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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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疑团试读：
简介
历史是什么样子的？大家都说历史是这样的历史就是这个样子的吗？史书上这样写历史历史就会因为史书的记载而改变吗？关于历史，你又知道多少呢？
第一章 浅谈各代帝王
金朝皇帝为美酒佳肴偷国库被打屁股
金朝开国之初，家底薄，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非常节约，曾与群臣定下誓约：国库中的财物，只有打仗时才能动用。如果有人违反，不论是谁，都要打二十大棍。这一铁令一直被很好地遵守着，直到完颜阿骨打去世。
他的弟弟完颜吴乞买继位，成为金太宗。起初，他也是很节约的，房子烂点，衣服破点，这些都可以忍受。但是难道连喝点好酒都不可以吗？某个夜晚，忍无可忍的完颜吴乞买偷偷打开国库大门，抓了一把财物，美美地享受了一餐美酒佳肴。
事后，丞相清点国库时发现了此事，赶紧告诉重臣粘罕。粘罕铁面无私，马上在朝上揭发。最后群臣决定处罚这个奢侈浪费的“昏君”。他们把完颜吴乞买连扶带架请下宝座，打了二十棍子。
打完，又把他搀回宝座，然后，以粘罕为首的全体大臣一起跪下请罪。事已到此，完颜吴乞买也无可奈何，只好忍着疼痛将侍从端来的压惊酒喝完，然后恕众臣无罪。
唐玄宗重用宦官：宰相与皇后都不如家奴放心
所谓“宦”，本来只是指在政府里学习办事。战国时贵族多养“门客”，“宦”又成为充当门客的意思。这种门客不仅贵族门下有，国君也有，专门蓄养着充当近侍随从，就叫做“宦官”。因此宦官本来并不都是阉割过的人。但既成国君的亲随，经常穿宫入户，弄得不好会和后妃们搞不正常男女关系，总不如阉割过、丧失生殖能力的人来得保险。
正好，古代本有对男性俘虏施加“宫刑”的办法，即阉割后到宫室里来服役，于是宦官中也常选用这类受过宫刑的人来充当以上都根据吕诚之（思勉）师的考证，见所著《三国史话》，民国三十二年开明书店本。最受秦始皇宠信的宦官赵高，就本系赵国“诸赵疏属”，国亡后受宫刑当上宦官的（《史记》卷八八《蒙恬传》）。《后汉书》卷七八《宦者传》说：“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可见直到前汉宦官还不都阉割，要从后汉起才都用受过宫刑的阉人，当然也包括许多自行阉割以投效谋生的现在又通称宦官为“太监”，这是因为明代的宦官办事机构分设十二监，每监各设太监一员为长官，以后宦官权势大了，人们也就把非太监的宦官混称为“太监”。
古代门客之于主子多少有点人身依附关系，发展成为宦官制度以后，宦官更统统是奴隶身份。唐末以昭宗名义所下诛戮宦官的诏书中就说过，“此辈皆朕之家臣也，比于人臣之家，则奴隶之流”（《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讲就是皇帝的家内奴隶。家内奴隶通常和从事劳动生产的奴隶一样，都是被奴役受压迫的；但如上升为奴隶头儿，奴隶总管，成为高级的宦官，那就转而站到主子的立场去压迫奴役别人了。
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提一下史学界老前辈陈寅恪先生的观点。陈先生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唐代阉寺多出自今之四川、广东、福建等省，在当时皆边徼蛮夷区域。其地下级人民所受汉化自甚浅薄，而宦官之姓氏又有不类汉姓者，故唐代阉寺中疑多是蛮族或蛮夷化之汉人也。
案奴隶本多是俘虏来的，也有是买来的，唐代北方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比较厉害，即使战败也多不愿受阉割当家奴。皇帝家奴只有从当时从事农耕的南方少数民族中选用。但这些皇帝家奴得宠掌权后阶级地位就起了变化，不再代表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利益，而只能是代表皇室的利益，成为皇帝的得力爪牙了。这点务请读陈先生《述论稿》的读者们注意。
我国封建社会的宦官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掌权。一般说来，贵族势力大，能够分掌中枢大权时轮不到宦官掌权；必须皇帝有较大权力就是中央高度集权的时候，作为皇帝的家奴才有可能掌权。
历史上宦官掌过权的朝代，如秦、汉、唐、宋、明等莫不如此。战国以前照我看是封建领主制社会，贵族和国君共同掌权，魏晋南北朝出现的门阀制度是领主制残馀在地主制社会的回光返照，皇帝得靠世家大族撑腰，皇帝家奴更没有资格多说话。少数民族皇帝的金、元、清等朝在内廷基本上不搞汉人那一套，即使有个别宦官作点威福也形成不了制度。
再就中央集权的朝代来说，也并非一开始就让宦官掌权。因为开国皇帝身边总有一批同过患难、经过考验的功臣元勋，即使他们贵为宰相，和皇帝仍是休戚与共，皇帝用不到另外培植贴身亲信。如唐开国时高祖有他的“太原元谋功臣”，太宗有参与“玄武门之变”帮他夺取政权的功臣。高宗即位时，宰相长孙无忌、褚遂良都是先帝太宗的旧人，为了从他们手里夺回权力，转而依靠“素多智计，兼涉文史”的昭仪武氏，形成了在皇帝身边的另一个中枢机构所谓“内朝”，而和宰相为首的“外朝”相抗衡。
武氏当上了皇后、太后，最后改唐为周当女皇帝，先是自己掌权，晚年信任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又形成了女皇帝的内朝。中宗复周为唐，又宠信韦后形成内朝。这几个内朝都还轮不到宦官参与。
开始让宦官组成内朝，是在唐玄宗时候。玄宗吸取前此皇后擅政的教训，在废掉王皇后后不再立皇后，不让所宠爱的武惠妃、杨贵妃凭借皇后名义插手政治。把政权全部交给外朝宰相吧，当然更不放心。于是挑选了身边的大宦官高力士协助他处理政务，“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力士也就此“常止于宫中，稀出外宅”（《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这样就出现了由宦官组成的和外朝宰相抗衡的内朝。原先，唐宦官机构“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长官“内侍”只是四品，这时设置正三品的“内侍监”为长官，抬高到和外朝正三品的宰相同一级别。
唐玄宗之所以让宦官组成内朝，当然是由于宦官都已阉割过，按照习惯这种阉割过的“刑馀之人”是没有可能当皇帝的，不像宰相权势大了有可能篡位当皇帝，皇后也有可能当女皇帝；同时，也由于宦官是家奴，既贴近，又恭顺听话，不像外朝宰相有时要摆官架子，装得严肃可怕。至于宦官中选用高力士，则是因为高力士给他出过大力，“玄宗在藩，力士倾心奉之”，玄宗剪除太平公主从太上皇睿宗手里取得全部政权时，力士又积极参与军事行动（《旧唐书·高力士传》及卷八《玄宗纪》），可说是经得起考验的干才。
以后各个皇帝宠任的宦官就两《唐书·宦官传》所记，如李辅国、窦文场、霍仙鸣、吐突承璀、仇士良、田令孜等，都曾是皇帝在东宫当太子时的亲侍，程元振、俱文珍、王守澄、梁守谦等都以拥立皇帝建有殊勋，总之多数是皇帝心目中最亲近最可信赖的人物。要知道，“任人唯亲”本是旧社会的通病，唐代某些宰相也是以东宫旧人的身份被擢用的，何况宦官！
两千年帝制寿终正寝：谁草拟了《逊位诏书》？
长大后，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用一个孩童的眼光回忆了这样一幕：
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
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
让小皇帝印象深刻的这一天是1912年1月16日。此时，南北方的议和已经接近完成，袁世凯只要劝退清朝的孤儿寡母，就可以做“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华盛顿”了。
事实上，袁世凯无需多费口舌，他只稍微提及法兰西革命，隆裕就被“吓昏”了：“悔不随先帝早走，免遭这般惨局！再不同意共和，不同意逊位，恐日后我大清宗室皇族，荡然无存。”
袁世凯大功告成，不想却又横生枝节，险些要了他一命。他从紫禁城出来，行至东华门时，险些被埋伏在此的两组刺客炸死。刺客掷出了用炼乳罐头做的炸弹，威力强大，杀伤卫士、行人二十余人，袁世凯的马车却侥幸躲过一劫。
暗杀者很快被捕，不想却是一帮革命党。
和谈中，革命党力劝袁世凯反正，却又下此狠手，到底为了什么？原来，革命党内部意见纷杂，被袁世凯多次镇压的北方革命党人与南方革命党人意见迥异，他们希望除掉袁世凯，进而拿下北京城，另起炉灶。如果那几个刺客把炸弹投得再准一点，中国不知又会有什么乱局。
袁世凯借口东华门遇险事故，再不进宫，往后的御前会议，只剩下一班皇亲国戚。20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22日，隆裕召开御前会议，载泽、溥伟等宗社党成员仍竭力反对共和，他们撺掇隆裕用宫中金银作犒赏向乱党开战。隆裕回头问主管陆军的载涛，清廷兵力如何，载涛惶恐地说“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一贯谨慎懦弱的隆裕太后，这回却显示出少有的果断理性，她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
26日，段祺瑞率北洋将领46人联名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当天，宗社党强硬派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此后，亲贵们或请假，或出走，来上朝者寥寥。溥仪在自传里说，当时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隆裕此时更是胆战心惊，她哭着对民政大臣赵秉钧等三人说：“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携六岁皇帝在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颁发逊位诏书。直至这天早晨，仍有人想阻止退位上谕发布。隆裕对内阁全体说：“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于是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
至此，2132年的帝制历史告终，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皇帝，到1911年，共有皇帝492位，溥仪就是最后一位。《逊位诏书》发出两日后，《顺天时报》的评论赞美，逊位之举犹如“三代之治，尧舜禅让，公天下之心也”。评论说，太后力排二三王公之反对共和论，独使皇上让政，以泯南北官民两军之战祸。其识能洞见世界之趋势，其公足与唐虞媲美。这位叫孙佩珩的作者还设想到和议不成的可怕后果：“倘使皇太后极端反对共和，虽至社稷为墟而不悔，势必兵连祸结，葬吾中国生民大多数于枪烟炮雨中。”
而摄政王载沣在“罪己诏”中一一检点了宣统治下三年来政治上的失败。他认为，正是“新政”中的各项举措，使得清廷入不敷出，人心大失。一是用人多用亲贵，施政寡术；一是新政促行新治成官绅渔利的名目，更改旧制，权豪们敷衍了事；一是新政经费多取民财，却无利于人民。
这三条“罪状”条条切入肯綮，直指清帝国的时弊。然而，以当时清朝官员所不可能具备的眼光论，所有问题都只是表在，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历史发展中不可逆不可违的大势所趋。
而由此带来的收获便是，中国终于跳出了王朝的轮回。
退位条件
在隆裕代表大清王朝颁布皇帝退位诏书的同时，由任北方议和的全权代表唐绍仪（后任袁世凯政府第一位国务总理）草拟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的文书也一并公布于世，优待条件一共有八款，其中主要的内容有：
第一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款 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 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 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帝制大势已去
晚清满朝尽庸辈
1911年，清政府成立了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直接导致民怨沸腾，并促使革命爆发。这一内阁名单也能看出晚清忠臣凋零、庸人无能、干臣自保，人才储备严重匮乏的尴尬局面。
1910年前后，本来被摄政王载沣倚为国之脊柱的张之洞、鹿传霖相继病逝，权臣袁世凯又被赶回了老家。载沣还能信谁、用谁？他不得不起用一批少壮派的皇室成员：载涛掌管禁卫军，后入主军咨处；载洵出任海军大臣；载泽把持度支部，控制财政。可惜这几位公子哥都不是当官的料儿。
载涛是个“戏疯子”，掌管陆军后，愣是将操场变成了戏台；载洵是个“驴友”，以海军的名义在短短几年间走遍了欧美各地；载泽更是典型的“招财童子”，管理国库之余，没少为自己腰包留钱。而总理大臣奕勖和协理大臣那桐，二人不但是“敛财标兵”，而且是骨灰级的守财奴，连国债都坚决不买。可以说，这帮兄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别说冲锋陷阵，大清还没亡国，就已经带着妻妾财产躲到租界里去了。
仅存的“忠义之臣”
禁卫军统领良弼是清朝亲贵中少有的血性之辈，他也曾在日本学习军事，是满人中唯一有胆略、有能力和南方一战的将领。
袁世凯出山后，良弼掌管的禁卫军已经划归冯国璋，但良弼还不死心，夸下海口，说要召集旧部，如果在三个月内不剿平乱党，情愿斩去颈上头颅云云。这话传到革命党的耳中后，惹怒了一位叫彭家珍的义士。
1月26日晚，彭家珍写好绝命书，称“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随后，彭将自己打扮成新军标统的模样，直奔良弼宅第而去。良弼走到门口时，他假意递送名片，却将炸弹扔了过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良弼被炸断左腿，仆倒在地。至于彭家珍，因为后撤距离不足，崩裂过来的炸弹碎片直扎他头部，反比良弼先走一步。良弼在临死时哀叹说：“我死，清廷也随之亡也。”果然，良弼一死，满洲亲贵皆为之胆寒，走的走，逃的逃，连上朝的人都没了。
然而，彭家珍未免过高估计了良弼的作用，此时晚清已然“国势土崩”，即使曾国藩再生，也未必能扭转危局。湖南一位三品官员李颐对此有形象描述，“杂税日增，民心不安；科举全废，士心不安；新学多偏，众心不安；官制屡变，官心不安；洋货争衡，商心不安”。
谁草拟了《逊位诏书》
在宣告清帝退位的《逊位诏书》中，最关键的一段，是把权力移交给了袁世凯。“查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句话到底是谁草拟的，至今说法不一：
一说为隆裕太后求袁世凯草拟此文，袁世凯又转请张謇代拟。张謇不敢大意，与其幕宾杨度、雷季馨潜至苏州，在姑苏城中的阊门外钱万里桥附近的维瀛旅馆内草拟此文。
另一说为这份诏书的主导者是胡汉民，执行者是张謇，留日才子杨廷栋起草初稿，张謇再润色修改，最后由唐绍仪发电报给袁世凯。胡汉民在其自传中称“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等语系袁自行添加。
唐在礼在50年后回忆此事，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稿内原无‘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等语，隆裕阅后再三斟酌，认为：‘这样下诏岂不是把天下双手交给革命党了吗？如果他们一翻脸，我们母子怎么活下去呢？’因此她两次提出要‘由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因此，就来往商量了两趟，才由袁叫人添写了这个句意。”
外眼看辛亥
整个世界都惊讶于中国能够开始并完成一场理性的革命，其流血之少，在任何东方国家中从未有过。
——《字林西报》通讯员、著名的“中国通”明恩溥看到逊位一幕，不禁发出惊叹。
年轻而无经验的满洲贵族以权谋私，狭隘冲动，摄政王缺乏坚定的性格和政治才华，隆裕皇太后则忙于享受新地位带来的尊荣与享受。这个古老帝国的命运已经完了。
——《泰晤士报》对晚清政府作出了一针见血的评价。
作者：孙文晔 来源：《北京日报》
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最终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
——马克思对晚清政府的批判毫不留情。
在中国历史的这一重要时期，自始至终，你都会留有这样的印象；一切仿佛像做梦一样，转瞬即逝的情绪冲动，取代了某些更为坚实可靠的东西。密谋和反密谋此起彼伏，而且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它们的精确记录就像“编年史”本身一样，令人昏昏欲睡。
明末流寇打群架：大顺闯王李自成的败亡之路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武在兵书的开篇就写下这句话，真是绝顶的聪明人，打仗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想打就打，打输了，从头再来，打仗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大事，做大事，就得花费大心思。
山海关之战后，吴清联军大获全胜，多尔衮拨给吴三桂一万兵马，让他充当先锋，追击李自成，而且，多尔衮还发布将令：此次出师，除暴安民，灭流贼以安天下也！
李自成此时则只有逃跑的份，他跑到河北卢龙的时候，被吴三桂的追兵赶上了，结果，刚一交火，立马被吴三桂击败，因为李自成的将士，只顾逃命，根本就没有打仗的心思。
卢龙战败后，李自成行至卢龙西20里的范家店，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剁了，把吴襄的头用竹竿子挑着示众，无情的事实告诉吴三桂，李自成不是西楚霸王，他是实打实的流寇。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回到北京，他马上找到牛金星，发出了如是感慨：满洲兵势大力强，北京之地，岂可久留？不若舍去，退回西安，凭险可守！
牛金星同志其实早就害怕了，他留在北京管理军国大事的时候，闭门不出，他知道，此战李自成必败无疑，听李自成说要逃，牛金星道：跑，可以，但是还需做一件事儿。
当年西楚霸王入咸阳，离开的时候，火烧阿房宫，绵延三百里，何其壮哉？大王不如效法西楚霸王，也烧掉紫禁城，一则楼台亭阁不会遗留于人；二则不失霸王风范。
牛金星同志提出的真是一个遭雷劈的坏主意，朱棣先生修建紫禁城，准备材料用了十年，修建用了三年，经过明朝历代修补，牛金星同志居然不知爱惜，要付之一炬。
可恨的是李自成，他竟然同意了牛金星的主意，据《李朝实录》载：“宫殿悉皆烧尽，惟武英殿岿然独存，内外禁川石桥亦宛然无缺。烧屋之燕，蔽天而飞。”
到过故宫的人一定知道，故宫的黄昏，乌鸦群起，它昭示着：大顺不顺，永昌未昌。
李自成最恨的人是吴三桂，他下令，砍了吴三桂全家，共34口，尸体抛弃在王府二胡同。吴三桂全家，除了吴三桂李自成逮不到，还有吴三桂的哥哥吴三凤逃掉以外，全部被剁。
忙完这些事儿以后，吴三桂率领的吴清联军已经打到了北京城外，吴三桂发布命令，要求大明遗民，反正自赎，李自成派刘宗敏、李过、李岩，联营十八座，结果与联军一触即溃。
李自成是穷途末路了，他匆忙在武英殿即位，四月三十日大清早，李自成带领明朝太子、二王从容出齐化门，刘宗敏殿后，李自成结束了在北京41天的历史。
李自成走了，吴三桂准备进北京城，可是，他突然接到多尔衮的命令，不许进，继续对农民军穷追猛打，至于北京城，留给我多尔衮先进。吴三桂请求进京看一下家，不许！
吴三桂只有马不停蹄，继续追击农民军。多尔衮不让吴三桂进北京城，是有原因的，吴三桂是故明大臣，倘若让这仁兄进北京城，与故明大臣勋戚会面，可能造反。
故明大臣勋旧这时候也忙活，他们一则忙着迎接吴三桂进城，二则忙着改换门庭，三则忙活抓大顺未来得及逃跑的农民军，抓到一个，便活活整死，比比饷那时候农民军对待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切都忙完，故明大臣勋戚跑到朝阳门，他们想迎接他们的大英雄吴三桂，可是，当他们跪在朝阳门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他们迎接到的，是多尔衮，是日为1644年五月初二。
多尔衮进了北京，按照一般人来看，他应该笑，而且大笑不止。
但是，事实告诉多尔衮，面对北京城的严峻形势，他真的想大哭一场。李自成征用军粮，北京城的粮食很少留下；更为严重的是，李自成的农民骑兵，踩踏庄稼，加之当年干旱，估计这年的粮食颗粒无收，北京城下，老百姓相聚为盗；八旗官兵，也只能以陈年旧米充饥。
环境是无法改变的，能改变的，是人，是人的行为。故而，善于改变人之人，方为善于改变环境者，善于改变环境者，便为可成大事之人。
多尔衮下令，八旗官兵进驻城外（将士皆乘城），不许进入老百姓家里（毋入民舍），更为英明的是，多尔衮为崇祯皇帝大办丧事，整整三日（发丧三日，具帝礼葬之）。
至于老祖宗定下来的规矩，投降者，必先剃发。多尔衮开始下令官民全部剃发（初令官民皆薙发），后来听说老百姓都反对（继闻拂民原），谕令缓一缓（谕缓之）。
搞政治，有时候就是要缓，事缓则圆，方可成大事，而急，则只能坏大事。后来的事实证明，多尔衮缓一缓的政策，是极为英明的。最后，汉族人，头发也剃了，八旗兵，也进城了。
因时而异，是为政之人必须记得的重要道理。
与此同时，一则小道消息在北京城内开始流传了。
此小道消息为：满洲兵将于八月在北京城屠城（八月屠民），把老壮之人全部剁了（尽杀老壮），仅仅留下小孩（止存孩赤），然后抢劫一空（东兵肆掠），退回关外。
这则消息给多尔衮带来很大的麻烦，普天之下，何人想死？反正是死，不如反他娘地，造反祖师爷陈胜、吴广早就提出了精辟的造反理论：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其实，有这个消息，不足为怪，人都有一种思维的惯性，我们在小时候，就听说过狼来了的故事，满洲兵曾经多次进入中原，充当强盗，烧杀抢掠，哪个能保证，这次就不同呢？
三人成虎。谣言，时常是政治与经济的大敌，不破谣言，其后果不堪设想。
在谣言传播的时候，多尔衮就发布谕令：民为国之本，大家诚心归顺，岂有杀戮之理？
我们费了如此大的劲，举国入北京，何故？为统一天下也！
统一天下，靠的是以德服人，杀人者，不仁之至，何以一统天下？
尽管多尔衮苦口婆心地说，但是，人心隔肚皮，谁又肯轻易相信呢？我以前听说过，要整理好一片荒地，你就在上面种上庄稼，而要破除谣言，就要按照谣言相反的方向去做。
为此，多尔衮下达了一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命令——迁都！
迁都，就意味着皇帝全家也搬到北京来，与大家同甘苦、共享乐。
如果顺治皇帝全家搬过来，那么，北京城就成了大清国的政治中心，对于政治中心之人民，岂有杀戮之理，有了这个惊人的举动，上述小道消息不攻自破。
满洲人，从赫图阿拉起家，后迁都萨尔浒，迁都辽阳，迁都沈阳，现在，顺治皇帝要带领全家，迁都北京，一个新的异族王朝，即将统治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直到封建社会的终结。
公元1644年十月初一，清顺治皇帝正式在北京举行登基大典，小福临亲临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是为清朝入主中原第一帝，年仅7岁。
顺治皇帝即位北京后，要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彻底搞定李自成。
多尔衮进入北京城的同时，阿济格与吴三桂还在做另外一件事儿，那就是追击农民军，农民军屡战屡败，直到庆都，李自成杀了一个回马枪，才稳定住局面，吴清联军收兵。
吴清联军虽然收兵了，但是，人若倒霉，喝凉水都塞牙，放屁也能砸到脚后跟。大顺政权在全国各地委派的官员，大多被故明官绅武装给剁了，最为严重的地方，是河南与山东。
面对如此严重局面，李岩向李自成自我推荐，说愿意率领部队，回家乡河南平叛。
李岩此人，就是当年劝李自成不要仅仅杀人，还告诫李自成，欲为君者，以德服人，不要整天杀人，故而，李自成改变了一贯以杀人为乐的癖好，以德服人，当上了皇帝。
为官者，可分三类：最上谋事又谋人；次之谋事不谋人；最下谋人不谋事。
简言之，最厉害的官员，是既会琢磨人，又会琢磨事儿的官员；差一点儿的官员，是会琢磨事儿，而不会琢磨人的官员；最差者，只会琢磨人，而不琢磨事儿的人。
当然，还有更差者，既不会琢磨人，又不会琢磨事儿，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人当不了官。
谋事又谋人之官，为政治老油条，国乱，能自保，国兴，有所为；谋事而不谋人之官，为忠贞耿介者，善养浩然之正气，为天生苍生鼓与呼，即便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谋人而不谋事儿之官，为柔佞奸诈者，做官之目的为升官发财，即便遗臭万年，也毫不在乎。
李岩者，为谋事不谋人之官，他心中装着的是天下苍生，是大顺王朝，但是，事实告诉我们，谋事不谋人者，在封建王朝，他们的下场往往不妙，因为，功高必震主。
李岩说出想带兵到其家乡河南平定叛乱之后，李自成第一反应不是感激，而是想，他恐怕不想在自己手下打工了，想另起炉灶，自己开火。而李自成判断之依据，是李岩水平太高。
李自成也不敢断定，他跑去问丞相牛金星，牛金星为谋人不谋事之官，他知道，李岩太厉害，只要有李岩在，自己就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他阴笑一声，然后说了一句话：“十八子的谶语，难道是李岩？（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
李自成心里明白，他说的是星象大师宋献策给自己的见面礼，宋献策一见到李自成，当即说：“十八子，主神器！”李自成在商洛山中，为十八人，宋献策意思是：李自成可成大事。
李岩与李自成同姓，难道，主神器者，为李岩，而非自己？剁了李岩，以绝后患，宁让我负天下人，也不可让天下人负我，这就是李自成的小人逻辑。
李自成因嗜权而残忍，因嗜权而猜疑，小人者，脑子里想的是猜疑，手里做的是残忍。
不过，李自成表面上还是对李岩客客气气，并且提出来，要给李岩饯行。在饯行会上，李自成一不做、二不休，剁了李岩，还有李岩的弟弟李牟。
事实证明，李自成的这个做法，是极度不明智的，大敌当前，祸起萧墙，必将离心离德，不攻自破，李自成剁了李岩，宋献策悄然离去，而刘宗敏则对牛金星恨之入骨，咬牙切齿。
剁了李岩，李自成还得逃命，他逃回了自己的老窝，陕西西安。
在西安的李自成脾气不好，以前，李岩在的时候，要李自成行仁义，而行仁义的结果，则是一败再败，等到李岩死后，李自成刚愎自用，动不动就剁人。
李自成专门做了一个铜铡刀（制铜镆），只要官员稍微贪污（官吏坐赇），立马斩了；而且，李自成对老百姓也严刑峻法，只要百姓胆敢偷一只鸡，二话不说，立马剁了。
与此同时，顺治朝廷也下了对李自成进行总攻的决定，派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领平西王吴三桂等，由北京出发，入山西，渡黄河，由北面直逼李自成老巢西安。
多尔衮接着派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领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攻打南明政权，多尔衮野心很大，他想两路进兵，毕其功于一役。
事实证明，多尔衮的这个策略是错误的，后来的蒋介石，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两路进兵，结果让红军挺进大别山。打仗就如打人，出拳，仅仅只能出一个，出两个，就要挨揍。
当多铎率领部队准备进攻南明的时候，李自成的大顺军，开始在河南闹腾了，清军兵力有限，河南驻防有限，所以，多尔衮只得下令，让多铎暂停，先搞定李自成。
多铎由河南孟津过黄河，然后陈大军于潼关，一场决定李自成前程的大战，即将打响。
欲入西安者，必先入潼关，潼关曾经发生过大的战事，在唐玄宗时期。
安禄山造反，带领大军，杀到潼关，哥舒翰镇守潼关，结果，唐玄宗逼着哥舒翰全军出击，哥舒翰兵败自杀，故而，潼关之战，对于李自成来说，重在守。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的机械化部队，装备精良，可是，面对潼关守将，只能望洋兴叹。
孙子曰：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者不足，攻者有余。
按照孙武的意思，不可以被战胜，那讲的是防守；可以战胜敌人，讲的是进攻。防守，是因为兵力不足；进攻，是因为兵力有余，故而，善战者，自保而全胜也！
道家老庄讲究辩证法，而他们的辩证理论，实际上来源于兵家。
攻与守，是辩证的，最好的防守，是进攻；而最好的进攻，也是防守。
故而，孙子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多铎距潼关二十里而扎营，但是他没有动，他在等攻潼关的大家当，这东西为红夷大炮。
当然，李自成是在战场上长大的，故而，对于打仗，他并不含糊，他带领部队，从西安出发，迅速增援潼关，而且，他先多铎的红夷大炮而到达潼关。
李自成与刘宗敏合作，据山为阵，不仅如此，过年后的正月初四，李自成主动出击，派将军刘芳亮率领千余人进攻多铎，结果，被图赖率领清兵揍了一顿。
之后，大顺军继续玩阴的，夜里偷袭，可惜，偷袭这玩意儿，是满洲兵常搞的把戏，李自成还搞这一套，就有点班门弄斧、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意思了，所以，每一次偷袭都是大顺军被揍得鼻青脸肿。
正月初九，多铎等的大家当红夷大炮运到了前线，直到此时，大顺军才知道自己的情况不妙，立马在潼关增加防卫，凿重壕，立坚壁，而且派三百骑兵，向清军横冲直撞。
结果证明，这些玩儿命的把戏，对于清军来说，是无效的，因为清朝军队，就是喜欢玩儿命，对于清朝军队，用智慧才有可能赢，要是用玩命这种方式，那是搞不定的。
可以负责任地说：在此时，清军已经拥有了全世界最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
李自成抡了三板斧，无情的事实告诉他，他败了，败了，只能退回西安。
孙子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潼关之战，李自成必败无疑，但是，也有胜利的可能，那就是守，只守不攻，而且，守于九地之下，故而，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打仗就如打架，只要是武功，就有破绽，即便刀枪不入之金钟罩，也有罩门，只要找到罩门，一刀毙命，打仗也是一样的，只要出击，就有破绽，找到破绽，攻必取，战必胜。
故而，会打仗的人，是能不外露自己的破绽，而能找到敌人用兵之破绽者。
李自成太着急，他以为打仗是打群架，只要人多，又拼命，还带着好家伙，就绝对能赢的，可是，打仗不是打群架，打仗是一项技术活。
潼关战败，意味着李自成就此完蛋，阿济格的部队已经由北面逼近西安，多铎的部队由南面逼近西安，而李自成，他只能跑，跑，往哪里跑？出河南，入湖北。
他跑到湖北，清朝兵就追到湖北，没有办法，李自成此时还够兄弟，他让弟兄们先跑，自己带着二十八骑殿后，我们知道，项羽兵败垓下，最后留在他身边的，也是二十八骑。
关于李自成的死，说得比较含糊，《明史》上给了两种说法：第一种是李自成饿得不行，带领二十骑到九宫山某村中抢粮食（掠食山中），结果被山民所困，自缢而死；第二种是被打死，因为山民看李自成人少，此土匪不足为惧，争相击之，李自成马陷泥中，被打死。
当然，在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死的是李自成，因为没有人认识谁是李自成。
作出是李自成的判断的，是靠物品，李自成死后，山民剥下其衣服，找到龙衣金印，又瞎了一只眼睛（眇一目），故而山民判断，这便是李自成。
清军统帅阿济格就此上报，说李自成已死，后来，被他弟弟多尔衮大骂一顿，李自成死了，是你阿济格亲眼所见？倘若不是你亲眼所见，你凭什么说李自成死了？
老实说，死者是否真为李自成，我也不能判断。
但是，关于李自成之死，民间流传另外一个版本：李自成其实并没有死，他跑到石门夹山寺，当了和尚，隐居起来了。
这些仅仅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足为凭，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石门县的考古工作者与明史专家合作，在夹山寺中找到了李自成诸多禅隐证据。
本来，按照郭沫若同志《甲申三百年祭》的记述，李自成牺牲于九宫山已经成为定论了，而这些证据的出现，又把李自成的死因搞得扑朔迷离，让人无所适从。
我是同意夹山寺禅隐说的，因为在我看来，实物证据，往往比文献记载更为可靠。
就如光绪之死，经历代清史学家精密论证，一致认为，光绪皇帝属于正常死亡，但是，科学事实告诉我们，光绪皇帝属于非正常死亡，是被人谋害的，而谋害者是谁？
张居正的另一面孔：惯于玩弄权谋术数的政客
张居正身上少有温良恭俭让，少有宽厚仁恕，多的是独断专行，咄咄逼人。不少赞成改革的官员，也批评他过于严厉，过于操切，绝非偶然。他讲究权术与谋略，甚至在权力斗争中堂而皇之地玩弄阴谋诡计，手法老练圆熟，可以不顾颜面。
正在上映的《万历首辅张居正》，是根据小说改编的，试图透过张居正这个人物，再现一段历史场景。既然由小说改编，虚构与想象是免不了的，研究历史的人最忌惮的就是虚构与想象，然而有人振振有词地说：小说比历史更加真实。呜呼，历史家无话可说了。因此我不想对这部电视剧说三道四，无奈报纸编辑盛情相邀，只得谈点感想。
著名演员唐国强大概是演惯了领袖人物，演起张居正来，摆出一副架势尽量拔高，给观众的印象似乎过于追求“高大全”。十六世纪的张居正为什么也要“高大全”呢？百思不得其解。是编导的意图，还是演员自己的演绎？是出于对改革家的尊重，还是囿于习惯思维，“好人一切皆好”的形而上学在作祟？不敢妄加推论，以下写的完全是自说自话，不针对任何人。
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多面的，张居正当然也不例外。他既是无所畏惧的改革家，自诩“嫌怨有所弗避”；也是一个权势显赫的首席大臣，惯于玩弄权谋术数的政客。刻画这样一个人物，忽略任何一面都不可能接近历史真实。当时人已经注意到他的两面，《明神宗实录》对他的盖棺论定，一方面肯定他的政绩：“十年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太仆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过失，尽管过不掩功，也足以使他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张居正得到皇太后李氏与小皇帝朱翊钧的充分授权，得到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密切配合，“代帝摄政”，“宫府一体”，得以独断专行。凭借这样的权力与地位，大刀阔斧推行改革，雷厉风行。时人把这种久违了的政局，称之为“朝下令而夕奉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因此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无论是迫使官员不敢懈怠的“考成法”，还是清理欠税增加财政收入的“清丈田亩”，以及把“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促使赋税徭役货币化，都收到了以往罕见的成效。嘉靖以来政治颓靡、财政亏空、边防废弛的局面，得到了改变；国力不断下滑的颓势，得到了遏制。这就是张居正改革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原因。这些，久已人所共知，毋庸赘言，本文只想谈一谈《万历首辅张居正》有意无意忽略的另一面。
张居正身上少有温良恭俭让，少有宽厚仁恕，多的是独断专行，咄咄逼人。不少赞成改革的官员，也批评他过于严厉，过于操切，绝非偶然。他讲究权术与谋略，甚至在权力斗争中堂而皇之地玩弄阴谋诡计，手法老练圆熟，可以不顾颜面，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与冯保联手扳倒高拱。
隆庆三年，高拱以武英殿大学士第二次进入内阁，并兼任吏部尚书，两年后，升任内阁首辅。此人一向以精明强干自诩，傲视同僚，对于内阁次辅张居正也是如此。张居正不是等闲脚色，穆宗病危时，他瞒着高拱，与冯保准备了“遗诏”。穆宗死后，他和冯保的关系愈加密切。高拱不能容忍大权旁落，决定先拿冯保开刀，把自己起草的削夺太监权力的《陈五事疏》，征求同僚的意见。张居正当场一口答应，佯笑道：除掉冯保这个阉宦，就像除掉一只死老鼠。然后马上派人告诉冯保，要他早作准备，两人合力对付高拱。
高拱以为时机成熟，指使他一手提拔的言官弹劾冯保，迫使他下台。弹劾奏章写得最厉害的是，指责冯保精通房中术，给先帝（即穆宗）送去“诲淫之器”和“邪燥之药”，“先帝因以成疾，遂至弥留”，指控冯保是害死先帝的元凶。仅凭这一条，足可处死冯保，何况还有“矫诏”——假传圣旨等罪名。言官们振振有词地请求皇帝，将冯保逮捕审问，明正典刑；还特别强调：“如有巧进邪说，曲为保救者，亦望圣明察之。”含沙射影指向张居正，不得从旁解救。
冯保虽然对嘉靖以来的权力斗争早已司空见惯，毕竟是隔岸观火，如今自己挨整，有点手足无措，唯恐上朝时言官当面向皇上奏请，局面难以收拾，便派亲信徐爵向张居正请教对策。张居正说：“勿惧，便好将计就计为之。”这个“计”究竟是什么呢？
穆宗逝世后，继承者是年仅十岁的太子，秉性傲慢的高拱瞧不起小皇帝，口无遮拦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既然高拱攻击冯保是害死先帝的元凶，那么冯保就反击高拱根本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利用皇后、皇贵妃、小皇帝的孤儿寡母心态，一举击倒高拱。
此事见于《明史·冯保传》。冯保向皇后、皇贵妃、小皇帝说：“（高）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听了大吃一惊，面色立即大变。后来成为张居正的副手与接班人的申时行，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得更为具体：对于高拱的《陈五事疏》，皇帝批示“照旧制行”（即不必变更），由文书太监送到内阁，高拱很不满意地问道：“此疏不发阁议拟，而旨从中出者何也？”文书太监回答：这是皇上御批。高拱回敬道：“安有十岁天子而能裁决政事者乎？”冯保获悉后，立即报告皇帝：“高阁老云，十岁孩子安能决事？”小皇帝大怒，面告两位圣母，三人相持而哭。申时行所写的下面一段话最为关键，点出了张居正在其中的作用：“是日，给事、御史论劾（冯）保恣横不法疏凡七上，保益惶急，而故善江陵（张居正），则使所亲问计，江陵方恶新郑（高拱），欲乘机逐之，则以计授（冯）保。明日，召部院大臣于会极门。”这里所说的“计”，就是激怒皇后、皇贵妃、皇帝，把高拱罢官，于是便有会极门的一场好戏。
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朝，高拱、张居正率领部院大臣来到会极门，只见太监王蓁捧着圣旨出来，用尖细的嗓音喊道：“张老先生接旨！”这一声喊，大大出乎高拱预料，他是首辅，为何不说“高老先生接旨”？更加蹊跷的事在后面，王蓁念道：
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人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说：东宫年小，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高拱想不到遭到斥逐的不是冯保而是他自己，而且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回籍闲住，不许停留”，顿时浑身瘫软，直冒冷汗。
张居正为了避嫌，向皇帝上疏，说高拱历事三朝三十余年，小心谨慎，没有过失，请求皇后、皇贵妃、皇帝收回成命，挽留高拱。如果以为阁臣有罪，他自己愿意与高拱一起罢官。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张居正果然君子坦荡荡，挺身与高拱分担责任。然而联系到他与冯保密谋策划打倒高拱的幕后活动，人们不禁为张居正的虚情假意感到愕然，为政治家特有的两面派作风感到汗颜。高拱下台的结果，自然是张居正如愿以偿地升任内阁首辅，申时行说：“由是，宫禁事皆决于（冯）保，而朝廷政务悉归阁中，江陵（张居正）得行一意，无阻挠者矣。”
冯保联合张居正，借助皇后、皇贵妃之手，把高拱赶下台，只是在权力斗争中玩弄手腕而已，不过是政坛高层明争暗斗司空见惯的又一幕。接下来冯保联手张居正策划的“王大臣案”，更加匪夷所思，竟然要置高拱于灭门之地，令朝廷内外惊诧不已。
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小皇帝朱翊钧出宫上朝，轿子刚出乾清门，有一个宦官打扮的男子，由西阶直奔过来，被警卫人员抓住，从他的腋下搜出利刃两把。张居正得知此事后，代替皇帝起草一道谕旨：“着冯保鞫问，追究主使之人。”冯保亲自去东厂审问，关闭门窗，屏退左右，对“刺客”王大臣说：“汝只说是高阁老使汝来刺朝廷，我当与汝官做，永享富贵。”随后叮嘱心腹长伙（听差）辛儒，与王大臣朝夕共处，教他诬陷高拱指使行刺皇帝的口供。手段之卑劣，用心之险恶，令人毛骨悚然。
此事虽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冯保一手操办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也脱不了干系。不少史料可以证明此点。
其一，何乔远《名山藏》说：冯保审讯时，王大臣招供，本名章龙，从总兵戚继光处来。张居正听说后，对冯保说：“奈何称戚总兵，禁勿复言。此自有作用，可借以诛高氏灭口。”
其二，谈迁《国榷》、赵吉士《寄园寄所寄》都说，东厂审讯王大臣受高拱指使行刺皇帝的结案报告，在上报皇帝之前，由张居正作了修改，加上了“历历有据”四个字。吏部尚书杨博、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对张居正说，愿意担保高拱绝非王大臣的主使人，张居正愤愤然拿出东厂结案报告，意思是此案系东厂所为，与己无关。葛守礼认得张居正的笔迹，发现了他所加的“历历有据”四字。张居正猛然醒悟，讪讪地说：“彼法理不谙，我为易数字耳。”
其三，钱一本《万历邸钞》说：“此即冯珰（冯保）所为不道，而欲诛之，以灭其迹者。时章龙（王大臣本名章龙）狱兴，诬连高拱。（张）居正密为书，令高拱切勿惊死，已，又为私书安之云。”
可见张居正自始至终都插手此案。案件的发展颇具戏剧性，迫于舆论的压力，张居正不得不放弃追查幕后主使人的主张，接受吏部尚书杨博的建议，委派主管锦衣卫的左都督朱希孝和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前往东厂，会同冯保一起审理案情。杨博还给朱希孝出点子：派锦衣卫校尉在会审前让王大臣辨认高拱的家人（奴仆），露出破绽，使得高府家人“同谋”的说法不攻自破。
二月十九日的三堂会审进行得煞是精彩。按照惯例，东厂和锦衣卫审问犯人，必先加刑，王大臣挨了十五大板，大声叫嚷：“原说与我官做，永享富贵，如何打我？”
冯保打断他的话，喝问：“是谁主使你来？”
王大臣瞪目仰面回答：“是你使我来，你岂不知？却又问我。”这句话十分要紧，“是你使我来”，一语道破天机。
冯保气得面色如土，又强问：“你昨日说是高阁老使你来刺朝廷，如何今日不说？”
王大臣的回答非常之妙：“你教我说来，我何曾认得高阁老？”
朱希孝见案情真相已经大白，恐怕王大臣把隐情和盘托出，使冯保难以下台，厉声喝道：“这奴才，连问官也攀扯，一片胡说，只该打死。”又对冯保说：“冯公公，不必问他。”
在一片尴尬中，会审草草收场。第二天（二月二十日）夜里，再次审讯王大臣时，他已经中毒，喉咙哑了，再也无法说话。次日，宣判处死王大臣，案件匆匆了结。
高拱的回忆录《病榻遗言》，对这一案件有详细的追述，大体可信。申时行作为目击者，他的回忆录《杂记》，可以证实高拱所说并非虚构。申时行说：“（王）大臣者浙中佣奴，以浮荡入都，与小竖（小宦官）交匿，窃其牌帽，阑入禁门，群阉觉其有异，捕送东厂。（冯）保素恨新郑（高拱），未有以中之，阿意者遂欲因事锻炼，乃以双剑置（王）大臣两腋间，云受新郑指，入内行刺，图不轨。榜掠不胜楚，遂诬服。为言新郑状貌及居址城郭云云……是时道府以兵围新郑家而守之，祸且不测。然众论皆知其（高拱）冤，颇尤江陵（张居正），江陵迫公议，亟从中调剂，（冯）保意解，乃独归罪（王）大臣，论斩。新郑（高拱）得无恙。”
经过此次风波，高拱虽然幸免于难，不过他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几乎完全消失。张居正却摇身一变，极力向外界宣扬，解救高拱是他的功劳，在给友人的信中，一再强调自己是反对株连高拱的。当时人朱国祯在《涌幢小品》中不无讽刺地说：“王大臣一事，高中玄（高拱）谓张太岳（张居正）欲借此陷害灭族，太岳又自鸣其救解之功。看来张欲杀高甚的。”
万历六年三月，张居正回乡安葬亡父，路过河南新郑县。高拱得到消息，抱病出来迎接，两人相对痛哭一场。张居正到了湖广江陵老家后，写信给高拱，一诉衷肠：“相违六载，只于梦中相见比得良晤，已复又若梦中也。”葬礼完毕，回京途中经过新郑，张居正专程拜访高拱。回京以后，又写信问候：“比过仙里，两奉晤言，殊慰夙昔，但积怀未能尽吐耳。”两人之间真的捐弃前嫌了吗？假如是真的话，这大概就是所谓政治家风度吧！
张居正这位道貌岸然的大学士，是一个好色的登徒子，他到底有多少小妾，从“多御内而不给”来推断，应该不止一个，也不像电视剧渲染的那样诗情画意。有的野史说，他的亲信仆人游七，善于窥测主人的嗜好，不断为他搜罗“房中药”，供他纵欲。
明神宗即位时还是个十岁（虚岁）的孩子，慈圣皇太后李氏把朝政交给张居正的同时，也把教育小皇帝的责任交给了他。因此张居正身兼二职：首辅与帝师。小皇帝的一切都仰赖张先生辅佐，他对这位身材颀长美须及胸的长者，既敬重又畏惧。一次，小皇帝在读《论语》时，把“色勃如也”之“勃”读作“背”音，张居正厉声纠正：“当作勃字！”声如雷鸣，吓得皇帝惊惶失措，在场的官员个个大惊失色。慈圣皇太后为了配合张居正的调教，在宫中对皇帝严加看管，动辄谴责：“使张先生闻，奈何！”在太后和皇帝心目中，张居正的地位和威权之高可想而知。
不独如此。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张居正）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所谓“宫府一体”云云，就是把内朝（皇帝）与外朝（政府）的事权集于一身，因此说“相权”之大本朝无人可以和他比肩。这一点，张居正本人并不否认，经常对下属说：“我非相，乃摄也。”所谓“摄”，就是代帝摄政，如此权势显赫的首辅，各部大臣自然要把他看作“威君严父”，争相阿谀奉承，有人甚至向他赠送黄金制作的对联：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那些进士出身的官员，多少有点文学底子，用在拍马屁上绰绰有余。你看这副对联，文字对仗多么工整，而且巧妙地把张居正的号——“太岳”二字镶嵌进了下联，与上联的“大明”相对。“太岳相公”与“大明天子”相提并论，显然是有僭越嫌疑的，张居正却安之若素。
万历六年，张居正离京返乡安葬亡父，一路上摆出“我非相，乃摄也”的排场，有尚宝少卿和锦衣卫指挥等文武官员护送，戚继光还派来了火铳手与弓箭手保镖。他所乘坐的轿子是真定知府钱普特意赶制的，特别庞大——“如同斋阁”，像一所活动的房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的前半部是起居室，后半部是卧室，两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为之挥扇焚香。如此豪华的庞然大物，当然是“八抬大轿”望尘莫及的，要三十二个轿夫一起抬，才能走动。这样的架势，也是有僭越嫌疑的。
张居正并非严嵩、冯保那样富甲天下的贪官，也不是海瑞那样两袖清风的清官。万历元年他在江陵城东营造“张太师府第”，皇帝不但为他亲笔书写堂匾、楼匾、对联，而且拿出宫内资金作为赏赐。上行下效，湖广全省官员纷纷出资“赞助”，这座豪华的府第耗资二十万两银子，张居正自己拿出来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他还在京城建造同样豪华的官邸，据目击者说，它的壮丽程度可以和王府相媲美。他死后，这座建筑改为“全楚会馆”（湖广同乡会馆），规模之大非一般住宅可以比拟。无怪乎辽东巡按御史刘台要在《恳切圣明节辅臣权势疏》中，弹劾张居正，“入阁未几，而富冠全楚，果何致之耶？宫室舆马，妻妾奉御，有同王侯，果何供之耶？”
一些官员为了讨好这位首辅，千方百计为他的儿子参加科举考试开后门通路子。万历二年，沈一贯主持会试，同僚以张居正长子张敬修相托，沈一贯表示不肯通融。那人说：张相公功在社稷，破格录取他的儿子不算舞弊。沈一贯不敢苟同，说：考卷为什么要“糊名”呢？现在提前确定录取人名，当然是舞弊。发榜后，张敬修名落孙山，张居正为此生气了好几天。然而并非所有主考官都是那样秉公办事的。万历五年，长子敬修、次子嗣修一起进士及第，嗣修还是“榜眼”（一甲第二名）。万历八年，三子懋修居然高中“状元”（一甲第一名）。如此一门三及第，倘说其中没有奥妙，恐怕没有人会相信。
万历五年九月十三日，张居正父亲张文明病故，二十五日噩耗传到北京。按照传统伦理，官员“丁忧”，必须回乡服丧守孝二十七个月。次日，阁僚吕调阳、张四维联名向皇帝报告，希望援引前朝大臣金幼孜、杨溥、李贤由皇帝“夺情”的先例，挽留张居正。然而，这种“特事特办”，并不符合明朝祖宗旧制，“夺情起复”的大臣往往遭受非议。明孝宗时代的内阁首辅杨廷和父亲病故，请求回乡奔丧“丁忧”，皇帝不许，经过再三请求，才得到批准。“丁忧”期间，皇帝要“夺情起复”，杨廷和再三推辞，始终没有“起复”。《明史·杨廷和传》说：“阁臣之得终父母丧者，自廷和始也。”杨廷和能够为父亲丁忧二十七个月，开创了先例，得到不少人的赞扬，官员们必定会拿这一先例来要求张居正。
独断朝政的张居正，当然不愿意在此紧要关头，离开岗位二十七个月。他的盟友冯保也认为他不应该“丁忧”，否则后果难以预料。于是两人策划了“丁忧”和“夺情”的两全之计，在明朝历史上堪称独一无二。
在向内阁同僚通报父亲病故的讣告之前，张居正先和冯保密谋策划，一定要想方设法促使皇帝明确表示“夺情起复”。文秉《定陵注略》写到此事，揭露了他们二人密谋“夺情之局”的内幕：“大珰冯保，挟冲主，操重柄，江陵（张居正）素卑事之。新郑（高拱）既逐，（冯）保德江陵甚，凡事无不相呼应如桴鼓。江陵闻父讣，念事权在握，势不可已，密与（冯）保谋夺情之局已定，然后报讣。次辅蒲州（张四维）进揭，即微露其一斑。”“疏入，漏下已二鼓。昧爽，特旨从中出，留之，香币油蜡之赐以千百计。内阉将司礼（监）之命，络绎而至，附耳蹑踵。江陵时作擎曲状，令小厮扶掖内阉，乃叩头谢，强之立而受，云：‘此头寄上冯公公也。’”意思是说，张居正收到父亲去世的讣告，考虑到事权在握，不可放弃，便与冯保密谋由皇帝“夺情”，局面已定，再把讣告通报内阁同僚。内阁次辅张四维向皇帝提交奏疏，无意中透露了密谋的一斑。奏疏送给皇帝时已经二更，天亮之前皇帝的挽留谕旨就下达，还赏赐大量香币油蜡之类供品。宫内的小太监肩负冯保的使命络绎不绝来到张府，传递“夺情”的信息。张居正感动之极，不时做出擎曲状，命令仆人搀扶小太监站立，接受自己的跪拜，特别叮嘱：请把我的叩头带给冯公公。
由此可见，皇帝对张居正的“夺情”，体现了张居正的本意，是由冯保一手促成的；或者说，“夺情”虽由皇帝出面宣布，却是张居正和冯保事前谋划好，要皇帝一而再再而三的挽留张先生。为了掩人耳目，张居正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回乡“丁忧守制”。双方配合得天衣无缝，演出了一幕双簧。因此张居正的《乞恩守制疏》写得颇费周章，本意是希望皇帝“夺情”，却不得不按照惯例向皇帝请求“乞恩守制”；一面讲“乞恩守制”，一面强调自己不同于常人，“非常理所能拘”，“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这分明是在向皇帝表明决心，如果皇帝坚持“夺情”，那么他可以不顾“常理”与“小节”，坚守岗位。这种心态被《明神宗实录》的编者一眼看穿，在记叙张居正《乞恩守制疏》时，加了这样一句评论：“观此，而夺情之本谋尽露矣！”也就是说，“夺情”是张居正和冯保密谋策划的结局，叫做“夺情之本谋”，所以他要向冯保叩头致谢。“夺情”的结果是张居正“在官守制”，即在北京的家中“守制”七七四十九天，在家中处理公务；“七七”以后，和往常一样到内阁办公。此举激起了官员们的不满，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纷起弹劾。应该说，这四个人反对“夺情”，观念未免保守陈腐；然而张居正对他们的处理过于假公济私。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擅自扣押这些弹劾奏疏，不送交皇帝，让张居正“票拟”皇帝的谕旨。张居正不但不回避，反而与冯保商量确定，对四人实施“廷杖”。
礼部尚书马自强听说要“廷杖”，出面向张居正求情。张居正自知理屈，竟然不顾首辅的矜持风度，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在马自强面前跪下，一手捻着胡须，口中喊道：“公饶我，公饶我！”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召集翰林院官员数十人，向张居正请愿，吃了闭门羹。王锡爵径直闯进张府，为上述四人求情。
张居正板着面孔，拒绝王锡爵的请求，说：“圣怒不可测。”
王锡爵说：“即圣怒，亦为老先生而怒。”
张居正无言以对，突然下跪，举手索刀作刎颈状，说：“上强留我，而诸子力逐我，且杀我耶！”连声喊道：“你来杀我，你来杀我！”
王锡爵没有想到平素仪表堂堂的首辅，居然如此无赖，赶忙逃跑。
这样一来，“夺情”的幕后戏，终于闹到了台前。十二月二十二日，锦衣卫逮捕吴、赵、艾、沈四人，在午门前“廷杖”。吴、赵二人各杖六十大板，发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艾、沈二人各杖八十大板，发极边充军，遇赦不宥。廷杖是一种看似“文明”的酷刑，轻则致人残废，重则致人死亡。吴中行廷杖完毕，口耳鼻都在流血，大腿与臀部腐肉剜去几十块，形成一个方圆一尺深达寸许的伤口。后来吴中行对赵南星说：廷杖时，张居正派监督官在一旁监视，企图把我击毙，其恶毒如此！时隔多年，仍然对张居正耿耿于怀。艾穆廷杖后，用门板抬出京城，踏上充军的漫漫长路，多次因伤势过重而不省人事。他是张居正的大同乡（都是湖广人），尽管已经严惩，张居正仍有余恨，悻悻然对人说：昔日严嵩被弹劾，就是没有受到同乡的攻击，我还比不上严嵩！
企图用廷杖来打击反对派的气势，结果适得其反，舆论普遍同情吴、赵、艾、沈四人，把他们看作坦荡荡的君子。在神宗身边担任“日讲官”的许国（后来成为内阁大学士），对于遭到廷杖的四君子钦慕之至，赠送吴中行玉杯一只，上面镌刻一首诗：
斑斑者何？卞生泪。
英英者何？兰生气。
追之琢之，永成器。
赠送赵用贤犀角杯一只，上面镌刻一首诗：
文羊一角，其理沉黝。
不惜剖心，宁辞碎首。
黄流在中，为君子寿。
万历十年春，张居正身患重病，久治不愈，朝廷大臣上自六部尚书下至冗散，纷纷为他设立斋醮，为之祈祷。这些人舍弃本职工作，日夜奔走于佛事道场，在香火缭绕的神坛前，长跪不起。还把乞求平安的表章装进红纸封套，罩上红色锦缎，送进张府，用重金贿赂张府家人，希求让张居正过目，“争一启齿，或见而颔之，取笔点其丽语一二”，博其青睐。京都如此，各地封疆大吏竞相仿效，一时举国若狂。这当然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后来神宗皇帝病重，也没有出现类似状况。如果没有张居正的默许，正中下怀，是难以想象的。
荣华富贵真的如同浮云一般，不可能延长寿命。万历十年二月，张居正旧病复发。他去年秋天患的“下部热症”，是痔疮的委婉表述，如果直截了当说成是痔疮，似乎有损首辅大臣的尊严。对于患者而言，仅仅是痔疮，简直是不幸中的大幸。其实痔疮不过是表象，病根却在别处。那么，他得的究竟是什么病呢？
说出来也许难以置信。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说，张居正的病根，“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春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而脾胃不能进食”。王世贞是私人修史，没有史官修史的许多忌讳，直白的道出了张居正本人难以启齿的病根。原来这位道貌岸然的大学士，是一个好色的登徒子，他到底有多少小妾，史书没有记载，不好妄加猜测。不过从“多御内而不给”来推断，应该不止一个，也不像电视剧渲染的那样诗情画意。有的野史说，他的亲信仆人游七，善于窥测主人的嗜好，不断为他搜罗“房中药”，供他纵欲。又说，他重用的边防大帅戚继光，投其所好，给他送来两名“胡姬”——胡人美女，同时送来了非常有效的“房中药”。其结果，更加“多御内而不给”，愈加乞灵于“房中药”——“发强阳”，无异于慢性中毒，终于导致“内热难耐”的结果。为了抵消燥热，不得不服用“寒剂”，来排泄燥热，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痔疮，二是脾胃受伤，不能进食，以至于成为不治之症。
读者诸君或许会问，仅凭王世贞一家之言，不足以定论。那么再看一个旁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张江陵当国，以饵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说得很清楚，张居正服用“房中药”过多，毒性已经到达头部，燥热难耐。北京的寒冬腊月，达官贵人都戴貂皮帽，唯独张居正不戴，因为要散热。这就表明，张居正长期服用“房中药”而中毒，内热不但发于下部，也发于上部，即使治愈痔疮，也难免一死。
第二章 历史杂谈
首次正式出场就留下千古骂名的三国谋士是谁？
自从《三国演义》火爆问世以来，由于罗贯中铆足了吃奶的劲，替诸葛亮摇旗呐喊吹喇叭，诸葛亮在中国人心中“首席智囊”的形象深入人心，已经很难改变过来。
诸葛亮不仅成为三国智囊的头号代表，而且也几乎成了三国这段历史的代言人。说到三国，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恐怕还不是曹操或刘备，而是诸葛亮。
其实这种“以一代百”的现象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在一个优秀的团队或某个行业中，有许多精英人才，但往往为大众所熟知的只有一个或几个明星人物。比如一提唐诗，必说李杜；一提宋词，必说苏辛；等等。
其实李杜苏辛只是各自文化时代的代表人物，不能说明其他同时代的诗人词家水平就差，谁敢说王昌龄、王维、白居易、小李杜、罗隐、大小晏、柳欧秦陆、李照写得不如李杜苏辛？
话题回到三国，都说三国谋士如雨，这话不假。魏蜀吴三大智库中的精英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比如诸葛亮、荀彧、荀攸、庞统、郭嘉、法正、鲁肃、刘晔等等，个个都是大牌。
这些智库精英因为效力魏蜀吴三大政治军事集团，在历史舞台上的曝光率非常的高。一线明星往往都是这样，越红越炒，越炒越红，老百姓想不知道他们都难，可以称他们为三国的主流智囊集团。
有了主流，自然就有非主流。这里的非主流不是讲个性，而是历史舞台上的曝光率。因为各种原因，除了在魏蜀吴三家舞台上曝光率超高的那些大牌谋士之外，三国历史的天空中还散落了几颗闪亮的巨星。
这些非主流的超级谋士论知名度可能要略逊于诸葛亮、荀彧这些人，但要论谋略级别，他们和诸葛亮等人同等身价。比如贾诩、陈宫、陈登、田丰、沮授、徐庶等人，先来说说贾诩。
贾诩在这五人中显然非常的另类，首先他是曹操手下的超大牌智囊，身价绝不比荀彧低。之所以没把贾诩放在《曹操的智库》那一篇，而放在这里讲，是考虑到贾诩腕虽大，但他不是曹操的心腹。“诩自以非太祖旧臣，而策谋深长，惧见猜疑，阖门自守，退无私交。”属于大隐隐于朝的那类高人。从这个角度来讲，贾诩可以算成非主流，一如蜀汉的“小贾诩”刘巴一样。
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贾诩出生在凉州武威郡姑臧。自东汉开国以来，东汉王朝就和散居于凉州周边的羌氐各部族进行了百年战争，这里长期兵荒马乱，复杂而险恶的生存环境正好造就了贾诩超强的适应能力。
贾诩的谋略水平放在整个三国谋士群中来考量，都是超重量级的，三国谋士还没有谁敢说自己的智商在贾诩之上。当初贾诩弃官还乡，路上遇到了一支反叛朝廷的氐兵，贾诩和同行的几十个人都被活捉，叛氐要活埋他们。
贾诩的临事应变能力非常强悍，他为了自救，谎称自己是护羌校尉段颎的外甥。当时段颎是朝廷专剿羌氐反叛的方面大员，在西土威望非常高，加上贾诩和段颎都是姑臧人。氐兵知道段颎的分量，当然不敢加害段校尉的外甥，就把贾诩给放了。
贾诩真有本事，吹牛撒谎脸不红心不跳，和氐兵头目有说有笑，喝了鸡血，拜了把子。然后贾诩揣着氐兵送的盘缠，大摇大摆走了，而与贾诩同行的几十个倒霉鬼全部被活埋。
当然这只是小聪明，难度系数并不高，是个反应快的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说：谁谁是我舅舅，谁谁是我二大爷。真正显示出一个人的谋略智商的，还是在大场面上。
不过贾诩第一次在历史舞台上正式出场亮相，就留下了千古骂名，可以说，三国初期的大乱，贾诩要负上很大一部分责任。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巨贼董卓被王允和三姓家奴吕布联合干掉，董卓手下的三大马仔李傕、郭汜、张济见前程无望，准备散兵回乡，不在官场上混了。
这时在董卓女婿牛辅手下混饭吃的贾诩却吃饱了撑的没事做，想显摆显摆自己的智力水平。贾诩给李傕壮胆，说如果我们一哄而散，官府的一个小亭长就能把咱们收拾了。不如弟兄们齐心合力，东向与王允决战，事成，我们做诸侯，事败再逃不迟。
李傕这些人本就是江湖强贼，被贾诩这么一激，果然壮起了狗胆，张牙舞爪找王允寻仇，最终族灭王允，大败吕布。各路军阀杀在一处，砖头横飞，中原地区遭到了战争的空前破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因为贾诩说了句不该话的话，在历史上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其实真正要为李傕、郭汜之乱负责任的，除了贾诩，还有死脑筋的王允。如果王允不是要对李傕、郭汜斩尽杀绝，拒绝李、郭向朝廷投诚，逼得二人走投无路，事情也不至于闹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
贾诩是个游离于主流社会价值道德体系之外的非主流鬼才，贾诩存在的价值，也许不能用爱国爱民这样的泛泛标准去要求。在乱世中，人的生存是第一位的，如果人的自身价值得到了彰显，整个社会也会随之进步，毕竟社会是由无数个个人组成的。
就贾诩来说，李傕、郭汜这些乱世草头王不可能给贾诩实现个人价值提供很好地舞台，跟着强盗土匪能有多大出息？但当时群雄混战，袁绍和曹操都只处在事业刚起步的阶段，贾诩未必对他们有多少深入了解，再加上距离遥远，显然他们还不是贾诩合适的买家。
在贾诩的选择菜单上，张济的侄子张绣是个不错的人选，而且盘踞在南阳一带，收入比较稳定。贾诩觉得暂时在张绣家里吃饭比较安全，就暗中和张绣挤眉弄眼。果然就把张绣的七魂六魄给勾了过来，派人来请贾诩过去当军师。
张绣的这块舞台虽然不算太大，但足够贾诩伸展自己的神鬼之才了。贾诩之所以能在三国江湖上扬名立腕，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南阳？那次超精彩的演出。配合贾诩精彩演出的绿叶是三国头号枭雄曹操。
那还是建安三年（公元198年）的春天，因为张绣和荆州牧刘表结盟，曹操感觉到了南线的压力。再加上前一年张绣在南阳大败曹操，致使曹操长子曹昂和重将典韦战死，曹操想报一箭之仇，曹操大举南征。
但曹军刚到南阳没多久，就从北线传来田丰劝袁绍偷袭许都的消息，曹操不敢拿自己的老巢开玩笑，立刻撤军回去。张绣当然不想放过曹操这条大鱼，带着弟兄们，摇头晃尾巴，红头涨脸的要给曹操“送行”。
贾诩拦住张绣，劝张绣不要追击，追则必败。张绣瞪起牛眼看着贾诩，检查贾诩的脑袋是不是被驴给踢了，这么好的发财机会为什么不要？张绣不听，风一般地冲了出去，可很快张绣就被曹操的伏兵打败，差点把内裤给输掉了。
贾诩等张绣回来后，立刻又劝张绣再去追曹操，必能大胜。张绣这回有些相信贾诩了，拎着板砖冲出去，果然将曹操揍得鼻青脸肿。张绣越看贾诩越不像个人，他怎么如此能掐会算？曹操几乎被他招招算定。
张绣诚心下问，贾诩大笑：“这事很简单，曹操初来便退，肯定是许都受到了袁绍的威胁，才急忙北撤。曹操用兵谨慎，料得将军必定在后追袭，所以曹操必在半路设下伏兵，将军果然中计。至于再追反胜，因为曹操打退了将军的追袭，以为我们不会再追，对我们放松了警惕。”
这下张绣彻底服了，贾诩能把人情世故看得如此透彻，当今世上也没几个人，无非郭嘉、程昱、法正而已。当然如果用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贾诩的妙计实在没什么稀奇的，但问题是“马后炮”一文不值，如果凡事都“事后如何”，那历史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像贾诩这种级别的谋士，蹲在张绣这座小庙里着实委屈了他，就像张鲁这等小虾米用不起法正一样。张绣对贾诩来说也只是一个跳板，贾诩注定不可能跟着张绣啃一辈子窝头。
后来贾诩最终从良跟了曹操，但因为他和曹操过去的恩怨，使得贾诩在心中对曹操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感，这也影响了贾诩在曹操那里的智力发挥。
不过贾诩天生就是混大场面的，他总是能在有意无意改变历史的进程，他仅有的几次漂亮手笔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对于这一点，后来的魏文帝曹丕想必是最有体会。
随着曹操日渐老矣，确定帝国继承人的问题刻不容缓，但曹操一直在曹丕和曹植之间犹豫不决。要不是贾诩一句：“吾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耳。”曹操未必就选择曹丕。可以说没有贾诩，就没有曹丕的未来，曹丕对贾诩感恩戴德一辈子，贾氏一族终魏之世，富贵等身。
人这一辈子，活着就是活着，无论是庙堂决胜，还是商场搏杀，抑或是草根糊口，都只是一个证明曾经存在过的过程。贾诩就是这样，自跟了曹操之后，贾诩就下定了归隐的决心。虽然贾诩死于公元223年，实际上贾诩的政治生命早在公元199年就已经结束，那一年贾诩五十三岁。
开创了中国历史五项之“最”的宋代传奇宦官
一
在公元1127年上演的巨型历史悲剧中，有一个介乎喜剧与悲剧之间的角色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童贯。
半年前，他已经被皇帝下令处死。当时和后来的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公元1127年悲剧的主要制造者，即便死上一百次，也不足以赎回他的罪恶。因此，在后来的世代里，一提起他的名字，常常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舞台上的大花脸，或者鼻梁上涂抹着一大块白粉的角色们。
事实上，童贯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一生中，开创了几项中国历史之“最”，肯定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迄今无人能够打破的记录，并且可能会永远保持下去。这几项纪录是：
中国历史上握兵时间最长的宦官；
中国历史上掌控军权最大的宦官；
中国历史上获得爵位最高的宦官；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代表国家出使的宦官；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册封为王的宦官。
史书记载，此人身材高大魁伟，皮骨强劲如铁，双目炯炯有神，面色黢黑，颐下生着胡须，一眼望去，阳刚之气十足，不像是阉割后的宦官。这可能和他年近20岁才净身有关。据说，童贯为人有度量，能疏财，出手相当慷慨大方，很像《水浒传》上同时代那些仗义疏财的好汉。只是，他仗义与疏财的对象具有极强的选择性，后宫妃嫔、宦官、宫女、能够接近皇室的道士、天子近臣等等，时不时可以从他那儿得到不少好处。因此，皇帝耳边经常可以听到关于他的好话，好评如潮。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阳刚外形的人，却性情乖巧，心细如发，对皇帝的心理极具洞察力，每每能够事先预知皇帝的兴趣意图，于是说话做事很少荒腔野板，从而大得欢心。
童贯净身入宫时，是拜在同乡、前辈宦官李宪门下作徒弟。这位李宪是神宗朝的著名宦官，在西北边境上担任监军多年，颇有些战功。童贯读过4年私塾，有些经文根底，跟随李宪出入前线，又打下了军事上的根基，很有点能文能武的味道。加上他曾经十次深入西北，对当地的山川形势相当了解。这使他在宦官中很不寻常。不过，看起来李宪对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提拔照顾，致使童贯进宫20余年，始终没有出人头地。如果不是赵佶这种性情的人做了皇帝，或者换句话说，如果神宗皇帝能多活20年的话，他说不定会默默无闻地老死在皇宫里。
从时间上推算，徽宗入继大宝时，童贯已经48岁。这个年龄，正是人生经验、阅历、精力臻于巅峰之际。徽宗以内廷供奉官的名义，派他到杭州设明金局收罗文玩字画，第一次为他打开了上升的通道。一般说来，内廷供奉官大体相当于皇宫的采购供应处长，并不是一个多高的职位，却是一个很有油水的肥差。童贯没有满足于捞取好处，他对这次机会的利用，称得上老谋深算，意味深长。
在杭州，童贯与贬居此地的蔡京交往密切，朝夕相处。据说蔡京很巴结，将自己珍藏的王右军的字，给了童贯，又帮助他把杭州民间收藏的几件珍品字画器玩弄到了手。这些工作成绩，令皇帝十分惊喜，从而开始对童贯另眼相看。而且，更关键的是，蔡京与童贯结下了彼此援引的深厚友谊。
此次杭州之行，童贯特别热心地按照自己对皇帝的理解，指点蔡京创作了一批深受喜爱的书画作品，经过童贯源源不断地送到皇帝手中。回京后，他又出手极为豪爽地向宫中妃嫔、曾经预言赵佶能够当皇帝的道士、皇帝身边的近臣和另外深得皇帝信任的宦官梁师成之属馈赠厚礼，为蔡京回京打通了关节。
二
当时，据说童贯的几个心腹徒弟十分困惑，不明白师傅为何如此热心地帮助一个贬居外地的倒霉蛋儿。童贯告诉他们：“现任的宰相没有人拿我们放在眼里，巴结起来即便不是没有可能，也会极其费劲。如果看准了，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扶起来一个宰相，那就完全不同了。”事实证明，童贯烧冷灶的眼力与功力全部超一流。不到一年，蔡京便三级跳似的坐到宰相的位子上了。这一点对于童贯具有深远的意义。
蔡京主持国政之后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推荐童贯监军西北，意在收复青海甘肃地区的四州之地。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颇能看出童贯的性情。
童贯担任监军后，随大军进发到湟川。他们在此地杀牲祭旗，召开誓师大会，然后，正在行将开战之际，突然接到皇帝手诏。原来皇宫失火，皇帝认为是不宜征战之兆，急令止兵。童贯看过手诏后，若无其事的折起来塞进靴筒。军中主将问他，皇帝写了些什么？童贯回答说：皇帝希望我们早日成功。在这次战争中，童贯表现低调，他支持、配合领军将领，打了一连串漂亮仗，平息了西北部族的叛乱。在收复四个州的庆功大会上，将领们兴高采烈地领功受赏，童贯则做了两件极为露脸的事儿。
第一件事是在庆功宴会上，他慢悠悠地拿出皇帝的那份手诏，传示军中将领观看。大家一看之下，无不大吃一惊。领军主将惶恐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童贯回答说：“那时士气正盛，这样子止了兵，今后还怎么打？”主将问：“那要是打败了可怎么办？”童贯说：“这正是我当时不给你们看的原因。打败了，当然由我一人去领罪。”据说，当时众将领“呼啦”一下子跪了一地，大家无不感激佩服。
与此同时，童贯还做了另外一件相当打动人心的事情。开战后，阵亡了一位奋不顾身的将领。当时，这位将领的妻子已经去世，他战死后，他的独生儿子流落街头，成了乞儿。童贯下令将他找回来，当众认这孩子为义子。令在生死场上搏杀的将领们十分感动，认定童贯是一位值得为之卖命的上司。
这次胜仗，对于大宋帝国极其重要。帝国已经许久没有军事上的光荣与辉煌了，这令帝国君臣民众相当郁闷。是故，童贯成为我们帝国冉冉升起的一颗耀眼明星，英雄般受到京城朝野上下的热烈欢迎，并且长久地照耀在帝国黑沉沉的西北部上空。
嗣后，童贯常年出没西北，主持该地区军事。并率兵连打几次胜仗，相继收复了积石军（今天的甘肃贵德）和洮州（今天的甘肃临洮）。从此，童贯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柱石，撑住了西北方曾经多次险些垮下来的天空。
当此时，大观二年即公元1108年，童贯与蔡京之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龃龉。起因是皇帝下令授童贯为“开府仪同三司”，时人称这一官职为“使相”，一般是在宰相外放为节度使时加官所用，极为尊贵，其含义是待遇、地位、荣耀已经相当于甚至于超过了宰相。过去，这一官职从来没有授给过宦官。蔡京说：“童贯以一个宦官之身受封节度使已然过分，使相尊位哪里是他所应该得到的？”蔡京作为宰相拒绝奉诏委任，皇帝也就此不了了之。
实际上，蔡京对童贯的不满已经很长时间了。他认为童贯侵犯了自己作为宰相的尊严与权力。原因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童贯在选拔西北地区将校官吏时，已经不通过政府程序，而是直接从皇帝那里取旨任命。有的干脆就是他自作主张，先任命了再说。这使政府首脑蔡京宰相的自尊心大受伤害，因此，决定报之以颜色。
童贯当然也很恼火。不过，他不动声色，相当冷静地观察着情势。第二年，大观三年，即公元1109年，童贯三管齐下，一举将蔡京拉下相位。这一次，他策动了三个方面的力量：宫中是内廷总管包括自己的徒弟为一路，工夫下在妃嫔和皇帝身上，将蔡京干的坏事在他们耳边不停地吹风；朝中是寻找与蔡京素有怨隙的官员为一路，工夫下在台谏官的身上，最后由中丞和殿中侍御史出面弹劾蔡京；第三路最是剑走偏锋，却也杀伤力最大——由皇帝最为宠信的道士出面，密奏皇帝，说是太阳中出现黑子，主在斥退大臣，否则不祥。徽宗相当惊恐，蔡京屡次求见均被拒之门外。于是，蔡京上表求退，皇帝立即下旨，同意他以太师致仕，贬为太一宫使，并进而将其贬居杭州。
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童贯晋升为检校太尉，获得武官最高职位。也是这一年的同一个时刻，童贯在皇帝的支持下，做了一件迄今为止前无古人的大事，他以副大使的身份，代表皇帝与国家出使辽国。据说，这件事情是童贯策划的。原因是此阶段西线无战事，童贯静极思动，想到东北方的辽国去看看是否有什么机会。
三
尽管此时童贯如日中天，然而，毕竟这是代表皇帝与国家出使外国。因此，还是有大臣提出疑义，认为以一个生理不健全的人代表皇帝出使，实在有碍观瞻，会让人小看为偌大一个国家无人可派。谁知，徽宗皇帝不作如是想，他相当以童贯为骄傲：“契丹人听说我国有一个童贯，屡屡打胜仗，很想见识一下。正好就此派他去考察考察辽国的情形。”于是，把他的官职加为检校太尉，以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正使，以太尉童贯为副使，前往辽国进行国事访问。从中可以看出徽宗皇帝那浪漫而轻佻的性格，他不大会让自己被世俗的、传统的、刻板的东西所束缚。然而徽宗皇帝的这一次浪漫，为帝国的灭顶之灾和千万人的家破人亡，埋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那是后话。
不久，童贯终于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这个崇高的职衔，这也是一项打破历史传统的安排，就是说，也是前不见古人的。又不久，童贯受命领枢密院事，成为全国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军事首长，开了宦官主持枢密院之先河。然后，拜太傅，封泾国公爵。就此，童贯位极人臣，辉煌灿烂。当时，人称蔡京为“公相”，称童贯为“媪相”。到了此时，至少蔡京心里肯定是明白了童贯的厉害，知道了自己与这个老宦官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是不同的。
禁杀怀孕的动物，中国古代如何重视生态保护
中国古来就十分重视天人关系，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认真整理、总结和研究我国古代有关敬重生命、爱护环境和珍视资源的文化思想与观念，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特别是汲取其中积极、合理的成分，对于我们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月令》与相关礼俗
秦国宰相吕不韦尽管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他招揽天下之士编成《吕氏春秋》，却是对传承中国古代文化作出的突出贡献。《吕氏春秋》有《十二纪》。有人问其中的思想要点，吕不韦明确回答，就是要调整天、地、人的关系，使之和谐，要点则在于无为而行。《吕氏春秋》的《十二纪》系统地介绍了一年十二个月的天象规律、物候特征、生产程序以及应当分别注意的诸多事项。其中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特别值得我们重视。例如，孟春之月，要祭祀山林川泽之神，所献祭品不得用雌性禽兽，当月还禁止伐树，不得毁坏鸟巢，不得杀害怀孕的动物和幼小动物，不得取禽类的卵。仲春之月，禁止破坏水源，也禁止焚烧山林。季春之月，禁止用弓箭、网罗、毒药等各种形式猎杀禽兽，也不许伐取桑树和柘树。此外，又有孟夏之月不许进行大规模的围猎，仲夏之月不许烧炭，季夏之月禁止砍伐山林等规定。成书于先秦秦汉时期的《逸周书》的《周月》、《时训》、《月令》等篇，以及《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等，也有相近的内容。
以《月令》指导政策，可能在西汉中期以后更为明确。《汉书·宣帝纪》记录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六月诏，其中宣布春夏两季不得破坏鸟巢，探取鸟卵，射击飞鸟，这正是《月令》所强调的保护生态环境的禁令。大致成书于西汉中晚期的《焦氏易林》有“秋冬探巢”的文字，说明春夏两季不得破坏鸟巢的制度确实得以实行。《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六月，因气候失常，“风雨不时”，诏令行政部门认真监察，不许违犯“四时之禁”。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十一月，因地震雨涝，诏书严厉责问百官为什么不遵行“时禁”。唐代学者颜师古解释说，所谓“时禁”，就是《月令》中所规定严令禁止的内容。近年甘肃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发掘出土的泥墙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其中有关于生态保护的内容。如“孟春月令”有“禁止伐木”的条文，又解释说，直到八月，大小树木都不得砍伐，待秋后“草木零落”时才可以有选择地砍伐。当月又有不许破坏鸟巢的禁令，规定甚至空巢也不许毁坏。破坏空巢的禁令执行到夏季。如果巢中有鸟和鸟卵，则全年都禁止破坏。又规定，只要是不伤害人类的蛇虫，在九月之前都不得杀害。不许杀害怀孕有胎的动物，则是全年“常禁”。不得杀害幼鸟的规定，也同样是全年“尽十二月常禁”。保护幼弱走兽的禁令，则执行至九月底。这篇文字的日期为“元始五年五月甲子朔丁丑”，时在公元5年，是明确作为太皇太后的诏书颁布的。书写在墙壁上，是为了扩大宣传，使有关内容为众人所知。《明史·职官志三》说到“荐新，循《月令》献其品物”的制度。太平天国文献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特命史官作《月令》，钦将天历记分明；每年节气通记录，草木萌芽在何辰。”这说明《月令》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确实有久远的历史影响。当然，其中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在不同的时代，受到重视的程度可能是不同的。
唐诗的绿色意境
古人的文字遗存中，常常体现出亲近自然的情趣，也透露出对自然生态的爱心。唐人李章《春游吟》有“初春遍芳甸，千里霭盈瞩；美人摘新英，步步玩春绿”的诗句，体现出对“春绿”的欣赏。又如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写道：“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这其实说的也是“春绿”。元稹《早春寻李校书》写道：“款款春风淡淡云”，“江弄琼花散绿纹。”“今朝何事偏相觅？撩乱芳情最是君。”能够“撩乱芳情”，使诗人满心欢悦的，正是春光绿色。
其实，唐人诗作中对“绿”的赞美，并不仅仅表现为对“春”的热情，往往还深含着一种对自然的亲和之心和爱重之情。孙逖的“河边淑气迎芳草，林下轻风待落梅”，王维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柳宗元的“泉回浅石依高柳，径转垂藤间绿筠”，温庭筠的“野船着岸偎春草，水鸟带波飞夕阳”，许浑的“紫芝翳翳多青草，白石苍苍半绿苔”，雍陶的“新水乱侵青草路，残烟犹傍绿杨村”等，这些写景抒情的名句，都把自然生机的丰满和轻盈，充实和鲜丽，萌动和生长，描绘得十分活泼新鲜。没有对自然的细致观察和深入理解，笔端不可能生出如此生动的文字。而在这种观察和理解的背后，是对自然的倾心热爱。
我们还看到，在“绿”色背景的衬映下，又有“白鹭”、“黄鹂”富有生机的歌舞。钱起《山中酬杨补阙见过》有这样的诗句：“日暖风恬种药时，红泉翠壁薜萝垂。幽溪鹿过苔还静，深树云来鸟不知。”绿色之中，也有斑斑鹿迹和翩翩鸟影。金圣叹就此评点道：“言暖日恬风，通身和畅，弗与世及，世亦弗及，真为无量快乐也！”这样的理解，可能是比较切近作者的心境的。韦应物《寓居澧上精舍寄于张二舍人》写道：“万木丛云出香阁，西连碧涧竹林园；高斋独宿远山曙，微霰下庭寒雀喧。”对此，金圣叹批道：“此不止是妙诗，直是妙画，且不止是妙画，直是禅家所谓妙境，乃至所谓妙理者也。”
爱惜和保护生态环境，在唐代开明士人中可以说已经形成了某种共识。郎士元诗“门通小径怜芳草”，皇甫曾诗“独悲孤鹤在人群”，都隐约体现了这种意识。对于生态的破坏，有识见的诗人是取否定态度的。韦庄《天井关》说到修筑关城而使当地植被和相关自然生态受到破坏性影响的情形：“太行山上云深处，谁向深云筑女墙。”“斸开树绿为高垒，截断峰青作巨防。”有人评价这首诗时，试图从批评不务德而务险的视角来分析。其实，如果以生态保护的眼光观察，应当看到这是对“斸开树绿”，“截断峰青”的批评，也曲折表达了保护自然生态的观念。又如寒山诗：“昨见河边树，摧残不可论。二三余干在，千万斧刀痕。霜凋萎疏叶，波冲枯朽根。”“霜凋”、“波冲”当然是自然因素，但“千万斧刀痕”则是人为的“摧残”。王建《题金家竹溪》说到“山头鹿下长惊犬，池面鱼行不怕人”，实际上涉及人和野生动物的关系。他的《寄旧山僧》中“猎人箭底求伤雁，钓户竿头乞活鱼”等诗句，则表扬了保护动物，爱助生命的行为。韦应物《述园鹿》有“野性本难畜，玩习已逾年”，“不得游山泽，跼促诚可怜”句。他在《虞获子鹿》中还写道，有人畜养捉获的小鹿，园中虽有美草清流，然而“谁知其思岩谷云游”？小鹿内心的愿望，还是渴望回到自由的天地。当然，这些诗句有些还另有深意，可以作政治寓言理解，但是用这样的形式，借对生态条件的分析来说明世事人生的道理，也足以反映了当时某些社会层次的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何必食肉寝皮”《史纲评要》卷一《三皇五帝纪》“有巢氏”条下，说到太古时代人类穴居野处，茹毛饮血，又取其兽皮蔽身的情形。论者评论道：远古时代，人类遭受野兽的残害，为了自卫，为了生存，所以“茹毛饮血”，圣人肯定这种做法，也仅仅只作为一时权宜。而现今禽兽已经根本没有力量和人类抗争了，何必还要“食肉寝皮”呢？同卷“太昊伏羲氏”题下又说：捕杀鸟兽，原本是原始时代人们为了生存不得已采取的措施，不能说不行畋猎、不杀六畜就是与“圣人”学说相悖的“异端”。这两段话，可以看作古代有识之士的野生动物保护宣言，其中所体现的生态保护意识，是相当可贵的。
元人方回的《乳虎行》，描写了猎虎者“生擒二彪”，“食肉寝皮”，所谓“壮士挥戈血鲜滴”之后，母虎为乳虎哀痛的情形：“滴血满地遗腥臊，顽嚣昏暮来咆哮。舐沙啮土擦树木，如哭如泣空哀号。”字里行间透露着诗人的同情，似乎随着所谓“血鲜滴”悄然簌落，濡染了读者的情感。《史纲评要》一书“何必食肉寝皮”这样具有新鲜见解的议论，在当时思想动荡的年代是难能可贵的，在中国生态观念史的遗存中，也是闪耀理智和文明之光的亮点的。
清代学者钱大昕的《十驾斋养心录》卷下有“鸡鸭谏议”条，说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宋高宗颁布诏书，禁止在阴雨成灾时屠杀动物祈祷放晴，禁屠的动物中甚至包括鸡鸭。右谏议大夫借此称颂皇帝的德政。中书舍人胡寅笑道：鸡鸭的事，难道也是谏议大夫主管的吗？听说女真统兵将领有称“龙虎大王”的，下次北军南犯，就让“鸡鸭谏议”去抵挡“龙虎大王”好了。胡寅的嘲笑是有道理的。动物保护对象竟然至于鸡鸭，确实有扩大化的倾向。然而“鸡鸭谏议”的故事，则又说明动物保护观念的确是和儒学讲求仁政德治的正统意识相互契合的。宋高宗要求对鸡鸭进行保护，并没有科学意识的背景，只是出于“仁”、“德”宣传，并把这种仁德推及鸡鸭身上，于是胡寅以残酷的民族战争为反衬，给予委婉的讥讽。“究天人之际”
关注天人关系的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有广泛深刻的影响。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曾表示要将“究天人之际”作为自己毕生的文化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究天人之际”作为一种科学目标而为人文学者所看重，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大特点。
汉初名臣晁错在一篇上奏皇帝的文书中发表了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见。其中说道：让德政普及，使得天上的飞鸟，地下的水虫草木等都为其蒙被，然后才能使得“阴阳调”，“风雨时”，维持良好的生态秩序。这种试图以人为因素影响“天”的意志的主张，其实体现了比较开明的生态意识。汉宣帝时，御史大夫魏相上书引述《明堂月令》的内容，主张顺应阴阳四时执政。他说：执政者的行为“奉顺阴阳”，则“风雨时节，寒暑调和”，“灾害不生”，五谷丰登。所谓“风雨时节”，是汉代民间对理想生态的习惯表达形式。汉代铜镜铭文中常见“风雨时节五谷熟”、“风雨常节五谷熟”、“风雨时节五谷成”等文句，都表达了同样的社会愿望。中国古代生态保护意识较早成熟，正与农耕生活对自然生态条件的高度依赖有关。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本身就是具有科学意义的。而中国早期的农学和医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得以发达的。
在反映中国古代生态保护意识的种种文化遗存中，如果剥去神秘主义的外壳，可以发现其科学思想的内核。《孟子·告子上》说，齐国都城临淄附近的牛山曾经草木茂美，但因为位于都市的近郊，人们随意砍伐，还能够茂美吗？当得到雨露的润泽，又会生长新芽嫩枝，然而在这里放牧牛羊，就又变得光秃秃的了。所以说，得到滋养，万物都会生长；失去滋养，万物都会消亡。孟子富有哲理的名言：“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包含着生态平衡的思想。古人认为山林可以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如果斩伐林木没有“时禁”的话，是会导致水旱之灾的。可见古人很早就已经发现山林植被有涵养水分，提高空气湿度，增加降水的作用。古代护林的礼俗制度还包括定时采伐，以保护山林的再生能力；禁止野焚，以保护山林以及鸟兽昆虫；禁止砍伐幼树，以保护山林的天然更新。
成书于东汉的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提出了“自粪”的概念，应与人工施肥不同，是指动植物死亡之后重新返回土壤，为新的生命提供养分。这样的认识，类似今天循环经济的思想。中国古代的劳动者还创造了充分利用生态条件的经营形式。《农政全书》记载，人们在塘岸上设置羊圈，每天扫羊粪于塘中，以为草鱼的饲料。而草鱼的排泄物又可以饲养鲢鱼。《广东新语》、《湖雅》等著作也记述了水塘上中下层鱼混养的方式，有的学者指出这是对水体的一种立体开发，对自然资源的一种综合利用。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肯定了中国文化渊源中“自然主义学派”的作用。他还注意到古代中国人非常强调自然界的统一性以及个人与自然合一的特点。总之，我们在总结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宝库的贡献时，不应当遗忘有关生态保护的思想和礼俗构成，因为这些文化遗产的存在，不仅标志着我们民族的历史成就，而且对于增强今天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启示与借鉴价值。
汉武帝初恋皇后阿娇为何败给草根小三卫子夫？
元光五年（前130年），“金屋藏娇”中的女主人公，汉武帝第一任皇后陈阿娇被废长门宫。很快，出身草根的卫子夫母仪天下。“君不见咫尺长门锁阿娇，不如意兮奈若何！”名门闺秀陈皇后为什么不得善终？平民歌女卫子夫何以三千宠爱集一身？金碧辉煌的宫殿，藏得住富贵荣华，可藏得住痴心妒颜，寂寞春情？
陈阿娇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是汉武帝钟情的第一个女人，同时也是汉武帝的亲表姐。阿娇的父亲陈午，是堂邑侯陈婴曾孙。陈婴本来和项羽同时起兵反秦，深孚民心，东阳民众推他称王。但陈婴听从母亲告诫，归属项梁，后转投刘邦，成为开国元老，封为“堂邑侯”。陈午袭封侯爵，摘得金枝玉叶，娶长公主刘嫖（堂邑侯陈午尚帝姑馆陶公主嫖）。
景帝时期，宫中五女角逐太子之位，长公主起初向栗姬提亲，将阿娇许配太子刘荣。不料遭拒，转战王美人之子彘儿（刘彻小名）。有了王美人的允诺，再加上彘儿“金屋藏娇”的许诺，长公主心花怒放，缠着景帝答应了这门亲事。长公主不遗余力，扶助刘彘登上帝位。
景帝病逝，太子刘彻继位，就是汉武帝。帝王践约，阿娇住金屋，立皇后，一时娇贵无比。
阿娇被其母长公主推上皇后宝座，不过是这盘复杂的政治棋局中的一枚棋子。她的想法或许很简单，不像母亲那么复杂、贪婪，她只要刘彻的宠爱。而陈阿娇的这一美丽梦幻虽以浪漫的“金屋藏娇”揭幕，最终却以悲剧“长门之怨”收场，这是为何呢？谁能代替阿娇之位？
陈皇后的被废，涉及阿娇自己、陈阿娇的母亲长公主、卫子夫、汉武帝，是四方合力作用的结果。
岂能骄宠似旧日
第一个人，陈阿娇。
一是骄横。
阿娇的母亲长公主为汉武帝由皇十子登基为帝立下了不世之功。这一背景使陈阿娇成为汉武帝的第一任皇后，也使她多了几分骄横，少了几许谦恭。
汉武帝霸道、专横，这是帝王的通病。只是，他既有才能，又有大志，加上张扬的个性，表现得更为严重。
陈阿娇呢？陈阿娇也非常专横、霸道。她的出身、地位，加上她的母亲有恩于汉武帝，陈阿娇怎么可能低眉敛目、唯唯诺诺？
像汉武帝和陈阿娇这样，一个男霸天，一个女霸天，即使青梅竹马，也绝难夫唱妇随。
二是无子。
陈阿娇有一个致命之处授人以柄：无子。
汉武帝62岁时和宠妃钩弋夫人生了幼子刘弗陵（汉昭帝），可见，汉武帝的生育能力没问题。陈阿娇无子，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自己的生育功能有问题。史书记载，阿娇治病花了九千万。九千万是多大个数字呢？当时西汉政府一年的总收入是五十三个亿，九千万几乎占国家总收入的千分之十七；一个人治病的费用达到这种比例，骇人听闻！但是，最终还是无效。（与医钱凡九千万，欲以求子，然卒无之。）
阿娇被废，长公主非常不满，当着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的面说：皇上如果没有我相助就不可能立为太子。现在抛弃我女儿，太忘恩负义了！平阳公主解释道：阿娇因为无子才被废啊！（陈皇后母大长公主，景帝姊也，数让武帝姊平阳公主：帝非我不得立，已而弃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阳公主曰：用无子，故废耳！）骄横的长公主无话可说，黯然神伤。
三是巫蛊。
陈阿娇被废，直接动因是一起恶性事件：巫蛊。巫蛊就是把写上被害人姓名、生辰八字的木偶人埋在地下加以诅咒的巫术。
卫子夫得宠，陈阿娇受不了。她多次大吵大闹，寻死觅活，令汉武帝非常恼怒。出于嫉妒、怨恨、焦虑、无奈，阿娇私招巫师楚服，以巫蛊诅咒卫子夫等得宠的嫔妃。事情败露后，汉武帝派酷吏张汤严查此案，前后牵连三百多人。最后，楚服枭首示众，陈阿娇被废长门宫。
阿娇此时很不明智。奢望皇帝忠贞不二，只爱她一人，无异于痴人说梦。一旦得不到皇帝专宠，又寻死觅活，向皇上施压，只能火上浇油。
巫蛊案后，长公主非常惭愧，向汉武帝道歉。汉武帝说：皇后做事太出格，不得不废。希望姑姑不要有误解，皇后虽被废，但她的生活水平和原来一样，不会降格。（长公主惭惧，稽颡谢上。上曰：皇后所为不轨于大义，不得不废。主当信道以自慰，勿受妄言以生嫌惧。后虽废，供奉如法，长门无异上宫也。）
第二个人，长公主。
长公主在女儿阿娇被废一事中责任重大。
一是贪婪。
长公主自以为有恩于武帝，常常伸手要这要那，无休无止，搞得汉武帝十分厌恶（长公主恃功，求请无厌，上患之），也连累了陈阿娇。
二是糊涂。
长公主的糊涂表现为三点：
其一对女儿的婚姻缺乏认识。
汉武帝与陈阿娇之间的婚姻，说到底是基于政治利益，于青梅竹马无关，于卿卿我我无关。作为母亲，长公主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会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其二，阿娇的丈夫是皇帝，作为母亲，在嫁女儿给太子之时，就应当明白：阿娇不可能专宠！何况汉武帝多情风流，一生女人无数。这时，教女儿对此不必在意，风物长宜放眼景，或许情况会大不一样。
其三，对阿娇的过激反应没有及早干预。陈阿娇一时性起，反应过度，尚有情可愿。但是，作为母亲，长公主不应该意气用事，应及早提醒女儿收敛过激行为，更不可搞什么巫蛊事件。
我们不妨拿长公主对陈阿娇，与王太后对汉武帝作一个比较，汉武帝继位之后和陈阿娇、长公主的关系就出现了裂痕，王太后立即干预，希望二人能和好。汉武帝听从了母亲的忠告，马上调整和长公主、陈皇后的关系，避免了许多后顾之忧。（皇太后谓上曰：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长主，必重得罪。妇人性易悦耳，宜深慎之，上乃于长主、皇后复稍加恩礼。）为什么王太后可以告诫儿子调整夫妻关系？而长公主不能告诫女儿搞好夫妻关系？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王太后比长公主更有智慧。
长公主在亲近王美人、私定娃娃亲、毁栗姬、废刘荣、誉刘彻、最终将刘彻推向皇帝之位的过程中表现出过人的才能。但是，在女儿的事情上却麻木而愚蠢，前后判若两人！
脉脉此情向谁诉
第三个人，卫子夫。
平民歌女卫子夫如何邂逅汉武帝？说起来非常偶然。
卫子夫出身低贱，本是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因其夫是平阳侯曹寿，故名平阳公主）家中的歌女。平阳公主贵为公主，一向注意搞好和弟弟汉武帝的关系。她找了十几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养在家里，打扮得漂漂亮亮，随时准备汉武帝来挑选。即位第二年（建元二年，前139），汉武帝在霸上参加除灾求福的礼仪后，顺便来到平阳公主家。
平阳公主让美人面见武帝，而武帝一个也不喜欢。这时，歌女进来献歌，武帝一眼就看上了卫子夫。当天，卫子夫在皇帝换衣的车中侍奉汉武帝，得到亲幸。
武帝幸得心爱女子，十分高兴，当场赏给平阳公主黄金千斤。平阳公主见机行事，奏请将卫子夫送入宫中，汉武帝欣然同意。卫子夫上车时，平阳公主抚着她的背说：“去吧，好好吃饭，好好努力！哪天富贵加身，别把我忘了！”（子夫上车，平阳主拊其背曰：行矣，强饭，勉之！即贵，无相忘！）
卫子夫因何得到汉武帝垂青呢？
卫子夫的职业是歌女，歌声如何，虽然史书无载；但是，应该还算动听。我们讲戚夫人大得刘邦赏识之时，特别提到刘邦喜欢功夫嫔妃，才艺嫔妃；汉武帝也是如此的话，这倒成了刘氏家族的一大特点：宠爱才貌双全的女人！
卫子夫有一头美发，这一点倒是有据可查。我国宋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三《人事部·鬓》记载了一件事：《史记》曰：卫皇后字子夫，与武帝侍衣得幸。头解，上见其发鬓，悦之，因立为后。但是，《史记》中没有记载这件事。《汉武故事》却也说卫子夫凭一头秀发大得汉武帝欣赏：子夫遂得幸，头解，上见其发美，悦之，纳于宫中。东汉著名文学家张衡在他的名作《西京赋》中也有一句：卫后兴于鬓发。
中国男人素爱乌发如云的美女，汉武帝也不能免俗。一头秀发使平民女子卫子夫倍增妩媚，也俘获了大汉王朝最高当权者的心。
卫子夫入宫后，能够延续她在平阳公主家中的好运吗？
事实是，卫子夫入宫一年多，竟然再也没有得到汉武帝的召见，更不要说亲幸了。
这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
首先，汉武帝是偶然路过平阳公主家，邂逅歌女卫子夫，一时的魂不守舍稍纵即逝。回到宫中后，后宫佳丽如云，卫子夫自然不那么抢眼了。美人之美，从来都是相对的，在只有十几个美女的平阳公主家，卫子夫才貌出众；但是，到了武帝后宫，要想“三千宠爱在一身”，谈何容易？
其次，宫中制度的限制。妃嫔并不能随意见到皇帝，除了皇帝钦点。因此卫子夫没有机会再次面见汉武帝。
汉武帝与卫子夫的再次相见是什么时候呢？是她入宫一年之后。
当时，汉武帝打算放一批宫女回家。卫子夫一见到汉武帝，马上哭着请求出宫。（入宫岁馀，竟不复幸。武帝择宫人不中用者，斥出归之。卫子夫得见，涕泣请出。）
哭得梨花带雨的卫子夫，让刘彻动了怜香惜玉之心。
卫子夫出身卑微，她的母亲卫媪只是平阳侯家的奴婢；因此，卫子夫没有阿娇的骄横霸道，却别具小女儿态。那种酸酸甜甜的小爱情比较陈阿娇的爱情麻辣烫，更加让汉武帝动心。
于是汉武帝再幸子夫，卫子夫也争气，不久就有了身孕。卫子夫怀孕之后，一天比一天更为武帝尊宠。（上怜之，复幸，遂有身，尊宠日隆。）在此之前，阿娇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卫子夫却一连为汉武帝生了三女一男。长子刘据出生之时，汉武帝已经二十九岁，喜得长男，兴奋不已。
卫子夫这个灰姑娘的命运终于被改写了！
卫子夫在阿娇被废一事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首先注定了陈阿娇的被废，同时也导致了阿娇的迅速被废。
但是，这一切，并非卫子夫处心积虑。结识汉武帝是邂逅，入宫是偶然，还险些被逐。卫子夫虽然并不刻意，却似乎总受到命运的特别眷顾。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还有多位活跃在皇权周围的女人。这些女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政治型。她们动什么不动感情，如吕后、王美人；吕后并不十分在乎刘邦宠幸哪个嫔妃，她更在意太子是不是我的儿子，更在意权力的所属。
第二类是小女人型。她们的特点是“将爱情进行到底”，如戚夫人、栗姬、卫子夫、陈阿娇等。这类女人的特点是不切实际地追求皇帝的专情，并为此厮斗争宠，直到无一例外地在现实中碰壁而归。
还有一类是混合型。她们看似有点政治头脑，却又十分幼稚。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如长公主，辅佐刘彻即位，平地起波澜，无风三尺浪，搞得风生水起；纵容女儿争宠，不顾一切，让汉武帝大动肝火，也毁了陈阿娇的皇后之位。
表面上看，小女人型也好，政治型也罢，追求的是同样的东西——皇后之位，但两者有本质的差别。对于政治型女人来说，皇后之位就是终极，而对小女人型来讲，皇后之位不过是手段，她们最终需要的是皇帝的真爱。
莫期君王情专一
第四个人，汉武帝。
陈阿娇被废长门宫由汉武帝最后敲定，汉武帝自然是此事中的第一当事人。
汉武帝废掉阿娇的皇后之位有两大理由：一是无子，二是巫蛊。两条理由都无可辩驳。只要“无子”一条就可以废后，第二条不仅可以废后，而且可以杀头。
传说陈阿娇被打入冷宫后，听说司马相如擅长作赋，便一掷千金，求他写下了哀婉凄恻的《长门赋》，希望以此唤回汉武帝，终究于事无补。《长门赋》始见于萧统《文选》，其《序》曰：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工天下为文，举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幸。后人大加发挥，辛弃疾《摸鱼儿》曰：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长门赋》的来历尚有争议，很可能是后人附会之作。
当汉武帝还没有称帝，还是彘儿的时候，喜欢阿娇大大咧咧、风风火火，一时性起，要“金屋藏娇”。可是，当皇上已不是彘儿，而为刘彻，登基称“朕”之后；当皇帝遇上温柔缱绻、莺喉婉转的卫子夫时，阿娇再“恃宠而骄”就显得不识时务了。
美人易老，天子善变。没有卫子夫，还会有更多的女人令阿娇嫉妒疯狂。“生男勿喜，生女勿忧，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卫子夫一步登天，却以花甲之年，三尺白绫自缢屈死；“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李夫人倾国倾城，俣芳华早逝，病中都不敢让君王一见凋颜；“东方有贵人气。”钩弋夫人神话般出现，花样年华即因一句“子少母壮”，无辜赐死。
何止陈阿娇？昔日金屋中的女人，谁都难免面对帝王决然的背影。
一念之差：蒋介石拒绝接收琉球导致无穷后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作为发动战争的侵略者被彻底击败，其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被颠倒的历史应该重新颠倒过来。按照历来的国际规则，战败国以往用武力强占的他国领土，也应当无条件地纳入进行彻底清算的范畴。
据有关媒体披露的资料，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同盟国首脑在开罗召开会议，商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善后事宜，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开罗会议。会议进程中，中国政府首脑蒋介石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举行了4次会谈，其中有两次谈到了琉球。11月23日晚，蒋介石携国防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与罗斯福单独会谈，谈及剥夺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岛屿，罗斯福提到了琉球群岛。他对蒋介石说：“琉球系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是用不正当手段抢夺该群岛的，也应予以剥夺。我考虑琉球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关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理。”罗斯福突然提出将琉球群岛交给中国，蒋介石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他沉默了许久，小心谨慎说：“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
看得出来，蒋介石作为被西方列强和日本蹂躏多年的弱国首脑，忽然之间成了战胜国的元首，一时还无法摆脱弱国心态，适应不了新的角色定位，行使战胜国的权利显得有些缩手缩脚，本来该战胜国享受的战果也不敢大胆享受；当然，他一定也有些心不在焉，他人在开罗远离本土，而国内国民党正在与共产党争地盘，火烧眉毛的事一箩筐，琉球问题在他心里并非迫在眉睫。他大概还有些信得过山姆大叔，有罗斯福这样表态，琉球尽可以让其放心，迟早会“完璧归赵”。
11月25日，罗斯福再次与蒋介石会谈，再次谈到了琉球。罗斯福说：“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收复了台湾，如果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会有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蒋介石见罗斯福又一次提到这个问题，而他一直没有来得及认真思考这件事，从国内带来的草拟的谈判方案也还没有将琉球问题列进去，一时半会拿不出很成熟的意见来，只好闷着头不说话。罗斯福见老蒋半天不吭声，以为他没有听清楚，又补充了一句：“贵国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战争结束了，就将琉球群岛交给贵国。”蒋介石犹豫再三，最后答复说：“琉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还是那个意见，中美共同管理为好。”蒋介石对琉球的态度，让罗斯福感到不可思议。自此以后，罗斯福及美方的其他人员在蒋介石面前再也不提琉球的事了。
由于蒋介石未能明确果断表示接收琉球群岛，故《开罗宣言》在写到日本应归还中国的领土时，只提到“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只字未提琉球群岛，将一个存在了若干年代并属于中国保护范围的琉球国轻轻一笔抹去。现在客观评价蒋老先生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最大的功劳是在庐山发表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统一抗战动员令。宋美龄那时还激情喊出“弟兄们，跟我上”，鼓舞了很多已经绝望的国人。而他最大的错误，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扭扭捏捏，没有果断行使为琉球国收回琉球群岛的权利。“一失足成千古恨”，让琉球国人失去历史给予的一次复国机会，也让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日本，做了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的隔壁邻居。倘若老蒋先生的在天之灵真的有灵，不知今日当作何感想。
据台湾一些记述这件事情的书籍说，开罗会议结束后，蒋介石才醒过味儿来，后悔没有果断答应罗斯福，毅然接收琉球群岛。他觉得这件事做得很没面子，泄露出去有损自己形象，再三叮嘱王宠惠说：“罗斯福要把琉球交给我们的问题，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再也不要往外说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还是在国民党一些高层人士中传开，许多人还跑去询问王宠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王宠惠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只得忍了又忍，没敢和盘托出实情。
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自日本作为战败国宣布无条件投降起，该国所有通过武装侵略非法占领他国的土地，都应当无条件退还。《开罗宣言》郑重宣布：“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及使日本在中国所窃取之领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夺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此后，中、美、英签订的《波茨坦公告》又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指定其他小岛之内。”1945年3月26日，美军发起冲绳战役，并在3个月内全面占领了琉球群岛。1943年11月在开罗会议上，中美交涉琉球问题，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意“琉球国际托管，由中美共同管理”。
1945年日本投降，无条件接受《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根据这两个权威性文件，“日本只能保有其原来的固有领土，其他武力吞并的领土都必须放弃，但战后琉球群岛和钓鱼列岛仍被美军占领，虽然美国宣布”不承认二群岛主权归属日本“但也没有交还给中国。1947年4月，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关于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协定》，将北纬29度以南的琉球群岛和原本属于中国领土的钓鱼岛列岛正式交与美国托管。这个所谓的”协定“不但篡改了原来中美共管琉球的承诺，还严重侵犯了中国在钓鱼岛的领土主权，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世人由此看清了美帝蛮横、霸道的丑恶嘴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操纵、把持联合国，以逞一己之私。
1950年，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朝鲜，将战火烧到中国的家门口。刚建立的新中国，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公开同美国叫板，引起山姆大叔的极端仇恨。而这个时候，日本借着美国将该国作为侵略朝鲜的基地，公然违背二战战败后制订的”和平宪法“在军事上不遗余力支持美国对朝鲜的侵略，同时还暗中派人去台湾帮助蒋介石玩反攻大陆的游戏，成为美国在亚洲建立冷战秩序和遏制新中国的马前卒。1951年，美日两国在排斥中国代表参与的情况下，私下签订《美日旧金山和约》，把琉球群岛连同钓鱼岛群岛的”施政权“全部转让给日本。据说，日本人还为此付给美国3亿美元的”好处费“以及达成其他一些肮脏的交易，包括允许美军无偿使用那霸基地，为美军提供后勤保障，还设立慰安所给美军提供性服务。这些肮脏交易泄露出来以后，立刻遭到这块土地的真正拥有者琉球人民的群起抗议和反对，他们”聚哭于闹市“并曾数度组团到台北向蒋介石陈情。该代表团用汉语恳请”蒋总统“看在同是”一家人“的分上，在联合国仗义执言，准许琉球独立或并入中国版图。
据说，台湾一位记者得知美国政府要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行政管辖权“心里很不是滋味，发表文章指责国民党政府在开罗会议太马虎，不提琉球问题，以致琉球又落入日本之手，使中国的东部海防被撕开一道大裂口。这篇文章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注意，蒋介石担心会损害其在国内外的声誉，亲自出面进行辩解。他在一次国民党的高层会议上说：“我们当时（开罗会议）认为琉球是我东海的屏障，军事重要性较大。我们同意，应由中美两国经过联合国之委托程序，实行共管，又以为此非当时紧急之事，故曾表示将来再说。”然而，“将来再说”这句托词，害了琉球，也害了中国，现在琉球国不明不白被吞并了，我们原本在东海的一道屏障也没有了。
1972年，美国公开背叛《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擅自公开宣布将琉球群岛的“行政管辖权”移交给日本，且肆无忌惮将我们的钓鱼岛也包括在内。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本来已经从其武装侵略和非法占领的土地上被赶走，现在又被美国重新放回琉球，进而霸占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然而，琉球国独立于世界的漫长历史不可能被日美两国的私下交易一笔勾销，中国与琉球国极为密切的历史关系也不会轻易被人遗忘。而今，日本还要越过冲绳海槽挑起同中国的东海争端，用中国的一句谚语说，“人心不足蛇吞象”，该国也不想想会不会撑破自己的肚皮。
互联网上有网友撰文说：日本民族的悲哀就在于其精英阶层从来没有认真去梳理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并将他们总结和反省得出来的经验与教训毫无保留地告诉日本民众。这也导致了今天不少日本人对历史的暧昧，以及日本右翼势力公然否定这段侵略历史的根本原因，成了亚洲和世界不安定、不安全的一个巨大隐患。这里应添上一笔，所有这些美国人都难辞其咎，是这个霸权国家敌视新中国，极力拉拢日本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封锁，这才一味袒护用军国主义给亚洲和世界带来严重灾难的日本，把这个二战的战败国宠坏了。
张衡地动仪的前世今生：“陇西地震”是个谎言？
近日，一场关于“张衡地动仪”真伪的大讨论悄然兴起。支持者从不同角度寻找史据，以求为“张衡地动仪”的来龙去脉正本清源；反对者则认为，目前复原的地动仪均不能测震，史书记载的诸多史据也经不起推敲，因此，地动仪很可能是历史杜撰。
基于此，本报记者辗转数千里——从当年放置地动仪的东都洛阳，到张衡出生地、埋葬地河南南阳，从承担复原地动仪项目的河南博物院，到中国地震界最权威的中国地震局……通过对多位专家学者的探访，去追寻张衡地动仪之谜，试图用扎实的史料还原历史真相。
1.张衡地动仪测震是个传奇？
据范晔《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张衡地动仪在地震发生时能够达到“验之以事，合契若神”的效果。一千多年前，张衡是否有能力造出如此高科技的地动仪？检验地动仪神奇的“陇西地震”是否属实？
洛阳城南两华里，一个叫灵台的地方，是史书记载的张衡当年放置地动仪之地。2011年初，记者走进迷宫一样的村间小路，寻找着传说中的灵台。“那个土包就是你要找的灵台。”一个名叫王同的村民告诉记者。顺着王同手指的方向，看到这座荒凉的大土堆，记者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昔日承载“神器”的场所。
王同说着，带记者走到了灵台顶部。他指着边上的一个土洞说：“这下面是个十字形的通道，以前每到夏天，村民们都会到里面乘凉。考古队来发掘的时候，曾发掘出地下有建筑、廊柱，但到处都是被烧毁的痕迹。”
据悉，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洛阳考古工作队曾对这里进行考古发掘，发现这里原来就是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不仅有皇宫，有城门，还有明堂、辟雍、太学、灵台。
为什么叫灵台？据史书记载，灵台就是用来观天象、卜吉凶的高台建筑。天象在上，登高始能望远，所以要筑高台。相传这种高台夏代叫清台，商代叫神台，到周代始称灵台。按照儒家的解释，“灵者精也，神之精明曰灵”，“四方而高曰台”，因此称为“灵台”。
汉魏洛阳城的这座灵台，始建于东汉建武中元元年即56年，董卓190年火烧洛阳时荒废，曹魏建都洛阳后，又重修沿用，前后经历三朝250多年。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天文台，尤其是在东汉100多年的历史中，这座灵台在天象观测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对灵台地基进行了考古发掘，中国地震局也对测震的地质条件作了三次现场踏勘。灵台西侧的第二层平台的两间观测室的北间，室内长10米，宽2.2米，高出地面2米，地面处理很特殊，是灵台唯一铺设了两层2×2汉尺大方砖的地面。据推测，这可能就是放置张衡地动仪的地方。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和地球物理所研究员冯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此处的确属于稳定承载地动仪所需。冯锐说：“高台状的地基对地震波有结构性放大作用，对测震十分有利；房间宽度不到9汉尺，也印证了这里仅能容‘圆径八尺’的地动仪；根据对台基土样的分析，可推算出地动仪的总重仅为几吨。”冯锐强调，即便古代存放地动仪的灵台今天已经面目全非，但是从地质数据分析来看，这与地动仪放置于洛阳灵台的史料记载是相吻合的。
2.“陇西地震”是个谎言？
人们查阅现有的史书资料发现，从张衡造出地动仪的132年到其去世的139年，史书中共有7次关于地震的记载，其中只有138年明确指出是京师、金城、陇西。因此，人们大都将138年的地震当成地动仪测出的地震。
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验证地动仪的“陇西地震”是否存在。
有人怀疑陇西地震真实性的原因是范晔虽然在《张衡传》中提到了陇西地震，但并没有具体说明这次地震的时间。
然而，《张衡传》明确记载该次陇西地震京城“地不觉动”，而据范晔《后汉书·顺帝纪》中记载，138年的这次地震却是“京师及金城、陇西地震，二郡山岸崩、地陷”；《后汉书·五行志》也记载：“京都、金城、陇西地震，裂城郭，室屋坏，压杀人。”
那么，验证地动仪的陇西地震真的存在吗？
冯锐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他说，那次验证地动仪的陇西地震不是发生在138年，而是发生在134年，东汉的两位高官还因这次地震被免职。
其理由是，袁宏《后汉纪》卷十八载，“阳嘉三年十一月壬寅，司徒刘崎、司空孔扶，以灾异免”；范晔《后汉书·顺帝纪》载“阳嘉三年十一月壬寅，司徒刘崎、司空孔扶免。注：扶字仲渊”；古人认为地震是灾异之一，史书中有时不特加区分。
不过，这次以“灾异”免，就是因地震免吗？
冯锐说，据清代惠栋《后汉书补注》卷二十一载：“鲁国先贤传云，孔氏仲渊为司空，阳嘉三年，以地震免。”而在清代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卷六也指出：“惠栋曰鲁国先贤传云，孔氏仲渊为司空，以地震免。”因此，中国地震学界的权威性资料《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早在1983年就已经把134年的这次事件确认为是地震。
冯锐由此认为，范晔在《顺帝纪》和《张衡传》两处同时记载的陇西地震和高官撤查事件，前后存在逻辑对应关系。张衡的政治地位也在这次地震之后发生了急剧的逆转，他135年突然请辞侍中，136年被贬河间。因此，发生在134年的这次地震应该是陇西地震，他的推断明确支持兰州地震研究所于1989年提出的相同意见。
冯锐说，能够给予这年在陇西发生地震的旁证还包括张衡在137年写的一首《四愁诗》：“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坂长，侧身西望涕沾裳。”汉阳（即今天水）和陇坂皆指陇西，这一点是中国现代地震学奠基人李善邦先生于1980年首先指出的。因此，冯锐认为张衡对陇西有如此强烈而复杂的感情，正是对陇西地震的怀念。
冯锐分析陇西地震震级是7级，洛阳烈度为三度到四度，洛阳地区处于无震感或刚有震感的状态。地震专业人员在2004年已经对138年陇西地震做过地质考察和古遗迹考证，查明了震中在甘肃省永靖县西北。今后，可能还会开展同类的专项调研，如在天水地区组织实地考察，以进一步核实那场地震的震中位置和实际破坏。
3.张衡有没有能力造出地动仪？
根据史书的记载，张衡是一个很博学的人。他在天文、地理、历法、机械、算术等方面有独特的才能。人们现在怀疑张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地动仪没有保存下来。
有人认为，古人根据“天人合一”的思想，把地震视为天谴，因此每次较大的地震发生后，皇帝都要罢黜一些官员，甚至下罪己诏做自我批评。在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迷信。张衡首先是个政治家，他研究天象、地震，并非纯粹的科学探讨，而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也就是他说的：“妖星见于上，震裂着于下，天诫详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秦汉史研究专家杨振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说张衡不懂得物理学，不懂得地震学，进而否认张衡制造能测定地震的先进仪器的能力，不知其依据是什么。根据《后汉书》等传世文献的记载，张衡曾被人誉为‘制作侔造化’。他不仅发明了候风地动仪，还创造了浑天仪，并著有《灵宪》一书，阐释天体演化原理，力主在当时世界上都非常先进的‘浑天说’。后人认识、了解历史，主要依赖传世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后汉书》等文献是目前最为可信的正史。若要否定这些历史记载，必须有切实可信的证据。否则人类所有的历史都会变得虚无。张衡是生活在两千年前的历史人物，他对于世界和宇宙的认识必然是建立在当时的知识体系之上的，从今人的观点看，其中必然有迷信的、不合理的成分，这些成分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类的认识，但是却不能完全阻滞人类的创造力，否则人类怎么会发展到今天，中国历史上又怎么会出现‘四大发明’那样伟大的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卢兆荫说，考古过程中的很多发掘都已经证明文献记载是可靠的，是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的。历史不是文学创作。没有确凿的证据，随便否定史书的记载是非常危险的，也是不符合审慎的治学态度的。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孙小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张衡的仪器叫‘候风地动仪’。为什么是‘候风’？古人认为，地震是因为阴阳两气相搏而成。我们现在的科学认为是地壳板块和板块之间相互挤压而产生地震。古人的解释在现在看来自然不那么科学，但这就能说明古人造不出地动仪吗？既然有气的变化，那么就会产生风，所以它叫候风。张衡做的装置就是来测定气的变化的，气的变化就是风，那么哪个地方有地震，哪个方向就有气的变化，就有风来，就可以测到。当然这个‘风’还是跟震动有关的。‘阴阳气’是用一种物理的概念而不是神秘的概念来解释地震，应该说是当时的科学。两汉是中国古代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整个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大框架的基本形成期。譬如天文观测、天文历法、机械理论、数学、医学等很多领域在这个时期都有很突出的发展。后人不是一定就比前人高明，我们一定不能小看前人。张衡对很多自然现象都有解释，比如五星运动和日月食，也制造了水运浑仪这样的高水平天文仪器。所以他造出地动仪并不足为怪，当然，在我们没有复原出来之前可以存疑，但不能简单否定。看问题一定要有历史的眼光。”
4.有据可查的七种文献资料
人们知道张衡和他的地动仪大多是从范晔的《后汉书·张衡传》获悉，而即便是作为研究人员，目前所能获得的资料也只有包括《后汉书·顺帝纪》、《续汉书》、《后汉纪》在内的七种文献。而所有这些文献中关于张衡地动仪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
张衡的地动仪在古都洛阳写下了一段神奇的历史后，便少了记载，只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即便是在河南南阳——张衡的老家，人们对于张衡和他的地动仪也没有留下多少记忆。
从洛阳一路南下，行驶三百余公里，便达到南阳城北的石桥镇。放眼望去，一处汉代风格的建筑群在村落中格外显眼。139年，张衡在京师洛阳去世后便被运回他的家乡，安葬在这里。1956年，南阳县人民政府以墓园为基础在这里建立了张衡博物馆，并于1988年被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馆内的张衡成就展览厅内，展示着张衡的生平事迹和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浑天仪、指南车、计里鼓车等科技成果。展厅外面，竖立着一个高大的地动仪模型。张衡博物馆馆长刘新告诉记者，张衡博物馆内的地动仪模型基本是仿照中国古代科技考古学家王振铎复制的张衡地动仪模型建造的，而且只是个模型，不能测震。
刘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关于张衡地动仪的记载，最著名的当属范晔所著《后汉书·张衡传》的196个字：“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圆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
这大概是现在的人们关于张衡地动仪最普遍的记忆。受困于这个记载的孤证，研究人员和复原工作者也曾对张衡地动仪感到莫衷一是。
自2002年便开始研究张衡地动仪工作原理的地震学家冯锐，也深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直到2004年课题组的工作已经起步，而冯锐还在愁眉不展时，卢兆荫给冯锐打来电话。卢兆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家里有一部书叫做《八家后汉书辑注》，是由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中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中也有《张衡传》，我就告诉了冯锐。”
到2004年底，冯锐又得到了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库的协助，终于找到了记有张衡地动仪的最早几份古代刻本，除《后汉书·张衡传》外，还有含《续汉书》文字的《初学记》、《事类赋注》、《太平御览·工艺部》、《太平御览·职官部》和《后汉纪》、《后汉书·顺帝纪》等史料，以后又增加了南北朝（陈）虞荔561年所著的《鼎录》。先后共找到8份史料，对地动仪的记载共有254个字。
根据史料记载，范晔的《后汉书》是在西晋司马彪306年所著的《续汉书》和东晋袁宏376年所著的《后汉纪》等文献的基础上于445年成书的。
冯锐认为，司马彪距张衡去世不过百余年，所著更接近于原始材料，虽文字不全，但价值颇高。冯锐认为，司马彪《续汉书》明确了仪器的穹隆顶盖、蟾蜍为器足、内部结构等3项新内容，其中“关”结构的析出，使地动仪内部结构的5部分——柱、关、道、机、丸体系得以明确；袁宏《后汉纪》除含有司马彪文的3处新内容之外，还有另外6处不同于范文的重要信息，对地动仪的技术内容有更准确、更丰富的记载。
地震学家高继宗曾著文指出，《隋书》已经记载了在北魏的元延明和信都芳合作编写的《器准图》中有地动仪、浑天仪、计时仪、测风仪等9种仪器的文字叙述和结构图样。这些图件都是更早史料留存下的，地动仪图样可能出自张衡之手。因为《鼎录》中有一段文字：“张衡制地动图，记之于鼎，沉于西鄂水中。”汉代的西鄂就是张衡的故里。其后，流传到北宋欧阳修1060年写的《新唐书》中，再后才彻底失传。
据史学家孙文青研究，“平子（即张衡）造器，以说附器，器为主，录起说，自宜称注”，写下《地动仪图注》是极可能的。隋朝的临孝恭曾著有《地动铜仪经》一卷。这些资料均出现在仪器失传后的百余年，其图件和文字的原稿应出自张衡之手，即《地动铜仪经》有可能是临孝恭对《地动仪图注》的追述。遗憾的是，这些宝贵的资料在后来的史料中仅见提及，而无图件和原文。
总体上看，有关张衡制作地动仪的史料依然非常单薄。但是，卢兆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我们搞考古、搞历史的人相信，正史记载都是有根据的。《后汉书》是中国的正史，记载应该可靠。”
第三章 真实的历史人物
还原真实的曾国藩：自身清廉却用公款请客送礼
今年是曾国藩诞辰200周年，9月3日，首届海峡两岸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在曾国藩的家乡湖南双峰举行，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曾国藩的纪念活动。
从百姓口中的“曾剃头”到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口中的“汉奸侩子手”，在大半个世纪里，曾国藩一直顶着骂名。直到唐浩明的历史小说《曾国藩》畅销，让据说早已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的曾氏开始“咸鱼翻生”，声名再度显赫，有关曾国藩如何赚得封侯拜相的“成功学”与权术、风水、命相之说，也因此转眼间成为街头巷尾永不过时的谈资。
在“曾国藩热”的背后，穿越一个世纪的时光，我们应如何重新发现这位晚清重臣？带着这个问题，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了《曾国藩》作者唐浩明，《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作者张宏杰，曾国藩研究会副会长、湘潭大学历史学教授王继平，中南大学教授、曾国藩的同乡孟泽，逐一撕下附在曾国藩身上一个世纪的标签。
标签一：曾剃头
他对“纲常名教”的敌人绝无悲悯之情
2007年，南京曾考虑在莫愁湖复建曾国藩纪念牌坊，但南京博物院一位专家却对复建牌坊持谨慎态度，原因是“涉及曾国藩的历史评价”，最终这件事不了了之。
在南京的许多论坛里，流传着一篇帖子，名为《曾国藩的南京大屠杀》，指出太平天国“天京之战”中，曾国藩的湘军日屠杀量甚至超过了日军，而曾国藩也由此被冠上了“曾剃头”、“曾屠户”等称号。但另一方面，曾国藩却被青年毛泽东嘉许为“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对于同一场战役，却有着截然相反两种评价，这在历史上当属罕见。
一个多世纪后，我们当如何重新看待“曾屠夫”？孟泽说，“曾屠夫”并不完全是曾氏被妖魔化以后的命名，其实也表明了他所谓的“霹雳手段”、“乱世重典”在今天看来的反人道性质。曾氏虐杀李秀成，他的老友刘蓉在四川“凌迟”处死石达开，在很多时候，他们对于在绝望的饥寒中以血肉之躯作为抵押来抗争的人们，并无恻隐之心，对于他们所认定的“纲常名教”的敌人，他们也绝无悲悯之情。然而，我们所在的世界，或者说我们所乐于认同的世界，已经不是需要通过“名教纲常”来维护的“家天下”了。
但心狠手辣，帮助满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能否成为曾国藩的一大症状？孟泽和张宏杰都强调，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称曾国藩为“汉奸侩子手”却全无道理。对于曾国藩的评价与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仿佛是两个磁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太平天国都代表“中国革命史”的重要一环，站在对立面的曾国藩也不得不被树立成“魔头”的形象。“如果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资料稍有涉猎，就会发现，如果太平天国真正统一了中国，洪秀全真的引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那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因此，‘汉奸’的评价只是那个时代、那种政治氛围的产物，如果范文澜活到今天，估计他也会推翻自己的结论。”张宏杰说。
标签二：清官
他自身清廉，却用公款请客送礼
张宏杰在《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为曾国藩算了一笔经济账。在现存的资料中，他找不到任何一笔曾国藩把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身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及至身后，曾国藩只剩下两万两存银，在晚清时代算得上相当清廉。
曾国藩官拜两江总督，这个职位在历史上还有一个更加通俗的称呼“天下第一肥缺”，但曾国藩的起居却穷得像个京官。外国人戈登在同治2年见过曾国藩，让他惊讶的是，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曾国藩的幼女曾纪芬曾回忆道：“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
孟泽曾经到过离湘乡县城80公里的乡间参观曾氏故居“富厚堂”，“那是一所在乡间算得上宽大的房子，却也想象不出当年的奢华，院墙是土夯成的，所有的房间几乎没有任何装饰的痕迹”。然而，当时身为封疆大使的曾国藩，却为弟弟花钱七千串修建如此的府第而感到自责，自以为无颜面对父老乡亲，而曾国藩真正的出生和成长地是“白玉堂”和“黄金堂”，那更是名不副实的乡间普通住宅而已。“一种类似于禁忌的文化自律让曾氏位极人臣却渴望与百姓保持相同的简朴俭约，除此之外，对他来说显然并不存在别的约束。”孟泽说。唐浩明也认同这个观点：“他没有受贿过”。
但正如老话所说，水至清则无鱼，如同海瑞那样清廉得一尘不染的官员只能被当成是道德模范让人顶礼膜拜，但却办不了实事，也注定成不了大事。《曾国藩的正面与反面》作者张宏杰说：“曾国藩的佚事中缺少‘囊橐萧然’、‘贫不能殓’这样容易涌动人悲情的极端化情节。”张宏杰形容曾国藩不比海瑞，他不是“自虐狂”，在曾国藩为官的终身，对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都十分的尊重，庆吊往来，礼数周到。“他晚年成为总督后，和当时大部分的官员一样，送礼请客，很多时候用的也是公款。”“应该说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唐浩明这样看待曾国藩这个“非典型清官”，他把钱都用在了公务上，而非进了自己口袋。“历朝历代，皇权政治的坍塌，往往是从贪开始的。从这一点看，曾国藩堪称‘补天’之人。”孟泽说。
标签三：完人
他成天道貌岸然，但也为祖父生日筹集“份子钱”
在晚清乃至民国时，曾国藩俨然被捧至“教主”的地位，之后又被视为“屠夫”，再到现在铺天盖地的“曾国藩热”。在一个世纪的时光里，曾国藩一直都似京剧脸谱，不是大奸便是大恶。对于这股热潮，孟泽表示：“是举国若狂的唾弃或者膜拜，那只是说明时代及其观念的混乱与不知所措而已，并不是冷静和理智的状态。”
200年后，曾国藩如何再次还原为“人”？于今年增订完毕《曾国藩全集》的唐浩明说：“我们增订了50万字，主要是奏折。要从这点新发现的东西去改变人们对曾国藩的看法是不可能的，只能说，通过这些增订的奏折，补充丰富了人们对他的理解。”
而张宏杰的感受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普通人对于曾国藩的看法：“最初接触曾国藩时，他不过就是个挺没趣的老头儿，长得土头土脑，不抽烟，不喝酒，不玩女人，成天道貌岸然，正襟危坐，写过一大堆絮絮叨叨无比唐僧的家书，仅此而已。”
但真实的曾国藩不可能只是一本励志的成功学故事，更不可能是一个内心无比强大的“完人”。“我发现，细节中的曾国藩，其实挺有意思的，比如他很少洗澡，经常几个月才洗一次脚。他做穷京官时，成天为钱发愁。”张宏杰讲了一个关于曾国藩的小故事：为了在即将到来的祖父生日宴会时多收一点“份子”，他未雨绸缪地加大了社交力度，随份子随得很多，“分资较周到”。可是事后想起自己还要做“圣人”，又对自己的小算盘“批判”不止。
标签四：成功学范本
他是个现实主义者，更是理想主义者
一个天资平平的“中人”，最终却做到了传统知识分子“立功、立言、立德”的最高境界，让一个萎靡涣散的王朝又延续了半个世纪。曾国藩被网友戏称为清朝的“励志哥”，而他的人生也被当作是一个成功学范本被广为宣传，各种诸如“跟曾国藩学管理”之类的教材也风靡一时。
200年后，曾国藩对于当下的意义是什么？是那些官场权谋？显然不是。“曾国藩的身上集中了传统精英的某些最优秀的品质。他以并不缺少悟性的刻苦和执着，重新体验和阐述了迤逦数千年的天人之道、伦常之理。曾国藩不止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更是一个以自胜胜人、以圣贤自许的理想主义者，他甚至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标高，一种让人可以仰望的方向。”孟泽如是说。
在张宏杰看来，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把自我实现定位了最高的需求，而曾国藩直接把目标锁定在做“完人”。他认为，这一目标实现了，其他目标就自然而然地能达到。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不必占小便宜：“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着，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说，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伟人，建功立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古往今来，立志之人比比皆是，但是真正实行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曾国藩的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脚踏实地地实践了自己的志向。”张宏杰说，曾国藩对自己近乎苛刻，通过这种自修方式，逐一检出自己身上近乎所有的缺点毛病，在几乎所有细节中贯彻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因此他的进德修业，才迅速而有力。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毋揠毋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细数境外中国军人墓地：印度仍将远征军视为英雄
9月13日，中缅边陲小城腾冲，19具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在人群的簇拥下，被郑重地安放在“国殇墓园”。
在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的共同努力下，19位英烈终于得以和其他数千名抗日阵亡将士一起，长眠在国殇墓园，经过近70年的境外煎熬，他们终于回来了。不过，未能回归家国的英魂更多。
为了那些不能忘却的历史与纪念，人们神情凝重地承诺，将永远守护这座墓园。“入缅抗日”“抗美援朝”“援越抗美”“援老抗美”……上世纪至今数十年间，无以计数的中国军人与民众接受政府的指令，出境参加不同类型的战斗，或完成许多复杂的工作，其中，大部分牺牲者已永远地安息在异国的土地上。
军魂飘零海外
2000年底，在经过长达八年的酝酿、两个多月的实地采访后，记者公开发表《越南土地上的中国烈士陵园》一文。此文内容为，在越南莱洲省封土县一个边境村寨，善良的越南人民饱含深情地对待着的中国援越烈士墓地。
此文使大多数国人第一次了解到，在邻国越南的土地上，还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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