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 那人 那些事儿——西南大学漫话96则(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邓力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那时 那人 那些事儿——西南大学漫话96则试读：

写在前面

清朝末年，重庆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学校——川东师范学堂，在今天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一带建立。川东师范学堂，为西南大学办学起始点，距今已逾百年。

百年的学校，恰如苍藤古树，经常性地梳理，才能四季常青，根深叶茂。梳理学校的发展脉络有各种方式，以文字来梳理的有校史，有《那时 那人 那些事儿——西南大学漫话96则》这类校史的补充性读物。《校史》正襟危坐在庄重与严谨的蒲团上讲述，她是学校不可或缺的信史；《那时 那人 那些事儿——西南大学漫话96则》属于落月闲潭边随手翻翻的读物，是校史的一种丰富或补充。《那时 那人 那些事儿——西南大学漫话96则》试图将校史读物中那些要么语焉不详，要么一句带过，要么压根儿没留痕迹的过往重新提起。它采取漫话的言说方式，以可读性为艺术追求，努力将学校历史上那些应该被记住的人和事变成可被复述的内容。同时，《那时 那人 那些事儿——西南大学漫话96则》又是校史内容的一种细节丰富。它将校史读物中那些语焉不详或一句带过的人和事，作为努力叨唠的内容。这些事本是人们应知欲知但又未知或知之甚少的，它发生于过去，属于旧闻，有的已被记忆的米筛筛得斑驳陆离，或被简洁得干瘪枯涩。《那时 那人 那些事儿——西南大学漫话96则》旧闻新说，试图还原它们那立体、鲜活的本真，成为西大人共同的集体记忆。正是基于此目的，编写者们从大量史料中，从老人们的记忆里，从各类文献的字里行间，爬梳整理出近百则，分别归纳在“

学人漫话

“光炯楼”前说光炯

光炯楼，一个阳光般明亮的称谓，一幢以我国土壤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的侯光炯教授名字命名的小楼。

光炯楼体积不大，小三层，底层仅有一半，另一半是岩石。每天熙来攘往的人们从它旁边经过，称它是学校不可多得的老楼。如果老楼专指建筑物历史的长短，那么光炯楼未必名实相符。

光炯楼始建于1958年，时为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专用楼。光炯楼

1956年，中国科学院特别授权侯光炯院士（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由他负责主持成立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中科院为此拨付建楼专款。小楼1957年底设计，次年3月筑基， 7月竣工，用时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体现的是那个年代的跃进速度，却定然谈不上历史悠久，因为距今50多年的历史无论如何算不上“悠久”。然而，光炯楼又的确很“老”。它不仅是校园中仅有的几幢老建筑之一，而且它还见证了侯光炯等老一辈科学家如何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壤科学体系，它因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和人文情怀而显得古朴、厚重和苍老。

当年中科院专门为侯老修建了这幢土壤研究室专用楼，但他却不愿被这小天小地的研究室所束缚。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走出小楼，将农村的广阔天地作为自己的实验室，常年在农村蹲点，尤其是在长宁，一蹲就是17个年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光炯楼最初叫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1985年改名为土壤肥力与免耕研究室。2007年，为纪念侯光炯在土壤学方面的卓越贡献和弘扬他“实践创新、造福民生，精心教书、诚心育人，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学校将土壤肥力与免耕研究室命名为光炯楼。

光炯楼中珍藏着数百幅与侯光炯院士有关的照片。这些照片，大多拍于陇亩田间。比如，90岁那年，侯老还在学生的搀扶下，在泥泞的乡间艰难跋涉，很多人看了都为之肃然动容。即便是回到休息的地方（很难把它界定为“家”）所拍摄的闲暇照片，也难与工作分开，如为人们所熟知的《洗脚》：脱去泥浆紧裹的雨靴的侯老，在木桶中洗脚的那一会儿工夫，也忘不了拿起放大镜，仔细观察刚从地里拔回来的嫩绿的秧苗……

光炯楼中还珍藏着数百件与侯老相关的实物，它们都是需要人们去细心解读的全息密码。藤椅、书桌，雨靴、草帽，钢笔、镜盒，信函、日记，书法、漫画，论文、专著……林林总总，这些被高度人格化了的物件，总是在不经意中将一个可亲、可敬、可爱的师者形象立体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要认识侯光炯，就要走出光炯楼，要去侯老生活和工作过的大天大地中。当人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乡间阡陌，才能真正认识侯老人之为人的高尚节操、优良品性与科学精神，才能在一切有关侯老的长长短短的话题中寻找到方向性的结果。

光炯楼，一幢值得仰望的小楼。如今，由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题写的“侯光炯纪念馆”几个墨色大字将她的历史过往和当代价值在这里作了最好的逗留。侯老的事迹，正成为西南大学不可或缺的有关大学精神的不老传说。（邓力）让国际土壤学界倾听中国的声音

1935年，不管是对于中国土壤学界还是侯光炯本人，都是一个有分量的年头。

这一年，中国土壤学界第一次参加国际土壤学大会，第一次让国际土壤学界倾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而侯光炯本人也成为国际土壤学界崭露头角的新星。正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现代土壤科学，以那次大会为起点，开始在国际土壤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国际土壤学会成立于1924年，在前两次大会上都没有农耕文明最为悠久的国度——中国的身影。当时的中国，土壤科学研究刚刚起步，如此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中国只能寂静无声。1934年，中国政府决定应邀参加次年在英国牛津举办的第三届国际土壤学大会，由中央地质所土壤研究室副主任侯光炯，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张乃凤，中山大学农学院土壤调查所的邓植仪和中国留学生夏之华、廖鸿英组成中国代表团赴会。国际土壤学界终于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侯光炯决定将在我国和整个东方国家粮食生产中都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水稻土的研究作为提交大会的重点论文选题。千百年来，水稻土默默无闻地滋养着东方的“稻米文化”。“稻米文化”乃是包括儒教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在内的古老东方文化的滥觞。然而，自18世纪近代经典土壤学诞生以来，国际土壤学界对水稻土还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和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土壤科学的一大空白和缺憾。而今，填补这一空白和缺憾的重担落在了侯光炯等中国土壤科学家的肩上。

为了获得水稻土的第一手材料，1934年夏天，侯光炯和助手马溶之一起在南昌郊外的水田里泡了整整一百天，不管是烈日如火还是暴雨如注，他们从未间断，最后终于写成了世界上第一篇研究水稻土的论文——《江西省南昌地区潴育性红壤水稻土肥力的初步研究》。正是这篇文章让年轻的中国土壤科学带着自己的一分锐气，步入世界土壤科学的殿堂。

1935年7月初，侯光炯偕同张乃凤、邓植仪，带着30箱土壤标本和10余篇论文前往欧洲，而此时另外两名成员夏之华和廖鸿英已在英国。这是侯光炯第一次出国，异国风光却并未引起他多大的兴趣，他在车厢里一直心无旁骛地对所带的论文进行最后的修订和润色。这种情形在他以后的屡次出国当中一再重现。对于他来说，出国与平时出差并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是工作场所的转移而已。

这次大会在著名的英国牛津大学举行，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与会者都是国际土壤学界的权威和精英。大会共收到三四百篇论文，经过严格筛选后，推出176篇进行大会交流。交流分成小组讨论、墙报张贴等若干个等级，侯光炯和马溶之合著的水稻土论文被选定为最高规格的大会宣读。那一夜，侯光炯思绪万千，辗转难眠。他强烈地预感到，届时他宣读的将绝不仅仅是一篇普通的学术论文，而是一个庄严的宣示——中国的宣示和整个东方的宣示……

翌日上午，当侯光炯精神抖擞地登上大会讲坛，用流利的英语宣读自己的论文《江西省南昌地区潴育性红壤水稻土肥力的初步研究》时，引来了无数关注的目光；当他开创性地提出“水稻土”这一特殊的土类名称时，与会者都沉静了下来；而紧接着他以独到的“淹育、潴育和潜育”理论对水稻土的形成和特征进行科学而严密的深入分析和阐述时，肃穆的会场上开始出现了少有的兴奋和骚动。随着论文宣读的深入，代表们沉浸在一种既熟悉又新鲜，既神秘又令人信服的，用客观事实和科学思维编织成的美妙绝伦的世界里……报告结束时，大厅里先是一片沉寂，仿佛在最后品味什么或积蓄什么，而后，突然间，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代表们全体起立，向侯光炯和中国代表团致以最热烈的祝贺。侯光炯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这不是我个人，也不是我们几个人的荣耀，而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

从讲坛下来之后，侯光炯又以30箱土壤标本和10余篇论文的阵容，举办了一个小型的“中国土壤资源研究成果”展览。这些土壤标本有中国南方的红土、东北的黑钙土、中原的黄土、大西北的荒漠土、内蒙古的草原土、海边的盐碱土……面对着琳琅满目的标本和一篇篇高水平的论文，各国学者惊叹不已，许多人一连参观了好几次，认真地进行查询，提出交流要求。大会结束时，各国代表团纷纷举办鸡尾酒会、冷餐会联络感情。中国代表团经济拮据，为了答谢各国代表团的支持，还是筹办了一个茶话会，以一杯清茶表达中国土壤科学家对各国同仁的友好感情。在茶话会上，侯光炯说：“我们中国有两句古话，一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一句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中国土壤学家今后要以君子之心与各国同仁交往，互相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世界土壤科学的发展，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他的一席话再次为自己的祖国赢得了尊敬和掌声。

会后，侯光炯应邀赴欧美考察。通过考察，他深深认识到适应机械化生产的欧美土壤科学不符合我国传统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的国情。他决心走中国自己的土壤研究之路，让国际土壤学界更多地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侯光炯创造出用土壤的粘韧曲线来测定土壤特性和肥力的崭新方法，为土壤胶体硅铝率和胶体组成的研究打开了新思路。根据这一发现，他撰写了《土壤粘韧曲线研究》《土壤养分吸附状况与土壤粘韧性的关系》和《土壤粘韧曲线测定法》等重要论文，先后在国外发表，并被收入第四届国际土壤学大会论文集，再次引起国际土壤学界的高度关注。

1956年10月，第六届国际土壤学大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侯光炯带着他的研究论文《四川盆地内紫色土的分类分区》再次在会上宣读。正是在这届大会上，他20年前提出的“水稻土”理论得到正式确认，国际土壤学会决定成立水稻土专门研究小组，“水稻土”的研究从此成为世界性的课题。

1964年8月，第八届国际土壤学大会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侯光炯又拿出了极富创见的论文——《利用土壤层次评价土壤肥力的研究》，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赞扬，论文在大会上宣读并被收入大会会刊，获得了大会的双重最高待遇。

1994年7月，第十五届国际土壤学大会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举行，年届90岁的侯光炯再次参加大会，将独具特色的“自然免耕学说”展示给了世界各国的土壤学界同行。这一年，距他第一次参加国际土壤学大会已经60年，当年与会的国际土壤学界的那些擎天巨子、权威们，都已风流云散，而他这位中国土壤学界的元老，竟又卷“土”重来，代表中国土壤学界第四次登上了国际土壤学界的最高学术论坛。

从“水稻土”概念的提出到“土壤粘韧曲线”的首创，从“光肥平衡的周期变化规律”到“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的建立……侯光炯让国际土壤学界一次次听到了中国人的声音，在世界土壤学界为中国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和尊重。（邓力、张晓华根据余德庄《世纪情结——侯光炯的人生道路》整理）华罗庚诗赠侯光炯

1975年6月，四川成都正在快步进入夏天。天气有些闷热，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两位科学巨子的相见。华罗庚与侯光炯——享誉世界的著名数学家和我国土壤科学的开拓者及奠基人——在华西坝见面了。两位科学家之间实在是有太多的相似点。出生在江苏金坛县，比侯光炯小5岁的华罗庚，在从事数学理论研究的同时，努力尝试寻找一条数学和工农业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他将数学中的统筹法和优选法大量运用于工农业生产，提高了工作效率；他走下讲坛，走向广阔的工厂田间，带领学生深入实践一线，推广优选法、统筹法，“夏去江汉斗酷暑，冬往松辽傲冰霜”，祖国的天南地北，都留有他的身影。此次华罗庚到四川，正是为了推广普及统筹法。侯光炯出生在上海金山县，距离华罗庚出生地仅仅200余公里。侯老也是在从事土壤科学研究的同时，努力寻找一条土壤科学与农业生产实践密切结合、促进粮食作物稳产高产的新路径。侯老为此以大地为实验室，长期扎根农村，不断地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和解决着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壤科学研究之路，为发展我国农业生产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四川省科委的安排下，两位科学巨匠有了一次促膝长谈的机会。两人相谈甚欢，相见恨晚。那个时候的侯光炯，正在进行他的“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他所提出的“土壤越种越肥，产量越来越高，品质越来越好，成本越来越低”的农业目标和“持续均衡发展农业”的新观点，一定是那次会谈不能回避的内容。听了侯光炯教授长期扎根农村、服务农业的情况介绍，华罗庚深受感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回到北京后，他马上修书一封寄给侯光炯。由于侯老在农村长期蹲点，华老只得请四川省科委的同志转呈。九十岁高龄的侯老在农村考察

华罗庚在信中对侯光炯说：

承赐教，谈恨短，识恨晚。你的扎根农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特别是老当益壮，七十一岁还准备再为党和人民工作十年，更感动我。一路上都在想念这件事，过“铁马大桥”口占几句打油诗，寄上作为不忘赐教之意乎。

华罗庚在信末附诗一首，将这份情谊深深地融进诗化的语言之中：

来川幸识侯光老，扎根农村是吾师。

踏遍山原犹健步，深研土壤出真知。

发展观点察事理，依靠工农揭重迷。

青山不老锦水在，求教再逢会有期。（邓力根据徐德庄《世纪情结——侯光炯的人生道路》整理）侯光炯还“债”

在众人眼里，侯光炯既有名誉又有地位，自然也不缺钱。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富有的教授，却一生都在拼命还债。当然，这不是还经济上的债，而是还所谓的“欠人民的债”。“欠人民的债”

侯光炯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党和人民给予了他很多很高的荣誉：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科学技术先进工作者……面对一系列接踵而来的荣誉，侯光炯却很冷静，把自己应得的荣誉视为“欠人民的债”。他说：“名誉、地位和金钱都是人民给我的，我得到的越多，欠人民的债就越多。债是要还的，我这辈子，人民给我的太多了，只有拼上老命才还得清啊！”

为了还债，侯光炯用他的所有、他的智慧、他的一切来回报人民，把一生的心血、一生的岁月都献给了土壤，献给了农村。日夜以继地工作

侯光炯经常对身边的人说：“对于我来说，最宝贵的，最浪费不起的就是时间了。”为了“向人民多还一点债”，他总是日夜以继地工作。

自从1973年在四川简阳蹲点以来，他除了出差、开会和回校上课，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在他的时间表上，从来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就连春节也是和农民一起过。他没有任何个人的休闲爱好，甚至到了连吃饭、洗澡、看病都觉得浪费时间的地步。每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恨不得把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用到工作上，把每一分钟都掰成两半来用。他经常工作、学习到深夜十二点以后。在研究所里，他每天晚上睡得最晚，早上却总是起得最早，不管冬夏，每天清晨都是他亲自拉响电铃，催促大家起床出操跑步；他几乎把每顿饭都变成了“工作餐”，总是边吃边跟大家谈工作上的事情，久而久之大家都成了习惯，如果有哪天不谈反而觉得缺少了什么似的。

尽管年事已高，身患多种慢性病，侯光炯却固执地拒绝进医院，实在不得已躺在了病床上，病床也立即变成了他的工作台。1995年，他因脊柱压缩性骨折，且伴有肺部炎症，在宜宾地委和学校领导的多次劝说下才在地区住了一个月的医院。在住院期间，他没有一天不是在病床上工作，即便身上在做着治疗，手不能动了，大脑都没有停下。在住院的一个月中，他不仅继续领导着免耕所的科研工作，而且还将长期以来一直盘桓于心，准备向中央建言的关于根治长江流域洪灾等重大问题的文字材料，进行了推敲和整理。一个月的时间一到，他就立即要求出院。大家劝他再住一段时间，他却无论如何也不通融，哪怕多一天也不愿意。地委方面赶紧向学校求援，希望学校的老师能劝说他在医院里再静养一段时间，但等学校的有关人员赶到时，老先生已由助手们用担架抬出医院，回到长宁了。

在侯光炯的带动下，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也从不计较工作的时间、假期和报酬。不求索取但求奉献

西南大学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封侯光炯写给学校工资改革委员会的“关于晋升工资的信”。这不是一封要求晋升工资的信，而是一封主动要求重新考虑自己一级教授薪级的信。

那是1956年，侯光炯被评为一级教授，工资也随之晋升。土壤农化系主任黄希素将这个情况告诉侯光炯，他听了不但不高兴，反而心情沉重，立即向学校领导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于是便有了下面这封令无数人感动的信。工资改革委员会列位同志：

顷阅黄希素主任交来土壤农化系工资改革草案，深感本人薪资标准，尚有可以商榷之处，愿提供考虑：

1．我最近两年来，出外时间较多，在执行教学计划方面远不如院内其他大部教师为严格，如今评为一等，自愧无以对同人。

2．本人在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已领工作费每月100元（实际上并未领取——作者注）。如今增薪成数及实际收入，再开我院最高记录，实感过分特殊。

兹谨建议您会，为我院工资改革效果着想，重新考虑本人薪级，不胜感盼。

此致

敬礼侯光炯（印）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北碚

侯光炯就是这样从不计较名利。他不仅从不向组织伸手，就连政策规定自己应得的收入也经常拒之门外。

20世纪50年代，侯光炯成为中科院生物地理学部常务委员，按规定每月有100元津贴，他坚决不接受。虽然他经济并不宽裕：一人的工资长期供养着十个人的生活；妻子常年卧病在床，子女众多，哥哥姐姐也需要资助，还要筹还新中国成立前向朋友们所借旧债。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自己节衣缩食，却想方设法地帮助别的同志。

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对党内高薪人员提出降低工资的要求。他在全院第一个表态，要求大幅度降低自己的薪资，向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看齐。他说：“人民缺吃少穿，生活极度困难，我心里很难受，不能要农民供养我。我没为农民解决生产技术问题，我还叫什么专家啊？”侯光炯请求自降薪级的报告“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然受到审查和批斗，但每月领取工资后，只留下微薄的生活费，其余都交了党费，有时竟达200元之多，十年共计上缴党费17089.22元。

1989年，侯光炯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按规定提了两级工资。他每月除留下369元生活费外，余下的钱和所得稿费都用于设立“土壤青年科学奖励基金”。

1992年，四川省委、省政府重奖他10万元，他一分也不要，将它全部用于农业科普博物馆的建设和办免耕技术培训班。诸如此类的事数不胜数。

而他自己的生活却简朴得令人难以置信。当时他每月工资及各种补贴收入达2000多元，而他和炊事员每月生活开支仅300元。他身上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一双鞋子也是补了又补，多次发生坐火车卧铺、进大宾馆被服务员挡在外面的事情。他平时买只鸡、割点肉都要掂量了又掂量。有一次，炊事员感到老人成天吃素菜不行，瞒着他买了只鸭子回来，想给他改善一下伙食，老人知道后数落了炊事员好半天。对农民在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他却总是慷慨解囊。几十年来，受到过侯老救济、帮助的人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土壤生万物。它忠于职守，千万年来默默地为人类奉献出粮食和其他许多财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土壤这种没有喧闹、不求索取，但求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钦佩，时时启发我进行这样的思考：应该怎样对待工作、对待生命。

这就是侯光炯。（张晓华根据余德庄《世纪情结——侯光炯的人生道路》整理）“苏秦背剑”

时间到了1966年，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侯光炯教授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揪出来，和一群同样被“揪”出来的教师一道接受劳动改造。白天，他们在一位农工的监督下劳动；晚上，则要到指定的地点由造反派看守着写“检查”，连星期天和节假日的休息都被剥夺了。劳动改造的内容包括干所有的农活，这使侯光炯在内的几位年老体弱的教授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比如转粪（把肥料由一个粪池挑到另一个粪池，贮存沤腐以备今后使用），有时一干就是几天，肩都挑肿了。路途稍远，用一个肩挑就疼痛难忍，必须学会换肩才能坚持。刚学换肩时，就连年轻教师也常常洒得自己一身粪水。侯光炯呢，年龄大了，体力不行，眼睛又不好，连路都看不清。看着他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走，年轻人于心不忍，又不敢帮他多少忙。有好心的老师教侯光炯换着肩膀挑粪，要他换肩时先将粪桶放下来，换肩后再挑。但侯光炯很犟，不服输，他也要像其他老师那样，挑着粪，边走边将扁担换到另一边肩上来。但扁担不听使唤，换到两肩之间就换不过去了，于是就成了背着扁担挑粪的模样。有位老师笑着说：“看！‘苏秦背剑’! ”侯光炯不顾大家的玩笑，继续“背”着扁担，“摇”着粪桶踉踉跄跄地走。几位年纪较轻的老师为了照顾他，在给他舀牛粪时，一桶只装一泡牛粪，结果很快被监工发现，狠狠地批评了侯光炯。

关于侯光炯“苏秦背剑”的故事，在艰苦的劳动改造之余还被“反动学术权威”们且笑且叹，不免让人倍感心酸！（蒋涛根据《西南大学记忆》第3期《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恩师待我情》一文改写）富有的穷教授

侯光炯教授不仅在学术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其甘愿清贫、乐于奉献的精神也堪称典范。在宜宾、在长宁、在相岭，到处都流传着这位富有的穷教授的动人故事。

作为中科院院士、一级教授的侯光炯，每个月的收入自然不少，他无疑是富有的。可他却是一位穷教授，衣食住行与农民没啥区别，还总是缺钱用。

他的工资级别很高，津贴、稿费等各种收入也不少，但他只留300多元的基本生活费，其余的钱大部分留给学校作土壤学奖励基金，剩下的也基本上送人了。妇女节、儿童节他要捐钱；建新学校，他也要捐钱；农民有困难，他更是倾其所有相助。有人遇上天灾人祸、生老病死来求他，他从不会让别人空跑，有时给别人钱给得他连寄一封信的邮票钱都没有。他死后没有给子女留下一分钱，仅有的几万元存单上清楚地标明了所有钱的用途：设立“土壤学青年奖励基金”。

在农村生活的20多年中，侯光炯住的是茅屋、庙宇、破烂的乡公所，一床蚊帐也是烟熏火燎用了10多年。他在西农的家没有任何装饰，家具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几乎没有称得上现代的家具，连电视机都是黑白的。他的儿子侯孝祖和儿媳妇武丽华几次提出为他购置新家具，都被他断然拒绝了。

他和炊事员长期维持每月300多元的生活开支，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包谷、红苕加青菜、牛皮菜，早上一碗豆浆，中午一个蒸蛋就算是改善生活了。炊事员想给他买只鸭子补补身体，也需要想出好多理由来劝他。他抽的烟最初是8分钱一包的“劲松”烟，后来才改抽了3角钱一包的“川贝”烟。

他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有一次外出乘火车，列车员还把他当做误入软卧车厢的老农。子女和工作人员为他添置的衣物，他一直舍不得穿，有的还送给了农民。侯光炯去世之后，人们含泪清点遗物，竟然找不出一件像样的衣服。学校的老师们违背他生前的意愿，买了100多元1米的衣料给他做了一件他一生中最好的中山装，可中山装里面，依然是洗得发白的旧衬衣。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上级领导考虑到他住在长宁偏僻的农村，交通不便，曾经三次提出为他配备专车，他都婉言谢绝了。1986年，成都科分院曾送一辆吉普车到相岭供他使用，不到一个月就被他退了回去，八九十岁高龄的他坐着手扶拖拉机四处奔波采集土样。

这就是“富”教授侯光炯的衣、食、住、行。

侯光炯对待自己近乎苛刻，而对待他人却是乐善好施，有求必应，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掏出来。

有一年的春播时节，一位姓庞的农民无钱买稻种，让孩子去找侯爷爷要一点良种，侯光炯二话没说，从口袋里掏出50元钱，请工作人员称种子给孩子。这位工作人员深知侯光炯由于经常帮助别人经济从来都不宽裕，于是自作主张，只称了5.5公斤稻种交给孩子拿走，把剩余的钱退给侯光炯。正在吃饭的侯光炯勃然大怒，将碗重重地砸在地上，疾言厉色地说：“只有这一户农民来找我，都不让我给他，你们还有没有农民感情？”这位工作人员赶紧用剩下的钱买了80公斤稻种，连夜给庞家送去，侯光炯这才罢休。

有一天下午，侯光炯听别人说乡里有户农家，两个大人痴呆，两个子女也是傻儿，面临春耕播种，他们家既没有种子也没有化肥。他立即拿出50元钱，叫两位同事买来化肥和种子给那家农户送去，并再三嘱咐，一定要办好。两人买了一袋化肥，再去买种子时，卖种子的已下班关门了。他们找人带路，翻山越岭走了几十里山路去送化肥，再赶回来时已是深夜12点多钟了。侯光炯仍未休息，见两人回来，忙问“种子、化肥都送去了吧”，听说只送了化肥，侯光炯生气了，连连责备两人“太不尽心、不尽力”，两人再三保证第二天一早就把种子送到，他才慢慢平息下来。

1995年的一天，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民走来，“扑通”一下跪在侯光炯面前，说娃儿生病要动手术，没有钱。侯光炯立即从衣服口袋里拿钱，翻了上衣，又翻裤兜，连几角几分钱都全部掏完，终于凑齐了70多元钱。他全部给了那个农民，同时还抱歉地连声说道：“太少了，太少了……”

相岭街上有一位农民叫李谦，近乎疯癫，还带着几个未成年的子女。李谦经常漫骂街坊近邻和地方干部。1986年的腊月二十八日，侯光炯叫人给李谦送去300元，希望他遵纪守法，不要再漫骂街坊近邻和地方干部，买点东西与儿女好好过春节。李谦手捧着钱，立时涕泪纵横，哽咽着说：“多谢侯老！我会把这份情，这份义放在心里。”

长宁盛传着侯光炯“赔钱”的故事。侯光炯对推广半旱式免耕法的农民宣布，减了产的由他赔偿。“减产赔钱”的事也确实发生过，他吩咐助手：“该赔多少赔多少，我们绝不能让农民兄弟吃亏！”在寒冬腊月，他带着助手们挨家挨户去赔钱。后来事情弄清楚了，减产并不是因为耕作技术，而是个别农户把供应的化肥拿去卖了造成的，与侯光炯一点关系也没有。助手们生气了，要去追回赔偿的钱，侯光炯却宽宏大量，劝阻了助手们。他不仅“减产包赔”，而且办培训班、买竹种，农民遭了天灾人祸他也“赔”，甚至把每月工资的一半和省里重奖他的10万元钱也“赔”了进去。

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很多……这就是“穷”教授侯光炯的仁慈博爱。

救世最愉快。侯光炯如此说，也如此做，他心中始终装着人民大众。（张晓华根据余光泽等《光辉的榜样 永远的怀念——缅怀侯光炯教授文集》改写）侯光炯二三事“让火车等一等”

1957年，侯光炯带领土壤研究室部分同志奔赴云南、贵州考察，完成了云南、贵州土壤区划资料两册。在野外工作期间，侯光炯以身作则，不畏艰辛，在西双版纳气温高达40℃的热带雨林中，他总是亲自下到土壤剖面坑内，观察讲解。在酷热难当的情况下，为防旱蚂蟥的侵袭，大家还得穿上长袖长裤，扎紧袖口裤脚，这样就更是热上加热了。考察之余，侯光炯常应邀给当地干部、农民讲课。有一次在云南河口讲课时，有同志提醒侯光炯火车要开了。正在专心讲课的他想也没想过他们要乘的是火车，而火车是不等人的，顺口就说快去招呼一下，让火车等一等，课还没讲完哩！等侯光炯把课讲完，火车早已开走了。当时没有客车，侯光炯和大伙儿只好一起乘闷罐货车转点。事后同志们摆谈起这些趣闻轶事，无不为侯光炯教授这种传播土壤学知识的忘我执著精神所感动！（蒋涛根据《西南大学记忆》总第3期《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恩师待我情》一文改写）三元钱的“席”

侯光炯院士身上，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这些故事，他的许多学生都能讲出一二。其中，有关侯光炯院士三元钱的“席”的故事，让人听后感慨不已。

侯光炯先生是著名的土壤学家和教育家，我国土壤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一级教授。在不了解他的人眼中，侯光炯院士工资很高，生活一定过得很阔绰。岂不知，侯光炯院士的收入多数都用在了缴党费和帮助别人上，他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有次出差，随行的工作人员把没有吃完的馒头扔到餐桌上，侯老一声不吭地把馒头装入网袋，作为下一餐的伙食。有一次，侯老带领学生去野外考察，一位老师在一家小餐馆定了每人三元的所谓的“席”，作为大家的午餐，侯老知道后大发雷霆，说我们是来为农民扶贫的，农民那么辛苦，我们有什么资格吃席。结果，午餐就是他们带去的一桶馒头，八十岁高龄的侯老和学生们一起吃得津津有味。（程龙）“无中生有”的称呼

侯光炯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对待周围的同事和下属却非常和蔼可亲。他很随和，说话又风趣，学生们和年轻人在他面前都可以“没老没小”地随便讲话，就连帮他做家务的小保姆都不怕他。

侯光炯爱开玩笑，常说一些让人回味几分才能懂的话，如侯光炯叫自己的夫人“爸爸”，叫他的儿子“小祖宗”（儿子名孝祖，孝祖的谐音再加个宗字，不就成了“小祖宗”），叫女弟子“弟弟”，叫男弟子“姐姐”，叫一位经常陪伴他出差开会的青年教师为“爷爷”，尊称一位生活知识比较广博的老师为“博士”，称当时在土化系任党总支书记还很年轻的付显兰同志为“妈妈”。前面那些称呼大家都明白，那是他对别人的昵称或是亲切的反话、玩笑话，但这“妈妈”的尊称是什么意思呢？经过一番“脑筋急转弯”，大家终于明白，这一尊称是侯光炯从“党啊，我的母亲”中衍生而来的！后来，有弟子问侯光炯，你叫付显兰“妈妈”是不是因为她是代表党的意思啊？对弟子的这一“演绎”，他用认可的微笑作答。侯光炯的玩笑话也不是没有意思的哟！（蒋涛根据《西南大学记忆》总第3期《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恩师待我情》一文改写）

“吴宓路”上说吴宓

融汇广场向北，绿树掩映着一块路牌：吴宓路。以人名作路名，其人定为名人，其路定然与其人有着某种联系。在学界，吴宓的名人身份无需考证，吴宓与这条路的关系却值得回味。吴宓路不长，区区100余米，由融汇广场始，至三教楼终。走在这条路上，或许会想起非马的《醉汉》:“把短短的巷子，走成一条，曲折，回荡的，万里愁肠……”你会觉得非马的这首经典的怀乡诗就是为吴宓所写，诗的意境，跟吴宓在这条路行走时的境遇太相似了。20世纪60年代的一教楼

近年来，中西文化交流、沟通渐盛，国学热蔚然兴起，研究比较文学的学者日渐增多。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就更加有必要重新提及堪称中国比较文学先驱的国学大师、诗人、红学家吴宓。

吴宓有执手杖的习惯。在当年的西南师范学院，师生们见到的吴宓，爱穿高领窄袖长衫，脚登手纳布鞋，手执竹杖。后来，长衫不兴了，改穿中山装，吴宓的竹杖却仍不离手，他时常若有所思地执杖缓行于这条小径。

吴宓熟读易经、通晓八卦，也曾正确预测自己一生将有3个28年，但吴宓定然不会想到，有那么一天，他用竹杖敲打过28年的这条小路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当然，那些与他一道走过20世纪50年代的“反右”、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人，也未曾料到，吴宓的名字，会长驻于西南大学的校园间。这，就是历史的逻辑。

正如吴宓为自己预测的人生一样，吴宓一生经历了3个28年。

吴宓的第一个28年，定位了自己人生的基本角色，为其成为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学者身份夯实了基础。

吴宓的第二个28年，他主编《学衡》，树一面拂逆时尚、独领风标的大旗；执教于清华大学等著名学府，培养了众多后来在中国学界叱咤风云的大师；他吟诗作文立论，清词妙论响彻学林；他研究红楼，释译古今中外名著佳作，比较中外文学之异同，以自己涵盖众多学科领域的突出成绩，完成了对自己身份的塑造，成为中国著名学者、诗人、红学家、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拓者。

吴宓的第三个28年，人到暮年，在绵延不绝的政治风浪中戚戚然于西南师范学院的讲台。不过吴宓就是吴宓，他在这小径上踽踽独行时给后人留下了深深浅浅、长长短短的无尽话题，且听学生的回忆。（邓力）课堂上的吴宓

1960年，我考取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中文系，其时正值所谓的“黑线回潮”时期，中文系著名教授都在我们年级开课，吴宓先生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吴宓为我们一年级新生开了《文言文导读》的课程，每周四课时。第一次上课，我早早进了教室，坐在第二排正中。吴宓的大名我早已如雷贯耳。还在中学时，当时刚从西师毕业的老师，就给我大吹特吹过西师校园是如何之美，西师大校门是如何之壮观，中文系大名鼎鼎的吴宓教授是如何的了得。还说吴宓曾和鲁迅先生打过笔仗！我想，敢跟鲁迅先生“打笔仗”的人，肯定有过人的胆识和高深的学问，决非等闲之辈。我是怀着对吴宓先生的高度崇敬之情跨进西南师范学院的，想到马上就可以一睹吴大教授的风采，心中难免有几分激动。

上课铃响，吴宓先生踏着铃声走进教室。当时我发现，吴宓先生是一位面貌清癯、精神健旺的老人，秃顶，戴一副毫无特色的眼镜，穿一件早已洗得发白的长衫，左手小臂挂着一根手杖，步履矫健，俨然中年人。总之，他的穿着打扮朴素得近乎寒碜，与我原来想象中西装革履、高大英挺的样子完全是两回事，只有那手臂上挂着手杖的姿态似乎还有一丁点儿洋派头的残余。

吴宓先生健步走上讲台，将夹在左腋的课本放在课桌上，向肃然站立的学生还礼，依然挂着手杖，然后转身在黑板上直书了五个大字：“吴宓字雨僧。”接着就讲他的名字，讲“宓”的音义，讲为什么字“雨僧”。

吴宓先生给我们讲《诗经》。在我的印象中，他讲《诗经》重在串讲和翻译，讲完一段再翻译一遍，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与众不同，更没有什么惊人的观点。吴宓先生大概是一个激情型的人，讲课中也常常激动。有一次，他讲中国诗歌和西方诗歌的区别：“中国诗歌重韵，西方诗歌更重节奏。”为了让我们理解，他为我们背诵了一首并不算短的莎士比亚的诗。这时，吴宓先生神情激动，右手拄着手杖，一面吟诵着诗，一面在讲台上来回走动，手杖一次次重重地拄在讲台上，发出有节奏的“笃、笃”声。很明显，他是要我们体会西洋诗歌的节奏。可惜我们英文水平太差，竟然一句也听不懂。何止我们，我偷眼瞧那七八个佩红校徽的进修教师，他们何尝不是满脸惶惑呢？吴宓先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他所讲不就是比较文学么？可惜，当年我们谁也没有意识到这点。不是他讲得太深，只恨自己实在浅薄之至，他的心血确实白费了。

吴宓先生虽不是专门研究《诗经》的学者，学术上也不以古典文学见长，但古典文学的修养仍然相当深厚。按理，由他这样的知名教授来给我们“导读”，似乎用不着花什么力气，但事实并非如此。吴宓先生不写正规教案（当时的大学教授大多如此），但讲课的重点、难点，特别是要写的板书内容，他都事先写在香烟盒纸的背面。下课时，我曾到讲台上去看过他写在香烟盒纸背面的备课笔记：钢笔楷书，直行书写，全是繁体字，一丝不苟。他的板书也是直写，全用繁体，异常工整。他一贯反对简化汉字，在任何场合都从不写简体字。这一条在“文革”中成了他“反动”罪状之一。事实上，简化汉字的功与过一时尚难说清。今天攻读古典文学的研究生一读古代典籍就头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认不得繁体字。吴宓先生反对汉字简化是实，但称他“反动”则为上纲上线。

我曾经问过吴宓先生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学好古典文学？他回答了我八个字：多读、多记、多背、多用。说真的，我悟性并不高，对“多用”二字并不理解，难道先生还要我们去写文言文？或许问同类问题的不止我一人，一次他在课堂上说：“好些同学说文言虚词难以理解，其实不难，你自己经常用就解决了。你把生活中遇到的事改用文言来表达就行了。比如吃饭，就可以说三两尚不足，何况二两乎？这不就用了几个虚词！”这下可不得了：须知，当时正值困难时期，教师定量只有21斤，李井泉政委又强迫每人“自愿”节约2斤，实际只有19斤，平均每顿就是二两。吴宓先生身体健壮，食量不小，每顿三两自是不够，二两就实在太少了。他是个性情真率的人，向来实话实说，谁知这次示范却给他惹来无穷的麻烦。课后，一些“觉悟颇高”的同学就去系办公室反映，一时间在西师校园里被传得沸沸扬扬，似乎吴宓先生公开反对党的粮食政策已成了不争之论。平心而论，他只不过说了句大实话而已。他是觉得粮食定量少了点，但反对党的粮食政策则未必。当时虽已舆论鼎沸，但他并未因此而被赶下讲台，一切仍按教学计划进行。在“四清”和“文革”中，这句话却为他招来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又成为他“反动”的罪证之一。“四清”运动时，我不在校，在省委工作团当“四清”干部，“运动”别人。返校时，“文革”已如火如荼，人们已开始写揭发“牛鬼蛇神”的大字报。隔不多久，我们四个同班留校的同学聚在一起，也给吴先生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就是“三两尚不足，何况二两乎”，当然也上纲到反对党的粮食政策。这是我给吴宓先生写的唯一的一张大字报，虽然“四清”中别人早就写过，“文革”中别人也比我们写得更早，上纲也上得更高，但现在想起来也真是愧疚于心，因为当时确有以此表示划清界限之意。

吴宓先生上课从不迟到，总是伴着铃声走上讲台。他讲课语音并不特别高亢，但中气十足，随便坐在哪个角落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他讲课一向严肃认真，从不闲扯课外的事情。只有一次例外，记不清是讲哪一首诗了，可能是涉及女孩子吧，他说：“有人重男轻女，女孩子有什么不好，林语堂有三个女儿，陈寅恪有三个女儿，我也有三个女儿！”显得颇为自豪。《红楼梦》中贾宝玉曾经说过：“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人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儿便觉浊臭逼人！”吴宓先生是著名的“红学”家，对男女的看法大概也和贾宝玉差不多。后来我才知道，他虽有三个女儿，但他孤身一人在西师，未能享受到天伦之乐。

吴宓先生不仅上课认真，而且对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也格外认真。在大学里，老师常常是上完课就走，课后学生也往往忘了擦黑板。对此，大家习以为常，他却很在意。吴宓先生发现空教室黑板上有粉笔字时，总是默默走去擦干净，拍拍手又默默离开。吴宓先生上课总是坚持自己擦黑板，有一次他把刷子放在讲台下了，要擦时找不到，他居然用自己的衣袖来擦黑板，急得前排同学赶紧跑去找出刷子来擦。这次他没有拒绝，算是例外。每次下课，吴宓先生也总是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才离开教室。他这种对小事都极为认真的精神，我们至今没有学到，真是愧对他。

吴宓先生给我们上课时，有几次在第一节下课之后，擦完黑板，满手是粉笔灰。他拍拍手，从裤包里摸出小半块冷馒头，背对着大家，就在教室门边满不在乎地啃将起来。当时我们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大家都知道先生是“有问题”的人，谁也不敢在讲台上给他泡一杯热茶，甚至个别同学公然说这个老头太不讲卫生！吴宓先生何以在第一节课后才来啃那小半截冷馒头，我想不外两点：一是冬天亮得晚，他怕迟到，来不及吃完馒头就匆匆往教室赶；二是确实“三两尚不足，何况二两乎”，为了第二节课有精力，没奈何只有留下小半截馒头在第一节课后再吃。不管是哪种情况，吴宓先生的精神都着实感人。（徐洪火）生活中的吴宓

吴宓先生是一个性情真率的人，无论大事小事，他往往率性而为，至于后果如何他是不管的。

吴宓先生与白屋诗人吴芳吉是至交。吴芳吉英年早逝，吴宓先生不仅几十年如一日资助吴芳吉家属，而且惠及三代，这在学术界早已传为美谈。每到吴芳吉忌辰，吴宓先生总要在家中挂上吴芳吉的遗像，摆上祭品，以寄哀思。吴宓先生是二级教授，在西师是标准的高薪阶层，他除资助吴芳吉的家属后代外，还资助另外一些人，偶尔还有个别不知趣的学生找他要钱，以致他总是入不敷出，月月借债。先生几乎每月都向邻居钱泰奇先生借钱四十元，每次都留下借条：“今借到钱泰奇先生四十元。上月已还清。”钱先生随手将吴宓先生的借条放进一瓦罐中。借条上因写了“上月已还清”，故从不取走旧借条，日积月累，钱先生的瓦罐都快装满了，可惜几年前钱先生搬新居，子女们搬家时把吴宓先生的借条连同瓦罐一并扔弃了。吴宓先生资助的人大多是所谓在政治历史上有点问题的人，以致有人攻击他是用人民的血汗去资助“牛鬼蛇神”，但他依然我行我素。

1953年，吴宓先生与原重庆大学女学生邹兰芳相恋结婚，不久邹女士即去世。有人告诉我，吴宓先生对邹女士用情甚深，“文革”前有时还到北碚某山冈邹女士坟前去凭吊；邹女士的生日和忌日，吴宓先生吃饭时还为她摆上碗筷；他偶尔也去看电影，总是一人买两张票，让旁边的座位空着，似乎觉得这是在与夫人一道看电影。

邹兰芳去世后，她的一个隔房的侄儿邹某来此服侍吴宓先生。此人身材五短粗壮，来不久即显得流里流气，给人的印象极差。吴宓先生为人忠厚，待他极好，一套两间房，先生把大间让他住，自己住小间。困难时期，先生从政协买回菜肴，说：“里面有葱，我不吃，你吃吧。”邹某也就毫不客气地安然享用；上级分配的“高知”享受物品，买来也全归邹享用。邹某对吴宓先生的照顾却并不怎么样。对于这些，旁人都议论纷纷，先生却从不在意，这大概是“爱屋及乌”的缘故吧。

1964年底，西师开始“四清”。1965年，随着“四清”的深入，家属中一些“有问题”的被清理出西师，邹某也在被“清”之列，回了老家。这时，中文系田子贞教授家的保姆唐大姐同时又帮吴宓先生。吴宓先生对她极好，既给工资又送东西，甚至连自己床上的蚊帐、棉絮都送给了她。因此，唐大姐也精心照顾吴宓先生。一位退休的小学女教师“阶级觉悟颇高”，曾对唐大姐说：“吴宓是‘有问题’的人，你应该与他划清界限，怎么能帮他呢？”唐大姐回答得很干脆：“我是帮人，管他问题不问题，只要给钱我就帮！”

吴宓先生年轻时因深爱毛彦文而与夫人陈心一离异，1935年毛彦文突然背约嫁与熊希龄。这对他打击很大，但他却不顾时人訾议，将他为此而写的诗篇一一公开发表，并一字不改地收入《吴宓诗集》。这是人们熟知的。事实上，毛彦文的身影一直藏在先生心灵深处。“文革”前某天，吴宓先生拿出一张他珍藏的毛彦文的照片，请邻居美术系的钱泰奇先生替他画一张毛的油画像。像画好后，吴宓先生非常满意，连说：“谢谢！谢谢！”可见，直至晚年，吴宓先生对毛彦文仍有几分痴情在焉。

1964午某天，吴宓先生的钥匙串遗失了，他在一张烟盒纸上写了遗失启事贴在三教学楼大门上。启事说：“宓不慎遗失钥匙一串（如左图），有拾得者请交中文系办公室或文化村一舍106号……”启事钢笔直书，工楷繁体，且“宓”字小一号并退右半行，后面还真用钢笔画了一串钥匙，形象逼真。见者无不窃笑。

同年夏天，我们正复习考试，系上一钟姓教授去世，吴宓先生为治丧委员会成员。有人告诉我，当时在三教学楼地下室某教研室讨论追悼会事宜，有人说家属致词不好办，钟先生的儿子还戴着“帽子”，只有让儿媳来致词。吴宓先生听后说：“三伏天干吗戴帽子？叫他把帽子揭了不就得了！”弄得大家哭笑不得。几天后我们参加钟教授的追悼会，代表家属致词的果然是女的，原来就是西师家属委员会缝纫组那位漂亮的大嫂。吴宓先生是否真的说过那句话，抑或是别的老先生说的，因为人事变迁，现已难以核实了。不过我想，对于“帽子”的特殊的、革命的含义，吴先生肯定是不会明白的。

1969年，在暴风雨般的“革命洗礼”中，吴宓先生被“革”断了一条腿。1972年他搬回西师，因腿残怕潮，改住三楼。这时，在西师校园里又可见到他跛着腿行走的身影，不过那根手杖再也不是装饰品了。这时吴宓先生已不再拥有“文革”中的各种头衔，于是便请同楼的曾大娘照顾自己的饮食起居，每月给她60元工资。他的住房没有卫生间，每天由曾大娘的孙女帮他倒痰盂，吴宓先生额外再给小女孩一份工资。先生对人之厚道，由此可见。后来吴宓先生补发了工资，冷落的门庭顿时又热闹了起来，上门求资助者有之，上门敲诈者有之。一天晚上，吴宓先生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就是后来自称是吴宓先生“忘年好友”的那个人，他拿出一张发黄的照片，指着其中一位女士说：“她现在有难，你必须拿出500元钱，我拿去解救她！”先生不同意，且极度生气，二人发生争吵，左邻右舍的人都去看热闹。吴宓先生的邻居刘尊一教授让其女刘则智下楼请向阳院的负责人孙荃老师，说：“有人来骗吴宓的钱。”孙荃老师上到三楼，二人还在吵，围观的人不少，现场乱糟糟的。孙老师觉得自己没法调解，立即亲自去团结村请来一名保卫科干部。保卫科干部问了来人的姓名、单位之后，知道他不是西师的人，就把他带到保卫科去了。这时围观者更多了，保卫科另一名干部郭君德来了，外语系负责人之一的某人也来了，当他知道骗吴宓的人居然是外语系某教师之兄，外语系的这个教师也被叫来了。某人大概觉得脸上无光，气愤之余，竟当众赏了这个教师两个耳光！这个教师也属“牛鬼”之列，代兄受过，冤枉挨了两个耳光，只有自认晦气。

吴宓先生是海内外知名学者，但在如何料理日常生活上却远不如常人，有时甚至显得幼稚可笑。

1970年秋冬之交，一天，吴宓先生找到孙荃老师，向孙老师诉苦说：“我晚上睡不着，咬得很，不知是怎么回事？”孙老师生活经验很丰富，马上联想到臭虫。但是，在那个时候，一般人家的臭虫早已灭绝了，未必吴宓先生床上还有？孙荃老师到吴宓先生寝室一看，果不其然，吴宓先生蚊帐顶角就有好几个又肥又大的臭虫。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臭虫的巢穴就是木床缝隙，光捉杀蚊帐里的臭虫是无济于事的。于是，孙老师让保姆把蚊帐洗了，把床上盖的、垫的全撤了，去街上买来六六六粉，加肥皂水调成糨糊状，用毛笔把吴宓先生木床上的缝隙全部糊住。吴宓先生站在旁边看，一边点头一边说：“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也不知他是否真的明白了。臭虫被彻底消灭了，吴宓先生睡觉也香甜了。此后，他一见着孙荃老师总忘不了说声谢谢。

从梁平搬回西师后，吴宓先生腿伤目盲，身体虚弱，生活相当窝囊，亏得他的好邻居钱泰奇、孙荃夫妇。钱、孙二位经常在生活上关照先生，有时还给先生做一些可口的饭菜，使吴宓先生在极端窘困的情况下，仍能感受到人间的温馨。（徐洪火）“文革”中的吴宓

1966年6月28日，我们参加省委工作团的13位青年教师奉命回校“闹革命”。不久，吴宓先生办公室座位旁边墙上赫然出现了一幅标语——“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吴宓！”吴宓先生走进教研室，看见墙上的标语不由一怔，他未说话，泰然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隔了两三天，教研室开会批判他。会上，几位教师声色俱厉地揭发批判吴宓，说他反对鲁迅、反对文字改革、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资助牛鬼蛇神，简直反动透顶云云。对这一切，吴宓先生闭口不言，不置可否，于是有人领呼“打倒”口号，一阵“炮轰”，空气顿显紧张。我坐在最后一排，看不见他的表情。从后面看去，只见他一动不动，犹如老僧入定，似乎也并未怎么在意。对他这样的“老运动员”来说，批判似乎已习以为常。说真的，这次批判会是相当温和的，大家说话也还有三分客气，也不作人身攻击，还让他坐着接受批判。会后，主持会议的刘遗贤先生叫我留下，给我分配任务，要我晚上去找吴宓先生谈谈，松包袱，免得他想不通，出事情。所谓“出事情”就是自杀。当时有的老先生对“文革”那种惊人的阵仗很不适应，在大字报和漫画的“炮轰”声中，人格受到极大侮辱，还未等到由“触及灵魂”并进而触及皮肉的阶段就饮恨自杀了，死了还被骂为“自绝于人民”，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当过一年半的“四清”工作队员，做“放包袱”的工作算是驾轻就熟。当晚，我到了吴宓先生家，他家中陈设简陋得令人难以置信。吴宓先生坐在小床上，我坐在他对面的一张藤椅上。略事寒暄之后，我对他说：“下午大家对你的批判，你要正确对待。你要多学习中央文件，要实事求是地交代自己的问题。实事求是就是有什么问题交代什么问题，没有的事不要乱交代，这样会害人害己。”我一边说，他一边点头称是。我见他神情很平静，不像要“出事”的样子，安慰了几句就匆匆告辞回家了。谁知当晚他就把我说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日记中，末了还加了四个字的评语：“此言有理”。后来先生日记被抄，看过日记的一位好心人将此情况告知我，我还着实吃了一惊，因为那时先生已“升格”为“现行反革命”了，他说“此言有理”那岂不糟糕？不免暗中埋怨他“糊涂”，要记就记“早餐：稀饭一两、馒头一个、鸡卵二枚”之类，干吗把我说的话也记下来？不过还好，我没有“辫子”可抓，也没有人想从中“捞油水”，于我毫无影响。

9月上旬某日，吴宓先生被“革命小将”挂上“反共老手”的黑牌，抓去游斗，从此被关进“牛棚”，进了“劳改队”，各种“触及灵魂”的批斗会自是少不了他。1966年11月，监管“劳改队”的“革命小将”要去“革命大串联”，但苦于囊中羞涩，想到吴宓先生是高薪阶层，于是找他单独“训话”，意思是有钱出钱，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吴宓先生虽然家无余钱，但岂敢抗命，东拼西凑，总算凑足了二百元。“小将”似嫌未足，临出发前还“借”走了先生手上那块并不名贵的手表。

日记被抄，给吴宓先生带来了更大的不幸。经“革命小将”和“革命‘大’将”们的精心发掘，从吴宓先生日记中又找出不少“钢鞭”罪证，其一是说让中学生造反，无异让小孩玩刀，没有不伤手的；其二是说“姚文元在江青卵翼之下”如何如何。仅这两条就不得了。在此之前，吴宓先生早已“升格”为“反共老手”。这一来再次“升格”为“现行反革命”，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各派办的报上不断发表批判“现行反革命”吴宓的大块“编辑部文章”，看那阵势，似乎很快就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大概因为吴宓先生年纪太大的缘故，对他向来只是“触及灵魂”，免于触及皮肉，所以，他也算平安熬过来了。大轰大闹一阵子之后，“小将”们渐渐失去了兴趣，因为在他们看来，打“死老虎”毕竟远没有打派仗过瘾。

1967年6月开始，“革命小将”逐渐弃文斗而尚武斗，当时的时髦口号曰“文攻武卫”，这时谁也懒得来管“牛鬼蛇神”，吴宓先生等“一小撮牛鬼蛇神”在家“逍遥”。经过“文革”的人都清楚，武斗期间，唯有“牛鬼蛇神”相对安全点。那时若被武斗人员抓住，开口必问哪一派，你知道他是哪一派？回答错了难免皮肉受苦。于是有人就冒称自己是“牛鬼蛇神”，对方立即申斥道：“牛鬼蛇神跑出来干啥？滚回家去！”一场凶险由此化掉。吴宓先生这段时间一直安居西师家中，虽然外面乃至西师校园内枪声不断，他却能在家中“安享清福”，谁也不去打扰，这恐怕是他在“文革”中过得最为安闲的一段时光。“文革”中，随着吴宓先生身份的“升格”，有的“革命小将”为了表示自己立场坚定，居然当面称他为“吴老狗”，在批判中也高呼“坚决砸烂吴宓的狗头”、“把吴宓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之类的口号，喊归喊，其实并没有真正去砸“狗头”。但不少“小将”似乎特别偏爱他的光头，一见到他就要上去摸摸拍拍肆意侮辱。吴宓先生对此似乎特别不能容忍，遇此情况，总是用手护头，铁青着脸，一面躲一面逃，嘴里还唧唧哝哝，谁也听不清说些什么，显然是在发泄内心的极度不满。我多次见到这种情形，心里感到特别难受，但为了自身安全，只有快步离开。

1969年夏秋之际，西师中文、音乐、教育、物理4系师生赴梁平西师农场劳动锻炼，而吴宓先生之类的“牛鬼蛇神”则是去劳动改造，同时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在当时，这叫做“革命、生产两不误”。农场在梁平屏锦镇七涧桥，当时西师正准备在那儿筹建分院，不久，西师的部分教职工就搬到了那儿。一次，批斗吴宓先生，两员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