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所罗门·诺萨普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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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奴十二年试读：
第一章
我自出生起便是自由人，在自由州享受了三十多年的自由生活——然而一次绑架终结了这段自由：我被贩卖为奴，直到1853年1月获救，为奴十二年——别人建议我讲述一下我的这段经历，因为也许会有人对此感兴趣。
我在重获自由之后察觉到了北部各州对奴隶问题越来越强烈的关注。有些作家通过小说的形式用相对轻松的笔触展现了奴隶制度残酷的本质。这些小说的传阅量破天荒地高，同时也引发了热议。
对于奴隶制度，我只能结合我所知道的和我亲身经历的事来谈谈我自己的看法。我希望能坦率而真实地陈述一些事实。不管小说里所呈现的奴隶制度是更屈辱还是更残酷，我只想讲一讲我自己的经历，绝不夸大其词，让读者自己去评判。
我能确认的最久远的父系祖辈在罗得岛州一户姓诺萨普的家里为奴，我们随了这家人的姓氏。这家人中有一位后来搬到纽约州伦斯勒县的胡西克定居，他把我的父亲敏图斯·诺萨普也带了过去。这位先生在大约五十年前过世了，他在遗嘱中解除了我父亲的奴隶身份。我的父亲从那时起成为了自由人。
我如今能重获自由并回到我的妻子和孩子身边，多亏了一位名叫亨利·B·诺萨普的先生的帮助。这位姓诺萨普的先生是仙蒂山的著名律师，他是我祖辈为奴的那户诺萨普家的亲戚；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渊源，他才一直向我伸出援手。
我父亲在获得自由之后不久就搬到了纽约州埃塞克斯县的密涅瓦镇。1808年7月，我在那里出生。我现在已经无从确认我们在那里到底住了多久。我们后来搬到了华盛顿县的格兰维尔，就在斯莱伯勒附近。我父亲在克拉克·诺萨普的农场干了几年，这位诺萨普先生也是老雇主家的亲戚；后来他去了莫斯街的奥尔登农场，这个农场就在仙蒂山的北面不远处；再后来，他去了从爱德华堡到阿盖尔的公路边的一家农场，这家农场现在的主人是拉塞尔·普拉特。他后来一直在这里干活，直到1829年11月22日去世。父亲去世后，留下了守寡的母亲和两个孩子——我和哥哥约瑟夫。我哥哥现在还是住在奥斯威戈县，就在奥斯威戈市附近。我母亲在我被迫为奴期间过世。
我父亲虽然是奴隶出身，他的辛勤劳作也无法让他逃脱我们这个不幸的种族所处的劣势；然而，勤劳和正直为他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许多仍然在世的旧识都会愿意为此作证。我父亲终其一生脚踏实地地务农，从未想过从事更卑微的工作，那些卑微的下人工作一般都是非洲黑奴的子孙在做。他让我们所接受的教育远远超过了我们这种家庭的孩子普遍接受的教育水平。他还勤俭节约地攒下了足够的财产，获得了投票的权利。他喜欢跟我们讲述他年轻时的故事；虽然他总是满怀着仁慈和最温暖的善意，甚至在讲起曾栖身为奴的家庭时也总饱含温情，但他对奴隶制度有着深刻的理解，对同胞低人一等的处境深感悲恸。他努力培养我们的道德观念，教导我们要寄信仰于视天下众生一律平等的上帝。很多年之后，当我遍体鳞伤地躺在路易斯安那州那间偏远而苍凉的奴隶小屋里时，我曾无数次想起父亲当年的教诲，心中唯一的渴望是让掩埋他的那一抔黄土也能替我挡住毫无人性的主人对我的残酷鞭笞。我的父亲在上帝的指引下走完了踏实而勤勉的一生，他如今长眠在仙蒂山的教堂墓地里，墓碑简单朴实。
我年轻的时候主要在农场帮父亲干活，闲暇时间喜欢读书或者拉小提琴——这是我当时最大的乐趣所在。小提琴一直都能抚慰我的心灵，它不仅能给与我同病相怜的人带来慰藉，也能让我自己暂时忘却命运的不公与多舛。
1829年的圣诞节那天，我和安妮·汉普顿结婚。安妮也是黑人，当时就住在附近。我们的婚礼在爱德华堡举行，为我们证婚的是镇上德高望重的蒂莫西·埃迪法官。安妮当时已经在仙蒂山住了很长时间了。她在老鹰酒馆为贝尔德先生工作，同时也在塞勒姆县的亚历山德里亚·普劳德菲特牧师家里做事。普劳德菲特先生主持当地的长老会工作很多年，他的学识和虔诚远近闻名。直到现在，安妮仍然对他的善良和教诲心存感激。安妮没法追溯她确切的血统，她只知道祖辈中有红种人、白种人和黑种人，但没法确定哪一种血统占主导。不过，三种血统混合让她的容貌奇特而悦目，非常与众不同。我母亲的血统中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安妮的容貌跟我母亲有点相似，但还是有着很大差别。
那年七月，我年满二十一岁，刚步入成年。身边不再有父亲的教导和帮助，而是要开始肩负起对妻子的责任，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奋斗。尽管肤色让我受到歧视、现状也颇为寒苦，但我一直对未来满怀憧憬：我要努力干活攒钱，拥有自己简单温馨的小屋和几英亩地，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和舒适生活。
从结婚那天起到现在，我对妻子的深爱从未减少过半分；对孩子们更是宠爱有加，这种父爱只有体会过父亲对孩子柔情呵护的人才能真正理解。我觉得必须要交代清楚这些，因为只有这样，读者才能理解我在后来的困境中所承受的痛苦。
新婚后不久，我们就开始过起了小日子。当时我们住在爱德华堡最南面的一幢黄色的旧房子里。后来这幢房子被改建成了一座现代化宅邸，最近已归莱斯罗普上尉所有。人们把它叫做“堡垒山庄”。我们这儿建县之后，偶尔会在那里审理案件。1777年时，因为它在哈得孙河的左岸，靠近当时的要塞，伯戈因将军曾住在那里。
那年冬天，我找到了一份修筑尚普兰运河的活儿。监督那段运河修筑工作的是威廉·范·诺特维克，我们这些劳力的负责人是大卫·麦克埃克伦。运河在翌年春天通航，而那时我已攒下了一些积蓄，买了两匹马和其他跑运输所必要的东西。
我雇了几个得力的帮手，承包了从尚普兰湖往特洛伊筏运木材的生意。戴尔·贝克威思和来自怀特霍尔的一位巴特密先生陪我跑了几趟。一季跑下来之后，我非常熟练地掌握了筏运的技巧和窍门——在被迫为奴期间，我曾因为精通此道而帮一位可敬的主人出了不少力，也让贝夫河两岸那些笨拙的伐木工刮目相看。
有一次我顺着尚普兰湖跑运输时，有人怂恿我去加拿大看看。于是我去了蒙特利尔，参观了大教堂和其他一些名胜；随后去了金斯敦和另外几个城镇。这趟旅行让我对方位有所了解，这在之后也帮上了我的忙，我会在故事快结束时再次提到。
我顺利地完成了承包的筏运业务，我和雇主都非常满意。因为冬天无法继续跑运输，而我又不想闲着，所以我跟米达·冈恩订了一份伐木的合同。1831—1832年的那个冬天，我做了整整一季的伐木工。
1832年春，我和安妮合计着在附近承包个农场。我从小就习惯了干农活，也比较喜欢干这种活。于是，我在父亲曾劳作过的老奥尔登农场承包了一块地。我们带着一头奶牛、一只猪、一对刚从哈特福德的刘易斯·布朗那儿买来的犍牛以及一些个人物品和日常用品，开始了在金斯伯里的新生活。那年我尽自己最大所能，种了二十五英亩玉米和一大片燕麦。我在农田里勤恳劳作，安妮则勤俭地处理家务。
我们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834年。冬天农闲的时候，总是会有人找我去拉小提琴。只要哪里有年轻人聚会跳舞，基本上就会有我的身影。周围村庄的人都知道我的小提琴拉得不错。安妮则因为曾在老鹰酒馆工作过，厨艺远近闻名；在法庭审案期间，或者在其他一些公众集会的日子，安妮总被叫去谢丽尔咖啡馆帮厨，收入还算不错。
那期间，我们靠拉小提琴和帮厨攒了不少钱；再加上农场的收入，我们很快就殷实了起来。可以说，我们一家人当时过着快乐而富足的生活；或者说，如果我们当时没有离开金斯伯里，我相信，我们会一直过着那样幸福安稳的生活。遗憾的是，我们的下一步决定却让厄运悄悄临近。
1834年3月，我们搬到了萨拉托加斯普林斯，住在华盛顿街北边丹尼尔·奥布莱恩家的房子里。当时，艾萨克·泰勒在百老汇大街的最北端开了一家很大的旅馆，名叫“华盛顿堂”。他雇我帮他赶马车，我一干就是两年。之后我基本上只在旅游旺季时才在合众国酒店或当地的其他小旅馆干活，安妮也是。冬天的时候，我主要靠拉小提琴挣钱；修建特洛伊至萨拉托加的铁路时，我也干了好多天的劳力。
在萨拉托加时，我经常去西法斯·帕克先生和威廉·佩里先生开的店里买家用品。这两位先生都是非常善良的人，我一直很敬重他们。所以，十二年后，我才会捎信给他们，那封信后面会详细提到。
我经常在合众国酒店碰到奴隶，他们陪着自己的主人从南方过来。他们大多衣着得体，看起来挺富足的，生活也比较安逸，没有太多烦心事。他们很多次跟我谈起关于奴隶制的问题，绝大部分都透露出心底对自由的向往。有些奴隶还热切地想要逃跑，甚至问我有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但是，他们都知道，一旦逃跑后被抓回，就必须接受严惩；他们正是因为这种恐惧才一直没付诸实施。我一直生活在已经废除了奴隶制的北方，心里一直渴望着能在白人主导的世界里为自己挣得一席之地，我也觉得自己并不比有些白种人智商低；所以，我一直相信没有人会甘心做一个卑微的奴隶。对于那些支持或允许奴隶制度存在的法律或宗教，我实在无法理解其正义何在。对于那些向我征求意见的人，我都坚定地劝他们等待时机争取自由。
直到1841年春天，我才离开萨拉托加。七年前我们满怀期许离开哈得孙东岸那间安静的农舍，然而那种种愿望并未实现。我们虽然一直衣食无忧，但始终没有富裕起来。萨拉托加这个因为矿泉水而闻名世界的城市并不是我们这种勤俭度日之人的乐土，反倒是那些得过且过、挥霍无度的人更喜欢生活的地方。
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伊丽莎白、玛格丽特和阿朗佐。大女儿伊丽莎白已经十岁了，二女儿玛格丽特当时八岁，小儿子阿朗佐才刚满五岁。孩子们让我们家充满了欢声笑语，他们稚嫩的声音在我们听来如同天籁。我和安妮为这三个天真烂漫的宝贝编织了无数美好的梦想。不干活的时候，我常常带他们出门玩耍。孩子们总会穿上最漂亮的衣服，穿梭在萨拉托加的大街小巷或在林间嬉闹。我一看到他们就会忘却一切烦恼，我总喜欢把他们紧紧地搂在怀里，他们黑色的皮肤在我眼里就像白雪那样纯洁无瑕。
故事说到这里，我的人生尚未出现任何波澜——我只是一个平凡普通的黑人，心怀最纯朴的爱与希望，为着更好的生活辛勤劳作。谁曾料想，转折点已然到来——我的人生突然陷入了无法言表的屈辱、悲伤和绝望。一道阴影逐渐向我袭来，然后很快就吞噬了我；我从家人的视线中消失，无法再沐浴自由的光芒，独自在漫漫黑夜中度过了很多很多年。
第二章
1841年3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当时没什么活儿可干，就在萨拉托加斯普林斯的村里随处走走，琢磨着在忙季到来之前去哪儿打点零工。当时正值法庭开庭审案期间，所以安妮跟往常一样去了二十英里外的仙蒂山，在谢丽尔咖啡馆帮厨。我记得伊丽莎白跟着她一块儿去了，玛格丽特和阿朗佐则被送去了萨拉托加的姨妈家。
国会街和百老汇街交汇的转角上有家穆恩先生开的小酒馆，据我所知这家酒馆的主人现在仍然是穆恩先生，当时我就是在那附近遇见了两位衣着得体的先生。我完全不认识他们，印象中他们说是有个熟人向他们推荐了我，说我的小提琴拉得很不错，不过我现在已经完全想不起来当时他们所说的那位熟人到底是谁。
他们很快就切入正题，问了很多关于我小提琴水平的问题。他们似乎对我的所有回答都非常满意，随即便提议要雇用我一小段时间，还感叹说，我加入他们的表演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他们一个叫梅理尔·布朗，另一个叫艾布拉姆·汉密尔顿：这是他们自己告诉我的名字，当然，我现在完全有理由怀疑他们并没有告诉我真名。梅理尔·布朗大概四十岁，身材矮小健壮，看上去精明能干；他当时穿着黑色大衣，戴着一顶黑帽，他说自己平时在罗切斯特和锡拉丘兹两地奔波。艾布拉姆·汉密尔顿看上去年轻一些，我估计还没满二十五岁；他高高瘦瘦，皮肤白皙，眼睛也是浅色的；他的打扮看上去非常时髦，那天穿着一件优雅的马甲，外面套了一件黄褐色的大衣，头戴一顶亮闪闪的帽子；他的气质有些阴柔，不过让人觉得挺有魅力的，感觉是那种容易接近也很擅长与人打交道的人。他们自称是华盛顿某个马戏团的人，当时已离开大部队北上游玩了一小段时间，所以他们正打算回去跟大部队会合，一路上顺便做些表演赚些路费。他们还抱怨说，之前的表演一直都没能找到合适的音乐来配合，所以，他们希望我能跟着他们一起去纽约，路上每天支付我一美元作为报酬，如果晚上有表演则每晚再另付三美元，之后也会给我足够的路费从纽约回萨拉托加。
我当即就答应了，一方面是因为报酬丰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一直想去大城市看看。他们希望能够立刻动身。我想反正我不会离开太长的时间，没有必要写信告诉安妮，说不定我跟安妮会差不多时间回来。所以我只带了点随身衣物和小提琴，就跟他们一起上路了。他们乘坐的是一辆两匹枣红大马拉的有篷马车，看上去非常气派。他们有三大箱行李，都绑在行李架上，叠到车夫座椅一般高。他们坐在马车里，我赶着马车从萨拉托加出发赶往奥尔巴尼，心里十分高兴，我对这份新工作特别满意。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曾穿过巴尔斯顿的崎岖山路，然后在傍晚之前抵达了奥尔巴尼，当时停在了博物馆南面的一家旅馆附近。当晚我就看到了他们所谓的演出——实际上也是整个旅途中的唯一一场演出。汉密尔顿站在门口，我负责伴奏，布朗负责表演，主要就是杂耍抛球、绳上跳舞、帽中煎饼、模仿猪叫之类的口技和戏法表演。来看演出的人寥寥无几，有些还只是凑热闹的，用汉密尔顿的话说，就是收入“空空如也”。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继续赶路了。他们急切地盼望着能早点跟马戏团会合，所以我们马不停蹄地赶路，中间都没有再停下来演出，最终如期抵达了纽约。我们在市区西面的一所房子歇脚，那所房子位于连通百老汇和哈得孙河的一条街上。我当时想着我的差事算是办完了，要不了一两天我就能动身回萨拉托加跟亲友重聚了。但布朗和汉密尔顿却极力游说我继续跟着他们一起去华盛顿。他们不断表示，到那儿时就是夏天了，马戏团会开始北上演出，只要我愿意去，他们一定能给我谋个好差事，收入一定会非常可观。他们把各种好处说得天花乱坠，对我的表演也是赞不绝口，所以我最终被他们说动，同意一起前往华盛顿。
第二天早上，他们给我提了个建议：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是个蓄奴州，所以我最好在离开纽约之前先去开个自由证明。当时我很感激他们的谨慎建议，说实话如果他们不提，我自己根本不会想到这回事。于是我们立刻动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应该是去了海关。他们宣誓证明我是个自由人，办事人员在一张纸上写了点什么然后递给我们，让我们去书记室。随后书记员在那张纸上又写了点什么，还收了六先令，让我们回到海关。又办了一些其他的手续、付了两美元之后，我终于拿到了证明我是自由人的文件。我把文件放在口袋里，跟着我的两位朋友回到了旅馆。我必须承认，当时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费心去开这个证明，我对自己的人身安全从未有过丝毫的担忧。我记得当时的那位书记员曾在一本很厚的本子上做了备忘，我觉得这个记录现在应该还能查得到。如果查一查1841年3月下旬或者4月上旬的备忘记录，至少能够确认这件事是确切无误的。
于是，在抵达纽约之后的第二天，我便揣着我的自由证明跟他们一起渡河前往泽西城，然后一路直奔费城。我们在费城逗留了一晚，第二天一早继续出发前往巴尔的摩。我们顺利抵达巴尔的摩后，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歇了歇脚，我记得那家旅馆叫罗斯本，也有可能是旅馆的老板叫罗斯本。从纽约出发的这一路上，他们越来越迫切地希望能早点跟马戏团会合。所以，我们把马车留在了巴尔的摩，改搭火车前往华盛顿。我们抵达华盛顿的时候是傍晚，第二天恰好是哈里森将军的葬礼。当时我们住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加德斯比酒店。
晚饭之后，他们把我叫到了他们的房间，给了我四十三美元，这远远超出了之前说好的报酬；他们解释说，这是为了弥补从萨拉托加一路过来时因为没有那么多演出而给我带来的损失。他们还告诉我，本来马戏团是打算第二天一早就离开华盛顿的，但因为哈里森将军的葬礼，他们决定推迟一天离开。从我第一次遇见他们，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对我非常和善。他们时时刻刻都对我表现得关怀备至、赞许有加，而我则是认定了他们都是善良的人。我全心全意地信任他们，完全没有怀疑过一丝一毫。他们的所有言行——比如建议我防患于未然地去开自由证明，还有其他没有必要赘述的各种细节——都让我觉得他们是我的朋友，他们一直在替我着想。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伪装；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正谋划着最邪恶的罪行。他们到底是不是我的不幸之源，到底是不是披着人皮的狡猾恶魔——处心积虑地诱惑我远离我的家人、失去我的自由——读者们心里跟我现在一样了然。如果居然还有人相信他们是无辜的，那该如何解释我的离奇失踪呢？我也希望真相不是我想的那样，但我仔细回想了所有的一切之后，实在无法再为他们辩解。
我收下钱之后，他们建议我晚上别出去，因为我对这里的风土人情完全不了解。我答应一定不会出去，然后离开了他们的房间，一个黑人仆人领着我去了一间一楼靠后的房间。我躺下休息，睡着前一直想念着我的家人，想着我们之间距离那么遥远。遗憾的是，那晚并没有天使到我床前劝告我要离开，也没有仁慈的声音在梦中警告我，往前一步便是深渊。
第二天，华盛顿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游行。礼炮与丧钟的轰鸣声响彻天空，许多人都在房子上挂了黑纱，街上人山人海。送葬的队伍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缓缓前行，马车一辆接着一辆，后面跟着成千上万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他们在哀乐声中一路护送哈里森将军的遗体入葬。
我从一大早就一直跟汉密尔顿和布朗在一起，因为我在华盛顿也不认识别的什么人。送葬队伍经过时，我们一起在窗前肃立观看。我清楚地记得，墓地的礼炮每响一下，窗玻璃就会被震得抖一下。随后，我们去参观了国会大厦，在四处逛了许久；下午又一路走到总统府，他们始终跟我在一起，路上不断指给我看各处景点。然而，我始终没看到马戏团的影子；实际上，我那天完全沉浸在游览的兴奋中，早把马戏团抛在脑后了。
那天下午，我那两位朋友几次进酒吧喝酒；据我认识他们这段时间所知，他们并没有酗酒的毛病。他们喝酒时也会给我倒上一杯，从后来所发生的事来看，我当时并没有喝醉。但是快到傍晚的时候，我在喝了他们递过来的一杯酒后，突然难受起来，我以前从来没经历过那种难受的感觉。我开始觉得浑身不舒服，头也开始剧痛，是那种很难用言语表达的沉重的钝痛感。晚饭时，我完全没有胃口，一看到甚至一闻到吃的东西就想吐。入夜时，昨天领我进房间的那位仆人带着我回到了那间卧房。布朗和汉密尔顿劝我好好休息，还悉心安慰了我一番，希望我明天早上就能好转。我勉强脱掉外套和靴子，就一头栽倒在床上。但是，我的头疼越来越剧烈，根本无法忍受，所以一直都睡不着。躺了没多久，我就觉得特别渴，嘴唇都干裂了。我满脑子只能想到各种水——湖水、奔腾的河流、我曾驻足饮水的小溪、水桶被慢慢从井中提起时满溢的清冽井水。大概快到半夜的时候，我实在口渴难忍，只能起身找水喝。我对酒店一点都不熟悉，周围又看不到一个人影。我茫然地摸索了好久，终于在地下室找到了一间厨房。有两三个黑人仆人在厨房里忙碌着，其中有个女的给我倒了两杯水。我一口气喝完，暂时缓解了口渴；但等我回到房间时，却又口渴起来，比之前更难忍受，头痛也越来越剧烈。那晚的痛苦崩溃，那种痛不欲生、几乎把人逼疯的绝望，我到死也不会忘记。
从厨房回来大概一两个小时后，我感觉到有人进了我的房间。我听到了各种混杂的声音，估计当时进来了好几个人，但我一直不知道进来的是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当然，我也无法确定布朗和汉密尔顿是不是也一起进来了。我只依稀记得有人告诉我必须要去看医生，我草草地套上了靴子，没穿外套也没戴帽子，跟着他们穿过一条长长的走道（也可能是小巷），然后就走到了外面的大街上。这条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垂直交汇，街对面有一扇窗户里亮着灯。我印象中当时有三个人围着我，但我实在记不清任何具体的细节，那段记忆就像噩梦一样阴晦。我们朝着灯光走去，我当时想着那可能会是个诊所；奇怪的是，那灯光仿佛变得越来越暗，而这盏泯灭的灯火是我对那晚最后的记忆。随后我便失去了意识，我不知道到底晕厥了多长时间，也许只是当晚，也有可能是好几天；我只知道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孤身一人，周围一片漆黑，我的手脚都被戴上了镣铐。
清醒过来的时候，头痛已经好多了，但我感觉非常虚弱，一点力气都没有。我坐在一张粗木板做的矮长凳上，没穿外套也没戴帽子；手被铐住了，脚踝上也铐着一对沉重的脚镣。脚镣上有根铁链，一端连着地板上的一个大铁圈。我试着站起来，但完全没办法做到。刚从极度痛苦的昏厥中恢复意识，我过了许久才慢慢理清自己的思路。我在哪里？为什么我手脚都被铐上了？布朗和汉密尔顿在哪里？我究竟干了什么，要把我关在这牢里？思绪一片混乱。我相信在我清醒过来之前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但我什么都想不起来，连自己昏迷了多久都不知道。我竖起耳朵仔细去听周围的声音，试图捕捉到一点点生命的迹象，但除了自己不小心扯动镣铐发出的声响外，唯有死一般的寂静。我开口说话，却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我扯着镣铐费力摸了下口袋，口袋里空无一物；看来我不仅是被剥夺了自由，连身上的钱和证明我自由的文件都被洗劫了！于是，我开始隐约地意识到自己是被绑架了，我搞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简直太荒谬了，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吧——但这误会实在是太糟糕了！一个纽约州的自由公民，既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又没触犯过任何法律，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就处在这种非人的境地了呢！我把所有线索都串联起来，便越发地确认了自己的推测；想到这时我不寒而栗。我不指望那些残酷的人能放我一条生路，只能祈求上苍垂怜。我把头埋在被镣铐桎梏的双手中，痛哭流涕。
第三章
我呆坐在矮凳上，手脚无法动弹，心情极度沮丧，就这样过了大概三个多小时。远处一声公鸡的鸣叫声打破了这死一般的寂静，然后隐约传来了车轮碾过路面的声音，好像有马车在匆匆赶路。我想应该是天亮了，但我周围仍然没有一丝光亮。随后我听到了脚步声，好像有人在我的头顶上方走动。我确定自己一定是在一间地下室里，周围潮湿而且带着霉味的空气也恰恰能印证这一点。头顶上方的脚步声至少持续了一个小时，然后，我终于听到了有人走近的脚步声。脚步声越来越近，然后是门锁的窸窣声，紧接着一扇厚重的大门吱呀着打开，光线一下子涌了进来。两个男人走到了我面前。其中一个大概四十来岁，身高一米七八左右，身材特别魁梧，深栗色的头发有着些许斑白；他的脸圆圆胖胖的，面色泛红，看起来粗糙野蛮，透出一股子凶残狡黠，一脸阴险可恶的小人奸相。我后来知道他的名字叫詹姆斯·H·伯奇，是华盛顿一个臭名昭著的奴隶贩子，当时正跟新奥尔良的西奥菲勒斯·弗里曼联手干这龌龊的勾当。跟着他一起进来的是个名叫埃比尼泽·拉德博恩的男仆，他负责看守这里。这两个人现在仍然住在华盛顿——至少我重获自由经过华盛顿时他们都还住在那里。
借着门口透进来的光亮，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关押我的这间黑屋。整间房大概有十二平方英尺，四面墙都是实心的，地板铺着厚木；有一扇装着铁栅栏的小窗，窗外挡着遮板，一丝光也透不进来。
屋里有扇包着铁皮的门，门那边是一间没有窗户的黑屋，也是一点光都透不进来。我所在的这间黑屋里只有我坐着的那条矮长凳和一个脏兮兮的老式炉子，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甚至没有床和毯子；铁皮门另一边的那间黑屋里什么都没有。伯奇和拉德博恩刚才打开的那扇厚重的门外有一条小小的走道，走上几个台阶就到了一幢房子的后院里。除了跟房子相连的一面墙外，院子的另三面都围着十到十二英尺高的砖墙，整个院子的纵深约三十英尺。院子的一面墙上有扇厚重的铁门，连着一条狭窄、封着顶的走道，顺着房子的一侧一直通到街上。铁门死死地关着，门里黑人的命运也就这样被牢牢地锁住了。墙头支撑着房顶的一端，向内延伸的屋顶就像一个顶棚，下面胡乱搭着些简陋的小棚，供奴隶晚上睡觉或白天躲雨。这个院子有点像农民的谷仓，但处心积虑的设计让外面的人永远都无法看到这里面居然有人像牲口一样被关押着。
院子前面是幢两层楼高的房子，房子正对着华盛顿的某条街道。从外面看，这只是一幢普通的居民房，经过这里的陌生人绝对不会想到这背后隐藏着龌龊的勾当。讽刺的是，站在这幢楼上就能一眼看到国会大厦。那些标榜自己有多么爱国的议员们鼓吹自由与平等的声音，与可怜的奴隶身上的枷锁声，就这样混杂在一起。奴隶围圈居然就设在离国会大厦近在咫尺的地方！
后来我才知道，关押我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叫威廉的人在华盛顿开设的奴隶围圈，1841年的时候，这个围圈的大致情况就是我所描述的这样。伯奇一走进门就问我：“伙计，现在感觉如何呀？”我告诉他我感觉很虚弱，然后问他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他回答说，因为我是他的奴隶——他刚买下了我，打算把我送到新奥尔良去。我立刻大声而且坚决地告诉他，我是自由人！然后一口气告诉他，我来自萨拉托加，我的妻子和孩子现在还在那里，他们也都是自由人，我姓诺萨普。我警告他，他这样囚禁我是犯法的，等我重获自由之后一定会去告他。他却一口咬定我是来自佐治亚州的奴隶。我再三强调自己绝对不是什么奴隶，并要求他立刻把我的镣铐都解开。他不断试图让我安静下来，好像是怕有谁听到似的。但我怎么可能安静得下来，我破口大骂绑架我的人，他们就是彻头彻尾的混蛋！伯奇眼看着没办法让我安静下来，也开始大发雷霆。他满口脏话，骂我是个从佐治亚州偷跑出来的黑鬼骗子，还骂了一大堆肮脏不堪的话，那种话真是只有他这种最粗俗的人才说得出口的。
在我们争吵的时候，拉德博恩一直默默地站在一边。他在那个围圈的工作是看守被关押的人——也许对他而言这跟看守牲口没什么区别——还有接收奴隶、给奴隶送饭和鞭笞奴隶等。每天从每个奴隶身上他能赚两先令。伯奇让他去把杖板和九尾鞭拿来，他立刻就去把这些刑具扛了进来。我当时是第一次看到那种专门用来杖打奴隶的木板，就是一块十八到二十英寸长的厚木板，形状有点像那种老式的搅布丁的棒子，也有点像平常看到的船桨。扁平的那一部分大概有两个摊开的巴掌那么大，上面布满了螺旋状的突起。而九尾鞭就是一束多股软鞭，每一股的末端都打了一个结。
刑具拿来之后，他们两个人就一把按住我，把我的衣服都撕扯掉。我的双脚本来就被拴在地板上。他们把我从长凳上拽下来，脸朝下趴着；拉德博恩一脚踩在我的手铐上，我的手只能牢牢地贴在地上，完全不能动弹。然后伯奇开始用杖板狠狠地打我。我赤身裸体，一下子就被打得遍体鳞伤。伯奇打累之后暂时停了下来，然后问我还坚持说自己是自由人吗？我当然坚持！于是他接着打，这次打得更狠更急了。又打累之后，伯奇又一次停下来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还是一直咬着牙坚持说自己是自由人，伯奇再接着打。他一边打，一边不断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我，那模样简直就像披着人皮的恶魔。一顿毒打之后，杖板都被打断了，只剩下一截手柄。但我依然没有屈服。我怎么可能会在他的淫威之下就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奴隶呢！伯奇愤怒地把手柄丢到一边，随手抄起了九尾鞭。九尾鞭打起来比杖板疼多了。我铆足了浑身的劲咬牙坚持，但还是无法忍受。我忍无可忍，不禁恳求他放过我，但只换来更恶毒的咒骂和更无法忍受的鞭痛。我当时想，我可能会就这样死在这恶魔的皮鞭下了。即使时过境迁了这么久，我现在想起那顿鞭打，依然心有余悸。我浑身上下都像火烧一样疼，我相信炼狱的烈焰也不过如此了！
他不断重复问我同样的问题，但最后，我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开口说话了。他依然继续鞭打，我浑身的皮肉都绽开了，感觉就像他在把我的皮肉活生生地剥离我的骨头一样。就算只剩下最后一丝仁慈之心，也不会这样毒打一条狗，更何况他打的是活生生的人！最后，拉德博恩表示没必要继续打我了——估计我已经失去知觉了，伯奇这才停手。但他冲着我狠命地挥舞拳头，咬牙切齿地威胁我说，要是再敢说自己是自由人，或者说自己是被绑架来的这种话，下次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我。他发誓说，要么让我屈服，要么就直接杀了我，没有其他选择。一股脑儿说完这些话之后，他解下了我的手铐，但我的脚还是被牢牢地拴在大铁环上。他们关掉了窗户上才掀开没多久的遮光板，然后走出了地牢，锁上了大门。我又一次孤身一人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中。
过了一两个小时之后，我突然听到了门锁转动的声音，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刚清醒的时候，我在极度孤独中迫切地渴望能看到个人影，随便什么人我都不在乎；但是现在，我一想到有人走近就浑身颤抖。任何人脸都像鬼魅一般，尤其是白人的脸。走进来的是拉德博恩，他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有一块干巴巴的炸猪排、一片面包和一杯水。他问我感觉怎么样，假惺惺地对我遭受毒打表示了同情，然后劝我乖乖听话，别再嘴硬说自己是什么自由人了。他摆出一副关心我的样子，劝我越少说话越好。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真心同情我的处境还是在设计诱导我放弃抵抗，不过现在再去推测这些完全没有意义。反正他说完这些话之后，帮我拿掉了脚上的镣铐，打开了小窗上的遮光板，然后就离开了地牢。
我那时浑身僵硬、到处酸痛、体无完肤，只要稍微动一下就痛彻骨髓。透过那扇小窗只能看到墙头的屋顶。晚上，我躺在硬邦邦的潮湿地板上，既没有枕头，也没有被褥。拉德博恩每天准时进来两次，每次都送来猪排、面包和水。我基本上吃不下什么东西，但是非常口渴。浑身的伤痛让我必须不停地变换姿势。那几天，我就这样坐立难安、浑身伤痛地度过每一个白天和黑夜。我在那些日子里陷入了无尽的伤心和绝望，我不停地想念我的家人、我的妻儿。好不容易能睡着的时候，我总是会梦见他们——梦里我又回到了萨拉托加，我看见他们熟悉的脸庞，听到他们一直在叫我。但每一次醒来发现这一切都是幻影，我实在忍不住痛哭流泪。但我的意志并没有崩溃，我一直没有放弃逃跑的念头，而且，我越来越迫切地想要逃离这个地方。我觉得当大家搞清楚事情真相之后就会还我自由了，我相信世间还是有公道的。到那时，伯奇没办法继续说我是佐治亚州逃跑的奴隶，他必须放我走。我当时并非没有怀疑过布朗和汉密尔顿，但我始终无法接受他们真会如此陷害我，所以当时我还想着他们应该在找我——等他们找到我就能把我救出火坑了。唉！当时我是完全不明白所谓的“人心险恶”啊！贪婪能诱使扭曲的人性做出多么邪恶的事情，这完全超出了我能想象的程度。
过了几天之后，他们打开了地牢的大门，允许我在院子里走动一下。院子里关着三个奴隶，其中有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另两个是年轻小伙，一个二十岁左右，另一个二十五岁左右。我们很快就互相熟悉了，我知道了他们的名字和各自的经历。
年龄最大的那个黑人名叫克莱门斯·雷，以前住在华盛顿，他曾以赶马车为生，曾在一家马车行做了很长时间。他非常聪明，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一想到要被送到南方就特别沮丧。伯奇在几天前把他买了下来，在送往新奥尔良的奴隶市场之前先安顿在这里。就是他告诉了我这里是威廉的奴隶围圈，之前我从没听说过这种地方，他告诉我这里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而我则向他倾诉了我的不幸遭遇，但他能做的也只有些许言语的安慰和同情。不过，他也劝我别再提什么自由不自由的，因为他了解伯奇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要是继续不折不挠，只能换来更多的毒打。另一位小伙子名叫约翰·威廉斯，他在弗吉尼亚州长大，离华盛顿并不远。他原来的主人把他给了伯奇用来抵债，而他一直期待着主人有朝一日会把他赎回去——他的愿望后来实现了。小男孩名叫兰德尔，非常活泼可爱。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院子里玩耍，有时会哭着找妈妈，边哭边问他妈妈什么时候能来。在他幼小的心里，最伤心，或者说唯一伤心的事就是妈妈不在。他还太小，没法明白现在的处境。不想妈妈的时候，他喜欢跟我们嬉笑打闹。
他们三个人晚上就睡在顶棚下面简陋的小格间里，而我则被锁回地牢里。后来，他们终于给了我们几条毯子。那些毯子原来是给马用的，谁能料到这条毯子会是我接下来的十二年里唯一能充当被褥的东西。雷和威廉斯对纽约州很感兴趣，问了我很多问题——那里的人是怎么对待黑人的？黑人怎么可能有自己的家，而且还能组建家庭，没有人压迫他们吗？他们都向往自由，尤其是雷，每次说起这个话题都感慨不已。当然，我们谈论这些的时候都要避开伯奇，也不能让看门的拉德博恩听到。因为这些话题，哪怕只是小小的念想，都会换来一顿毒打。
我觉得我把这些事无巨细地写下来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些都是我的人生中具体而且真实的事件，也能让读者详细地了解我所看到的、所知道的奴隶制度，并且记录下那些重要的地点和现在还活着的人们。华盛顿和它的周边对我来说一直是陌生的地方，现在依然如此；除了伯奇和拉德博恩，我不认识其他住在华盛顿的人，最多会有些同为奴隶的同伴提到过的几个人名。我的所言是否属实，一目了然。
我在威廉的奴隶围圈大概待了两个星期左右。有天晚上，有人带着一个女人走了进来。那个女人哭得非常伤心，手里还牵着一个小女孩。她们就是兰德尔的妈妈和同母异父的妹妹。兰德尔看到她们时欣喜若狂，他死死地拽着妈妈的裙子，不断亲吻妹妹，高兴得不能自已。妈妈把他揽在怀里，温柔地抱着他，一边流泪一边宠溺地看着他，不断轻唤着他的名字。
小女孩名叫埃米莉，七八岁的样子，肤色有点浅，长得非常漂亮，性格也非常讨人喜欢。她的头发打着卷儿垂在脖子边，裙子的式样和质地都很好，全身上下都收拾得很整齐干净，一看就是在富裕家庭长大的孩子。兰德尔的妈妈穿着丝绸的衣服，手上戴着戒指，耳垂上也配着金饰。从她得体的举止和言谈中不难看出她不是普通的奴隶。她对于自己当时的处境似乎也有一种措手不及的惊讶，突如其来的命运转变把她推入了这样的境地。她不停地哀怨，最后和孩子们一起被关进了我那间地牢里。她的悲恸和凄楚完全没办法用语言来表达。她蜷缩在地板上，把孩子们揽进怀里，诉说着唯有母爱能企及的柔情话语。孩子们紧紧依偎着她，仿佛妈妈的怀抱是唯一的避风港。后来，孩子们安稳地枕在妈妈的大腿上睡着了。妈妈看着熟睡中的孩子，轻轻地拂开他们额上的细发，一整晚都在温柔倾诉着。她不断地叫着他们亲爱的宝贝、可怜的小东西，心疼他们还不知道将来会面对怎样的苦楚。他们很快就会失去妈妈的温柔怀抱了，分离早已是注定的。无从知晓孩子们将会面对怎样的命运，她也实在无法忍受跟小埃米莉和亲爱的儿子分离。他们是多么乖巧、多么可爱的孩子啊！一想到要离开他们，她就悲痛得无以复加。但是，她很清楚地知道，孩子们会被卖掉，也许两个孩子会被分开，此生都无法再见。听这位绝望的妈妈哭泣着讲述这一切，再铁石心肠的人都会动容。她的名字叫伊莱扎，后来她跟我讲述了她的故事：
她的主人是华盛顿的一位富人，名叫贝里。如果我没记错，她说她出生在贝里的种植园。后来贝里染上了一些恶习，随后跟他妻子争吵不断。实际上，早在兰德尔刚出生不久的时候，贝里就跟他的妻子分居了。贝里把原来住的房子留给了妻子和女儿，自己在附近新建了一幢，然后带着伊莱扎住进了新房子，并答应伊莱扎，只要她愿意跟他住在一起，以后会让她和孩子们都获得自由。她和贝里在新房子里一住就是九年，期间不仅有仆人服侍她，而且一直衣食富足。埃米莉其实是她和贝里的女儿！贝里的大女儿在父母分居后一直跟母亲一起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后来嫁给了一位名叫雅各布·布鲁克斯的人。后来应该是发生了某些贝里无法掌控的事情，导致他的财产被迫分割。结果，伊莱扎和她的儿女被分给了布鲁克斯。她和贝里共同生活了九年，虽然这种生活并非她所愿，但足以让她成为贝里妻女的眼中钉。我听得出来，她一直觉得贝里本人其实是好心肠的，贝里一直答应会给她自由，她也一直深信不疑，可惜后来发生了变故。伊莱扎和儿女被分给布鲁克斯之后，她心里明白，他们很快就会被分开了。贝里的大女儿非常讨厌伊莱扎；至于埃米莉，她同父异母的妹妹，还长得居然跟她一样漂亮，她自然更是无法容忍。
有一天，布鲁克斯说他要帮贝里兑现诺言，要去给伊莱扎开自由证明，所以要带她出门。伊莱扎听到这个消息兴奋不已，她把自己和小埃米莉打扮得特别漂亮，高兴地跟着他出门了。结果到了城里之后，她们并没有得到自由，而是被带到了伯奇这里；对方开出的不是自由证明，而是一张卖身契。多年的期盼瞬间化为泡影。就在短短一天的时间里，她从最欢欣的期盼跌落进最痛苦的深渊。也难怪那晚她止不住悲恸，痛苦和心碎的呼喊传遍了围圈的每一个角落。
伊莱扎现在已经过世了。她被葬在遥远的雷德河上游，河水缓缓地流经路易斯安那州贫瘠的低地；那里有她的坟墓，那是可怜的奴隶唯一安息的地方。她当年的担心后来都变成了现实；她日夜悲恸，得不到一丝抚慰；一位母亲眼看着儿女陷入无望的命运时那种撕心裂肺的伤痛，这一切的一切都会在后面的故事里一一讲到。
第四章
在被关进围圈的第一个夜晚，伊莱扎断断续续地讲述着心中对贝里女婿的怨恨。她说，要是她早点识破他的诡计，她宁可死也不会被他带到这里来。他们是趁着贝里不在种植园的时候伺机哄骗她出门的。她非常希望能再见贝里老爷一面，他对她一直都那么好。可惜，她心里明白，现在贝里根本没办法救她出去。说着说着她又开始流泪——她不断亲吻熟睡中的孩子们——一边还不停地跟他们说话。孩子们枕在她的腿上睡着了，她一个人倾诉了一整晚。夜复一夜，夜夜如是，她的悲恸如漫漫长夜，永无止境。
第二天半夜的时候，牢门突然打开了，伯奇和拉德博恩提着灯笼走了进来。伯奇骂骂咧咧地命令我们赶紧把毯子卷好，准备离开这里去搭船。他一边咒骂说要是动作不快点儿就等着死在这儿吧，一边粗暴地把孩子们推醒，说他们睡得跟死猪一样。随后他去院子里把睡在小棚的克莱门斯·雷也喊了过来，命令他卷上铺盖到地牢里集中。克莱门斯进来之后，伯奇让他站在我边上，然后把我的左手跟他的右手用手铐铐上。约翰·威廉斯在一两天前已经如愿以偿地被他原来的主人赎回去了。大家都排成行后，伯奇命令我和克莱门斯往前走，伊莱扎和孩子们跟在后面。我们被带着穿过了院子，走过了那条有顶棚的过道，上了几级台阶，随后进了一间房间——我刚清醒过来时听到的脚步声应该就是从这间房间传来的。房里只有一只炉子、几把破旧的椅子和一张长桌，桌上铺着纸。
房间装饰很简陋，就刷了白墙，地上没有铺地毯，看起来像是个办公室。我记得有一扇窗户旁挂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剑。伯奇命令我们把他的行李箱搬下去，于是我用没被铐住的右手抓住了一边的把手，克莱门斯抓住了另一个把手，我们就这样一路从前门走到了大街上。四周漆黑一片，没有半点声响。我隐约看到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方向有一点点亮光，也有可能只是反光。但目光所及之处空无一人，连流浪汉的身影都没有。我当时一直盘算着伺机逃走，要不是手被牢牢地铐着，我肯定会孤注一掷地尝试一下，不管结果如何我都愿意承受。拉德博恩走在最后面，手里拿着根长棍，催促着孩子们踉踉跄跄地赶路。我们一队人就这样戴着手铐如死一般安静地走在华盛顿的大街上——华盛顿，这个告诉我们人人生而享有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利的国家的首都，这个高唱着《嗨！哥伦比亚》的所谓幸福之地！
终于走到船边之后，我们又很快被赶进了堆满木桶和箱子的货舱。一个黑人奴隶拿了一盏灯进来，随后钟声响起，轮船马上就开动了。轮船沿着波托马克河顺流而下，不知道会把我们带往何方。经过华盛顿墓的时候，钟声再次响起。我相信伯奇一定会恭敬地脱帽躬身，向那位为国家之自由贡献一生的伟人致敬。
那一晚，除了两个孩子，我们都没有睡。我第一次看到克莱门斯·雷如此崩溃，在他心里，再没有比去南方更可怕的事了；因为这意味着他要离开自己的朋友，离开他成长的地方和熟识的一切——在他心里，这一切都是那么珍贵——很可能，这一切都再也看不到了。他和伊莱扎一直在哭泣，哀叹自己的悲惨命运。我一直试图让自己振作，虽然很难做到，但我必须做到。我默默地在心里想了无数个逃跑的计划，下定决心一有机会就要尝试一下。不过，我决定暂时假装屈服，不再坚称自己是自由人，因为这样做非但毫无益处，只能招来一顿毒打，而且还会影响到逃跑。
天亮了之后，我们都被召集到甲板上吃早餐。伯奇解开了我们的手铐，让我们围坐在餐桌边。他问伊莱扎要不要来杯酒，伊莱扎礼貌地拒绝了。我们默默无语地吃着早餐——一个人都没有说话。给我们添菜的是个黑白混血的女人，她看到我们鸦雀无声颇为不安，鼓励我们振作一点，不要那么垂头丧气的。吃完早餐之后，伯奇重新给我们铐上手铐，然后命令我们到船尾的甲板上去。我们挤坐在几个箱子上，伯奇就在附近，所以我们仍然一言不发。偶尔会有乘客走过，他们会看上几眼，然后就默默地走开了。
其实那天上午天气真是不错，河两岸的田野里都是连绵的绿色；因为我之前一直生活在北方，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时节看到这样的景象。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的，鸟儿在树间啼鸣——我真是羡慕这些鸟儿啊。我真希望自己也有一双翅膀，那样就可以即刻启程飞往北方，回到苦苦等着我的孩子们身旁。
午饭之前，轮船抵达了阿维亚溪，乘客们下船改搭驿站马车——伯奇和我们五个人包了一辆车。一路上，伯奇和孩子们有说有笑，甚至还在停车场给孩子们买了块姜饼。他告诫我要昂首挺胸，看起来精神一点儿，还说如果我表现得好，说不定就能遇上个好一点的买主。我没搭理他，他一脸仇视的样子，我根本就不想看他一眼。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心里暗暗期许着，说不定等我回到家乡后哪天会和他狭路相逢，到时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驿站马车到达弗雷德里克斯堡后，我们改搭了火车，黄昏前便到了弗吉尼亚州的首府里士满。下了火车，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奴隶围圈。那个围圈位于火车站和河之间，主人是一个叫古丁的男人。围圈的构造跟威廉在华盛顿的那个差不多，就是稍微大一点儿，而且院子两个对角上各有一间小屋。这种小屋在很多奴隶围圈都能见到，通常是买主在达成协议之前对奴隶“验货”的地方。这就跟马匹交易前总要仔细检查一样，有缺陷的奴隶自然就出价低了。对于没有担保的奴隶买卖而言，这种“验货”程序至关重要。
古丁在门口候着我们，他矮矮胖胖的，圆圆的脸上都是赘肉，须发乌黑，肤色也很深，跟他自己的黑人奴隶差不多黑。他看上去大概五十岁，表情很严厉。伯奇见到他就热情地上前打招呼，一看就是老朋友了。他们两人亲切地握了握手，伯奇说他带了些人过来，还询问了船什么时候开，古丁回答说大概明天的这个时候。然后古丁扭头看了我一眼，随后走过来拉起我一只胳膊，让我稍稍转了转身，摆出一副识货的样子，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好像是在心里掂量着我大概能值多少钱。“小伙子，你打哪儿来的啊？”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脱口而出：“纽约。”“哇哦，纽约啊！你在纽约干吗呀？”他吃惊地大声质问。
我一眼瞥到伯奇正满面怒容地瞪着我，显然是在警告我，于是立刻改口道：“哦，我只是最远到过那一带而已。”我就是想让古丁以为我想表达的只是我去过而已，而不是我是纽约州或任何其他自由州的人。
随后，古丁又逐一看了看克莱门斯、伊莱扎和孩子们，问了他们不少问题。古丁很喜欢埃米莉，这并不让我意外，因为这孩子漂亮乖巧、人见人爱，尽管她现在远不及我第一次见她时那么干净整洁了：头发乱糟糟的，小脸上也有点脏兮兮的，但她那秀气可爱的小脸蛋还是很招人喜爱。古丁一边看一边嘟囔：“加起来人可真不少啊——真是多得见鬼啊！”我暗暗地想，如果是虔诚的基督徒可绝对不会这样说话。他全看完之后，我们便被带进了院子。院子里确实关着好多奴隶，我估摸着起码有三十个。他们有些在院里走动，有些坐在棚子下面的长凳上。每个奴隶都穿戴得干干净净的——男人都戴着帽子，女人都裹着头巾。
伯奇和古丁没再搭理我们，两人走上正屋后面的几级台阶，坐在门槛上开始说话，不过我没能听到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伯奇朝我走了过来，解开了我的手铐，然后把我带进了院角的小屋里。
一进屋他就问我：“你刚才说你是纽约来的？”
我只能回答：“我只是告诉他我最远去过纽约，我并不是说我是那里的人。我也没有说我是自由人。伯奇老爷，我真的没有恶意，我要是能早点想到这可能会有误会的话，我就压根儿不会说了。”
他用恶狠狠的眼神瞪着我，简直就像要把我活吞了，然后一言不发地转身走了出去。结果几分钟之后，他又走了进来，连珠炮似地威胁我说：“如果再让我听到你提到什么纽约、什么自由人，你就死定了——我一定宰了你！你给我牢牢记住！”
我心里明白，伯奇比我更加清楚叛卖自由人为奴的风险，他很清楚一旦东窗事发自己将会面临怎样的惩罚，所以他必须要堵上我的嘴，不能让我揭穿他干的勾当。当然，我的命一文不值，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我相信他会毫不犹豫地立刻把我杀了。
院子的一边有一个小棚，下面有一张粗糙的桌子，小棚的上方就是睡觉的地方，这跟华盛顿的围圈差不多。晚饭是猪肉和面包，我们挤坐在桌边吃完之后，就有人过来把我和一个皮肤发黄的大个子铐在了一起。那个大个子非常敦实，看起来满面愁容、极度沮丧。我们被铐在一起没多久就熟络了起来。他叫罗伯特，是个聪明博学的人。他跟我一样，本来也是自由人，老婆和两个孩子都在辛辛那提。之前有两个男人在辛辛那提雇用了他，然后把他带到了南方。他没有证明自己是自由人的文件，于是在弗雷德里克斯堡被抓住并关了起来。他跟我一样，一开始坚称自己是自由人，直到被打得忍无可忍，才明白最好先保持沉默。他已经在古丁的这个围圈待了大概三周了。我们两人有着相似的经历，非常明白和理解对方的感受，可以相互慰藉，所以我对他有着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几天后，眼看着他死去，我的心情无比沉痛。当时我看着他冰冷的尸体，泪流满面。
我和罗伯特还有克莱门斯、伊莱扎及孩子们当晚就睡在院角的一间小屋里，唯一的铺盖是我们自己带着的毯子。小屋里还有其他四个人，都是来自同一个种植园的，他们都被卖了，正赶往南方。其中有一对夫妇，大卫和卡洛琳，两人都是黑白混血儿，他们当时都非常不安，害怕会被卖到甘蔗园或者棉花种植园里去；但他们心底最大的恐惧是害怕会被分开卖给不同的主人。另两个是两位姑娘，其中一个叫玛丽，高挑轻盈、皮肤黝黑、神态倦怠，一副对周遭漠不关心的样子。她跟大多数一直为奴的黑人一样，对于“自由”所知甚少。一看就知道她是在下等环境里长大的，没有什么文化，举止也非常粗俗。像她这样的人也许不在少数，他们对其他都无所畏惧，唯一害怕的就是主人的鞭子，而唯一会做的事就是服从主人的命令。另一个姑娘名叫莱西，她跟玛丽截然不同。她一头长长的直发，看上去不太像黑人，而像是个印第安人。她眼神非常尖锐，透着一股子仇恨，时不时地冒出几句愤恨的话。她丈夫已经被卖掉了，她对自己现在到底身处何方也没什么概念。在她看来，反正就是换换主人而已，也没什么更糟糕的事儿了，她也不在乎自己会被带到哪儿去。她有时会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疤狠狠地说，早晚有一天她要让那些人也尝尝皮开肉绽的滋味儿！
我们互相倾诉着彼此悲惨的经历时，伊莱扎一个人蜷缩在角落里，哼唱着赞美诗为她的孩子们祈祷。我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好好休息，所以很快就扛不住睡意，倒在罗伯特边上沉沉地睡去了。一夜安睡，暂时忘却了烦恼，直到天明。
第二天一早，我们在古丁的监视下先打扫了院子，然后草草地洗漱了一下，再遵照命令把毯子卷了起来，准备离开这里继续南下。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伯奇决定把克莱门斯·雷带回华盛顿去，克莱门斯顿时高兴坏了，兴奋地跟我们一一握手告别。离开里士满的这个围圈之后，我一直都没再见到他。但谁能料到，在我恢复自由之后，居然机缘巧合地知道了他的消息：他后来也逃了出来，一路逃到了加拿大，获得了自由；逃亡的路上他还曾在我内弟家借住了一晚，顺便把我们当时在里士满的状况详细地告诉了我的家人。
下午的时候，他们让我们两人一组依次排好，我和罗伯特站在最前面，然后伯奇和古丁赶着我们这队人走出围圈，穿过里士满的大街，一路走到“奥尔良”号停泊的地方。“奥尔良”号是一艘巨大的全帆装船，主要用来运送烟草。我们在五点之前都上了船，伯奇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锡杯和一把汤勺。我们一共四十个人，除了克莱门斯之外，围圈的其他人全都上了船。
我随身带着的一把小折刀一直没被他们收去，于是我拿出来在锡杯上刻上了自己名字的缩写。其他人看到后很快就围了过来，纷纷要求我帮他们也刻上名字。我一个一个地帮他们全刻上了，虽然只是举手之劳，但他们都非常感激。
晚上，我们被赶到船舱里，舱门被锁上。我们有的躺在箱子上，有的躺在其他地方，反正只要有足够空间把毯子铺开就行。
伯奇在我们离开里士满之后就走了，带着克莱门斯回华盛顿去了。我再一次看到他，就是将近十二年之后了：我被解救出来后，才再一次在华盛顿的警局见到了他。
詹姆斯·H·伯奇，这个臭名昭著的奴隶贩子——他用低价购买黑人，不管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然后再高价卖出。他就是个倒卖人口的投机分子，干着龌龊不已的营生。不过，他会在我的故事里消失一段时间，直到故事快结束时才会再提到，那时他已经不再是挥舞鞭子的恶魔，而是被我控诉的对象；可惜，这个谄媚的小人在法庭上用尽手段，最终逃掉了应有的处罚。
第五章
我们全都上船之后，“奥尔良”号就起航了，沿着詹姆斯河顺流而下。第二天，我们停靠在诺福克对面的切萨皮克湾，一艘驳船从城里开了过来，又送了四个奴隶上来。其中有两个男孩，一个叫弗雷德里克，十八岁；另一个叫亨利，大概二十岁出头。他们原本都在城里做家仆。还有一个打扮得颇为光鲜的黑人女孩，名叫玛丽亚，她长得确实不错，但特别自负无知。她觉得去新奥尔良是个好机会，到处洋洋自得地说：凭她的姿色，一到那儿就会有富裕的单身汉把她买走！
还有一个人刚来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他叫亚瑟，驳船靠近的时候他正激烈地反抗着。押送的人费了很大劲才把他连拖带拽地拉上船。他一边反抗一边大声控诉，要求立刻把他放了。他的脸全肿了，到处都是瘀伤，半边脸完全被打烂了。他就这样一路被拽着，强行被塞进了船舱。我从他的大声控诉中大概了解了他的遭遇，后来他又详细地跟我讲述了一遍：他和他的家人一直住在诺福克，都是自由人，他是个泥瓦匠，家住在城郊。有一天他莫名地被拘禁了一会儿，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结果在一条僻静的小路上被一伙陌生人围攻。他奋力反抗，最终寡不敌众、筋疲力尽。那些人堵上他的嘴，把他绑了起来，不停地鞭打他，最终他昏死过去。后来几天，那些人一直把他藏在城里的一个奴隶围圈里，南方好像有不少这样的围圈。直到昨天晚上，他才被带了出来。他们一直被安置在驳船上，等着我们靠岸。一路上他都在反抗，但完全无济于事。最后他终于发现，还是先暂时保持沉默为好。后来他一直默不作声，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我看得出他是在心里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孤注一掷地拼一下。
离开诺福克之后，看守的人就把我们的手铐解开了，还允许我们白天去甲板上走走。船长选了罗伯特去服侍他，我则被派去查看烹茶煮饭的活儿以及分发水和食物。我有三个助手：吉姆、卡夫和詹妮。詹妮负责准备咖啡——就是用壶熬玉米粉，烧开后加入糖浆。吉姆和卡夫则负责烤玉米饼和煮熏肉。
我在用餐的时间站在一张由几个木桶和一块木板搭起来的桌子旁，把熏肉和玉米饼切成小片，给每个人发一片，然后从詹妮的咖啡壶里给每个人倒上一小杯咖啡。我们根本不用盘子，刀叉也没有，直接就用手。吉姆和卡夫对待这些工作态度都非常认真，似乎觉得做个帮厨挺了不起的，有肩负着重大职责的成就感。后来大伙儿就开始叫我“管家”——这是船长给我起的外号。
我们这些奴隶每天吃两顿饭，一顿在上午十点，另一顿在下午五点。每天的食物和分量都是固定的。天暗了之后，我们就被赶进船舱，舱门锁得严严实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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