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管宗昌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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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文学新解试读：
本书获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绪论 |杂家研究与《淮南子》研究其实，近年来关于《淮南子》研究的总结述评已不少见。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专门的《淮南子》研究述评或总结类文章有10余篇。除此之外，还有各类专著、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选择《淮南子》为研究对象，开篇均对《淮南子》研究进行总结述评。其中集中梳理了大量《淮南子》研究成果，有的还对研究特征有所剖析，本书作为“新解”，有鉴于此，也拟尽量回避重复性研究。从研究述评起，尽力厘清源流、新建思路：从《淮南子》此书的文本本身，以及其基本属性（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为“杂家”作品，而且后代诸目录均沿承此种分类，未有改变）入手。探讨本书何以始终被称为杂家？当以何种思路进行新的研究与解读？下面便从杂家研究的述评开始，对此类问题一一阐述：一、杂家研究述评《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单部杂家作品的研究是杂家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杂家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仍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和特点。现就除具体作品研究之外的杂家研究做一梳理：
历代的杂家研究主要涉及两大领域：历代目录著录和对于杂家的议论探究之作。
目录著录构成了杂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式，各代目录以不同的定位和著录方式阐释着对于“杂家”的认识和编排。自《汉书》将“杂家”纳入目录，后代目录基本沿承这种做法，将杂家作为著录中的一个重要类别。但是，在后代目录中，杂家的内涵悄然发生着变化。
作为诸子一家的“杂家”最初出现于《汉书·艺文志》，应该说杂家研究也正始自班固。他对杂家的界定为：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1]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显然，班固是将杂家作为诸子一家列出的。其中追溯了杂家学派源流，描述了学术特点、学术专长，以及末流状况。班固共列作品20种，认为其有兼采众家的特点，但是其显然也有学术归旨，也即所谓“归心”。杂家的优长在于“知国体”“见王治”。应该说，《汉书·艺文志》所列的“杂家”既有目录学的意义，同时也是诸子学意义上的家派。
随后的《隋书·经籍志》显然颇受《汉书》的影响，在子部中列出包括杂家在内的九家，其对杂家这样界定：
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2]羡，而无所指归。
其中除对学派溯源与《汉书》有异之外，其他基本一致。它也将杂家描述为兼采众家，也显然认为杂家有学派指归——“见王者之化”。尽管如此，《汉书》以来的杂家概念，仍然从《隋书》就开始发生悄然变化，一些不该归入此类的书也被归入此类，“杂”悄然向着“杂录”的方向发展。在之后的目录变迁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至《四库全书总目》已经对子部杂家类这样描述：
衰周之季，百氏争鸣；立说著书，各为流品，《汉志》所列备矣。或其学不传，后无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肯居。故绝续不同，不能一概著录。后人株守旧文，于是墨家仅《墨子》《晏子》二书；名家仅《公孙龙子》《尹文子》《人物志》三书。纵横家仅《鬼谷子》一书，亦别立标题，自为支派。此拘泥门目之过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于寥寥不能成类者并入杂家。杂之义广，无所不包。班固所谓合[3]儒、墨，兼名、法也。变而得宜，于例为善。《总目》已然将“杂家”看作“杂之义广，无所不包”的目录学概念，变成了“杂家类”，而其家派特征基本丧失。
关于这一演变过程，已有学者做出专门考证，以程有庆《“杂家”与“杂家类”浅说》为代表。其中论点可做参考：
但是，“杂家”与“杂家类”，或者说“杂家”类与“杂学”类的混淆，并非像《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发端于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其实早在唐魏徵等编撰的《隋书·经籍志》就已经把魏晋以后作者撰写的书籍列入到杂家之中，其中有些书，也实在难说它们就能够属于杂家类，比如《高僧传》《感应传》等。而最早把“杂家”改变成“杂家类”的，应该说是宋代尤袤的《遂初堂书目》。我们参考上列图表可以清楚地看出，尤袤首先把墨家、名家、纵横家等存书数量很少的流派全都并入了“杂家类”，从而使“杂家”的阵容扩大，但[4]面目却变得含混不清了。
历代目录将“杂家”演变成“杂家类”的行为对杂家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目录学意义上的“杂家类”概念被移植到诸子学的“杂家”之上。许多目录将一些杂凑的丛书列入杂家类，这些丛书的杂凑特点影响了对于诸子之杂家的判断，杂家到底是杂凑还是诸子一家，也成为杂家研究争论的热点。而从《汉书·艺文志》看，无所归旨的杂凑正是班固所批判的“荡者”所为。可以说，《汉书·艺文志》在著录和定义“杂家”之后，后代目录将其所批判的末流著录吸纳进来，进而也影响到学者对于其所著录的“杂家”的理解。
显然，明确目录学史上“杂家”概念的演进后，在进行杂家研究时，如何定位就会更加明确。
除历代目录之外，历代学者关于杂家的议论解读是梳理杂家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
纵观研究史，关于杂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何为“杂家”的问题上。对此，学术史上形成过针锋相对的两极观点：或认为杂家为有着明确学术归旨的诸子一派，或认为杂家就是杂凑之作。具体说来，认为杂家为杂凑者，主张杂家实为学无宗主；认为杂家为诸子一派的，[5]其研究又包含如下三个主要内容：杂家的内涵特征是什么，杂家包[6][7]含哪些代表人物和著作，杂家和其他思想及家派的关系研究。究其根本，可以说杂家的内涵与外延是这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近年的杂家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杂家视为诸子一家，而不是杂凑丛书。而对于其内涵与外延的研究也出现了重要进展。如，对其内涵的认识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认为杂家以某种理念和理论体系为统摄，构建理论体系。如潘俊杰：《论先秦杂家的存在问题》认为：“先秦杂家是通过阴阳五行和天、地、人一体的观念和思维模式来建立起庞大理论体系的”[8]。类似的观点还可见于对《吕氏春秋》等著作的研究，如认为《吕氏春秋》以某家思想为主融合各家（详见上文关于《吕氏春秋》研究综述）。
第二，认为杂家确实学无宗主，但是有统一的编撰指导思想：王治。这一观点在当今学界较为常见，这主要从《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的描述出发，结合杂家著作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得出。
第三，认为杂家确是综合各家，但综合各家有着丰富的表现形态。这种观点以刘宝才为代表，他讲到：
有同一学派内部不同分支思想的综合，有企图兼取百家构筑新思想体系的综合，有主于一家吸取他家思想成分的综合，有某专门领域[9]学术思想的综合。
可以说，近年关于杂家的研究，虽然对于杂家是否为杂凑的争论仍然存在，但是学术趋势趋向于承认杂家的家派特征。而对于作为诸子一家的杂家内涵特征的研究也日渐深入，逐渐切向杂家的本质属性，特别是以刘宝才等人为代表的观点启发颇大。
杂家体制庞大、思想广博，单纯以某一理念或观点贯穿整部著作实属不易，而《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的具体情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成书往往以多个体系、多重理念、多种方式相互叠加、参补使用，将其视为由某一单纯而突出的理念或体系贯彻成书，无疑有简单化之嫌。以《吕氏春秋》为例，其三个单元“纪”“览”“论”其实都有不同的结构理念，各自有着相对独立的体系。“纪”所体现的四时决定人事、天人合一的理念特别明显。“览”“论”从《有始览》开始言天地，继之以《孝行览》言人事，则是“天地人一体观”体现得较为明确。全书总体看来，很难找到一个突出而贯彻的理念和思想。
依照对前人研究的总结，以及对杂家诸多方面的考察，本文认为杂家至少应有如下几方面的本质属性或内涵：
第一，“王治”当是杂家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学术目的。
这从《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最初对于杂家的界定中可以明显看到，“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为国事和政治服务是杂家的重要学术目的。但需特别申明的是，为“王治”服务是十分宽泛的提法，并不意味着杂家限定在治国之术、治国方略、权术等方面。有时，这一提法可以宽泛到涵盖一切，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至人文，都可看作为王治服务。《吕氏春秋》作为《汉书·艺文志》以来最为典型的杂家著作之一，其实际情况十分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点。其中包含关于天文的（如《有始览》、十二纪首篇）、关于地理的（如《有始览》等）、关于兵事的（如《荡兵》等）、关于农事的（如《上农》等）……可以说无所不包、无所不有。本书下面将要讨论的《淮南子》也有这样的特征。
可见，“王治”虽是《艺文志》等最早目录学作品所指出的重要学术目的，但是对于杂家作品而言，这一内涵表述确嫌过于宽泛，并不能近距离直接统摄和决定作品的内容与编排，对于研究这些作品的结构、内容、编排等直接和具体的指导意义有限。这一点必须清楚。
第二，兼采诸家是杂家的重要特征，但是就具体编撰方式和编撰理念看，杂家显示得丰富多样、具体生动。
杂家体制庞大，以某一种理念贯穿始终显然不能做到内容丰富庞博。就典型作品《吕氏春秋》《淮南子》看，其实《汉书》《隋书》等所说的“兼”和“合”，不见得一定有唯一主导的思想来融合各家。更切合实际的情况是：以宽泛的王治为目的，为各家思想的掺入提供十分自由的空间。就具体方式而言，则是丰富多样：可以是相互并行不悖（各派思想中容易与其他家派产生冲突的内容被消融，只留有家派中不易冲突、最为稳固的内容），可以是兼容并包（各种思想间的家派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甚至还有一定程度抵牾冲突，这在《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中均可见到），也可以是糅合重生（各家派思想被重新糅合以新面貌出现）等。关于这些，后文将有具体论述，兹不赘述。
第三，结构上具有较为明确的编排和体系观念。
这是杂家作为一个家派而不是杂凑之作，很重要的特征体现，较为鲜明地体现出作者构成体系、创为一家的有意和自觉。《吕氏春秋》十二纪中贯穿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理念、览论中贯穿的天地人理念、《淮南子·要略》中对于全书结构的大段文章学阐述和勾连等等，都说明这一点：编撰者在结构上有着较为明显的自觉。
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杂家著作的结构观念往往不能绝对彻底地得以贯彻，其贯彻程度有限。具体说来，往往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多重结构理念的叠加，如《吕氏春秋》纪与览论的结构理念不同，览以天地人理念贯穿，但是同时又有君事在前、臣事在后理念（详见拙作《〈吕氏春秋〉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月）等。《淮南子》总体上遵循着形上在前（《原道训》《俶真训》等）、形下在后的结构，但同时篇章间又形成聚落式存在，它们之间又遵循君道在前、臣道在后，或理论在前、实践在后等理念。总体上看来是多重理念叠加的状态，关于这一点后文将有详述，此略。二是往往会出现溢出于结构体系的内容。虽然某理念贯穿某部分，但往往会有溢出于这一理念的内容，如《吕氏春秋》十二纪《春纪》以“生”为主题，但是不见得所有篇目均以同样力度关涉这一主题，有的很近、有的较远、有的甚至基本无关涉，如《贵生》《本生》等篇目直接关涉这一主题，但是《论人》《圜道》等篇目与这一主题的关涉并不十分直接，初看有溢出之嫌。其关联或还需更为深层或其他角度的挖掘。《淮南子》总体看形上在前、形下在后，但是后部分的多个篇目仍有较多关于形上的阐述和议论，也属于对结构体系的溢出。
第四，应适当考虑杂家的时间内涵。亦即杂家的出现当有时间限定，它是在特定时间内产生的。兼采众家是杂家重要的学术特征，然而这种融合各家的思想趋势有着较为明确的时代性。具体说来，战国中后期，特别是后期才是这种融合趋势的典型时期。如李泽厚说：
自战国后期起，它们在长久相互抵制、颉颃和论辩中，出现了相互吸收、融合的新趋势，从《荀子》到《吕氏春秋》，再到《淮南鸿烈》和《春秋繁露》，这种情况非常明显。旁及《文子》《鹖冠子》、陆贾、贾谊以及地下发现的《经法》等等，无不在各种不同的程度或[10]不同角度上表现出这一综合趋向。
在这种背景下，杂家应运而生，因而杂家内涵特征中应该有关于时间的考量。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二十种著作看，它们都不会早于这一时期。所以，作为诸子一家的杂家应当有“产生于战国中后期或此之后”这一时间内涵。
当前杂家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便是：定位意识不清晰，很多研究存在定位混乱问题。杂家研究有自己的特殊性，包含若干方面需要厘清的问题，否则就无法定位自己的杂家研究是什么意义上的，或是什么角度的杂家研究。在混乱和不自觉的定位中进行杂家研究，势必会造成各说各话、研究平台不一、讨论无法对接等问题。
杂家研究的定位，首要问题就是杂家的名与实，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杂家”一词最早见于《史记·韩长孺列传》，云：“（御史大夫韩安国）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司马贞《索隐》[11]说：“安国学《韩子》及杂家说于驺县田生之所。”显然，这里的“杂家说”泛指杂取各家的学说，还没有获得学术上的名分，也不是诸子学意义上的杂家学派。应该说，诸子学意义上的“杂家”之名是得自《汉书·艺文志》，其中对诸子作品共列十家，“杂家”位次第八，包含作品二十种。
这里的“杂家”显然是学术史上杂家研究的起点，因为得名于此。至于其“实”如何，则表现出不同研究者的不同定位，此处就既有研究总结出如下几种情况：
一、立足于《汉书·艺文志》，以《汉志》所设定之内涵与外延进行杂家研究。这种研究限于秦汉杂家，一般不会对杂家的内涵与外延[12]进行改动，《汉志》所列作品是其研究的主要对象。
二、对杂家的内涵进行综合分析和界定，随之对杂家的外延和具[13]体作品进行新的划分和取舍。可以说，这种研究视野中的杂家已不是《汉志》意义上的杂家了，其对《汉志》的分类也进行了改装。
三、将目录学上的“杂家类”等同于诸子学上的杂家研究。这种研究会将一些学无宗主的丛书也纳入研究视野。
杂家研究应该立足在哪里，确无正误优劣之分，每种对于杂家之“实”的定位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明确研究目的十分重要，在相应的研究目的下，以何种定位进行杂家研究则存在优劣之别。比如，目的是研究诸子意义上的杂家，如果将定位混杂于第三种情况，显然欠妥；若目的是对杂家内涵进行总结和分析，尽力找到后人所认同的杂家的普遍特征，则可以定位于第二种情况进行探索和尝试；而目的如果是尽力还原最初的“杂家”，从其名到其实，在承认《汉志》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则是必要的。
杂家之实始自先秦，其名始自《汉志》。杂家研究应该怎样定位、何处着手，以什么样的方法进行？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确实需要认真思辨，否则就会造成如上所说的定位不清、各说各话的问题，甚至导致积重难返。
回顾迄今为止杂家研究的研究方法，现选取两种最为常见的方法检视如下：
1．从历史的分析中得出杂家的意义和内涵。
从《汉志》到《四库全书》，对“杂家”进行过界定的只有《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这两处目录的界定成为重要参考，通过对此的分析归纳，结合对“杂”字本义的考察，得出对于杂家内涵的认识。基于此，对杂家的外延进行重新监视和选择，杂家内涵是这种检视与选择的基础。依从这种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如潘俊杰《先秦杂家研究》、山东师范大学胡岳潭硕士论文《先秦杂家综论》等。
但实际上，杂家既有自己一贯倡导的学术主张，又有本学派的先驱以及追随者，既有一派整体的理论，又有独特的学术特征，应该是一个学术派别。而如果我们考察《汉书·艺文志》以及其后各类经籍志所列杂家著作后，得出诸如这样的结论：“先秦杂家的特征是通过[14]其代表作《管子》和《吕氏春秋》表现出来的。”认为《管子》《鹖冠子》等也是杂家，而《汉志》中的某书又不是杂家。是否有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嫌疑呢？这在逻辑上存在抵牾和跳跃。这也属于研究定位不清、研究目的不明确。
2．西南大学2012年宋文婕硕士论文《杂家内涵研究》，代表了另一种研究思路。
论文从《文心雕龙·序志》篇对于文体论的基本方法得到启示：“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她将这种研究方法移植到杂家研究中，“首先是要确定边界，其次是考述源流，再次是阐释概念，再次是细读代表作品，最后是归纳总结得出规律性认识”。
可以看出，杂家的内涵仍是当前研究者的兴趣所在。
应该说，第一种研究主要从历代目录入手，梳理概念的流变，从而得出对于杂家内涵的界定。可以称为外围研究。第二种研究在方法上十分自觉，对传统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认真反思，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于古有据。在研究范围上，既有目录为主的外围研究，同时也结合了代表作品解读，可以说是外围研究与内部研究的结合。但是细读其研究成果，同样也可以看出，其结合作品的内部研究，也无非是内外参证、印证其外围研究得出的结论。
如果这样看，两种常见典型的研究方式中第二种方式虽更为综合深入，但是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的学术瑕疵：容易导致对杂家内涵认识的简单化，不能更加生动全面的展示杂家的内涵特征。
何以如此？原因正在于这些研究方法注重从外围研究入手，总结归纳出内涵特征，这种归纳和总结多依从《汉志》和《隋志》。而这两处的描述与界定固然重要而根本，但是其不可能完全展示杂家丰富生动的内涵特征。即便是两处均提到的“兼”“合”，也实属笼统描述，至于如何兼、如何合，我们根本无从知晓。第二种研究方法部分地避免了这一问题，但是其以具体作品参证外围研究的做法，还是无法主动避免这一问题。这也就是我们看见的研究成果的事实：几乎所有的内涵研究不外乎《汉志》和《隋志》所描述的总体特征。
类似方法的内涵研究就此停止？当然也不是，这种研究对于外围研究的深入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还有继续探索的余地，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研究不可能独自发展以至自我完善。
必须看到，对杂家的研究除了这种研究方法之外，必须辅以另外一种理念完全不同、目的有所调整的研究方法。也即：从内部研究入手，展示杂家作品丰富生动的内涵特征，以此反观所谓的杂家内涵。如果加以作品之间的对照研究，认识就会更加全面深入。就研究目的而言，其终极目的不在于确切描绘出杂家的内涵特征，而首要任务是深入剖析作品，展示这些作品的属性与特征。在此基础上，适当而合理地反观和补益对于杂家内涵的认识。这一研究需要对杂家作品有广度和深度的研究，需要研究更多的杂家作品，需要对杂家作品有更加广泛的观照维度和深度。这方面做得越好，当然就会离杂家的真实内涵越近。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本课题的定位和意义就十分清楚了。以《淮南子》的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尽量展示其真实而丰富的属性与特征。这一研究并未给出杂家的终极内涵，只是补充、增益、描活、丰富。但是，对于杂家研究而言，这确实又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汉志》所描述的杂家作品二十种还有一种——《吕氏春秋》，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但是，限于篇幅本书主要针对《淮南子》展开，在必要时会对两部重要杂家作品做参照对比。
所以，就杂家研究而言，本研究一定也是杂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因为还有更多的杂家作品、更多的研究维度可以进行这种研究。本课题希冀在此研究理念上对杂家研究产生有益的学术启发。
对于秦汉杂家进行研究，选择哪些杂家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当然，最稳妥的研究定位还是依据《汉书·艺文志》，因为这是杂家研究的起点。至于当前有的学者依据自己对杂家内涵的认识，对其外延——杂家作品进行增删选择。其研究理念与定位本课题截然相反，无须适从。
诚然，每个时代每位研究者都有自己对于杂家内涵的认识和解读，但是无论怎样认识都不能偏离杂家的名与实，其名得自《汉志》，其实始自先秦。《汉志》最早呈现给我们杂家之名，而且又罗列出杂家之实（20种作品），自然是我们研究的起点。后代无论赋予杂家何种内涵，只要是研究秦汉杂家，《汉志》的视角永远都是研究的基础。
当前不少研究致力于对杂家代表作品的增删上，证明某作品属于或不属于杂家（如前所列）。从杂家研究看，如果研究只定位在表明个人对于先秦时期家派分类的一家之言，与《汉志》并列，确无不可。从研究原理上讲，也会有更多类似的一家之言出现。如果这样，这种研究的价值也就显而易见了，它提供的是对于先秦诸子家派分类的一种新标准，显然，所说的杂家也不应该是《汉志》意义上的杂家。但是，这种研究不能以《汉志》对于杂家内涵的认识与界定为前提，否则这种研究就显然属于理路不清、逻辑抵牾。试想，以《汉志》等的描述为起点得出所谓杂家的内涵特征，然后又据此更改《汉志》所列的杂家作品，研究理路是何等混乱！而当前此类研究基本都存在这一问题。
从对《汉志》进行研究的角度看，对各家作品进行重组，也不无意义。但其研究应定位于剖析《汉志》家派著录的得失。如各家的内涵描述与作品实际属性特征是否矛盾，分家标准是否重叠（如果重叠容易出现一部作品可同时划入两家或多家），分家标准是否过疏（如果过疏容易出现有的作品无法归入某家）等。如将《汉志》中“道家”类的《管子》重新划分入“杂家”，则除了需要证明《管子》符合《汉志》所述的杂家特征，还需证明《管子》特征与《汉志》所述的道家特征不符，或者论证《汉志》的分家分类标准存在重叠致使《管子》同时符合道杂二家。显然，这些研究都没涉及这些问题，不是定位在此。
是不是将《汉志》奉为圭臬、不可置疑？当然也不是。关键在于定位明确，如果定位在修正《汉志》的分类，则需要正本清源，从先秦学术实际出发，提出自己的分类标准和分类方法；如果定位在依从《汉志》的内涵描述与既有类别，但欲修正其外延作品，则需要辨正《汉志》分类上的得失（如上文所述）；如果定位在《汉志》意义上的诸子研究，则需要充分肯定《汉志》的分类理念和方法，从内部研究入手，丰富和描活《汉志》的内涵描述。原因很简单：《汉志》对于某家的内涵描述只是对最为主要特征进行的总体阐述，不能展现丰富生动的作品实际，笼统、概括是基本特征。以杂家为例，其所述“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等，具体内涵是什么？具体表现如何？显然仅凭这只言片语难以透见，需要实实在在的文本研究、内部研究来描活和丰富。本书的研究理念和方法正是定位于此。
应该看到，这种文本研究的优势在于能展现出《汉志》意义上秦汉杂家真实生动的内涵特征，能补益和描活《汉志》对于杂家内涵的表述；而劣势是不能提供对于杂家内涵的终极表述。原因在于：《汉志》所列的20部作品多已亡佚；再者，每种对《淮南子》等的研究也都必然是有限视角、有限深度的挖掘，因而是开放的而非终极的，是漫漫杂家研究路途上的正向的有益推进。
应该说，在定位明确的基础上致力于描述出杂家的内涵特征也是研究的需要，但是从研究原理上讲，从外围入手的研究其研究结论一定是有限的、封闭的。如果在这种结论的基础上又急于重新框定所谓的杂家作品，实为学术冒险或学术游戏。因为，在完全真实准确生动的描述出杂家内涵之前，这种框定存在着巨大的学术风险：有可能增入的作品正抵牾了杂家特征，或删出的作品正否定了杂家应有的特征。所以，这类研究，即便定位准确，也实为学术冒险或学术游戏，不值得推荐。
有鉴于此，本课题定位在《汉志》意义上的秦汉杂家作品研究，具体说来就是针对其中重要作品之一《淮南子》进行研究和新解，致力于展现丰富生动的作品特征，尽力丰富对于杂家内涵特征的理解与认识。
从杂家研究的角度看，本课题的选题和研究意义在于：
第一，对其他先秦诸子研究在研究定位和研究理路上的启发与辨正。包括杂家在内先秦诸子大多存在这样的问题，其实始自先秦，其[15]名得自汉代。所谓某家内涵是什么、外延怎样，哪部著作属于何家等，是在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类似的课题怎样研究？研究定位和研究理路显得十分重要。此课题可为类似的课题和研究提供参考。
第二，对于秦汉之后杂家的研究也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秦汉杂家的研究存在定位问题，秦汉之后未被《汉志》著录的杂家研究当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样就出现诸多学术问题，如：学术史上的杂家内涵是什么？外延是什么？某作品（特别是《汉志》之后）是否属于杂家？等。必须承认每个时代对杂家都有不同的认识与理解，包括目录和研究。但是从《汉志》开始的杂家之名确永远是学术史上杂家研究的源头，不可回避。本课题的研究能帮助杂家研究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不至于使研究失源忘本、积重难返。
所以，《淮南子》的文学新解，既是专著研究，同时也有更为宽广的研究背景。将《淮南子》研究放到杂家研究背景中加以观照，有利于廓清源流、正本清源，带来研究启发。[1] 班固：《汉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94页。[2] 魏徵：《隋书》，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10页。[3]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06页。[4] 程有庆：《“杂家”与“杂家类”浅说》，载《文献》2002年7月第3期，第237页。[5] 如潘俊杰：《先秦杂家的特征》，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1月，第154－156页；西南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宋文婕：《杂家内涵研究》等；程有庆：《“杂家”与“杂家类”浅说》，载《文献》2002年7月第3期，第233－241页。[6] 如上潘俊杰：《先秦杂家的特征》。[7] 如王海成：《杂家、新道家、黄老道家之辨》，载《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4月，第10－14页；如潘俊杰：《先秦杂家与黄老道家之关系》，载《齐鲁学刊》，2008年第4期，第27－29页。[8] 潘俊杰：《论先秦杂家的存在问题》，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111－116页。[9] 刘宝才：《求学集》（导言），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10]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11] 《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二版，第2857页。[12] 如李江峰：《〈汉书·艺文志〉视角下的杂家之学》，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1月。[13] 如有的学者将《管子》《鹖冠子》等也视为杂家作品。[14] 胡岳潭：《先秦杂家综论》，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第1页。[15] 当然有的家派名称见于先秦，但是获得学术史意义大多从汉代开始。有的在《论六家要旨》中已经提出并有初步评述，有的则是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并配以内涵描述和代表作家作品界定。二、《淮南子》研究简评《淮南子》自《汉书·艺文志》以来一直被列为杂家著作，是杂家研究必不可少的典型著作。另一部典型是《吕氏春秋》。关于《淮南[1]子》研究，一者由于关于《淮南子》研究的述评已不少见，再者由于本书将《淮南子》研究置于杂家研究背景之下加以观照，前文已对杂家研究做出系统述评，故此处只作简述。
从整个学术史看，《淮南子》与《吕氏春秋》的命运有所不同，其成书以来就备受重视。但是二十世纪以来两书的研究又有着颇多相似之处。
二十世纪前半叶，《淮南子》研究主要继承清代以来的朴学研究，注重基本问题的考证研究。1949年后，《淮南子》研究逐渐转向义理阐发，研究领域也有所拓展，而真正进入研究繁兴期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过程与《吕氏春秋》有着极高的相似度。
综观近三十年《淮南子》研究，其研究内容大致包括如下几项：
一、文本整理、译注以及考证研究。这一研究内容古已有之，近三十年仍不乏见，文本整理和译注对于扫清文本障碍和文本流传起到了积极作用。考证研究主要涉及《淮南子》的作者、成书时间、写作背景，《淮南子》的版本及考证等。这些基本问题虽有进展，但是很多问题在没有新的文献和出土资料的情况下，很难有根本的突破和进展，这将一如既往地成为《淮南子》研究的传统课题。
二、《淮南子》思想研究。这是近三十年《淮南子》研究的重要内容，同《吕氏春秋》研究相似。概括说来，其思想研究主要包括：所属学派的争论、主导思想的争论、宇宙观、军事思想、教育思想、伦理、文学理论、音乐思想、神话思想等不一而足，还包括《淮南子》思想与其他文献思想的关系研究，如与《庄子》《吕氏春秋》《文子》《春秋繁露》、黄老学等的关系研究。这些研究占据了《淮南子》研究资料的很大一部分。
三、文学研究。《淮南子》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文论思想研究、文学成就研究、辞藻、行文等方面。
综观近三十年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淮南子》思想研究明显强于其他，这与《吕氏春秋》研究极其相似。偏重思想研究、思想开掘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但是不可否认，这种研究思路单一、视野狭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文学研究也同样存在视野狭窄、手法单一等问题。[1] 如马庆洲：《六十年来〈淮南子〉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载《文学遗产》2010年第6期，第137－148页；杨栋、曹书杰《二十世纪〈淮南子〉研究》，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1期，第78－88页；査海敏、黄建荣：《近三十年国内〈淮南子〉研究述评》，载《哈尔滨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65－69页。三、研究反思与基本研究思路
在研究思路上，本课题针对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将着重采用立足文本的文学研究。即从《淮南子》文本出发，立足文本、多角度、多维度地对《淮南子》进行文学观照和开掘。
纵观近三十年的《淮南子》研究史，可以看出《淮南子》研究的领域之广。涉及基本考证（如成书时间、作者相关问题等），思想研究（如学派归属、政治思想、法治思想、音乐观、文学思想、伦理学思想、心理学思想等），与其他文献的关系（如与《吕氏春秋》《庄子》等）等。相关研究综述査海敏《近三十年国内〈淮南子〉研究述评》（《哈尔滨学院学报》，2012年5月）、杨栋《二十世纪〈淮南子〉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1月）等都有相关总结和成果罗列。所以，《淮南子》研究虽成果很多，但研究的不平衡性表现得也很明显，那就是思想研究明显强于其他，这种倾向必须纠正。
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审视《淮南子》的研究，则当前《淮南子》研究存在的问题包括：
第一，思想研究明显过强且思路单一。
思想研究与文学研究有区别，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但是过多的纠缠于思想的解读和梳理，由于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思维方式较为固定，故难以有深入的突破。如对学派归属的探讨，再如对政治思想、音乐思想等考察，都是将《淮南子》中关涉相关思想的内容进行总结梳理，思路较为单一，缺乏新意。难以窥见全书在编辑、行文、结构、风格等多方面的艺术价值。
第二，文学研究的视野不宽。
思想研究中，相关文学起源、音乐思想的内容较为特殊，既是《淮南子》某一方面思想的研究，同时也可以看作文学研究。近三十年这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对于《淮南子》结构的研究属于传统课题，但总体看推进并不大，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多被《要略》所拘束，过分倚重《要略》的描述，对文本具体情况剖析不足。导致研究结论多局限在印证《要略》所言，缺乏生动的真实描述。对此，我们应清醒认识《要略》的价值和作用，一方面它是难得的总结和指针，通过它可以窥见编撰者的结构理路；另一方面也应承认《要略》的有限性，即它不可能穷尽文本结构的全部，更加生动的结构形态需要立足文本具体描述。两者结合才是正确的解决之道。
除结构研究外，有的专著虽也涉及文学研究，如：马庆洲《〈淮南子〉考论》专辟章目“《淮南子》的文学成就”，从“丰富的神话传说”“生动的寓言”“高超的语言艺术”三个方面探讨了《淮南子》的文学成就。另外，一些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也有对《淮南子》文学成就的探讨，但也主要从语言艺术、寓言、神话等几个方面切入。而且这些著作，其重点往往并非文学研究。
总体看，近三十年专意于文学研究的成果表现并不突出、文学研究的意识并不明确。也就是说，文学研究的视野仍需要进一步拓宽。
第三，研究心态和研究方法值得反思。《淮南子》研究在方法上仍有不如人意之处。如：最为典型的是对本书结构的研究，过分倚重《要略》而缺乏对文本实际的生动描述。《要略》是总结和指针，理念性很强。这可以作为我们认识结构的重要参考，但是众人编书的基本事实决定了这一总结的理念性会隐没大量的文本实情。加之如前所述的原因，《要略》的总结必定是单方面的，不能也不必过分细致地描述文本实际。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研究方法，不宜单用《要略》，而是应该将之作为重要参考，最终还是要立足文本实际，勾勒其生动的结构形态。
当下的《淮南子》文学研究思路过于单一也是重要问题。除上文所列的几种研究成果，其主要切入点在于神话、语言艺术、寓言等方面，吕书宝也曾撰文《论〈淮南子〉的文学价值》（《东北师大学报》，2007年第2期），其中也曾总结出其文学价值的几个方面：神话、传说和寓言、历史典故、古习俗、表现手法等方面。总结可谓丰富，但思路仍嫌单一，缺乏对文学研究的多维度认识。
当下的《淮南子》研究存在如上问题，这是需要及时解决的。针对这些问题，改变研究思路，开拓研究途径，丰富研究内容，显然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而在诸多的研究内容中，文学研究的缺陷显得更加突出，思路单一、视野不宽、研究方法欠当等问题已经成为《淮南子》文学研究的主要瓶颈。
针对此种情况，《淮南子》文学新解当尽力做到：
第一，研究内容上尽量避免单一的思想研究。
思想研究是近三十年的重要研究内容，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鉴于此种研究思路过于单一，要实现研究突破有必要避开单一的思想研究，注重《淮南子》多方面价值特别是文学价值的开掘。
第二，拓宽文学研究的视野，注重全方位的解读与考察。
鉴于近三十年的研究过多从思想总结出发，要拓宽文学研究的视野，首先要打破这一传统思路。思想总结是必要的，但是不能成为新研究的出发点，《淮南子》的结构研究应该充分考虑到文本实际，还应注意篇章结构、思想主旨之外的诸多要素。诸如篇章的题材、标题，甚至篇章的篇幅、作品风格分工等，都有可能在作品的编排过程中具有结构意义。尽量对之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也正将是更为深入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第三，转变研究理念，调整研究心态和方法。
研究方法单一、目的性过强，以致掩盖文本和事实，是近三十年研究的重要症结。要实现学术突破需要转变理念，需要立足于文本。首先还原一个本真的文本，承认原作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在对原作的丰富性和生动性的解读中发掘其中的价值。以《淮南子》的结构研究为例，要实现学术突破，所秉持的学术理念应该是：既承认《要略》的指导作用，同时也充分认识其不足，向丰富生动的文本实际窥探。
正本清源、全面认识所谓的文学研究，避免模式化是进行《淮南子》研究的必要前提。只有这样，才能改变研究的理念性和目的性过强的弊病；也只有真正地承认《淮南子》的丰富性甚至是其中的问题，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得到全新的成果。
第四，深入开掘《淮南子》的文学史价值。
对《淮南子》的文学研究需要时刻以文学史为背景，需要定位和凸显《淮南子》在各个方面的文学史价值。除此之外，还需要将《淮南子》的相应部分放入文学史进行关照，除了普通篇目之外，其中还有不少篇目文学价值很高、需待专论。如《说山训》《说林训》《道应训》等，这些篇章在文学史上都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剖析这些篇目的文学史价值，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淮南子》的丰富性与文学成就，定义了其文学史地位。
文章学是考察其文学价值的重要方面，《要略》是重要的文章学典籍，其中对全书的文章技法等做出了认真地探讨和总结。它的价值一方面表现在文章学史上，它是文章学史上的专篇专论的文章学作品；另一方面表现在它对我们全面认识先秦两汉诸子作品的文学价值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要略》所描述的文章学内容涉及行文手法、行文效果、行文目的等多个方面，超出了我们对文学的单一认识。《要略》的文章学描述本身就启示我们：诸子作品的文学价值绝不仅仅表现在表现手法上、寓言故事上，其实丰富生动得多。
第五，对比和对照研究。以《淮南子》为研究中心，针对当前的研究弊病选取合适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进行较为深入的开掘。同时以类似的视角和方法与《吕氏春秋》等形成对比对照，以期统筹启发得出合理结论。
第六，从杂家研究看，坚持从内部研究入手。依据《汉书·艺文志》的界定，以《淮南子》为中心，兼及其他杂家作品。在充分挖掘这些典型杂家作品属性、特征的同时，结合杂家外围研究，对杂家做出适当有度的解读。| 第一章 |《淮南子》结构新解《淮南子》的结构形态在《要略》中有较为系统的阐释，这是我们认识《淮南子》结构的绝好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要略》所言绝非《淮南子》结构的全部，而且《要略》所言本身也需要进一步细致发掘。唯其如此，方可既能展现编撰者口中的结构形态，又能展现文本实际的结构形态，最大限度呈现《淮南子》的结构艺术。本章将从全书“大者江河”的结构观与结构营建，以及篇章间结构关系探微两个方面进行梳理挖掘。第一节《淮南子》结构观与结构营建《要略》篇是窥见《淮南子》创作意图、结构法式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窗口，其中当然也包括结构观和结构营建的描述。研究《淮南子》结构，学者多关注《要略》中对各篇创作意图的分析，但对其中另一段论述注意不足。恰是这段论述，对我们理解《淮南子》的结构营造具有重要意义：
今专言道，则无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圣人也。今学者无圣人之才，而不为详说，则终身颠顿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觉寤乎昭明之术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测淑清之道，而捃逐万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数，不过宫、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细大驾和，而后可以成曲。今画龙首，观者不知其何兽也，具其形，则不疑矣。今谓之道则多，谓之物则少，谓之术则博，谓之事则浅。推之以论，则无可言者，所以为学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
夫道论至深，故多为之辞以抒其情；万物至众，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辞虽坛卷连僈，绞纷远援，所以洮汰涤荡至意，使之无凝竭底滞，卷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胔不可胜数，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蝇渍其中，匹夫弗尝者，小也。诚通乎二十篇之论，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径十门，外天地，捭山川，其于逍遥一世之间，宰匠万物之形，亦优游矣。若然者，挟日月而不烑，润万物而不秏。曼[1]兮洮兮，足以览矣！藐兮浩浩旷旷兮，可以游矣！
作者在一一胪列各篇的创作主旨与意图后，又进行了如上论述。作者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得本知末，然而现今学者不具备圣人之才，所以，必须为之详说。这里充分指出《淮南子》一书详说、博论的特点。而这段文字的核心内容其实表述了该书的总体结构观：“大者江河”的结构。[2]
怎样才能使本书达到“庶后世使知举错（措）取舍之宜适”，也即指导现实的重要作用？其认为不可单论道，也不可单列事，而是“多为之辞以抒其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最终造成一种如江河一般蔚为大观的景象。因为作者认为，只要有这样才能最大可能达到“无凝竭底滞，卷握而不散”的效果。
作者采用这一编著原则的背景和原因有三：第一，今学者无圣人之才，需要详说通论方可。第二，“原测淑清之道”。也即通过事与道的广泛勾连，探究世界之本。第三，矫正时弊。作者认为，当时说到“道”的，就会谈的很多；说到万物的，就会谈得很少，谈到统治之术的，就会议论很广泛；而谈到事情的，就很浅薄。如果用理论来推求，那么便觉得无话可说了。所用来从事教学的人，本来想指引他们，也只好不说罢了。
基于以上原因，编著者决定在本书中采用既言道又言事、道事统一的方法，同时，尽力造成大者江河的大观。这样，即便有小的瑕疵也会瑕不掩瑜。“辞虽坛卷连僈，绞纷远援，所以洮汰涤荡至意，使之无凝竭底滞，卷握而不散也”。充分揭示了本书在以上原则指导下形成的行文特征和创作意图。博论详说、大者江河造成的行文特征就是：坛卷连[3]僈，绞纷远援。李哲明认为“此状其辞之曲折而广博也”，基本准确。“坛卷”意谓不舒展，“连僈”意谓蔓延接续；“绞纷”意谓交叉重叠，“远援”则有续断远接、引申发挥之意。作者充分认识到本书本着“大者江河”的原则进行创作所造成的独特行文形态，但是同时也指出其意图在于：“洮汰涤荡至意。”许慎认为：“洮汰”为“润[4]也”，基本正确；张双棣先生认为：“洮汰与涤荡义近，谓涤除[5]也。”则不尽合理。实际上，此处“荡”可释为“通”，这可以从先[6]秦文献中找到例证。《周礼·地官·稻人》：“以沟荡水。”杜子春释为[7]“以沟行水”，即以沟通水。“涤”《说文解字》解为“洒也”。“涤荡”这里解释为“润泽汇通”更为合理。所以，编著者虽然认识到会造成文章舒卷续断，但是最终也可以通过这一特征实现润泽汇通大道至意的目的，而不会造成凝滞枯竭。
从本书结构、议论、叙事等多方面看，作者指出的这一特征和意图，都有具体展现。然而，其“大者江河”结构的营造是对本书的一级规划，其他方面都在这一规划下展开。弄清本书这一结构的表现、形态、营造等一系列问题至关重要，本节所述的结构观与结构营建，其实主要所指便是这种“大者江河”的结构及其营建。[1]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93－2194页。[2]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93页。[3]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96页。[4]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97页。[5]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97页。[6] 贾公彦：《周礼注疏》，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本，第746页。[7]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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