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凤荣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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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竞争视角下的企业并购与产业整合研究试读：
前言
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从增量改革进入存量改革深水区，企业并购成为持续的社会经济热点。尤其是近年来政府推动下的“产业集中”导向成为新一轮中国企业并购的重要特征。但与此相关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转型期政府竞争导致地方保护、市场分割，企业并购出现地域“同属化”、产业“逆集中化”现象。那么，在经济转型背景下，政府行为尤其是政府竞争介入企业并购的发生动因和过程机制如何？其产业整合路径及其在市场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机理与效应如何？如何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理化甚至最优化？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梳理与思考这些问题的理论脉络与逻辑演进过程，是对“转型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学”研究命题的丰富与深化，也是中国经济学进入主流的必由之路。同样重要的是，对这些问题的经验实证探索，对于深入理解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与效应，匡正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具有现实意义，也可以为现有制度条件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参考。
本书是山东大学王凤荣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面上项目“政府竞争、企业并购与产业整合机制与效应”的结题成果，也是王凤荣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和博士、硕士研究生长期专注于公司金融与产业组织、企业并购与资本市场、转型经济与政府行为研究领域的集成式成果。本书的部分内容作为学术论文已在相关专业学术期刊发表。
全书由王凤荣教授进行整体设计、拟定详细的写作提纲，并组织撰写工作。各部分主要执笔人如下：王凤荣负责第一章；王凤荣、刘娜、王博负责第二章；孙涛、耿艳辉、董法民、刘娜负责第三章；王凤荣、苗妙、张富森、张霞负责第四章；王凤荣、耿仁波、姜宁、张莉兴负责第五章；董法民、成倩、窦丽莹负责第六章；王凤荣、高飞、苏春静、张康负责第七章，王凤荣负责第八章。全书由王凤荣总撰定稿。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借鉴了大量的国内外专家的研究成果，在此深表谢意。本书作为201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著作，出版工作得到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分社任文武总编辑和张丽丽编辑的大力支持。我的研究生们参与了书稿的校对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当然，作为探索性的学术著作，本书还有不足或深入研究的空间。对于书中存在的不足或疏漏之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教。王凤荣2015年12月6日于泉城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近半个世纪以来，企业并购和产业整合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早期做出奠基性贡献的是产业经济学派。从产业整合绩效与社会福利层面研究企业并购效应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斯蒂格勒和威廉姆森。但由于企业并购的福利效应在理论研究上的复杂性和结论上的非收敛性，出现了大量关于企业并购效应的实证研究文献。对企业层面并购效应的研究，多是采用事件研究法和会计资料［1］［2］法。对企业并购社会效应的研究，主要从不同并购模型、不［3］［4］同并购类型、并购政策的影响等方面展开，取得了一些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与中国的企业并购浪潮相对应，关于企业并购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近20年发展迅猛，成为显学。大量文献集中在企业层面，很多学者利用事件研究法、会计资料研究法研究企业并购的整合［5］机制及其微观效应；在企业并购与产业市场结构层面，高峰等、［6］［7］［8］范从来等、刘毓、文海涛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企业并购作为一种存量资源配置方式，是镶嵌在一定制度环境中的。在转型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尤其是政府竞争是影响企业并购及［9］其产业整合的关键因素。从地方政府干预角度，李善民分别对并［10］购重组、多元化并购等价值问题进行了研究；潘红波等对并购［11］重组的掏空、支持效应进行了实证和规范研究。冯兴元、周业
［12］安等运用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对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生成、演进及对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发展的正负效应进行了研究。
总的来看，既有的关于企业并购与产业整合的研究，在理论上大都基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遵从完全市场假设。在实证研究方面，对企业并购效应的分析多局限于微观层面。有关产业市场结构角度的并购研究多是将产业和市场结构作为外生的变量，分析其对企业并购行为及时机的影响。本书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重新审视企业并购的产业本质，在此基础上构建地方政府竞争范式下企业并购的产业整合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并就转型期企业并购整合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其研究成果不仅会丰富和完善企业并购理论的相关文献，而且针对政府竞争理论及其产业经济效应和区域经济效应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从“增量改革”过渡到“存量改革”，企业并购成为持续的社会经济热点。尤其是2009年以来国务院及各地方政府密集出台了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企业并购作为产业整合、优化市场结构的手段从政策层面和操作层面凸显了其重要作用。政府推动下的“产业集中”导向成为新一轮中国企业并购的重要特征。但与此相关的一个不争事实是，我国转型期政府竞争导［13］［14］致地方保护、市场分割，企业并购出现地域“同属化”、［15］［16］产业“逆集中化”现象。那么，经济转型背景下，政府行为尤其是政府竞争介入企业并购的发生动因和过程机制是怎样的，其产业整合路径及其在市场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机理与效应如何？如何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理化甚至最优化？对这些问题的经验实证探索，对于深入理解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与效应，匡正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具有现实意义，也可以为现有制度条件下的企业成长廓清方向，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实证参考。第二节 主要概念的界定
一 政府与地方政府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政府源于理性人假设。以斯密为代表的学者，把人解释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虽然这一假设基本可以反映人类行为的原理，但也存在重大缺陷。新制度主义在此基础上对经济主体的假设进行了修正，将完全理性的行为假设修正为有限理性假设，使得经济主体的行为前提更加合理。后来，公共选择理论将修正后的理性人假设用于解释政府行为，认为政府作为公众利益的代理人，其政府本身与官员个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追求自我利益最大［17］化的行为假设。其中，尼斯坎南通过研究政府官员的行为动机以及外部环境问题，建立了垄断官僚经济理论，得出政府追求预算最大化的命题。他认为政府在社会活动过程中也同样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只不过政府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包含多个利益主体的行为主体。由此，政府“公共选择”的结果如同企业行为一样是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博弈的结果。与公共选择理论不同，古典经济理论将政府比喻为一个“黑匣子”，认为政府是市场经济的“守夜人”，是纠正市场成本为零的“万能慈善机构”，是全体人民与社会利益的总代表，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目标，是一种“天堂模型”。制度经济学派采用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将政府看作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将政府从天堂请到了地上，强调政府行为的目标是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本书立足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政府概念。政府作为经济组织，其行为目标是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与一般经济组织不同的是，其目标函数具有多元性。地方政府作为政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有自身的利益，包括地方的公共利益、政府的部门利益以及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等。换言之，政府代表的不仅仅是公共利益，而且在公共利益中还有层级之分，也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同时，随着政府行为的约束条件以及激励机制的改变，地方政府行为的目标函数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
二 政府竞争［18］
政府竞争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Tiebout等的用脚投票假说。［19］［20］Breton提出竞争性政府的概念，Oates进一步提出怪兽模［21］型。何梦笔构建了“竞争型政府分析范式”，把政府竞争分析的条件框架归纳为三个，即初始结构条件、政治体制及文化和对外经贸关系，并指出政府竞争还包括横向竞争与纵向竞争，即地方政府与其上级政府之间在资源与控制权方面是存在相互竞争的，而且同一层级的政府机构之间也存在着竞争。［11］
沿着何梦笔竞争型政府分析范式，冯兴元指出，政府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制度竞争，是不同政府对有形资源与无形资［22］源的争夺。德国学者柯武刚与史漫飞从制度角度对跨国界的政府竞争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制度竞争的概念强调了一个国家的内在规则体系与外在规则体系，这对于一个国家的成本水平以及国际［23］竞争水平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德国学者Apolte也提出政府竞争是一种制度竞争的观点。他认为政治选票竞争中存在很多的问题，居民希望能够通过制度竞争增加一些针对选票竞争的补充机制，以加强对执政者有效接受本辖区居民的监督；制度竞争的动力，一方面来自本辖区居民的监督压力，另一方面来自其他辖区的竞争压力。［24］
杨虎涛研究了政府竞争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具体将政府竞争区分为三种。第一，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为了争夺稀缺的有效资源而展开的。第二，政府竞争是“联邦制”下地方政府对待外地资本与服务的态度以及为提升自身优势而采取的规制措施，由于难以准确地计量市场准入政策及实际税负水平，这种类型的政府竞争也被称为“隐形政府竞争”。第三，政府竞争是一个政区的居民利用其他政区的政策信息，对自己所在政区的政策进行比较评估，并由此获得对当地政府绩效的综合评价，这一过程会影响到居民的迁移并能够激励政治家做得更好，这种类型的政府竞争也就是Breton的政府竞争概念。
以上从不同角度对政府竞争的内涵进行了归纳总结。本书所采用的政府竞争概念，是指不同国家的政府之间或一个国家内部的各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吸引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以及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而在投资环境、政府效率、制度创新等方面开展的跨国界、跨区域的竞争。在我国转型经济框架中，地方政府竞争是受到中央政府以制度供给方式提供的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的驱动而出现的区际竞争行为，通常主要围绕资源展开。具体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吸引要素流入，二是防止本地要素流出。
由于政府竞争是一个互动的概念，本书基于考察问题角度的转换或者受实证数据所限，部分章节会使用更为宽泛的“政府干预”或“政府行为”概念。关于政府干预的定义，学术界给出的解释不尽相同。《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将英文“Regulation”译为管制，［25］将它的反义词“Deregulation”译为放松规章限制或放松管制。在经济学的经典词书中，政府规制指政府为控制企业的价格、销售和生产等决策而采取的各种行为，比如对定价水平的控制、产品和服务质量标准的制定等。本书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情况，提出政府干预行为可被认为是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主要以宏观间接调控和微观直接干预为手段，利用法律、政策等载体，规范经济主体行为，以矫正、改善和补充市场缺陷的活动的总称。从理论上讲，凡是能够影响经济主体行为的政府行为，都属于政府干预的范畴。
三 企业并购
企业并购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经济现象。它首先出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是资本集中的最主要的经济形式。马克思最早预见了资本集中趋势和资本主义企业必然会发生并购活动：社会总资本这样分散为许多单个资本，或它的各部分间互相排斥，使它又遇到各部分间的相互吸引的反作用。这是不同于积累和积聚本来意［26］义的集中。［27］
从微观（企业）层面来看，并购是企业外部成长方式。企业并购具体包括兼并和收购两种类型。收购是指一家公司通过购买某目标公司（被收购公司）的部分或全部股份以控制该目标公司的法律行为。依据收购对象不同，收购分为股权收购和资产收购。兼并是指任何一项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体形成一个经济单位的交易。兼并与收购的共同点是最终形成一个经济单位。二者的不同在于，兼并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位形成一个新实体，而收购则是被收购方被纳入收购方公司体系之中，很少有被收购方进入后原有收购方不发生重大结构变化的，所以人们往往把收购也看成一种兼并。由于收购和兼并有着共同动机和逻辑，而收购又是兼并的一种重要形式和手段，所以人们常常把收购与兼并放在一起研究，并把收购与兼并简称为“并购”（Mergers and Acquisitions，M&A）。
从宏观层面看，企业并购是存量资本再配置，也是资本在区域维度和产业维度流动的过程，因此企业并购整合具有区域经济效应和产业经济效应。
本书融合企业并购的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一方面研究企业层面并购发生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另一方面探索企业并购的产业整合与区域经济效应。后者为本书的重点和创新之处。
四 产业整合
相对于对企业并购的诸多深入研究，学者们对产业整合的研究较少。迄今为止，理论界对产业整合的含义还未达成统一。吕拉昌认为，产业整合是指按照产业发展的规律，通过对企业跨区域、跨所有制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形成以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为核心的优势主导产业［28］及相应产业结构，以期实现一种长期的竞争优势的过程。杨建文则认为，产业整合是指以分工和专业化为重要内容，通过合作型竞争，促使产业内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形成有效协同，从而提升产［29］业核心竞争能力与国际竞争力。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产业整合的目的都是获取一种竞争优势，只是路径不同，一个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另一个是通过企业间的协同作用实现。
一般意义上的产业整合是指产业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中观层面，产业整合是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和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具体体现为两个维度：区域维度和产业维度。二是微观层面，产业整合是一个企业实现其内部资源有效配置的过程。这两个层面相辅相成，结合在一起，才是对产业整合比较全面的界定。
结合本研究的逻辑和经验路线，本书侧重从中观层面使用产业整合概念，将产业整合定义为特定产业在某一时段并购数量大规模发生并引致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现象，产业由分散走向集中。在实证分析中，基于比较分析的需要，本书会观察企业层面的产业整合（并购）绩效。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本书基于政府竞争范式，从转型期我国企业并购的本质问题切入，以“企业并购浪潮的存在性—政府竞争下的企业并购发生机制—政府竞争下的产业整合过程—企业并购的微观绩效与宏观绩效”为逻辑主线，揭示政府竞争范式下企业并购对产业经济与区域经济演进的作用机理与效应。同时以“政府竞争动因—政府竞争行为—政府竞争效应”为隐线，考量政府竞争的变迁路径及其影响机制。政府竞争的相关分析体现在企业并购与产业整合的逻辑框架中。本书具体包括八部分内容（见图1-1）。图1-1 本书的内容框架
第一章是导论。提出研究问题，界定基本概念，并明确研究总体内容框架和研究方法，指出本书的创新与价值。
第二章是政府竞争、企业并购与产业整合的一般分析。本章从界定本书的理论基础切入，基于梳理评析政府竞争、企业并购与产业整合的国内外相关文献，构建本书的分析框架。该章为后面各章提供理论框架与铺垫。
第三章是基于政府行为视角对中国企业并购浪潮存在性的考察。本章从逻辑路径和经验路径阐述转型期政府行为尤其是政府竞争行为对企业并购浪潮与典型现象——地方国企民营化、地方国企对接央企、壳资源交易的支持效应与约束效应，或者说是对企业并购的政府行为动因的研究。该章是一个总括性描述，为以后各章提供背景描述。
第四章是构建政府竞争条件下企业并购发生机制的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企业并购行为本质上是并购双方以定价和并购策略为中心进行的博弈。首先，本章基于古诺模型，运用合作博弈方法，建立引入政府行为的并购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加入地方政府竞争的国有企业内生并购模型，阐释地方政府行为对地方国有企业并购发生的影响机制。其次，构建地方政府竞争范式下的外生并购模型，分别从税收竞争、支出竞争以及规制竞争角度，运用计量方法对影响并购发生的因素进行定量识别与检验。
第五章是从区域经济视角研究政府竞争背景下企业并购的产业整合效应。首先基于扩展的标尺竞争模型考察政府竞争与区域产业结构的关系，阐释政府竞争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国有企业并购的产业路径及其市场结构效应与产业结构效应，并以制造业为例实证研究企业并购与产业集聚的关系机理。
第六章是对政府竞争与相关并购的微观绩效与宏观绩效的研究。本章立足于相关并购，从企业并购绩效度量方法切入，引入政府竞争行为及其相关制度因素。首先，将产业或市场结构作为外生变量，考察相关产业既有市场结构条件下的企业并购绩效及其影响因素，这是静态的微观绩效分析。其次，着重从市场化进程视角研究制度环境对相关并购绩效的影响机理。这是对影响微观绩效的宏观因素的考量，也是为宏观绩效分析进行铺垫。最后，将产业集聚问题内生化，立足政府视角，以产业地区集中度为宏观绩效度量指标，考察政府竞争下的企业并购对产业市场结构演进的影响，这是动态的宏观绩效分析。
第七章是基于生命周期视角对政府竞争与混合并购的绩效进行拓展研究。本章引入生命周期理论，从企业周期视角切入，分析政府干预与企业并购绩效的关系，进而重点从产业周期视角研究政府竞争框架下企业混合并购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并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进行实证分析。这是对企业并购绩效进行的拓展考察。
第八章是结论与建议。总结前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提出政府参与企业并购、促进市场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并指出本书的不足之处和未来研究方向。第四节 本书的创新与价值
一 基于转型期政府竞争视角构建了企业并购的产业整合理论分析新框架，研究视角和框架新颖
既有的关于企业并购与产业整合研究，在理论上大都基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遵从完全市场假设。在实证研究方面，对企业并购效应分析多是局限于微观层面。有关产业市场结构角度的并购研究多是将产业和市场结构作为外生的变量，来分析其对企业并购行为及时机的影响。鲜有从政府竞争视角研究企业并购与产业市场结构演进的国内外文献。而经济转型期政府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为主体，因此我们构建了转型期政府竞争条件下企业并购的产业整合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从转型期我国企业并购的本质问题切入，以“企业并购浪潮的存在性—政府竞争下的企业并购发生机制—政府竞争下的产业整合过程—企业并购的微观绩效与宏观绩效”为主线，揭示政府竞争范式下企业并购对产业经济结构与区域经济结构演进的作用机理与效应。同时以“政府竞争动因—政府竞争行为—政府竞争效应”为隐线，考量政府竞争的变迁路径及其影响机制。政府竞争的相关分析体现于企业并购与产业整合的逻辑框架中。
二 构建了引入政府行为的并购博弈模型，进行了研究方法创新
企业并购行为本质上是并购双方以定价和并购策略为中心的博弈。本书基于古诺模型，运用合作博弈方法，构建加入地方政府竞争的内生并购模型，研究市场达到预期均衡时的市场结构。在此基础上，构建地方政府竞争范式下的外生并购模型，分别从税收竞争、支出竞争以及规制竞争角度，运用计量方法对影响并购发生的因素进行定量识别与检验。此外，不同于已有文献关于“政府掠夺之手理论”和“政府支持之手理论”的截面分析，本书从生命周期角度探索的时序分析方法丰富和拓展了法与金融理论框架下的政府干预理论。
三 推进或拓展了既有研究，提出并论证了一些新的观点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变迁逻辑内生决定了地方政府竞争及其对企业并购和产业整合的作用机制。在中国转轨经济背景下，由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共同驱动的地方政府，具有市场上厂商的诸多特征，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区域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取向内生决定了彼此之间的竞争关系。地方政府竞争的基本着力点是资本流动的区域性分割——吸引资本流入和限制资本流出。而企业并购与产业整合作为存量资源的配置机制，取决于市场因素和政府行为因素的共同作用。首先，政府竞争作为中国市场化发展路径的必然构件，是企业并购和产业整合发生的宏观动因；其次，地方政府竞争作为渐进式改革的关键性制度因素，与市场环境因素相互耦合，共同决定企业并购行为与产业整合机制，进而影响企业并购与产业整合绩效。政府竞争的产业整合效应因政府竞争方式和路径不同而呈现差异性。
另外，提出了如“中国企业并购浪潮是由市场因素、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共同驱动生成的周期性经济现象”，“国有企业民营化过程中，地方政府控制权转移呈现二元动因，并出现由经济动因向政治动因过渡的趋势”，“地方政府竞争对地区专业化和区域间的市场整合具有双刃效应”，“政府干预下的企业并购及其产业整合绩效呈现生命周期差异”等观点，并采用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方法验证了上述命题。
四 基于大样本实证研究，度量政府产业政策的实施绩效，具有现实参考价值
2009年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将企业并购作为产业整合、优化市场结构的手段，出台了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为实证检验这一政策的产业绩效，本书从两个角度着手。一是立足制造业，从国有企业并购视角，考察了并购对产业集聚和产业绩效质量两个方面的影响；二是立足战略新兴产业，从混合并购视角，考察比较发展规划出台前后，进入新兴产业的社会资源配置变化。这些扎实、系统的实证研究，对于政府部门和微观企业具有现实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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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善民：《多元化并购能给股东创造价值吗》，《管理世界》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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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冯兴元：《论辖区政府间的制度竞争》，《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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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7］王凤荣：《金融制度变迁中的企业成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28］吕拉昌：《关于产业整合的若干问题研究》，《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8期。
［29］杨建文：《产业经济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二章 政府竞争、企业并购与产业整合的一般分析
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变迁，内生决定了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企业并购与产业整合作为资源配置方式，表征着市场化进展程度，同时受制于政府干预导致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本部分首先梳理相关文献及其发展脉络，并建立了度量政府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创新性构建了基于政府竞争视角的企业并购与产业整合分析框架。第一节 经济转型与政府竞争
经济转型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参与主体，包括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企业等非政府制度主体，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利益格局演变贯穿于经济转型过程。因此本部分从经济转型这一制度背景出发，阐释政府竞争的内涵与外延、政府竞争的手段及度量，为后续研究进行理论铺垫。
一 经济转型中的政府行为（一）经济转型的内涵
经济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同义于“过渡经济”，聚焦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其核心内涵主要指中国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进［1］［2］程。目前，相对经典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观点，转型即［3］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另外，“新兴市场经济”与经济转型属于等同概念，所谓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一般就是指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
国外较多学者对经济转型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体制的范围。Sacks等指出，经济发展的根本在于存在一个制度核心，而经济转型则是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国家制度趋同的一个过程，即这个过程并不注重制度的创新。经济转型在长期必须建立在政治理论中“宪政”的基础上，否则其成果是不牢固的，暂时将政治远离市［4］场的经济转型在长期并不一定会成功。科尔奈则认为经济转型是一个系统的、多元的、复杂的概念，仅简单的计划主导与市场主导间的变更对于经济转型而言不具有解释力。生活方式、文化等非正式制［5］度以及政治治理、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必须纳入分析框架。
徐睁、权衡，认为学者们对我国经济转型的理解主要有五种，具体包括：体制转型论、经济形态论、经济体制与社会形态转型的结合论、传统社会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转型论、经济增长方式［6］与体制转型的结合论。洪银兴进一步提出，经济转型不仅包括市场化转型，还包括了现代化转型与全球化转型，这都是转型经济学的［7］重要研究内容。张良则认为经济转型必须以技术的进步为基础，需要辩证地看待两者间的互动关系，中国经济转型是以经济发展与制［8］度跃迁作为主干的复杂系统。王曙光从制度主义的视角提出，经济转型应该从不同层面的经济行为进行考察，并注重经济转型的长期［9］性。在此过程中，新的制度安排则是转型成功的关键，市场经济不仅要求政府管制的自由化与产权的私有化，还要求完善的制度架构来支撑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对经济转型的解释上，国内与国外学者的脉络不同：国外学者强调经济转型的目的性，即最终实现国家的政治体制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趋同，因此将经济转型看作经济、政治的全方位的革命；而我国学者则更强调经济转型的动态性——从制度变迁视角来进行考察，强调经济体制与社会形态的结合性。为权衡协调两个不同的定义，本书界定的“经济转型”是以制度变迁为主的多层面的经济发展过程，其中包括了徐睁、权衡所归纳的五种理解。（二）中国经济转型的路径与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我国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经济转型的演化历程进行了研究，关注了转型阶段的划分以及转型路径演化的趋势。这有助于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经济转型的共性，与此同时从细节掌握经济转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赵旻提出经济转型过程的四阶段论。第一阶段，改革探索和扩张供给阶段（1978—1991年），该阶段面临着传统观念束缚与商品供应短缺的突出问题，其最主要的解决方法就是“解放思想、放权让利”。第二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设和经济高速成长阶段（1992—1997年），该阶段的政策背景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及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在这一阶段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经济转型的推进指明了方向。第三阶段即改革攻坚和经济结构全面调整阶段（1998年开始的10—15年）。这一阶段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小阶段，在前期经济快速成长带来的相关制度安排问题、经济结构问题以及其他历史遗留问题会集中暴露，后期则是利用从根本方面取得改革的突破来消除这些已经暴露的问题以及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体制障碍，从制度上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第四阶段，相关制度安排已经建立并完善，因此应该致［10］力于相关制度与社会经济的协调与融合。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对中国加速转型期的若干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将我国经济转型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自发启动时期（1978—1991年）、自觉推进时期（1992—2000年）和全面加速［11］期（从世纪之交开始）。
张慧君提出经济转型进程的三个重要转折点：转型正式启动点、市场化进程不可逆转点和转型完成点。根据这三个转折点，又将我国经济转型进程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经济转型的准备阶段（1978—1991年），经济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1992—2000年）、经济［12］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从世纪之交开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将我国经济转型的进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的起步阶段（1978—1984年），该阶段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第二阶段是改革的展开阶段（1984—1992年），该阶段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阶段是改革的推进阶段（1992—2002年），该阶段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四阶段是改革的深化阶段（2002年至今），该阶段重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才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开启了新经济体制的建［13］设征程。
综上学者的不同观点，并结合我国经济转型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的观点更为合理，因此将我国经济转型划分为改革起步阶段、改革展开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开启并推进了中国经济转型，呈现以下基本特征。（1）转型阶段性
转型进程的阶段性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典型特征。这一特征既是我国经济改革实践的真实写照，也是经济转型逻辑的实际体现。改革与转型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目标和重点，而且经济改革目标会根据改革过程的需要进行不断调整。对于阶段性转型的不足与失误，会在下一阶段得到纠正和改善。因此，改革阶段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密不可分。中国的这种阶段性的转型方式能够较好地“解决市场经济体制的层次性安排和改革的次序性要求在改革速度、局部改革和全面改革上［14］的转型难题，实现了最佳的改革组合”。同时，阶段性的转型特征进一步使得我国经济转型呈现渐进性。渐进性的制度变迁模式有效地避免了经济过渡时期传统体制的复归与经济矛盾长期累积而发生［15］经济体系的全面危机。因此，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阶段性改革在推进新体制的建立完善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2）区域差异性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各区域间的发展速度及资源禀赋均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我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会呈现独特的区域差异性。从较大的地域范围来看，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都存在着较大的经济转型差异；从较小的地域范围来看，同处于长江三角洲的“温州模式”“昆山模式”等也呈现转型路［16］径的不同。同时，由于我国各区域的历史、政治及经济基础存在差异，各个区域的经济转型政策也明显不同，从而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与发展速度。
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呈现的区域差异性，使得我们不能简单地对所有地区的经济转型一概而论。只要各区域的转型政策符合其自身要求，能够支持其经济发展，则属于合意的制度安排。因此，经济转型过程中区域路径选择的差异性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也是影响我国经济转型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3）政府主导性
尽管不断完善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推动制度变迁的重要力量，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道路中，政府作为制度变迁的参与主体，一直都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强有力的政府推动，使得我国的经济与社会转型都呈现明显的政府主导性。首先，在我国自下而上的渐进式经济转型中，政府是转型决策的制定者与转型进程的控制者。在改革过程中，很多政策制度先由民众自发提出，经过地方政府认可，最终经中央政府筛选而作为国家政策得以推广。可见，经济转型的顺利完成离不开政府的决策与指导。其次，政府还掌握着改革总体方向的决定权。我国的经济转型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与更新观念的过程，是多方利益博弈和动态均衡的过程。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顶层制度设计与实施。在我国经济转型的每一阶段，政府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政府角色
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一直都是学者们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本书将从两个角度来探讨转型期我国的政府角色问题，其一是从政府在长期经济运行中所具备的职能来分析，其二是从政府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来分析。在这两个维度的分析中，政府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下面进行具体阐述。
1.管理者与所有者
我国历史背景具有特殊性，从政府在长期的经济运行中所具备的职能来分析，政府一直扮演着双重角色——管理者与所有者。一方面，政府是经济活动的管理者，保障着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另一方面，政府又是国有微观经济主体的所有者，推动着国有经济的高效发展。
政府作为市场秩序和公众利益的维护者，有权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监管，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赵元华认为，即使在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外部效应、垄断及公共物品的［17］存在等原因，市场仍会出现失灵现象。而且，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系仍不够成熟与完善，其发达程度还远不及西方国家。由此，市场失灵给我国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将较西方国家表现得更为复杂与特殊，除了外部性、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等常见问题外，还存在产权关系不清晰、企业内部人控制严重等问题。所以，政府以宏观经济管理者的身份参与经济活动，在我国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经济活动中不符合规则的行为，政府有权对其进行指导，并引导其进入正常、规范的轨道，以解决市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企业并购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也要求政府的参与。梁克俭认为政府适当参与企业并购活动，可以从全局出发使企业资产重组符合国家与地方的产业政策，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确保各公司的产业结构得到不断优化，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18］。孙亚忠也同样提出，政府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的配置权，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干预市场运行，纠正市场失灵，［19］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管理者有动力也有必要参与经济活动，以促进与规范市场的健康发展。
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参与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动是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以及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有效措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国有企业还不是独立、完整的市场主体，仍需要政府直接或间接参与或主导其经济活动。赵元华认为国有资产与其他性质的资产一样，通过并购重组等经济活动将有利于实现其保值、增值，而且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也有追求高效资产利［17］用率与实现财产收益最大化的目的。那么，企业并购作为实现国有资产合理配置的有效途径之一，政府也会积极参与其中。董富华指出，政府通过参与企业并购等经济活动，将有效促进国有企业实现［20］服从于经济改革的更迭，实现与私营经济的和谐共存。刘绍勇认为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还可以有效地协调国有企业并购过［21］程中各方的关系，降低并购成本，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尤其对于跨地区、跨行业的综合性国有企业来说，政府参与所带来的协调效应将更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内生地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提供支撑。此外，政府还可以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与国有经济的战略部署，有针对性地对相关大型国有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行鼓励或限制，以引导国有资产向高效益的优势领域流动，优化国有资产的配置，扩大与增强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实现政府双重角色的结合。
可见，无论是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还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政府都有动力参与企业的经济活动。而且，在当前的市场转轨期内，若是想要市场经济规律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依赖于国有经济从竞争性行业退出，但国有经济从竞争性行业的退出又必须依赖于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深入发展。由此，在转轨期的较长一段时间内，政府间接或直接地参与微观经济活动都是有必要的。
2.支持者与掠夺者
在当前的经济转型期，既然政府作为管理者与所有者，必定会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预，那么在参与过程中，政府将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怎样的影响也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从这一角度出发，根据政府的竞争模式，我们把政府的角色定位为支持者与掠夺者。
长期以来，政府行为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在经济转型期内形成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特定的制度安排，导致地方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由此，从结构层面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周业安、赵晓男对我国地方政府竞争模式进行了研究，分析比较了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行为，并将地方政府行为在竞争层面上分为进取［22］型、保护型和掠夺型三类。进取型的地方政府致力于从质上推进地区经济发展，因此会偏好合理规划本地资源、积极实现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掠夺型地方政府致力于实现自身而非辖区的效用最大化，因此会通过赋税等隐蔽手段从辖区内掠夺财富。而保护性政府则介于两个极端假设之间。根据周业安对政府行为的这三种分类，我们把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定义为支持者与掠夺者。如果地方政府都采用进取型的行为方式，那么在当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将发挥促进与支持的作用，我们称之为支持者；如果地方政府采用保护型或掠夺型的行为方式，则可能导致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而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增长，我们称之为掠夺者。
学术界在对政府行为效应的研究分析中，一部分学者较为强调政府在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中的积极作用，认为多数情况下政府扮演着支持者的角色。尤其是，在财政分权体制实施以来，地区经济增长与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相结合，形成了地区经济增长与政府官员自身利益的内在一致性，由此地方政府参与及支持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被大大提高，地方政府官员拥有了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在这种动力的激励下，各地政府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推动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体制变迁与经济增长的支持者。
杨瑞龙强调我国制度变迁中来自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他强调从制度供给角度来分析制度变迁，并根据我国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提出了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假说。即制度变迁是供给主导型变迁、中间扩散型的制度变迁以及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三个阶段的递进，而在中间扩散型的制度变迁阶段中必须注意来自地方政府的行动，只有把地方政府理解为第一行动集团，才是解开诺斯悖论的重要基础。因此，由地方政府主导或参与的制度创新是一［23］种帕累托改进。周业安基于演化论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制度变迁的过程，认为我国制度变迁是内在规则与外在规则不断冲突与协调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制度企业家的角色，而中央政府相当于习惯法中的法官。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规则竞争来实现其潜在收益，而中央政府则主要通过内在规则合法化的判断及外在化来引导改革进［24］程。
刘君德、舒庆对行政区经济进行了研究，认为行政区经济在中国［25］经济转型时期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科学合理的行政区划一方面为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维持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明晰了行政区“产权”，强化了地区企业竞争，有效维护了市场。钟晓敏认为，自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各地区为了进行财政竞争，一方面加大了税收竞争的力度，另一方面也逐步将竞争领域［26］转向了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上来。尤其在发达地区，财政支出竞争的作用愈加明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促进了地区发展。张军等认为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活动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援助”行为，使其更注重长期服务于当地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四通［27］八达的高速路网建设正是地方政府建设基础设施的一个缩影。通过大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提高了当地公共服务水平，增强了当地经济承载力，因此外地资源能更快在本地形成生产力，为本地经济快速增长提供推动力。同时，政府间的竞争也会形成对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减少地方政府在非生产性资源上的浪费行为。上述文献普遍强调了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就是扮演着支持者的角色。而另一部分学者则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更加关注地方政府所导致的重复建设、地方保护等不合理现象，认为地方政府行为也给地区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同程度的阻碍作用，即扮演着掠夺者的角色。
魏后凯认为重复建设问题背后的推手是地方政府盲目的竞争行为。地方政府的GDP偏好会刺激其盲目批准过多同类生产企业建设［28］而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因而重复建设问题的实质是政府干预市场导致的市场失灵，只有放下项目审批权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这一困境。然而不合理的重复建设则来自投资体制的不完善，其内在的体制性因素是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潜在要求，该过程正是在我国地方政府竞争模式下发展而来的，其根源也是地方政府干预所造成的。张可云认为地方的重复建设问题具有传递性，一家地方政府的产业错配［29］可能会引起其他地方政府的有意趋同。产生错配的地方政府在进行第一步行动时会盲目地追逐产业原材料，因此刺激其他地方政府对原材料的追逐行为，而当原材料相同导致产业产出相同时，地方政府又会在市场分割方面耗费大量资源。当有理性的地方政府出现时，又会凭借其比较优势压低产业产出品的价格。最终，地方政府间的利益争夺将导致其陷入“囚徒困境”，没有人能在该竞争中获利。曹建海的研究观点是，我国重复建设问题来源于行政干预，在现有政策背景下，反垄断措施会弱化地方政府的干预冲动，从而有效降低地方政［30］府的重复建设概率。周黎安则指出，地方政府官员的竞争不仅表现为GDP和利税方面的竞争，同时还表现为“官场”上晋升的竞争，而政治晋升竞争则会导致各种没有效率的重复建设问题，甚至产［31］生“恶性竞争”。
除了重复建设问题，地方保护及市场分割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银温泉、才婉茹认为地方保护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惰性，地方政府通过动员资源实现经济发展后，企图使用较少资源维护其发展地位，［32］因此对地方市场采取保护的措施。这一做法会形成全国层面上的资源浪费，并在结构上形成更大的市场失灵，使来自国家政府的政策无法落实、市场的调控也会大打折扣。因此不难看出，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可能在初期给地方政府带来短暂的收益，但在长期无疑会给地方政府甚至是全国经济带来持续的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市场信号失真、阻碍资本自由流动、逆经济全球化。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地方保护问题可能比想象中更为尖锐。王小龙、李斌认为地方保护的坚决拥护者是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因为对于市场竞争而［33］言，落后地区不具有优势，由此可能演化为一种恶性循环。陆铭等从微观层面考察落后地区地方政府行为，认为市场分割对于某些企业而言可以为其形成一定的发展缓冲期，使企业在实力薄弱阶段免［34］受其他企业的挑战，这可能会刺激地方政府的市场分割冲动。
二 经济转型期的政府竞争行为与度量
在前文对政府竞争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本部分侧重对政府竞争的类型、手段及其竞争力的度量进行阐释。（一）政府竞争的类型
从政府竞争的类型来看，政府竞争又可以分为纵向竞争与横向竞争。纵向政府竞争主要是由集权与分权问题衍生而来，具体可分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竞争与上下级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竞争；横向政府竞争主要是政府间围绕可流动性生产要素及产品市场的争夺而展开的，具体可分为不同国家政府之间的竞争、国家内部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同级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竞争。可见，任何一级的政府机构都同时存在与上级政府间的纵向竞争以及与同级政府间的横向竞争。
1.纵向竞争
总体上，纵向政府竞争可以细分为两种：上下级政府间的竞争、上下级政府职能部门间的竞争。
纵向政府竞争主要源于权力的配置，即集权与分权体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仅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地方政府只是行政系统里的一级组织，没有自主的经济管理权，也没有相应的社会资源可以控制，因此地方政府在权力和利益方面都只能服从于中央政府。可见，在集权体制下，一切重大决策都是由中央政府制定，地方政府只是传导与实施决策的一个行政组织，只是按照中央政府赋予的权力去实现国家整体利益。此时，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不存在利益博弈，也就不存在竞争。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民主自治的不断发展，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集权型政府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分权制改革便得以实施。在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被赋予了一定的相对独立的经济管理自主权，进而地方政府可以自主决定与处理其所管辖区内的一系列事务。由此，地方政府的利益主导地位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使得地方政府在更多方面为中央政府分担了调控压力，同时也细化了中央政府的经济决策，提高了地方经济发展的科学性，有效推动了全国经济“一盘棋”式发展。所以，在经济转型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中，地方政府虽然还没有成为合法的市场主体，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摆脱了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成为实际上的经济主体。一般来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中央政府是考虑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而地方政府则考虑地区利益最大化，于是在有些情形下，中央政府会为了实现整体利益而忽略了地方政府的局部利益，同样地方政府也可能为了其地区利益而损害了整体利益。因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便产生了利益矛盾，两者间的纵向政府竞争也就应运而生。
通常来看，纵向政府竞争中的政治与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划分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等都是竞争的突出表现，这些方面的动力来自市场参与者以及选民的压力，他们需要得到政府提供的一些资源、公共物品以及相关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必须提供技术平台与系统平台，以满足市场参与者和选民的需求。市场参与者和选民是地方政府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也是地方政府权力的来源。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权力既然来自管辖范围内的市场参与者及选民，就必须受到他们的约束与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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