二叶亭四迷翻译介绍了不少俄国文学作品。日俄战争后，他发表长篇小说《其面影》《平凡》，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亦颇有影响。他曾译过屠格涅夫、果戈理、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后刊有《二叶亭四迷全集》9卷。他的译文忠实于原作，言文一致，颇受好评。二叶亭四迷也作为高水平的翻译家名垂文学史，其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幽会》《邂逅》两部作品在明治翻译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1904至1905年前后，二叶亭四迷任大阪《朝日新闻》驻东京特派记者。20世纪初，搁笔达20年之久的二叶亭四迷为高涨的自然主义思潮所感染，在报社同仁鼓动下，重新握笔创作，于1906年发表第二部长篇小说《其面影》。这部小说描写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入赘某家为婿，和妻子感情不和，却与守寡回家的妻妹产生了爱情。这种爱情为家庭和社会所不容，他抛下情人和家庭到中国流浪，最后变成穷途潦倒的酒鬼。小说对封建势力进行揭发控诉，并对社会进行了广泛的批判。1907年二叶亭四迷发表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平凡》，他故意模仿风行一时的自然主义小说，用第一人称叙述一个平凡人的一生。这个人从小受到家庭的溺爱，青年时和一个富家的女儿相爱，经历了人生难忘的初恋。以后写了一两部应时的作品，博得一点小名气，并和公寓的女佣人厮混。最后他决心放弃过去的生活，老老实实娶妻，生子，奉母送终，了此平凡的一生。作品夹叙夹议，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文学状况进行冷嘲热讽。二叶亭四迷的最后一部作品《平凡》已经失去了《浮云》里那种追求积极人生的热情，丧失了那种逼人的气势，明显地流露出了作者的悲观和绝望。《平凡》写成后，他再度搁笔，于1908年赴俄国又彼得堡任《朝日新闻》特派记者，1909年病死于回国途中，葬于新加坡。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巩长金、石坚白等译的《二叶亭四迷小说集》。

二叶亭四迷主要的三部小说《浮云》《其面影》《平凡》都以现实主义手法塑造了对现实不满、遭到社会恶势力的排挤和打击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软弱无力，缺乏斗争勇气，最后对人生感到幻灭，是特定的日本半封建社会下的“多余人”的典型。作品通过对这些“多余人”的描写，对明治社会进行了广泛的批判。另外，二叶亭四迷在开创言文一致、清新流畅的文体上也有一定的功绩。二

二叶亭四迷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浮云》的叙事背景是日本江户后期。明治维新开始，旧臣陆续被革职和闲置，主人公内海文三就是一个闲置大臣的儿子。14岁时，他的父亲郁郁而终，留下了每日饥肠辘辘的孤儿寡母。无奈之下，母亲只得将其送给叔父寄养，此后他在叔父园田孙兵卫家里生活了六七年。内海文三大学毕业后做了一个小官员，后被裁员。作品围绕内海文三的人生坎坷，细腻刻画出主人公由被人认可至被人讨厌最后被边缘化的矛盾形象典型，反映了明治初期日本小知识分子的苦恼，揭露了明治时代的官场黑暗和世态炎凉。即使在今天，《浮云》仍然有学术探讨的意义和价值。小说围绕被边缘化的典型矛盾形象叙事。首先是曾经被人认可的内海文三：大学毕业生，知识分子，有正当工作，在政府单位当个小官吏，条件不错。他出生在静冈县的旧武士家庭，14岁告别了乡下的老母，独自一人来到东京，寄宿在叔父园田孙兵卫家里六七年。文三的叔父经常外出经商，家里只有园田孙兵卫的后妻阿政和两个孩子（一个是美女堂妹阿势，另外一个是在读寄宿学校的堂弟）。看到内海文三当了官员，婶婶觉得文三颇有出息，意将比文三小五岁的女儿阿势许给文三。阿势长得很俊俏，自幼是母亲的掌上明珠，长大后成了一个娇纵任性的姑娘。她受到当时所谓的“文明开化”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接受了明治初期的资本主义新时代的教育，洋气十足，看上去学艺兼优。文三爱上了阿势，但始终没有勇气向她表明自己的爱慕之心，心情很抑郁。阿势准备许身于堂哥内海文三，而她母亲阿政也表态同意。内海文三是位性格比较单纯、正直的青年，没有什么野心。他本想克己奉公，奉养老母，和意中人结合，保住个人幸福，小日子过得去就可以了。如果内海文三的工作和生活照此下去没有发生突变，可能他就如愿以偿了；但是作者安排了一场让人始料不及的突变。这样的突变改变了内海文三的命运，在这之前他被人认可的形象突然分崩离析，彻底坍踏，还引发了一系列让他备感纠结、痛苦、迷茫的变故，他终于认识到社会生存的竞争残酷性和人性的势利、功利与无情。接下来是被人讨厌的内海文三：两年后，当内海文三正在憧憬着与美丽、可爱的堂妹阿势结婚时，一个晴天霹雳打在他身上——在所谓“机关进行行政改革”时，生来不擅溜须拍马、巴结上司的文三被解雇了！也许有人说，再找个工作不就得了？但作家设定的是那个时期找个工作很困难，几乎没有可能性。以前被他人认可的内海文三现在成为一个被人讨厌的内海文三。以前尊敬他的人现在露出一系列微妙的变化：婶婶和堂妹得知内海文三被裁员，她们态度开始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文三被免职的第二天，婶婶口出污言骂了文三，以后经常指桑骂槐。阿势虽然当时为文三辩护了几句，但很快和文三的同僚本田升亲热起来。善于溜须拍马和善于追求女人的同事本田升也日日造访叔父家，和堂妹打情骂俏，夺取她的爱恋。本田升是老于世故、擅于蝇营狗苟的人，行政改革中非但没被免职，反倒官升一级当上了科长。一天，本田邀请阿政一家去团子坂观菊，阿势居然欣然前往，这使文三苦恼万分。这以后，本田与阿政母女来往日益亲密，对文三则竭尽嘲弄。阿势劝文三去求本田为其复职出一臂之力，然而，文三根本不愿与只知对上级献媚求宠的庸俗之辈本田一谈。为此，文三和阿势发生了争吵，他觉得自己在园田家已经无法住下去，便决定对堂妹进行一次忠告，然后坚决离开她家。婶婶阿政准备将内海文三赶出家门，内海文三自己也觉得没必要生活在这里，他先和同事本田升绝交，然后去质问堂妹是不是真心喜欢本田升，堂妹阿势却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内海文三的意识中，他认为堂妹阿势在四者之间像一片浮云一样飘忽不定，是势利之徒，靠着天生的小聪明，实际上却很浅薄，是水性杨花的市井妇人；认为婶婶阿政是极端功利的市井妇人，一个典型的功利主义者、势利小人；而趁火打劫的同事本田升不过是善于溜须拍马、极尽所能献媚讨好领导的哈巴狗而已。内海文三尝到世态炎凉、人情薄如纸的现实，最后不得不颓丧地搬离了叔父家。不久之后，本田升升职了，随后便和阿势结婚了。《浮云》似乎提出这样一个悖论：善于溜须拍马讨好上司的本田升具有“很适应生存发展”的能力，得到了他人的认可升官发财，还得到美女；而“正直、正派”、不会讨好上司的内海文三却被撵出单位，被美女抛弃，甚至被撵出借住的场所。作者二叶亭四迷展示的现实社会是多么荒谬啊，而人性也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里被权利、金钱、利益异化了！

最后是被边缘化的内海文三：内海文三被政府机构排挤、被意中人鄙弃的命运，揭露了明治时代官场的腐败、黑暗和人情淡薄的炎凉世态，揭示出封建传统与西方近代文明的矛盾，触及明治社会单纯模仿西方的种种浮浅的所谓“文明开化”的现象。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四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并塑造了日本文学史上第一个不满现实却无力反抗的“多余人”形象。如果我们把阿政的功利主义看作是封建时代的旧思想的代表，那么，本田就是一个貌似具有新思想、实为地道的旧思想的卫道士，而阿势正是游弋在这几者之间的一朵浮云。被边缘化的内海文三则代表了当时日本小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和不幸，反映了明治初期他们的纠结和苦闷。正如中村光夫所说：“《浮云》文体采用日本最早出现的清新的言文一致体，并熟练地运用从俄国小说里学来的现实主义手法，准确地、写实性地描写了近代社会及其人物。”（中村光夫，1947）《浮云》被誉为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是不为过的。“爱情教科书”作家尾崎红叶

尾崎红叶 [おざきこうよう]（1868—1903），原名德太郎，近代日本小说家、散文家、俳句诗人。1868年1月10日出生于江户（东京），父亲是著名象牙雕刻师。1885年，在大学预科学习时，和山田美妙等人成立“砚友社”，推崇写实主义。他们出版的机关刊物《我乐多文库》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最早的同人杂志。1888至1890年在帝国大学法科、文科学习。辍学后，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889年短篇小说《两个比丘尼的色情忏悔》发表，一举成名；随后陆续发表《沉香枕》《两个妻子》《三个妻子》《邻家女》，成为当时文坛巨匠。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金色夜叉》（1897—1903）在《读卖新闻》上连载，因患胃癌未完成。早期创作受古典作家井原西鹤的影响，其后风格不断变化。尾崎红叶还翻译、改编了欧洲一些文学作品。他喜爱俳句，为俳坛留下情趣隽永的佳句。他对弟子泉镜花、小栗枫叶、柳川春叶、徳田秋声等作家的培养，传为日本文坛佳话。主要作品有《金色夜叉》《两个比丘尼的色情忏悔》《沉香枕》《两个妻子》《三个妻子》《邻家女》《多情多恨》等。一

1885年，在大学预科学习时，尾崎红叶和山田美妙等人成立“砚友社”，推崇写实主义。他们出版的机关刊物《我乐多文库》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最早的同人杂志。砚友社作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就是尾崎红叶。尾崎红叶的成名作为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刊于《新著百种》创刊号上的《两个比丘尼的色情忏悔》，这部作品当时一度引起日本社会轰动。随后，尾崎红叶又发表一系列获得好评的作品，这些作品也受到坪内逍遥的称赞。在尾崎红叶的努力下，砚友社作家队伍空前壮大。成为红叶弟子或可纳入“砚友社”文学系统的竟有百名作家之多，全盛时期达到近两百名。其中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泉镜花、德田秋声、永井荷风、田山花袋等等。“砚友社”初期，由于采取游戏文学的态度，创作上受“戏作文学”的影响，因而并无值得一读的作品；全盛期前后，却留下一批传世之作。但说到底，“砚友社”推出的是改良文学，不能称作代表新时代的新文学。例如尾崎红叶追求的是风俗化写实，过分注重小说的情节与趣味性。他的作品大都富于浪漫色彩，喜好悲剧性主题。如果说他的小说曾受西欧文学的感化，那么，他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和洋（日本、西方）折衷”的文体风格。

尾崎红叶的早期创作受古典作家井原西鹤的影响，其后风格不断变化。创作了中篇小说《沉香枕》（1890）、《三个妻子》（1892），长篇小说《多情多恨》（1896）。尾崎红叶还翻译、改编了欧洲一些文学作品。他喜爱俳句，为俳坛留下一些情趣隽永的佳句。另外，他对泉镜花等作家的培养，也传为日本文坛佳话。

尾崎红叶小说创作采用白话文体和现实主义方法，华丽文辞和情意恳切的口语对白，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他的作品内容和情调具有自然主义倾向，他的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兼有长于心理描写的叙述风格，对后世的谷崎润一郎等大文豪也有过深刻的影响。长篇小说《金色夜叉》（1897—1903）是明治时代小说中读者最多的作品之一，被改编成戏剧、电影。虽然不能被称作新时代的代表，但尾崎红叶却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创作上的才能，因而被誉为一代文豪。他的最大功绩是使明治初期半封建社会中的广大读者开始认识到文学的价值与功用。“砚友社”文学是明治初期极为重要的文坛现象。二

尾崎红叶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金色夜叉》以恋爱和金钱问题为中心，广泛地描绘了上层和下层社会的人物形象及其生活，是明治时代小说中读者最多的作品之一，被改编成戏剧、电影后，一举成为明治时代人气暴涨的“国民小说”。不幸的是，在连载的最后一年，作者尾崎红叶得了胃癌，36岁便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让《金色夜叉》成为一部未竟之作。而未完成的部分后由弟子小栗枫叶根据其《金色夜叉腹稿备忘录》的构想续写完稿。所谓“金色夜叉”就是指“金钱的恶鬼”。小说的叙事核心是这样的：原本一对郎才女貌、相互敬重、已订婚的年轻日本男女，在突然遇到豪门闯入者时，发生爱情突变。未婚妻嫁给有留洋背景、有别墅、有国际贸易公司、有仆人和丫鬟的大富豪成为贵妇人，流连于上流社会，与有头有脸的人物交往，吃、穿、用、玩都是普通人不可享受的昂贵、奢华；而未婚夫痛苦流泪，悲痛欲绝，甚至想杀死未婚妻，劝说未婚妻无用后只得离开，退学去当放高利贷的讨债人……《金色夜叉》首先描写了美女、富豪、穷人三者的博弈，其主要人物有美女鴫泽宫、富豪富山唯继、穷人间贯一。故事的发端为名叫间贯一的大学预科生被“看到银行家的儿子手指上的钻戒，顿时被金钱所俘获”的未婚妻抛弃后，悲愤至极。他决定废弃学业，当上了放高利贷者，让自己摇身变成“金钱的夜叉”，来实现对未婚妻和社会的报复。这里需要补充一个背景：作家在《金色夜叉》中，用特别的文体和非常细腻的笔墨描写了美女鴫泽宫知道自己异常的美丽，而美丽就是嫁入豪门的通行证。当富豪富山唯继通过媒人向鴫泽宫发出婚约请求时，面对能够改变命运和家境这一机遇，美女鴫泽宫早就潜伏在内心中的婚姻天平发生了倾斜。与其说是美女鴫泽宫嫌贫爱福，还不如说是他们一家对这种机遇的期待。也许，有人说，现实中有的美女就嫁给了没有别墅、没有国际贸易公司等条件的普通人家，这也许是真的；但现实中，美女嫁有别墅、有国际贸易公司的人也不少。而富豪富山唯继的择偶标准就是美女。穷人间贯一即使和美女鴫泽宫曾经青梅竹马、互敬互爱，但在闯入者富豪富山唯继的强势面前显得不堪一击，曾经的山盟海誓也变成海市蜃楼一场空！尾崎红叶的观察叙事能力很强，剖析人物的精神、行为异常透彻。如当寄食在美女鴫泽宫家的孤儿间贯一痛不欲生、眼泪汪汪地哀求美女鴫泽宫不要嫌贫爱福去攀高枝嫁给富豪富山唯继时，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徒劳的；而鴫泽宫一家则淡淡地表示：好说好散。美女鴫泽宫的父亲还对间贯一也变成给出了“送他到欧洲留学”的空头许诺。

其次小说描写了美女、富豪、穷人三者的得失：《金色夜叉》人物中的美女鴫泽宫、富豪富山唯继、穷人间贯一在以婚姻作为事件冲击波的变异作用下，各有得失。美女鴫泽宫以青春、美丽嫁入富豪富山唯继大宅，身份是“富贵女人”，在享受物质极度丰富，表面上轻松、悠闲，不做事情，不为吃、穿、用、玩操心，貌似让人羡慕的生活的同时，在精神上，或者说其内心深处的空虚、自责、矛盾、纠结也必然会涌现。因为正如米兰·昆德拉描写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那样的心境：狠心抛弃真正爱她，甚至可以为她真正献出一切的间贯一，逼得他为了弄到钱成为“金色夜叉”，去当高利贷的讨债帮凶而挨打住院。间贯一被扭曲了人性，丧失人格。当高利贷的老板鳄渊夫妇被人放火给烧死时，善良、正直的学者老板儿子不要他父亲留下的钱，让间贯一继承，“拿去做正当生意”，但利欲熏心的间贯一却变本加厉地拿来放水（放高利贷），用害了不少人、逼得他们无路可走的钱盖起了体面的私房，用黑恶行为实现了所谓的“富贵”。而戏剧性的是原来甩了他的未婚妻美女鴫泽宫竟然不顾“富贵女人”的身份来找他，甚至与他现在的情妇争风吃醋，“扭打在一起”。鴫泽宫还给间贯一写了几封信，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原谅……鴫泽宫成为一个为嫁入豪门而痛悔的美丽贵妇人。另外，间贯一的预言其后得到证实——富豪富山唯继竟然背地里去为一个与其保持不正当关系的艺伎赎身。而穷人间贯一的得失是什么呢？他曾经不得不失去心爱的未婚妻美女鴫泽宫，愤怒之中狠狠地踢了她几脚就毅然离开。一别四年，在这四年他一心是只想弄到钱，他认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他被钱扭曲心态，变得六亲不认。即使是曾经的好同学、好朋友，为放高利贷和讨高利贷，间贯一也逼得他们无路可走！他本人为此也付出过昂贵的代价：一位曾经的同学看不下去间贯一向另一位同学讨债，逼得后者无路可走，就狠狠地教训了间贯一，把他打伤住院。但间贯一的经历与当时社会的荒谬也不无关系。因为“放高利贷者竟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向法院起诉因借高利贷被他们逼得无路可走的人还贷”。把人逼死、逼疯！间贯一的死于非命的老板夫妇就是因为讨债逼死了人而被死者的母亲“疯婆子”纵火报了仇！

第三，《金色夜叉》留下的未解课题：尾崎借此缠绵欲绝的恋情和雅俗共赏的绚丽文体，剖析明治时代的众生相，是一部气象恢宏的浪漫巨作，其影响力历久不衰。这部作品反映了明治社会在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的金权主义。作家在小说中对金权社会的揭露是淋漓尽致的，吸引了许多读者，在日本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小说的男女主人公至今依然是金钱与爱情方面的典型人物。作品生动描述出金钱和爱情在避无可避地交汇时会产生怎样凄惨的交集。读者日日切盼报纸早到只为读到此文连载，“小说中贯一和阿宫这对恋人诀别的地方热海温泉已经成了日本蜚声海外的旅游胜境，该处甚至还建有小说男女主人公的塑像。当年，有位痴情女子更是在临终前立下遗嘱，希望《金色夜叉》续编成书之后，能供一册在她的灵前”……此书虽一续再续三续，然而终于未能在尾崎因胃病弃世前终章，让人想起红楼绝唱。一直以来，笔者把爱情故事视为美丽的乌托邦，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这种现实生活中的奢侈品通过影像书刊变得铺天盖地般泛滥。如果让笔者挑选最感人肺腑的外国爱情小说，那么有两部，一是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另一本则是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从书名来看，马尔克斯是把爱情放置在瘟疫横行的大背景之下，描述了一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旷日持久的爱情，被西方媒体誉为“我们时代的爱情大全”和“爱情教科书”。而《金色夜叉》表面上是把主人公间贯一比喻成金钱的魔鬼，可是每一位读者都不禁为误入迷途的少女阿宫嘘唏不已。考验主人公爱情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令人绝望的等待和漫漫无期的内心煎熬。这本以华丽文辞和情意恳切的口语对白著称的爱情小说还未及写完，作家尾崎红叶就因为胃病而撒手尘寰。

作为19世纪末日本青年文学社团“砚友社”的领衔人物，尾崎红叶的门下还聚集着泉镜花、德田秋声等四位大弟子，他的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兼有长于心理描写的叙述风格，对后世的谷崎润一郎等大文豪也有过深刻的影响。虽然在遗著《金色夜叉》创作之前，尾崎红叶还发表过《两个比丘尼的色情忏悔》《沉香枕》《多情多恨》等多篇小说，但是，真正使他获得文学史上不朽地位的杰作，无疑是这本曾经在《读卖新闻》上连载数年并引起轰动的《金色夜叉》。正如《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依据马尔克斯父母的婚恋故事和一对美国老人私下幽会的新闻报道糅合改编而成的，《金色夜叉》也有两个重要的创作来源：一是某部美国小说的启发；另一件搅动尾崎红叶内心波澜的事件则是他好朋友的失恋。小说的第三章即交代了男女主人公的身份地位。阿宫的父亲鸭泽隆三为了报恩，收养了孑然一身的间贯一，并把女儿也许配给了贯一。后来，唯利是图的阿宫父母又决定悔婚，让虚荣心很重的女儿嫁给银行家的儿子富山。贯一不愿相信阿宫会因为金钱地位而背叛自己，于是一直追到了热海的岸边。这一天晚上，月色朦胧，贯一哭着对阿宫说：“来年的今日此时，我一定用我的眼泪蒙住这个月亮给你看。”从此，他们再也没能好好地相聚。做了富山家贵妇人的阿宫只是透过望远镜，偶然看到过贯一，“四年来漫长的岁月，那是比落花流水更加虚幻的梦境”。阿宫请求恋人宽恕的一封封素笺都被贯一给烧毁了。贯一竟变成了“金钱的魔鬼”——放高利贷者，这一点倒是跟《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那位曾因失恋而自暴自弃的男主人公如出一辙，肉身的堕落并不能使他们的灵魂获得些许解脱。到最后，贯一和阿宫终于明白：“最诚笃的爱情是不会被金钱所惑，是任何东西所不能换取的。”在这一点上，贯一要比美国小说中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更幸运，他毕竟还是得到了阿宫的芳心。阅读《金色夜叉》，你很难不被作品中浓烈的感情氛围所打动。披头士有过一首流行歌曲《金钱不能收买我的爱》，笔者觉得非常适合尾崎红叶的这本挚情小说。爱情在贯一和阿宫樱花般凋零的心扉中虽然只是一座“美丽的海市蜃楼”，但是既然在千百人中选中了某一人，既然深爱着这个人，“那就不能没有为他而死的决心”。最后，笔者想将小说中另一对恋人狭山和爱子所发出的铿锵明誓，送给普天下的有情人：一旦相爱，那就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虽然从文学内容、形式上讲，尾崎红叶不能称作新时代的代表，但他却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创作上的才能，因而被誉为一代文豪。1903年，尾崎红叶逝世。随之“砚友社”彻底解体。“砚友社”文学的最大功绩是使明治初期半封建社会中的广大读者开始认识到文学的价值与功用。“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 [なつめそうせき]（1867-1916），原名夏目金之助，日本现代作家。1867年2月9日生于江户的牛迂马场下横町（今东京都新宿区喜久井町）一个小吏家庭，是家中末子。1874年，7岁，入浅草寿町的户田学校。1888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中学。自幼喜欢汉学，14岁开始学习中国古籍，少年时曾立志以汉文出世。22岁那年，便以汉文来评论正冈子规的《七草集》诗文集，并以汉诗体作游记《木屑集》。同年，首次使用笔名“漱石”，从此明确了“以文立身”的人生宗旨。同时他认识到学习英语成必然的趋势，唯有精通英语才能跟上时代潮流，跻身为社会精英分子。1890年，23岁的夏目漱石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文科就读。1893年大学毕业，在校长的推荐下顺利进入东京高等师范任教，同时积极参与正冈子规的俳句革新运动。两年后他辞职到爱媛县松山中学任教，次年转入熊本第五高等学校。此后便一直担任教职到33岁。1900年，夏目漱石奉教育部之命前往英国留学两年。1903年返回日本，任第一高等学校英语教授和东京大学英国文学讲师，此后十年是他创作的高峰期。他对东西方的文化均有很高造诣，既是英文学者，又精擅俳句、汉诗和书法。写小说时他擅长运用对句、迭句、幽默的语言和新颖的形式。他对个人心理的细微精确的描写开了后世私小说的风气之先河。他的门下出了不少文人，芥川龙之介也曾受他提携。夏目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国民大作家”。1916年因胃溃疡去世。夏目漱石死后将自己的脑和胃捐赠给东京帝大医学部，其大脑至今仍保存在东京大学。1984年，他的头像被印在日元1000元的纸币上。主要作品有《哥儿》《我是猫》《虞美人草》《三四郎》《其后》《门》《三四郎》《之后》《道草》《过了春分时节》《行人》《心》等。一“20世纪前半叶三巨匠”（叶渭渠，唐月梅，2010:147）之一的夏目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国民大作家”。这个时代是日本文学界的“反自然主义的三派鼎立时代”（叶渭渠，唐月梅，2010:77），其代表为“以夏目漱石代表的余裕派，以森鸥外代表的浪漫派，以及以永井荷风为代表的新浪漫主义”（叶渭渠，唐月梅，2010:79）。夏目漱石是教师型作家，但他于1907年辞掉教职，从事专业创作，为《朝日新闻》写连载小说。探讨爱情与遗产问题的长篇小说《虞美人草》开始连载，接着又陆续发表了《三四郎》《其后》《门》三部曲。《门》付梓不久，赶上“大逆事件”冲击文化界，他的创作由批判客观现实转向披露主观世界。代表性作品有《过了春分时节》《行人》《心》三部曲。他一生中最后的作品是自传体小说《道草》和未完成的《明暗》。他在1911年曾拒绝接受政府授予的博士称号。《我是猫》确立了夏目漱石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书中嘲笑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关系，指出在这个社会里一个人为别人而蹙眉、流涕、长叹，决非自然的态度，而是虚伪的表演：“说一句公平话，也是煞费苦心的艺术。虚伪做作得最巧妙的人，被看作是最富于艺术的良心的人，是最受社会尊敬的人。因此，最受社会尊敬的人，事实上也就是最靠不住的人。”小说以洋溢于字里行间的笑声引导人们驱散郁积在心头的愁云，振奋精神，从对现实的反思中燃起爱与恨的火焰。该作品是1940年年底主编《子规》杂志的虚子让漱石写的，小说的语言机智、幽默、讽刺、滑稽，构思奇巧，描写夸张，结构灵活，人物个性鲜明突出，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夏目漱石的文学硕果如下：浪漫主义、远离现实、超越社会的纯粹美的作品，如《旅宿》；反映现代文明和现代城乡冲突的作品，如《三四郎》等；反映知识分子爱情悲剧、多疑、厌世心理的作品如《门》《过了春分时节》《行人》《心》。他以十几部长篇小说和大批短篇小说竖起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丰碑，给后来的作家以深刻的启迪。

夏目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本名夏目金之助，东京人，生于1867年（庆历三年）2月9日。夏目家在江户地方有庞大势力，金之助为家中幺子（排行第八）。由于在他出生前家境已逐渐没落，双亲并不希望这位幺儿降生，所以出生后一度被寄养在别人家，两岁时被过继为严原家的养子。此后因养父母情感不睦以及养父的工作影响而经常迁居，10岁时他总算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然而这样的幸福日子极其短暂，父兄与他一向不睦，并对他浓厚的文学志向不以为然；其母在他15岁时便因病去世，金之助19岁时便已离家开始其外宿生涯。相信这些遭遇对于金之助的心境及日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从几部带着浓厚自传色彩的小说，如《哥儿》《三四郎》《之后》《道草》等都可见其端倪。这些小说故事里的主人翁多半有着良好的家世，却不受父兄重视，因此他们往往是孤独的，很早就意识到要自力更生，但内心里则无不渴求亲情的温暖。有人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作家因自身的遭遇或基于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意识到真实世界的不完满，呕心沥血发而为文，才有感人的作品问世。回顾夏目漱石的生平，便知此言不虚。1889年，他首次使用笔名“漱石”。这个颇具汉学意涵的名字据说取自于中国的《晋书·孙楚传》：相传孙楚年轻时想体验隐居生活，便对朋友王济说要去“漱石枕流”。王济对曰：“流不能枕，石不能漱。”孙楚于是辩称：“枕流是为了洗涤耳朵；漱石是为了砥砺齿牙。”这个故事显现了孙楚不服输的精神。金之助以“漱石”为笔名正符合他坚强的意志。但也有另一说法为金之助和孙楚均被视为怪人，故以“漱石”的典故以自喻。从此，他明确了“以文立身”的人生宗旨。同时他认识到学习英语成必然的趋势，唯有精通英语才能跟上时代潮流，跻身为社会精英分子。1890年，23岁的夏目漱石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文科就读，成绩斐然，并不时发表学术论文，因此1893年大学一毕业，他就在校长的推荐下顺利进入东京高等师范任教，同时积极参与正冈子规的俳句革新运动。两年后他辞职到爱媛县松山中学任教，次年转入熊本第五高等学校。此后便一直担任教职到33岁。1900年，夏目漱石奉教育部之命前往英国留学两年。夏目漱石不以在英文学习方面的优异表现自满，相较于明治维新之后时人竞以西学为尚的举动，夏目漱石却以他原有的汉学及日文基础，积极创作，发表了不少诗歌、俳句。苦读的生涯自然也影响了他的身心健康。27岁他罹患肺结核，为了养病，赴镰仓圆觉寺参禅。参禅的生活丰富了日后创作的题材，但他的病情并未完全好转，再加上神经衰弱，厌世的心情由是萌发。回到东京后没多久，他与中根镜子结婚并于同年升任教授。留学时期，夏目漱石认识到所谓的英国文学和他以前所认识的英文有着极大差异，精通英文并不足以增强国力，这使夏目漱石赖以生存的理想几乎幻灭；再加上留学经费不足，妻子又因怀孕而极少来信，他的神经衰弱因此加剧，一直到回国后他始终为神经衰弱所苦，但这也刺激他更专注于写作。1903年夏目漱石返回日本，任第一高等学校英语教授和东京大学英国文学讲师，并常给《杜鹃》杂志撰写俳句、杂文类稿子。1905年，38岁的夏目漱石在《杜鹃》杂志发表短篇小说《我是猫》，备受好评，应读者要求一再连载。深受鼓舞的夏目漱石有了创作的力量，此后十年是他创作的高峰期。

在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序文》里有这样一段：“在这里我决定，将从根本上解释 ‘何谓文学’的问题。同时我下决心，利用今后一年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个问题，从而把它当作该研究的第一阶段。我已经把一切的文学书籍都收拾在行李底层，把自己关在一家租房里。我之所以要通过阅读文学书籍来知道何谓文学，是因为我相信以血洗血的手段乃为有效。我发誓，一定要追究文学到底产生于怎样的心理需要因而在这个世界里生成、发达和颓废的。也发誓一定要追究，文学到底产生于怎样的社会需要因而存在、兴隆和衰亡的。”而短篇小说《挂幅》可以说是夏目漱石对以上理论进行实践而得出的成果。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位老人为了给自己死去的妻子修筑一个墓碑而出卖自己的一张祖传下来的珍贵名画，但却没有人愿意欣赏，最后只得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把画转让出去。但在另外一个方面，老人对此画却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时刻担心自己的珍贵古画是否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小说中的这种情怀，很显然也是作者的写作目的，即探究人性的最为温婉的成分。从老人的举动上，可以看出他对艺术的痴迷：每月从壁橱里拿出两三次，拂去桐盒上的灰尘，恭恭敬敬地取出里面的东西，挂在三尺的墙壁上，凝望着。而同时，老人的形象也在这份珍惜中呼之欲出，让我们看到一位老人内心的矛盾：一方面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另一方面也爱着自己的祖上传宝。但是两种爱却无一例外地传达出了老者的心——充满了的爱心。不管是对妻子还是对艺术，老人的心中都充满爱。这篇小说在语言的表达运用上可称拙朴，没有丝毫的夸饰，就好像一幅恬淡的中国山水画，在缓缓的叙事中表达了作者深邃的思想。

长篇小说《我是猫》确立了夏目漱石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小说采用幽默、讽刺、滑稽的语言，借助一只猫的视觉、听觉、感觉，以主人公中学教员珍野苦沙弥的日常起居为主线，穿插了邻居资本家金田企图嫁女不成、阴谋报复苦沙弥的矛盾冲突，嘲笑了明治时代知识分子空虚的精神生活，讥讽他们自命清高却无所事事、不满现实却无力反抗、平庸无聊却贬斥世俗的矛盾性格，鞭挞了金田等资产阶级人物及其帮凶的势利、粗鄙、凶残的本性。小说构思奇巧，描写夸张，结构灵活，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而小说《哥儿》的素材则取自作家离京去外地任教的坎坷经历，叙述了一个憨厚、单纯，富于正义感的青年哥儿在一所乡村中学四处碰壁、饱受委屈的遭遇。小说语言机智幽默，描写手法夸张滑稽，人物个性鲜明突出。《旅宿》是作者采用浪漫主义手法写作的一次尝试。小说讲述了一个青年画家到大自然中寻找远离现实、超越社会的纯粹美的世界的故事。《三四郎》写一位乡下青年小川三四郎来到东京，受到现代文明和现代女性的冲击，不知所措的窘态。《其后》继续了《三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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