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章申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复兴之路展品100个故事试读：
序言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中国国家博物馆基本陈列“复兴之路”，以宏大、深刻的主题，系统、生动的展示，围绕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成就，通过1280多件（套）珍贵文物和875张历史照片、36件经典美术作品，以及其他各种展陈手段，回顾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间，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屈辱和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深刻揭示了历史和人民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深刻揭示了历史和人民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昭示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全面展示170多年中华民族仁人志士，为中华复兴而努力探索、积极奋斗为政治主题的陈列展览。
2012年11月29日，党的十八大闭幕刚刚半个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率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习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次提出“中国梦”的命题。习总书记在讲话中说：“复兴之路这个展览，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展览图文并茂，文物很多，观后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中央电视台等重要媒体将此消息作出广泛报道后，来国博参观“复兴之路”的观众如潮。“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从2009年开展到现在，已经接待观众2200多万人，接待团体参观4万多批，有的观众和团体多次前来参观。参观过程中，许多观众在文物前长久驻足，认真观看，并向讲解人员询问文物的详情。很多观众在留言中建议我们将“复兴之路”在展文物，详细介绍，编辑成书，以使观众进一步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接受更深刻的革命历史传统教育。
我们从1280多件（套）“复兴之路”在展文物中精选出100件，较详细地讲述了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我们期望，通过这本书的出版，能够为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反对外来侵略、争取人民解放的抗争史，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创业史和改革开放史，有所帮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华儿女共同的梦想，需要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让我们继承革命先烈、仁人志士的革命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2016年4月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01卖官敛财的铁证清政府户部发给段忠位的捐官执照江琳
人们常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来形容官场的腐败，李宝嘉的小说《官场现形记》更是将清末官场的丑陋揭露得淋漓尽致。其实，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中，卖官搂钱不仅反映了官场腐败，也是清政府敛钱的一贯政策。户部给段忠位的捐官执照
清代所订捐官章程，分暂时事例和现行常例两种。康雍时期，只捐虚衔，不能作实官。顺治时期，要买个官，捐银约七八千两，但还得考试，文理通顺的可以给个知县，不通顺的只能给个守备。到清代后期，将捐官列为朝廷的财政收入，虚衔之外还可以捐实官。捐什么官，要多少银子，都明订章程，明码标价。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台以下，都可按规定银两数捐得。具体的捐官操作由户部捐纳局主管，捐得的银两统一交户部国库，后来也有一部分也分到省里边用，但主要归户部国库。“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中展出的这份捐官执照，纵59厘米，横49厘米，为纸质，石印，墨笔填写。执照印制的图形呈六角形，边饰花卉图案。执照的所有者是安徽安庆府怀宁县人段忠位。执照中记录了段忠位的体貌特征，他身材中等，面白有须，年龄为44岁。这是身份的证明，以防止假冒。执照上还记录了段忠位的家庭情况，“曾祖巨川，祖香谷，父晴昉”，以示祖上三代身家清白，没有从事过娼、优（卖艺人）、隶（衙门里下等当差的人）、卒（军中下等服役的人）等这些低下的、不符合选官条件的职业。
根据执照提供的信息，段忠位“由俊秀捐监生银一百八两，加捐布政司职衔，银三百两”。所谓俊秀，是指明清时期，援生员之例捐资纳粟入国子监读书的富家子弟。“捐监”就是花钱向清政府买“监生”学历。“监生”地位要高于举人和秀才，它是“国子监的学生”的简称。国子监是中央的官学，能在最高等的学府读书，身份自然就显得尊贵些，所以捐纳监生这桩买卖生意兴隆。从这份执照可见，清朝捐一监生的费用是108两白银。不过根据学者研究，到了咸丰六年（1856），因为鸦片战争大量白银外流，国库空虚，为调动广大绅商捐官的积极性，捐一个监生的费用标准由之前的108两已经减少到88两。
清朝大量的捐纳是捐监生，但“监生”只是“出身”而不是官职，虽然监生经过一定程序也有出任资格，但是时间又长，机会也少。根据清朝统治者在《钦定大清会典》中的规定，清朝的一些官职必须由科甲出身的人担任，还有一些实权官职是必须由正途出身的人担任。所谓正途，除恩贡、拨贡、副贡、优贡生、恩监生、优监生和荫生外，其余出身的人如果经过国家大员（指一、二品的高官）的保举，也可以看作是正途出身。而旗人享有特权，不必有人保举也可以看作等同于正途出身。段忠位既没有高官保举，又不是旗人，如果以俊秀身份捐官的话，就只能授给从九品或未入流的官。因此，他在缴纳了108两银子之后，又交了300两银子，为自己加捐了布政司经历职衔。官位为从六品。虽然官位不高，但有了这个保障，就增加了他获得实官，真正走上仕途的机会。
这份道光二十六年（1836）十月由户部发放的捐官执照，是清政府卖官敛财制度的铁证，它从侧面揭示了清代官场腐败的一个根源。捐纳制度给一部分富人打开了挤入缙绅阶层或官员队伍的方便之门。有的人虽然没有当上实官，但也可以享受到官员的礼遇和特权，免除了老百姓所必须承担的徭役和赋税，俨然成了当地有钱有势的缙绅。官位和职级可以靠捐纳一定数量的银钱或米粮后获得，那么这些人得到官位后又怎么会不想办法去搜刮百姓来补偿自己的损失呢？因而，买官卖官最终的受害者是普通的老百姓。百姓穷困潦倒，自然民心思变，从而动摇了清政府统治的基石。02科举难成才光绪十一年乙酉科山西乡试试题卷江琳
科举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上千年，它标榜“唯才是举”，给广大下层民众提供了入仕的机会，体现了一种开放和平等性。但是，因为它尊经义、重文辞，轻视自然科学，排斥技艺知识，又导致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社会经济停滞不前，因而在清末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批评。
科举的正式考试有三种：乡试、会试、殿试。乡试是每三年一次，每逢子、午、卯、酉年的八月进行，地点一般为各省的省城。乡试要考《四书》《五经》、策问、诗赋三个部分。参加乡试的是秀才，但是秀才在参加乡试之前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考，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乡试。乡试考中了以后就称为举人，举人实际上是候补官员，有资格做官了。
这份科举考卷是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山西乡试的试题，纵58厘米，横126.5厘米，共有9张。从试卷的考试内容来看，严格限定围绕着《四书》《五经》出题。比如，这套试卷第一场就是《四书》题，说的是子华出使齐国，冉求替他的母亲向孔子请求补助，而孔子主张“君子周急不济富”。这个题目阐释的是儒家的“仁爱”思想，不过答得符合标准并不容易，因为《四书》答题对考生是有严格要求的，考试作文要揣摩古人口气，决不能肆意妄论。而且《四书》答题必须遵从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解释，因此更加限制了考生的自我发挥能力。清代对《四书》的考题非常重视，顺天乡试的《四书》文题目，都由皇帝钦命。按照规定，如果第一场《四书》考试不合格，则第二、三场的经文策问考试即便有可取之处，也不能推荐给上级考官。1885年乙酉科山西乡试试题卷
科举考试的另一个重要考试范围，就是经学的问题。除了《五经》外，还要考察今古文经的认识。例如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仪礼》《周礼》皆有古文、今文。自汉以来传者甚少，大小戴记篇什多寡间有不同，后世尊而行之本何人？”这类答题鼓励考生各抒己见，并无确定答案，全靠临场发挥。试卷中还包括历史问题，比如问春秋的五位循吏，他们的治理的方法好在哪里？历史考试的内容时间跨度由春秋至唐宋。在历史问题中还包括，有关历史文献的问题、史学史的问题、史家史例的问题。这些问题基本都要求进行分析，阐释性论述，如果不长篇大论是很难说清楚的。
既然考试的目的是为了选拔具备管理国家能力的人才，那么如何作答试题卷中有关行政治民与管理方法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不过，这张试卷中这类考题看似考察行政能力，实际却像是在测试考生是不是知道历史名臣的功绩。比如题中说“隋文帝令诸州立义仓储蓄委积，意美法良其议创自何人？”这类测试，名义上虽是考察考生是否有行政能力，实际上根本不具备实践性，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清朝的科举试卷非常重视答卷的规范、整洁。从这份科举试卷中就有这样的规定，例如诗文策的每一篇结尾，都要填写添注、涂改的字数。写的时候要求“一字一格，不得跨格挤写”。写了多少字，要准确注明，数目字要用壹贰叁肆伍陆柒佰玖拾等字样，不得用一二等字。如果添注、涂改的文字超过100个字，或者统计字数以多报少、以少报多超过10个字，都要被通报。
光绪十一年（1885）时，从186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25年，自1872年派出国的留美幼童和留学欧洲的近代海军学生也都已经回国。可以说，当时中国并非没有新式知识分子，然而清政府却没有给这些掌握西方科技知识的有志青年一展抱负的机会，还在固守科举考试的老一套，重视《四书》《五经》八股文章，轻视西方文化和科技知识培养。由于新知识无用武之地，那些新式知识分子因出身不由科第，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不得不也走上科举的道路。比如就在这一年，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生严复因回国后没能受到重用，就捐了一个监生，取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结果满身新知识的他实在无法达到八股取士的要求，最终没能考中。03大快人心事林则徐、邓廷桢、怡良合奏虎门销烟完竣折万婷
19世纪初，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取得飞速发展，迫切需要掠夺海外殖民地作为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中国便成为了他们向东方侵略的目标之一。由于在中英正常贸易中，中国一直保持着出超地位。于是，英国资产阶级便把鸦片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重要手段。源源不断输入的鸦片，使得中英两国的贸易地位完全改变。中国处在白银大量外流、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面对鸦片泛滥所产生的严重危害，清廷朝野上下要求查禁鸦片的呼声日高。
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帝，针对当时烟毒泛滥的严重情况和许乃济提出驰禁主张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向道光皇帝上了一个主张严禁鸦片的奏折，这便是有名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
湖广总督林则徐对黄爵滋的建议大加赞许，并向道光帝指出：“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率先在两湖地区实施禁烟，成绩显著，成为禁烟派的著名代表人物。
道光帝认识到鸦片输入将造成军队瓦解、财源枯竭的严重影响，于1838年12月，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州查禁鸦片。
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严拿烟贩，整顿水师，惩办不法官吏。林则徐下令派兵封锁十三行，并且断绝粮食供应，迫令烟商交出鸦片。义律得悉十三行被围困后，立即从澳门赶到十三行。他指使大鸦片贩子颠地逃跑，并阻止外商交出鸦片。为了打击义律的破坏行为，林则徐下令停止中英贸易，派兵监视洋馆，断绝广州与澳门之间的交通往来。义律看到阻挠缴烟的计划无法实现，便命令英商缴烟，保证烟价由英国政府赔偿，同时也劝告美商缴烟，声明烟价同样由英国政府给付。这样做显然是为英国政府发动战争制造借口。经过坚决的斗争，英美鸦片贩子被迫缴出鸦片，共计19179余箱、2376254斤。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亲自监督，在虎门海滩将收缴英、美商人的鸦片当众销毁。林则徐、邓廷桢、怡良合奏虎门销烟完竣折
1839年7月5日（清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上奏道光皇帝（旻宁）虎门销烟完竣事。林则徐在奏折中详细介绍了销烟的具体情况和办法：“窃臣等钦遵谕旨，将夷船缴到烟土二万余箱在粤销毁，所有核实杜弊，并会督文武大员公同目击情形，已于五月初三日（6月13日）销化及半之时，先行恭折会奏在案。嗣是仍照前法，劈箱过秤，将烟土切碎抛入石池，泡以盐卤，烂以石灰，统俟戳化成渣，于退潮时送出大海。”在折尾，林则徐将销烟的成果呈报道光皇帝：“现除暂存此八箱外，计已化烟土，凑合前奏之数，共有一万九千一百七十九箱，二千一百一十九袋，其斤两除去箱袋，实共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截至五月十五日（6月25日），业已销化全完。斯时荡岁秽涤瑕，幸免毒流于四海，此后除奸拯溺，尤期约立于三章，庶几仰副我圣主除害保民之至意。……”道光帝阅后，在折尾朱批“可称大快人心一事，知道了”。
此奏折纵21.7、横（每折）10厘米，纸质，毛笔写。字体秀丽，书写工整。这是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虎门销烟的历史见证，反映了中国人民查禁鸦片、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珍贵的文献史料。原为清宫档案，清亡后，由章士钊收藏，后赠予我馆。现在“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中展出。04屈辱的城下之盟为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上清廷的奏折江琳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大军屡次失败，使得原来一心给英军迎头痛击的道光帝不得不考虑实行安抚政策。1842年初，道光帝派出耆英为钦差大臣南下浙江，准备看战争的形势进展情况，找机会与英国议和。但同时，他也寄希望于清军能够挫一挫这些洋人的气焰，最好一举剿灭。然而，清军战场一再失利，6月吴淞失守后，7月底英军攻克了镇江，并在8月兵临当时长江流域最大最著名的城市——南京城下。
7月26日，就在道光帝收到镇江被攻陷报告的那一天，他命令耆英和伊里布前往京口（镇江对面），以适当方式处理一应事务。耆英全名爱新觉罗·耆英，是满洲正蓝旗人，清朝的宗室大臣，是道光帝信得过的人。和他一起被派来解决南京被围困问题的还有一个一贯主张对英妥协的“前钦差大臣”伊里布。伊里布是满洲镶黄旗人，刚因为1841年擅自与英军大臣订立停战协定，承认英军继续占领舟山及附近岛屿被揭发，而受到革职处分。这次因为英军压力，道光帝不得不再次启用他与耆英一起向英议和，还授予了他四品顶戴，并署乍浦副都统。1842年8月初，耆英和伊里布先后到达南京，开始紧锣密鼓地和英军协商退兵、议和事宜。“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中展出的这份奏折上奏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九（1842年8月14日），纵26.5厘米，横56.5厘米，是在英军围困南京期间，负责与英军交涉的清朝办理夷务大臣就南京城的情况，以及英军动向上奏给道光帝的。根据当时的情况看，奏折的起草者应为与英军交涉的主要负责人耆英和伊里布。
奏折中称，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初七日（8月12日），清办理夷务大臣收到塔布芬（耆英从盛京带来的佐领）带回来的英方要求，其中有三项主要条件：第一条是赔款2100万元，本年先交600万元，其余分年代交；第二条是将香港占为码头，并准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地贸易，第三条是要求与中国官员用平行（即平等）的礼节。同时，英军还毫不客气地威胁清政府，“如其所请，即当永订和好，不敢再起兵端，不如所请，即行开仗，并往别省滋扰。”
然根据上报的奏折显示，在清政府方面还没答复的时候，英军就因听闻清军要调兵防御，在初八日（8月14日）换上了红旗，在钟山架起大炮，声称第二天要攻城。而此时，清朝方面军力准备不足，江宁（南京）城周围50余里兵少根本不够用，城外的守军也“士气不扬”，而城中的居民更是人心惶惶，有数万人聚集到衙门前，高呼救命。除了兵力不足和人心不定种种不利因素外，奏折中还分析了面对这万分紧迫的情形，如若不尽快议和的严重后果，那就是“若再与固执”，一旦南京城保不住，不但导致“京口阻塞不通”，恐怕还要危及安徽、江西、湖北各省。考虑到周边各省安危，清办理夷务大臣请求道光帝同意英军所提条件，认为英人是“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为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上清廷的奏折
展读这份奏折，与其说是请旨，不如说是婉言传达英方的威胁。这样一份奏折到达皇帝手中，自然是给道光帝增添了无穷的压力。而据当事人，也就是参与和英方往来传递文件和传话的伊里布家人张喜记录，在英方威胁8月14日天明时分，如果清政府方面仍然没有回信就要开炮的时候，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就迅速在当天日出之前出具了同意英方要求的照会。当天上午，原吉林副都统、四等侍卫咸龄和蜀江宁布政使、江苏按察黄恩彤，与英方代表麻恭、马儒翰重开谈判。此后，8月16日英方拟就条约草案，19日双方再次会谈，咸龄、黄恩彤表示接受条约。
8月26日，英方谈判全权代表璞鼎查等人进入南京城，正式交付条约文本。耆英等人表示接受条约。当日，耆英将《南京条约》内容上奏道光帝，气愤之极的道光帝下旨说：“我真是又恨又惭愧啊，事情怎么到了这个地步？但关系数百万民众的生命和国土安全，我只有强自忍耐，答应的他们的要求了。就照着议和条款办理吧。”8月29日，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耆英、伊里布在《南京条约》上盖上了关防。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了。05圆明园浩劫的记忆历尽沧桑的鼠首、兔首铜像江琳“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展出了两尊兽首铜像，其中鼠首高43.5厘米，兔首高61厘米（带底座）。展出的鼠首、兔首铜像面部都有磕痕，胡须缺失，兔首的右耳连接构件也已脱落。鼠首、兔首铜像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遗失的，它们是圆明园西洋楼海晏堂前十二生肖报时喷泉的构件。
圆明园这组十二生肖报时喷泉由意大利人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主持设计、法国人蒋友仁（P.MichelBenoist）负责监督修造，在乾隆十二至二十四（1747-1759）年间，由清廷造办处工匠制作完成。圆明园鼠首兔首铜像
海晏堂是郎世宁设计建造的西洋楼中最大的建筑，十二生肖喷水池就设置在它的正前方。最初，郎世宁设计了大量的人体喷泉，但在大清皇帝乾隆看来，裸露的人体是不适宜放在东方的皇家花园里，他建议用中国的十二生肖动物来代替。一种动物代表一年，每12年一个轮回。根据皇帝建议建成的海晏堂喷水池在南北两岸设立了12个石台，各坐表示12个时辰的兽首人身肖像。兽首为铜质，身躯是穿罗汉袍的石雕。从技艺上看，兽首铸工精细，外表色泽深沉、内蕴精光。从造型上看，兽首采用了写实风格，自然而生动，细节刻画也很到位，连动物的皱褶和容貌都清晰可见。这12个生肖雕像呈八字形盘坐排列在水池两旁，南岸分别为子鼠、寅虎、辰龙、午马、申猴、戌狗；北岸则分别为丑牛、卯兔、巳蛇、未羊、酉鸡、亥猪。生肖口中喷水，用以报时。一天24小时，各个生肖动物，每隔两个小时依次轮流喷水。中午12点钟，12只动物则一齐喷水。
铜像铸成的一百年后，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10月6日在英法联军军队进攻北京前，先攻陷了皇帝行宫圆明园，他们把园内凡是能拿走的东西，统统掠走；拿不动的，就用大车或牲口搬运；实在运不走的，就任意破坏、毁掉，十二兽首也在此时被切割掠走，流失海外，再无踪迹可循。10月18日和19日，三千多名侵略者奉命在园内放火。大火连烧三天，烟云笼罩了整个北京城。这一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就这样化成了一片灰烬。从此，遗失的十二兽首铜像、无数流落海外的中华奇珍，断壁残垣的圆明园，成为中国人心中抹不去的历史伤痕。
从1985年美国一位古董商发现马首、牛首和虎首铜像开始，陆续有圆明园兽首头像出现在国际拍卖市场。至2007年，已有牛、虎、猴、猪、马5件兽首铜像回归祖国。2009年，鼠首、兔首出现在法国名设计师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的藏品拍卖会上，通过媒体报道，我们大致还原了鼠首和兔首的流浪旅程。
根据报道可知，兽首最早藏家是欧洲著名画家和摄影师、西班牙人荷西·马利亚·塞特。兽首何时离开赛特手中尚无记录可考，只知道它们后来由被德－博姆罗侯爵收藏。此后的几十年中，鼠首、兔首一直保存巴黎，这中间它们又经过几次转卖已无资料可查，直到1985年，古董商尼古拉·库格和阿莱克斯·库格兄弟将他们的收藏卖给了法国时装设计大师伊夫·圣罗兰和皮埃尔·贝杰。在巴黎波拿巴街一座公寓的二楼，有一间单独的套房，来自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喷泉中的鼠首和兔首铜像就陈列在那里。
2008年6月，71岁的圣罗兰因脑癌去世，他将藏品遗赠给了皮埃尔·贝杰－伊夫·圣罗兰基金会。2009年，皮埃尔·贝杰作为基金会主席，决定拍卖基金会的所有艺术品，鼠首和兔首首次出现于公众的视野。2月25日，兽首在巴黎被拍卖，福建商人蔡铭超以3000多万欧元的天价拍下鼠首、兔首后，拒绝付款，使得这两尊铜像回到了原持有人手中。后来，作为佳士得拍卖行的控股家族，皮诺家族最终决定将它们“完璧归赵”。2013年4月26日，随法国总统奥朗德访华的弗朗索瓦－亨利·皮诺在北京宣布，将向中方无偿捐赠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6月26日，国家文物局宣布兽首铜像已经到达中国，并将划拨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至此，在海外漂泊了153年的鼠首、兔首铜像回到了祖国。
伤痕累累的鼠首、兔首铜像为我们形象展示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掠夺中国珍贵文物的历史，同时也以事实说明了“落后就会挨打，发展才能自强”的道理。06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证据《京城各国暂分界址全图》江琳
1900年6月，英、美、法、俄、德、日、意、奥等国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8月14日凌晨，联军来到北京城外，向北京发起总攻。8月16日晚，联军基本上占领北京全城。此后，八国联军对北京城实施分区占领和统治长达近1年时间，直到1901年8月8日才完全撤出北京城。京城各国暂分界址全图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城后，对北京实行分区占领，并对中国人民实行殖民统治。这幅《京城各国暂分界址全图》就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城的证据，它由八国联军绘制并设色而成，1960年4月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这幅地图纵62.7厘米，横54厘米。图中以黄、蓝、绿、红、米色及蛋青等颜色区分各国占领区域及各衙门公所，其中“各国公署英界黄色、法界蓝色、美界绿色、德界红色、义（意大利）界米色、日本蛋青色。”由于年代久远，这幅地图上的颜色仅依稀可辨，但各区域分界线还很清楚。其大体状况是：东四以北由日军占领，东四南大街以东由俄军占领，以西由意军占领，皇城东北由德军占领，皇城东部由日军占领，皇城东南由英军占领。西城由美军、法军、英军、意军占领，外城由英军、美军、德军占领。图中右上方的文字专门指明了各国对清政府衙署的占领分配，“大内及詹事府、顺天府具系日本所站（占）；吏、户、礼部、宗人府、太医院、钦天监具系俄站（占）；兵、工部、銮驾库、天坛系英站（占）据；其景山系法站（占）；先农坛系美站（占）；礼藩院系各国公署”。这说明联军已完全接管了清政府的各个重要政治、经济、司法机关，甚至是皇家的居所也未能幸免。
由于各国军队进入北京城的时间不同及势力消长，各国在北京的管辖范围也不断变化。据《庚子记事》记载：1900年8月底，各国的管辖范围曾为：“前门外大街以东归英国管；大街以西归美国管；前门内大清门以东，至东单牌楼，英国管；大清门以西，至西单牌楼，美国管；崇文门内以东法国管；宣武门以西英国管；东单牌楼至四牌楼俄国管；西单牌楼至四牌楼义国管；东华门外义国管；西华门外法国管；东四牌楼以北日本管；西四牌楼以北法国管。”但到9月初德军进入北京城之后，“前门外自崇文门以西，骡马市，三里河大街以北，直至彰仪门，均改归德国管辖。”10月，管辖区又改为“东长安街以北，改归德国管辖；东华门以北，改归义国管辖”。
1900年10月17日，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进京后，设总司令部于中海西门内的仪銮殿（今怀仁堂）。此时，驻京联军已超过3万。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给北京城带来了空前的浩劫。他们“挨门搜掠财物，奸污妇女，奸拐幼童，稍有抗拒即用刀砍枪击，历时殒命。捉拿男子驱使，百般毒打，稍不遂意，亦用枪击。”
八国联军还在北京城内耀武扬威，对中国主权肆意践踏。为威慑北京市民，联军发布了占领告示，称“遇有执持枪械华人，必定即行正法。若由某房放枪，即将该房焚毁。嗣后某国武官来索兵器，有者即刻交出，如有隐匿一经觉察，即将该房焚毁。倘华人有抢夺情事，亦必就地正法。”这些占领告示也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八国联军侵犯中国主权、占领北京城的又一证据。
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中国的珍贵文物也遭到了空前的浩劫。皇宫和颐和园里珍藏多年的宝物和典籍被抢掠。《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就是在此时被损毁抢劫，至今在伦敦、巴黎的博物馆、图书馆里还藏有部分当年被抢掠去的古籍。
八国联军对于中国的侵略行动，以清政府与11个国家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而告终。1901年9月7日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亿两；在北京设立“使馆区”，区内不许中国人居住；拆除大沽及大沽至北京沿线的炮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12个战略要地等。《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城后所犯下的累累罪行，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挥之不去的历史伤痕。07沉重的枷锁大清国债赔款清单江琳
甲午战争期间与战后，清政府曾多次向各国借款。这张国债清单纵56.3厘米，横64厘米，列出了光绪二十年至二十八（1894-1902）年间，清政府向英、俄、法、德等国举借的8笔外债的情况。包括：（1）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四（1894年11月9日），向英国汇丰洋行借白银1090万两。（2）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一（1895年1月26日），向英国汇丰洋行借300万英镑。（3）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六日（1895年7月3日），向英国克萨银行借100万英镑。（4）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九日（1895年7月6日），向俄国和法国借四万万法郎。（5）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1896年3月14日），向英国和德国借款1600万镑。（6）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九日（1898年2月19日），续借英德洋款1600万镑。（7）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九日（1895年7月6日），向德国的瑞记洋行借款100万镑。（8）庚子年赔款（1901年9月7日），本利总计982238150两。大清国债赔款清单
到底是什么原因，清政府会向外国银行欠下这一笔笔巨额借款呢？
第一、第二笔向英国汇丰银行的借款发生在甲午战争期间，由清朝户部和总理衙门负责举借，借款目的是为了筹措中日战争沿海防务和装备军械费用。第三笔克萨借款和第七笔瑞记借款由两江总督张之洞经办。其中克萨借款是为筹措南洋军饷和加强军备。第七笔德商瑞记洋行借款，是作为军饷炮械费用及拨作南洋纺织局和铁路总公司费用。
第四笔借款总数达4亿法郎，折银约9800余万两。这笔巨款是为偿还中日《马关条约》规定的2亿两白银赔款而举借。清政府为在3年内还清对日本赔款，从而免掉按年每百抽五的利息，决定借款。然而，1894年清政府年财政收入还不到8900万两．无法支付第一年要交付给日本的1亿两赔款和3000万两赎辽费，最终，总理衙门只好派许景澄同俄法银行团代表在彼得堡签订了借款合同。
第五笔借款——英德洋款，是为了偿付第二期对日赔款及支付威海卫军费等。这次，清政府借款1600万英镑（合银约9700余万两），以海关税担保，而且起债后6个月不向他国借款。借款合同还规定，借款没还清时，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也就是36年内英国将继续霸占中国的海关。
第六笔“续借英德洋款”，也是清政府为了筹措甲午对日赔款而举借的。这次借款总额为1600万英镑（折银11200余万两），是以海关税收，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厘金和宜昌、湖北、安徽的盐厘作担保，并归总税务司征收管理。
第八笔就是近代中国数额最大、涉及国家最多，本利欠款总数达约9.8亿的庚子赔款。1901年，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逼迫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个国家签订条约，拿出4.5亿两白银赔偿各国，加上年息4分的利息，本息高达约9.8亿两。
巨额的外债负担给清政府的财政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与当时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外债行情相比，中国的借款具有几个显著特点。
其一是利息高。当时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借款利息一般为年息3厘，而清政府的借款利息一般高达八、九厘。比如向英国汇丰银行的借款利息为7厘，按清单计算：清政府向汇丰银行借银1090万两，至光绪四十年（1914）仅利息就应付11063500两，已经超过借款总额。
还有，就是这些借款大都迫使清政府以关税、盐税等作为外债抵押，从而使债权国控制中国主要财政收入。为获得最大利润和继续控制中国海关，外国银行和资本家尽量延长还款期限。如英德借款就在合同中的规定：“三六年期内，中国不得或加项归还，或清还，或更章还。”续借英德洋款的合同还把还款期限延长为45年，并规定45年内中国的海关行政机构不得改变，表明了两国打算长期控制中国海关和税收的企图。
巨额的外债像沉重的枷锁，牢牢地套住了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状态中的清政府身上。为了还债，清政府加力搜刮，各种税收层出不穷，这些赋税负担，都毫无例外地加在了平民百姓的身上。结果，中国的社会经济更加停滞落后，人民的生活状况日益困苦不堪，国家的危机更趋深重。08上海公共租界扩张拓界的实物见证上海公共租界界碑周靖程
租界是近代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西方列强设立的外国人在中国的居住区域。在租界内，西方列强设立市政机构工部局进行管理，不但拥有行政自治权，还拥有领事裁判权。居住在租界的外国人，完全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所以，近代中国的租界，被称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国中之国”。
第一个在中国建立租界的是英国。1842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并准许英国人携带家眷居住。《南京条约》没有说明英国人在通商口岸如何寄居，英国人希望“自由居住，不受限制”，但清朝官员担心洋人不好约束，主张英国人租赁一块地方集中居住。1845年，中英签订《上海租地章程》，英国租得外滩附近837亩土地，在此建筑房屋，英国人陆续进住。上海英租界，也是第一个外国在华租界正式诞生。美、法两国竞相效尤，纷纷提出租地申请，要求建立租界。1848年，美国在上海建立美租界。1849年，法国在上海建立法租界。不久，西方列强在中国其他城市也纷纷建立租界。至1911年，西方列强在中国各地建立了30多个租界，形成一个个的“国中之国”。
1863年，上海英美租界合并，形成一个租界，英美两国共同管理，被称为上海公共租界。
列强在中国开辟租界后，往往借口界内中外居民增多，原有的土地、房屋不敷使用，不断扩展租界，重新划定租界区域。上海公共租界界碑，就是英美上海公共租界扩张租界区域的实物见证。
上海公共租界成立后，英美列强通过对清政府施加压力，不断拓展租界面积，至1893年，上海公共租界面积猛增至10676亩。1895年，上海公共租界以“不足以供界内华洋居民使用”为由，再次要求拓界。经数年交涉，至1899年双方就拓界达成一致，实地测量并树立上海公共租界界碑，作为界至标示。当时在扩展后的租界线上竖立有多块界碑，仅在西区静安寺一带便立有24块界碑。界碑分大小两种，大的为长方体，正面刻“公共租界石”，背面用中、英文字刻竖立界碑的中外机构及时间等，立于重要地段；小的为三棱柱形，三面均有文字，立于次要地段。
这块“上海公共租界界碑”序号为C，当为大租界石的背面。该文物为一级品，纵136厘米、横76.1厘米，碑文中英文对照。中文书：“此界石系由工部局董，会同上海县王，暨奉南洋大臣刘特派之两委员福、余，按照苏松太道李，于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所出推广公共租界告示，内载之四址，眼同定立”。
碑文中的“工部局董”是工部局总董斐伦，“南洋大臣刘”即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上海县王”是上海知县王豫照，“两委员福、余”分别系美国人、南洋公学校董福开森和福建布政使余联沅，“苏松太道李”系上海道台李光久。上海公共租界界碑
最初同工部局办理上海公共租界拓展交涉的上海道台蔡钧，态度很强硬，后迫于英美列强压力，清政府做出让步，1899年4月将其罢免，换上新道台李光久，并命力主妥协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办理拓界交涉。根据这个碑文，可知刘坤一委派曾任上海道台、熟悉上海民情的福建布政使余联沅与美国人、南洋公学校董福开森为代表，会同上海道台李光久与驻沪领事团会商租界扩充问题。福开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人，1886年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当年福开森来华，先在镇江学习华语，次年赴南京。福开森长期在华从事传教和文化工作，是一名精通中外文化的“中国通”，因此被刘坤一聘为私人顾问。由于刘坤一实行妥协政策，再加上福开森居中“斡旋”，租界拓展谈判进展顺利，上海公共租界很快达到了自己的拓展目的。
1899年5月8日，也就是碑文中的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经刘坤一批准后李光久发布了推广公共租界告示，并树立上海公共租界界碑，作为界至标示。租界扩充后的“四至”，东自杨树浦桥起，至周家嘴角止；西自泥城桥起，至静安寺镇止，又由静安寺镇划一直线，至新闸苏州河南岸止；南自法租界八仙桥起，至静安寺镇止；北自虹口租界第五界石起，至上海县北边界限止，即上海、宝山两县交界之线。经过这次扩展，上海公共租界面积增加到33503亩（22平方千米），整个租界划分为中、北、东、西4个区。
直到1925年以后，大规模的越界筑路基本停止，上海公共租界继续向外扩张的态势才逐渐稳定下来。09美国争夺粤汉、川汉铁路借款权美国与清政府关于修建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修改稿周靖程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掀起“借债筑路”的高潮，而华商资金有限，且缺乏开办铁路的技术条件和管理经验，举借外债自然成为重要选择。列强也认为投资铁路是扩张殖民地“最有效的方法”，争相向中国借贷，从甲午战争后至辛亥革命爆发，共借款30余笔，金额3.4亿两白银。
1898年1月，清政府批准湘、鄂、粤三省绅商修建粤汉铁路（从广州经湖南到武昌）的奏请，谕令湖广总督张之洞、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等会同三省绅商招股借款，从速开办。由于张之洞坚持铁路国有官办，选择向美国合兴公司借款筑路，三省绅商并未参与其中。只是后来合兴公司屡屡违约，暗自将股权的三分之二卖给比利时，该路才转为商办。三省绅商各筹各款，各修各境，但由于资金短缺，政府压制，几年下来，仍然无所进展。1904年1月，四川总督锡良奏准设立“川汉铁路公司”，计划修建川汉铁路（从成都经重庆等地至汉口）。为避免重蹈粤汉铁路的覆辙，川汉铁路公司宣布不借外债，以抽租股，即摊派到全省农户头上的股份为主要股本来源。而四川人民也不顾负担沉重，对修建铁路寄予很大希望。但由于公司经营不善，工程进展极为缓慢，从1909年末开工到1911年5月，仅修好了17.5公里的运料车铁路。英、法、德、美等列强利用两路商办的窘境，争相向清政府投资借款，这件“美国与清政府关于修建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修改稿”，便是美国争夺粤汉、川汉铁路贷款权的历史见证。
由于国力孱弱，清政府向谁借款，借多少，及其所包含的附加条件，根本无法做主，所以干脆自弃主权，由列强自行商议。1909年5月15日，英、法、德三国相互勾结，背着中国在柏林达成了分赃协议。6月6日，张之洞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团议订借款草合同，借款550万英镑。
美国获悉此事后，以保持中国“门户开放”为借口，一面照会英、法、德三国政府，一面迫使清政府同意，组成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负责借款事宜。英、法、德三国并不愿意将唾手可得的利益过多分给美国，双方讨价还价，争执不下。但美国方面态度越来越强硬，8月6日，美国国务院致电驻华代办费莱齐，要求“使美国资本家获得借款的四分之一，并须享有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家在草合同完全同等的权益”。10日，费莱齐与清政府外务部暂时商妥借款的相关事项，即“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中的这件“关于修建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修改稿”。借款合同修改稿
该文物纵10.8厘米，横28厘米，文中对6月6日张之洞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团所签合同列出四点修改意见：
第一条 借款数目增至六百万磅，内三百万磅分归两湖之粤汉铁路，三百万磅分归在湖北之川汉铁路。
第二条 在湖北之川汉铁路借款将一半分拨美银行，系一百五十万磅。凡银行所得之利益，美国须一律照分。按原定合同，英、法、德于办理材料一节，美国当与一律，其英、法、德银行应享购料之利益，美银行亦需均沾。
第三条 按原定合同内称，如另有借款或附借款，以后须当遵守此项合同，如湖北境之川汉路有附借款事，美银行当分一半。
第四条 英、法、德、美按照以上之意见，立一附合同，由中政府亦当允准后，美国即于将所不承认之原定合同照会收回，即作罢论。
26日，张之洞致电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接受美方的强硬要求。之后，美、英、德、法四国展开多轮磋商，1910年5月20日达成“妥协”，美国取得了与其他三国“平等”的借款投资权。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将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20日，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600万英镑，四国各占1/4，年利5%，折扣95%，期限40年，聘用英、德、美总工程师各一人。清政府这一卖国罪行，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掀起了群众性的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10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华人审判权上海租界会审委员钤记周靖程“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中有这样一枚钤记，纵9.2厘米，横6.2厘米，高13.1厘米，用篆体阳文刻“上海租界会审委员钤记”。钤记属于官印的一种，为清代低级官吏所用，这件文物是上海道台向上海租界会审公廨中方谳员镌发的官印。会审公廨是设于租界内的由中外官员共同办案的审判机关，在上海、汉口、鼓浪屿等租界都有。上海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最为典型，其谳员又称会审同知，即审理案件的官员，正五品。根据规定，他享有对纯粹华人案件的单独审判权，但事实上这一权力长期遭到列强的侵犯。
上海租界建立后，列强依据不平等条约中领事裁判权的保护，在租界设立领事法庭，审理涉及“有约国”（即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籍人士案件。1864年5月，“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在上海公共租界成立，由上海道台委任的理事与英、美副领事组成法庭，会同审理租界内的华人案件，这是对我国司法主权的又一次严重破坏。直到1868年底，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才在法律上有所改变。清政府与英、美驻上海领事议订《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规定在租界设立会审公廨，由道台任命的中方专职会审官（谳员）与外方陪审官（领事）会同审理租界内牵涉洋人及为其服役华人的案件，但纯粹华人案件，由中方谳员独自审断，洋人不得干预，并且不能随意拿获案犯；如华人犯案重大，则由上海县审理；会审公廨可将华民刑讯、管押、定罪。会审公廨虽然名义上是中国的司法机构，但在行使权力时经常受到外国领事的干扰，他们根本不把中方谳员放在眼里，不但经常带领巡捕到庭插手纯粹华人案件，有时还擅自判决，并将罪犯一概收押至巡捕房。上海道台多次向驻沪领事团提出抗议，但都无功而返。1905年发生的“大闹会审公廨”事件，便是这种矛盾日益激化的反映。上海租界会审委员钤记
1905年12月8日，上海金利源码头走下了一位运送亡夫灵柩的妇人黎黄氏，由于随行人群中有15名小女孩，十分引人注目。巡捕房接到线报后，遂以“拐带人口”罪名将其拘捕，交至会审公廨审理。按理来说，这个案件没牵涉外国人，外国领事不应该干涉，而且黎黄氏与随行女孩的口供一致，均称她们是由广东亲戚委托买来作丫环的，并带有身价凭据，很显然，“拐带人口”的罪名不足为信。中方谳员关絅之决定照章将黎黄氏一行暂押公廨女所，待查明事实真相后，再行发落。谁知英国陪审官副领事德为门强烈反对，要求将嫌犯带回巡捕房女西牢。关絅之据理力争，以《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没有将女犯押于西牢的条例，且又未奉道谕为由，坚决回绝。向来霸道的德为门哪里受过这等礼遇，当即粗暴地说：“本人不知有上海道，只遵守领事的命令。”关絅之闻言针锋相对地说道，“既如此，本人也不知有英领事”，命令廨役将黎黄氏等人带下。德为门恼羞成怒，令巡捕大打出手，他们手持警棍，当场打伤两名廨役，强行挟持“犯人”破门而出，将黎黄氏等人押进西牢，十五名女孩则送进济良所。
如此大闹公堂，藐视会审法庭，无视中国主权的野蛮行径，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无论为官为商，还是普通民众，莫不为之愤慨。12月18日，公共租界中国商人罢市，英商工厂华人罢工，上千名愤怒的群众示威游行，并围攻老闸巡捕房和工部局市政厅，早已守候在那里的巡捕悍然向群众开枪，造成三十余人受伤，十余人死亡的惨案。
流血事件发生后，上海道台袁树勋生怕事态扩大，无法向清廷交代，一面前往现场弹压，一面出榜安民，勒令华人开市复业，不得聚众闹事。租界当局虽然在这次事件中获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商人罢市、工人罢工，使繁华的租界几陷于瘫痪，特别是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不甘凌辱，同仇敌忾的勇气和决心，不得不有所让步。12月21日，两江总督周馥奉命到沪与领事团协商解决办法。1906年3月14日，清政府外务部与北京外国公使团商定，《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继续有效。也就是说，外国领事不可以再随意侵犯会审公廨中方谳员的华人审判权，及其他相关权力。但辛亥革命爆发后，驻沪领事团又宣布外国官员将陪审纯粹华人民事案件。
1926年12月，中国政府与外国领事团签订了《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次年元旦，会审公廨被中国政府收回。上海租界会审委员会钦记印痕11租界武装“万国商团”上海万国商团旗样周靖程
说起“商团”，如果不熟悉历史的人，往往会误以为是类似于“商会”性质的社会团体。其实不然，商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特指一种准军事商人团体，有中国人成立的，也有外国人成立的，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上海万国商团。
这面万国商团的旗样，纵10.5厘米，横25.2厘米，在蓝色底面的八角形图案中间绘有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局徽，下面绘着“4TH APRIL 1854”。1854年4月4日，万国商团首次参战便击败清军，取得泥城（今上海西藏路桥一带）之战的胜利，这一天后来便成为商团的“建军节”。局徽的外圆写有英文“Shanghai Volunteer Corps”，即万国商团。工部局是指上海公共租界的“市政委员会”，由于当时清政府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市政机构，时人便以与其负责内容相近的工部为所指，译为“工部局”。工部局由董事会领导，董事会在1870年以后一般有9名董事组成，其中英国人占据半数以上席位，并且担任总董，美国人占据1—2席，德国人也保有一个席位。工部局下设捐务处、卫生处、工务处、教育处、财务处、巡捕房等机构，万国商团也归其领导。1868年，工部局设计局徽作为印章图案，并于次年使用，此后其所属巡捕房、万国商团等机构组织设计旗帜、徽志时都以局徽作为中心图案。这面旗样中的局徽内圆书“工部局”，并绘英国的米字旗、美国的星条旗、德国的单鹰旗、法国的蓝白红三色旗、俄国的白蓝红三色旗、丹麦的红底白十字旗、意大利的绿白红三色旗、葡萄牙的蓝白色带国徽旗、荷兰的红白蓝三色旗、奥地利的红白红双色旗、挪威的蓝底黄十字旗、西班牙的黄红黄红黄双色旗。工部局局徽当中的旗帜其实前后有所变化，例如一战后取消了德国的单鹰旗，后来又用日本国旗取代了俄国国旗，还加了中国的五色旗，所以这面旗样应该是一战结束之前设计的旗样。但不管如何改变，局徽中间图案始终为十二面旗帜（一战后曾有一段时间，局徽中的德国旗被删去，变成空白），可能寓意上海公共租界的十二个国家共同管理租界。需要指出的是，可能由于旗样的关系，它并不是成品，设计时难免会有一些失误，意大利的绿白红三色旗、西班牙的黄红黄红黄双色旗、奥地利的红白红双色旗，在这面旗样中都存在着颜色偏差。万国商团旗样
1853年4月，因太平军和小刀会给上海租界带来的军事威胁，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召集租界内西人会议，决定成立“上海本埠义勇队”，以保护界内各国侨民的安全。义勇队英文名为Shanghai Volunteer Corps，因其成员主要为各国的洋商侨民，中文翻译成“万国商团”，最初由在沪部分男性外籍侨民组成，1870年被工部局接管。这面旗样便充分包含了商团的名称、隶属关系、成立时间，及“万国”性质等多项内容。
商团最初成立时，成员主要是英籍侨民，及部分美、德侨民，后来随着各国人数的增多又陆续按国别下设德国队、日本队、美国队、中华队等，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国商团”。后来规模不断扩大，下设轻骑兵、重炮、装甲车、通讯、运输、防空等分队，人数最多时曾达到2000余人，已逐渐成为正规军。万国商团并没有什么商业色彩，它的任务主要为弹压“暴动”。在太平天国军队逼近上海、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八一三事变等期间，万国商团都采取“紧急动员”，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
此外，万国商团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即炫耀武力。在昔日繁华上海公共租界的主要路段，人们经常会见到耀武扬威的万国商团游行，一般在重大节日，如商团“建军节”，或重要人物来访时，都可以看到这种“盛况”。商团成员身着笔挺的制服，手持武器，在嘹亮的军乐声中依次经过主席台接受检阅，接着还会进行队列操练、马上劈刺、持枪搏击等项目表演。这一天，上海的高官显贵，如各国领事、工部局总董和中方的上海地区最高长官，还有各界名流都会成为座上宾，道路两旁则是争相观看的民众，人山人海，轰动一时。工部局之所以不惜成本大肆庆祝，其真正目的无非是炫耀商团的武力，震慑中国人民，警告他们不要在租界“捣乱”。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全面占领租界，存在租界近90年的万国商团不久也被解散。12德国强租胶州湾德国强租胶州湾后发行的邮票周靖程《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898年，德国借口两名传教士被杀，强租胶州湾，把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
胶州湾古称胶澳，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境内。湾内港阔水深，终年不冻，且该地“上顾旅顺，下趋江浙”，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列强开始打上了这块“风水宝地”的主意，屡次派人前来勘探测绘。1869年，德国人李希霍芬对山东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详细记录了各地地质、气候、植被、交通和人文等情况，并于1877年向德国政府提交《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报告，建议德皇把胶州湾变成德国的港口。1897年10月1日，在与英、法、俄等国达成“谅解”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通牒清政府，要求将军舰“停泊胶州湾”，清政府婉言拒绝。德国并没有因此放弃，他正在寻找一个可以出兵强占胶州湾的借口，而不久之后发生两名德籍传教士被杀的“巨野教案”，终于为此提供了绝佳的口实。德国强租胶州湾后发行的邮票
1887年初，德国传教士在张庄建立巨野第一个天主教堂，随后向邻近各村扩展。传教士为了扩大教会势力，滥收教徒，一些地痞流氓纷纷入教。这些人一旦入教，便和传教士一起横行不法，欺男霸女，而地方官府也处处谄媚洋人，包庇教民。巨野位于鲁西南，属菏泽市，民风素来强悍，传教士伤天害理的行径，必然激起他们的强烈反抗。11月1日夜，刘德润、奚老五等人，闯进张庄天主教堂，杀死德国神甫韩·理加略和能方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巨野教案”。
德皇闻知巨野教案后欣喜若狂，命令德国远东舰队“立刻开往胶州湾，占据该地”。11月14日，德国士兵借着清晨薄雾的掩护，一举占领了清军火药库，成功登陆胶州湾，并迅速割断电线、抢占山头，逼迫清军退出阵地。清政府生怕事态扩大，无法收拾，一再电令守将章高元“万无开仗之理”。就这样，清政府一退再退，竟于12月17日将守军全部撤离胶州湾。
1898年3月6日，李鸿章与海靖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允许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并可在山东修建两条铁路，开采铁路沿线的矿产。德国租借胶州湾，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主权，并进一步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胶州湾被日本强占，直至1922年才被我国收回。“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中，有两枚夏衍先生1959年捐赠我馆的“德国强租胶州湾后发行的邮票”，便是德国强租胶州湾的历史见证。这两枚邮票纵3厘米，横2.6厘米，呈棕色的面值为一分，呈绿色的面值为二分，图案正中是德皇游艇“霍汉索伦号”，上方印有“KIAUTSCHOU”（胶州）。霍汉索伦即霍亨索伦，是欧洲的三大王朝之一，为勃兰登堡－普鲁士（1415-1918）及德意志帝国（1871-1918）的主要统治家族，其中索伦意为“城堡”，霍亨则有“高贵”之意。鸦片战争后，英国首先在香港设立邮局，此后各国纷纷效尤，至20世纪初，英、法、美、德、日、俄等在我国设立邮局340多处。这些外国在华邮局，被称为“客邮”。客邮开始都是使用本国邮票，后来发行加盖“中国”或中国地名的客邮邮票。德国在华开办邮局始于1886年，在上海、天津、烟台、厦门、北京等地都设有邮政局所。德国强租胶州湾后，1899年在青岛设立邮政代办所，次年升格为邮政局，以后又在台东等镇设立邮政局所数处。从1900年起，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共发行4套胶州邮票，其中第三套邮票于1905年10月发行，分凸版和雕刻版两种，共10枚，这枚邮票便是凸版其中之一。从这套起，中国货币元、分取代了德国货币马克、芬尼作为邮票面值单位。这些胶州邮票不仅通行于青岛和租借地内，而且在胶济铁路的沿线城市也可以使用。1914年11月，日本占领青岛后，德国胶州邮票从此停用，德国的在华邮局也被封闭。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