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晓星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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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过程与治理困境：南苑的草根自治与转变试读：
序言
社会总是地方化社会。一个国家领土上的大社会，不过是由分散在领土空间里的一个又一个的地方化社会所构成的。从横向看，每一个地方化社会与其他地方化社会都有着功能上的相互联系或相互依赖。从纵向看，每一个地方化社会与非在地的组织层级（如中央、省级政府等）都有着内在的联系。不论如何，社会的各种力量，都必须汇聚在这个或那个空间位置上，占据一定的空间范围，并具有一定的空间边界。这种由各种社会因素所汇聚而成的，具有一定的空间位置、空间范围和空间边界的共同体，就是社区。
社区的视角，就是把抽象的社会在地化的视角。当我们讨论社会的时候，常常容易把社会从空间中抽离出来，忽略它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忽略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空间关系对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秩序的影响。忽略了社会的空间性，许多现象就无法得到充分的解释，如人造舒适物的配置问题、城市交通问题、垃圾处理问题等。但只从空间本身，是无法解释这些现象的。空间性必须同社会性结合起来。而社区研究，就是一种把社会性和空间性结合起来的研究视角。
当下，我们正在强调社会治理。然而，社会的治理，不但需要一种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所施展的治理，而且需要一种从社区视角所施展的治理，即从社会因素聚合体的空间化角度所展开的治理。社区的视角不但考虑社会结构等社会性因素的作用，而且考虑空间的条件和约束。社区治理不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把社会治理具体化，使之接上了“地气”。当然，社区的视角并不排除跨地因素和超本地因素对本地社区的影响，且这些因素的影响本身，也是在地化的。它们以各种方式渗透到本地社区，从而造成在地化后果。
由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影响，不少人宣布社区已经终结。但是，考虑到社会的空间性以及社会过程的在地化，这一宣布显得过于武断。人们在物理空间上的互动及其互动秩序，永远不是互联网等超本地因素所能取代的。社区研究是一个具有永久生命力的学术课题。
社区研究是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个传统。原岭南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杨庆堃的社区研究，早已闻名国际社会。在他的引领下，中山大学的许多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踏踏实实地从事社区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学术成果。仅他所研究过的鹭江村，就已成为一批硕士生和本科生撰写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前系主任何肇发教授，与杨庆堃教授一同推动社区研究，使社区研究成为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特色研究领域。
令人欣喜的是，中山大学的社区研究后继有人。黄晓星这一著作，正是中大社区研究传统上的又一力作。该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色是强调社区性与空间性的相互关系，把空间性有机地整合到社区分析中。本书是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充实而成的。在写博士论文期间，他花费两年功夫，“沉浸”到南苑社区中，以扎实严谨的态度、坚忍执着的精神、细致敏感的观察力，收集了丰富的民族志资料。他的博士论文资料翔实，他本人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和处理也十分到位，提出了许多很有学术见地的理论观点。可以说，这是一部以扎实民族志调查资料为基础、具有厚重的学术价值的力作。
作为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我衷心祝贺他的大作出版。王宁2016年2月19日
缘起
[1]2008年7月，我第一次进入南苑。南苑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一个不错的社区：一幢幢色彩斑斓的楼房错落有致，其东北角跟西南边一大片是政府近年来统一规划布局的全新廉租房，其他地区则为1990年代建成、楼龄相对较高的解困房。南苑绿化面积充足，公共基础设施完善，拥有多条到达市中心的公交线路，距离地铁站只有5分钟路程。
1991年6月7日，《国务院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发〔1991〕30号）指出：“住房建设应推行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共同投资体制，积极组织集资建房和合作建房，大力发展经济实用的商品住房，优先解决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的住房问题。”1995年，建设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居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1995〕6号），印发《实施国家安居工程的意见》（建房〔1995〕110号），将解困安居的国家安居工程作为重要事情来抓，并指出：“建成的国家安居工程的住宅，要按照《国家安居工程实施方案》中的规定，直接以成本价向中低收入家庭出售，并优先出售给住宅困难户及危房户。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出售给离退休职工、教师中的住房困难户、危房户。”1998年，《关于继续做好1998年国家安居工程（经济适用房）实施工作的通知》（建房〔1998〕76 号）指出：“国家下达了 1998年国家安居工程（经济适用房）计划，建设规模为4873.23 万平方米。”作为1990代Z市三大解困小区之一，南苑的初步建成即是这一系列政策的直接成果。
1999年，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出《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明确城镇廉租住房的来源有：“（一）腾退的并符合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廉租住房标准的原有公有住房；（二）最低收入家庭承租的符合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建筑面积或者使用面积和装修标准的现公有住房；（三）政府和单位出资兴建的用于廉租的住房；（四）政府和单位出资购置的用于廉租的住房；（五）社会捐赠的符合廉租住房标准的住房；（六）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当地情况采用其他渠道筹集的符合廉租住房标准的住房。”其中，第六条作为大力兴建廉租住房的依据，在2000年尤其是2006年后，Z市在原先的解困小区及分散在全市各区域的零散地带新建了一批廉租住房。根据《Z市近期建设规划（2006—2010）》和《Z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Z市在规划期内廉租房需求量为60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和新社区住房需求量为840万平方米，并要求在规划期内供应廉租房60万平方米，新社区住房540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300万平方米。图0-1 南苑社区平面图
在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政策背景下，南苑整体的建设有条不紊地推进着，也迎来了不同批次入住的居民。第一批大批入住的是1995～2000年建成的解困房（图0-1中南苑西及南苑东A型13号、15号及H型），第二批大批入住的是2008年之后的大片廉租房（多层楼房，如图0-1中南苑环街、N型南苑东二街），第三批大批入住的是2010年在北边新建的经济适用房（电梯高楼，图0-1中南苑中学北边）。南苑处于市区，相对于其他解困小区来说，交通更为便利。
2008年7月15日，街道民政科曾科很兴奋地走过来跟我说：“阿黄，我带你去社区走走。”我受宠若惊，想着能进一步熟悉社区，便欣然前往。走进东社区之后，曾科感慨地发表了一番言论。
南苑东西是以前的解困房，把穷人集中到一起，大家老是在闹，导致整个社区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东西两个社区的楼房都是残疾人、低保户。应该穷人、富人混住较好，这样可以相互看着，有发展。……现在人都不愿意出去，都希望靠近市中心，继续建廉租房只会使这个社区加重恶性循环。低保户不断增加，但资源并未增加。并不是因为你这里是廉租房社区而给予特别照顾，而是以小区式管理来发展。民政压力巨大，特别是南苑东小区。
曾科的话语隐含很多信息，包括穷人、富人的区分和小区式管理的问题等。物业管理是现阶段商品房小区的主要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与穷人的聚集模式之间出现了什么样的冲突和张力呢？其中包含什么样的社会治理议题？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阅了居委专干东哥的文件资料，里面所记录的内容使我更为疑惑。资料中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社区内的调解记录，其中几条的内容如下。
2008-05-09
陈志强投诉南苑中路广安医院没有施工证就在停车场外人行道上开挖一条约宽50厘米、长3米的排水坑，陈志强等六七人举横幅抗议，街城监、综治办、派出所相关工作人员到场调解。办理结果：经多方调解，施工方同意将坑按原样填平。
2008-05-09 业主、广安医院
南苑中路广安综合医院停车场外面人行道被施工方用冲机挖开一[2]条大约宽50厘米、长2米的坑，用作排水渠。业主陈志强等人抗议，投诉到市区，街城监人员到场调解，施工方答应停工，街城监人员同意两点半现场解决。3点后陈志强等人认为未见城监人员到现场解决，做出过激行为，举标语抗议。陈志强等人认为街城监不作为，要求施工方同医院方按原样填平。经联络，街城监、院方同综治办、施工方、居委会、派出所等协商下，院方同施工方同意将坑填平。由于业主认为施工方的水泥不够，矛盾继续激化，后业主自行多放两包水泥自填。问题终于解决，业主自行收回标语离去。
2008-05-28 居委会选举
今天是居委会选举，刘启宁等人到居委会进行干扰，在街道办领导同派出所等人的干预下，选举得以顺利进行。
2008-05-29 刘启宁、广安医院
南苑中路广安医院进行外围施工，南苑东居委会人员到现场维持秩序，刘启宁等10人到现场起哄，举横幅抗议，经派出所等人维持现场秩序，矛盾并没有激化，施工得以顺利进行。
2008-06-13 4∶30 业主抗议物业管理公司退出
同源物业公司最近就要退出管理，新的物业公司准备进驻。陈志强、耀哥等认为选出新的物业公司没有经过所有业主的同意，同时认为住建办招标公司选出的新物业公司是暗箱操作，而且新的物业公司带有黑社会性质，所以陈志强等发起签名会，坚决抵制新的物业公司进驻。在6月13日下午4时左右，陈志强等在高层楼下中学边挂起横幅，举行签名活动，14日上午，签名会设在南苑东路55号楼下路口，15日转到西区举行签名会，目的就是希望所有业主齐心合力阻止新的物业公司管理东西小区。
……
上述几条仅是资料中的冰山一角，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内容，如关于电梯维修的争论、协调处理居民之间的矛盾等。笔记本中的资料，体现出来的是社区居民与居委会、物业公司，甚至住建办等机构之间互动的故事，显示着居民对于个人权利的争取和维护。但这让我有点困惑：南苑是政府建成的新社区，按照政府的构思，新社区应当用于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缓解社会矛盾，那为什么这些人住进来之后会频繁地出现冲突呢？而且，在这些冲突和调解的记录中，我看到的是一系列群体团结事件，这些事件又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学意义呢？这么多事件与其他内容一起体现了社区过程的丰富多彩，是1990年代以来城市社区以至于社会转型的缩影。近年来，社会治理成为我国的重要议题，南苑社区出现的问题可谓社会矛盾的缩影，其解决的路径（经验和教训）反过来可提供更细致和深入的治理经验，以供其他社区参考。
记录中时不时出现的六七人、几十人提醒着我，在他们背后还隐藏着一大群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走到一起，形成社会学意义上的共同体呢？在调解记录及后续的与陈志强等的访谈中，我发现他们抗争的对象往往是政府部门或者是市场化的公司。容易理解的是，如果单枪匹马上阵，那将会是败退而归，对于他们来说，联合是最好的办法。如果这种联合持续存在，甚至成为一种机制的话，那将成为邻里、社区到市民社会的培育过程。
以往文献指出，1978年以前国家与社会趋于一体化，国家吞并了社会，并通过单位直接控制了基层，而单位制解体之后，群众还原为个人，成为一盘散沙，社会组织难以成立和维系。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居民的权利意识如何产生？围绕这种权利意识又发展出什么样的共同体呢？
经过近三年的田野研究，南苑社区逐渐呈现其历史发展脉络。按照现代都市人的体验，初级群体关系没落，都市社区邻里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熙熙攘攘的“陌生人”，社会由彼此千差万别的人群所组成。这个社会既非古典社会中由“公民同伴”组成的城邦，也不是滕尼斯带着怀旧情感构造出来的美好共同体，而是拥挤的、多少有些冷漠的世界（李猛，1999）。而在南苑，社区居民虽未体现出极高的公民精神素质，但不乏公民参与的热情，他们正在构造公众舆论讨论的空间，并在社区事务中贯彻下去。南苑中的社区邻里依然存在，居民彼此熟悉，并会为共同的权利或者为社区居民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而抗争，突显了与其他社区的不一致。南苑更像是公民与社区共同体二者之间结合的产物。
南苑是政府为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而建的重点社区，[3]1996年开始入住，入住之初大部分人为低收入者。解困小区是政府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的福利，但建成之后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断爆发，完全与原先的政策目的相反。到底是什么导致这个结果呢？这就必须回到社区的历史中去挖掘，从其发生机制，或者说从其历史中去谈。这些因素是对于“已经发生的”和“正在进行的”演变的认识，是持续存在的，而故事却是转瞬即逝的，我们必须对这两方面因素都做分析（布罗代尔，1997）。前面的故事是后者的部分解释，是社区居民采取“反应”的依据，这些行动正是行动者及其关系的全部历史孕育出来的产物（布迪厄、华康德，2004）。沿着这一逻辑，想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要回到从社区建设初期到现在十几年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去。
南苑十几年的发展历史主要围绕物业管理公司与业委会、住建办及其他政府部门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而推进，最终成为一个社区共同体。故事显示了1990年代以来社会从国家与市场的支配性治理网络中逐步释放或生产出来的迹象，其中最重要的是社区自治权利的生产，譬如业委会的成立与变化及其与物业公司争夺管理权等。1999年以来，劳伟明等开始反抗物业公司，形成了“榕树头”等社区公共领域，并在一系列诉讼中将第一届业委会在房管局中的备案推翻。这些事情蕴含独立于国家、市场之外的社会力量的产生和发展。但在后续的肿瘤医院抗争、业委会成立前后的故事中，社区共同体时而独立，时而期望依附于政府，出现了徘徊、观望的情况。在实践过程中，如果割裂地看待某个片段，确实是独立的社会力量在茁壮成长；而当将一系列故事联系起来，置于过程中来考虑，这个结论则不能成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形式上在逐步退出社区，符合学者们对于社区治理的判断；但实质上，国家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维持了其在社区中的强控制力度。社会与国家、市场处于胶着的状态，逐步分离，又逐渐在建立一种新的联系。
通过各方联系，我逐步接触到充斥在社区里的各种力量，并与街道办、居委会、业委会筹委会、物业公司的人员，以及陈志强等逐步建立了稳定、互动的关系。在陈志强的引荐之下，我参与到一个非正式组织的活动——喝早茶之中。在南苑酒家的南山房中，每天早上[4]都聚集着社区里积极参与各项社区事务的十几名社区居民，他们利用喝早茶的时间一起讨论社区里发生的各种事情以及他们对事情的态度、可能采取的策略等。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空间，任何人的意见都被尊重，任何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与喝早茶相类似，南苑还有一个聚会场所，社区居民称之为“榕树头”，大家在A楼（A型13号、15号）楼下聚集，共同商议社区的事务。这类似于哈贝马斯笔下指涉“公共领域”形成的重要场所咖啡屋、沙龙等（哈贝马斯，2005）。事实上，这些场所在南苑正起着“公共领域”的作用，它们制造公共舆论，并影响居民的行动及其他组织的看法。
通过喝早茶及后续做的各种访谈，社区的关键人物、关键事情逐一露面，并呈现一条清晰的故事脉络。在“榕树头”聚集、业委会选举、反抗物业公司、反抗肿瘤医院构成了南苑十几年历史中的关键事件，而“榕树头”、南苑酒家大厅、南山房、业委会办公室则成为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但这些故事脉络在不同时间、地点出现分支，展现社区历史生动、丰富的一面。这类似于吉尔兹所说的“地方性知识”，诠释出本地化的知识，让这个社区中的主体来发言。我参与其中，跟他们一起互动，对自己的研究甚至是我本身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用别人的眼光看我们自己可启悟出很多令人瞠目的事实。”（吉尔兹，2000）在这些故事当中，我希望依靠国家、市场、社会等多方力量相互制衡发展的宏观视角，采取田野研究及历史社会学的方法，顺着这个故事脉络，说“因”的同时说“果”（吉尔兹，2000）。
[1] 按照学术惯例，本书所出现的地名、人名都做了匿名处理。
[2] 在记录时前后存在矛盾。
[3] 在南苑，有一部分人伪造收入证明资料，通过权力关系获得住房，如出场人冯文，但这些人是少数。
[4] 喝早茶固定的人员大概有七八个，很多时候早茶房里都有十几个人，在2007年前人数较多。早茶成为社区居民沟通的一个方式，在后续不同群体的互动中，早茶也成为笼络关系的一个工具。 第一章社区与社会：社区中的多重空间及其治理
社区研究是社会学的经典议题，也是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的首要领域。社区饱含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成为社会学观察社会的天然场所。对于社区的大量研究则充满着对好社区的向往，以及对以往温情脉脉的共同体的怀念。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区研究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肖林，2011），反映了宏观社会结构的变化，时代变迁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转变，以及个人、群体的社会心理等的重构，等等。转型中国的巨大变化也促成了社区研究的多样化，不同的理论逐步发展，寻获自身的研究定位。理论家们对社区有着不同的定位，形成了多重空间中的社区研究。
在社会剧烈的变迁下，城市社区已然成为重要的社会实验室，在不同社区中我们能观察到各种社会力量的变化。社区不同，社会问题也不同，社区消亡、存续、发现等不同的理论观点都能在中国城市社区中找到依据。社区贯穿了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变化（国家-社会关系）到微观的个人行动（维权、抗争等）的连续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本书将社区界定为多重空间的集合，嵌入社会宏观情境中。社区是重要的社会学研究范式，也是认识社会的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阐述贯穿全书的理论逻辑，并简明扼要地评价相关的理论和观点。第一节 邻里、社区与社会
真正的社区生活现在或许只能停留在字面的建构或者想象中了。在接近一个半世纪以前，滕尼斯就用他的类型法构建了共同体与社会的概念，表明了他对原初共同体的渴望和向往，以及对现今共同体生活不再，而到处充满了黯淡、冷漠，只剩下利益交换的社会的厌恶。“共同体是持久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滕尼斯，1999：54）这深刻阐明了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类型：共同体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主要基础是本能的中意、习惯和记忆，这种共同体的形成是无意识的、自然而然的，浑然成为一体；社会则体现了人类理性的意识，是众多个人有计划的协调，是一种目的的联合体，这种联合体是深思熟虑、决定、概念等思维要素的产物（滕尼斯，1999）。
滕尼斯从人的情感、意志以及连接的不同纽带来考察社区和社会，作为一种进化论的观点，他强调社区在以前是存在的。但这一点也受到质疑，有学者甚至怀疑滕尼斯所谓“社区”（gemeinschaft）是否真在以往历史中存在过（Kasarda and Janowitz，1974）。韦伯则从其理想类型的方法论出发去建构，他强调共同体和结合体本来就是一种纯粹的理想类型，并非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他主要从人的主观感受来区分共同体与社会，认为共同体是建立在参与者能够感受到的互相隶属性上面的，不论是情感性还是传统性。结合体关系（对应于滕尼斯的“社会”）是指社会行动本身指向基于理性利益的动机以寻求利益平衡或利益结合等，这种关系的建构基于理性的同意（韦伯，2005：54～58）。但是，“不论社会关系的主要考虑是如何冷静的可计算性或目的理性，皆有可能涉入情绪性价值，并超越功利性的原始目的”（韦伯，2005：55）。社区、社会，或者共同体、结合体的概念在韦伯的视野中，只是一种在理念上建构出来的用来区分比较的概念。
如果说滕尼斯、韦伯、涂尔干等人还对19世纪之前的社会有一种想象性、创造性的建构，他们突出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化，那么齐美尔在都市生活研究中则独树一帜，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突出都市人的精神生活。齐美尔（Simmel，1903）在他的《大都市和精神生活》中主题鲜明地指出，现代生活中最深层次的问题是个人在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外来的文化和生活技能等结构性因素时，他们是如何保持其自由和个性的存在的。齐美尔认为，现代社会结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社会分工的专业化，这种专业化使个体不能与其他个体进行比较，但个体又是最大限度上不可或缺的，这些个体只能通过货币经济等交换形式整合起来。社会在进一步发展，那就意味着专业化进一步完善，而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就呈现人类客观文化对主体文化的优势，客体文化极度膨胀，而主体文化却进一步衰退。在这种情境中，社会是按照计算的理性准则而构成的，个体为了保护自己的个性，只能对其社会本性进行否定，即脱离群体而生活，这就造成了现代都市人的冷酷和冷漠。齐美尔本身作为都市人的一分子，以敏锐的直觉刻画了都市人这种“精神分裂”的状况，描述了以分离关系为基本社会化形式之一的大都市生活的结构。
相对于滕尼斯、韦伯、涂尔干而言，齐美尔丰富的想象力对于城市经验、态度和行为有着更加地方化的色彩，前者更多是对社会结构层面的一种思考。实际上，他们对社区、社会类型的建构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反映了19世纪以来工业化所导致的社会结构的极大变迁——农村村落瓦解，城市生活纷繁复杂，而使人们应接不暇。对于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滕尼斯指出的是基于人类意志的变化，韦伯给出的答案是从传统到理性的资本主义，而涂尔干则提出了社会整合的社会学核心命题，齐美尔则把专业化与个人的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这些睿智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社会学的基础，而城市社区也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慢慢拨开了迷雾，走到社会学研究的前端。
一 社区消亡论
滕尼斯、韦伯、涂尔干等人把都市社区研究推向前端的同时，也间接引出了社区消亡的理论因素，这就体现在他们对连续统分析的后续一端。沃斯（Wirth，1938）从这种类型学出发，延续了齐美尔关于大都市与精神生活的分析，指出都市生活拥有跟齐美尔观点相同的很多特征，譬如厌烦于享乐的态度、时间表、个性等，但齐美尔主要强调专业分工与货币经济等对个人自主性的影响，而沃斯则强调了三个大都市特有的人口特征：人口规模、居民密度、居民和群体生活的异质性。沃斯与众多前辈不同的是，他把影响都市生活的核心结构变量抽象为都市主义（城市化），并用它取代了马克思、韦伯等讨论的资本主义，也与涂尔干讨论的工业主义不同。
与齐美尔关于专业化的论述类似，社会分工导致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但专业化分工只是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间接联系，这种专业化与规模的扩大是一致的。在沃斯看来，居民数量和密度的增加更容易导致个体间缺乏相互了解，从而导致邻里间应有的关系消失，个体的人际关系被分割成自成一体的组成部分，并在高度分化的角色中进行交往。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建基于血缘、地缘等纽带上的社区逐渐消亡，取而代之以个人归属的正式群体组织，后者最终成为集体行为及整合个体的手段。
在个人层面上，个人变得软弱无力，只能通过其他途径维持自己的个性，譬如通过志愿群体在经济、政治、教育、宗教等方面的活动来发展自己、获取身份等，但这些组织并不能保证个性得到完善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情况则是自杀、懈怠、犯罪、失范等现象，个人变得不讲人情、孤立无援；在社会层面上，个人只能通过个人归属的群体组织表达个人的利益，这导致都市被分化成一个个的单位，从而导致社会的“解组”。这两种情况结合在一起立体地描述了都市生活的特征，全面刻画了社区消亡之后都市的情况。
除了前述提到的三个变量之外，沃斯还给出了社会学研究都市生活的三个相互关联的视角，进而把他之前的社区理论整合在一起：（1）作为包括人口、技术与社会生态秩序的实体结构；（2）作为一种包含某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一系列社会制度和一种典型的社会关系模式的社会组织系统；（3）作为一套态度、观念和众多以典型的集体行为方式出现并受制于社会控制的特殊机制的个性。都市生活是一种社会结构，限制了个性的发展；都市生活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它以独特的关系结构鲜明地与农民生活区分开来；都市生活还是一套观念系统以及与这套观念系统相联系在一起的集体行为模式。这些特征都是在沃斯所强调的核心结构变量——城市化的影响下而形成的，从宏观的城市化背景到微观的个人观念，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分析系统，其对社区过程的分析有着很大的启发作用。
在沃斯以后，同样持“社区消亡论”的学者络绎不绝，譬如斯腾（Stein，1960）、斯塔西等就认为，滕尼斯所讲的社区只不过是一种浪漫的迹象，即使它曾经存在过，现在也已经完全被遗忘了（高春燕，1999：152～153）。社区并不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概念，而是“非概念”的，对任何人可以意味着任何东西：可以是一种实体结构，也可以是一种精神；可以是面对面的，也可以是非面对面的。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等的进一步拓展，社区是否会如沃斯、斯腾等人的说法，一去不复返了呢？如果说社区真是一个“非概念”的概念，那么后续发现社区的学者则试图以一种实在的实体来论证社区经验的存在，并以此告诉大家这种人类宝贵的纽带的重要性。
二 社区发现论
沃斯笔下的都市区域是社区消亡的场所，而在霍加特（Hoggart，1957）的笔下，区域则是社区形成的基础条件。他的提问是：如果地理上的接近不是充分的原因，那么什么才是社会团结的基础呢？霍加特在研究了一个工人社区战后的生活后认为，社区形成需要以下一些因素。（1）地域认同（territorial identity）。它包括居民间分享同样的地域界定、共享空间的认同以及基于邻里间的意识和行为等。（2）阶级意识。霍加特认为使人们共同居住在一个小的空间中的并不是友好的感情和共同的利益保证，阶级意识才是把邻里融合在一起的社会凝聚力的主要源泉。这种凝聚力与其他学者提到的社会认同是一致的，人们有着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回忆，很重要的因素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成。这也就突破了之前沃斯、齐美尔等人的空间决定论的观点。（3）连续性。第三点是前面两点得到保证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持续的居住，是很难形成共同的空间认同的，更不用说形成较为一致的阶级意识了。
以上三个因素聚合在一起，呈现一个完善的邻里形成的充分条件，也揭示了社区形成的某些必要的机制。霍加特则采用了一个特殊的例子来论述他的社区的发现。这种社区的发现与其他的要素（如阶级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滕尼斯、韦伯等意义上的社区，这充分体现了霍加特对于社区概念的转变。永久性和非流动性是促成社区形成的重要因素，这与现代城市的强流动性是截然对立的。
这也说明了社区概念的包容性与转变。现阶段的社区研究经过沃斯、帕克等的城市化研究之后，又转而回归到滕尼斯最原始的出发点上，但也从原先共同体的基础——自然意志摆脱出来，扩大到其他能描述人类团结的概念上，如阶级意识。当然，社区的概念是充满活力的，而后的一系列研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怀特（Whyte，1994）在1943年对美国城市中一个意大利人贫民社区进行研究后，出版了《街角社会》一书，阐明了社区高度的凝聚力和组织性；甘斯（Gans，1962）指出，即使在中心城市内部也有兴旺的邻里社区，主要居住同一种族的人，亲属结构十分明显，并称之为“城市村”；萨特里斯（Suttles，1972）在芝加哥感受到了一种社区的团结，那里的人们知道社区的界限，并且与同一空间的邻里彼此认同。
三 社区解放论
以上两种理论观点基本将社区的消亡与发现置于物理空间的属性上，讨论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是否有社区纽带存在。韦尔曼等对社区问题进行检视，以网络、邻里和社区为题分析以往社区研究的实质（Wellman and Leighton，1979）。他们认为，社区研究应该与邻里（neighborhood）研究区分开来。以往的城市社会学成为邻里社会学（neighborhood sociology），这是由于学者们对小规模社区研究的兴趣使然。当然，这也跟芝加哥学派的影响有密切联系。这种倾向有五个原因：其一，城市研究者需要有出发点，邻里是最容易识别的研究点；其二，很多学者将邻里解释为城市的缩影，认为城市是邻里的汇集；其三，行政官员将自己对邻里界限的定义加到城市地图（urban maps）上，以创建行政单元（bureaucratic units）；其四，城市社会学对空间的特别关注被转化成区域关注（local area concerns）；其五，也是最重要的，很多分析家预设存在社会团结得以保持的条件，邻里是规范团结明显的容器。
但邻里不等同于社区。以往研究中社区包含三个元素：（1）个人纽带的网络（networks of interpersonal ties），家庭之外的为成员提供团结和支持的网络；（2）在一定区域中居住；（3）团结感和行为。现阶段大规模社会分工已经严重影响到个人纽带的组织方式和内容，尤其是交通的发达、科技的发展带来的人与人之间联系纽带（电话等）的变化。对于邻里的研究很容易扩大空间作为因果决定变量的倾向，但现阶段，很多社区已经不是在邻里中组织起来的。基于对1970～1980年代社会发展的研究，韦尔曼等人认为应以社区解放论的观点取代原先的社区理论视角。社区解放论的视角是基于网络的，主要包含以下理论观点：（1）都市人现在倾向于选择成为不同社会网络（可能包括某个邻里网络）的成员；（2）在网络成员关系线的宽度上存在变化，可能有很多间接的联系；（3）纽带的强度是变化的，有些很强，有些则很弱，却是有用的；（4）个人的纽带倾向于被组织纳入一系列较少联系的网络中；（5）虽然网络中的某些关系（如亲属关系）是很浓厚的，但大部分网络倾向于稀疏联系；（6）网络界限是模糊的，结构是纵横交错的，能与不同的人和资源形成联系；（7）在都市人的大部分网络中，虽然某些团结纽带时常存在，但实际上是稀疏密度、模糊界限和有限的纽带提供了团结行为和团结感的微弱结构基础；（8）在处理某些日常或紧急的事件中，社会网络能够被泛化目标或特定协助动员起来（Wellman and Leighton，1979）。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韦尔曼认为解放论的观点对于都市生活的判断是乐观积极的，而且对人类行为的强调更为多元。社区消亡论和社区发现论对于政策的意蕴是1950年代以来的基于地域社区发展的政策设计，而社区解放论的政策意义则在于对更多的网络的关注。社区发现（saved communities）对应密集网络（dense networks），社区消亡（lost communities）对应稀疏网络（sparse networks），而社区解放对应纵横交错的网络（ramified networks），进而用网络的概念将社区从邻里中解放了出来。
韦尔曼等人的分析对于城市社区研究来说意义深远，社区本身意味着网络，尤其是亲密网络。通过不同的网络关系人们整合到一起，社区解放论也在寻找人与人之间整合的不同关系纽带，他们将空间只视为纽带中的一种。他们对于社区本身的追寻并未变化，就像韦尔曼在另一篇文章中的感慨——“如果社区分崩瓦解，社会将会是什么样的一番情景”（Wellman，1988），只是他们强调了纽带的多元性。邻里只是一种基于空间的网络形式，空间并不必然生产出城市文化。邻里是一种空间概念，而社区是一种社会心理或文化意义上的概念，二者并非同一的。城市就是不同网络的汇集，没有什么文化系统是与特定的空间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社会群体的任何发展和分化，都是它本身社会结构和衍变规律的产物及表现，人类的社会历史并不是由地域整体发展类型所决定的，空间环境也不是特定行为和表达的根源（卡斯特，2006b）。
社区解放论将社区与网络、社会资本等联系在一起，将该概念拓展成为多元空间的集合体，空间、利益、文化、兴趣等纽带都被纳入该概念之中。这种社区概念意味着广泛的参与，同时又与民主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如帕特南提及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主要分析的则是社会资本的兴衰、美国公民参与的强弱。他发现，美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就是社区的崩溃和人们自私行为的增加，美国人玩任何一种公民游戏比20年前都要少得多（帕特南，2011：33）。帕特南的分析与韦尔曼的思路类似，他将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人基于地域等的结社、乡镇自治精神拓展到广泛的公民参与上，在此意义上社区等同于社会资本。
四 社区过程的总结
社区理论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在结构化变迁的情境中，作为人类联系纽带的社区是消失了，抑或是继续存在呢？这也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即人与人之间是相互联系、互动的个体，而不是孤立的、单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共同体纽带的存在是社会学存在的根据之一。那么，在社会学家的视野中，导致社区消亡抑或继[1]续存在的结构性因素有哪些呢？（一）资本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等穷其毕生精力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并且指出一条资本主义的替代之路，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在这之前，资本主义通过建立新工厂推动工业革命的进展，这种进程彻底毁灭了中世纪公社的生活方式，使社会进一步转化成为滕尼斯所说的社会。
韦伯也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探究中完成了他关于共同体、结合体等理想类型的构建，在他的类型化中，贯穿始末的理性化一直在起作用。共同体过渡到结合体或社会的过程则是人类体现社会的方式从一种主观的隶属关系转化成为一种理性的准则，这也就代表着原先共同体的纽带的衰落。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是社区之所以消亡的关键变量，但在另一些学者处，资本主义并不是社区消亡的核心，反倒成了社区得以维系或重新发现的一个前置变量。霍加特、斯塔西等关于工人阶级社区的研究证实了社区的存在，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是阶级意识，这种阶级意识的指向则是资产阶级。如果不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推动，这种阶级意识能够形成么？另外，工人阶级持续地聚居于一个区域中，也是资本带来的空间重构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资本主义成为社区形成的前置变量，而中间变量则是空间的重构、阶级意识的形成。
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将异化的工人聚居到一起，某种程度上创造了它自我毁灭的种子，即马克思提示的资本主义只是消亡了传统公社化的社区，但作为另外一种纽带出现的社区并没有随之消亡。（二）城市化
沃斯在他的经典论述中，把都市生活作为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其中一个重要的过程就是城市化。他认为是城市化导致人口规模的扩大、密度的增大以及异质性的提高，这些城市化的关键变量直接导致社区的消亡。这些观点从某种程度上延续了齐美尔关于大都市和精神生活的讨论。
帕克、雷德菲尔德、帕尔、哈维、卡斯特等也围绕城市化做了一系列研究，但并没有完全重复沃斯的结论，他们认为城市化并未完全摧毁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在某些人口异质性很高的地方，照样存在类公社的组织形式。这与沃斯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沃斯建构的城市化的三个核心变量是根据他个人对于本地的都市体验而提出来的，对应于连续统的另一端，如果用现实生活中的例子一一对号入座的话，恐怕只能是无功而返。对于社会学的研究来说，这些建构的意义在于鲜明地抽象出了都市社会的某些核心特征以及这些核心特征的极端化所带来的人类传统整合纽带的毁灭。（三）工业化
滕尼斯、涂尔干、韦伯、齐美尔等的社会学著作很大意义上是为了回应工业化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变迁，工业化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共同背景。在两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市场进一步推进，而社会结构也空前复杂起来，这就导致个人在面对这种迅猛的结构变化时，显得无所适从，社会学也因被寄托了梳理并且解释这个社会结构的线路的期望而产生。
涂尔干的一系列著作的核心命题就是社会团结，他期望回答什么样的联系能使人们联结成社会。他的解释是从工业化开始，社会快速发展，城市进一步扩大，人口进一步密集，分工也越发重要，进而这种社会团结从机械团结过渡到有机团结。对应于滕尼斯及韦伯的观点，机械团结对应社区或共同体，而有机团结则对应社会或结合体。
由此可见，工业化是社区消亡的一个结构性机制，与资本主义、城市化紧紧交织在一起。（四）市场化
市场化的机制能够在齐美尔关于大都市和精神生活中寻得一些踪迹，在他的分析中，货币经济是导致专业化分工、人与人之间疏离、冷漠的一个重要机制，而这个机制就是市场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货币经济是价值无涉没有情感因素的，用齐美尔自己的话来说，“它不可避免地挖空了事物的核心、个性、特殊价值和不可比性”（Simmel，1903；西美尔，2007）。而让社会以交换价值为纽带联系起来，这种纽带是缺乏人情味的，与滕尼斯笔下的共同体相比，更加显得冷冰冰，缺乏个性化的情感。
市场化也作为一个社区消亡的机制而存在。但在后续的研究中，市场化又成为社区重生的一个重要因素被学者提了出来，这方面的著作以波兰尼的研究最为著名。波兰尼认为，社会是在对市场的回应中产生的，市场的扩张威胁了社会，促使后者自我建设成能动社会以保护自己，这就是市场与社会的双重运动，“现代社会由一种双向运动支配着：市场的不断扩张以及它所遭遇的反向运动”（波兰尼，2007：112）。社会的单元则是社区，当弱化的个体在面对市场的威胁时，会自动地联合起来，进而获得极强的凝聚力，以对抗市场专制主义的威胁。（五）不同机制下的社区过程
资本主义、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是不同学者建构社区消亡或社区重构的关键变量，在不同地区或不同学者那里，这些关键变量起的作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其中，学者们所理解的社区概念是在变化之中的，没有统一的看法。滕尼斯笔下的共同体充分体现了人类意志的作用，以自然意志为基础形成共同体，在他的概念中并没有地域的含义；韦伯分析的是一种个体自身所界定的主观归属感；齐美尔、沃斯则把个体置于城市环境中，补充了地域的概念，在地域中，人与人之间亲密的互动消失了；霍加特等社区发现论的观点，则把阶级意识、地域等变量充分融合在了一起，凸显地域的意义；而在韦尔曼等社区解放论的观点中，社区已经摆脱了地域的限制，以社会网络等形式体现出来。
对于社区的不同界定会导致学者们观察到不同的东西，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是围绕联合着人类共同的纽带的理念去思考社区概念的，是对于人类团结的意义的探寻，但探寻的过程是不一样的，从而导致他们做出了不同的判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社区包含个体对这个共同体的认同感，不管是地域社区上的，抑或是社会网络中的。社区是一种心理意义上的共同体，强调在认同基础上的互动。那么，社区的消亡或者发现即是这种意义在不同学者所界定的维度上的消亡或者发现。
这种消亡和发现是一种过程，而不是状态。社区在社会利益和价值观冲突过程中产生，是都市底层动员的结果。社区组织、认同感以及行动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而让个体产生了不同的体验，最终导致社区的形成与否。所以，社区过程可以界定为，在宏观结构性情境变迁的背景下，社区经历过的社区结构、观念、行动变迁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所带来的个体的社区体验。如福莱特（Follett，1919）所讲，社区作为一种过程，是创造性的过程，因为通过这个过程，个人可被整合成群体，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人格、目标、忠诚感以及社会的权力、民主等因素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塑造。这种论述进一步彰显了社区过程的重要性。
结合以往的理论，我抽离出社区过程的几个核心因素，包括社区空间、社区组织、社区权利、社区认同、社区行动等。（1）作为一种社会实体结构的社区历程。这个部分主要包括社会空间的重组、社区组织结构的变化以及社区文化的变迁。（2）作为一种社区权利体系。其着重强调社区中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3）作为一套态度观念的社区感的变化。其着重强调一种个体心态上的变化，以社区认同为核心因素，这个因素的结果则是社区网络等社区整合因素的产生。（4）作为一种行动方式的社区运动。参与是社区过程的核心因素，并与前述的实体结构以及社区认同的变迁交织在一起，如果没有参与，那也不会有这二者。
社区过程是在行动过程中实现的，社区并不是静态发展的，这也就要求我们用动态的眼光来分析社区的形成，前述的三个过程以行动最为直接，而组织是行动的条件，最终结果则是社区认同感——它是社区生成的根本标志。
五 中国的社区过程
在中国，社区消亡伴随着乡村转向城市的城市化进程。在国家、市场等外部社会结构的调整中，乡村人口持续往外迁移，乡村自然共同体逐步衰落。社区消亡是市场化、城市化的共同结果。传统社区的消亡也给现代乡村社区的重建带来了机遇，使之前血缘、地缘等纽带转向农村合作社等正式的关系纽带（陆林、冯建蓉，2011）。乡村社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学界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如日本学者提出的村落共同体，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的基层市场共同体、基层生产共同体等（刘玉照，2002）。乡村的变迁过程是社会纽带发生变化的过程，可能是整合，也可能是分化、解组等。
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社区并不一定消亡，原本以为会消失的社区共同体竟然重新散发活力。王颖（1996）对1990年代上半期广东南海乡村再组织进行实证研究，指出非农化即是乡村社区的工业化，社区化在这一基础上产生，是“集传统家族文化、地缘关系、群体基础结构、行政组织单位、社会实体、情感归属与社会归属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是“新集体主义”在社会意识、关系模式、组织方式上的现实化。而折晓叶、陈婴婴（2000）通过对自然城镇化中产生的“超级村庄”的研究，发现这种村庄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内源性的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既是工业化的社区，又保留着乡土社会生活秩序与原则”的社区组织，这种社区组织对居民个体依据社区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蓝宇蕴（2005）在关于广州的研究中也揭示了这种超级村庄的特点，进而产生了他笔下的都市村庄共同体，以维系原先村落不同个体的利益为目的。这些类似“社区发现论”的观点，基本上维系了原先乡村的共同体纽带，并与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等交织在一起，形成新的特色。
另一个机制是市场化。市场化强调人的理性计算，与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紧密联系，导致个人脱离社会集体，从而导致社会资本弱化。陈福平（2009）通过对CGSS2005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公民参与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生了一种抑制效应，即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公民参与网络发展而提高社会资本的能力愈趋于弱化。该研究指出了改革开放至今一直存在的一个事实：人被“原子化”，相互合作，网络建立越发弱化，即社区（共同体）的消亡。在这个意义上，市场化是社区消亡的重要变量。在现阶段的社区研究中，商品房小区中社区参与弱化、社区归属感低已经成为很多学者论述的前提。
但在市场化进程中，学者们也发现市场化同样可以成为社区认同建构的因素。城市空间极大重组，个体流动性加强，摆脱了血缘、地缘关系的影响，原先的群体联系纽带消失了，却以另外一些形式重新建立起来。项飚（1998，2000）使用“传统网络市场化”“跨越边界的社区”等概念来形容“浙江村”这种温州人等在北京集聚以应对市场的社区，他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空间，呈现社区的作用。在这里，传统与理性的利益计算整合在一起。在城市商品房小区中，围绕利益的冲突频发，而对外的矛盾更容易使社区内部团结起来，形成一种社区感。围绕业委会、业主维权、“邻避冲突”的研究都指出了这一点（何艳玲、陈晓运，2012；何艳玲，2006；李骏，2009；王星，2012；熊易寒，2012）。在市场化的主导下，利益分化反倒成为社区整合的重要因素。当面对市场或国家的外部社会结构时，原本已被原子化的个体重新组织起来，一致对外。
可见，各种社区观点在转型中国都能找到立足点，足以反映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剧烈性。这些社区现象体现了什么样的社区过程要素呢？（一）社区空间重组：国家商品房改革
空间重构是社区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体现在中国现状中则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社区区位的变化以及在商品房制度影响下的城市居民对于社区、住房的重新选择。这是社区实体结构第一方面的变化。
住房商品化导致的是原先初级群体关系纽带的消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有些学者则认为，住房商品化改革推动了社会各类人群聚居的重组，导致同一聚居区的人口同质性提高，潜在地创造了形成共同意识的条件。某些迹象表明在这种同质性提高的情况下，邻里之间的接触与交往密切起来了（王小章，2002）。住房商品化最大限度地引入市场的分配力量，通过市场的原则来把不同的市场主体进行重组，核心机制则是齐美尔所讨论的货币经济。在这种货币经济面前，作为个体的个人首先被视为情感中立的理性的经纪人，并被按照个人的市场经济能力进行分配，那么，这种区域的重组首先就被贴上了经济能力的标签。按照这种分配标准，大都市被分割成一个个的经济区域，而呈现较强的等级性。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下，韦伯所认为的阶层在社区中极大地体现出来，也为个体的团结创造了潜在的条件。转型期的社区消亡、社区维系、社区再生等都首先是围绕社区空间而言的。
在物理空间上，社区重组了，而在社会空间上，社区也在逐渐地发生变化，如果没有社区社会空间的培育，那么社区过程是无从谈起的，或者只能将其界定为静态的社区过程，这也就失去了这个概念原有的意义。（二）社区组织：国家强控制下的社区组织以及自下而上组织的萌芽
社区组织向来都是社区过程讨论的热点问题。在转型阶段的社区中，最重要的特征是国家强控制下的社区组织与自下而上的社区组织的萌芽交织在一起，不同社区呈现不同的社区组织过程，有些社区居委会强势主导，而有些地方则已经实现了业委会的自治，也有些地方两个方向的组织并不能很好地区分开来，譬如业委会由开发商组建或者由居委会一手筹办。
这种情况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对于社区过程的研究必须很好地把社区组织区分开来，而不能一概而论。另外，不同阶段存在的组织，虽然延续的是同一个名字，但内容上可能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譬如在商品房改革初期，业委会的成立往往都是傀儡，而到了现在，已经出现了自治性较强的社区组织，它们也逐步摆脱了国家与市场的强控制力量。现阶段的社区生长点主要集中在从原先单位的外部延伸转变为完全自治的社区的形成，这也就意味着从原先以居委会为主导的社区建设转而发展由其他自治组织主导的社区过程。（三）社区认同：围绕公共利益的整合
社区认同是社区存在的根本标志，一旦社区认同产生了，社区就能良性循环，从而进一步发展。在1990年代末期台北市的一个邻里社区中，社区认同就通过因公园保存运动激起的市民参与而形成（庄雅仲，2005）。在卡斯特和梯利的研究中，这种意义的形成也最终被摆到了第一位（Castells，1983；Tilly，2000）。这是一种对于城市意义的追寻，是社区形成的标志，是一个结果，更是一个促成社区良性发展的过程，
社区认同是与社区过程同步发展的，越来越多的研究由社区参与和社区自治方面的制度建构转向居民的社区意识和参与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社区过程等同于社区认同过程，即是个体追寻已经失落的那种传统的共同意识的过程，也成为中国转型期出现的个人价值失落、孤立无援的一根救命稻草。意义本身，不只体现在社区形成的过程中，也会烙入地方的集体记忆中，进而形成一种社区稳定的文化因素。社区认同等都市意义是人类历史上城市的本质因素，是通过对立双方的社会行动者的利益和价值的冲突而建构出来的（卡斯特，2006a：65）。
以往的文献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围绕共同利益的整合，譬如折晓叶、蓝宇蕴等关于社区维系的讨论，项飚、张磊等关于社区形成的分析，无一不是围绕人们争取共同利益的方式而进行的。归根结底，这又形成了某种类似于危机团结论的论调：当面对外来的压力时，利益受到了极大损害，那么个体就会团结起来，以对抗外来的压制，此时，抗拒推动了共同体的产生。（四）社区参与：社区过程的直接机制
几乎所有关于社区消亡及形成的研究都是围绕社区参与进行的——将参与当成社区状态的一种变量，进而论证社区是否能够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存在下去。但社区存在与社区参与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社区参与也不是一个社区存在的因变量，而是作为自变量而产生作用，是社区形成的直接机制。
社区参与导致社区形成是因为参与具有公共性、过程性和再生产性（杨敏，2007）。首先，社区参与涉及从私人领域转移出来的公共话题，正是社区空间改造以及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激发居民去参与；其次，参与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居民以主体的身份介入有关社区决策的过程与其他对立的行动者博弈，进而能够产生我们前述的认同感；最后，参与的过程性使其具有再生产性，社区经由认同的产生和转化将共同生活的物理空间建构为具有社会意义的地域共同体。
在这个基础上，社区参与作为社区形成的原因而被提了出来，这充分体现了社区过程的本质：社区纽带因为参与而连接在一起。但与前面社区消亡论相类似，其只是突出了参与的状态性与存在性，并没有说清楚这种参与消失的原因，而这里则没有说清楚社区参与产生的缘由。归根到底，要达到一种社区归属感的形成，也就是要培育出一个地方共同体，必须经历一个社会动员的过程，动员是参与的前置原因，是社区过程的核心机制。（五）社区动员：社区过程的核心机制
社区动员一直伴随着整个社区过程而存在，是社区从静态的物理空间转化成有意义的社区共同体的必备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讲，社区动员是社区过程的核心机制。这种社区动员在转型社会中，主要体现为一种防卫性的社区运动的动员，譬如业委会作为一个动员组织在业主利益受到侵犯时被提了出来，以对抗外来压力的侵犯（张磊，2005）。
动员是社会运动的关键词，是研究社会运动的核心问题。研究社会运动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是研究个人为什么要参加到集体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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