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美国文学史(全八卷)(美国文学的历史价值所在)(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萨克文·伯科维奇（Bercovitch S.）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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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文学史(全八卷)(美国文学的历史价值所在)试读：

前言

新英格兰清教文学

感谢以下机构为我的研究和写作提供的经济帮助：人文科学国家援助基金会(NEH)、普林斯顿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第一章初稿曾提交给维罗纳大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研讨会，因此，我谨在此感谢为我提供慷慨帮助的伊塔拉·维凡教授、皮埃尔·伊弗斯·派提朗、维欧拉·萨克斯教授、多米尼克·马凯斯、加宁·德芙和马克·莎那迪艾。感谢欧文人文科学研究所主任马克·罗斯先生及研究所的全体成员。1991至1992年间“少数民族语篇课题组”悉心阅读了我的手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为此，我对以下同仁致以衷心的感谢：诺玛·阿拉尔贡、裘斯·艾玛雅、文森特·程、金考·程、金伯利·柯蓝肖、安妮·丹尼伯格、阿布杜拉·謇默罕默德、梅·约瑟夫、克莱拉·苏·克德威尔、司马达·拉维、弗朗索瓦·莱昂奈特、刘海铭、丽莎·洛、丽莉安·曼泽卡斯、麦克尔·斯普林克、斯特林·斯塔基、戴维·凡·列尔、克莱伦斯·沃克。感谢加州大学滨河分校的以下同事抽出宝贵时间阅读我的书稿，并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史蒂夫·阿克叟洛德、卡洛·本西克、马克·艾略特、布鲁斯·哈古德、德博拉·哈思维、卡拉·玛吉尔、卡尔顿·史密斯。同时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尔·克拉裘里奥和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伯纳德·罗森塔尔以及威斯康星大学的海瑟·达布罗给我的宝贵建议。尽管在写作过程中，诸多学者的著作都帮助了我深入理解新英格兰清教文学，但我尤其要对以下学者表示感谢，他们的著作给了我很大启发：伯纳德·拜琳，萨克文·伯科维奇、米歇尔·布列特维泽、迈克尔·克拉克、帕迪·克威尔、罗伯特·达利、爱德华·戴维森、安德鲁·戴本考，约翰·戴默斯、艾弗莱特·爱默生、文迪·马丁、哈里森·梅瑟罗尔、罗伯特·梅德考夫，佩利·米勒、凯伦·罗尔、吉恩·法莱萨达、丹尼尔·谢、肯尼斯·西尔佛曼、艾尔登·T.弗冈、拉泽尔·西夫。感谢我的朋友、同事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滨河分校的教师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同时感谢1988年国家援助基金会夏季研讨会的成员们对我的鼓励。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安德鲁·布朗和朱丽·格林布拉特以及曾在那里任职的伊丽莎白·玛奎尔都为我的写作提供了耐心的帮助。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也同样感谢本书主编萨克文·伯科维奇和副主编赛露斯·帕特尔，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和所提出的建议。感谢我的妻子乔治亚对我一如既往的情感和精神支持；也对我的孩子们——斯科特、马克、马修、康斯坦斯和劳拉给我的支持表示感谢：在我因为醉心于另外一个时空的人和事而无暇顾及孩子们的时候，他们给予了足够的宽容和理解。埃默里·艾略特

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纯文学

尽管我已在这部分最后一个段落中，对启发和帮助我写作文学史的学者及其著作表达了谢意，但我必须承认，还有其他一些学者的著作对我的写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帮助。例如，我对“文学作品中对话描写模式”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于尔根·哈贝玛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一书中有关俱乐部、咖啡馆方面见解的启发。同样，彼得·克拉克关于社交能力的著作，劳伦斯·克莱恩关于礼貌风格的研究，以及理查德·布施曼在社会交往中有关斯文和教养的论述，都为我在纯文学的社会愉悦功能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努力方向。文中关于殖民地时期美国女性写作和言语机制的分析得到了德娜·古德曼在法国沙龙文化方面研究的极大帮助。另外，帕蒂·克威尔和卡拉·穆尔福德两位学者对于殖民地时期女性写作规律的开创性研究，也为这一领域中任何其他深入的探索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我对殖民地时期美国文学的最初认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威廉·斯班戈曼的研究著作。

作为美国古文物协会的塞缪尔·福斯特·黑文研究员，我在手稿的传播及印刷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工作，而在本书所提出的最新研究成果应被视为在戴维·D.豪尔和迈克尔·华纳义务论史方面的一种练习。

正是由于得到了国家援助基金会夏季研究项目的资助，才使我能够对刘易斯·莫里斯二世(Ⅱ)和罗伯特·波林进行档案考察工作。对阿奇伯德·豪姆作品和生平的研究得到了美国哲学学会的项目资助。西塔德尔发展基金会为关于伊丽莎白·格莱姆·佛格森、詹姆斯·科克帕特里克和乔治·奥吉尔维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差旅经费。

感谢罗伯特·佛格森、J.A.勒梅、威尔逊·萨摩威尔、菲利普·古拉和凯希·戴维森阅读了本项研究的文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我尤其感谢卡拉·穆尔福德提出的真诚的批评意见。

感谢宾夕法尼亚历史学会允许我引用亨利·布鲁克的《杰斯汀语篇》和《变形新考》两部书稿。它们摘自宾夕法尼亚历史学会彼得收藏的《札记》一书。

感谢大英图书馆管理方允许我节选馆藏的《托马斯·沃达克船长1710年11月12日写给詹姆士·佩迪弗的信件》。

感谢爱丁堡大学图书馆允许我节选并复印曾任英王秘书及北美新泽西州事务顾问的阿奇伯德·豪姆爵士的《在各种场合的诗作》一书。

感谢罗伯特·米克鲁斯准许我对其所编辑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古老的光荣星期二俱乐部的历史》一书第三卷的多处引用。

感谢拉特格斯大学档案馆特殊藏品和档案处允许我复印罗伯特·莫里斯的《散文与韵文》一书中的刘易斯·莫里斯政治诗作的部分内容。

感谢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允许我在文中使用约瑟夫·格林于1733年6月7日写给本杰明·保拉德船长的信。

感谢亨廷顿图书馆允许我使用罗伯特·波林的《拥堵》合集。

感谢费城图书馆公司允许我复印伊丽莎白·格雷姆的《一位年轻女士的作答歌》一书中的《朱薇丽亚诗集》的手稿。

感谢帕蒂·克威尔允许我多处引用苏珊娜·莱特写给伊丽莎白·诺里斯的诗体信件《女性呼唤理性的援助》一文。

感谢宾夕法尼亚历史学会允许我引用苏珊娜·莱特的《1726年……所作诗篇》一文。

感谢卡拉·穆尔福德允许我引用其即将面世的《安妮斯·伯迪诺·斯道克敦诗作》一书中“致来访者”一文。戴维·S.谢尔德

美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

由于这部分文学史用现在时的语气写成，因此我首先请求读者们特别关注历史这个问题本身。史学家们常常用“现代主义”一词来批评那种企图用当代标准来评判历史的错误倾向。由于现今普遍存在着这种倾向，所以我认为这种批评和警告十分必要。但本人在书中所采用的现在时态却表明了另外一个客观存在的情况，即不论那种错误倾向多么危险，将现在的情况强加于历史都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因此，有必要让我同读者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历史记录本身的局限性。

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按照当时的普遍看法对美国革命史进行解读上的篡改，这就意味着美国革命史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但未必真实准确的文化遗产。但如果我们的革命史在每一代史学家解读时都有所不同的话，史学家们——即便是文学史学者们——也免不了要陷入困惑的思考。这种必然会导致著作与历史真实相悖的危险，可能迫使读者和历史书写者们都回过头来再次审视原始史料所具有的真实与善变的双重属性。这样看来，我在书中使用现在时进行叙述既可以提醒读者注意在组织、安排和利用史料时可能对历史原貌造成的偏差，同时也表明笔者正在力求还原历史原貌的这种矛盾心理。

文学史的写作尤其需要栩栩如生的现代感。这种生动的效果蕴含于迄今尚存的文本中。因此，我在文中试图用传统的分析方法来展示革命时期的文献本身所蕴含的激情。而正是当时纷繁、动荡的社会和瞬息万变的局势，才使得这些文献中的语言一反当时盛行的晦涩之风，而带有革命时期特有的热情与奔放。所以，那些目前看来笼罩在层层迷雾之下的包括布道、宣传册和公共文献等体裁的文本，都不应被看做当时僵化的语篇模式，我们应当认识到它们是在当时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产生的生动的文化表现形式。

我们如何才能了解美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呢？首先，我们能利用那些参与过或见证过那段历史的人所留给我们的作品、相关文献或者其他物证来进行判断；其次，我们可以参考当时和后来与那段革命相关的所谓史实；再次，我们可以研究和对比历来对那段历史时期及当时相关思潮的各种解读；最后，我们还可以借助所谓“思想史”来进行推测。和其他任何历史学者一样，我在研究和写作中也力求合理地、综合地利用以上四种方法及以前人们使用过的各种方法。为此，我在这部分最后的参考书目中已经表达了我对前辈们的谢意。同时，我想提醒读者注意，尽管难度很大，但我仍然力求将过于复杂的各种史料进行必要的简化叙述。历史永远比我们所能了解的更为复杂。每个历史事件下面都会隐藏着能最直接反映真相的史料。而对于这些史料的每一点新的发现，都会帮助我们在目前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看清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决定从几个不同的认识角度来解决这些困难。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文化的多样性这一现象，这种情况为重新研究美国各民族起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另外，那个时期书面或演讲等形式的作品本身在修辞上说比多数人想象的要更为丰富和复杂。对于如何阅读美国革命时期的作品，我相信我们尚处在学习阶段，而且由于目前学术界已经开始辩证地看待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详细地研读这一时期的作品就显得尤为重要。应该说，这种对文本认真研读的态度是这个国家的福气：整个联邦国家诞生的那个时刻，正是美国人开始真正认真对待各种流派和思想的时候，而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总是这样。如果我这部分文稿能将所叙述的任何一种思想清楚地呈现于读者，供大家质询和讨论，那么我的研究就已经实现了它最重要的价值。

在众多对我提供帮助的学者当中，五位学者的慷慨相助贯穿了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始终。安·道格拉斯和理查德·波斯纳阅读了我的部分手稿，并作出了评论。我亲密的合作者迈克尔·T.吉尔默常常向我提出宝贵的建议。约翰·保罗·罗叟和普里茜拉·帕克赫斯特·佛格森对文中的每一个字都不止一遍地进行了校对。尽管他们各自所提供的帮助相对独立，但他们共同为我提供了一个人所能期望的最好的团队。

本项目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曾有机会见诸文字，我因此而受益匪浅，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得到其他学者的批评，使这些想法趋于完善。为此，我对帮助我出版以下文章的编辑和出版商表示感谢：《“我们坚信这些真理”：国父文献中的控制策略》(载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重建美国文学史》)；《意识形态与宪法的构建》(载《早期美国文学史》22，1987年秋；第157—165页)；《“我们规定并确立”——作为文学作品的宪法》(载《威廉与玛丽的法律观察》1987年秋，第3—25页；以及《“什么是启蒙运动？”——一些美国式的答案》(载《美国文学史I》，1989年夏，第245—272页)。罗伯特·A.佛格森

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的文学

我为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所做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美国革命时期到19世纪20年代之间美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人文主义的兴衰。我之所以着眼于这一时期，是因为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都将共和国时期看做是我们这个现代世界的起始期，但同时19世纪逐渐成型的自由浪漫的气质。在众多对我的著述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学者当中，我要特别感谢戈登·伍德、J.G.A.博科克、威廉·查凡特、凯希·戴维森、迈克尔·华纳和伯纳迪克特·安德森。诸多英美学者们在小说的起源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对我理解美国早期文学提供了很大帮助。除了戴维森的著作以外，我还要感谢莱昂纳德·戴维森、南茜·阿姆斯特朗和迈克尔·麦肯昂等几位学者。其他众多对我的写作提供帮助的学者及其作品，我在参考书目中已一一列举并致谢。读者们会发现，我的观点往往不同于在我之前的学者，但没有他们先前所做出的研究，我是不可能完成这部分的写作的。

这部分的写作经历了很长时间。期间有众多的学者为我提供了帮助。萨克文·伯科维奇和罗伯特·佛格森通读了我的手稿，是他们宝贵的修改意见帮助本章最终定稿。以前在布兰德斯大学的两位同事艾伦·格罗斯曼和安妮·查诺维兹为我的观点提供了支持和修改意见。一些章节的写作还受益于以下学者的宝贵建议：西西里亚·蒂奇、肯尼斯·西尔弗曼、爱米·朗、唐纳德·皮斯、罗伯特·格罗斯、布鲁克·托马斯，埃维·施威泽、文弗莱德·弗拉克、安德鲁·戴尔班科、尤金·古德哈特和迈克尔·麦肯昂。我现在和过去的研究生对我对文献的最初解读提出过挑战，并使之日臻完善，在他们面前，我不敢有丝毫马虎。他们主要是史蒂夫·哈梅尔曼、吉姆·凯、尤特·格洛尼格、马克·伍德沃斯、金·汉密尔顿和格兰特·赖斯。我非常感激所有这些朋友和同事们的帮助。如果我的文章中出现了史实或判断方面的错误，都与他们无关。

感谢美国学术委员会1987年至1988年间的项目资助，使我完成了文章的初稿。

感谢我的妻子德布拉·瓦伦兹。她在我写作的几年中，从情感和写作两方面对我都提供了理解和帮助。她同我一起经历了写作过程中的愉悦与困境，并仔细阅读了我所写的每一个字。她的严谨与智慧使得此书更加清晰易懂，她的爱也使我的精神更加灵活与丰富。至于我的两个小女儿——艾玛和罗莎，与她们获得的满足感相比，我的写作给她们带来的不愉快要大得多。我希望她们能原谅我因外出实地考察而时常不能陪在她们的身边。她们的爱维系和支撑着我完成了这部书稿。

我刚完成本书的修改，就得知我的父亲得了晚期癌症。他在死亡面前的勇气和对生命的信念是令人难忘的。我把《剑桥美国文学史》的这一部分当成对他的怀念。迈克尔·T.吉尔默序言

这部多卷本的《剑桥美国文学史》标志着美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第一部《剑桥美国文学史》(1917)有助于介绍英文写作的一个新的分支。30年后在罗伯特·E.斯皮勒(Robert E.Spiller)主持下编纂而成的《美国文学史》帮助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我们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体现了一代美国文化学者的工作，他们重新划定了这一领域的界线，并对其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时期进行了重新定义。本书的作者们大都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的教育和积累阶段，而且其研究范围包含了目前美国文学各分支领域当中所有新兴的和已经成型了的研究方向。这些学者和文学评论家们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着的工作为当代文学界的主要研究领域勾勒出了清晰的轮廓。

过去的30年间，美国历史文学批评已经从一个边缘学科发展到了人文研究领域的中心位置。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也不论是在高中、大学还是研究生课程中，甚至在一些出版物、会议和公共活动中，人们都对美国文学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些都表明了这个学科受欢迎的程度和生命力。其生命力还表现在学术界内部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和各学术流派之间的激烈辩论之中。几乎所有新近兴起的批评流派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其追随者，并且还可以找到其主要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尤其是在近三十年，美国文学作品为越来越多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研究文本或成为其研究重心。其中性别研究、种族研究和流行文化研究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为这些研究提供最基本素材源泉的就是美国文学。在关于多元文化争议和社会准则形成方面的研究领域内也是如此。尽管这些问题本身都是超越历史和文化的，但关于这些方面的争论却主要以美国的文学作品为中心。

我们无须详察所有这些文化活动或透彻了解其中任何一种学科就可以清楚地意识到，美国文学方面的研究已经促进了多个学科的学术发展。质量方面惊人的差距，行话术语向其他领域的扩散，新潮与流行的交织混合，这些不容忽视的学术发展事实也让我们意识到进行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益处。然而，当我们置身于当前的学术争鸣之中时，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由于美国文学批评的多元争鸣和开放性等特点，它已经成为其他人文科学发展的先驱。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文学现在成为教学和研究领域里的一片新大陆。除了出版大量新版的美国文学古典名著以外，学者们还在史无前例地开发着一些以前从未被重视的文学体裁。这样一来，我们就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了解美国文学这一名称的含义，其内涵根植在具有不同传统、不同的审美观甚至对文学有不同理解的美国各民族之中。

这些学术发展极大地扩展了美国文学的意义和研究素材。对于新一代的评论学者来说，美国文学史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系列恒定的和公认的美国文学名著史了。同时，它的基础也不再仅仅是某一个得到公认的美国文学作品的历史观点。当然，对于研究结论明确化和希望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公认的要求仍然继续存在，但现代批评的边缘化、争鸣性和竞争性等特点，以及不同声音间的对话和不同的解释框架同时存在的这些大气候，明显影响着当代的文学批评。

人们将目前这种百家争鸣的情形看做是人文民主化进程的标志，是市场化或职业化的结果。不论怎么看，这种情形都标志着学术权威结构上的改变。从18世纪开始至今，文学研究一直依赖于对其性质和本质的共识性认识。我们在今天祈求这种共识，听起来像是在呼吁一种妥协或恋旧情怀。曾经在批评与学术之间以及审美与历史分析之间存在的相对明显的界限，如今已经模糊并不断地分化成为一些特殊的学术范畴，比如特殊的专业知识分支、特殊的研究素材、特殊的论证模式及劝说策略等。

简言之，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国文学史的研究包括多层面的学术、批评和教学活动。这个领域中权威的产生就完全来自于各种互相差别却又相互联系的知识体系。我们姑且称之为差别性的权威存在于批评家对某个群体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存在于他对某类材料的(这些材料都具有各自特别的权威)驾驭能力，也存在于他做的研究所体现出的综合实力。联系性权威指的是用某种研究或解释方法来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质疑、挑战或支持他人观点的能力，是从其他众多或相互补充或相互矛盾的解读模式中提取深刻内涵和本质的能力。

新版的《剑桥美国文学史》在以上两方面都是具有权威性的，它既注重个体，同时也统观全局。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它既从文学本身进行阐述，同时又探索着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文化现象。从根本上说，这部文学史的视角是多元的，它描述的是美国各类文学形式的综合历史。它也展示了文学界中包括多元文化在内的关于文化模式和文化价值取向的持久争论。因此，各个观点相互对抗这一特点就贯穿了本书的许多章节，而这一点也恰恰符合《剑桥美国文学史》的一贯传统。本书高屋建瓴的治学姿态与道德——以文学分析作为对学术争论、不同视角和相对公正的评判基础——可以从我们借用的浪漫主义时期温和派批评家对“艺术”一词的定义中得到反映。早期对文学的看法支持许多权威著作中的普遍观点。这种看法以影射或常常以直接的方式攻击现有的社会准则与秩序，于是促成了广泛的美学上的反对派别。用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话来说，他们将文学誉为对生活的批判，这种评判或是采取新批评家们批判工业社会时的措词，或是以左翼文化批判的乌托邦形式存在。

我们这部文学史的与众不同之处体现于其中大量风格迥异的叙述文本和语境的独特方法，但另一方面又使得这些方法能在书中得以奇妙的统一。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书中对民族归属问题的强调。书中“美国”一词指的是美利坚合众国或后来将要成为美国一部分的地区；尽管书中一些作者在写作中采用了比较文学的框架，但总的来说，他们研究的重点是这个国家中的英语文学——“美国文学”一词仍然像国内外普遍理解的一样，是根据其国籍来定义的。然而，书中“美国的”这一称谓所指的却既不是一个叙述的前提，也非客观背景。正相反，它指的是一系列历史文学课题当中的一个复杂主题。在这里，“美国”一词指的是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美利坚合众国。它同时也是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的宣言，这个民族的形成和维系依赖于一系列口头法则、社会公认规则、社会凝聚力、社会召唤等，它还依赖于某个寓言、某个梦想、某种美学理想、某种现代的代名词，如“进步”、“机会”、“创新”等，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符号，如“大熔炉”、“大拼图”、“国中之国”等称号，同时它还指明了这个名称所不包括的一切，如欧洲旧大陆、美洲北部和南部的其他国家和美国国内的大集团。这样形成的一个国家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言论战场。

的确，本书比较完整地保留了“美国”这个词语为人所熟知的含义，使之成为美国文学史固有的称谓。文本的历史真实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是当今文学研究最争论不休的两个论题。民族性问题成为这两个论题研究的焦点。

叙述多样性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对于历史作为批判修订载体的强调。这必然也会成为我们现在这个文化阶段的重点。对于历史的意识或者说对历史的理论建构从未像今天这样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如此敏锐或普遍存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统领一切不同学术兴趣和压倒各批评流派纷争的学术兴趣是对于历史的研究，是将历史作为思想、隐喻和神话的基础与本质进行研究，也是将历史作为我们所阅读的材料的实质以及我们解读文本的基本态度来进行的研究。即便我们相信伟大的著作拥有超越时空的魅力，我们稍加思索便会意识到，人们对超越时空的美的概念本身的理解也是具有历史局限的。与包括从古代宗教到现代科学中其他主张绝对的学科一样，美学主张也同样受历史的影响。我们是通过一种可辨认的历史意识来掌握其超凡脱俗的艺术形式(如神学灵感中的美学、模糊美学、颠覆和不确定性等)。

同样，关于这种偶然性的认识也可以延伸到历史的写作中。一些历史作品的真实性会比其他作品好些；少数的伟大史学著作会被誉为内容全面详尽、史实确凿真实；但所有对历史的描述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自身的历史条件所左右。凡是声称面面俱到的历史描述都更加说明了历史的局限，因为它本身就会掩盖历史的真实：地域偏见、暂时的假设、既得利益等等因素都会限制我们探寻历史的绝对真实。各种历史叙述间的相互作用使得我们能够利用它们各自的局限性，从而能更加深入和全面地研究文学和历史。一种途径是关注和研究各种不同文学史叙述之中的差别，比如文学历史中所表现出的叙述断层、不连贯等等。另一种途径是关注在表面的叙述差别下隐藏的联系和共同点，如共同的焦虑、兴趣、理想等，从而在区别中发现在行业、智能、世代等方面的连贯性。

以上这些考虑都影响了我们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的写作体例。在此之前出现的所有美国文学史，要么非常笼统地从所谓“权威”的单一视角考察问题，要么就像“百科全书”似的充斥着对各种人物或事件片面而生硬的描述，其结果免不了给读者留下同样笼统的印象，因为这样的形式本身就没有给文学史作者本人留下任何阐述自己见解的余地。而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却能够从多个视角展现给大家丰富的故事性材料。其中各个时期的作者所做的阐述都包含着对各种学术观点详尽而又全面的分析，并由一些具有共性的主题串联在一起，从而与其他文学阶段的描述也密切相关，加上书中所提供的充分例证，使得整套著作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我们之所以选择书中的诸位学者来撰写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首先因为他们在各自领域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同时也考虑到评论界对其著作的高度评价。可以说，八卷书的作者们集中展示了近三十年来美国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他们为我们贡献的这部文学史，体现了几代学者在这一领域里的不懈努力，同时也向读者展现了目前被认为与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领域相关的大量生动资料。他们展示了使得这一学术领域能够迅猛发展的各种新奇事物。他们的著作还向读者展示了构成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研究特点的风格迥异的学术兴趣方向，而导致这一学术兴趣方向产生分化的人种差异问题(包括阶级背景、民族群体、种族起源等)，一直是二战以来，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一大特点。

同样，这些特点也体现在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的编纂原则之中。本书灵活的结构框架旨在完整地包容美国文学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对于一些重要作家的描述会出现在不止一卷书中，这是因为这些作家和作品的意义不仅仅对某个单一的时代产生过影响。还有一些作品在同一卷书中关于不同的作家阐述中被涉及，因为这些作品对于不同领域内的文化经历来说都很重要，值得一提。有时本书会从不同角度来审视同一个历史事件，这是因为该事件需要从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的不同视角来进行观察，比方说在一个时代结束而另一个时代开始时发生的事件往往如此。基于对所有这些情况的考虑，为保证从多个视角来认识历史，我们采取了重叠性描述这种必要的策略。而本书中丰富的研究视角恰恰符合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大量文学和历史材料的要求。于是，本书对一些作家、作品和活动的描述才比以往任何一部美国文学史都更为丰富和细致。

这部文学史当中的每一卷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示着本书所具有的以上优点。而在第一卷的内容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多种多样的历[1]史语境和文化语境。其中各个作家所述历史横跨了三个多世纪，内容涉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新世界探险者、清教神权统治者、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然主义作家、南方女性作家、革命宣传册撰写者、年轻的共和国中涌现出的诗人和小说家等等。迈拉·杰琳(Myra Jehlen)通过美国探索新世界和殖民时期以多种语言形式出现的文学材料，向我们展示了美国在疆界、文化以及寓意上的形成——这也是一个帝国扩张的故事。埃默里·艾略特(Emory Elliot)的研究追述了从开端直至动荡的18世纪中叶处于复兴时期的新英格兰，以及其文学发展中矛盾冲突重重的一段历史。戴维·S.谢尔德(David S. Shield)向我们展示的内容从时间上来说跨度并不大，但其中的内容却极其丰富，包括了新近发现的关于当时费城、纽约和旧时南方包括拉丁美洲巴巴多斯岛在内的社会沙龙中产生的大量书信、诗集和散文集。这些珍贵的作品和资料生动体现了当时新古典主义的纯文学风格。罗伯特·A.佛格森(Robert A. Ferguson)深入研究了美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特点，包括为后来整个美国文学修辞风格奠基的这一时期各种篇章模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迈克尔·T.吉尔默(Michael T. Gilmore)在详细叙述一个国家文学传统产生的过程中，描述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从共和国到自由市场理念，从口头文化到印刷文化，从集体主义价值观到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转变。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吉尔默也同时为我们揭示了美国文学传统产生的过程。

本书的五位作者都将文学放在世界的范围内去考察和研究。不论其侧重点是殖民地时期的文学，还是某一地区或全国范围内的文学，这五位学者都以不同的方式探究了美国文学中的“美国特点”，即在“美国化”过程中文学和语言的向心性特点。因此，本卷书也可以被命名为“理解美国语言的一把钥匙”。杰琳着重研究美洲大陆的探索发现和先民定居时期的语言。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谈到的并不包括美[2]洲土著民族的语言，除非是在圣经翻译、人种报告和为移民编纂的词典中出现的土著语言(比如罗杰·威廉姆斯所著的《纳拉干西特语言入门》一书)，或者是由于他们的沉默本身而引人注目的一些史实。杰琳在文中对这两方面都有论述，但她主要还是侧重讨论了强势文化将“美国”这个符号所代表的含义据为己有的过程。她的叙述向读者展示了一系列的跨文化争鸣。这些争鸣从欧洲人最初发现美洲一直持续到新世界不同类型的殖民地确立，再到后来从发现差异到自我认知这一美学和意识形态策略的确立，其中每一种观点都是事实与隐喻、冲突与解读的混合产物。她采用的写作素材和殖民地时期的社会情况一样复杂：涵盖了商业、科技、历史、制图学、书信、军事、农业等诸多方面。其研究方法结合了人种学和文本学分析，是对一系列代表性著作从文化角度的详细解读，其中包括从1590年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所作的图文并茂的游记到值得作为美国文学想象力奠基作品来解读的威廉·巴特拉姆(William Bartram)和威廉·伯德(William Byrd)的主要著作。

艾略特所著部分的开篇措词比较含蓄。他开始叙述的是困惑的沙仑审判，而非具有传奇般色彩的大迁徙。他眼中的清教徒并非是美国“国父”，而是处在危机中的一群人，他们围绕着“巫术”一词的含义，从内部分裂成为富有与贫穷、男人与女人、局内与局外、一代人与下一代人、平民与教会、一个教派与另一个教派等各个对立的派别，每一个派别都企图通过对语言的控制来获取政治上的力量。艾略特追溯了后来建立了所谓理想社会的这些人的曲折道路，这个“理想”社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内部的纷争与矛盾，在漫长的过程中又不时地面临着分裂的危险。但通过他们的领袖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与他们自己创立的盟约信仰中的调和，他们最终团结在一起，并兴盛繁荣。这一发展过程在充满差异甚至有时矛盾的清教徒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艾略特在对于历史、个人叙述、诗歌和公共布道等较为常见的文学形式的分析过程中，揭示出了文学的复杂性。这种文学的诞生从一开始就充满危机，在焦虑和疑惑中不断发展，还时而挑战当时的社会现状，时而却对当时的社会结构起到巩固作用。艾略特的研究覆盖了包括文学、神学和政治在内的广泛领域，甚至(在文学史上第一次)囊括了新英格兰的种族和性别问题等目前热门的学术问题。这样一来，在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中，我们就获得了双重研究视角：其一是对美国清教主义的解读；更广泛的是，对于清教徒通过不和谐乃至失控的殖民地时期的材料来形成对美国的认识过程的分析。

艾略特使文学研究这个传统的学术主题更加深入和具有戏剧性；谢尔德关于殖民地时期英美纯文学的研究开创了同类研究的先河。“纯文学”一词在1760年以前指的是一种独特的作品形式，谢尔德主要凭借一些不被人熟知而且常常是从未出版问世的材料，对这种文学形式进行了定义和刻画。在这个过程中，他再现了殖民地时期的俱乐部和沙龙中高度程式化但同时也具有惊人差异的“高雅”世界。他介绍了许多重要作家，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博士(Dr.Alexander Hamilton)、阿奇博德·豪姆(Archibald Home)、伊丽莎白·格雷姆·佛格森(Elizabeth Graeme Fergusson)等；他勾画了这些人“愉悦社会的文学”(其功能主要是轻松、睿智、体面、愉悦，而区别于其他文学形式所具有的教诲、启迪、纪念等功能)在大西洋两岸产生的背景；他还探究了文学在政治和社会机制方面的广泛意义。由此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故事揭示了一个迄今为止一直受到忽视的独特群体——其社会地位与观念都十分独特，具有明显的新古典主义风格情愫和对亲英派的同情——并展开了一幅描绘早期美国生活与文化的历史画卷。谢尔德讨论了宗教差异、女性化模式与男性化模式、宗教传统与平民传统和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等方面的区别差异；他还涉及了这一时期最为普遍的文学的模糊性，因为这时的美国既是殖民地，又进行着殖民扩张，其文学既是“文明”社会对抗蛮荒的新世界的手段，同时也肩负着塑造美国特点的职责。谢尔德将纯文学的这些成就联系起来，同本卷其他作者一起为本卷贡献了一个连贯的主题。

佛格森研究的重心是启蒙运动时期和革命时期多层面的语言。其著作交织了美学和文化等主题，既有对单个作品的精细分析，也有针对更为广泛的学术、政治、法律和宗教等方面的思维和表达模式的阐述。佛格森重新认识和评价了美国形成的几十年间从“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到关于宪法的争论，以及从国父们的经典著作(关于他们的文学成就，佛格森在书中也做了新的评价)到被压抑的美国土著和美籍非裔“孩子”的作品。他较为完美地处理了大量历史材料。的确，其著作的一大贡献就是揭示了这些材料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因此有一些大家熟悉的材料也作为反映当时矛盾冲突的证据在书中出现。这些相互对立争论的观点只是部分地反映了流行成语、历史事件和精巧的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佛格森还通过语言和权力的持续性动态分析，向读者展示了这些材料中的连贯性与一致性。历史学家们经常会注意到，在共和国创立过程中，书面和口头文学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没有任何一个先前的史学家比佛格森在这方面的论证更加明晰有力。他说明了修辞在统一这一时期各个截然不同的传统、影响和冲突时所起的关键作用，以及沉默在促成各方达成一致时所起的作用。他还指出反抗与压抑、确定与不确定在语言中并存，以及能够调动各类群体、宗教和政治派别的语言风格的复杂性。这是建立在联系美国革命前后的语言策略上的一段动荡和变革的历史。同样，正是文学连续性的历史唤起了这个诞生在革命之中的国家的多种声音。

吉尔默所写的部分是关于年轻的共和国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这部分的写作是按照文学类别(如杂志、戏剧、诗歌、小说)和重要作家(如查尔斯·布罗克顿·布朗[Charles Brockden Brown]、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詹姆斯·费尼摩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来组织划分的。尽管这部分的写作框架仍然沿用传统的方式，但吉尔默对文学进行了崭新的解读，这种解读侧重主流团体同边缘团体(比如妇女、少数民族、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对话，而且吉尔默通过对这一关键的文化转型期对话向心性的论证，将这种对话描绘得栩栩如生。他证明了美国最初富有想象力的文学的根基就是共和时期的思想，其特点是为公众服务的理想、强调克己、强调公共利益等，当时这种国民的共同精神特质与我们现今的职业写作的基本特点(因为我们已开始认识它们)有很大区别。但共和国时期的文化本身也带有新时期的特点，比如浪漫主义的主观感情、崇尚自由放任的价值观和自由经济带来的利己主义等。一旦国家独立已成定局，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倾向在语言中就逐渐掩盖了以往对国家的忠诚而占据了上风，这表现在强调自我表达甚于强调公众意志，重视小说多于重视戏剧，印刷文化同口头文化相比的优势等方面。吉尔默不仅记录了这一转变，还揭示和分析了文学—历史为这种转变提供的原动力。他重新勾勒了美国早期的美学研究，深刻而全面地阐述了其文学的鲜明特质，并分析了当时的文学与后来产生的文学之间的差异，由此指出这一时期对后来整个国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吉尔默的著作同本卷其他四位作者的著作一样，堪称批评与学术复兴的典范。他们重现了美利坚合众国语言的形成，分析了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殖民地语篇和有形预言，以及启蒙运动时期、革命时期和共和国时期的文学语篇。这些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当前最为全面和令人信服的学术观点，阐明了文学对于早期美国历史的重要性以及早期美国文学的历史价值。[1]其中包括各种国家和和语言背景，如：用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和英语写的探险纪实。有些作品以其本族语名称而为人所熟知，如：the Diario of Christopher Columbus，凡是这种情况，我们都保留其原名。然而，依照惯例，其他作品的名称都进行了翻译，书名和引用语当中的拼写都已按照现代拼写方式进行了修改。我们同样也对所有殖民地时期的英文文本拼写进行了修改。——原注[2]对这些土著民族的称谓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在此采用了“印第安人”、“美洲印第安人”和“美洲土著人”等不同的称谓方式。——原注殖民地时期文学迈拉·杰琳第一章 帝国时期的文献

在克里斯多夫·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为寻找一个帝国离开这个已知的世界环游地球的前夕，他决定要写一本书。他的这一决定预示着写作与殖民行为之间有某种重要的联系，一种要求我们重新定义写作以其与作者和历史之间关系的联系。这种重新定义是本章，即具有导言性质的开篇章节的主题。在开发新世界的同时，欧洲人搜刮了数以百万计的原著民财产和土地，将其据为己有。今天我们找寻当年欧洲人搜刮劫掠的历史证据十分困难，在第二章里，我会分析这种困难产生的原因。余下的五章将力求解释为什么写作会与拓荒者征服新世界的行为交织缠绕在一起。每一章的内容都将详细解读所选的作品与材料，探寻欧洲殖民者控制新世界，并宣称这片崭新世界将永久属于他们的历史过程。

尽管我们一直以来都着重强调书籍和写作在美国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讲述方式会影响历史的真实原貌。而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文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当时的作者们相信可以利用写作的切实功效来影响和决定历史的进程。哥伦布向加那利群岛进发时，距古腾堡(Gutenberg)圣经的第一次印刷出版仅仅有30年的时间。16世纪末，写作和出版活动开始空前地显现出它们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影响。在书中所有的文本和材料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种新兴力量的显现。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所写的传单、宣称册等东西，就是希望能够改变当时一些的政策，而他觉得如果直接干预这些政策却会遇到恼人的阻力。为了延续对弗吉尼亚州的殖民统治，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急匆匆地写出了《简要真实报告》(Briefand True Report)一书；威廉·布拉德福(William Bradford)在他的历史记录中表达了他希望解读历史掌握未来的愿望；威廉·伯德(William Byrd)在写作过程中走遍了弗吉尼亚州，同时也增加了自己的财产；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告诉梅李威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说，他们的远征日志甚至比他们的远征本身更为重要。因此，万一他们自己回不来的话，一定要把日志安全地送回。从一开始，这些多产的作家们就似乎认定：既然印第安人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那么他们就一定无权拥有土地。

到殖民地时期结束时，殖民地文学不仅记录了而且还帮助欧洲人实现了对新世界的控制，使其获得了合理拥有新世界的身份证明。

哥伦布在一本书的序言中描绘了他打算书写全程探险日志的决心。这本书目前最可靠的版本名为《克里斯多夫·哥伦布赴美首次航海日志》(the Diario of Christopher Columbus's First Voyage to America，以下简称《航海日志》)。在给他的皇家资助人西班牙费迪南(Ferdinand)国王和伊莎贝拉(Isabella)王后的一段话中，哥伦布写道：“为了完成您给予我的使命(抵达印度，并将国王和王后陛下的国书转达给那里的君王们)”，“为了这个目的，我想到应该勤勉地在航程中将一切我看到的、做过的和经历过的事情记录下来。”尤其是主修文学的学生们可以看到，包括哥伦布做过的许多决定在内，他都是说到做到。但我们再仔细一想就会发现，哥伦布所给出的解释却很难说得通。他写道：“为了抵达印度并带去基督教世界的信息，我想到了写作。”但写作对印度之行会起到怎样的帮助呢？

航行的确需要记录日志，我们也能理解补充性的航海日志也有实际作用。但这理所当然要记录的航海日志，却没有出现在哥伦布这本书的序言中。而且很明显，哥伦布也并非想把他的这本书只当做航程中的一个补偿性日志。这本书是对所发生过的一切事情的描述，“是对我所做、所见、所历的一切事情的记录”，是对整个行程的叙述，也是船长本人心路历程的再现。《航海日志》不是一本普通的为方便日后回忆而写的日记，而是在记录事件的同时也对事件的意义进行了解读。的确，这本书所包括的航程中的事件，将会比仅凭经验观察得到的要多。在序言中，哥伦布提出了要完成另一个宏大的工程——描绘一幅新的航海图，在其中“我将精确地绘制出所有的海洋与陆地的罗盘方位”。“而且”，既然有了这样一幅航海图，我将“写一本书，将航海图中所包含的所有地方都记录其中”。于是，序言的末尾承诺了印度之行一定会诞生出书来。

更确切地说，是航行的船长在承诺他会写出一本书来，因为《航海日志》和航海图都只能由哥伦布本人来完成。但这更加令人无法理解为什么哥伦布会认为一本书会对印度之行有所帮助。《航海日志》前言不但令人惊异地倾向于描述而非实际行动，而且对于这样一本介绍环球探险的书来说，个人化色彩也十分明显。

在哥伦布之前，欧洲人发现其他大陆最著名的记述个人色彩都很淡。(哥伦布曾认真研读过这本书，并在第一次抵达新世界时以此书作为指导)。马可·波罗(1254？—1324？)在所著《游记》(Travel)一书的前言中出现，唯一目的是为了证实其游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他写道：“任何读到或听说过这本书的人都尽管相信书中的内容，因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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