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小民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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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中的经济学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寓言中的经济学／梁小民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7
ISBN 978-7-5473-1132-5
Ⅰ. ①寓… Ⅱ. ①梁… Ⅲ. ①经济学－通俗读物 Ⅳ. ①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7564号策划组稿：郑纳新 李 晶责任编辑：李 晶插画创作：严莹莹 邵梓耕封面设计：居 居寓言中的经济学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电 话：（021）62417400邮政编码：200336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印 刷：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890×1240毫米 1/32字 数：176千字印 张：8.875版 次：201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ISBN 978-7-5473-1132-5定 价：48.00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自序
日落西山，劳作了一天的人们聚集在野地里，边烧烤打回的猎物，边讲一些动物的故事。故事诙谐生动，有教诲，有讽喻。这些故事流传下来就成了寓言。
阳光普照，莘莘学子们静坐在课堂听教授从最大化到边际方法讲授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这些内容写成论文和专著就成了经济学。
乍看起来，产生于远古、流传于民间的寓言和产生于近代、讲授于课堂上的经济学，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一个是下里巴人，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具体生动，一个严肃抽象。但我在夜深人静读寓言和经济学时，总感到它们是相通的，在不同表述方式的背后都体现了相同的道理。
寓言讲的是动物或人，反映的是人性以及做人的道理。经济学用的是逻辑推理或数学工具，分析的是人类行为。无论在寓言还是经济学中，人性是共同的，做人或做事的道理也是相同的。寓言用原始质朴的方式表现了当代经济学中的许多深奥道理，经济学用现代精致的方式再现了寓言中的许多简单道理。阅读各类寓言时的这点感受让我萌发了探求寓言中的经济学思想，用人们熟悉的寓言阐发经济学思想的想法。我希望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寓言故事介绍一些基本经济思想，分析各种现实问题，能吸引更多人学习经济学的兴趣，也使人们能更容易地接近、感悟和接受经济学。
这本书收录了我在阅读各种寓言中所写的65篇文章，没有什么体系，也不是系统的经济学介绍，只是有什么感悟写什么感悟，兴之所至，信手拈来而已。这些文章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从某一个寓言出发阐发一个经济学观点。
用寓言来讲经济学是一种尝试，成功与否还要读者朋友们来判断。梁小民布利丹毛驴的选择经济学是选择的科学，我们从《拉封丹寓言》中的那头布利丹毛驴进入经济学圣殿。先看——《拉封丹寓言》中有一头著名的布利丹毛驴，它面对两捆干草不知该吃哪一捆好，最后竟然饿死了。
布利丹毛驴面临的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选择问题。经济学家所说的选择是，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但用于满足欲望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要决定用什么资源去满足哪些欲望。这就是资源配置问题。经济学的目标正是要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其实每个人也和布利丹毛驴一样，面临在两捆干草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
布利丹毛驴做不出选择而饿死说明做出选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根源在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所得必有所失。为了得而失去的东西被称为机会成本。就布利丹毛驴而言，它选择一捆干草必须放弃另一捆干草。放弃的干草就是得到的干草的机会成本。经济学家常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就是指任何选择行为都有机会成本。
经济学家在谈资源的稀缺性时，往往指客观存在的物质资源，如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等等。因此，选择就是要实现有限资源下的最大化。在按照这种思路做出选择时，人们往往把收入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或其他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目标，忘记了个人的能力——包括创造财富的能力和享受财富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布利丹毛驴犯的正是这个错误。这头驴子的消费能力（能吃的干草）是有限的，在两捆干草中吃一捆就足够了。但它觉得哪一捆都好，都舍不得放弃，最后哪一捆都没吃，饿死了。
驴子毕竟是驴子。在寓言中，驴子都是愚蠢的，所以才有蠢驴之说。但人们在嘲笑驴子时却往往忘记了，他们有时也会像驴子那么蠢。一个既爱白马王子又爱大款，不知和哪一个结婚好的美女，不就是一头漂亮的布利丹毛驴吗？一个女人不能同时与两个男人明媒正娶地结婚（这是法律给出的限制），与白马王子结婚的机会成本是放弃财富，与大款结婚的机会成本是放弃美色。两者都不愿放弃，就成了布利丹毛驴。
像美女这样的布利丹毛驴选择困境也许并不具普遍性，因为美女毕竟是稀缺资源，白马王子和大款都想得到。但每个人都面临类似的困境。每个人都面临从事什么职业的选择。从政当官，有地位有权力，但不能发财；从商当企业家，有钱，但无权无地位；从文当学者，有地位，但无钱。这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三捆干草，每捆都诱人。但人的能力有限，只能从事一种职业。只选一种者可以成为成功的政治家、企业家或学者。类似布利丹毛驴者往往一事无成。但世界上的布利丹毛驴真还不少。一些当官者还想发财，利用职权戴一顶教授博导、甚至院士的帽子，结果成了贪官或沽名钓誉者，被世人所不齿。一些从商者一心想当官，花钱买官，犯了行贿罪。至于那些一心要钻入官场或发财的文人，结局也是不伦不类，没学问只好去剽窃。这些人不都成了饿死的布利丹毛驴吗？
每个人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选择是事业与家庭生活幸福。这种选择不同于布利丹毛驴在两捆干草之中选一捆的选择，而是要在两捆干草中求得一种平衡。这就是说，布利丹毛驴觉得两捆干草都好，可以每捆干草都吃一半，不至于饿死，或两捆都吃掉撑死。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资源稀缺），对事业与家庭幸福的期望是无限的（欲望无限）。正确的原则不是为了一个放弃另一个，而是在两者之间选择一种平衡。那种为了事业（赚钱或当官）而放弃家庭幸福，或者满足于过一种小日子而没有追求的人，都是布利丹毛驴，因为在这两者之中完全放弃了另一个，实际上仍是一事无成。你见过家庭后院起火而事业成功的人，或者一事无成仍有家庭幸福的人吗？《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选择了当五岳盟主而放弃其他一切，最后不就是布利丹毛驴饿死的下场吗？
经济学所说的最大化并不是物质的最大化。对一个社会而言，最大化并不是GDP最大化，对一个人而言，最大化也不是财富最大化。社会的最大化是社会福利最大化，GDP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社会福利提高的基础，不能把GDP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是因为GDP并不等于幸福。个人的最大化是幸福的最大化，财富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幸福的物质基础，不能把财富作为唯一目标是因为财富并不等于幸福。社会应该协调发展，人也要追求全面的幸福。这才是选择的真正目标，也才是经济学的真谛。
许多人都把经济学作为一门赚钱的学问，认为它能使一个国家GDP增长或使一个人发财。这是一种误解。布利丹毛驴式的错误正由此而来。在学习经济学时，要记住英国文豪萧伯纳的一句话：经济学是一门使人生幸福的艺术。人性和理性人假设市场经济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为这种制度服务的现代经济学也必须从永恒不变的人性出发。所以，学经济学首先必须了解——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性善和性恶的争论，但无论哪一派都认为存在抽象的普遍的人性。“性相近，习相远”正说明了这个道理。那么，人性变不变呢？13世纪亚美尼亚作家奥洛比安的寓言“伶鼬和老鼠”说明了人性的不变性。
有一只伶鼬狂热地爱上了一个小伙子，它向爱神祈祷，把它变成一个美丽的少女。爱神满足了它的心愿，它幸福地与自己心仪的小伙子结婚了。在热闹非凡的婚礼上，突然一只老鼠从门口跑过去，这位新娘忘却了一切，狂奔过去追老鼠。作者的寓意是：本性难移，动物和人概莫如此。中国的“白蛇传”与这个寓言同工异曲。你看，白蛇都变为人了，但蛇的本性仍不变，饮了雄黄酒就要露出本性。中国有句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里的本性主要不是指个人的性格，而是人类共同的本性。现在我们都承认，人的本性是利己，即所从事一切活动的目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现代生物学证明了这是人和动物的本性。
经济学是建立在对这种人性承认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是理性人假设。理性人就是一切行为的目标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经济学正是在这一假设之下研究资源既定时的最大化问题。对社会是GDP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对个人是收入和效用最大化，对企业是利润最大化和企业资产价值最大化。正是在对这种最大化的研究中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离开了这个假设，经济学的全部内容都要被推翻。
一些经济学界内外的学者对这个假设提出过不少批评。一些人举出了许多事实说明人并不自私，比如舍己救人，愿意为保卫祖国而牺牲，或者富人在死后把财产捐给社会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是不是与理性人假设矛盾呢？我们不否认利他主义行为的存在。而且也不否认，人性中除了利己之外，还有同情心、关爱同胞、关心社会等善良的一面存在。同时，我们也不否认提倡奉献精神的意义。但是承认人利己的本性与这一切并不矛盾。理性人的假设不仅正确，而且必要。说理性人的假设正确，并不是说它适用于每一个人（例如这个假设就不适用于雷锋这样的英雄）和每一个人的一切行为（一个为个人利益做事的人在祖国危难之际也会牺牲自己保家卫国），这是指它适用于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这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从事活动的出发点都是个人利益。说理性人的假设必要是因为，经济学作为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假设前提。如果既假设人是利己的，又假设人是利他的，经济学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误解还来自另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把利己与利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经济学的最伟大发现正是把利己与利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统一了起来。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正在于此。理性人的假设是斯密提出来的，他并不是赞扬这种利己性，只是承认它是无法更改的人性——正如伶鼬变为美女仍忘不了抓老鼠一样。他认为，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可以实现社会利益。他说：“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把这种对个人利益追求引导向社会利益的是“看不见的手”，即价格机制。每个人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要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源，这时整个社会就实现了资源有效利用。承认人的利己，又把利己引导向利他，正是市场经济的伟大之处。
传统社会是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把人性看作万恶之源，要求人们“克己复礼”。结果怎么样呢？整个社会处于上千年的停滞状态，人民生活极其贫穷。利己的人性消灭了吗？老百姓的人性被强制消灭了，但倡导灭人性者的人性都发展为兽性。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他们提倡的是自己根本不打算去实践的伪道德。一部《十日谈》正揭露了这些伪道学、假正人君子的丑恶嘴脸。
市场经济承认人性的合理性，承认人利己的行为是正当的。任何一次启蒙运动都是从对人性的承认开始的。市场经济制度把人的利己心和利己行为变成了增加社会财富、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
市场经济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也创造了辉煌的精神文明。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人性升华了，越来越多的人更关心他人和社会。亿万富翁不再成守财奴，而成为社会公益事业的赞助者。我们不否认市场经济下还有罪恶，但与传统社会比一比，哪一个更好？
与生俱来的人性是不能改变的——无论是用暴力还是道德说教，我们只能利用与引导人性。伶鼬改不了抓老鼠的本性也没什么，反正它的体形已是美女了。这个与它结婚的小伙子利用它的本性来消灭家里的老鼠，甚至可以让它为邻居抓老鼠赚钱，岂不既符合了它的本性，又增加了自己的收入，为社会也做了一件好事吗？欲望不是贪婪经济学家把欲望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但要正确理解这一点，必须记住——
古今中外有许多寓言都是讽刺人贪得无厌的，随手拣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
明代刘元卿算不上名人，只是万历年间的一个礼部主事，他所著的《贤奕篇》亦不是什么名著，但有一个“王婆酿酒”的寓言还颇有趣。王婆以酿酒为生，有个道士常到她家借宿，共喝了几百壶酒也没给钱。王婆亦没计较。一天，道士说：我喝你那么多酒，也没钱给你，就给你挖一口井吧。井挖出后，涌出的全是好酒。王婆自然发财了。以后道士又来问王婆酒好不好，王婆说，酒倒是好，就是没有用来喂猪的酒糟。道士听说，笑着在墙上题一首打油诗：“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做酒卖，还道无酒糟。”写完走了，以后这个井也不出酒了。
这个故事与普希金的“金鱼与渔夫”的故事有相似之处，不过我相信，普希金没有侵犯版权。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写出了相同的寓言故事，说明这种现象的普遍性。
经济学家承认利己是人的本性，即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利己来自人的欲望。人有七情六欲，连一本正经的孔夫子也承认“食色性也”。满足这种欲望需要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有了钱，才能购买满足各种欲望的物品与劳务。所以，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想多赚钱无可厚非。人类欲望的特点是无限性，一个欲望满足了，又会产生新的欲望，永无止境。正是这种欲望的无限性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从这种意义上说，欲望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如果人没有了欲望，没有了满足欲望的追求，社会就无法进步了。
传统的伦理观把欲望作为万恶之源，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这是对人性的扼杀。经济学家对欲望和利己的肯定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特别要强调的是，欲望、利己并不等同于贪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肯定了由欲望产生的利己的合理性，但他严格区分了利己与贪婪。他的另一部名著是《道德情操论》，“道德情操”一词是指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道德情操论》一书正是要说明利己的人如何在社会中控制自己的私欲和行为，使得由利己的人构成的社会也是一个有道德的社会。斯密明确地反对贪婪。他的这两部著作构成既承认利己，又要以道德克制贪婪的理想市场经济社会。
欲望与贪婪有什么不同呢？欲望是人正当的要求，它与人满足欲望的能力应该是匹配的。换句话说，欲望是以自己的能力可以满足的，或通过正当途径的努力可以实现的。贪婪则是要去满足无法实现的欲望。在上面的寓言中，井里既出酒又出酒糟就是无法实现的，所以，王婆希望有酒还有酒糟就不是正当欲望，而成了一种贪婪。在现实中，一个有能力的人想买一辆车是正当的欲望，还可以促进汽车业发展和经济繁荣。但一个身无分文的人想马上要一辆汽车就属于贪婪。不切实际地想做自己根本做不到的事，就会使欲望变为贪婪。
乍一看，欲望和贪婪都是无限的，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区别。美国心理学家把人由欲望产生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正常来说，一个层次的欲望满足了，再产生新的欲望，而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则是无止境的。这就是说，人的正常欲望应该随能力的提高而产生。比如，在你的收入满足了基本生活要求之后，就可以产生新的欲望，比如买一辆车。这就是正常的欲望更新。如果连饭也吃不饱就整天想买车，大概只能算贪婪了。
强调把利己、欲望和贪婪分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欲望推动人努力工作，而贪婪则会使人犯罪。再接着上个例子说，当你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想买车，你就会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工作，或者在本单位做出业绩，或者去兼职，这都有利于整个社会。但如果是贪婪，每天只想迅速发财致富，就很可能走上犯罪之路。许多人正是被贪婪推上不归路的——从抢劫犯到贪官都是如此。欲望与贪婪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但真理跨过一步就是谬误。
人的欲望是很容易变为贪婪的。斯密多次强调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正是看到这种可能性。一个社会对财富的欲望一旦变为贪婪就变为对大自然的掠夺，一个人对财富的欲望一旦变为贪婪就不会勤奋工作，而是想歪门邪道了。
防止欲望（勤奋工作的动力）变为贪婪（犯罪的根源）的办法就个人而言是提高自己的道德自律。这也是先贤们经常劝告我们的。但仅仅靠这种劝说是无用的。作为一个社会还需要有制度上的防范，这就是法律的威慑力。对那些贪婪犯罪者的严惩正是要给其他人以警示。正如道士对王婆的惩罚使她连酒也得不到一样。道士不仅是在惩罚王婆的贪心，而且还是在警告后人别学王婆的样子。
现实中的王婆实在太多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读读这则寓言，太有意义了。滥竽充数的制度根源社会经济中各种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制度设计。南郭先生滥竽充数，不在于他懒，他笨，而在于齐宣王设计的制度。从这个流传几千年的寓言中，我们应该思考的是——《韩非子》中记载：“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这就是滥竽充数的来源。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把南郭先生作为以次充好、以外行充专家的典型，但却很少有人考虑产生南郭这种人的制度原因。
南郭这种人产生的原因不在于南郭的本性懒或爱诈骗，而在于制度的不合理。人是理性的，即要在付出劳动既定的情况下利益最大化，或者在获得利益既定的情况下付出的劳动最小化。齐宣王实行的是一种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廪食以数百人”，无论竽吹得如何，付出了多大劳动，都得到同样的一份食物，吹竽者当然要出力越少越好——装出一副吹的样子而不用力吹。吹竽是一种集体行为（合奏），因而南郭先生就可以“搭便车”了。如果齐宣王继续活下去，甚至万寿无疆，可以设想，这个吹竽团必定垮台。南郭处士不吹而仍可获得同样食物会作为一个榜样，引起更多人效仿，或者真正吹得好又出力的人离去，剩下南郭这样的人。这时看似有300人在吹，实际却一点声音没有，齐宣王也会解散乐团。这就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所引起的集体无效率。如果只有南郭处士一个人在混，其他299个人仍在用力吹，那也罢了，但南郭的示范效应会使每个人都成为南郭处士。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坏的制度使好人也会做坏事——许多勤奋而有才华的吹竽手变懒。
我们对齐宣王的这种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并不陌生。计划经济下收入分配的特点，正是这种平均主义。当时人们收入差别很小，基尼系数仅为0.17左右，只要进入一个单位就可以混下去，甚至可以做一天和尚不撞一天钟。整个社会效率低下，人们处于共同贫穷之中。其实不仅仅是计划经济，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实行这种平均主义大锅饭，都会有同样的结果。美国著名的宝丽莱公司以生产一次成像的照相机而辉煌了几十年，但却在进入21世纪时破产了。它破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实行齐宣王一样的大锅饭分配方式。该公司的销售人员实行固定工资，而不是其他公司通常所采用的按销售额提成。这样销售人员中必然就会出现南郭处士。时间一长，不愿当南郭处士者走了，留下的都是南郭先生，在一次成像的照相机遇到其他替代品竞争时，没有销售人员的努力，自然会失去市场，最后破产。
要使南郭处士这样的懒人变得勤劳，靠的不是道德说教，而是制变的改变。当齐湣王改变了制度，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吹竽时，南郭处士只有两条路，或者努力学吹竽，或者被淘汰。南郭处士没有吹竽的天分，只好逃之夭夭。淘汰了南郭处士这样的人，就激励了其他人，效率必定提高。其实人的懒惰或勤奋不是天生的，而是制度引导的结果。一种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可以把勤劳者变为懒人，一种有效率的激励制度也可以把懒人变为勤劳者。一位美国记者20世纪50年代到韩国时发现韩国人很懒，他对韩国感到失望。但当他80年代又到韩国时，韩国人的勤劳却感动了他。韩国人的本性并没变，使他们由懒惰变勤奋的不是思想觉悟的提高，而是制度变了。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另一句话，好的制度使坏人也会做好事——懒惰的南郭处士不得不勤劳，否则就被淘汰了。如果当时齐国都采用湣王那样的方法，南郭处士就不得不学点其他技能了。
哲学家经常爱讨论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问题。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讨论毫无意义。“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人性中有恶的一面，如利己、贪婪等，也有善的一面，如同情心、奉献等。而且，人性的善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行为。引导人的行为的是制度。制度规范人的行为，人的行为是对制度的一种反应。这就是说，制度给人以激励，人的行为是对这种制度的反应。用道德说教去改变人性是无用的，要用制度去引导人性。在合理的制度之下，恶的人性也会产生好的行为；在不合理的制度之下，善的人性也会产生坏的行为。市场经济制度把人利己的本性引导向有利于社会的行为，独裁制度下善良的明君也会危害社会。产生南郭处士的不是南郭本人的人性如何，而是齐宣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使南郭处士逃跑的也不是他良心发现，而是齐湣王改变了制度。
在设计制度时不是假设人性好，而是假设人性坏。在这种假设前提下设计的制度才能使善的人性充分发挥，恶的人性得到制约。齐宣王的错误在于假设每个吹竽者都同样会吹竽而勤奋。齐湣王的正确在于假设每个吹竽者的技能不同，勤奋程度不同。假设每个吹竽者技能都差、都懒，一个个地吹，他们就不敢不努力了。制度不同，结果完全不同。
在滥竽充数这个故事中该指责的不是南郭处士，而是齐宣王。过错不在南郭处士滥竽充数，而在齐宣王的制度引起了滥竽充数。明白这一点，滥竽充数这个故事就有了更深远的现实意义。没有十全十美的经济制度追求完美是人的天性，但如果社会改革家以追求完美的经济制度为己任，那就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因为世界上——
有一个美丽的姑娘想找的丈夫是：年轻漂亮，身体健康，温文尔雅，既不冷淡，又不妒忌，还希望他财产多，有个好门第，再加上聪明才智。总之要十全十美。第一批来求婚的是显贵，她嫌这个人无风趣，那一个鼻子难看。第二批求婚者是平常人，她更看不上。最后，岁月使她失去了美丽，只好嫁给一个粗人。这是拉封丹的寓言《姑娘》。
追求完美也是人的本性。姑娘想找完美的白马王子，小伙想娶顶尖的美人，这都无可厚非，至多无非是最后降低标准找一个粗人而已。但如果一个社会非要追求十全十美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带来灾难了。
在市场经济发展之初，社会确实出现了贫富对立严重等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一批乌托邦思想家，无论是最早的莫尔，还是以后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都设计过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在他们理想的社会中物质丰富、精神高尚，人人平等，相亲相爱。结果怎么样呢？他们亲自搞的小规模实验都失败了。当用暴力把这种乌托邦变为现实时，对美好制度的追求就变成了一场灾难。
最初来求婚的高贵者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优点还是主流。我说的这个高贵者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确有缺点，依靠市场机制会使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会产生外部性，引起社会资源配置失误，有负外部性的东西生产太多，而有正外部性的东西生产太少；市场竞争中还会形成有损于消费者和社会的垄断。这些被称为市场失灵。市场经济按贡献分配还会扩大收入差别，使社会失去公正。市场经济中还会自发形成经济周期，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至今令人谈虎色变，这就正如那些高贵者一样，这个人无风趣，或另一个人鼻子难看。
但高贵者的本质是好的。历史上还有哪一种经济制度能如此有效地配置资源，又有哪一种经济制度能引起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和物质财富如此迅速的增长？市场经济带来的人类社会进步是传统社会几千年来所没有实现的。这种制度的成功从本质上说是符合人性的。人性是利己的，市场经济不是要改变人的利己本性，而是用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把利己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利己的动力产生了有利于社会前进的结果，这正是市场经济制度尽管有许多缺点，也经历了曲折险境，但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原因。姑娘选择最初的高贵求婚人才是对的。我们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也找到了市场经济制度这位高贵者。
我们进行市场经济改革，最终要建立的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制度。而且，实现这种制度的过程更不会是十全十美的。我们不能承诺，实行改革是要实现理想的乌托邦。未来的制度必定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而且，实现这种市场经济的过程也绝对不会像长安大街那样平坦、笔直。
我之所以有这些感叹是因为有些人对市场经济改革的评价有失公允。在他们的理想中，市场经济改革应该马上使所有人受益，应该既有公平又有效率。一旦现实情况和他们的理想模式有差距，他们就会像那位姑娘否定高贵求婚者那样，把缺点无限扩大——甚至想回到过去，找那个粗人。
我不否认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中有太多的“无风趣”或“鼻子难看”，如城乡差距的扩大、失业严重、社会保障不健全、个人权利不能完全得到保护、环境受到破坏等等。但是，我们首先应该看到，市场经济改革取得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所没有过的辉煌，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才是市场经济改革的本质，才是高贵者之所以高贵之处。那位拉封丹笔下的姑娘用一些小缺点否定了高贵者，今天我们不该再犯这样的错误。
世界上的美与丑、好与坏都是相对而言的。与粗人相比，高贵者当然是好的，是美的；同样，与过去的计划经济相比，今天的市场经济改革就是好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不比较就没有鉴别，如果让高贵者与粗人同时求婚，我想那位姑娘也不会选粗人。我们也是在比较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后才选择了市场经济的。
谁都知道，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小伙或姑娘，但许多人却爱追求十全十美的经济制度。这种人类的本性曾引起过许多灾难，对此现在应该很清楚了。
寓言本来是轻松而有喻世含义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姑娘选丈夫的寓言作为自己判断一种经济制度的标准，这含义就深刻了。不能让偷鸡的狐狸盖鸡舍制度是重要的，比制度更重要的是由谁制定制度。不能让利益相关者作为制度制定者，这就如同克雷洛夫所说的——
经济学家强调规则的重要性。把经济活动比之于游戏，没有游戏规则，游戏就无法玩。但在现实中，为什么有规则，游戏仍然玩得无序呢？我想起了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建筑师》。
这个寓言讲的是一头狮子特别喜欢养鸡，但鸡舍不好，总是丢鸡。狮子决定请最好的建筑师狐狸来建一个坚固的鸡舍。鸡舍建得极为精美，看起来固若金汤，围墙又高又严密，但鸡仍然一天天减少。原来狐狸就是偷鸡贼，它把鸡舍盖得非常严实，谁也进不去，但却把一个秘密通道留给了自己。
狮子的鸡舍不起作用，是因为错误地选择了偷鸡者狐狸为设计师和建筑师。狐狸建鸡舍的目的是要剥夺其他动物偷鸡的可能，而让自己有排他性偷鸡权。现实中的一些规则不起作用，也是因为规则的制定者是利益相关者，他们的目的是不让别人染指自己的利益，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这些利益相关者就是行政性垄断部门。
在市场经济中，需要规则的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和个人，供给规则的是立法机构。要使规则能公正地维护经济活动的正常秩序，从事经济活动者和制定规则者一定不能是同一主体。这正如运动场上，裁判员和运动员不能是同一人一样。如果运动员兼任裁判员，这岂不和偷鸡者狐狸兼任鸡舍建筑师一样吗？在现实中，兼任规则制定者和经济活动者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这就使得所制定的规则和对规则的实施被用于维护自己的垄断权力，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这种规则给自己留下了偷鸡的机会，又阻断了其他人偷鸡的可能，能有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吗？
在邮政、民航、电信这类行政性垄断部门中，“狐狸建鸡舍”的现象就相当严重。例如，有些地方邮政部门的法规中，禁止非邮政部门从事报刊发行工作，禁止报刊亭出售不通过邮政部门发行的报刊。这种法规并不是保护消费者，而是保护自己部门的特殊利益，由它垄断经营报刊发行业务，即使质次价高，报刊生产者和消费者也不得不接受。别人胆敢从事这一行业，它就用法规的武器进行毁灭性打击。这种法规与狐狸建了一个自己偷鸡方便的鸡舍有什么差别呢？民航部门对人为原因引起的误机甚至取消航班，不但不赔偿乘客由此引起的损失，有时连食宿也不妥善安排。你要去找他们，他们会以没有相关规则为借口，即使上了法庭，消费者也会由于无法可依或规则条款不明确而败诉。民航总局迟迟不制定惩罚民航公司这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情，不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把这条留给自己的通道堵上吗？以前信息产业部的领导公然禁止手机单向收费，禁止各电信公司之间的价格竞争，不也是为自己的整体利益而制定规则吗？克雷洛夫在一百多年前讲到的“狐狸建鸡舍”现象今天如此之普遍，恐怕是他老人家没有想到的。
狮子请狐狸建鸡舍是出于它的无知，用经济学术语说是狮子与狐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所以，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一旦狮子知道了狐狸的偷鸡本性，就会从维护自己利益出发，炒掉狐狸。
我们实现市场经济之路不同于西方。西方是从封建经济的解体中形成市场经济，我们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前一种情况下，市场经济是自下而上自发地形成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市场经济是由上而下有计划地形成的。在计划经济之下，政企是合一的，一切由政府说了算，裁判员与运动员为同一主体，行业的主管部门也是经营者。那时，部门利益并不突出，加之有中央的统一计划，不用自负盈亏，狐狸盖鸡舍时想到偷鸡的也不多。但在转向市场经济时，国家不统包统分了，都讲究经济效益，或者说，你得到多少鸡就吃多少鸡。因此，部门利益突出，“偷鸡”有了激励。这时这些有权盖鸡舍的部门（即规则制定者）就有可能为自己偷鸡方便而留下通道。由此看来，要想不让利益相关者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首先要把行政职能与经营职能分开，让行政主管部门作为政府监督和执行规则的部门，让从事经营活动者成为真正的企业。其实这就是我们讲了二十多年的政企分开，或者说得更准确点就是政企彻底分开。
如果狐狸没有偷鸡的动机，鸡舍一定能盖好吗？那也不一定。比如，偷鸡的黄鼠狼可能给狐狸点贿赂（如狐狸一直想吃的葡萄）让狐狸留下通道。因此，要让狐狸建起好鸡舍，还需要有监督，例如，由公正而不爱吃鸡的羊监督。同样，在政企分开之后，主管部门在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时仍然要受到监督。这包括立法机构（如人大）对这些行政部门的监督，以及来自群众和新闻舆论的监督。民主制度的核心是权力制衡和监督。如果没有监督，一只不偷鸡的狐狸也会盖出不能保护鸡的鸡舍。
不能让偷鸡的狐狸盖鸡舍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件大事，也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如何让狼不能吃羊在市场中，垄断性企业是狼，消费者是羊。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必须研究——《伊索寓言》中的“狼和小羊”是每个读过小学的人都知道的。强悍的狼抱着“不管你多么能言善辩，反正我得把你吃了”的信念，吃了这只无辜的小羊。作者说本则寓言的含义是“于怙恶不悛者，无由晓之以理”。引申出来也就是强者对弱者的欺凌无理可讲。
寓言讲的是动物，影射的当然是人类社会。大国欺凌小国，强国欺凌弱国，当权者欺凌老百姓，富人欺凌穷人，都是“狼与小羊”的翻版。不过，我今天想说的是经济中的狼与羊——垄断者与消费者。
独占市场的垄断者可以被比喻为狼。这种垄断者有两种情况。一是自然垄断者，或者由于它垄断了某种特殊的自然资源，或者由于这个行业属于成本递减行业——随着产量增加，平均成本一直在下降，以至于只要有一家企业就可以满足整个市场的需求。自然垄断是由这些特殊原因形成的，我们无可奈何（当然，随着技术进步也可以打破个别行业的自然垄断——例如，近年来电力供给的自然垄断正在被打破，但自然垄断作为一个现象仍会存在）。另一个是行政性垄断，即由政府赋予的垄断权力。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在计划经济下，行政性垄断普遍存在。因此，在转型尚未完成的今天，行政性垄断仍然是相当严重的。如果是自然垄断和行政性垄断的结合，那这只狼就成了“狼精”了。
我这样说不是书生空发议论。现实中有线电视行业就是这样的情况。有线电视这个行业具有成本递减的特点，当属自然垄断行业。现在让谁经营这个行业由政府说了算，不是竞争的结果，因此又具有了行政性垄断的本质特征。北京某有线电视公司（当然也是唯一的一家）决定把每月收费从12元增加到18元，涨幅达50%！当然，如果成本增加了，或有什么合理原因必须涨，也无可厚非。但这家公司面对媒体、公众的责问一言不发，既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听证，对小羊照吃不误。可怜的消费者离不开有线电视（需求几乎无弹性），只好任它宰割了。
难道小羊真的无可奈何了吗？《伊索寓言》中还有几则关于狼与羊的故事，颇有启发意义。一则“小山羊和狼”说，小山羊在屋顶上游荡，看见狼从下面经过，便一个劲地辱骂和讥笑它。狼回答说：嘿，原来是你啊！要知道，骂我的可不是你，而是你脚下的屋顶。作者说本则寓言意谓：“兼备天时地利，弱者勇气陡增，足与强者抗衡。”在现实中，什么是使消费者可以勇气陡增的“屋顶”呢？我想，在市场经济中应该是法律。在各国的法律中，反垄断法都是重要的内容。这种法律的目的是不让狼这样的垄断者欺凌小羊一般的消费者。一方面，要对垄断者的行为进行限制，例如，像有线电视这种垄断者的定价要由政府指导，经过广泛听证并经批准，不能这样想涨多少就涨多少。当然，这种限制也不容易，狼尽管不如狐狸狡猾，也总有一些对付的手段。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打破一家垄断，促进竞争。一只狼，小羊害怕，狼多了，狼们竞争，小羊就安全多了。也许在一定的条件下，自然垄断还不容易打破，但总可以打破行政性垄断。例如，不是由政府指定某一家经营，而是由几家企业来竞争这种垄断性经营权。许多国家的有线电视经营者就是竞争出来的。竞争的结果总比行政指定要好。
再好的法律，还是要执法部门实施的，否则小羊的这个“屋顶”也经不住狼的攻击。《伊索寓言》中把狗作为羊的保护者。一则“狗和狼”的寓言说，狼劝狗把羊群交出来，由它们共同享用，狗听了话，结果自己也被吃了。将其用于影射现实就是政府监管者与垄断者之间的勾结了。经济学家曾提出一种“俘获论”，认为政府监管者有可能被垄断者“俘获”，为垄断者服务。美国的卡车运输、民航等行业在取消监管之后利润反而下降。这说明当有监管时，监管者当了垄断者的俘虏。监管者为垄断者服务，与之勾结起来共同欺凌消费者也许会得到一时的利益，但最终还是会被狼吃掉——当监管起不到应有作用被取消时，它不就等于被吃掉了吗？另一则“狼和羊”的寓言说，羊受到了狼的欺骗把狗交出去了，结果可想而知。我想，如果消费者不与秉公执法的监管者合作，大概会与羊把狗交出去有些类似吧。
其实消费者要不受欺凌关键还是自己有保护意识。另一则“小山羊和狼”的寓言说，狼要吃掉羊，羊说“你总得让我死得风光一些，你吹箫，我来跳舞”。狼吹起箫来，羊跳舞，狗闻声而来，狼只好逃了。多聪明的羊啊！如果我们消费者不再逆来顺受，而是懂得用法律和舆论来保护自己，垄断者不也会收敛一点吗？
羊与狼是一个食物链，羊被吃是自然规律，但垄断者与消费者却并不是这种关系。从长远来看，即使是垄断者，也只有关注消费者的利益才能兴旺发达。比喻总是蹩脚的，寓言总不能与现实完全一样。所以，还没有找到狼与羊共荣共存的寓言。不过这个道理对垄断者与消费者来说还是正确的。法律不是稻草人立法并不等于执法。要让法律能有效地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就必须树立一个观念——
克雷洛夫对法律不惩罚犯罪者的现象深恶痛绝，单就有关这一问题的寓言就写了两篇。一篇是“狗熊照看蜂房”，讲百兽推举爱吃蜂蜜的狗熊看蜂房，结果狗熊监守自盗，把所有的蜂蜜都往自己窝里搬。事情暴露当然要受惩罚，百兽罚它在窝里禁闭一个冬天。本来熊就要冬眠，蜂蜜又不用还，受罚的熊日子蛮舒服。另一篇题为“狗鱼”。说一条狗鱼罪大恶极，要对其进行审判，但把接受过狗鱼送的鱼的狐狸任命为检察官。起初狗鱼被判吊死在树上，后来又接受狐狸的建议，改判为扔到河里淹死。判鱼淹死大概是克雷洛夫才有的幽默。
但千万别只把这两个寓言当故事，它实在是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事实。年年“三·一五”，假冒伪劣却有增无减——报载不合格的食物已达上市食物的20%。年年打击票贩子，个个票贩子都盖了新房。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用了惩罚熊的方法。且不说有个别地方政府保护，即使打假也是形式上的，抓住的概率并不大，即使抓住了，坐牢不够，罚款还有上限。罚点钱算成本，收益还是远远大于成本，没有良心的人何乐而不为——现在这种没有良心的人又太多。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没有法律，市场无秩序，但如果法律打击的力度不够，或者有法而不依，法律成了稻草人，又有谁怕。怪不得一些犯罪分子说，苦了我一个，幸福全家人。赚了黑心钱，不会被罚没，只要自己吃几年牢饭，又可以和全家人过幸福日子，犯法岂不是收益大于成本了？
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秩序都是靠法律惩罚出来的，而不是靠甜言蜜语的道德说教劝出来的。想当年英国市场经济初期，假冒伪劣横行，借钱不还相当严重。但法律严厉而且得到认真执行，造假者被罚得倾家荡产还会坐牢。欠钱不还者不仅抄家，还要住债务人监狱。就是这样的惩罚造就了一个文明的英国。现在去过新加坡的人都会为它的文明程度所叹服。但谁都知道，这种文明是罚出来的。吐一口痰要罚5 000新元，谁去冒这个险。当违法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而且这种成本是实实在在时，哪个理性人还会去找这份不痛快呢？记得近二十年前北大已故教授陈岱孙先生常讽刺我们对犯罪分子的惩罚是“三娘教子”中唱的：“我把鞭子高高举起，轻轻打下。”二十多年过去了，这种状况似乎并没有多大改变。要不这些年的造假为什么更多了呢——造假文凭大概就是这些年间才有的。
法律是要保护公众、维护正义与秩序的，如果法律规定的惩罚太轻，哪能有威慑力呢？如果已有的法律仅仅是装样子的稻草人，哪个人会像鸟儿一样不辨真假呢？法律对熊的宽容，就是对百兽的犯罪。在严格立法与执法问题上不存在宽容问题。“狗鱼”的寓言还涉及另一个问题——执法者的腐败。现实中接受狗鱼送鱼的狐狸并不少，仅武汉市法院系统就有十几位，大的甚至有院长。狐狸受了贿，设法把狗鱼判为投入河中淹死。法官受了贿，就轻判犯人，或大罪化小、小罪化了，实在没办法就判个缓刑。人们经常发现，一些当官的或黑社会大小头目，罪犯得不小，但最终都以缓刑了事，仍可以出来为害一方。如果深究其原因，则是执法者是接受了鱼的狐狸。
法律惩罚力度不够，执法不严，加之个别执法者的腐败，是当前经济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狗熊依然可以监守自盗，狗鱼还可以为非作歹。如果任由狗熊和狗鱼及其帮凶狐狸们这样继续下去，善良的动物就都要倒霉了。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关键是要下定决心。我们的许多立法并不符合当前市场经济状况的需要。乱世用重典，这是一条普遍规律。针对目前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状况，应该修改相关法律，加大对造假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基本原则应该是使违法者所付出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只有成本，没有收益。而且，立法要能实施，还要具体，有可操作性。把严格立法公布出来，本身就具有威慑力。
当然，如果有法不依，法律就是稻草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执法比立法还重要。我们并不是没有立法，但往往是有法而难以实施。如果没有人对市场进行日常的产品质量检验，只是运动式地突击一下，有谁知道到底有多少伪劣产品流入了市场？所以，建立一支高效、廉洁的执法队伍对建立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至关重要。应该精简那些可有可无的行政部门，扩大执法部门。精简机构不能一概而论。
如果执法机构中接受了狗鱼礼物的狐狸多，那么，再好的法律和再多的执法人员也没用。把狐狸清除出去，已成为当务之急。制度化反腐，不仅适用于公务人员，而且首先适用于执法者。执法者也应该受到监督机构和社会舆论的监督。
克雷洛夫在近200年前提出的现象至今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存在。200年了，我们有了多少进步？想这个问题比读寓言要沉重多了。分红争吵的根源人类社会的各种冲突均源于利益矛盾。解决利益矛盾的基本途径不是道德说教，而是产权制度。克雷洛夫注意到了这种现象，我们则要找出——
克雷洛夫作为一个文学家当然不会去关心产权之类的问题，但他对社会现象描述的背后已经无意间证明了产权的重要性。他的寓言“分红”就是对产权不明晰后果的绝妙描述。
几个诚实的商人合开了一个店铺，等到赚得许多钱财，他们便停业分钱分物。但分红哪能不吵架？他们为钱为物吵得一塌糊涂。这时他们的房子着火了，但他们仍在为钱争论。他们争吵得忘了房子已经起火，以至全都被火焰吞没烧死，连同他们的财物。作者的结论是：“当发生更为重大的事情时，大家全遭不幸的原因往往是：不是团结一致去对付共同的灾难，而是每个人都去争自己的利益。”
注意，克雷洛夫说这几个商人都是“诚实的”，表明利益之争尚不是他们人格的原因。这种悲剧的发生是在“合开”商店这种制度上。合开商店为什么会引起这种结果呢？克雷洛夫没有回答。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要求克雷洛夫回答。
根据现代经济学的解释，合开商店是一种合伙制，即若干人共同拥有，共同经营，他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合伙制这种所有制的企业在法律上是无限责任制，即每一个合伙人都要对企业承担全部责任。如果一个合伙制企业破产欠了债务，即使最后只剩一个合伙人，这个人也要承担全部责任。这就使得合伙制中每个人的风险都加大了。
在合伙制内部，每个人的产权并不明晰，它是一种不分你我的共同所有。在企业建立之始，大家齐心协力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而奋斗，相互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由于产权的不明晰，必然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首先是利益分配问题，即这个寓言中所讲的分红问题。企业分配的原则是看贡献的大小。贡献来自两个方面，为企业贡献的资金和为企业付出的人力资本（才能与努力）。合伙制企业建立之时，资金需求量并不大，往往是几个合伙人分摊，或每人拿相等的一份，或有多少拿多少。由于这种企业也谈不上什么公司治理结构，所以往往也就没有什么衡量每个人业绩的标准。这样当收入少时，利益分配的矛盾并不突出；可是一旦企业做大，收入相当可观时，利益分配的矛盾就突出了。“分红”中几个诚实合伙人的矛盾正缘于此。
其次是决策问题。当企业小时，决策不是问题，但企业做大之后，在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合伙人之间往往也会发生冲突。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事关重大，每个合伙人都不会不关心。但是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看法，相互之间协商的交易费用亦很高。而若不能及时做出这种决策轻则会失去商机，重则会使企业解体，甚至破产。
这两个问题的争论都会使合伙人忘记房子着火的危险，最后人被烧死，一切都烧光。克雷洛夫讲的这种危险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每天都发生在现实中。
那些家族共有的家族企业、每个人股份相同的股份合作制企业都属于这种产权不明晰的合伙制企业。所以，合伙制企业在市场经济国家很少。在美国只有5%的企业是合伙制，而且主要是法律规定必须采用合伙制的律师事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
要解决克雷洛夫所提出的诚实合伙人之间的分红冲突就必须使产权明晰。产权明晰的最好形式是股份制。股份制的实质是实现产权明晰。在股份制企业中，所有者可以很多（股权多元化），但每个人在企业中的产权则要由他所拥有的股份来确定，股权有具体的所有者。股权的多少决定了每个所有者在企业中的权力、利益和责任，从而也决定了每个所有者应分到的红利和将要承担的风险。如果克雷洛夫那几个诚实商人在商店中的股权明确，他们分红时也就不用争吵，以至于最后店毁人亡了。
但应该强调的是，即便每个所有者的股权相等，即我们说过的股份合作制，也仍然会有冲突，而且，如此多平等的股东要达成一致所需的交易成本将会极高。所以，在股份制企业中一定要实现股权相对集中，即要有获得最大利益、有最大责任和决定权的大股东。小股东关心企业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因为关注企业要付出大量时间与金钱收集信息，而从企业中得到的好处却极为有限。小股东只关心分红，当企业不好时可以很容易地用脚投票——卖掉股份走人。只有大股东与企业密切相关，会作为所有者关心企业，并做出决策。在这个“分红”的寓言中，也缺一个伊万诺夫或萨沙之类的大股东。
说起来家族企业或几个朋友合办的合伙企业都属于私人企业，是私有制。但私有制也并不一定就有效率，关键在于采取什么形式。单人业主制，即由一个人拥有并经营，产权效率最高，但却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合伙制既做不大（无限责任）又产权不明晰，也不可能成为主要形式。只有股份制既可无限做大，产权又明晰，因此成为主要形式。在美国这样的国家，GDP中有90%左右是股份制企业生产的。“分红”寓言中的几个合伙人要是能早知道这点道理就好了。官船为什么破烂洋人注意到公有地悲剧，古人观察到官船总是破烂的，我们要从产权的角度解释——
经济学家哈丁讲过一个“公有地悲剧”的寓言，说的是公有的草地由于过度放牧，无人养护而寸草不生。这个寓言经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其畅销全球的《经济学原理》中引用之后，已经广为人知了。
这个道理其实中国人早就知道了。明代的刘伯温在他的《郁离子》中就讲过一个类似的寓言。有官员瓠里子从吴地回故乡广东，可以乘坐官船。他到岸边后发现有一千多条船，不知哪条是官船。送行的人说，这太容易了。只要看船篷是旧的，船橹是断的，布帆是破的，那就是官船了。他照此话去找，果然不错。他感叹地说：唉，现今的风气如此之坏，官府公家的东西竟遭到如此破坏。
瓠里子没有学过科斯的产权理论，把官船破归结为人心坏。其实在哪一个时代公有财产的下场不是这样呢？如果让瓠里子看到今天国有资产被破坏、浪费、盗窃的现象，不知他会气成什么样。
公有财产的特点是没有具体的所有者，即经济学中的“无主所有”。即使由国家作为公有财产的所有者，也由于这种所有者的责权利并不一致，而无人关心。何况“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负责管理公共财产的官员在不断地变，谁把爱护公有财产当回事？公有财产只有人用，过度地用，而没有人保护，精心地保护，说来也是人们的私心作怪。民船有所有者，坏了是自己的，当然会有模有样。官船是公有的，没有所有者，坏了不用你花钱修，谁去管？过去，许多单位都有公用自行车，你在一排自行车中看一看，最破的一定是公家的。
有私心是人的本性，很难改变，要变的是公有财产的产权。我们在经历了许多年的曲折之后终于认识到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中心，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我们并不是说，产权一抓就灵，但产权的确是通向市场经济的起点。没有这个起点，就没有以后的成功。我们为公有财产请来的保护神就是产权明晰的制度。传统的那种公有产权制度不行了，如何实现产权明晰呢？我们还以刘伯温的官船来说事。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把官船卖给私人。瓠里子这样的官员出行不用挑破官船，什么船好坐什么船，只要不突破自己行政级别的报销标准就行。官船卖给私人，你什么都不用说，官船自然会像私船一样好。当然，如果原来管船的官员受了私人的贿赂，把船以极低的价格卖给私人，公有财产又受损失了。所以，卖最好是拍卖，公开、透明地竞争，出价最高者获得。
还有一种卖的方法是卖给船老大及他的几个高级助手。现代人把这种方法称之为MBO（管理层收购）。原来由官家任命的船老大有航行与管理经营经验，也许对这船还有点感情。卖给他应该比卖给其他人有利。但船老大要实现MBO就必须拿银子来买，他的银子不够就找亲朋借，或者向山西票号借银子。如果船老大还没交银子就拿这船抵押借银子买，那就便宜了这小子。当然MBO也要防止船老大与船务局的人勾结。这就要有监督。
如果官船是一只小船，千把两银子就可以拿下，卖的确是个简单易行的办法。但许多官船个儿太大，也太豪华，需要上万两甚至几十万两银子，没人买得起，这卖就难走得通了。这时就要把这只船分为若干股，卖股份，每股不贵，比如10两银子。这时会有许多人买这只官船的股份。但买的人太多，股东太多，又都是小股东，以前的问题又会出现。谁都对这船不负责，没有人承担负责。所以，一定要有控股的大股东。他们代表小股东决定船的使用，如果他们经营不好，小股东都把股份卖了，他们也不好过。大股东们建立个董事会，决定大事，决定雇谁当船老大。这官船也就和民船一样好了。对于大船股份化是一种好方法，但也并不是一股就灵，如何雇用船老大及船员，对他有激励—约束机制，如何建立一套科学管理体系，都是股份化以后要解决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官船股份化以后就不姓官了，官家的船务局不能再管了。
还有个把船没法股份化。船务局总要有几条船，供必要时用。这些船还是官船，但要给官船找一个所有者代理人，即代表官府来管理这些船。或者也可以成立一个官船委员会来管理所有官船，使之保值增值。该委员会可以向每条船派一位所有者代表。它代表官家行使所有者的职权。对这位官员要有激励—约束机制。发生了官船被破坏之类的事件，他要受罚。官船得到有效使用，他也会有奖励——提职或加薪。这就可以让他像爱护自己的船一样爱护官船。当然，官家保留的船还是越少越好，民家能办的事最好还是让民家办，官家尽量少管船，管管造船的质量标准和行船的规矩就可以了。
公有地的悲剧也好，官船破烂也好，都不是什么难题。只要思想放开了，总能找到保护神。世界上没有公有地悲剧和破烂官船的国家不是多得很吗？外部性的私人解决之道产权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产权却是万万不能的，那么产权到底有什么用呢？请看——
有时一项经济活动不仅会影响到与这项活动相关的生产和消费者，还会影响到与这项活动无关的第三者。这种对第三者的影响称为外部性。如果这种影响是好的，称为正外部性。例如，一个人种花为生，既不买花也不卖花的邻居可以免费享受到花香。如果这种影响是不好的，称为负外部性。古希腊的伊索早就注意到这种现象，并写了一则题为“有钱人和鞣皮匠”的寓言。
这个寓言说的是：
有钱人凑巧和鞣皮匠相邻而居，由于受不了鞣皮匠作坊里散发出来的臭气，就几次三番地催鞣皮匠搬家。鞣皮匠嘴上答应不久就搬，却一再拖延，没有动迁。就这样，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有钱人闻惯了臭气，也就偃旗息鼓，不再和鞣皮匠纠缠了。
有钱人并不从鞣皮中受益，也不买皮，但他要闻臭气，这就是鞣皮这项活动的负外部性。伊索当然看不出他讲的这则寓言的经济学意义，他得出的寓意是：“令人生厌之物，一如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这是劝人“忍”的。两千多年之后，科斯才解决了鞣皮匠对有钱人的权益侵害问题。
科斯认为，如果产权是明晰的，有钱人有权享受清新的空气，鞣皮匠有权从事鞣皮活动，他们就可以通过市场交易私人解决这个负外部性问题。
假设有钱人对享受清新空气的评价是1 000元，鞣皮匠从每月鞣皮中得到的收益是2 000元。他们俩可以就臭味问题进行谈判。如果鞣皮匠愿向有钱人支付1 500元，以补偿他闻臭味带来的痛苦，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有钱人对清新空气的评价是1 000元，现在他放弃清新空气可以得到1 500元，或者说放弃享受清新空气赚了500元。鞣皮匠鞣皮的收益为2 000元，他为污染空气的权力付出1 500元，得到这种污染权也赚了500元。在这次污染权的交易中双方都有500元的收益，交易当然可以进行。鞣皮匠可以继续鞣皮，污染空气，有钱人也会习惯臭味，安然接受。这就是外部性问题的私人解决方法。谈判中污染权还可以有其他价格，只要高于1 000元而低于2 000元，双方就都可以接受。最后定在多少，取决于双方的谈判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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