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资本主义的史前史(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哲学创新系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莅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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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资本主义的史前史(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哲学创新系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试读：

总序

在以往的二百年间，给予世界特别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家，非马克思莫属。用马克思的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家，马克思不仅以创新的理论方式解释世界，而且以现实的实践方式改变世界。诉诸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等为行动指南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们对于这种实践改变的解释可以多种多样，但这种翻天覆地的改变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四十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面貌，不愧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在新时代中国的发展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不仅不减，反而日益凸显。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展望未来，在我们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更需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基本的文化程序和取向的引领作用。

面对新时代的新境遇和新问题，我们在立足实践、关注现实的基础上，必须深入思考、分析、概括、把握国内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审时度势，探索创新，坚定前行。以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息息相关；未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证明，要能够从思想上引领我们实践的发展，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学说能够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地位。能够发挥实践引领作用的绝不是凝固僵化的教条，而只能是充满活力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始终是在实践中研究和回答时代的迫切问题，同时也不断实现自身创新发展的过程。“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源头活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更是透过这些著作能够感受到的产生这些思想的历史时代。在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继承始终是创新的前提，没有充分的理论继承，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论创新；而不包含理论创新的理论继承，也不可能是真正的理论继承。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和发展也是这样。割裂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必然危及哲学的存在和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首要的是继承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结合历史时代研究经典文本，解读马克思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形态；进而要结合当今时代的实践与问题，推进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

马克思逝世之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乃至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真理性，也涌现了马克思当年未曾遇到的许多新的迫切问题，需要从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加以解决。时代的发展呼唤全面而又深入的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得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为此，我们以部分在京高校和科研院所学者为主体，策划和编写了“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哲学创新系列”丛书。

这套丛书的策划缘于两年前的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了落实这一讲话精神，也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选题策划研讨，决定于2018年推出“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哲学创新系列”丛书。丛书编者与作者共同的目的在于，通过深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解读其文本与思想，拓展当代中国的哲学创新之路。这些著作分别研究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等经典著作，对其理论线索、思想脉络进行了深入剖析。作者们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探讨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方法论，从比较哲学和应用哲学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可能路径，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种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博大精深，相关的文本研究面向的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以此为重要前提的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随着学者们研究的推进，我们将陆续推出新的书目。“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哲学创新系列”丛书第一批，涉及的主要是目前学界研究较少而又有迫切理论需要的经典著作。这一批著作从文献、文本、方法论等方面，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深入研究与探索，并将马克思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力图在大哲学的视野下更好地进行理论创新。相信这些研究成果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期待这套丛书的编者和作者的辛勤努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理解和回应，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2018年5月2日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

文本学研究与对马克思思想的新理解

认真清理100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随着时代问题的凸显和转换而生发出来的对马克思思想形形色色的解释，大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反而是那些基于扎实的文本基础和严谨理性的研究态度而做出的理解，仍然具有恒久的价值。国内马克思主义的专业研究，曾经受到过苏联的巨大影响，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并没有超越苏联的水准，特别是没有形成一支马克思文本、文献研究专家队伍，没有出现有世界影响的文本研究论著，反而文本、文献研究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可能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反思，在近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意识到文本问题的重要性，一些中青年学者也自觉地把研究重点转向这一领域。但从总体上看，或许是过去研究方式和路数的惯性使然，文本研究目前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格局中仍然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论者言说其重要性的多，真正实际介入这方面研究的少。很多人并没有把文本研究看作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是理解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途径，因而应该是每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分内之事，反而把它看作少数学者的特殊兴趣和研究路向。甚至，当这一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取得一定进展、涌现出一些成果，就已经引发出了不少负面议论，有的还颇为尖刻。我本人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一员，经常对照大家的评论，反省自己的研究工作。同时，为了保持文本研究的良好态势和应有生机，我也想在这里澄清一些误解。误解之一：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

或许是受到一时表面现象的影响，新近国内发表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成果中，考察和清理马克思著述的总体状况及其流传情形，介绍和评论国外“马克思学”界的研究成果以及MEGA2编辑的最新动态，梳理和甄别某些文本个案（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过程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著述占了比较大的比重，引起论者的关注。同时，也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这种看法甚至引发了早几年前率先在国内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学者的“反叛”，指责我和同道们只做缺乏“思想”的“伪文献学考据”。

究其实，上述看法的形成可能是由于不了解我们对马克思文本研究工作的通盘考虑、阶段设计和完整构思所致。正是痛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迄今为止依然十分盛行的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的方式的恶劣后果和影响，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新一代研究者特别期望通过扎实的文本研究体现或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规范和通行规则。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完整的文本研究应该包括前后相续、层层累积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个步骤，也即三个阶段：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每一个阶段又包含很多环节）。从中可以看出，版本研究只是文本研究工作的一个部分，并不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内容，毋宁说，它只是更为重要的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的前提性、基础性的条件，文本研究的意旨和归宿仍然是思想研究。与过去的研究路数不同的是，对于马克思原始思想的理解和把握绝不能再靠思辨和想象，不能离开对具体文本写作过程、刊布情形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考察和梳理，不能离开对构成文本的各个具体章节所进行的翔实的剖析和解读，不能单纯依据作品中的片言只语便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无限的概括和提炼，不能对其思想进行随意的阐释和评论，更不能天马行空地“制造”出一个“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不论研究者的个性多么独特，在介入某一项具体研究时，你必须遵循这样一种严格的步骤或程序。

版本考证的成果将为客观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解构长期以来这一方面存在的“过度诠释”现象。以在我国影响巨大、被约定俗成地命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为例，迄今为止我们基本上都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中文2版第3卷（与2000年单行本一致）来阐释其思想的。这样的结果是，将只在其中第1部分手稿中阐发的“异化劳动”的观点抬升到这一文本核心思想的地位，进而认为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巴黎时期”（即1843年10月—1845年1月）的主旨思想。然而，通过版本考证的新成果就会发现，这种概括所依据的文献学信息是不全面的，因而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结论也靠不住。

其一，流行的研究并没有还原马克思当时实际的写作情境。作为我们研究基础的文本，只是一部被后人将并不是连续写作的3部分手稿撺掇在一起的所谓“著述”。其实这一时期，除了这些手稿，马克思还穿插着写有9册经济学笔记。不仅如此，马克思当时还有一个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毋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的计划，因此，他当时直接阅读了与其思考主题有关的法国文献，并且通过德译本或法译本了解了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并且都做了摘要。因此，研究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单独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众多材料中撷取出来，没有完整地呈现马克思当时的理论视域，由此所进行的概括必然是片面的。实际上马克思所思考的议题很多来自他自己阅读和摘录的书籍和文献，“异化劳动”的思想不过是其中之一，只有把这些书籍和文献中所涉及的思想通盘考察，才能厘清马克思思想的实际状况，从而避免做出“过度诠释”。

其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名称中所谓“经济学”“哲学”的提法割裂了马克思当时理论活动的整体状况。实际上，在马克思的研究活动中，没有我们后来习惯了的、作为现代学科分类的什么“经济学”或“哲学”的分野。第1部分手稿中所论述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是经济学议题吗？其实，马克思把它们看作当时的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个阶层不同的三种收入形式，由此体现出他们差距悬殊的社会境遇，以透视当时森严的社会阶层结构、相互关系及其未来命运，这分明是属于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固守于马克思巴黎时期研究的所谓“经济学”领域，而把它们与他当时正在为甄别和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渊源关系而写作的《神圣家族》和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开，这样怎么能完整地勾勒出当时马克思思想的原貌呢？

强调文本研究中版本考证的意义，极容易被指责为“唯文本至上”，搞“本本主义”。然而，从以上的叙述中不难看出，研究者之所以下如此大的功夫梳理和甄别作者的写作情形、作品的版本源流，正是认识到，虽然我们把文本看成是作者思想的表达，但同时又必须保持警觉，即文本与原始思想之间其实不可能是完全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作者的思想未必已经完全通过文本本身表达净尽了。文本本身只是作者表述其思想的一个载体，它的表述有可能不恰当、不完备。按照文学理论中的“冰山原理”，作者的思想只有六分之一露出水面（是其自觉意识到的），六分之五则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或混沌状态的水下部分（自己也不明所以）。如此说来，文本只能是对其六分之一部分的描摹和表达，那么它与这些确定性的思想之间是否达到了自洽？作者的思想状态、写作心理与文本的表述方式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如此等等，就要求研究者借助文本之外的佐证、作者同时代的文献研究以及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做出分析、判断、推理和构想。这是文本思想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前提步骤。

甄别思想与文本之间复杂关系的工作，对于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马克思本人的情况来说，显得尤其必要。尽管他从少年时代便开始写作，毕生最善于用文字表述其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但回到他的文本世界就会发现，其生前发表过的论著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在他的著述中，已经完成的定稿也很少，大部分是成型稿之外的准备材料、先行稿、最初草稿、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遗失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因此，要理解马克思、把握他的思想，单纯从那些现成的著述中概括是最方便的，但也是最不可靠的。因为马克思很多重要的思想就保留在那些杂乱的材料中，需要我们悉心梳理。还有一部分思想甚至没有形诸文字，需要我们借助他阅读过的书籍、与人的交往情况、当时人的回忆等材料做出推断。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马克思研究的特殊性，他著述的原始手稿的复制件我们基本上没有收藏，于最新文献的掌握上很容易出现纰漏甚至差错。在具体研究中我们不占有优势，长期以来又不重视文本、文献材料的收集和研究，这些方面欠账很多。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放弃这一基础性的研究环节，可以凭空抽象马克思的思想。科学的态度要求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界在马克思具体文本、问题的探讨中所做过的工作及其最新进展，结合我们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做出梳理和评价。我们喜欢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特色，但我认为这种中国特色应当是建立在具备国际视野、把握学术前沿动态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另辟蹊径，与国际马克思研究界互不了解、互不往来。误解之二：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而没有理论建树

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不愿意介入文本研究，还有一个观点作支持，就是较之于原理研究和现实问题探讨，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谈不上研究者个人的见解和创造，因而属于“次一层次”乃至“低一档次”的研究。

其实，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来建构了新的思想体系，在中外思想史上都不乏其例。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注经”“解经”可以说是思想家、哲学家们表述和阐发其思想最普遍的方式之一。大多数思想形态的建构是通过注释经典来完成的，比如，王弼通过为《道德经》和《易经》撰注而成魏晋一代玄学大家，朱熹更是通过《四书章句集注》而成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西方，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进行对话以阐述其思想观点而开辟了希腊哲学的新阶段，中世纪一大批《圣经》解读者建立起经院哲学的宏伟大厦，康德、黑格尔的后继者更是通过对先贤著述的解说、对其思想实质的揭示以及与时代关系的思考而提出“回到康德”“回到黑格尔”等口号，实际上发展出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流派。不仅如此，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这种情况也相当盛行。

就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而言，我这里特别想提醒国内的研究者不要低估了文本解读的难度。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为例，过去我们一般都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为蓝本，而在具体概括其思想时又仅仅以其中“正面阐述的自己的见解”的《费尔巴哈》章为依据。按照这样的选择所进行的解读，读出了什么？充其量是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及其原理的一种领会和证明！现在可以说，这种理解远没有达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高度，而是处于“前马克思”的思想水准。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是根据俄文2版翻译的，而这一版本由苏联的维列尔准备、阿多拉茨基编辑，他们根据当时苏联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把马克思原始手稿中的编码打乱后重新进行了编排，“建立”起《费尔巴哈》章的结构；不仅如此，他们还把一部“事先并没有经过十分严密的通盘考虑和筹划，而是由多个事端引发，写作计划和框架结构几经变动、更改，由若干写法不同、篇幅长短不均的章节所组合而成的相当松散的，并且最终也没有全部完成并出版的著述”编辑成一部俨然是“完整”的著述！根据这样的版本所进行的解读怎么能不造成误读和歧解呢？

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结构并不能仅仅靠《费尔巴哈》一章来支撑，其中全书最难解读的是占了其中十分之七篇幅的《圣麦克斯》一章。如果不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先行稿”和第2卷中遗失的两章，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的版式，它有620多页，而《圣麦克斯》一章就要占424页！不仅是篇幅巨大，就其思想容量和深度来说，这一章阐述的很多观点也是《费尔巴哈》一章替代不了的。《圣麦克斯》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其实在这一群体中显得非常另类的圣麦克斯·施蒂纳当时引起轰动的一部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进行的极其详尽的考察和分析。他们基本上是按照施蒂纳原书的结构来进行论述的。这一部分的思考路向看似逻辑清晰，实则散乱，叙述方式经常转换，条分缕析的解剖和淋漓酣畅的揭露杂糅在一起。迄今为止，包括苏联和西方马克思研究界，都没有详细解读和研究《圣麦克斯》一章的著述发表，由此可见解读的难度。总括地看，《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阐述的见解与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解读和批判，可以说是观照和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的交锋和驳难，常常因为思考的起点、过程、倾向、意旨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很容易将对方的观点看作充斥荒诞的谬见。现在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承认世界不是一种存在、一种理解、一种诠释，那么就需要站在比论争双方更高的层次来分析他们之间的驳难逻辑与观点得失。可以说，这样一种不适宜于简单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断的解读，正是考验新一代文本研究者耐心、见识的地方。

篇幅所限，我这里只举贯穿这一章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究竟该如何把握精神世界？

施蒂纳声称他的书意在“书写人生的历史”。那么，对人而言，什么最重要呢？他认为是精神。他特别注意到，对精神的追求和理解是一个非常复杂、艰难的过程。同样是精神，其中有层次、境界等方面的区分，诸如贫乏的精神还是丰富的精神，不完善的精神还是完善的精神，某个个体的精神还是“真正的和真实的”精神、“理想的、彼岸的”精神等，都是有差别的。精神探索史、追求史不可避免地就成为前者向后者嬗变、转换的历史。由此他认识到，任何世俗存在都没有力量驾驭精神，寻找这万能的精神的引导者、征服者——“唯一者”就成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和归宿。对施蒂纳关于人的发展及其精神历程的煞费苦心的追求，马克思、恩格斯以极端挖苦的口吻称之为“思维的绝技”和种种“花招”，认为他探讨精神但根本没有触及精神本质，研究思想但“根本还没有触及这些思想，因为这些思想是表达现实关系的”。

那么，能不能据此就说施蒂纳的探索完全没有必要和价值了呢？恐怕不能下如此决然的断语。我们知道，精神、观念、思想诚然有现实的根基或依据，但同时它们的奥妙、奇异、诡谲确实又是超现实的、非逻辑的和非常规的。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值得人们去苦苦追索和反复深究。如果用一种外在于精神、观念、思想的规则、尺度、标准来衡量和探究精神、观念、思想，确实可以看到这一世界的荒诞和离奇，但据此而舍弃了对纯粹精神、观念、思想的研究，也将是极大的错失和遗漏。我们必须说，施蒂纳对精神世界探索的价值不是体现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这方面他的观点和推论确实有荒谬之处），但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思路推进了人对精神世界无穷奥妙的理解，这是不能一笔抹杀的。施蒂纳痛切地感到，“现在我们才知道，我们迄今根本没有用精神来观察世界，而只是对它呆望而已”。于是他做了非常曲折的思考和探索，他的错误在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世界的探索陷入纯精神的领域而离开了与现实的关联。恰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他“没有经过考虑和清点”，他不知道，精神离不开它之外的现实，不仅是根源上离不开，过程和归宿上都离不开，它们是一体两翼，共存于一个世界系统，相互规定、相互表证、相互否定、相互提升。

以上这样一种解读，能说只是在复述思想吗？误解之三：文本研究有意回避现实问题因而体现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

这里首先需要对什么是“现实问题”做些分析。其一，社会上存在的所有形形色色的现象和事件，彼此之间差异很大，重要程度各不相同，有的表征着时代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向，有的则与此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因此，“现存的并非都是现实的”。其二，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该时代自己的“现实问题”，并不是说只有当代的甚至目前的问题才是“现实问题”。其三，不仅社会物质活动和实践领域的事件是“现实问题”，重要的思想潮流和理论动向也属于“现实问题”。

循此，我们看文本研究。由于我们选择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在19世纪写作的文本，特别是在具体研究中为了尽可能客观地再现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原初状况及整体面貌，我们力戒从当代（目前）发生的那些具体问题甚至事件出发，去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解释、说明和答案。因此，在文本研究的第一阶段即版本考证中，的确没有触及这些当代的问题和事件。但马克思的文本本身不是抽象的空论，甚至也不完全是他本人生命历程和人生体味的记录，而是他对自己所属的那个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映和剖析，更是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和探究。因此，在文本研究中，特别是第二、第三阶段的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中，我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回避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我们不得不一再回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状况，厘清什么是那个时代处于重要地位的社会问题，再将我们所解读的文本所论述的问题与此相对照，以判别作者是否准确地把握住自己时代的脉搏，是否客观地反映出问题的视域，是否到位地考虑到问题的症结，有没有独特的解决思路，等等。

此外，文本研究需要对马克思思想做出评价，而评价需要有参照系，因此研究者还要面对当时斑斓的思想图景和一系列复杂的理论“事件”。一方面要梳理与马克思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思想家及其派别，诸如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海涅、魏特林、威廉·沃尔弗、赫斯、卢格、格律恩、蒲鲁东、拉萨尔、福格特、巴枯宁等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同盟、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思潮或党派与马克思复杂的纠葛及思想差异。另一方面更要甄别虽然没有与其直接接触过，但对其思想发展和理论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思想先驱与他的思想关系。终马克思一生，黑格尔哲学可以说是其观照、把握世界，理解和诠释时代最为重要的参照系。迄今为止，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无论是对他们思想关联的具体细节和演变轨迹的探寻，还是从整体上对黑格尔的实际影响做出程度上或实质性的判定，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也直接关乎马克思思想与旨在全面颠覆黑格尔哲学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此外，还有一个比较的层次是为人们所忽略的，那就是与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传统和社会环境，但思想意旨却迥然不同的思想家。比如，被奉为“存在主义之父”和鼻祖的克尔凯郭尔只比马克思小三岁，19世纪40年代开始流行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时诞生的思想体系。相同的时代、相同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现实为什么会“塑造”出、怎样“塑造”出这些思想“另类”？这些比较和分析，可以凸显出人类哲学和思维探索的多元进路，以及在这杂色斑斓的图景中马克思的思想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

这样的比较方式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下去，即梳理马克思文本中提出的思想或问题在后来哲学史、思想史演进中的传承与变迁，辨析这些思想或问题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表征或地位。不理解这些传承与变迁，很容易把在马克思那里还处于19世纪特定时代诠释的思想，无界域地与后来所获得的新的内涵混同起来。而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提升为当代的思想，实际上无助于确立其客观的历史地位。当然，这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的时代与当代社会的本质关联。尽管二者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距离，世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如果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除社会结构要素增多、社会现象空前复杂等程度和层次差异以外，二者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因此，马克思当年的言说至少仍能诠释当代的部分现实，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不是已走进博物馆的陈列物，不只是记录一段思想史的文献。尽管解决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未必会从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但迄今它仍然指导并且参与着对当代现实的“塑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寻找当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年的思考的内在关联，将会理性而客观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呈现”出来。而文本研究的目的、主旨和当代性不也正在于此吗？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我和我的同道们决定奉献我们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力图从文本、文献个案出发对马克思思想重新进行梳理、阐释和评论，尽可能地把版本考证、文本解读、思想阐释与现实意义重估紧密结合起来，以矫正长期以来形成的误读和曲解。

当然，由于马克思一生撰写的文本、文献是卷帙浩繁的，要对其著述一一进行解读并不可能；这样，我们就只能从中选取出那些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重要篇章，作为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选取的原则是：一，马克思写作这些著述或手稿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同时花费了他比较大的精力和比较多的时间；二，这些作品的篇幅一般比较大；三，有些著述虽然不完整、不系统，但它们提出或触及的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主题，在马克思漫长的思想创构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具体内涵的理解和解释可能有反思、变化甚至修正，但这些主题被揭示或提了出来，这昭示了这些作品永久的思想史价值；四，对有些著作过去虽然有所研究，但现在看来要么存在资料不完整、不权威甚至错误的问题，要么解读方式、观点概括有偏差，等等。

根据上述原则，我们计划从以下12个方面对马克思的文本、文献及其思想展开深入研究：

一，通过对“中学文献”“大学习作”与“博士论文”及其笔记的研究，探讨马克思思想起源中的启蒙背景、浪漫情怀与自我意识；

二，通过对“《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重要文本的研究，探讨马克思思想转变中所产生的“苦恼的疑问”以及他对现实解放之路的寻求；

三，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重新考察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传承、决裂的过程；

四，通过对“巴黎手稿”的再研究，分析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扬弃异化的思路；

五，以《神圣家族》为中心，重新考察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和思想的建构过程；

六，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分析马克思在批判中所重构的“新哲学”的构架、体系及其特征；

七，通过对《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的比较研究，探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八，通过对1848—1852年一批“政治文献”的研究，重新审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政党学说和革命方略；

九，通过对“1857—1858年手稿”的研究，厘清劳动、货币与资本理论的复杂内涵及其论证逻辑；

十，通过对“1861—1863年手稿”的研究，甄别马克思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

十一，通过对《资本论》第一卷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阐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及对资本的逻辑的批判；

十二，通过对“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研究，概括和分析马克思晚年对东方、古代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以上研究计划拟在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年之前全部完成。

为保证研究的高质量和思路的完整性，它们将由我和受我的研究方式和思想观点影响的同道们一起完成。我们多年专注于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的学习和研究，每个人既对自己所研究的文本有精深的理解和掌握，也有宽广的比较视野和深刻的分析力度。其中两卷由我本人撰写，其他各项虽然由其他人署名，但其中的思想观点、论述思路、章节安排乃至文字表述也由我提出或者把关。多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一个严格的“学术共同体”传统，除非特殊情况，每周五下午都会在我的办公室进行探讨，教学相长，共同提升。我是这种研究方式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相关观点和质量的第一责任人，诚恳接受学界内外的监督和批评。

谨以我们的努力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的繁荣和发展！2012年9月17日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

导论“晚年马克思”：一个有待突破的界域

在当前学术背景下展开“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研究，首先遭遇到“晚年马克思”的理论话语。但从学术用语的使用现状来看，“晚年马克思”并不具有明确内涵，它主要在不严格的意义上与“青年马克思”相对应，表示马克思理论和实践生涯中的最后探索。大体说来，“晚年马克思”对应的时间段有两种情形：其一是根据弗兰茨·梅林（Franz Erdmann Mehring）或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马克思传》的划分，将1873年国际工人协会解散之后马克思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称作“晚年时期”；其二是“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发现之后，学术界将两部笔记合称为“晚年笔记”，进而将1877年之后集中研究文化人类学和启蒙主义历史学著作的马克思称为“晚年马克思”。事实上，不论是以最后十年还是最后五年界定“晚年马克思”，我们都不能将“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视为两个孤立的文本，因为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呈现为多种线索相互交错的复杂状态。为此，下文将以文本作为思想研究的切入点，详细剖析美国人类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以“人类学家”形象建构“晚年马克思”的特殊背景，以及由此引发的五种“晚年马克思”形象，从而为重新研究“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提供必要性论证和可能性空间。

一、文本对马克思形象的不断重构

在马克思思想研究史上存在着一个独特现象——马克思的形象不断随着新发现的文本而被重构。虽然马克思在世时只公开出版了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但其作品对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深刻洞见不断激发起后代人对马克思的探索热情。因此，马克思的思想形象是在后世的研究过程中逐渐被展开的。从中外学术进程来看，因文本在20世纪历经了四次建构，导致每一代研究者心中都有不同的马克思形象。

马克思形象的第一次公开面世与恩格斯的努力密切相关。恩格斯不仅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提炼出了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创见，而且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三卷，以此勾勒了作为革命家和科学家的马克思形象。这一思路奠定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的认知，《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成为这一时期理解马克思的重要文本。在此进程中，恩格斯曾注意到第二国际时期出现的经济决定论倾向偏离了马克思思想，为此他以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为主题写作了大量书[1]信，但特殊的理论和现实条件没能阻止马克思思想滑向经济决定论。

进而，马克思形象的第二次转变与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问世直接相关，西方思想家从中建构出针对第二国际正统的“青年人本主义马克思”，异化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非人性的指控凸显为关注马克思的焦点，这一思路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早年的人本主义取向，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的形象在批评人本主义的基础上出现了第三次转变，这主要归因于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以意识形态和科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严格划界。他将关注点从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形象转移到以《资本论》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剖析当中，一个成熟时期的“科学主义马克思”由此诞生。到了这一时期，《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深意才真正被认真对待，一个鲜明的例证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

问题接踵而至，马克思形象的第四次转变发端于1972—1975年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Lawrence Krader）整理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通过劳伦斯·克拉德的介绍，马克思生命最后时期的理论探索首次被后人知晓，一个“晚年人类学的马克思”也因此横空降世。一时间，“马克思反对马克思”“马克思本人是第一个修正主义者”的说法泛滥开来。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学的马克思”并非简单炮制一个“晚年马克思”从而对马克思形象进一步肢解，他们的意图毋宁说是以“人类学家”的统一身份弥合此前被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撕裂的“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

由此可见，在20世纪不到100年的时间内，马克思的思想形象历经了“经济决定论”“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人类学家”的四次转变，并且每一次形象转变都可归因为学术界对马克思某些文本的发现或强调。在此过程中，马克思的整体形象不仅没有被厘清，反而被严重肢解了。被肢解的马克思造成了不同学术传统在马克思思想研究中各执一词、偏爱一方，但它们在客观上也提出了对马克思整体形象进行重新审视的要求。

近年来，MEGA2的研究（特别是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于2012年全部出齐）为我们理解马克思提供了全新的学术背景。MEGA2首次以写作顺序和文本原貌还原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虽然一时间无法读到马克思著作的全部内容，但他毕生著述的书志学情况已经基本清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二部分刊布的材料表明，马克思从1857年整理加工政治经济学研究手稿到1883年去世，期间始终没有停止过对《资本论》的创作，尽管这一过程是极其迂回而复杂的。如果这一文本信息预示着马克思形象的另一次重构契机，那么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研究者将可能是通过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中心来重构马克思形象的第一代人，这意味着大量的思想议题将从马克思中后期（特别是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之后）产生。鉴于此，本研究选取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末同时关注《资本论》、国际工人运动、文化人类学和启蒙主义历史学这一极具争议的时段进行探究，通过对此间篇幅最大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进行文本学解读，以期将“晚年马克思”的论域拓展至更宽广的马克思中后期思想进程当中。

为此，下文从“晚年马克思”的提出背景谈起。[1]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中文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30-434；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中文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59-463；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中文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84-492；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1893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中文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93-98；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中文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98-201.

二、“晚年马克思”的提出背景

美国人类学家西德尔·西尔弗曼（Sydel Silverman）在分析20世纪美国人类学的研究进程时曾指出：“许多人类学家在1960年代期间所经历的激进化过程是与英国和美国社会主义学者新作品的出现同时发生的。与此同时，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德国和俄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包括马克思个人著述在内的作品被逐渐翻译成英文，此举将这些理论潮流直接带入美国人类学中。从1970年代开始，马[1]克思主义概念和对它们的引用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从中可见，美国人类学界与马克思思想的关联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是战后国内外局势促成的左倾激进化思潮，另一方面是源自苏联、德国、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进入美国造成了乱象，因为为英语学界奠定学术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MECW）于1975年才开始出版。正是在美国社会对马克思思想的“普遍化热情”和“不完全掌握”其思想这对矛盾之上，劳伦斯·克拉德开始了关于“人类学笔记”的整理和研究。

在整理出版《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的同时，劳伦斯·克拉德还撰写了《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1972年）、《作为民族学家的卡尔·马克思》（1973年）、《马克思著作中的民族学和人类学》（1973年）、《〈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评介》（1979年）等文章，在其中对自己的研究工作进行了阐释。按照他的理解，马克思从19世纪70年代末对文化人类学的关注标志着他展开了一项全新的研究，并且这项研究与早年的哲学人类学思想一脉相承，“作为民族学家的马克思”“马克思晚年研究人类学与40年代的理论活动相关”“马克思是人类学从哲学想象到经验研究的亲历者”等论点充斥于其著作之中。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支撑劳伦斯·克拉德以“人类学家”的身份建构“晚年马克思”，甚至是马克思的整全形象呢？仔细阅读劳伦斯·克拉德的相关表述，我们至少能够找到相互关联的三点理由。

第一，针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强调的马恩一致论而主张马恩差异论。

美国学术界对马恩一致论的抵制既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与美苏意识形态的对立有关。关于这一点，列举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的“马恩对立论”这种极端形态便看得十分清楚。他在与劳伦斯·克拉德出齐“人类学笔记”五个笔记本的同年（1975年）发表了《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其中谈到了马恩在历史观、辩证法、与黑格尔关系等诸多方面不仅存在差异，而且往往对立。与劳伦斯·克拉德一致，诺曼·莱文将马恩对立的思想源头指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格奥尔格·卢卡奇（Szegedi Lukács Gyrgy Bernát），表示自己的工作在很大意义上是说出格奥[2]尔格·卢卡奇当年因身处东欧而不能公开表示的“真实想法”。进而，他将格奥尔格·卢卡奇和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视为自觉区分马恩差异的先行者；与之相对，奥古斯特·科尔纽（Auguste Cornu）、C.莱特·米尔斯（C.Mright Mills）则与第二国际时期的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麦克斯·阿德勒（Max Adler）同属“马恩一致论”的拥趸者。对此，劳伦斯·克拉德采取了一种折中主义的态度，[3]认为马恩“在实践上表现一致的同时，在理论上各有所异”。

具体到“人类学笔记”的研究而言，劳伦斯·克拉德指认这一文本是表征马恩差异的有力证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虽明确引用“摩尔根笔记”14处，但他关于“经济因素在历史上占首要地位的原理不适用于原始民族”“人类历史单线进化”“国[4]家起源无需考虑征服或被征服”等观点与马克思明显不一致。这一点促使劳伦斯·克拉德按照原貌整理出版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他直言“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它们过去曾被用于各种不同的目的：俄文版舍掉梅恩和菲尔著作的摘要，单出摩尔根著作的摘要，企图通过恩格斯的眼睛来看它们，即按照恩格斯的观点而不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解释他们……因此，重要的是把手稿归还马克思，并照原[5]来的样子出版，保证其真正价值”。

由此可见，劳伦斯·克拉德对“晚年马克思”的开掘建基于与苏联“正统”相对立的马恩差异论，他抓住“人类学笔记”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间存在的诸多差异坐实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误解”，进而将统摄马克思思想的因子从发端于早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转移到集中于晚年的人类学。至于他为什么重视马克思的晚期思想，我们可能需要进入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对马克思早期、中期思想的“过度”开掘这一学术背景中加以分析。

第二，针对结构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肢解而力求借助人本主义重构马克思的整全形象。

与马恩差异中凸显的断裂倾向相反，劳伦斯·克拉德在马克思本人思想的研究中竭力寻找一种连续的可能。关于这种想法的根源，他在1979年发表的《〈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评介》中透露了重要信息：“必须把包含在马克思民族学笔记中的晚期著作同他在四十年代的早期著作联系起来考虑。这样一来，多卷本《马克思恩格斯传》的作者奥古斯特·科尔纽和《阅读〈资本论〉》一书的作者路易·阿尔[6]都塞关于马克思生平和著作的估计就会成问题。”关于这句话中提到的“四十年代的早期著作”，劳伦斯·克拉德意欲强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作品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思考。

在这个意义上，“晚年人类学的马克思”实质是借助人本主义反击科学主义，但又不完全倒向人本主义。劳伦斯·克拉德点名批评了赫伯特·马尔库塞、埃里希·弗罗姆、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等人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凸显的人本主义的执念，主张从“既有连续性也有间断性”的视角审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全程。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晚年马克思”对人类学的集中关注，以及经验人类学与哲学人类学的内在相通，无疑为劳伦斯·克拉德建构马克思的整全形象提供了最有力的抓手。从这个角度来看，“晚年人类学的马克思”有意弥合青年人本主义马克思和成熟科学主义马克思对马克思的肢解。然而，由于在弥合过程中劳伦斯·克拉德大量借助了人本主义资源，并将人本主义视为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阶段，作为“人类学家”的马克思整全形象也遭受诸多质疑。至于他为何极力突出马克思的“人类学家”身份，我们或许可以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遭遇的前现代因素加以推断。

第三，针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涌现的前现代因素而走向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美国资本主义与人类学的发展之间具有特殊关联，西进运动过程中对印第安人的迫害促成了人类学家强烈的现实关怀。当现代化进程遭遇前现代因素时，美国人类学内部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方面是进化论，他们基于现代视角提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的对立[7]以及传统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期许”。这种思路在马克思摘录作者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古代社会》中得到了体现，他按照发明与发现、政治观念、家庭观念、财产观念构筑的人类社会进化链条描述了蒙昧时代经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发展的大体进程。劳伦斯·克拉德进一步发现：“马克思之所以对进化理论感兴趣，是由于它为确定资本主义时代对人类造成的畸变提[8]供了科学基础，并且是克服这种畸变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是文化论，他们基于个体主义、相对主义、传播主义等突出了原始文化相对于现代文化的独立地位，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是重要的开创者与核心人物。文化论者强力批评进化论者在处理印第安人问题上的历时性态度，转而从共时性的全球化视角批判现代化进程对前现代因素的肆意践踏。在此过程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进入了他们的视野。由此可见，美国人类学界对马克思的关注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专业视角，从这一点可以理解劳伦斯·克拉德将马克思打造为整全的“人类学家”形象与同时代学术背景有密切关联。

基于此，人类学在美国走向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这一倾向类似并受惠于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将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努力，但与苏联、英国、德国等国家的人类学发展相去甚远。相较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坚持，美国人类学界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时借助了全新的经济理论资源，即二战以后迅速兴起的“依附理论”或“世界体系理论”。其中，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和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是美国最重要的两大旗手。在这种全新的经济理论中，前现代与现代并非分属落后与先进的进化链条两端，而它们双方本身即当代资本主义结构内在的两个面相。对此，苏联学者伊·列·安德烈也夫有一个特别形象的表述：“在人类历史中看起来好像早已成为过去的阶段，对人类的某些个别队伍说来还是极为现实的东西，是现代[9]的政治和社会经济过程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这些现实因素的推动下，基于世界主义的资本主义扩张模式逐渐转向全球主义的文明对话模式，这对矛盾重新提出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方向，也为人类学家批评资本主义现代性提供了新的社会结构模型。从这个角度来看，劳伦斯·克拉德将马克思建构为“人类学家”的努力在事实上推动了马克思思想在美国本土的建构，这项工作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MECW）的翻译、出版同时进行（而非基于其上）构成了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鲜明特色——政治性兴趣先于学术性研究。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劳伦斯·克拉德通过“人类学笔记”建构“晚年马克思”，进而以“人类学家”身份统合马克思的整全形象，根植于美国人类学界在二战以后对马克思学说的重新接纳。这种接纳的前提一方面是批判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试图弥合被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撕裂的马克思。深入劳伦斯·克拉德的表述将不难发现，“晚年马克思”肩负着特殊的政治使命——关于“人类学笔记”的定位指向，他说道：“马克思发现了人类最初的集体生活，而这个概念的科学方面和政治方面是分不开的。”这里政治方[10]面的内涵主要是“《民族学笔记》将勾画他的与实践相应的人类发[11]展和社会进化理论的轮廓”。关于“人类学笔记”的关注重点，他指出，“马克思作的最重要的笔记和他对政治文化发展的理论，个人同原始社会、文明社会的关系，国家同社会的关系发表的最明确的[12]看法，都可以在他对梅恩著作的摘要和评论中找到”，并且“马[13]克思在这个笔记里比在别的几个笔记里更加明确地表述了他的国家形成理论，特别是关于国家形成以前的原始公社组织瓦解情况”[14]。

政治性兴趣决定了由美国人类学界建构的“晚年马克思”无意从学理上考察马克思晚期思想的全貌，他们致力于打通“人类学笔记”与俄国农村公社、无产阶级革命、亚细亚社会等政治议题的内在关联。至于与“人类学笔记”在写作时间和文本内容上有密切关联的“历史学笔记”，他们则闭口不谈。与“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同时进行的《资本论》的进一步研究工作，他们也较少关注。

这里特别需要提及“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关系，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曾于1938—1946年分4卷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中出版“历史学笔记”，但这一巨量的翻译整理工作与此后鲜有人问津的研究局面形成了巨大反差。参照同时期有改动地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的“摩尔根笔记”可以推断，苏联学者对两部笔记的定位具有特殊的现实期待，即希望从中找到马克思关于俄国革命的解决方案。在“摩尔根笔记”的整理出版中他们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为理论基础，但对于“历史学笔记”他们一时间并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支撑。因此，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在怀着求解俄国问题的理论预设整理完“历史学笔记”之后，苏联学者发现文本内容与理论期待并不匹配，进一步的研究也因此停滞。如果这种推断成立，那么马克思通过“历史学笔记”将进行何种理论创造，以及“历史学笔记”与同一时期写作的“人类学笔记”存在何种思想关联等问题就构成厘清“晚年马克思”之时无法回避的难题。[1]弗雷德里克·巴特，安德烈·金格里希，罗伯特·帕金，西德尔·西尔弗曼.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77-378.[2]赵玉兰.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对话诺曼·莱文.国外理论动态，2013（6）.[3]劳伦斯·克拉德.《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评介//杨金海.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53-54.[4]劳伦斯·克拉德.作为民族学家的卡尔·马克思//杨金海.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12-13.[5]同①46.[6]劳伦斯·克拉德.《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评介//杨金海.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52.[7]弗雷德里克·巴特，安德烈·金格里希，罗伯特·帕金，西德尔·西尔弗曼.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64.[8]劳伦斯·克拉德.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杨金海.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17-18.[9]伊·列·安德烈也夫.马克思的最后手稿：历史和现实//杨金海.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42.[10]即无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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