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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6 18: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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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J·C·莱尔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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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日光辉

旧日光辉试读:

Light from Old Times旧日光辉英国宗教改革人物志(英)J.C.莱尔/著 维真/译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日光辉/(英)莱尔(Ryle,J.C.)著;维真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10(2018.9重印)

书名原文:Light from the old times

ISBN 978-7-5108-3314-4

Ⅰ.①旧… Ⅱ.①莱…②维… Ⅲ.①宗教-人物-生平事迹-英国-16世纪 Ⅳ.①B92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0576号旧日光辉作  者 (英)J.C.莱尔 著 维真 译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32开印  张 15.5字  数 240千字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印  次 2018年9月第2次印刷书  号 ISBN 978-7-5108-3314-4定  价 45.00元★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作者简介

J.C.莱尔(John Charles Ryle,1816~1900)是19世纪英国国教代表人物。1873~1874年他获选担任剑桥大学传道人,1874~1876年和1879~1880年两度获选担任牛津大学传道人。他也研究圣经和历史,是颇有建树的历史学者,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包括《英国复兴领袖传》《圣洁》等。译序

英格兰历史上,宗教改革是这个国家成形的重要时期。可以说,从亨利八世脱离罗马教会,到1688年光荣革命推翻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是英格兰社会最具变革、影响最大的时期。正是这段时期的改革为英国工业革命、政治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英格兰彻底脱离了罗马教廷的控制,近代民族国家开始形成。在这段时期里,英国国教扮演了重要角色,也是斗争的焦点。本书就精选了此期间英国国教的一些代表人物,从他们的生平、观点、与政治人物的关系着手,让读者置身于当时的风云变幻之中,进而洞悉那个时代。

本书从中世纪末期的威克里夫开始讲起。威克里夫被誉为“宗教改革的晨星”,他在宗教改革之前一百多年就提出了类似的诉求,可以说为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撒下了最初的种子。接着,本书又考察了多位在玛丽女王统治期间罹难的改教家的生平。他们都是当时的精英,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拥有非凡的热情,为了理想而奋斗,并且也坚持原则,毫不妥协。正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英格兰的社会面貌和人民思想状况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使得迷信思维一扫而空,为之后的工业革命预备了一群思想理性、勤勉奋进的人民。

然而,进入19世纪,随着宗教改革的远去,人们对昔日迷信不再警惕,甚至怀念那时修道院的“浪漫气氛”;同时,也有人发起了回归罗马教的运动。因此,作者希望能让人们警惕,希望他们能了解宗教改革的本质、改教家是什么样的人。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回归罗马教是要让教廷的手重新伸入英国,让外国势力重新作威作福。

然后,作者跳过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进入了清教徒兴起的时代。他选择了清教徒撒母耳·沃德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作为正反两面的代表人物,考察那个时代,探讨了后来内战悲剧的成因和教训。此后,作者又针对英国革命之后,国王复辟时期国教对清教徒的镇压,分别选择了支持国教的威廉·葛诺尔和不从国教的理查德·巴克斯特,探讨了当时社会的分裂。最后,作者探讨了宪政确立前的最后一位国王詹姆士二世时期国教与不从国教者的联合,考察了国王审判七位主教对社会的影响。对于写清教徒传记的目的,作者写道:“我相信,再没有什么人像清教徒一样不为人知又饱受诽谤。如果沃德、巴克斯特和葛诺尔的传记能帮助读者明白什么是清教徒,我觉得我已经为真理的事业做出了贡献。“清教徒不是君主制的敌人。说他们敌视君主政体显然是不实之言。大部分清教徒强烈反对处死查理一世,并且在奥利弗·克伦威尔死后积极活动迎接查理二世回到英格兰,重回王位。而他们迎立的君主1662年却忘恩负义地对待他们,这是斯图亚特王朝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清教徒不是英国国教的敌人。他们很乐意看到国教的治理和仪式得到改进,给予牧师在公开敬拜时更多的自由。他们非常正确!而他们中有大批人曾接受主教们按立,对主教制和礼拜仪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对。清教徒领袖之一巴克斯特明确证实,圣巴多罗买日被《统一令》逐出英国国教的两千神职人员中,有一千六百本来是会留在国教之中的。“清教徒不是不学无术的无知之徒。有一大部分毕业于牛津和剑桥,许多人都是学院的研究员,有些还在两所大学中最好的学院担任院长和负责人。就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知识而言,就作为传道人、解经家、作家和评论家的力量而言,清教徒不亚于同时代的任何人。“清教徒作为一个整体,为提升国民性所做的,比有史以来任何英格兰阶层都要多得多。他们在议会大有能力,在战场上也同样;整个欧洲都怕他们,而他们在国内团结起来后则不可战胜;他们的笔、他们的刀剑同样伟大;他们这一代人从未从本国的人那里得到应有的尊重。弥尔顿、色尔登、布雷克、克伦威尔、欧文、曼顿、巴克斯特和查诺克都属于这一群体,任何见多识广的英格兰人提起这样一群人都不会语带不敬。麦考利勋爵在历史方面颇有权威,他在讲论弥尔顿的文章中说得好:‘我们毫不犹豫地宣布,清教徒是一群勇敢、聪慧、诚实而有益的人。’了解他们越多,对他们的评价就越高。”

总而言之,本书由点及面,深入地研究了这两三百年间英格兰社会在思想层面的激荡,是研究英国近代史不可多得的有益读物。

翻译这样一本经典之作,译者自感才疏学浅,难免有疏漏之处,欢迎读者指正,不胜感激。维真2014年5月(译者邮箱:weizhenwakeman@126.com)目 录译序威克里夫为什么改教家葬身火海约翰·罗杰斯约翰·胡珀罗兰·泰勒休·拉蒂默约翰·布拉德福德尼古拉斯·里德利撒母耳·沃德劳德和他的时代理查德·巴克斯特威廉·葛诺尔詹姆士二世与七主教译名表威克里夫约翰·威克里夫(1324~1384)

有句老话说得好:列国往往对某些他们最大的恩人一无所知。这话正应验在威克里夫身上。威克里夫是英国宗教改革的先行者、奠基人。英格兰亏欠威克里夫的太多了,大多数英国人对威克里夫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

在着手起草这位善良伟人的传记时,我脑海中浮现出圣彼得的话语:“我以为应当……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这正是我写作此篇的目的。我希望激发读者,提醒他们绝不要忘记这位“英国宗教改革的晨星”。

首先,请您回想威克里夫时代英格兰的信仰情况。

简要地回顾当时英格兰的宗教信仰状况是理所应当的。正确地认识当时的状况,是本文的基础。否则,对于我要写的这人及其所要克服的巨大困难、所作之工的伟大,不可能有正确的评价。

约翰·威克里夫于1324年爱德华二世在位期间出生于北约克郡蒂(1)斯河畔,卒于1384年理查二世在位期间,距今已有五百多年。请注(2)意,他出生的时间比印刷术的发明至少早了一百年,他逝世后大约一百年,伟大的德国改教家马丁·路德才诞生。这两点应该谨记。

英国宗教改革之前的三个世纪,即威克里夫生活的年代,很可能是英国基督教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当时英国的教会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罗马教。罗马的主教是教会的属灵领袖,从怀特岛到特韦德河畔伯立克、从兰兹角到北佛兰,罗马教义拥有绝对权威,神职人员和百姓都是罗马天主教徒。毫不夸张地讲,宗教改革前的三个世纪里,英格兰的基督教已经埋葬在无知、迷信、神职权术和伤风败俗之中。这一时期的宗教信仰与使徒时代鲜有相似之处,要是圣保罗复生,恐怕绝不会称之为基督教。

这就是威克里夫生活的时代并他所要面对的艰难险阻,请谨记在心。一个人能在那样的时代完成他所做的那些工作,在那个世代留下印记,必定不是庸碌之辈。进一步讲:他必定是忠心的仆人,得蒙罕见的恩典,拥有罕见的恩赐。我认为他配得所有的荣誉,绝对值得我们纪念。

现在我们来看威克里夫的工作。

威克里夫在异常黑暗的日子里行了大事——给那个世代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英格兰的教会和议会都认可他是“一种力量”,任何有学识的人都无法否认,在一段为期二十五年的日子里,他是历史的中心。

但他的早年岁月却是个谜。今人对他发蒙的学校和启蒙老师一无所知,只能猜测他是在蒂斯河畔的埃格尔斯顿小修道院接受了基础教育。不过可以确知,1335~1340年间他入读牛津,受益匪浅,声名鹊起,被视为当时最有学问的人。1361年,他成为贝利奥尔学院院长,后来又在王后学院、墨顿学院和坎特伯雷学院任职。从那时起,直到他退休去了拉特沃思,约有二十年时间,他以牛津为中心活动,尽管他显然也经常去伦敦。授课、讲道、分别为有学问的人和没文化的人写作、辩论、论战,似乎成了他的日常生活。但没有任何同时代的传记作者,把他的生平系统详细地记录下来。他纯正的神学观念最初是怎样得来的——有没有从他的前任、布拉德瓦丁大主教那里学到些什么?他是否与牛津校长、拉马的费茨拉尔弗或著名的林肯主教格罗斯特关系密切——简言之,谁是他的帮助者和同工,还是说他单枪匹马?对于这些,我们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然而,抱怨没有用,因为威克里夫的时代没有印刷术,能读会写的人很少。我不会浪费时间无端猜测,而是要心满意足地列出四项无可争议的事实,这四条理由说明了为何英格兰应当以威克里夫为荣。

首先,应当感恩地谨记,威克里夫是首批坚持《圣经》——作为信仰和实践唯一准则——完备性及其权威的英国人之一。这条原则贯穿在他的作品中,无须我补充什么别的旁证了。在他存留至今的作品中,《圣经》都具有首要地位。

这条原则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是更正教的根基,是英国国教以及基督教世界各个纯正教会所有行为的支柱。基督要真正的基督徒借着神的话语去验证一切,包括所有的教会、牧师、教训、讲道、教义、讲章、书籍、观点和实践。《圣经》是他的行军口令。圣徒要借着神的话语来验证一切、用《圣经》的度量来量度一切、用《圣经》的标准来比对一切、用《圣经》的天平来衡量一切、借着《圣经》的光照来查验一切、用《圣经》的炼炉来试验一切。经得住《圣经》火炼的,就接受、持守、相信并顺服;经不起《圣经》火炼的,就拒斥、拒绝、否定并丢弃。这是威克里夫在英格兰竖起的标准,是他钉在桅杆上的旗帜。愿这一条标准永不降低!

听起来太熟悉了,但我们并未认识其价值。五百年前,打下这一根基的人十分勇敢,而且形单影只。让我们绝不要忘记,最早迈出脚步树立这条原则的人中,有一位是约翰·威克里夫。

第二,应当感恩地谨记,威克里夫是最早抨击并公开指责罗马教会谬误的英格兰人之一。弥撒献祭和化质说、神职人员的无知和败德、罗马主教的暴虐、毫无用处地信靠基督之外的其他中保、忏悔室的危险倾向——所有这些,还有其他教义,他都在作品中无情地揭露了。就此而言,他是彻底的更正教改教家,比宗教改革要早一个半世纪。

如果今日众人在这一领域能有像威克里夫一样清晰的洞见,那英格兰的状况定然会好得多。不幸,今日,不列颠对宗教改革的集体感受锋刃已钝。有人宣称厌倦了所有宗教争论,准备为了和平而牺牲神的真理。有些人觉得罗马教义也是众多英国宗教形式的一种,跟其他的比起来不好也不坏。有些人试图说服我们,罗马教义已经改变了,不像从前那样糟糕。有人大胆地指出更正教的缺陷,大声疾呼罗马教徒跟我们一样好。还有人认为这样坚持是正当且开明的——对于热心于自己信条的人,无权认为他们错了。然而,请注意两项历史事实:四百年前,在罗马教笼罩下,无知、败德和迷信主宰了英格兰;宗教改革是这片土地得到的最大的祝福——五十年前,除了教皇的死忠门徒外,没有谁会认为这两项事实存在争议!今日,看呐,我们轻而易举就忘掉这些事实,这甚至成了潮流!简言之,照此下去,如果不久后有人提议废除《王位继承法》,允许天主教徒戴上英格兰王冠,我不会感到奇怪。

如果要遵从某些冷静的人的提议,把时间推到宗教改革之前,那么我相信不应止步于亨利八世、七世甚至六世,而应该追溯到威克里夫。

此外,也应感恩地记住,威克里夫就算不是第一个,也是第一批接受使徒传道方式的英国人之一。人们把他派去乡下布道的人称为“穷司铎”,这一举动是他对同时代的人最大的造就之一。人们不可能完全忘记“穷司铎”撒下的思想的种子,我相信这些撒种者铺下了宗教改革的道路。

就算威克里夫除了派“穷司铎”之外没做过任何事,我仍相信仅仅这一件事已经配得让我们深深地感激了。我坚定地认为,牧师首要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传讲《圣经》。

之所以如此强调,是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生活的土地上,基督徒的斗争面临特有的危险。我相信,神职人员虚伪的“圣品制度”是曾经流毒基督教世界的最古老最有害的谬误。产生这一制度的原因很多:部分源于无知地渴望摩西时代的祭司身份,尽管这一制度随着基督的受难而终结;部分源于喜爱权力和虚荣,这对神职人员是自然而然的,就像对其他人一样;部分源于未得救的敬拜者喜欢看得见的假祭司和中保,而不是在天上看不见的那位祭司和中保;部分源于《圣经》印刷流传之前人类普遍的无知。种种原因导致过去的十八个世纪里一直存在着这种倾向——将神职人员抬高到一种不合《圣经》的位置,视他们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而非传讲他话语的人。

对此,读者应当留心记住,并要牢牢坚守古旧的原则,不要丢弃古旧的道路。不要受诱惑而认为,各种各样的仪式、礼拜中宣读一成不变的话、或者频繁的圣餐,相比有力、恳切、火热地宣讲真道,能带给灵魂同样多的益处。没有证道的日常聚会也许能够满足、造就屈指可数的部分信徒,但绝不可能触及芸芸众生,吸引他们,俘获他们的心。如果有人想要造福大众,想要触及他们的心灵和良知,就要踏着威克里夫、拉蒂默、路德、屈梭多模和圣保罗的足迹而行。必须向他们的耳朵发动进攻,大声吹响永恒福音的号角,让号声绵长;必须传讲神的话语。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让我们感激地谨记威克里夫是第一个将《圣经》译为英文的英国人,是他让大众能明白《圣经》。今日的我们很可能对译经的困难没什么概念。那时很可能译者得到的帮助——不管什么方式——极少极少。那时没有印刷术,整本书都是费劲的手写本,要复制也只能手抄。看看蒙福的《圣经》公会位于布莱克福莱尔斯的机械设备,再想想威克里夫需要克服的惊人困难,足以让人喘不过气来。但世上没有难成的事。事情成就了,数百份《圣经》抄本流传开来。尽管有当局的压制,历经时间、火灾、敌人的毁坏,四十年前在牛津重印威克里夫《圣经》的时候还是发现了至少一百七十份抄本存世,实际存留的数量肯定更多。

翻译《圣经》的益处究竟有多少,恐怕在末日来临之前没人能数算,所以我不想作任何形式的推测。但我要毫不犹豫地断言,有一项事实无可争议地得到了证实——拥有母语《圣经》是一个民族有可能拥有的最大祝福。

第一个将《圣经》译为英文的人已经去世五百年。今日的任何人都可以来看看世界地图,借此来认识《圣经》不受限制地广泛流传带来的价值。(3)

今时今日,在哪些国家,自由、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都达到顶峰?是那些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获得《圣经》的地方,比如英格兰、苏格兰和美国。当英国君主登基时,要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圣经》,倾听这句话:“这本书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

国家的福祉往往与这本书息息相关,基督教世界各国的至上利益与之不可分割。在一片土地上,光明或黑暗、道德高尚或败坏、真信仰或迷信、自由或专制、善法或恶法谁主沉浮,正好与《圣经》是否得到尊重成正比。随我打开史书吧,你会在旧事中读到证据。读一读以色列在列王治下的历史。那时罪恶是多么盛行!但谁会惊讶?众人完全对耶和华的律法视而不见,约西亚在位时在圣殿的角落里才找到律法书。读一读主耶稣基督时代犹太人的历史。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有他们的宗教,是多么可怕!但谁会惊讶?他们借着人的传统“废”了神的话语。读一读中世纪基督教会的历史。还有哪个时代的无知和迷信胜过那段日子?但谁会吃惊呢?当人们得不到《圣经》的亮光,时代当然会黑暗。

真相明白无比,《圣经》是自由思想和精神生活之母。有意思的是,英国的外国圣书协会就在《泰晤士报》办公室隔壁!

地上哪些教会对人类产生最大影响?就是那些高举《圣经》的教会。英格兰和苏格兰哪些教区的信仰和道德水准最坚固?是那些《圣经》流传最广,读《圣经》最多的教区。英格兰哪些牧师最能对民众的思想产生真实影响?不是那些喊着“教会!教会!”的人,而是信实地传讲主话语的人。不尊重《圣经》的教会就跟无生命的躯体、熄了火的发动机一样无用。不尊重《圣经》的牧师就跟没有武器的士兵、没有工具的建筑师、没有罗盘的领航员和没有信件的信使一样无用。罗马天主教会、新派神学、提倡只进行世俗教育的人很容易嘲笑那些喜爱《圣经》的人;但罗马教徒、新派神学家和提倡只进行世俗教育的人却从未给我们展现一个新西兰、廷尼弗利或塞拉利昂作为他们的原则结出的果实。这只有尊重《圣经》的人才能做到。这是神话语的工作,是其能力的证据。

文明世界的众多最好最值得称道的制度要归功于《圣经》。很少有人意识到,有多少为公共利益而采行的善举,其根源可以显而易见地追溯到《圣经》。凡接受《圣经》的地方,都留下了这本书持久的痕迹。有许多最出色的法律是根据《圣经》起草的,藉此社会秩序得以维持。基督教国家通行的有关真理、诚实和夫妻关系的道德标准来自《圣经》,这些标准——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并未得到当事人尊重——使得基督徒与非信徒截然不同。安息日这一条对穷人最恩慈的规定也要感谢《圣经》。几乎每个人道主义和慈善机构都是因《圣经》的影响而建立的。《圣经》介入世人生活之前,很少有人,甚至从未有人关心贫、病、孤、老、疯子、弱智、盲人。想要在雅典或罗马的历史中寻找任何帮助这类人的机构是徒劳的。看呐,好些人嘲笑《圣经》,说没有这本书世界会更好,却不想想自己从《圣经》得益多少。躺在大医院里的不信者不会认为自己此时享受到的安适竟是拜《圣经》所赐,这本书本是他自己鄙视的啊。要是没有《圣经》,他可能没有人照顾、没人留意、孑然一身,悲惨地死去了。确实,我们生活的世界对自己所蒙的恩惠无知得可怕。我相信,只有末日才会讲尽《圣经》加给这世界的益处。将这本书翻译成英格兰人的母语并分发给他们的第一人就是威克里夫。重复一遍,如果他没有做其他任何事,但仅仅因为翻译《圣经》这件事,他就配得所有讲英语的基督徒、英格兰的爱国者、英格兰的教士感恩地纪念。

这就是威克里夫值得尊敬值得纪念的四条主要原因。

我不是说这位伟人没有弱点,没有秉持有待商榷的观念,每条神学教义都纯正无比。我从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活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必须自己处理许多有问题的神学观点,因为他连来自他人的最轻微帮助都无法获得。他写的东西很多,也许写得太匆忙,所以我不会假装赞同他的全部作品。像路德和克兰麦一样,一开始他并不是对所有要点都清楚。但考虑到他单独、孤立的困难处境,只能惊叹他如此惊人地远离了谬误。人们指责他有缺陷,但有一项事实使得所有这类指责黯然失色——他是第一个把《圣经》翻译成英格兰本地语言的人。他怎样逃过迫害,没有暴死在敌人手里,最后在拉特沃思平静地死在卧榻上,其实是个神迹。照我看来,显然是出于护理之工的神迹般的方式保护了他。“地却帮助妇人。”是主兴起冈特的约翰和威尔士公主,让他们眷顾威克里夫。是主在他将要遭到非难时用地震破坏了伦敦的宗教会议。是主让牛津大学给他支持。

康斯坦茨会议并没有树立烧死异端的榜样,天特会议也没有明确具体地阐明所有教皇的教义。但首要的是,我看到上主的手护佑着威克里夫——他曾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的确!护佑威克里夫的手是救主的钉痕手,他曾对使徒们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曾在哥林多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在工作完成之前,威克里夫不会死。

本章结束之际,我要给出几条具有实践意义的结论,是本章整个主题给我们理所当然的教训。

首先,让我们恢复威克里夫的首要原则,要比我们从前的日子更为坚定地持守这些原则。要坚持《圣经》的权威性和完备性,也绝对有必要警醒、抵制罗马教会的危险主张,还要留意传讲神话语有多么重要——所有英国更正教信徒都应在此基础上团结起来,用心做工。

其次,我们要明白,如果某人为了基督奋勇向前,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观点,那他会获得多么惊人的力量和影响力。摩西、以利亚、施洗约翰、哥林多的保罗、佛罗伦萨的萨万纳罗拉、德国的路德、慈运理、卫斯理、怀特菲尔德、伦敦的罗梅恩,让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思考,撼动了沉睡的世界。真理之友需要更多的勇气。坐着不动,等着委员们行动,并数点支持者的倾向太严重了。我们需要更多人像威克里夫一样,绝不惧怕单枪匹马。

最后,不要忘记约翰·威克里夫的神没有死,是活着的神。人在改变,今日的世界喊着新奇的口号——更自由地解释《圣经》吧!让神学更包容更宽松!这是许多人期待的。但倘若我们想要行善,那么什么都比不上古旧的福音。耶稣基督绝不改变。五百年过去了,他仍是一样的。他没有丢弃拉特沃思的教区长威克里夫,那么我们如果追随他的脚踪,他也绝不丢弃我们。(1) 本书写于19世纪晚期,所以作者说“超过五百年”,如果按今日来看,已经超过六百年了。对今日的读者来说,本书中所有的此类说法,都要加上一百多年。——译注(2) 指欧洲的印刷术。——译注(3) 本书写于19世纪末,本段指的是当时的情形。——译注为什么改教家葬身火海人称“血腥玛丽”的玛丽一世(1516~1558)

整个世界都想忘记、忽略某些历史。这些史实与世人钟爱的某些理论格格不入,麻烦得很。结果,人们要么视其为粗俗的入侵者,佯装不识,要么视其为令人厌烦无聊之事而置若罔闻。渐渐地,这些史实就像遥远海平线上的船舶,或似遗弃在偏僻轨道上的报废行李车厢,淡出了历史学者的视野。本章的主题——英格兰改教家被处火刑及其原因——涉及的史实便是鲜活的例子。

有时,否认存在对信仰真理的确信,否认存在任何值得为之遭受火刑的观点,已经成了潮流。然而,三百年前,有人确信自己找到了真理,为了他们的观点甘愿去死。另一方面,则是忽略历史中所有不愉快的事,涂以乐观的粉饰,成为普遍的潮流。一部非常流行的英国诸女王史几乎没有提及玛丽女王治下众多殉道事件!但“血腥玛丽”这称号可不是无中生有,无数更正教信徒在她统治之下葬身火海。最后,同等重要的一点——多数情况下,人们认为任何羞辱罗马教廷之事都是非常无礼的。但是,天主教会烧死了英格兰改教家,就跟征服者威廉赢得黑斯廷战役一样,是确凿的事实。当我开始准备本章将要展现的主题时,这些困难迎面扑来。我知道这些困难有多么严重,无法逃避,所以只有恳求读者读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和包容。

毕竟,我相信英国读者有诚实的心,对此信心满满。真相就是真相,事实就是事实,尽管多年之后可能已经尘封掩埋。我只想从时间的沙土覆盖之下发掘出一些古老的史实,让英格兰从前一些遭人忽略已久的丰碑般的事件重见天日,疏通一些今世之王竭力想要用土堵住的泉源。请读者集中片刻的注意力,我自信能让您明白,探讨“为什么我们的改教家会遭火刑”这一问题,绝对是值得的。

大范围的改教家殉道事件众所周知,事实确凿,下文将会详述。但简要概述一下这些史实,提供本章主题的框架,将很有益处。

爱德华六世——博内特主教称之为“无与伦比的年轻君主”——死于1553年7月6日。也许,这片土地上再没有哪个王室成员的死比他更令人哀恸,身后留下比他更美的名声。也许,从人易于犯错的判断来看,他的死让真理在英格兰受到的打击是空前的。不要忘记他死前最后的祷告——“主啊,求你护佑这国免遭天主教的毒害,保守真正的信仰。”我相信,这个祷告没有落空。

珍·格蕾愚蠢而可悲地争取王位失败后,亨利八世同第一任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所生的女儿、爱德华六世的长姐玛丽继位,人称“血腥玛丽”。玛丽从襁褓开始就接受宗教训练,目的在于将其培养成顽固的罗马天主教拥护者。她确实是天主教徒中的天主教徒,其认真、狂热、顽固和心胸狭窄达到极致。她一登基就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把弟弟的事业全部推翻,目的是要将罗马天主教恢复到最糟糕最富有攻击性的形式。她和臣下一步步回到罗马天主教,将障碍一个个踏平,就像斯特拉福德勋爵那样彻头彻尾地向着目标直线前进。弥撒恢复,英语聚会取消,路德、慈运理、加尔文、丁道尔、比塞、拉蒂默、胡珀和克兰麦的作品遭禁。玛丽邀请红衣主教回到英格兰,将定居英格兰的外国更正教信徒驱逐出境。更正教的英国国教领袖们丧失了职权,有的逃到欧洲大陆,更多的则锒铛入狱。针对异端的旧制度再次披挂上阵,整装待发。于是,1555年初,舞台已经清理妥当,血腥的惨剧预备上演了,而邦纳主教和加德纳主教是重要角色。

人性的尊严惨遭羞辱,因为仅仅剥夺英格兰改教领袖的职权,下在监里,并不能满足玛丽的一众谋臣。改教家若不发誓放弃自己的原则,就要受死。玛丽的人组成了专门的委员会,把改教家一个个地召来,审查他们的信仰观念,要求他们放弃,否则就要丧命。他们没有其他选择,没有第三条路。要么放弃更正教教义,接受天主教,要么就要被活活烧死。他们拒绝变节,于是一个个都被交给世俗政权机构,在大庭广众之下用铁链捆在火刑柱上,周围堆满柴火。玛丽一党公开地用这种最残忍最痛苦的刑罚——火刑——夺去改教家们的性命。这都是广为人知的事实,所有罗马教会的卫道士都无法否认。

玛丽统治的最后四年里,至少二百八十八人因坚持更正教信仰而遭火刑,这是广为人知的史实。

1555年 烧死了71人

1556年 烧死了89人

1557年 烧死了88人

1558年 烧死了40人(1)

合计 烧死了288人

实际上,玛丽在世期间,火刑从未中止,并且在她死前的一周里,又有五位殉道者在坎特伯雷被烧死。请记住,二百八十八位遇难者中,有一名大主教,四名主教,二十一名教士,五十五名妇女,四名儿童。

众所周知,这二百八十八人被烧死不是因为人身或财产犯罪,亦非反抗玛丽的统治,也不是行凶作恶被逮个正着。他们不是窃贼、杀人犯、酒鬼、不信者或生活败坏的人。相反,他们都是英格兰最圣洁、纯洁的模范基督徒,少有例外,其中有些人还是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

我得多谈谈他们在受审讯期间遭受的无比不公待遇。对他们的审判——要是真的可以称为审判的话——是在嘲弄“公正”这个词。他们中大多数人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恶待,不仅是在刑场,在监狱里也是一样。您肯定读过福克斯《殉道史》中对这些事的描述。对血腥玛丽整场迫害期间的这一愚蠢苛政,我无话可说。罗马天主教在玛丽统治期间对其自身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损害,是其他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就算是没什么辩才的文盲都可以清楚地看明白,犯下如此严重血(2)腥暴行的教会恐怕不会是基督真正的教会!不过我没有时间多着笔墨了。对本章主题的概览行将结束,我得作出两条简短的结论。

其一,我劝读者绝不要忘记,罗马教会要为改教家们遭受的火刑负全责。想把责任推给世俗政权是卑鄙阴险的花招。犹大人并没有杀死参孙,但他们把他捆起来交给非利士人!罗马天主教会没有屠戮改教家,却给他们定罪,并由世俗政权来行刑。至于各个罗马天主教会代表具体的责任大小,我不想谈论。斯特里克兰女士在《英格兰诸女王生平》一书中,徒劳地想要给可悲的玛丽推卸责任。她尽一个妇人的全部热情,费尽心机地想要洗清玛丽的责任,读者在她的书中丝毫也找不到殉道事件。但这毫无作用。弗劳德先生的书讲述了截然不同的一幕。玛丽女王和臣僚、议会,以及罗马教会的主教、枢机定然都要心甘情愿地分担责任。这已经是板上钉钉,卸除罗马教会的责任绝不会成功,正如犹太人和本丢彼拉多都要为基督钉十字架负责一样。流人血的罪归在他们身上。

其二,希望读者记住,时至今日,对玛丽时代烧死殉道者的行为,罗马天主教会既未批判否认,也未为之道歉或忏悔。他们精美的徽章上沾有巨大的污渍,同时他们也从未试图将其洗净。他们并没有为对(3)(4)待瓦勒度派和亚勒比根斯派的恶行而忏悔,没有为西班牙宗教裁(5)(6)判所无数的屠夫忏悔,没有为圣巴多罗买之夜的大屠杀忏悔,没有为烧死英格兰改教家而忏悔。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一事实,铭记在心。罗马教会从未改变,绝不会承认错误。三百年前,他们烧死了英格兰改教家。他们无法通过辩论来阻止更正教信仰的传播,就卖力地诉诸武力。如果罗马教会还有能力的话,我不敢保证他们不会故态复萌。

至此我们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出这个问题:被烧死的英格兰宗教改革领袖都有哪些人呢?他们叫什么,死的时候是怎样的处境?接下来我会一一作答。

本章行文至此,我很清楚,有人会认为我提了太多旧事。但我大胆地说,我们理应时常回顾这些旧事。其一,我希望在这片土地上,更正教的家庭能对这些殉道者的名字耳熟能详。因此我毫无歉疚,要按照殉道时间的先后次序给出九位最重要的英格兰殉道者的姓名,以及他们各自的一些情况。我相信,从基督离世以来,基督徒们从未见识过有谁在面对残忍死刑时,会像玛丽时期的殉道者那样具有荣耀的信心、盼望和忍耐。也没有任何将死之人留下如此丰富的高尚遗言,配得以金字铭刻在史书上,为子子孙孙代代流传。

玛丽统治期间第一位作为殉道者跨过死亡之河的改教领袖是伦敦的神职人员约翰·罗杰斯,他是圣墓教堂的教区牧师,并且在圣保罗教堂担任受俸牧师及神学讲师。他于1555年2月4日,星期一,在史密斯菲尔德受火刑。罗杰斯出生在伯明翰附近阿斯顿教区的底里屯特。他为更正教信仰所做的贡献远超那些与他一起受刑的难友。他曾协助丁道尔和科弗代尔推出极为重要的一版英语《圣经》,即通常所说的马太《圣经》。实际上,他受审时被称为“罗杰斯,化名马太”。因此,他自然而然是众矢之的,成为第一个上火刑柱的殉道者。

罗杰斯在加德纳面前受审的场面让人看到他是个勇敢的、彻头彻尾的更正教徒。他坚决地与罗马教会公开论战,条理清晰地给出自己的观点。不管怎样,他似乎让行刑者无话可说,窘迫不已,就此而言,他强过大多数殉道者。当然,论据不会扭转判决。“征服者有祸了!”如果他有真道,敌人却有刀剑。

受刑的那天早上,敌人到新门监狱的囚室匆匆唤醒他,几乎不让他有时间来穿戴整齐。然后,押解他步行前往史密斯菲尔德,从他曾讲过道的圣墓教堂可以看到他慷慨赴义的脚步,他穿过了自己曾辛勤牧养的教区的街道。他的妻子和十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是婴孩)站在街道旁,残暴的邦纳主教在他下监时干脆断然拒绝让他们探监。他仅仅是看了眼家人,却无法停下,镇定地走向火刑柱,口中一遍遍念着《诗篇》51篇的话语。蜂拥而至的人群挤满了街道,填满了史密斯菲尔德的每处可以立足的角落。那日之前,人们无法想象英格兰改教家面对死亡时的表现,很难相信领取俸禄、地位显要的神职人员真的会为了信仰而舍身被火焚烧。但看到第一个殉道者约翰·罗杰斯镇定、毫不畏缩地走进炙热的死地,群众的热情就难以压抑地爆发了,他们热烈欢呼,呼声震天。甚至法国大使诺阿雷在家信中描述这一场景时说,罗杰斯赴死“好像是去结婚一样”。借着神的大怜悯,他死得相对轻松。玛丽时代第一个殉道者就这样离去了。

玛丽统治期间第二位为了基督的真理而献身的改教领袖是格洛斯特主教约翰·胡珀。他于1555年2月9日,星期五,在格洛斯特葬身火刑架上。

胡珀是萨默塞特郡人。从许多方面来看,他或许是殉道者中身份最尊贵的。爱德华六世的所有主教里,就个人圣洁、在教区内殷勤讲道做工而言,没有人在身后留下的声望胜过他。在他留下的作品中的全部神学要点上,没有人比他的看法更清楚、更合乎《圣经》。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爱德华六世的这位格洛斯特主教太过于加尔文主义(7)了,但他的加尔文主义并没有超越《三十九条信纲》。胡珀很有远见,看到了在英国国教中留下罗马天主教的余孽有多危险。关于在自己的奉献礼上要不要穿罗马天主教服饰,他同克兰麦及其他主教进行了争辩,据我所知,人们大都批评他在这场著名的辩论中太呆板顽固。但我大胆地说,英国国教的历史让我们疑心是不是该为他翻案了。真相一目了然,胡珀的原则是正确的,对手错了。

胡珀坚定、毫不动摇、宁折不弯并且毫不妥协地谴责罪,他不是天生就和蔼可亲的人,当然会有很多仇敌。罗马天主教的地位一恢复,他就成了要消灭的头号目标。玛丽的迫害甫一开始,他就被召去伦敦,在狱中拖延一年半,经由邦纳、加德纳、滕斯托尔和达伊审查后,他被剥夺教职,被定为异端判处火刑。

起初,本打算让他在史密斯菲尔德同罗杰斯一起受刑。但因为某些未知的原因,这一方案撤销,胡珀被押解到格洛斯特,让他大为满足。他在自己的教区,在自己的教众面前被烧死。他一抵达,就有众多人群来到赛伦塞斯特大道迎接他,众人脸上既有悲伤又带着尊敬。当夜,当局让他住在因格拉姆先生家,那栋房子现在还在,可能没多大改变。安东尼·金斯顿爵士——神曾借着这位善良的主教使之脱离罪恶的生活——流泪恳求他,让他留下性命,劝他说:“生则甜蜜,死却痛苦。”这位尊贵的殉道者的答复万古流芳:“永生更甜蜜,永死更痛苦。”

他受刑的那天早上,刽子手领他出来,走到刑场,无数群众等待着他。那天是赶集的日子,估计有约七千人在场。火刑柱直接就安在大教堂西门门口,距他的宅邸和大教堂东沿不到一百码。现在,人们在圣玛丽-德-楼德教堂墓地东沿他受难之处竖起了美丽的纪念碑。教堂大门上方的窗子——天主教修士曾在此观看胡珀主教受刑时的痛苦挣扎——至今还未改变。

胡珀抵达刑场后,获准祷告,不过绝对禁止他向人们说话。他跪下来祷告,内容被福克斯记下来了,非常感人。即便此时,当局也丢给他一个盒子,里面有教会的赦免令,只要他放弃信仰就可获得赦免。他的回答是:“拿走;要是你爱我的灵魂,就拿走。”于是刽子手用铁链缠住他的腰绑到火刑柱上,然后他开始跟恐怖之王打最后的一仗。所有的殉道者中,可能除了里德利之外,胡珀是受苦最多的。因为柴火燃烧不当,刽子手不得不点火三次。这位高贵的受难者承受了四十五钟的痛苦,“他既没有前后摆动,也没有挣扎,”福克斯说,他只是祷告:“主耶稣,可怜我吧,主耶稣,求你收纳我的灵魂。”他用一只手捶胸,直到手被烧残。善良的格洛斯特主教就这样走了。

第三位在玛丽治下受难的改教领袖是萨福克郡哈德利教区长罗兰·泰勒。他于1555年2月9日,星期五,也就是胡珀在格洛斯特受刑的同一天,在他自己教区附近的阿德汉被烧死。

罗兰·泰勒是我们知之甚少的人之一,我们只知道他是克兰麦的挚友,神学和教会法规博士。但显然他在改教家中地位甚高,因为仇敌将他与胡珀、罗杰斯和布拉德福德同列;而且从福克斯记载的对他的审讯来看,他是个大有能力、训练有素的神学家。实际上,福克斯收集了那么多关于他的感人且震撼的事,远超其他殉道者,让人觉得他们可能是朋友。

在哈德利,当加德纳第一次召他去伦敦时,朋友们劝他逃命,他也逃得掉,但他的回答很震撼:“你们要我做什么?我老了,活得已经够久,见多了邪恶可怕的日子。你们逃吧,随从你们良心的带领而行。我意已决,要靠着神的恩典去见那个主教,不客气地让他知道他一无所成。我相信在神面前,我为神所做的善工中没有一件比我现在要行的这事更美好了。”

他对加德纳和其他审查者的回答也令人惊讶。没有人比这位萨福克郡牧师的话更简洁而沉重有力。

他最后的见证和给妻子、家人和教众的遗言也十分震撼,令人为之动容,限于篇幅,在此只摘录最后一句:“为神的缘故,要小心罗马教。因为表面上罗马教似乎是在团结教会,但实质是虚空的,是敌(8)基督的,并非出于对基督的信心,没有真理。”

当局将他从伦敦解到哈德利,要当着他教众的面烧死他,这正合他意。离哈德利已经不到两英里时,萨福克郡治安官问他感觉如何。他答道:“当赞美神,治安官大人,感觉再不会比现在更好了。因为我快到家了。再走过两条街,我就要安居在我天父家里了。”

他穿过哈德利小镇的街道,看到两边都是他的教众。他们听说他回来了,纷纷走出家门来问候他,流泪、哀哭。他只对他们说出了自己一贯的话:“我已经向你们传讲了神的话语和真理,今天要来用我的血来印证。”

去刑场所在地阿德汉的路上,他们告诉他身处何地,他听后就说:“感谢神,我就快踏进家门了。”

当刽子手脱去他的衬衫,准备把他绑上火刑柱时,他大声呼喊:“好人们啊,我教训给你们的只有神的圣言,以及我从《圣经》中得到的,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了,如今在此我用我的血来印证。”他的话很可能不止这些,但像其他殉道者一样,当局禁止他说话,甚至因为讲了这些话,他头部遭到了重重一击。之后他跪下祷告,教众中有一位贫穷的妇人不顾当局的尽力阻止,与他跪到一起。此后,刽子手把他绑到火刑柱上,他口中重复着《诗篇》51篇的话,并向神呼求:“慈悲怜悯的父,求你因耶稣基督的缘故,将我的灵魂收归你手。”他站在火焰中,没有哭喊也没有动,直到一个兵丁拿戟戳入他的大脑。萨福克郡这位善良的老牧师就这样走了。

玛丽治下第四位受刑的改教领袖是威尔士圣大卫教堂主教罗伯特·费拉。他于1555年3月30日,星期五,在卡马森就义。关于他的生平,留下的资料很少,只知道这个好人生在哈利法克斯,是约克郡的最后一任诺斯特修道院院长,1540年卸任。他也是克兰麦大主教和护国公萨默赛特的随扈教士,因此得以升到主教的位置。他起初是在爱德华六世在位末期,护国公萨默赛特倒台后,因一些世俗琐事上的荒唐指控而入狱,后来就跟胡珀、罗杰斯和布拉德福德一道被带到加德纳那里,接受教义方面的审查,这可要严重得多。起诉书清楚表明,他在所有关乎信仰的问题上与一同罹难的殉道者如出一辙。像胡珀和泰勒一样,他被判处火刑,并要在他最出名的地方烧死。于是当局把他从伦敦押解到卡马森。福克斯只是简略地记述了他受刑时的事,原因一方面无疑是在那个没有铁路的时代,卡马森距伦敦太远了,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目击费拉受刑的人大都只会威尔士语。史书只记下了一件事,足以表明他的勇气和不屈不挠。在行刑的前一天,他告诉一位朋友,只要看到他在烈火焚身的痛苦中稍有动弹,就无须相信他所教导的教义。可怕的时刻来临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允诺,借着神的恩典,他真的做到了。他站在火焰中,紧握双手,直到手都被烧残,最后一个旁观者出于怜悯敲了他的头颅,结束了他的痛苦。这位威尔士主教就这么走了。

玛丽统治期间第五位殉道的改教领袖是圣保罗教堂的神职人员,里德利主教的随扈教士布拉德福德。他于1555年7月1日,星期一,在史密斯菲尔德就义,年仅三十五岁。布拉德福德在英国殉道者中恐怕是名声最大的,很难说有谁能得到比他更美的名声。斯特莱普称布拉德福德、克兰麦、里德利和拉蒂默是改教后英国国教的“四巨头”。他出生在曼彻斯特,终其一生都深深顾念着这一地区。年轻时,他的天赋就引起了教会高层的注意,成为教会差遣到英格兰各地传讲宗教改革教义的六位教士之一。布拉德福德的使命是在兰开夏郡和柴郡传道,他似乎以非凡的能力完成了任务,获得巨大成功。他总是在曼彻斯特、利物浦、博尔顿、布里、维冈、阿斯顿、斯托克波特、普雷斯特威奇、米德尔顿和切斯特讲道,大大促进了更正教教义的传播,对人们的灵魂产生了广泛影响。结果预料得到,玛丽女王即位刚一个月,布拉德福德就下监了,再没有出来过,直到葬身火海。他的朝气、圣洁以及作为声名显赫的传道人所拥有的名望,使得他在狱中成了仇敌眼中极有价值的目标,他们付出了许多努力来让他离弃更正教信仰。然而,这些努力都白费了。他怎样活着,也怎样死去。

他就义的那天,大约上午9点,他从新门监狱出来被押去史密斯菲尔德。围观的群众之多空前绝后。一位后来活到九十六岁高龄,1620年才去世的杭尼伍德妇人记得去看布拉德福德受火刑的情景,她的鞋都被拥挤的人群踩掉了。其实,当他走上火刑柱时,伦敦治安官因人群鼎沸非常紧张,没等他和一同赴难的里夫祷告完,就叫道:“起来,结束祷告吧,人群太拥挤了。”

布拉德福德长老拿起一捆柴薪亲吻,也吻了火刑柱。他来到火刑柱上时,举起双手,举目望天,说:“英格兰,英格兰,为你的罪悔改吧!要当心偶像崇拜,当心敌基督者的虚假!小心,别让他们欺骗了你!”然后他对一同就义的年轻人里夫说:“弟兄,应该大感安慰,因为今晚我们就能与主同享欢乐的晚宴了。”后来他再没说什么其他人听得到的话,除了拥抱芦苇捆时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富勒说:“他拥抱了火苗,就像炎夏的一缕清风。”他就这样英年早逝。

玛丽在位期间第六、第七位就义的改教领袖是两位英国家喻户晓的人:伦敦主教尼古拉斯·里德利和曾经的伍斯特主教休·拉蒂默。1555年10月16日,他们在牛津,在同一根火刑柱上背对背身受火焚。里德利出生在诺森伯兰郡边境的维利蒙兹外克。拉蒂默出生在莱斯特郡的瑟卡斯顿。这两位伟大的英格兰更正教徒的生平众所周知,就无须多言了。除了克兰麦以外,无疑他们两人为英格兰宗教改革原则的确立作工之多无人可比。拉蒂默是大受欢迎的布道家,而里德利则学富五车,是令人钦佩的首都伦敦教区的管理者。他们留下的美名还无人超越。玛丽登基后,他们自然而然成为邦纳和加德纳首批打击对象,遭受了残酷迫害一直到死。

审查者怎样一次又一次就更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之间争论的要点审查他们,怎样以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无理手段可耻地引诱、戏弄和折磨他们;他们如何自始至终英勇地打了一场美好的仗,从未向对手低头——这些事我无须多言,不都清楚地记在好心的古人福克斯的殉道史籍里面吗?在此,我仅稍微提及他们死时的情形。

他们就义的那天,分别被带到刑场,就在牛津宽街的尽头,靠近贝利奥尔学院。里德利先到,看到拉蒂默来了,就跑去吻他,说:“弟兄,应该带着好心情,因为神要么会减轻火焰的暴虐,要么会刚强我们,叫我们能经受得住。”接着他们恳切祷告,彼此谈论,不过没人听得到他们在说什么。此后,他们不得不听一个卑鄙的叛徒史密斯讲道,并且无权作出任何回答。然后,官吏下令让他们准备受死。

这是点火前里德利最后的话:“天上的父啊,我全心感谢你,因你召我在传扬你的职位上一直到死。我恳求你,我主我神,求你怜悯英格兰这片土地,把她从仇敌手中救出来吧。”拉蒂默最后的话则像响亮的号角,声音至今仍回响不已:“里德利长老,当大得安慰,我相信,今日我们借着神的恩典在英格兰点亮的火把绝不会熄灭。”

火焰升起来了,里德利用拉丁语大声喊叫:“主啊,我把灵魂交在你手中了,求你收纳。”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拉蒂默则在火刑柱的另一边高喊:“天上的父啊,收纳我的灵魂吧。”

拉蒂默很快就死去了。他已是八十高龄的老者,须臾之间,他的灵魂便脱离了尘世的桎梏。里德利受苦要更久、更痛苦,因为行刑者没有把火焰控制好。不管怎样,火苗最终吞没了他的躯干,他倒在了拉蒂默脚下,安息了。就这样,两位伟大的更正教主教离去了。“他们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

玛丽治下第八位蒙难的改教领袖是温彻斯特副主教约翰·菲尔波特。他于1555年12月18日,星期三,在史密斯菲尔德受火刑而死。对于菲尔波特,我们所知相对较少,只知道他生在汉普郡的康普顿,家庭条件优越,人脉关系上佳,以学识而获得盛誉。玛丽刚登上王位,他就在特别会议上举行的模拟辩论中担任捍卫更正教信仰的主辩之一,由此足以表明他并非庸碌之辈。加德纳以无休止的审讯裁判来逼迫他,原因很简单,要知道加德纳在爱德华六世期间担任温彻斯特主教,后来被剥夺主教职权,自然会对顶替他职位的珀特尔主教及其随从恨之入骨。罗马教会的主教不太可能饶过更正教的副主教。

福克斯用了很长的篇幅记述了菲尔波特在罗马天主教众位主教面前接受的十三项审查,在帕克协会出版的一卷书中,占了至少一百四十页。如此长时间的审查清楚地表明,法官们多么焦急地想要让他放弃自己的原则。这位副主教孤立无援,仅仅凭着勇气和耐心就坚守住了立场,并且让人对他的学识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到达史密斯菲尔德后,跪下来,说:“我要向你还愿了,史密斯菲尔德。”接着,他亲吻火刑柱,并说:“为了我,救赎主没有拒绝忍受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羞辱,我怎么会不甘愿在这柱子上受难呢?”然后,他轻声背诵《诗篇》106、107和108篇。刽子手把他绑在火刑柱上,行刑后,他安静地死去了。这位善良的副主教就这么走了。

玛丽统治期间第九位受难的改教领袖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他于1556年3月21日在牛津就义。克兰麦出生在诺丁汉郡的阿斯拉克顿。历史上的英国殉道者中没有谁像他那么有名。无疑,整个英国国教对他的感激应该超过其他英格兰改教家。必须承认,他只是肉体凡胎,有软弱和缺点。但是,他仍是个伟人,一个好人。

一定不要忘了,克兰麦在英格兰宗教改革相对较早的时候,就平步青云,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时,他的信仰观还未定型,并不完全,这已是公论。不管何时,只要英国国教内拥护半天主教教义的人引用了克兰麦的话,都要小心地确认这是他在人生的什么时期说的。在评价克兰麦时,不要忘了他的经历。他真诚地摸索着,直到完全明白了真理,于是扬弃了过去的观念,承认自己在许多问题上改变了看法。有勇气如此行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尽管克兰麦经常担负处境微妙的困难职位,但他的声誉完美无损。那个年代,再没有别人能像他那样,出淤泥而不染。

毫无疑问,克兰麦为今日的祷告词和信纲奠定了基础。也许他不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但却是博学之士,也喜爱有学问的人,并且他总想改进周围的一切。一想到他要面对的巨大困难,我往往就要惊叹,他竟然能做成一件又一件这样那样的事。实际上,是因为他的坚持不懈,才为英国国教的各项准则打下了基础。

说上面这番话,是为了开始讲述这一无法否认的事实——他是唯一一个曾坚持真理,又曾一时畏缩,不敢为真理而死的改教家!我承认,他可悲地跌倒了。我不想假惺惺地为他的失足辩解,反而要说这正证明了再好的人也不过是个人。我只希望读者记住,即便是克兰麦犯的错,英格兰其他改教家都没犯过,但他所成就的事也定然是其他改教家没有做成的。

玛丽一登上英格兰王位,克兰麦就进入了死亡黑名单。很可能,比起克兰麦,再没有哪个英格兰神职人员让这个苦闷的女王如此怨恨憎恶了。她绝对忘不了,是克兰麦的建议让父王决意同母后离婚,若不把克兰麦烧死,她寝食难安。

克兰麦下狱了,像里德利和拉蒂默一样接受审查。他也跟他们一样,在调查委员会面前立场坚定,在所有争论点上给出了绝佳的论据。当然,他也跟里德利和拉蒂默一样,被定为异端,被定罪,遭到威逼,最后判处火刑。

事实让人心痛不已。克兰麦人生的最后一个月里,他丧失了勇气,屈服于威逼利诱,签署了一份放弃更正教观点的声明。敌人用狡猾的甜言蜜语谄媚他、引诱他,火刑是那么可怕令他战栗,魔鬼试探他,拉着他偏离了正道。克兰麦跌倒了,握笔签署了声明,否认、放弃了自己曾为之奋斗良久的宗教改革原则。

所有真正的更正教信徒听到这消息都大大悲伤!所有罗马教皇一党都欢呼雀跃庆祝胜利!要是他们就此止住,给这位高贵的受难者以自由,那么克兰麦的名声很可能就此沉沦,不会再浮出水面了。但罗马教一党自取其败,因为神定意如此。他们极度残忍,还是要烧死克兰麦,尽管他已经屈服。神的护理之工使之成为克兰麦声誉的转折点。借着神丰盛的恩典,他悔改了自己的堕落,得到主的怜悯。借着同样的丰盛恩典,他决定要以信奉宗教改革教义者的身份死去。最后,借着丰盛的恩典,他在牛津的圣玛丽教堂勇敢地认罪,令敌人惊惶,令友人感恩地赞美神,留给世界为基督的真理殉道之人的得胜号角。

3月21日,像参孙落入非利士人之手那样,不幸的大主教被押解出来,供敌人戏耍,却在牛津圣玛丽教堂成为万众瞩目之人。科尔博士证道完毕后,敌人请他陈明自己的信仰,满心盼望他公开承认自己投入了罗马教会门下。大主教怀着内心的剧痛,长篇大论向众人陈述,结束时却宣布否决自己之前放弃信仰的声明,宣称教皇就是敌基督,弃绝天主教的“圣餐是基督血肉真实临在”的化质说教义。无疑,从创世以来,这样的景象是人闻所未闻的。

克兰麦得胜的时刻到了。他内心的重担已经卸下,良心清洁,在失望的敌人狂怒的叫喊声中,他大步流星走上火刑柱。他勇敢无畏地站熊熊烈火中,坚定地伸出右手说:“这可恶的右手啊。”他指的是自己曾用这只手签署了放弃信仰的声明。然后他又坚定地举起左手指向天空。很奇怪,所有的殉道者中,克兰麦在最后时刻表现出的身体上的勇气最多。简言之,他一生最出色的就是离世之时的表现了。他犯了大罪,但又深切悔改。他像彼得一样跌倒了,又像彼得一样重新站了起来。第一位更正教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就这样走了。

我并不会对这段痛苦而引人关注的历史作出任何评价,我没有时间。只希望读者相信,这些人的故事一半都还没讲完,另外还有众多职位不那么显赫的男男女女也经历了同样的事,一样地惨痛,也一样地引人注意。但我斗胆说一句,绝不应该忘记这些受火刑的殉道者,不应该轻看他们的观点。“殉道大军”为这些观点而殉亡,因此决不能轻蔑地搁置他们的观点。更正教的英国国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的忠贞信实,是他们的血为国教奠定了根基。英格兰的自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勇气。他们教会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为思想自由而死是值得的。拥有这样的公民的国家是幸福的!拥有如此多改教家的教会是幸福的!那些在史密斯菲尔德、牛津、格洛斯特、卡马森和哈德利为殉道者建立纪念碑的人十分光荣。

不过现在我要转而论及另一个要点,我认为这是今时今日无比重要的议题之一,即烧死改教家的具体原因。如果我们误以为,改教家受难只是因为拒绝服从教皇,想要维持英国国教的独立,那就大错特错了。原因绝非如此!他们遭遇火刑是因为拒绝罗马教会一项特有的教义。几乎每个殉道事件,殉道者是生是死都取决于对这条教义的态度。如果他们接受,尚可活命;如果否认,就必须死。

这条有问题的教义就是,圣餐时祝圣过的饼和酒就是基督的身体和血的真实临在。他们相不相信神职人员祝圣以后,基督的身体和血真的以饼和酒的形式存在,即饼和酒就是基督真实的肉体,是同样的物质,真的在盘中杯中了?他们是否相信,司铎念出神秘的话之后,童贞女马利亚所生的基督的肉身就真的临在于所谓的祭坛上了?他们相信还是不相信呢?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他们不相信,不承认,就会烈火焚身而死。

英格兰殉道者在这一点上奇妙而惊人的一致。无疑,有些人因神职人员结婚而遭攻击,有些人因揭露了天主教会的本质而受威胁,有些人因为其他的一些论点而遭逼迫。但他们无一例外,都面对罗马教会特别地要他们承认在圣餐礼中基督身体的真实临在,但每个火刑案子里,罹难者拒绝承认这条教义都是他们被定罪的主要原因之一。

听听罗杰斯怎么说吧: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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