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玉祥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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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防身术试读：
“历史”能“防身”吗?
这本集子中所收录的是我近二十年来写的有关历史的文字。二十年,对个人而言,当然是一个可以容纳天翻地覆变化与万千感慨的时段,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啊!可对漫长的历史而言,又不过是沧海一粟,人类历史漫长得几乎可以忽视无数个二十年。这种对比,实际上正好凸显出有限人生与无限历史的对峙。在这种对峙中,我们能领悟什么呢?
或许,有限的我们能从无限的历史之中读出点什么?用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能不能从历史中读出一点“明智”?当然,这“明智”究竟是什么,因人而异: 如果你是大人物,自不难从历史中“悟道”而像司马迁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如果你只是寻常百姓,像鲁迅那样,把自己视为进化历史上的“中间物”,“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的话,那读史,也起码可以让你“防身”,不至于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给打得晕头转向、进退失据以至于性命不保。
鲁迅就是例子。因为对历史的洞悉,所以鲁迅从来不主张将生命轻掷。在《不负责任的坦克车》一文中,他对那些怂恿年青人作无畏牺牲的挑唆者说:“你敢出来!出来!躲在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鲁迅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你上了他们的当,真的赤膊奔上前阵,像许褚似的充好汉,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老实不客气,然后,再学着金圣叹批《三国演义》的笔法,骂一声‘谁叫你赤膊的’——活该。”显然,这就是他从“历史”上读出的“防身术”: 对敌人,不能赤膊上阵。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当有人鼓吹“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时,鲁迅就强调:“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他还进一步指出,只有“会觉得死尸的沉重”的民族,先烈的死才会转化为“后人的生”;如果将流过的血在记忆中淡忘,“不再觉得沉重”,先烈的牺牲将会白费。他强调说:“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其实,早在1925年3月11日,鲁迅在回许广平的信中,就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1930年5月7日晚上,李立三找到鲁迅,要他用真名写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时。鲁迅断然拒绝——熟读历史的鲁迅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自己不是祢衡,也不似许褚!“历史”所以能让我们“防身”,重要的原因就是历史上类似的事情往往经常出现。因此,我们读懂了历史,就能避免重蹈覆辙,不再犯“历史错误”。这点,鲁迅在《读经与读史》一文中有这样的说明:“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账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开篇第一句,也这么说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 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为什么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就因为它是第一次,没有经验,无从避免;而第二次之所以是“笑剧”,就是因为它已出现过一次,因而是可以避免的,而你却没有避免,所以可笑。何谓“读史使人明智”?这就是。
据说,摄影是门遗憾艺术,因为摄影是瞬间的艺术,而精彩的瞬间是稍纵即逝的。其实,写作也何尝不是遗憾艺术?这不仅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有“文不逮意,意不称物”的表达困难,无法尽善尽美;还因为从写作到出版沿途有不尽的拉扯牵绊,无法尽心尽意。但是,这书毕竟出来了,所以还是要感谢自己的耐心和编辑的努力。
是为序。2016年12月20日于广州西郊“消永日斋”
内炼篇
固本强元,自然百毒不侵
仁海六式
仁者无敌，海纳百川
孙权与威廉一世:不惧批评
读中外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专制时代,如果一个帝王对臣下还有所惧怕的话,那这个朝代就是再差也差不到哪儿去;相反,如果这个帝王百无忌惮,朕即国家,朕即真理,天不怕地不怕,而只有臣下怕他怕得要命的话,不用说,这准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年代。我们不妨来看一些例子。
三国时期割据江东的一代枭雄孙权,应该说是一个有为的君王。他的手下曾对魏文帝这么称赞他:“亲贤爱士,赏不择怨仇,而法必加有罪。”也就是这个原因,他才能在赤壁之战中一破曹操,在猇亭之战中再败刘备,成为天下三分有其一,谁也不敢轻视的江东霸主。就是那个谁也看不起的曹阿瞒也曾颇有感慨地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可是,就这么个英雄,他也有所怕——他怕谁?怕朝中老臣张昭。当年,孙权之兄孙策临死前,将孙权托付给了张昭。而张昭呢,对孙权也是有话就说,一点也不客气。《三国志》中就曾记载,辽东太守公孙渊因与东吴勾结,引来曹睿讨伐。公孙渊便向孙权求救。孙权呢,也以为有机可乘,忙派大军一万并带大量财物去援助公孙渊。张昭以为此乃肉包子打狗之举,劝孙权不可如此莽撞,结果两人在朝廷上大吵起来。孙权大怒说:“张昭你总是在朝廷上跟我唱对台戏,我早就担心有一天会忍不住杀人!”张昭则以太后遗诏顾命来表示自己不怕死。两人是又骂又哭,谁也不服谁。结果,还是孙权权大,给公孙渊派了人,送了礼。而张昭也不省油,告病躲在家里不愿再见孙权。孙权见他居然敢这么唱对台戏,就派人用土将张昭大门堵住——意思是:你就死在里面吧。张昭呢,也在里面用土再堵一层——表示:我就是死也不愿见你这浑小子。可后来的结果证明张昭是对的:孙权派出的那些人和那些礼物真成了肉包子——礼物被公孙渊收下,人被他作为自己清白的证明送给了曹睿。孙权又一次“赔了夫人又折兵”!好在到底是孙权,他没有就是错了老子也要错到底的“豪气”,于是亲自到张昭家门去挖土赔罪,并作深刻检讨。事后提起张昭来,还深有感慨:“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也就是因为这点“怕”,他才能在群雄竞起的时代划江而治,保有江南半壁河山。而他的后代全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结果很快成为他人刀下厉鬼。
再比如说,曾开创了开元天宝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在他执政早期,也曾怕自己的宰相韩休——因为这个家伙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皇帝一有过失,他就会不依不饶,不弄个水落石出绝不罢休。所以,当玄宗由着性子干了什么坏事以后,他总是问左右:“韩休那家伙知道这事吗?”可又往往正在这么问时,韩休的谏疏就哪壶不开提哪壶地来了,于是兴致大跌,觉得自己真是碰上黑虎星了!左右见他这么怕韩休,被韩休弄得坐卧不安,就给他老人家提建议:“韩休做了宰相,您老人家比过去可瘦多了!干吗呀?究竟谁当皇帝呀?我看,干脆把姓韩的赶走,您老人家不就快乐多了吗?”玄宗呢,叹口气:“我虽然瘦了,天下却肥了。我用韩休,是为了社稷,不是为了我个人——要为个人,我早杀了他啦。还用你在这里喋喋不休?”
这样的例子外国也有。1862年,俾斯麦做了普鲁士首相。这家伙可有一手:不到十年,他就将千疮百孔的德国归为一统,并且迅速统一货币,发展经济,把德国变成世界经济军事强国。而且,像历史上所有要建设强大国家的臣下一样,俾斯麦对他的皇上威廉一世也是毫不客气,该批就批,该骂就骂,一点也不假以辞色。威廉一世当然也对这个臣下怕得要死,也恨得要命,但又不敢当面发作,只好回到自己后宫去砸东西、摔茶杯,有时气极了,还连宫中的珍宝也一块儿砸。有一次,他正砸得兴起,皇后心疼这些宝贝,就问他:“你是不是又受了俾斯麦那个老东西的气?”威廉气哼哼道:“除了他,还会有谁?”皇后愤然道:“你乃一国之君,干吗怕他?干吗老受他的气——煎饼再大,也不能大过锅不是?”威廉像我们的唐玄宗一样叹口气:“你不懂。他是首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下面那许多人的气,他都要受。他受了气哪里出?只好往我身上出了。我当皇帝的又往哪里出?只好摔东西了。”
所以,真正的大仁大义者,是不惧怕批评的。见了批评就恼羞成怒的,只能是假仁假义者。
波茨坦离宫与贝格霍夫别墅:崇法敛权
说到纳粹,人们都会说纳粹统治时代是德国历史中最反动最黑暗的时期。要问为什么它是德国历史是最反动最黑暗的时期?人们又会举出诸如希特勒焚书呀,屠杀犹太人呀,发动战争呀,修建集中营呀等罄竹难书的罪行来说明。可我们能不能从一两件小事上的对比来说明纳粹德国时期的确比德国其他时期更黑暗更反动?也许行吧。我们来试试。
先看历史。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在位时(1871—1888),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他老人家在波茨坦修了一座离宫。这离宫什么都好,就有一点不好:它前面有一座磨坊,当威廉大帝在离宫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时,总是挡住视野,无法豪气冲天。为了弥补这点美中不足,威廉一世叫来磨坊主人与他带笑软商量:“你这磨坊值多少钱?说个价,我把它买下了。”磨坊主人却不是省油的灯,听了这合理化建议后翻翻白眼道:“我的磨坊没有价。”威廉一听,气得鼻子都歪了:“那好,那我就帮你把这一文不值的破房子给拆了!”于是来硬的:下令手下人把这眼中钉拆掉。磨坊主人也不阻拦——当然,阻拦也阻拦不住——他只冷眼旁观,待磨坊给拆得差不多了,他才嘟囔道:“身为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我德国尚有法律在。皇帝做出如此不讲理的事,我一定要诉诸法律。”于是,一纸状纸把威廉一世告到了法院——这事我们肯定觉得不可思议,哪家法院敢接这样的官司?可德国的法院就接了这磨坊主的状纸,而且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判被告威廉皇帝败诉,要他赔偿磨坊主人损失,在原地建造一座与被他拆除的一模一样的磨坊!
威廉一世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可他的反应也很有趣——当然不是怂恿手下崇拜者把法院砸个稀巴烂,而是老老实实地认罪,又是修磨坊又是赔损失,事后还对别人讲:“我们的法官这么公正严明,就是对我的不是,他们也敢秉公执法,何况他人?这真是我们国家的幸运。”后来,威廉一世去世了。不久,那个磨坊主人也去世了。磨坊主人的儿子由于经营不善破了产,于是打起了这磨坊的主意:他上书威廉二世(1859—1941),自诉拮据,表示愿意把这磨坊卖给皇上——信中当然也提到了自己父亲与威廉一世的这段往事。威廉二世回信说:“我亲爱的邻人鉴之:我不忍心让你失去这份产业。你应当尽心竭力地保卫这份产业传之子孙,使我们世代为邻。磨坊与国家极有关系,当长留之,以为我国司法独立及裁判公正之纪念。今你穷乏,我甚衿怜,今寄你六千元,供你偿债。你的邻人威廉二世复。”自然,随信寄去的有六千大洋。
大概50年后,德国的“元首”成了希特勒,他也碰到了类似的事儿:1938年,他的秘书兼办公厅主任博尔曼为了亲爱的领导人在日理万机之余有个好地方放松身心、亲近自然,就为他在郊外的山上兴建了一座贝格霍夫别墅。一天,希特勒也在这别墅天台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时,碰到了当年威廉大帝碰到的“美中不足”:视野中有一处破烂的民居不仅挡住了视线,还使得眼中的阿尔卑斯山减色不少。希特勒也没说什么,只是遗憾地耸耸肩,就下山去了。这个博尔曼可不是省油的灯:领袖一使眼色,他就知道老人家要干啥!所以,他们马上带人去找到这破房的房主,给了他们一大笔钱和“不要妨碍元首”的警告,这对夫妻听后,吓得面如土色,马上同意搬家,于是推土机进入现场,一番轰鸣之后,那间破屋给夷为平地。待24小时后,希特勒再到这里遥望时,眼前已是一马平川视野无碍!
一个领袖若是能克制自己的权力欲而崇尚法律,则他必定备受人民的拥戴,那这个时代也肯定是个人民没有恐惧的时代。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两件事的对比中看出为什么纳粹时代是德国历史中最反动最黑暗的时期吧。
孟浩然与周邦彦:爱惜人才
你在朋友家里正快乐,突然碰到一个你不敢见的不速之客来访,那你最直接的选择该是什么?恐怕很多人的选择都是一股脑儿钻进床去暂避风险了。
比如唐代那个被李白赞为“我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的孟浩然,就曾有过这么惊险的钻床经历。有一次,他偷偷溜进宫里跟他在宫中当值的朋友王维聊天,正聊得开心,皇帝唐玄宗突然来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孟浩然非宫中人进入宫中,是僭越;而王维当值却聊天,是失职。所以,孟浩然是吓得浑身抖得如筛糠一般,情急之下,一股脑儿钻进了值班室的床底。玄宗看那床有些异样,就问王维。王维不敢隐瞒,把床底下的货色供出。玄宗听说他就是那个写“春来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孟浩然,大来好感,马上叫他从床底爬出来,还说自己蛮喜欢他诗的,问他还有什么近作。这可是一跤跌在青云里,孟浩然高兴得险些连自己姓什么都忘记了,张口就念出自己的最近的得意之作《岁暮归南山》:“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人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夜月窗虚。”这诗在我们今天看来,当然主要是感叹自己怀才不遇而壮心不已——所以把它朗诵给皇帝听,也是为了让皇帝领会自己这替皇帝帮忙的苦心,用用自己,也好青史垂名什么的。谁料玄宗越听脸色越难看,最后竟一拍桌子,大发雷霆:“什么叫‘不才明主弃’?哪是朕弃你?分明是你自己不肯来求仕为国尽忠!不是朕弃你,是你弃朕——还敢在诗中公然污蔑朕!”可怜的孟浩然吓得连话都说不清了,哪里还敢对皇帝老爷不顾前面的“不才”二字,却只抓住“明主弃”三字大做文章的断章取义有半点解释。“哼,我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玄宗一生气就开始搞扩大化,“农民都知道一年之计在于春。你呢,在大好春天里睡懒觉,鸟把你叫醒了你都还不肯起床——在床上胡思乱想什么‘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你起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就你这样的懒人我敢用你吗?你还是去你的南山隐居去吧。”从此,我们风流天下闻的孟夫子就只好真的做上隐士了。看这床钻的,一点都不潇洒。
不过,跟他的后辈北宋词人周邦彦比起来,他这床算是钻得有惊无险。当年,风流才子,时任开封府监税官周邦彦正在青楼与一代名妓李师师情深意长,孰料无独有偶,皇帝宋徽宗也在此时来了兴致,要与李师师鸳梦重温,一下碰了车!显然,在这场遭遇战中,皇帝是石头,我们的词人是鸡蛋,所以周词人好汉不吃眼前亏,一下钻进美人床底下,暂避风险。徽宗不比玄宗明察秋毫,居然没有看出异样,还兴致勃勃和李师师共进地方新进鲜橙并上演其他种种精彩节目,尔后兴尽告辞回宫。
本身这事就算过去了,可我们的婉约大家周词人却不肯放过这大好的创作素材,居然文思泉涌,填了一首《少年游》,词曰:“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把人家两人世界“相对坐调笙”的隐私刻画得淋漓尽致。更要命的是:这周词人在京师广有粉丝,所以此词一出,几日后便唱遍京师,让大家都知道皇帝老爷也是个信奉“家花没有野花香”的主儿。这下,我们的徽宗受不了啦,开始让人进行调查。盘问之下,李师师不敢欺君,只好供出当夜床底真情。皇帝自然龙颜大怒,命令宰相蔡京把这床头夺爱、床下偷听并泄露“天机”的“反动文人”周邦彦发放外地。有意思的是,周邦彦吃了这么大的亏,依然不思悔改,在整装离京际又与李师师汴河长堤送行,并填词一阙《兰陵王》,其中有“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云云。更妙的是:徽宗正巧这日又至青楼,美人迟归,追问原因,李师师又只得将《兰陵王》含泪以告。结果,皇帝听罢,居然怜心顿起,于是,不惜以后会李师师时先要查看美人床底,又把那尚在半路的风流才子召了回来。
周词人有床可钻,虽然狼狈,但结果还不赖——要碰上朱元璋之类皇帝,恐怕就只有挨刀了。
仁义者,不拘小节,而更直视人的本质,只有揽尽天下奇才,方能做到天下无虞,平生无忧。唐宋文人,真是幸运。
梁启超与钱锺书:逝者为大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死去的人应该是相当尊重的——毕竟,人家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人对他们应当心存厚道,谁还有必要对死者斤斤计较呢?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文化名人对那些活着时自己也许不以为然的逝者,别有一番深情厚谊。
梁启超是晚清一代名家,梁济则是清末的一名穷京官,20多岁考上举人后,科途蹭蹬,始终未能更上一层楼,直到40岁才当了个内阁中书的四品官。民国之后,改调民政部供职。就其性格而言,梁启超是思想界巨子,笔锋犀利,威风八面;而梁济是个诚笃君子,典型的儒生,民国初年,政风败坏,社会风气也窳陋不堪,让他很不能适应。除了缕写条陈,准备上书,抄录心得,汇聚成册之外,平日爱看戏的他,还亲自编写了《暗室青天》、《女子爱国》这样的道德剧。很显然,无论是地位,还是学识,二人都不在一个档次上。大概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梁济几次去拜见梁启超都没见着,投书致敬也没有回音。1918年,梁济投湖自尽。
1925年春,梁济儿子梁漱溟在山东办学数月后回到北京,客居清华园,专心整理其父梁济的日记、文稿,辑印成《桂林梁先生遗书》,分送亲友。此时梁启超正在清华讲学并开始主持该校的国学研究院。因为考虑到父亲生前对梁启超的景仰,梁漱溟几经思量,终于送《遗书》一部给梁启超,同时函告当年其父屡访不遇、投书不答之事,提示书中“致慨之词”,请其寓目。这段文字在《遗书》的《伏卵录》中,是梁济1915年2月读罢梁启超挽麦孟华诗文后所写,内中尽吐“躬逢鄙弃”后的怨愤,痛责梁启超“为总长后亦随俗同化与旧官僚无异”,“而一生之痛哭救亡,求真才行实事,亦不过言焉而已”。但最后仍企望其有所作为:“我终不忍没任公二十年救中国之心,而犹希望其能行所言,不判成两橛也。”
梁启超在读了书中这些内容后,痛哭流涕,深自咎责,遂复函梁漱溟,内云:“……今前事浑不省记,而断不敢有他辞自讳饰其罪,一言以蔽之,学不鞭辟近里,不能以至诚负天下之重,以致虚情慢士,日侪于流俗人而不自觉,岂唯昔者,今犹是也。自先生殉节后,启超报中读遗言,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恨并世有此人,而我乃不获一见。岂知先生固尝辱教至四五,而我乃偃蹇自决如此耶!《伏卵录》中相教之语虽不多,正如晦翁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启超者实至大。末数语,盖犹不以启超为不可教,终不忍绝之;先生德量益使我知勉矣。令尊所言,愿兄于春秋祭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之溺。斯给所以报先生也。《遗书》尚未全部精读,但此种俊伟坚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纸只字皆关世道,其效力即不见于今,亦必见于后。吾漱溟其益思所以继述而光大之,则先生固不死也!”梁漱溟对此番诚意十分感谢,两年后,当商务印书馆正式印行其父遗书时,特将梁启超的复函影印刊于卷首。梁启超所以对原来他并不看好的梁济这么深情款款,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死者为大的心存厚道。
一生狂傲的钱锺书也有类似举动。吴宓先生比钱锺书大十六岁,是钱锺书在清华的老师。1937年3月,钱锺书已经从清华大学毕业了,在英国的牛津大学留学。他为温源宁编辑的《天下》月刊写了一篇《吴宓先生及其诗》,对他这位老师多有讥评。更过分的是,他还把这文章寄给吴宓看。其中诸如“吴宓写诗好像就是为了在感情上求解脱,诗集中情诗占了最多的篇幅,其目的好像不是为了‘没脑筋的轻浮少女’,就是为了‘过气的风骚妇人’”等句子深深刺痛了吴宓——吴宓在自己日记中写道:“该文内容,对宓备极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致,而又引经据典,自诩渊博。……又按钱锺书君,功成名就,得意欢乐,而如此对宓,尤复谬托恭敬,自称赞扬宓之优点,使宓尤深痛愤。”
可是,当吴宓早已逝世的1993年春,钱锺书看到其女儿吴学昭整理的吴宓日记中这些记载,内心受到极大震撼,禁不住像梁启超给梁漱溟写信一样给吴学昭写了这样一封信:
学昭女士大鉴:
奉摘示先师日记中道及不才诸节,读后殊如韩退之之见殷侑,“愧生颜变”,无地自容。先君与先师雅故,不才入清华时,诸承先师知爱。本毕业于美国教会中学,于英美文学浅尝一二。及闻先师于课程规划倡“博雅”之说,心眼大开,稍识祈向;今代美国时流所讥DWEMs,正不才宿秉师说,拳拳勿失者也。然不才少不解事,又好谐戏,同学复怂恿之,逞才行小慧,以先师肃穆,故尊而不亲。且先师为人诚悫,胸无城府,常以其言情篇什中本事,为同学笺释之。众口流传,以为谈助。余卒业后赴上海为英语教师,温源宁师亦南迁来沪。渠适成 Imperfect Understanding 一书,中有专篇论先师者;林语堂先生邀作中文书评,甚赏拙译书名为《不够知己》之雅切;温师遂命余以英语为书评。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承命为先师日记作序,本当勉为,而大病以来,心力枯耗。即就摘示各节,一斑窥豹,滴水尝海。其道人之善,省己之严,不才读中西文家日记不少,大率露才扬己,争名不让,虽于友好,亦嘲毁无顾藉,未见有纯笃敦厚如此者。于日记文学足以自开生面,不特一代文献之资而已。先师大度包容,式好如初;而不才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倘蒙以此书附入日记中,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
敬请 卓裁,
即颂 近祉。钱锺书敬上(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八日
吴学昭也把钱锺书这封因“死者为大”而写下的充满忏悔的书信收在了《吴宓日记》中以为序言。
对死亡的敬畏,对已逝者的尊重,是仁者的必备素养。
王竹溪与赵万里:雅量宽容
何谓“雅量”?《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宽宏的气度”——换言之,就是容人之量,尤其是在别人挑战了自己学问、冒犯了自己尊严时,还能海纳百川。这当然很难:人嘛,又不是垃圾桶,怎么可能容忍别人把比垃圾还难闻的话往自己头上扔呢?不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嘛:狄仁杰是唐朝名相,他心胸豁达,方正廉明,被武则天看中,提拔任宰相。初任这一职务,也碰到过有人向他告密的事。那天,群臣退朝,武则天独将狄仁杰留下,先是拉了一会儿家常,提及狄仁杰在汝南政绩,连连夸奖,“卿在汝南,甚有善政”,然后附耳过来:“你知道你在汝南,谁经常打你的小报告吗?你想知道吗?我告诉你吧。”狄仁杰听了这话,赶紧说:“陛下,请您别告诉我。”武则天有点讶异:“你不相信我?”狄仁杰说:“不是。不是我不相信您,而是我不相信我自己的雅量。”看到没有,就连狄仁杰这样“宰相肚里能撑船”的一代名相都对自己雅量没有信心,更何况一般人。
不妨看看近事。物理学家束星北的学生于良曾回忆过这么一件事:说是1952年下半年束星北来到山东大学时,正好遇上中国最著名的热力学家王竹溪先生来校做学术报告。当时,教育部要求南北重点大学相互交流学习,王竹溪是作为北方的代表专程到了上海、南京等地的大学讲学和交流,返程途中,被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专门请了来。来头既然那么大,山大当然郑重其事,讲座那天,大众礼堂座无虚席。物理系、数学系的教师教授们大都到场了,华岗校长和一些校领导也来了。
演讲开始,王先生便讲国内外热力学的学术状况,当然更多的是谈自己的认识和成果。一边讲还一边随手在黑板上写出一些公式与重要的概念。下面的人是洗耳恭听或者奋笔疾书。大概讲了将近50分钟时,身穿蓝色长袍高大魁梧的束星北走上讲台,也不客套,直截了当——“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说着,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那里。王竹溪一下愣了,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会场主持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拿眼使劲地瞅华岗和其他领导。会场发出了一阵骚动。束先生好像根本就没有看到别人的情绪和反应,也不在乎别人是什么样的感觉,一味在那里“正本清源”。就这样他一口气讲了大约有40分钟,也可以说,是对王竹溪“清算”了近40分钟,这期间,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主持人几次让他坐下来,他都未从。因为雅量难得,所以王先生回到北京后到周培源先生面前哭诉(他是周培源的大弟子),于是有关领导出面找束北星谈话,当然是要他赔礼道歉,可束星北却说:“他有些东西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据说,他这话堵得领导无话可说。
不过,过去大学还真是这么做的。比如20世纪30年代,钱锺书上清华大学时就有过这么一桩“风流韵事”:当时清华大学年轻气盛、仅有25岁的青年教师赵万里为钱锺书等一班人讲版本目录学,讲到某本书,自负地说:“不是吹牛,这书的版本只有我见过。”结果这话引起钱锺书和吴晗不满,他们先是在下面议论:“这个版本我也见过,同他讲的就不一样。”钱锺书还特别强调:“这个版本我见过好多次呢!”而吴组缃在旁边听了,便怂恿他们:“那你们上去讲呀!他那么狂,难道清华无人了?”结果上课时他们就像束星北打断王竹溪一样打断赵万里,而赵听了他们类似“有些东西没从根本上讲通”的发言后,没有生气不说,还将原计划讲十个专题的七八个专题让这两个学生去讲。再比如,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有一次,逻辑学家金岳霖教授在主持一次逻辑讨论会时,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著作,金岳霖立即发生兴趣,说要买来看看。金岳霖的大弟子沈有鼎马上站起来说:“老实说,这本书你看不懂的。”金岳霖闻言,并不以为忤,只“哦哦”两声,说:“那就算了。”
雅量难得,难能可贵。因而我们都希望多看到仁者雅量的趣事,为我们这个日益苍白的社会增加些许亮色。
杨绛与刘筠:敢于直言
杨绛先生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讲过这么一件事,说她16岁正念高中时,遇北伐胜利,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摄一条板凳,站上向街上行人演讲。她也被推选去宣传。那时16岁的她看来只像14岁,一着急就涨红了脸。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她怕自己站上板凳去演讲,人家会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甚至还会耍猴儿。不过,只要你借口说“家里不赞成”,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等。于是杨先生回家问自己父亲法学家杨荫杭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结果她老爸一口拒绝:“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杨绛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她父亲又告诉她:“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然后又向杨绛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笑话。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的时候,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欢迎。她父亲在欢迎者名单里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属下某某擅自干的,以为名字既已见报,她父亲不愿意也只好罢了。可是她父亲怎么也不肯欢迎那位“辫帅”,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上一条大字的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他对杨绛讲的时候自己失笑,因为深知这番声明太不通世故了。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话说:“唉,补塘,声明也可以不必了。”最后她父亲对杨绛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当然,杨绛只是对要自己去演讲说“不”,也许算不上很严峻的选择。不过,从中也不难看出,当面临更加严峻的选择时,说“不”有多么的难能可贵。
北宋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丁谓将寇准排挤去位后,自己做了宰相,与他同升此职的还有李迪。结果这二人尿不到一壶,共事不久就大闹矛盾,丁谓独断专行,连任命官员也不让李迪知道。个人恩怨是私事,可官员的任命调动事关国体!李迪按捺不住了,愤然告诉同事:“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报国,死犹不恨,安能附权幸为自安计邪!”不仅当众骂了丁谓,还举起笏板要揍他。病患缠身的宋真宗不胜其扰,他令翰林学士刘筠起草诏令,将他们双双罢相。李迪出知郓州,丁谓出知河南府。丁谓不愧官场老油条,遭到这灭顶之灾不动声色,也不上措辞激烈的疏章抗辩。第二天,他入朝谢主隆恩。皇帝责问他们的相争,丁谓以受害者的无辜口吻回答道:“非臣敢争,乃是李迪怨恨咒骂我,我希望可以留任。”此时的宋真宗久患大病,记性不好,一高兴就又同意丁谓复职。于是又叫昨天才写了要将丁谓罢官诏书的刘筠再写一个让丁谓复职的诏书。本来,让人罢官也好,让人做官也好,都是你皇帝的事儿,叫咱秘书咋写诏书咱就咋写。可刘筠是条汉子,平时就看不惯丁谓的做法,更对皇帝这种这朝令夕改如同儿戏的做法甚为不满,于是他对皇帝命令说“不”——“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然后愤然离职。宋真宗只得捏着鼻子去找中书舍人晏殊来写——《宋史》中是这样记载的:“初,筠尝草丁谓与李迪罢相制,既而谓复留,令别草制,筠不奉诏,乃更召晏殊。筠自院出,遇殊枢密院南门,殊侧面而过,不敢揖,盖内有所愧也。”读这样的历史,我们除了对刘筠敢对大老板说“不”的勇气表示佩服外,恐怕更当羡慕宋代文人所处的那个正气昂然、师心自用的时代!
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不乏勇于说“不”的人物,大将黄克诚就是这样一位。1946年四平战役时,黄克诚就对毛泽东要东野坚守四平的指示说“不”——“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是不可取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后方,站稳脚跟,逐渐发展壮大自己,以期将来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还表示:“谁对我就支持谁。天王老子也不在眼里。”
如果说在战争年代,黄克诚作为前方将领对毛泽东说“不”还有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依仗的话,那在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后,还对其说“不”,就更需要真理勇气和道德勇气了。1959的庐山会议,在一块儿谈及四平的战事时,黄克诚再次对毛泽东说“不”——当时毛泽东问:“打四平难道错了?”黄克诚说:“敌人集中大兵力寻求主力决战,我们再坚守就是错误的。”毛泽东说:“打四平是我决定的。”黄克诚盯住对方,毫不退缩:“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毛泽东最后只好说,还是让子孙后代和历史作出评判吧。
秉真直言当然有风险,但如果因此而言不由衷,则可能给自己、给社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灾祸。当下社会,更需要敢于直言之人。
无量智慧心经 智周万物，慧达天下慧达天下
党进与张作霖: 本色为人
很多人——尤其是一些赳赳武夫,平时说话粗鲁惯了,碰上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就会抓瞎。为了假装自己其实还是文质彬彬、雅气十足的,往往会事先找人给自己准备一通文雅得一塌糊涂的讲稿,自己事先背熟,然后到会场上去潇洒走一回,借以辟谣,兼以正名。这种速成文雅法应该是挺不错的,四两拨千斤,一篇背熟的稿子就可以把自己的粗鲁无文包裹得无影无踪。可问题是,背来的东西毕竟不是自己的,所以很容易临场掉链子,弄得自己包装尽失、原形毕露。
北宋时的忠武军节度党进是赵匡胤的一位亲信武将。他不识字,甚至经常搞不清楚自己所统率部队的各种数字。太祖有时问到他,他每每会把幕僚们写在手板上的数字,举起来给赵匡胤看。他被派到高阳戍边时,按规矩,赴任前要到朝堂向皇帝致辞告别。太祖体谅他不识字,豁免了他的告别致辞。可是,他坚决要致告别辞——原来,他事先让幕僚们将致辞写在笏板上,并且已经背熟,所以执意要在大家面前露一手。不过,因为临场紧张,他忘了词儿,于是跪了许久都一言不发,赵匡胤都准备让他起来了,他却突然爆发:“臣闻上古民风淳朴,请陛下多多保重。”大家一听这跟告别仪式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的话先是一愣,而后哄堂大笑。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会来这么两句?”他实话实说:“我早就看那帮措大们(指朝廷上的文官)喜欢在皇帝面前掉书袋,我也掉几句给他们看看,让皇帝知道知道,我也是个读书种子!”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民国时土匪出身的东北王张作霖张大帅。当时的东北讲武堂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培植军政干部的摇篮。某年学生即将毕业时,有人提醒他应前往致辞。张作霖以为这是一个卖弄文才、显示风雅的好机会,就叫自己幕僚事先拟定一篇文质彬彬、辞藻华丽的演说稿,尔后自己先把它背熟了去讲。毕业典礼那天,威风凛凛的张作霖步上讲台,乍见台下黑压压一片,全场鸦雀无声,齐望向他,大帅居然紧张起来,才背出开头一句“作霖戎马半生,饱经忧患”,就难以为继了。张口结舌之际,他只得硬着头皮,再重复一遍“作霖戎马半生……”下面还是背不上来。此时气氛尴尬,大家都为大帅着急。僵持半晌后,张作霖突然原形毕露,破口大骂:“他妈的!我原来背得很熟,但看到你们,一高兴,竟都忘了!”尔后,决定本色示人:他走下讲台,绕着毕业学生走了一圈,频问姓名、频拍肩膀,嘴里也频频叫着:“狗娘养的!”“好小子!”最后,他重登讲台,大声说:“我看到大家太高兴,原先准备好的话都他妈没了影儿。我就说自己话吧:你们都是他妈的好小子,好小子就要好好干!你们毕了业,可以当排长,只要好好干,就可升连长、营长,以至于一路上去当团长。”他还告诉毕业学生,只要不贪生怕死、肯努力,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要什么,他都可以给——但只有一样例外,“只我老婆不能给你们!”他慢条斯理地说。讲到这里,全场欢声雷动,雀跃不已——这番本色演讲效果奇佳。他要真的鹦鹉学舌照幕僚准备的雅词儿讲,肯定没有这么迷人的效果。
现在开会,每次听到台上那些头面人物力不从心、言不由衷地讲一些其实并不是他自己的话的时候,我就禁不住想起上面的故事——干吗一定要做党节度,做张大帅不更好吗?不弄虚作假,以本色示人,这才是大智慧。
箕子与乾隆:目光长远
很多事情在我们这些寻常之辈眼中,都不足挂齿甚至不足挂眼——我们可能看都不看一眼。可同样的事到了那些慧眼独具的角色眼中,却能看出许多匪夷所思的奥妙来,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是也。我们呢,对他们当然也只有五体投地的份儿了。
据韩非子说,商朝纣王即位不久,便命工匠为他磨一双象牙筷子。这种事情要落在我们眼里,大概会觉得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了,大王嘛,用双象牙筷子,还不是小事一桩。可这事落到大贤臣——纣王的庶兄箕子眼中,可就非同小可了。他马上认定这是商朝将亡的预兆:有了象牙筷子,这筷子肯定不能伸进泥瓦罐里夹菜,而要伸进犀角雕的碗、白玉磨的杯里去。而有了角碗玉杯,里面还能装菜汤豆羹吗?当然不能,只能装山珍海味!吃山珍海味的家伙能穿粗衣葛服吗?穿绫罗绸缎的家伙又会住茅屋陋室吗?……这么如丸走扳地推理下去,慧眼独具的箕子得出的结论是:俺们国家快要大乱了——因为没有这么多东西来供这家伙挥霍!结果,如你所知——纣王的贪欲越来越大。他抓了成千上万的劳工修建占地三里的鹿台,以白玉为门的琼室,再搜罗珍宝和奇禽异兽充塞其中。同时在鹿台旁注酒为池悬肉为林,使裸体男女在其中相逐戏,以供纣王取乐。于是,老百姓受不了啦,趁文王率部来伐,大家纷纷阵前倒戈。众叛亲离的纣王,最后被迫自焚于鹿台的熊熊烈火之中。一双象牙筷子毁了一个国家,这个故事真值得那些不小心细节的人看看。
不仅臣下有这样的慧眼,有时,我们的皇帝老爷也如此这般。譬如,乾隆爷对鸟枪的警惕。鸟枪这东西,到了乾隆时期其制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一些地方设立了“民壮”(大约是民兵一类)以协助军队,民壮们的武器不似军队一样要求规范一致,于是有人已打上了鸟枪的主意。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二月,乾隆皇帝下令全国停止民壮演习火枪(即鸟枪),起因就是山东刚刚有人造反,幸亏他们没有鸟枪在手,故而很快就被剿灭。
有个叫高晋的总督见这鸟枪不错,便与时俱进地提出:干脆以后武举考试就不考舞刀弄棍了,咱考鸟枪比赛,以中靶多寡定成绩。照说这是一个好主意,要采取了,没准俺们国家的军事技术能上一个新台阶,也不会在70年后的鸦片战争中,被人家的热兵器打得满地找牙了。可乾隆皇帝人家慧眼独具,立马发现这里面的巨大问题:这鸟枪是俺皇家制胜的要器,要武科改用鸟枪,武生必将时常学习打靶,民间私买火药、铅丸的事儿就难禁止了,这一来,老百姓拿着鸟枪闹革命,我们用什么镇压?山东平乱成功,就是因为俺们有鸟枪,乱民只有刀棍呵。于是决定“高晋所奏,断不可行”。
说来,这乾隆的慧眼独具也有道理——国家要“稳定”,的确应该限制鸟枪。可问题是,外国的“鸟枪”他却没办法也这样只许我有,不许你有。结果——去看看《鸦片战争》这部电影吧。
慧眼独具当然难能可贵,可是得看这慧眼用在什么地方,还得琢磨琢磨这到底是不是慧眼。
沈德潜与解缙:给人台阶
古代文人的最大心愿是什么?当然是“朝为读书郎,暮登天子堂”,“学成文武术,售以帝王家”,或者再加上“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之类了。总而言之是先讨皇上欢心,再鱼肉百姓。不过,这仅仅是文人的一厢情愿,对帝王而言,他弄些文人在自己身边花枝招展,目的可不是为了让这些家伙去治国平天下——国是朕的国,天下是朕的天下,哪里容得你一个外来的知识打工者说三道四、治来平去?他要文人,很多时候不过是利用文人的文采风流来点缀太平,表示自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代雄主而已。文人要会错了意,以为皇帝一召用,就可以为帝王师,赶快去皇帝面前奉献自己什么治国平天下的经国大计的话,那准触霉头——现在电视上热播的那个“铁齿铜牙”的纪晓岚就是例子:有一次,他鉴于乾隆爷屡下江南,江南百姓不堪其扰,曾委婉建议皇帝老爷:是不是少搞几次这种让江南半壁鸡飞狗跳的“南巡”?话刚出口,就被英明领袖乾隆老爷骂得狗血淋头:“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畜之,汝何敢妄谈国事?”这话真可谓一针见血、片言据要,足以让天下那些不本分的文人从此收心息念,不再胡思乱想。
当然了,这话又说回来,文人虽然不能跟皇帝一块儿建设“繁荣昌盛”的封建社会,可除了点缀升平而外,也还有一些其他作用——譬如,在皇帝遭遇尴尬的时候,出面用自己无所不知、无微不至的知识文才来为他们解嘲下台。我们不妨来看一些例子。
有一年冬天,乾隆和他的文学侍从、著名诗人沈德潜等一大帮人一块儿去西湖游玩,突逢天上下的鹅毛大雪飘飘扬扬得让人思绪万千。“大诗人”乾隆自然不肯辜负这大好河山与胸中锦绣,开口便吟:“一片一片又一片……”大家听了纷纷叫好,都说皇上出手不凡:一下就抓住了眼前雪景的最大特色;而且此“起”为后面的“承转接”留下了极大空间!总之是马屁“咚咚”响,直拍得乾隆爷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于是继续吟诗:“三片四片五六片……”这下,大家可就有点不知所措了:这皇上是在吟诗,还是在数数呀?就这“诗”,小孩子也会做呀?可不知所措也得拍,皇上还在那儿等着哪。于是又一阵乱拍:接得好,写出了这大雪纷纷而下铺天盖地的雄威气势;纯以数字为诗,皇上可真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第一人呵!一番热气腾腾的恭维后,乾隆一鼓作气,又来一句:“七片八片九十片……”这句一出,大家开始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拍这又脏又臭又不通的马屁了!天地间一片静寂,而乾隆自己也有点不知如何收场——这一到十的数字都给朕用完了,朕还怎么往下吟?莫非“百片千片万万片”?这也太不像话了。就在这冷场的关键时刻,文人作用可得到了发挥。只见著名诗人沈德潜上前跪着说:“皇上的诗太好,请让臣下狗尾续貂。”正黔驴技穷走投无路的乾隆当然准奏。于是,沈德潜接上“飞入梅花都不见”——得承认:诗人就是诗人,乾隆的这首数数诗安上这么个尾巴,倒多少有点曲终奏雅稍具诗意。乾隆自然也就顺坡下驴,“以貂裘赐之”。试想,当此之际,若没有文人在场,乾隆爷如何下台?
还有一个例子是讲钓鱼的:宋真宗去钓鱼,钓了半天,那鱼就是不来凑趣——堂堂天子,连条鱼都钓不上来,这不连“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渔翁都不如吗?何以经纶天下?正在皇帝尴尬、手下束手之际,文人的作用再次闪现耀眼光辉。一个叫丁谓的知识分子马上上前献诗:“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钩迟!”本来是因为皇帝手臭,鱼根本就不理他的一桩晦气事儿,经过我们文人的这么一上下其手,居然变成了此乃真龙天子威严施及水中的如山铁证!文人之用,岂可小觑?更有意思的是,当朱元璋去钓鱼也碰到鱼不理他的尴尬事儿时,大文人、大才子解缙也去献诗云:“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解缙思路虽跟丁老前辈差不多,可牛皮却吹得更大更阿Q:我们皇上所以钓不上鱼来,那是因为他老人家来这里根本就不是来钓鱼的,他是来——钓龙的!虽然这些故事讲的都是文人拍马,但给人台阶,与人为善,这可不是一门专用在拍马屁上的学问啊!
纪晓岚与布瓦洛:巧言秉真
很多帝王在宰割天下、鱼肉百姓的同时,还爱插手文艺——不单读,还自己写。写出来后,当然免不了问别人写得如何,而且得问里手行家。于是,这些专家便面临难题了:照实说对方的文章狗屁不通(事实上,许多帝王的作品也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吗?怕对方恼羞成怒之余将自己长了臭嘴的脑袋一刀砍去。虚情假意敷衍吗?又似乎对不起自己良心,有马屁精之嫌。在这两难选择之中,便显出文人们水准高下与品格悬殊来了。我们不妨看几个例子。
17世纪,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写了一首狗屁不通的“诗”。自鸣得意之余,便拿了这“诗”问当时最有名的文学批评家布瓦洛:“此诗如何?”——当然是希望得到他的大力称赞。布瓦洛皱着眉头将这破诗看一遍,尔后笑道:“皇上真是天纵英明,无所不能——想做一首歪诗,一做就做出来啦!臣下佩服之至。”搞得路易十四面红耳赤而无从发泄。布瓦洛的高明当然在于在恭维对方“天纵英明无所不能”的同时,毫不客气地指出他的诗是“歪诗”——就文学批评而言,布瓦洛是诚实而公正的,不愧为大批评家。
与外国同行相比,中国文人可就艰难多了——因为中国皇帝更专横残暴。可他们中也有高手,比如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献之。当时简文帝日理万机之余,也雅好涂鸦,东写西写,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便忍不住问臣子王献之:“卿以为朕字如何哇?”见皇帝屁股发痒,王献之只好敷衍:“皇上的字自然是好的。”“怎么个好法?”简文帝不过瘾,追着问,“比卿字如何?”“皇上的字在皇上中是好的,臣下的字在臣下中是好的。”王献之缓缓道——简文帝一下给噎了个白眼。怎么样,这位中国的“布瓦洛”也不错吧?
还有一个例子是清朝的纪晓岚。当时的皇帝是乾隆——此帝号称“十全老人”,什么都想插一手:治国之余,写诗不已——据说一生写的诗不下十万首!若诗论量不论质,则中国诗坛第一把交椅非此公莫属。在当时,他自我感觉好极了,遇事就写,一写就发,一发就叫好声不绝——都哄得英明的乾隆爷以为自己诗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都可以拿诺贝尔文学奖了!一次,他与文臣纪晓岚一块儿去白龙寺烧香,完事后乾隆撞了一下寺中大钟。钟声未歇,他“诗”句已出:“白龙寺里撞金钟……”旁边纪晓岚一听忍无可忍地笑出声来。乾隆不愧为英明领袖,马上板起脸:“朕诗不好耶?卿何得笑欤?”纪晓岚赶忙回答:“皇上的诗好极了。臣所以失笑是因为臣想起唐代大诗人李白有名句‘黄鹤楼中吹玉笛’,千古独步无以为对。今皇上‘白龙寺里撞金钟’一出不正好与之配对吗?”乾隆一听:有理有理。想到自己的诗居然与“诗仙”的绝句配对,更高兴得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纪晓岚较之上面二位,要滑头多了——也要智慧多了,将皇帝的诗“白龙寺里撞金钟”与李白的“黄鹤楼中吹玉笛”一配对,稍有艺术感觉的人马上明白啥叫诗啥叫狗屁!
你别说,又要保住脑袋,又要保住操守,这境界可不是一日两日学得会的。
纪晓岚与钱锺书:实践至上
我们平常有很多不假思索张口就来的所谓“常识”,这些东西是不是正确,有没有商量余地,我们一概不管,反而对那些质疑这些“常识”的人嗤之以鼻——“没常识!”然而,常识真的就那么不容置疑?苏轼在《石钟山记》中有“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的疑问,而鲁迅的“狂人”也曾有“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发问。这些都提示我们:什么事情都得自己亲自去了解认识一番才能有可靠结论。
譬如,“蛇怕雄黄”,这个“常识”许多人都知道——现在一些爱在野外露营的人还经常在自己露营的帐篷周围撒上一些雄黄,说是有了这玩意儿,白娘子就不会以为帐篷里住的是许仙而来亲近自己了。然而,“从来如此,便对么?”清代有个叫李登斋的,就在其《常谈丛录》卷一中给我们记载下了他这样的实验:“蛇畏雄黄,具载诸医方本草,俱无异辞。忆嘉庆庚辰假馆于分水村书室,有三尺长蛇来在厨屋之天井中,计取之,以长线缚其腰而悬于竿末,若钓鱼然,蜿蜒宛转,揭以为戏。因谓其畏雄黄,盍试之,觅得明润雄黄一块,气颇酷烈,研细俾就蛇口,殊不曲避,屡伸舌舐及之,亦无所苦。如此良久,时方朝食后也,傍晚蛇犹活动如故,乃揭出门外,缚稍缓,入于石罅而逝。然则古所云物有相制,当不尽然也。”周作人对此大为赞赏,说是这样的文章,“能够释名物详体性,或更进一步能斟酌情理以纠正古人悠谬的传说的呢。……盖不盲从,重实验,可以说是具有科学的精神也”。
那个“铁齿铜牙”的纪晓岚先生也有这样的精神。在其《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二)》第53则中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有个客商向可能亲临战事者兜售一种柴窑瓷片。他的广告词是:这瓷片神了,只要你把它嵌入甲胄,“临阵可以辟火器”——几乎等于现在避弹衣里面的超强铝合金。柴窑乃古代著名瓷窑,故址在河南郑州一带,传为五代时周世宗柴荣指令建造,当时称御窑,宋代改称柴窑。相传其瓷质地甚佳,号称“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如此有名,当然应该有不凡之处,于是就有人想买来防身。纪大烟袋的做法是,不管你吹得天花乱坠,俺只相信自己眼睛——他向卖瓷片者建议:“这样,你用绳把这东西悬起来,我叫人用火铳发铅丸打它,如果它果然‘辟火器’,一定不碎,卖几百两银子也值;要是碎了,你那‘辟火器’的说法就不确实,要几百两高价就没依据。”客商心虚地说:“先生你赏鉴古物不在行,太煞风景了。”急忙把瓷片揣进怀里溜了。纪先生戳穿瓷片“辟火器”谎,是想不通这些有雨过天青之美的瓷器,本不过美在色泽和光滑,怎么可能在断裂成瓷片之后,反增加了此种神效?这么简单的思路,却不是人人可具备——后来听说该瓷片卖进某贵家,客商竟得银百两。纪先生因此想起他所作的《旧瓦砚歌》来了:“铜雀台址颓无遗,何乃剩瓦多如斯?文士例有好奇癖,心知其妄姑自欺。”百金买旧瓷片的贵家无非是被“好奇癖”遮住眼睛罢了。
今人钱锺书也是好例子。在《管锥编》中就有钱锺书自记摔镜子的故事。说的是钱先生读《太平广记》时,看到破镜为两半的故事——换了你我,这不就“破镜重圆”的故事吗?有什么好怀疑的?可钱先生就不相信——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未甘傭耳赁目”:“余所见汉、唐镜皆铜铸”,而切割一镜为两这种工艺“非有削金、铁如泥之利器不办”,怎么可能临时一下就把这镜分为两半?而另一部《启颜录》的记载“壁上镜子堕地分二片,更难想象”。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胡思乱想,他还将“旧藏古镜十数枚,尝戏一一掷诸地,了无损裂。疑冰莫涣,当见博古或博物者而叩之”。
胡适引用过宋儒张载的语录:“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我们多数人成不了学者,大概就是因为我们大多在“有疑处不疑”。钱锺书在论及屈原名作《天问》时曾归纳其各种之“问”,包括“不识而问,不解而问,不信而问,明知而尚故问”,等等,屈原也就是因为这种种之问而成为屈原。由“问”到实践,由实践来解问释疑,方能不为陈词滥调所惑,才能得到真“智”。
鲁迅与汪曾祺:坚持己见
作家的最高理想是创造美,因而,当真和美有冲突时,有的人就不惜为了美而牺牲真了。
先看一个笑话吧。宋朝有个名叫李廷彦的人,写了一首百韵排律,很是得意,就将这诗呈给他的上司请教,大有与官同乐之意。上司摇头晃脑一气读下去,便读到了这样一联:“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既欣赏诗句的对仗工整,更感慨于内容的凄恻,于是对李诗人说:“不意君家凶祸重并如此!”结果这李廷彦忙站起来恭恭敬敬回答:“实无此事,但图属对亲切耳。”换言之,作者就是为了“属对亲切”的艺术美,牺牲了原本兄弟俱在的小时真!这事传开了,成为笑谈,有人还续了两句:“只求诗对好,不怕两重丧。”
你也不要以为只有无名文人才会这么为了美而牺牲真,很多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大文人在面临美和真的选择之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牺牲真而选择美——原因就是作家的天职就在追求美。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给我们记述了这样的事:说是藤野做他解剖学老师后不久,担心他作为中国人没办法记下自己的讲课笔记,就要鲁迅将自己做的上课笔记交给他看。鲁迅“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接下来就有了这么一件事:“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地说道:‘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鲁迅作为作家——当然,那时他还不是作家,但已经有了作家潜质——的追求是美,所以,当他觉得人体下臂的血管本来的位置(“真”)不好看不美时,就自作主张将其移动了一下,这样就“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美”);藤野先生却是严谨的科学家,他对这种为美而牺牲真的做法当然不能接受,所以教训鲁迅“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鲁迅的反应也很有意思,“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我知道真,可我还是会为了美而改变它!从这个细节,我们自不难看出鲁迅后来弃医从文的原因之一。
这样的事当然不只发生在鲁迅身上,小说家汪曾祺在其《西南联大的中文系》一文中也这么说:“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接着,他也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件事:“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这事几乎就是鲁迅画人体血管的翻版,而皮先生的反应也跟藤野先生如出一辙。
如果我们的小孩在学习中出现类似这种为美牺牲真而又敢于坚持己见的举止,不要抱怨——也许,他或她就是未来的鲁迅或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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