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飞腾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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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新空间：“一带一路”国别投资价值排行榜试读：
前言
2013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资本输出国，流量首破千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自2003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实现连续11年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39.8％。
中国“走出去”的腾飞既是中国经济崛起的结果，亦得益于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
从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谈到对外投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到“走出去”，到十七大报告提出“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再到十八大报告明确表示“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中国政府对“走出去”的推动在战略上愈加重视、战术上愈加明晰。2004年7月16日，国务院通过《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区分了“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与“由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两大类别的项目，并细分了以行业和金额为基础的核准和备案制度。这是中国政府为推动“走出去”战略在政策体系上做出的重大调整。2014年11月18日，国务院发布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年本）》将境外投资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取消了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项目99％的核准。可以预见，中国企业“走出去”将迎来一个新的高潮。
在新的“走出去”形势下，中国政府不断积极引导。2013年秋天，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访问期间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确定了“一带一路”战略思想。2014年11月北京APEC会议之后，中央进一步明确了通过“互联互通”建设对接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方针。“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顺应了世界发展大势。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深度调整，欧亚板块经济地位的上升改变了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部署。亚洲新合作浪潮为中国发展新的战略手段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新兴市场对外投资高涨，全球投资治理格局发生变迁，助推中国对外投资的兴起和加速。
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也在助推“一带一路”对外投资升级。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收入提高，为对外投资加速发展奠定基础。但随之而来的产能过剩和外汇储备过剩导致资源及资产配置问题突出，需合理转移以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另外，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对外投资有助于平衡中国地区发展，弥补西部大开发未能改变的长期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状况。“一带一路”以中国为东部起点，一路向西，北端直到西欧地区，包括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北非、中东欧地区的64个国家。除中国外，共涵盖30.8亿人口，GDP规模达到12.8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的44％和17％，是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沿途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多数国家后发优势强劲，发展空间大，在64个沿线国中，GDP超过5000亿美元的国家有6个。“一带一路”理念一旦变成现实，将成为世界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
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吸收FDI流量增速放缓，但中国从2008年起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投资则处于快速增长阶段。201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投资流量高达126.34亿美元，是2008年的3倍还多。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吸收外资的总量相比，规模仍然较小，占比只有3.7％。不过，未来发展潜力很大。
中国企业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投资是中国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一环。但针对企业如何选取东道国，目前中国业界却缺乏系统性研究。西方国家尽管不乏相关报告，但鲜少与中国相关，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相关的更是少之又少。本书首次以“一带一路”沿线国为研究样本，参考了五大原创思想来源（世界性组织、地区性组织、智库、大学与知名金融咨询公司）的国际投资报告或学术文献，梳理出政治（Politics）、经济（Economy）、制度（Institution）、基础设施建设（Infrastructure）四大类指标，通过实证检验分析了2008年至2013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限制因素对投资流量的影响，构建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资的评估体系（四大类因素），以甄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
这18个指标分别是，类别一，政治因素——政治风险、领导人访问次数、腐败程度、犯罪成本；类别二，经济因素——自然资源出口、自然资源经济租金、东道国吸收FDI程度、汇率波动性、双边进出口总额以及GDP经济因素；类别三，制度因素——是否签署双边投资协定、信贷融资便利度，税务系统以及劳动监管；类别四，基础设施因素——交通运输、通信以及电力。
根据上述指标，国观智库经过实证检验和专家所赋权重，推出“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资排行系统。2014年，投资国别价值排行总榜中前十名的国家依次为新加坡、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沙特阿拉伯、越南、阿联酋、马来西亚、波兰、黑山和卡塔尔。其中，政治指标排行榜中前五名依次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新加坡、斯洛文尼亚和阿联酋。经济指标排行榜中前五名的国家依次为沙特阿拉伯、俄罗斯、蒙古、印度和新加坡。制度指标排行榜中前五名依次为越南、乌克兰、阿尔巴尼亚、埃及、亚美尼亚。基础设施指标排行榜中前五名的国家依次为新加坡、阿联酋、斯洛文尼亚、以色列和克罗地亚。
由于2014年排行榜引用的数据大多为2013年数据（部分为2012年数据），因此未能反映2014年发生的最新情况，国观智库提醒投资者在阅读排行榜的过程中，注意俄罗斯、乌克兰、越南、马来西亚近期的政经形势变化。
最后，在64个国家中，国观智库认为黑山共和国（总分数排名第9、中国投资32万美元）、斯洛文尼亚（总分数排名第12、中国投资500万美元）、克罗地亚（总分数排名第14、中国投资831万美元）、科威特（总分数排名第16、中国投资8939万美元）与阿曼（总分数排名第18、中国投资1750万美元）为投资潜力型国家。中国投资者可给予更多关注。第一章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下的中国“走出去”
跨国公司与国家实力地位密切相关。
19世纪的很长时间内，中国是一个世界级农业经济强国，并没有产生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工业革命后，英国迈入现代工业社会，为了争夺原材料和海外市场、开展国际竞争，英国诞生了一批跨国公司。二战后，美国的实力地位为美国跨国公司主导全球市场奠定了基础，美国政府的对外战略助益跨国公司成长，而美国公司也成为美国实力地位的象征。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政府逐步明确，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发展海外业务，而企业要获得国际地位，也必须经营国际大市场，在海外开展相关业务。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是特定阶段对国际竞争的一种反映，也是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的战略考虑，其地域和产业分布具有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特点。
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除了要适应国内市场体系的变革性需求，还必须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博弈，面临的难题和挑战要比历史上的西方跨国公司更为复杂和艰巨。美国和日本对外投资的强势地位，其重要背景是美国霸权主导体系，企业经营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相对比较统一，并且获得了以美元为主体的货币体系和美国军事优势地位的支撑。中国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融入者，国家的政策体系与企业经营的政策体系都要逐步适应这个进程。与美日相比，中国对外投资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未来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但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须切实追踪国际环境变迁，加强对外投资的评估。“走出去”的政策演进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开放的亚太地区形势，得益于快速融入东亚生产网络。20世纪80年代末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成立标志着太平洋两岸政府间关系的深度调整，一方面，美国开始将其战略重心逐步向亚洲地区转移。这种转移首先是美国对外贸易格局转变的结果，亚洲占美国对外贸易额的比重大大超过欧洲。太平洋西岸的日本、亚洲“四小龙”已经成为美国商界不可忽视的力量。这股力量要求美国政府对此做出重大调整。另一方面，美日经济关系经过十多年的摩擦，已经无法在双边层面解决所有问题，势必要借助多边机制扩大调整的空间，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诞生正缘于此，而美日经济关系得以在一个新的多边框架内，通过振兴服务业经济有所缓和。
上述区域格局变化，正是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国际背景。中国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加速吸引外资，推进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进一步融入日本主导的地区生产网络。由于中国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在欧美制造业转移过程中获得大发展的机会，承接了大量的出口加工工业，加速了国内产业升级和产业工人培训，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色。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还比较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中国并非日本对外战略的重心，中国也难以引领亚太地区走势。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谈到对外投资，“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而2002年10月的十六大报告则明确提到“走出去”，“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其中提到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包括了民营企业，这显然是党的十五大以来国企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而“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表明当时中国政府意识到中国对外投资将有效促进对外贸易，这种投资贸易关系反映了东亚的特色，即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生产网络具备投资贸易的正向联系。而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品牌的强调，意味着中国企业国际拓展的外部环境相当严酷。
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大，中国的地区环境经历了两个较大转变。第一，1997年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积极实施对外经济援助，为东南亚国家维护宏观经济和国内政治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区域内中小国家开始积极认识中国，这一政治成果为日后中国开拓地区经济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有益于2002年开始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第二，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与美国就中国加入WTO达成了协议。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者，美国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国内经济表现出色，其国内舆论亦对全球化的扩大表现出乐观心态，因此乐意看到中国融入国际体系。2001年底，中国顺利加入WTO，这一战略性安排不仅扩大了中国的开放空间，也进一步促进了国内改革。中国经济由此进入赶超阶段，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飞跃到世界第二，成为亚洲最大经济体。
党中央和国务院不断出台扶植政策，助推中国“走出去”投资规模的扩大。
2004年起，中国对外投资已经有了快速飞跃，而3年后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公布了对“走出去”的扶持策略，其中提到了“能源资源互利合作”，这与日本20世纪60、70年代的对外投资模式具有类似性。日本当时通过对东南亚以及中东地区的投资，大规模获取日本经济飞速发展需要的原材料以及当地市场。部分英文媒体在报道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时，指责中国是“新殖民主义”，认为中国给东道国的贡献非常少，只是为了获取原材料。实际上，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英美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亚非拉地区的投资模式亦主要是为了获取原材料，同时，这些跨国公司还充当了拓展国家力量的一种手段。
正是认识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和指责，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到了党的十八大，政策明确表示“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与21世纪初的规划相比，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目标更为宏大，主要体现在鼓励培育“世界级”跨国公司上。与英、美、日历时百多年的政策演进体系相比，中国对“走出去”政策的推进相当之快。美国与日本是跨国投资的领先者，但是中国通过快速学习，特别是通过大规模地招商引资促进本地经济成长，认识到在国际市场竞争需要培育一批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公司，以资本的力量改善和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
但是在管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制度方面，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境外企业投资法》，因此对境外投资主体、投资形式、审批程序、资金融通、技术转让、利益分配、企业管理、争议解决等问题还缺乏足够明晰的体系性规则。
投资制度对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而言是重要的一环。
首先，国际投资制度的发展与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紧密相连，在早期，国际投资制度的推动者是诸如东印度公司之类的国际贸易公司，到了英国帝国主义时代，推动者则成为了英国新兴阶层。当这些霸权国家获得了国际地位之后，在公司的对外投资领域试图压制其他国家的合法竞争。为了突破这种约束，二战战败后的德国率先进行投资制度的创新，于20世纪50年代相继与一些国家签署双边投资协定。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一大批欧洲国家与中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抢占中国的市场。中国在后期推进自身的跨国公司海外发展时，也大量借鉴了欧洲的经验，与大多数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的基础是政府间协议，为跨国公司在两个国家之间转移资产提供了规范的行为准则。中国大规模签署协议，特别是近年来与发展中国家签署协议，很大程度上要服务于中国企业的国际资产转移，比如需要对中国在国外投资盈利资金的使用进行规定，规定何时、何种程度上允许在东道国的盈利汇回中国或汇到第三国。
完善的投资法还包括规范跨国的企业文化管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国际环境异常复杂，除了政治经济体系的差异之外，还相当欠缺对东道国文化传统的认识。比如，当中国企业去非洲、东南亚这些文化环境与中国不一样的国家投资时，如何通过招聘当地人员经营管理驻外子公司就是一项大的挑战。企业文化的不同，将影响到规章制度落实的有效性，比如部分国家劳工法规定工人在宗教活动期间以及当地规定的时间段内不许加班。
在国际贸易领域，WTO规定了企业的行事规则；在金融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规定了国家银行经营和国际贷款方面的一套规则。但是，在国际投资领域，尚无一套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明文法律，只有双边或者地区的规范约束。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西方世界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就越来越约束企业在东道国的经营行为，让企业在“经济人”的基础上增加“社会人”的范畴，考虑了企业的经营对东道国社会产生的广泛影响。
党的十六大之后，为了响应“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政府在政策体系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进。2004年7月16日，国务院通过《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区分了“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与“由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两大类别的项目，并细分了以行业和金额为基础的核准和备案制度。《决定》规定，第一，中方投资3000万美元及以上资源开发类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第二，中方投资用汇额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非资源类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第三，上述项目之外的境外投资项目，中央管理企业投资的项目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备案；其他企业投资的项目由地方政府按照有关法规办理核准；第四，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开办企业（金融企业除外）由商务部核准。
从《决定》来看，核准中国企业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关键点，在于项目的资金额度以及是否资源类项目。如果是资源类项目，那么统一由发改委核准。商务部负责核准开办企业类的投资。其他小额的非资源类投资由地方核准。根据《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2004年中国企业实施的境外投资中，中央管理的企业仅占投资主体的4.2％。
其他参与对外投资审批与管理的部门还包括财政部、国资委、工信部、银监会、保监会等部门。其中，财政部、国资委和工信部主要是针对各自负责的国有资产进行管理，而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和保监会主要是对金融机构进行管理。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政府还出台了一些金融政策对直接投资进行鼓励，其实施主体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也包括近些年中国设立的各类基金，比如中瑞合作基金（1998年）、中国—东盟中小企业投资基金（2003年）和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2004年）、中非发展基金（2007年）、上海合作组织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各类基金在促进对外投资方面确实发挥了一些实质性的作用。从当前来看，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大项目的支持较充分，而对中小项目的支持还是不足的。
2014年11月18日，国务院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年本）》（以下简称《目录》），大大缩减需核准项目的类别，目录规定，第一，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第二，前款规定之外的中央管理企业投资项目和地方企业投资3亿美元及以上项目报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备案。“走出去”的业绩
按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自2010年起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五大资本输出国，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年度投资规模在600亿美元。1997年，即党的十五大报告开始鼓励对外投资的时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相对较为平缓，但2001年加入WTO后，对外投资增长开始提速。即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资本的流出也非常迅速。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全球第5位，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大国，创造了历史最高值。2011年中国人均收入突破4000美元，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增长。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时，中国对外投资发生了迅猛的增长。也就是说，从数量上看，在中国政府提出促进中国对外投资国策的前十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布局还相对缓慢，但加入WTO后对国际经贸体制的学习大大加速了中国对外投资，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企业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资产贬值、流动性匮乏的时机，大规模进行全球资产再配置，推动对外投资井喷式的发展。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2014年1～10月，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818.8亿美元，预计全年将超过1100亿美元（见图1-1）。图1-1 1991～2013年中国“走出去”业绩（流量）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
在中国对外投资区域中，亚洲占有绝对压倒性地位，其次是拉美，然后是欧洲。在流量的地区分布上，2010年亚洲占65.3％，大约是拉丁美洲的4倍、欧洲的7倍、北美洲的17倍、非洲的21倍、大洋洲的24倍。在亚洲，外商直接投资（FDI，也称对外直接投资）大部分流向了中国香港，如果将香港的因素排除在外，拉美吸收的中国投资较亚洲还多，主要集中在矿产类、资源类投资。近两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有所增加。需要注意的是，一开始中国对亚洲的投资并不是领先的，2005年中国对拉美投资最高，这与当年中国对拉美投资的石油、矿产等大项目有关（见图1-2）。图1-2 2003～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地区分布
资料来源：《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在投资目的地方面，中国对外投资存量最多的地区是中国香港，然后是新加坡，第三是澳门，第四是缅甸。缅甸是中国矿产资源的一个重要来源地，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都是丝路经济带上的重要国家。在丝路沿线国中，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老挝等中南半岛国家也都存在着重要的投资利益，而阿联酋、沙特、伊朗等中东西亚地区的国家也有可观的投资量。因此，中国在周边地带的投资相当突出，利益重大。
在非洲，中国对南非、尼日利亚的投资也很多。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近年来经济增长也很快，属于全球增长前列的国家之一。赞比亚的铜矿资源丰富，苏丹、埃塞俄比亚近些年与华关系较为友好。过去几年，中国在埃及设立了数个工业园区，整体看埃及的发展较好。中国对卢森堡、德国等欧洲国家直接投资金额实际上都很小，甚至还不如缅甸。从投资金额来看，中国对发达国家投资还不多，但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多。从国际经验看，如果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对外投资的话，一定是对发达国家投资多，这与日本、韩国的对外投资类似。中国在拉美投资是在欧洲的3倍以上，也是非洲的3倍以上，所以重点是亚洲和拉美两个区域。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对拉美的很多投资属于对离岸金融中心的投资。比如，对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的投资就如此。近年来，以经合组织（OECD）为首的发达国家群体开始显著强化了对全球征税的管理，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强化对跨国公司的征税有助于这些国家摆脱危机，可以预期在离岸金融中心的资产转移将面临更严格的监管。
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也很多，但对美国来讲从中国来的外资占比很低。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强盛，对外投资额度很大，当时日本跨国公司对美投资占美国吸收投资的11％，如今中国占美国吸收的外资比重还不到1％，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投资关系的深度和广度与当年日美经济关系紧密性差距还很大。
中国对外投资的产业构成一直在变动。从数量上看，进入有色金属、煤炭以及原油的采矿业类投资占中国总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不仅从2006年的40.4％下降为2010年的8.3％，其金额也从2006年的85.4亿美元下降为2010年的57.1亿美元。目前，占据中国境外投资主导地位的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010年的比重为44％，金额达302.8亿美元，而2006年这一比重仅为21.4％，大大低于采矿业的权重。这或许是多年前国际社会在谈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时过分注重资源类型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目前资源类型的投资已经跌出2010年中国境外投资前三位的位置，被金融业（12.5％）以及批发和零售业（9.8％）取代。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其中存量在100亿美元以上的行业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仓储和邮政业，制造业，六个行业累计投资存量2801.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8.3％（见图1-3）。图1-3 2005～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产业分布
资料来源：《201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外投资的产业构成又有了较大变化。从图1-3可以看出，中国不再是资源能源投资主导，中国的投资结构发生了变化，对外投资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领域的投资速度最快，制造业投资增速较慢。对于丝路经济带的未来投资，增速最快的可能是采矿业，随后是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第三波可能是批发和零售业。中国“走出去”的历史方位
中国改革开放获益于东亚生产网络，而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也与此相关。在国际经济领域，1985年的“广场协议”推动的日元升值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外投资流入的增速大于出口。日元汇率升值，促使日本的对外投资快速转向东亚地区，东亚地区的经济体则利用日本跨国生产转移，加速国内产业升级和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加速。日本企业的出口由于汇率升值暂时下降，它通过东南亚市场再转口到美国去，亚太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得以加强。中国经济融入地区生产网络之后，借助于这些贸易投资通道迅速增长，中国公司也通过加工贸易获得了国际市场的经验和能力，这些是中国投资飞速增长的根本性地区环境和国际制度体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亚洲经济体对外投资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如图1-4所示，在所有发展中世界对外投资中，东亚占据了重要地位。冷战结束前后，美洲的对外投资下降，非洲的对外投资占比也下降，唯一增多的就是亚洲。在促进亚洲对外投资增长过程中，日本的贡献排在第一位，其次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这“四小龙”。根据图1-4的曲线变化，投资下降的阶段是地区和全球经济萧条阶段，比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东亚对外投资打击甚大。2001年后美国陷入网络经济泡沫，由于亚洲的最终消费市场在美国，其经济走势被美国经济拖累。亚洲对外投资与贸易关系紧密，深受发达国家影响，与世界经济周期十分相关。图1-4 1980～2011年亚非拉在发展中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地位
资料来源：UNCTAD
从图1-4可以看出，中国对外投资地位的地区格局变化出现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增长不可持续，原因在于当时亚洲的对外投资刚刚起步，生产网络格局变化不够明显，日本的主导地位依然不可撼动。但随着中国经济最终跃居世界第二、亚洲第一，亚洲内部的投资格局也在发生变化。对外投资的流量固然重要，但存量更反映出历史性地位。流量代表某一年份的变化，有时会受到某些大项目实施的波动影响，而存量代表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经营的时间长短，存量越多，意味着中国企业和这个国家的关系越深，因为企业的持续投资会产生众多的外溢效应，比如培育了对该企业经营的良好社会环境。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活跃遥相呼应。过去三十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对外投资存量增长了近24倍，而发达国家增长了34倍。2009年新兴经济体的FDI流出量达到了408.46亿美元，比1980年的6.7亿美元增长了61倍。2009年，发达国家的流出量达到了8206亿美元，1980年则为484亿美元。
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规模分类，以10亿美元为一个等级衡量的话，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从1980年开始，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10亿美元的经济体包括巴西、中国台湾、阿根廷、南非、墨西哥。第二阶段是80年代到90年代，从80年代中期开始突破10亿美元的经济体有新加坡、土耳其、中国、韩国。第三阶段是90年代之后，突破10亿美元的经济体有马来西亚、俄罗斯、智利、泰国、菲律宾、印度。第四阶段是进入21世纪之后，秘鲁于2003年超过10亿美元。如果以超过100亿美元来衡量的话，20世纪80年代有巴西、中国台湾以及南非，进入90年代后有新加坡、中国、阿根廷和韩国。也就是说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起步早，但并不引人注目。中国真正在对外投资领域开始确立自己的地位是近十年，主要得益于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战略。
从整个发展中国家群体来看，中国的对外投资占比呈现两个阶段性变化（见图1-5）。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的主要特色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不断增长，中国的增速适中。真正进入全球化爆发的90年代，中国对外投资的占比反而有所下降。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对外投资呈增长趋势，但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对外投资增长比中国更快，所以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崛起并不十分明显。第二阶段是90年代下半期和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表现出色，全球背景下的中国崛起成为世界主流话题，而不是以往聚焦于中国从一个封闭社会走向开放带给世界的政治意义。图1-5 1981～2013年中国/发展中世界对外直按投资规模（存量）
资料来源：UNCTAD
从图1-5可以发现，中国外资地位的提高得益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04年中国对外投资起飞之后，在发展中国家的占比并没有相应提高，比重维持在4％左右。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比重开始上升，从2007年的5％左右上升至2013年的13％。
当然，我们仍然要保持清醒。如图1-6所示，在国际投资格局中，长期以来都是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冷战结束后其占比略有下降，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下降速度较快。近年来发达国家FDI占全球比重跌破80％，但基本格局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比为4：1。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比重大，很大一部分原因源于产业链的分工和相互投资，如汽车、电子产业的产业内贸易引发的投资，以及电信、IT行业的并购等。发展中国家现在的一些投资方式，如股权、并购等，基本都是从发达国家那里学来的。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难度要大于国际贸易领域，尤其是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培育一批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图1-6 1980～2013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全球比重
资料来源：UNCTAD图1-7 1981～2013年中、美、日直接投资存量
资料来源：UNCTAD
如图1-7所示，中国、美国和日本的直接投资存量差距甚大。中国大致相当于美国1984年、1985年的水平，相当于日本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与美国相差25～30年，与日本相差20年，这样的差距无法在短期内解决。尽管美国的占比不断下降，但其地位仍然相对较高。美国的相关数据波动较大，这是由于其依然是全球霸主，利益遍布全球，全球政治经济波动会影响到美国的对外投资，是否出手消除这些矛盾以及消除矛盾的效率，直接决定了美国对外投资各种数据的波动情况。而中国的对外投资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受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不大，数据波动较小。对外投资曲线波动幅度越小，意味着经济体的对外影响力越小，对外投资曲线波动越大，说明该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紧密。
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按照人均收入水平衡量一国的对外投资发展路径具有很大影响力。1981年，英国跨国公司理论家约翰·邓宁（John Dunning）认为一国的对外投资额与该国人均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而净投资额则表现出S形曲线。如图1-8所示（1996年的修正模型和1981年模型），横轴是每个阶段的人均国民收入（GNI），纵轴是净投资额，曲线代表资本流进流出的净额，也就是吸引进来和投出去的差额。第一阶段是负数——吸收外商投资，第二阶段仍是负数，到了第三阶段，出现转折点，吸收的外商投资越来越少。目前，中国正处在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之间，对外投资额和吸收外资额开始齐平。下一个阶段，按照图示分析，对外投资额将会迎来一个井喷式增长。图1-8 约翰·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
从图1-9可以看出，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已经处于对外投资额较高的阶段，日本处在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之间。鉴于中国2014年对外投资额已经超过吸收外资额，在实践意义上对我们具有较大参考价值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和日本。瑞典也是传统投资大国，新加坡、巴西、印度当时还处于第一、第二阶段，亚洲“四小龙”刚刚起飞，还没有进入邓宁的分析视野中。新加坡是一个例外，同时也比较典型，现在新加坡已是东盟最重要的对外投资国。比如，除了美国和日本外资之外，菲律宾吸收外资最多的来源国就是新加坡。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经济开始起飞，人民行动党当时做出很重要的决定就是吸引外资，国际资本大量流入造船、化工行业。图1-9 对外直接投资与收入水平的关系（1967～1975年平均投资）
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按照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提供的数据，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8000国际元，相当于美国的26％，处于韩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60年代初的水平。按照IMF的购买力平价数据，2014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7600美元，美国为55000美元；2019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1070美元，美国为67348美元，中国数据将是美国的16.5％。有经济学家预测，中国将在203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根据邓宁理论的预测，收入水平的提高将会推进对外投资向更高的发展阶段演进，中国对外投资水平还将继续扩大。
历史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分水岭。跨过这一门槛之后，国家如果还能继续维持增长，通常会进入一个较长的经济高速增长通道。例如，20世纪60、70年代，东亚的日本、韩国等相继实现人均GDP4000美元的突破。他们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重工业，实施出口替代战略，并积极鼓励大企业“走出去”，成功实现了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变，经济普遍保持了1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并很快实现了人均GDP由4000美元到10000美元的突破。
在进入分水岭阶段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逐渐由主要依靠投资驱动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由于人均消费迅速扩大，服务业获得大发展，“消费主导—服务业推动”的组合逐渐演进为经济增长的主导驱动力。在消费增长、创新驱动的格局下，中国社会面貌也将发生极大变化。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形态，社会结构，法制体系，国家治理以及意识形态都会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国内政治经济形态的重大变革，必然促使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也发生重大变化。
从直接投资理论与产业升级研究成果来看，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其产业结构将随着投资增多而逐渐优化。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演进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种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投资的规模、动机、投资目的地以及企业的学习能力等。
总体上讲，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应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发展要求相一致，即依靠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不断扩大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推动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国内产业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型。
从日本的经验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首要投资对象是亚洲，然后是北美、拉美。现在中国对外投资的地区分布也呈现这种特点，投资最多的是亚洲，然后是拉美。假设中国下一个10年的演变规律接近日本的话，那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投资会在周边国家逐渐增多，但会逐步朝着发达地区转移，特别是对北美和欧洲的投资也会增多。目前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正在谈判之中，一旦达成，中国对其投资还将继续扩容。
日本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对亚洲投资额占比下降，这似乎说明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投资将在未来一段时间达到一个高潮。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汽车公司逐步开始在北美设立工厂。80年代开始，日本企业开始大举推进对美国的公共外交，不仅向美国议员游说，也在大学、智库设立研究项目，推进社会责任体系建设，积极谋划占领美国、欧洲等全球发达市场。
20世纪70年代，日本制造业对外投资占据主导地位，到了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成熟，非制造业领域开始快速上涨。从制造业细分行业看，70年代的时候，日本对外投资最大的是纺织业，其次是化工业，再次是金属和电子工业。到80年代的时候，对外投资已经比较成熟。但现在日本的电子工业已经衰弱，因为日本对外投资导致中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的电子工业崛起，日本的电子工业已经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但日本的汽车产业仍然占据东亚的上游位置。整个20世纪，日本对外投资中的纺织业和木材业等制造业占比不断下降。中国未来可能会经历同样的过程，即制造业投资占比较大，然后服务业逐渐超过制造业，最终聚焦服务业。就行业特点而言，服务业遇到的矛盾相对较少，而制造业面临矛盾最多，比如裁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制造业还会遭遇很多法律问题，如公会制度的挑战。
当前中国置身的国际环境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同，中国周边国家正在经历政治转型，经济发展也在加速。中国需要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的对外投资经验，重视运用国际体系变革的机会塑造新的国际投资环境，重视对外投资给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机遇，深入评估外部投资环境的变迁，积极谋求推动中国跨国公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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