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经典作品:苦竹杂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6-17 08: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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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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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经典作品:苦竹杂记

周作人经典作品:苦竹杂记试读:

苦竹杂记小引

《宝庆会稽续志》卷四苦竹一条云:“山阴县有苦竹城,越以封范蠡之子,则越自昔产此竹矣。谢灵运《山居赋》曰,竹则四苦齐味,谓黄苦,青苦,白苦,紫苦也。越又有乌末苦,顿地苦,掉颡苦,湘簟苦,油苦,石斑苦。苦笋以黄苞推第一,谓之黄莺苦。孟浩然诗,岁月青松老,风霜苦竹余。”苦竹有这好些花样,从前不曾知道,顿地掉颡云云仿佛苦不堪言,但不晓得味道与蕺山的蕺怎样。《嘉泰会稽志》卷十七讲竹的这一条中云:“苦竹亦可为纸,但堪作寓钱尔。”案绍兴制锡箔糊为“银锭”,用于祭祀,与祭灶司菩萨之太锭不同,其裱褙锡箔的纸黄而粗,盖即苦竹所制者欤。我写杂记,便即取这苦竹为名。《冬心先生画竹题记》第十一则云:“郦道元注《水经》,山阴县有苦竹里,里中生竹,竹多繁冗不可芟,岂其幽翳殄瘁若斯民之馁也夫。山阴比日凋瘵,吾友舒明府瞻为是邑长,宜悯其凶而施其灌溉焉。予画此幅,冷冷清清,付渡江人寄与之,霜苞雪翠,触目兴感为何如也。”此蔼然仁人之言,但与不佞的意思却是没有干系耳。廿四年六月十三日,于北平。

冬天的蝇

这几天读日本两个作家的随笔,觉得很有兴趣。一是谷崎润一郎的《摄阳随笔》,一是永井荷风的《冬天的蝇》,是本年四五月间出版的。这两个人都是小说家,但是我所最喜欢的还是他们的随笔。说也凑巧,他们一样地都是东京人,就是所谓“江户子”,年纪都是五十出外,思想不大相同,可是都不是任何派的正宗。两人前不属自然派,后不属普罗文士,却各有擅场,谷崎多写“他虐狂”的变态心理,以《刺青》一篇出名,永井则当初作耽美的小说,后来专写市井风俗,有《露水的前后》是记女招待生活的大作。他们的文章又都很好,谷崎新著有《文章读本》,又有《关于现代口语文的缺点》一文收在《倚松庵随笔》中。我读他们两人的文章,忽然觉得好有一比,谷崎有如郭沫若,永井仿佛郁达夫,不过这只是印象上的近似,至于详细自然并不全是一样。

说到文章我从前也很喜欢根岸派所提倡的写生文,正冈子规之外,坂本文泉子与长冢节的散文,我至今还爱读,可是近来看高滨虚子的文集《新俳文》与山口青村的《有花的随笔》,觉得写是写得漂亮,却不甚满足,因为似乎具衣冠而少神气。古来的俳文不是这样的,大抵都更要充实,文字纵然飘逸幽默,里边透露出诚恳深刻的思想与经验。自芭蕉,一茶以至子规,无不如此,虽然如横井也有纯是太平之逸民,始终微笑地写那一部《鹑衣》者也不是没有。谷崎永井两人所写的不是俳文,但以随笔论我觉得极好,非现代俳谐师所能及,因为文章固佳而思想亦充实,不是今天天气哈哈哈那种态度。《摄阳随笔》里的《阴翳礼赞》与《怀东京》都是百十页的长篇,却值得一气读完,随处遇见会心的话,在《倚松庵随笔》里有《大阪与大阪人》等一二篇也是如此。《冬天的蝇》内有文十篇,又附录旧稿八篇为一卷曰“墨滓”。卷首有序六行云:“讨人厌而长生着的人呀,冬天的蝇。想起晋子的这句诗,就取了书名。假如有人要问这意思,那么我只答说,所收的文章多是这昭和九年冬天起到今年还未立春的时候所写的也。还有什么话说,盖身老矣,但愈益被讨厌耳。乙亥之岁二月,荷风散人识。”谷崎今年才五十,而文中常以老人自居,永井更长七岁,虽亦自称老朽,纸上多愤激之气,往往过于谷崎,老辈中唯户川秋骨可以竞爽,对于伪文明俗社会痛下针砭,若岛崎藤村诸人大抵取缄默的态度,不多管闲事了。《冬天的蝇》的文章我差不多都喜欢,第二篇云“枇杷花”,末云:“震灾后自从银座大街再种柳树的时候起,时势急变,连妓家酒馆的主人也来运动议员候补这种笑话现在想听也听不到了,但是这咖啡馆的店头也时常装饰着穿甲胄的武士土偶,古董店的趸卖广告上也要用什么布珍品之炮列运廉卖之商策这种文句了。

我喜欢记载日常所见闻的世间事件,然而却不欲关于这些试下是非的论断。这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思想与趣味是太辽远地属于过去之废灭的时代也。……

在陋屋的庭园里野菊的花亦既萎谢之后,望着颜色也没有的枇杷花开着,我还是照常反覆念那古诗,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这样地,我这一身便与草木同样地徒然渐以老朽罢。”上文里仿佛可以看出些感伤的气味,其实未必尽然,三年前在《答正宗谷崎二氏的批评》中云:“大正三四年顷,我将题为‘日和下驮’的《东京散策记》写完了。我到了穿了日和下驮(晴天屐)去寻访古墓,实在早已不能再立在新文学的先阵了。”所以他这种态度至少可以说是二十年来已是如此,他之被人讨厌或是讨厌人因此也由来已久,《冬天的蝇》不过是最近的一种表示罢了。前年出版的《荷风随笔》中有《讨厌话》与《关于新闻纸》两篇文章,对于文人记者加以痛骂,在《日和下驮》第一篇中也有很好的一段话,这乃是大正三年(一九一四)所写:“日本现在与文化已烂熟了的西洋大陆的社会情形不同,不管资本有无,只要自己想做,可做的事业很不少。招集男女乌合之众,演起戏来,只须加上为了艺术的名号,就会有相当的看客来看。引动乡间中学生的虚荣心,募集投稿,则文学杂志之经营也很容易。借了慈善与教育的美名,迫胁软弱的职业艺员,叫他们廉价出演,一面强售戏券,这样开办起来,可以得到湿手捏小米的大赚头。从富豪的人身攻击起手,渐渐得了凶头子的名望,看到口袋充满的时候巧妙地摇身一变,成为绅士,摆出上流的模样,不久就可做到国会议员。这样看来,要比现在日本可做的事多而且容易的国家恐怕再也没有了。可是,假如有人看不起这样的处世法的,那么他宜自退让,没有别的法子。想要坐市内电车去赶路的人,非有每过车站时不顾什么面子体裁,把人家推开,横冲直撞地蹦上去的蛮勇不可。若是反省自己没有这样蛮勇,那么与其徒然在等候空的电车,还不如去找汽车不经过的小胡同,或是得免于街道改正之破坏的旧巷,虽然龟步迟迟,还是自己踯躅地去步行吧。在市内走路,本来并不一定要坐市设的电车的。只要忍受些许的迟延,可以悠悠阔步的路现在还是多有。同样地,在现代的生活上也并不一定如不用美洲式的努力主义去做便吃不成饭。只要不起乡下绅士的野心,留了胡子,穿了洋服,去吓傻子,即使身边没有一文积蓄,没有称为友人之共谋者,也没有称为先辈或头领之一种阿谀的对象,还可以经营优游自适的生活的方法并不很少。即使一样去做路边摆摊的小贩,与其留了胡子,穿了洋服,用演说口调作医学的说明,卖莫明其妙的药,我也宁可默然在小胡同的庙会里去烙了小棋子饼卖,或是捏面人儿也罢。”

一抄就抄了一大串,我也知道这是不很妥当的。第一,这本不是《冬天的蝇》里边的文章。第二,永井的话在中国恐怕也难免于讨人厌。抄了过来讨人家的不喜欢,我们介绍人对于原作者是很抱歉的事,所以有点惶恐,可是翻过来说,原作者一句句的话说得对不对,我可以不必负责,因为这里并不是在背圣经也。

六月十五日。

谈金圣叹

关于金圣叹的事迹,孟心史先生在《心史丛刊》二集中收辑得不少。有些记圣叹临死开玩笑的事,说法不一致,但流传很广。王应奎《柳南随笔》云:“闻圣叹将死,大叹诧曰,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许奉恩《里乘》转录金清美《豁意轩录闻》云:“弃市之日作家信托狱卒寄妻子,临刑大呼曰,杀头至痛也,灭族至惨也,圣叹无意得此,呜呼哀哉,然而快哉。遂引颈受戮。狱卒以信呈官,官疑其必有谤语,启缄视之,上书曰,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遗憾矣。官大笑曰,金先生死且侮人。”柳春浦《聊斋续编》卷四云:“金圣叹临刑时饮酒自若,且饮且言曰,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圣叹平日批评诗文每涉笔成趣,故临死不忘趣语,然则果痛耶快耶,恨不起圣叹问之。”毛祥麟《对山书屋墨余录》卷一云:“当人瑞在狱时,付书于妻曰,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廖柴舟《二十七松堂集》卷十四《金圣叹先生传》云:“临刑叹曰,砍头最是苦事,不意于无意中得之。”柴舟生于清初,甚佩服圣叹,传后记曰,“予过吴门,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因为诗吊之,并传其略如此云。”查卷七有《汤中丞毁五通淫祠记》,后记云“予于丙子岁来吴”,计其时为康熙三十五年,距圣叹之死亦正三十五年,此种传说已在吴中流行,如或可据则自当以廖说为近真耳。传中又记圣叹讲《圣自觉三昧经》事,说明圣叹字义及古诗十九首不可说事,皆未见他人记述。《唱经堂才子书汇稿》有矍斋二序,一曰“才子书小引”,署顺治己亥春日同学矍斋法记圣瑗书,有云:“唱经仆弟行也,仆昔从之学《易》,二十年不能尽其事,故仆实以之为师。凡家人伏腊,相聚以嬉,犹故弟耳,一至于有所咨请,仆即未尝不坐为起立为右焉。”二曰“叙第四才子书”,即杜诗,署矍斋昌金长文识,无年月,盖在圣叹死后矣,末曰:“临命寄示一绝,有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句,余感之,欲尽刻遗稿,首以杜诗从事。”此又一说也。我们虽不能因此而就抹杀以前各种传说,但总可以说这金长文的话当最可靠,圣叹临死乃仍拳拳于其批评工作之未完成,此与胡桃滋味正是别一副面目也。顺治癸卯周雪客覆刻本《才子必读书》上有徐而庵序,其记圣叹性情处颇多可取,如云:“圣叹性疏宕,好闲暇,水边林下是其得意之处,又好饮酒,日辄为酒人邀去,稍暇又不耐烦,或兴至评书,奋笔如风,一日可得一二卷,多逾三日则兴渐阑,酒人又拉之去矣。”又云:“每相见,圣叹必正襟端坐,无一嬉笑容,同学辄道其饮酒之妙,余欲见之而不可得,叩其故,圣叹以余为礼法中人而然也。盖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横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赤则啼笑宛然也。以故称圣叹善者各举一端,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詈之,以其人之不可方物也。”圣叹之为人盖甚怪,在其临命时,与同学仍谈批书,故亦不妨对狱吏而说谐语欤?而庵序中又记圣叹刻书次第云:“同学诸子望其成书,百计怂恿之,于是刻《制义才子书》,历三年又刻王实甫《西厢》,应坊间请,止两月,皆从饮酒之暇诸子迫促而成者也。己亥评《唐才子书》,乃至键户,梓人满堂,书者腕脱,圣叹苦之,间许其一出。书成,即评《天下才子必读书》,将以次完诸才子书,明年庚子《必读书》甫成而圣叹死,书遂无序,诸子乃以无序书行。”廖柴舟传中亦云:“兹行世者,独《西厢》,《水浒》,《唐诗》,《制义》,唱经堂杂评,诸刻本。”但《制义才子书》至今极少见,问友人亦无一有此书者,查《才子书汇稿》卷首所列唱经堂外书总目,其已刻过者只《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唐才子书》,《必读才子书》等四种,亦不见制义一种,不知何也。赖古堂《尺牍新钞》卷二有嵇永仁与黄俞邰书,说圣叹死后灵异,眉批云:“圣叹尚有历科程墨才子书,已刻五百叶,今竟无续成之者,可叹。”《尺牍新钞》刻于康熙元年壬寅,批当系周雪客笔,时在徐而庵为《才子必读书》作序前一年。矍斋而庵雪客的话应该都靠得住,总结起来大约制义还是刻而未成,所以说有亦可,说无亦未始不可也。

世传有鬼或狐附在圣叹身上,曰慈月宫陈夫人,又曰泐大师,钱牧斋《初学集》卷四十三有《天台泐法师灵异记》,记其事云,以天启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乩,是也。释戒显著《现果随录》一卷,有康熙十年周栎园序,其十九则纪戴宜甫子星归事,附记云:“昔金圣叹馆戴宜甫香勋斋,无叶泐大师附圣叹降乩,余时往叩之,与宜甫友善。”这可以考见圣叹少时玩那鬼画符的时和地,也是很有兴味的事,但不知为何在他各才子书批评里却看不出一点痕迹,我不知道刻《西厢》的年代,只查出《水浒》序题崇祯十四年二月,或者事隔十三四年,已不复再作少年狡狯乎。《心史丛刊》二集中云,“袁枚《随园诗话》,金圣叹好批小说,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庙》一绝云,众响渐已寂,虫于佛面飞,半窗关夜雨,四壁挂僧衣,殊清绝。按圣叹所著之文皆存于所批书中,其诗仅见随园称道一首。”刘继庄《广阳杂记》卷四,说蜀中山水之奇,后云:“唱经堂于病中无端忽思成都,有诗云,卜肆垂帘新雨霁,酒垆眠客乱花飞,余生得到成都去,肯为妻儿一洒衣。”圣叹在《杜诗解》卷二注中自引一首,云:“曾记幼年有一诗。营营共营营,情性易为工,留湿生萤火,张灯诱小虫,笑啼兼饮食,来往自西东,不觉闲风日,居然头白翁。此时思之,真为可笑。”又圣叹内书《圣人千案》之第二十五中云:“昔者圣叹亦有一诗。何处谁人玉笛声,黄昏吹起彻三更,沙场半夜无穷泪,未到天明便散营。”但此一首亦在《沉吟楼借杜诗》中,为末第二首,题曰“闻笛”,未到作不得。我却喜欢最末一首,以首二字为题曰“今春”:

今春刻意学庞公,斋日闲居小阁中,

为汲清泉淘钵器,却逢小鸟吃青虫。

矍斋识语云,“唱经诗不一格,总之出入四唐,渊涵彼土,而要其大致实以老杜为归。兹附刻《借杜诗》数章,岂惟虎贲貌似而已。”《借杜诗》只二十五首,然尝鼎一脔,亦可知味矣,但刘袁二君所引不知又系何本,岂唱经堂诗文稿在那时尚有写本流传欤。

圣叹的散文现在的确只好到他所批书中去找了,在五大部才子书中却也可找出好些文章来,虽然这工作是很不容易。我觉得他替东都施耐庵写的《水浒传》序最好,此外《水浒》《西厢》卷头的大文向来有名,但我看《唐才子诗》卷一那些谈诗的短札实在很好,在我个人觉得还比洋洋洒洒的大文更有意思。《杜诗解》卷二,自《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至《蚤起》,以四绝一律合为一篇,说得很是别致,其中这段批语也是一首好文章:“无量劫来,生死相续,无贤无愚,俱为妄想骗过。如汉高纵观秦皇帝,喟然叹曰,大丈夫当如此矣。岂非一肚皮妄想,及后置酒未央,玉卮上寿,却道,季与仲所就孰多?此时心满意足,不过当日妄想圆成。陈涉辍耕垄上曰,富贵无相忘。此时妄想与汉高无别,到后为王沉沉,不过妄想略现。阮嗣宗登广武观刘项战处曰,遂使孺子成名。亦是此一副肚肠,一副眼泪,后来身不遇时,托于沉冥以至于死,不过妄想消灭。或为帝王,或为草窃,或为酒徒,事或殊途,想同一辙。因忆为儿嬉戏时,老人见之,漫无文理,不知其心中无量经营,无边筹画,并非卒然徒然之事也。羊车竹马,意中分明国王迎门拥篲,县令负弩前驱。尘羹涂饭,意中分明盛馔变色,菜羹必祭。桐飞剪笏,榆落收钱,意中分明恭己垂裳,绕床阿堵。其为妄想,与前三人有何分别。”又《蚤起》题下批语亦佳,可算作一篇小文,原诗首句“春来常蚤起”下注云:“此句盖于未来发愿如此,若作过后叙述,便索然无味,则下句所云幽事皆如富翁日记帐簿,俗子强作《小窗清记》恶札,不可不细心体贴。”读之不禁微笑,我们于此窥见了一点圣叹个人的好恶,可知他虽然生于晚明却总不是王百穀吴从先一流人也。附记一

一两个月前语堂来信,叫我谈谈金圣叹及李笠翁等人。这事大难,我不敢动手,因为关于文学的批评和争论觉得不能胜任。日前得福庆居士来信云,“雨中无事,翻寻唱经堂稿为之叹息。讲《离骚》之文只是残稿,竟是残了。庄骚马杜待何如,可叹息也。”看了记起金长文序中所说的诗,便想关于圣叹死时的话略加调查,拉杂写此,算是一篇文章,其实乃只几段杂记而已。对于圣叹的文学主张不曾说着一字,原书具在,朋友们愿意阐扬或歪曲之者完全自由,与不佞正是水米无干也。

买得日本刻《徐而庵诗话》一卷,盖即《而庵说唐诗》,卷首有文化丁丑星岩居士梁纬跋云:“余独于清人诗话得金圣叹徐而庵两先生,其细论唐诗透彻骨髓,则则皆中今人之病,真为紧要之话。”星岩本名梁川孟纬,妻名红兰,皆以诗名。六月八日记于北平。附记二

闲步庵得《第四才子书》,有西泠赵时揖声伯序;又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十余则,多记圣叹事,今录其七八九则于下:“邵兰雪(讳点)云,先生解杜诗时,自言有人从梦中语云,诸诗皆可说,唯不可说古诗十九首,先生遂以为戒。后因醉后纵谈青青河畔草一章,未几而绝笔矣。明夷辍讲,青草符言,其数已前定也。

先生善画,其真迹吴人士犹有藏者,故论画独得神理,如所评王宰山水图及画马画鹘诸篇,无怪其有异样看法也。

先生饮酒,彻三四昼夜不醉,诙谐曼谑,座客从之,略无厌倦。偶有倦睡者,辄以新言醒之。不事生产,不修巾幅,谈禅谈道,仙仙然有出尘之致,殆以狂自好乎。余问邵悟非(讳然)先生之称圣叹何义,曰,先生云,《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则为叹圣,在与点则为圣叹。此先生之自为狂也。”

赵晴园生圣叹同时,所言当较可信,廖柴舟著传中说及古诗十九首与圣叹释义,盖即取诸此也。

七月二十五日又记。

醉余随笔

从友人处得见《国风》杂志,登载洪允祥先生的《悲华经舍杂著》,其一为《醉余随笔》,据王咏麟氏跋谓系宣统年间在上海时所作。全书才二三十则,多明达之语,如其一云:“韩柳并称而柳较精博,一辟佛,一知佛之不可辟也。李杜并称而李较空明,一每饭不忘君,一则篇篇说妇人与酒也。妇人与酒之为好诗料胜所谓君者多矣。”洪君盖学佛者,又性喜酒,故其言如此,虽似稍奇,却亦大有理。韩愈的病在于热中,无论是卫道或干禄,都是一样。谢肇淛《五杂组》卷十三云:“今人之教子读书,不过取科第耳,其于立身行己不问也,故子弟往往有登膴仕而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为幼之受苦楚政为今日耳,志得意满,不快其欲不止也。噫,非独今也。韩文公有道之士也,训子之诗有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之句,而俗诗之劝世者又有书中自有黄金屋等语,语愈俚而见愈陋矣。”盛大士《朴学斋笔记》卷七云:“明鹿门茅氏论次古文,取唐宋八大家为作文之准的,……而韩之三上宰相应科目与时人诸书颇为识者所訾议,乃独录而存之。”又云:“昌黎与于襄阳书,盛夸其抱不世之才,卷舒不随乎时,文武惟其所用,此真过情之誉也。而曰志存乎立功,事专乎报主,古人有言,请自隗始,又隐然以磊落奇伟之人自命矣。乃云愈今日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足下一朝之享而已,又何其志之小也。唐人以文字干谒,贤者亦不以为讳,但昌黎根柢六经传世不朽之作后人不尽选读,而反读其干谒之文,何耶。”讲道统与干谒宰相,我看不出是两件事来,谢盛二公未免所见不广,乃欲强生分别,其实这里边只是一味烦躁,以此气象,达固不是诸葛一流,穷也不是陶一路也。如谢氏言,似歆羡公相亦不甚妨碍其为有道之士,如盛氏言,又似被訾议的干谒文字亦可与根柢六经之作共存共荣,只是后人不要多选读就行。或者韩愈对于圣道的意识正确无疑,故言行不一致照例并不要紧亦未可知,我辈外人不能判断,但由我主观看去总之是满身不快活,辟不辟佛倒还在其次,因为这也只是那烦躁之一种表示耳。关于李杜,不佞虽并不讴歌杜甫之每饭不忘,却不大喜欢李白,觉得他夸,虽然他的绝句我也是喜欢的。这且按下不提,再说洪君的随笔又有一则云:“《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答君恩。天醉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此语极精。《颜氏学记》中亦有相似的话,却没有说得这样彻透。近来常听有人提倡文天祥陆秀夫的一死,叫大家要学他,这看值得天醉居士的一棒喝。又一则云:“去年游西湖深处,入一破寺,见一僧负锄归,余揖之曰,阶上冬瓜和尚要他何用?僧曰,只是吃的。曰,恐吃不下许多。曰,一顿吃一个饱。曰,和尚也要饱。曰,但求一饱,便是和尚。至今思之,此僧不俗。”此僧与此居士真都不俗。十多年前曾在北京某处教员休息室中每周与洪君相遇,惜不及共作冬瓜问答,真是失之交臂,至今展读遗语,更觉得真真可惜也。(六月)

关于王韬

《扶桑游记》三卷,王韬撰,明治十三年庚辰(一八八〇)东京栗本氏出版,铅印竹纸,凡三册。王氏以清光绪五年己卯(一八七九)春往日本,至秋归上海,所记自闰三月初七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凡一百二十八日,罗尔纲先生所见《东游缟纻录》盖其一部分,即上半也。黄公度作《日本杂事诗》成即在是年,《游记》卷中四月二十二日致余元眉书中亦云,“此间黄公度参赞撰有《日本杂事诗》,不日付诸手民,此亦游宦中一段佳话。”但他自己只是“日在花天酒地中作活,几不知有人世事”,对于日本社会文化各方面别无一点关心。在四月三十日条下有一节云:“日东人士疑予于知命之年尚复好色,齿高而兴不衰,岂中土名士从无不跌宕风流者乎。余笑谓之曰,信陵君醇酒美人,夫岂初心。鄙人之为人狂而不失于正,乐而不伤于淫,具国风好色之心,而有《离骚》美人之感,光明磊落,慷慨激昂,视赀财如土苴,以友朋为性命,生平无忤于人,无求于世,嗜酒好色,乃所以率性而行,流露天真也,如欲矫行饰节以求悦于庸流,吾弗为也。王安石囚首丧面以谈诗书,而卒以亡宋,严分宜读书钤山堂十年,几与冰雪比清,而终以偾明。当其能忍之时,伪也。世但知不好色之伪君子,而不知真好色之真豪杰,此真常人之见哉。”他们这种名士派的才情本来我别无什么意见,但是这篇辩解文章读了觉得很不愉快,文情皆浮夸不实,其人至多可比袁子才,若李笠翁郑板桥还是赶不上了。在东京招待王氏的诸友人中有冈千仞者,于明治十七年甲申(一八八五)来中国游历,著有沪上苏杭燕京粤南等日记共十卷,总称“观光纪游”,于丙戌分三册出版,其中有关于王氏的纪事可供参考。卷四沪上日记九月八日条下云:“访紫诠,小酌。曰,余欲再游贵邦,不复为前回狂态,得买书资则足矣。余笑曰,先生果能不复为故态乎。紫诠大笑。紫诠不屑绳墨局束,以古旷达士自处。李中堂曰,紫诠狂士也,名士也。六字真悉紫诠为人。”卷一航沪日记六月八日条下云:“过乐善堂,晚餐。吟香曰,紫诠数说头痛,如不胜坐者,恐瘾毒。”又九日条下云:“张经甫葛子源范蠡泉姚子让来访。谈及洋烟流毒中土,余曰,闻紫诠近亦嗜洋烟。子源曰,洋烟盛行或由愤世之士借烟排一切无聊,非特误庸愚小民,聪明士人亦往往婴其毒。”此言王氏吸雅片,而辩护者又托辞于志士以此遣愁,此说最无聊,也极不可信。信陵君的事我们不知道,若平常一文人或下第或罢官,便自以为宇宙间最大冤屈,沉溺于酒色,或并吸大烟,真者已可笑,假者无非饰词纵欲耳。《晋书》记文帝欲为武帝求婚于阮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如此之事可谓不得已,但岂平常的人所能模仿。卷七沪上再记十二月七日记在聚丰园与王紫诠晚餐事云:“洋烟盛行,酒亭茶馆皆无不具。曰,吃烟守度不必为害,其人往往保六七十寿。又曰,吃烟过度为瘾,可畏,唯不受他病。此皆顺为之辞者。”所云“曰”者,盖皆紫诠之词也。又二十三日与寺田望南访紫诠,晚会于聚丰园,来者八九人:“望南观诸君就床吃洋烟,讶甚,曰洋烟果不可遏乎。紫诠曰,遏之极易。问之,笑曰,吃者杀之莫赦。又曰,洋烟何害,人固有以酒色致病而死者,以酒食之乐有甚于生者也,其死于烟毒何异死于酒色。此言虽戏有一理。”照这两节看来,王氏的吃烟的态度更是明白,这已经不是排闷而完全为的是享乐了。冈氏系王之旧友,弄词章而又谈经济,对于中国的洋烟深恶痛绝,日记中屡见,乙酉一月二日记与望南参观烟窟事云:“入室内,男女横卧吃洋烟,颜无人色,为行僵尸间之思。一人炽炭,大釜煎物,恶臭满室。望南问何物,曰制烟膏也。望南色然曰,此胜母里,盍回车。”卷二苏杭日记八月一日条下云:“余私谓非一洗烟毒与六经毒,中土之事无可下手。”则又决然下断语,持与王紫诠的话相较,觉得此二游记的著者盖不可同日而语矣。冈氏所云六经毒,不独指科举制艺,并包括考据义理在内,可谓有识。王氏在同光之际几为知识界的权威,但脱不去名士才子气,似乎终于是一个清客,不过在太平之时专门帮闲,乱世则帮忙而已。

六月廿四日。

关于焚书坑儒

《雅笑》三卷,题李卓吾汇辑,姜肇昌校订并序。卷三有坑儒一则云:“人皆知秦坑儒,而不知何以坑之。按卫宏《古文奇字序》,秦始皇密令人种瓜于骊山型谷中温处,瓜实成,使人上书曰瓜冬实。有诏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儒生皆至,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死。”眉批有云:“秦始皇知瓜冬实儒者必多饶舌,岂非明王。”又云:“儒者凡谈说此等事原可厌,宜坑,秦始皇难其人耳。”这究意是否出于李卓吾之手本属疑问,且不必说,但总是批得很妙,其痛恶儒生处令人举双手表同意也。金圣叹批《西厢》《水浒》,时常拉出秀才来做呆鸟的代表,总说宜扑,也是同样的意思,不过已经和平得多也幽默得多了。为什么呢?秦之儒生本来就是明朝秀才的祖宗,他们都是做八股和五言八韵的朋友,得到赋得瓜冬实的好题目怎能不技痒,如或觉得可厌,“扑”也就很够了,那么大规模地伏机发机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了。秦始皇的小题大做也不只是坑儒这一件,焚书的办法更是笨得可以。清初有曲江廖燕者,著《二十七松堂文集》十六卷,卷一有《明太祖论》是天下妙文,其中有云:“吾以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后又申言之曰:“且彼乌知诗书之愚天下更甚也哉。诗书者为聪明才辨之所自出,而亦为耗其聪明才辨之具,况吾有爵禄以持其后,后有所图而前有所耗,人日腐其心以趋吾法,不知为法所愚,天下之人无不尽愚于法之中,而吾可高拱而无为矣,尚安事焚之而杀之也哉。”又云:“明制,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我们读了此文,深知道治天下愚黔首的法子是考八股第一,读经次之,焚书坑儒最下。盖考八股则必读经,此外之书皆不复读,即不焚而自焚,又人人皆做八股以求功名,思想自然统一醇正,尚安事杀之坑之哉。至于得到一题目,各用其得意之做法,或正做或反做,标新立异以争胜,即所谓人人各异,那也是八股中应有之义,李卓吾以为讨厌可也,金圣叹以为应扑亦可也,若明太祖与廖燕当必能谅解诸生的苦心而点头微笑耳。秦始皇立志欲愚黔首,看见儒生如此热心于文章,正应欢喜奖励,使完成八股之制义,立万世之弘基,庶乎其可,今乃勃然大怒而坑杀之,不惟不仁之甚,抑亦不智之尤矣。中国臣民自古喜做八股,秦暴虐无道,焚书以绝八股的材料,坑儒以灭八股的作者,而斯文之运一厄,其后历代虽用文章取士,终不得其法,至明太祖应天顺人而立八股,至于今五百余年风靡天下,流泽孔长焉。破承起讲那一套的八股为新党所推倒,现在的确已经没有了,但形式可灭而精神不死,此亦中国本位文化之一,可以夸示于世界者欤。新党推倒土八股,赶紧改做洋八股以及其他,其识时务之为俊杰耶,抑本能之自发,或国运之所趋耶。总之都是活该。诸君何不先读熟一部《四书味根录》,吾愿为新进作家进一言。(七月)附记《文饭小品》第六期上有施蛰存先生的《无相庵断残录》,第五则云“八股文”,谈及廖燕的文章,云《二十七松堂集》已有铅印本,遂以银六元买了回来。其实那日本文久二年(一八六二)的柏悦堂刊本还不至于“绝无仅有”,如张日麟的铅印本序所说,我就有一部,是以日金二圆买得的。名古屋的其中堂书店旧书目上几乎每年都有此书,可知并不难得,大抵售价也总是金二圆,计书十册,木板皮纸印,有九成新,恐怕还是近时印刷的。中国有好事家拿来石印用白纸装订,亦是佳事,卖价恐亦不必到六元吧。

十一月廿五日,校阅时记。

孙蕡绝命诗

清初梁维枢仿《世说新语》撰《玉剑尊闻》十卷,卷七伤逝类下有一则云:“孙为蓝玉题画坐诛,临刑口占曰,鼍鼓三声急,西山日又斜,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日本诗集《怀风藻》卷首录大津皇子作四首,其临终一绝云:“金乌临西舍,鼓声催短命。泉路无宾主,此夕谁家向。”二诗用意几全相同。案蓝玉被诛在洪武二十六年,即西历一三九三年,大津皇子于朱鸟元年赐死,当唐中宗嗣圣三年,即西历六六六年也。《怀风藻》有大津皇子小传云:“皇子者净御原帝之长子也,状貌魁梧,器宇峻远,幼年好学,博览而能属文,及壮爱武,多力而能击剑。性颇放荡,不拘法度,降节礼士,由是人多附托。时有新罗僧行心解天文卜筮,诏皇子曰,太子骨法不是人臣之相,以此久在下位,恐不全身。因进逆谋,迷此诖误,遂图不轨,呜呼惜哉。蕴彼良才,不以忠孝保身,近此奸竖,卒以戮辱自终。古人慎交游之意,因以深哉。时年二十四。”《日本书纪》云:“皇子大津及长辨有才学,尤爱文笔,诗赋之兴自大津始也。”其后纪淑望在《古今和歌集》序中亦云,“大津皇子始作诗赋。”《书记》成于养老四年,当唐玄宗开元八年,即西历七二〇年,所言当有所据。《怀风藻》序题天平胜宝三年,当玄宗天宝十年,即西历七五一年,则列大津第三,其上尚有大友皇子河岛皇子二人,序中叙天智天皇时云:“旋招文学之士,时开置醴之游,当此之际,宸翰垂文,贤臣献颂,雕章丽笔,非唯百篇,但时经乱离,悉从煨烬,言念湮灭,轸悼伤怀。”大友河岛均天智天皇子,大友嗣位,会壬申乱作被害,天武天皇代之而立,大津则天武子也。林罗山文集载《怀风藻》跋云:“本朝之文集者,《怀风藻》盖其权舆乎,诚是片言只字足比拱璧镒金也。虽纪淑望之博洽,称大津皇子始作词赋,而今《怀风藻》载大友皇子诗于大津上,然则大友先大津必矣。”《大日本史》亦云:“天皇(案弘文天皇,即大友皇子)崩时,大津皇子年仅十岁,天皇之言诗先大津可知矣。”这所说的话大抵是不错的,天智时代诗赋或者已很发达,因为壬申之乱却悉毁灭,一方面大津皇子或者也确有才华,可以当作那时代的首领亦未可知,虽然在《怀风藻》所录的四首里也看不出来。但是,临终一绝总是很特别的东西。《怀风藻》一卷共诗百十六首,以侍宴从驾与燕集游览占大多数,临终之作只有一首,而这正是大津皇子的。释清潭在《怀风藻新释》中云,虽是平平之语,却哀哀之极。在此八十年间六十四人中,大津皇子即非首出的诗人,亦终是最有特色的一个了。他的辞世诗在七百年后不意又在南京出现,可谓奇绝。我们仔细思索,觉得可以想出一个解释,这正如金圣叹临刑的家信一样,可以说是应有而未必实有的。这当然是属于传说部类,虽然其真实性与历史有殊,其在文艺上的兴味却并无变动,往往反是有增而无减也。(七月)附记

十月三十一日上海《立报》载大佛君的《近人笔记中几笔糊涂账》,末一节云:“近日某君记湖南名士叶德辉绝笔诗,谓叶在临刑时索笔纸写五言一绝,诗为慢擂三通鼓,西望夕阳斜,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此亦张冠李戴者欤。盖叶以农运方兴,稻粱粟麦黍稷,杂种出世;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一联贾祸,则为事实。至于上述诗有谓系金圣叹临刑之口占,有谓系徐文长所作,虽不知究出何人手笔,但成在叶氏之前则可无疑,况此诗又并未见佳也。”此与孙诗甚相似,唯又说是叶大先生作,则又迟了五百年了。徐文长金圣叹二说未曾听过,存记于此,以广异闻。

廿四年十一月三日记于北平。

煮药漫抄

永井荷风随笔集《冬天的蝇》中有一篇文章,题曰“十九岁的秋天”,记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他十九岁时住上海的事,末题甲戌十月记,则已是五十七岁了。起首处云:“就近年新闻纸上所报道的看去,东亚的风云益急,日华同文的邦家也似乎无暇再订善邻之谊了。想起在十九岁的秋天我曾跟了父母去游上海的事情,真是恍有隔世之感。

在小时候,我记得父亲的书斋和客房的壁龛中挂着何如璋叶松石王漆园这些清朝人所写的字幅。盖父亲喜欢唐宋的诗文,很早就与华人订文墨之交也。

何如璋是清国的公使,从明治十年(一八七七)顷起,很久的驻扎在东京。

叶松石也是在那时候被招聘为外国语学校教授的最早的一个人,曾经一度归国,后再来游,病死于大阪。遗稿《煮药漫抄》的头上载有诗人小野湖山所作的略传。

每年到了院子里的梅花将要散落的时候,客房的壁龛里一定挂起何如璋挥毫的东坡的绝句,所以到了老耄的今日,我也还能暗诵左记的二十八字。

梨花浅白柳深青 柳絮飞时花满城

惆怅东栏一树雪 人生看得几清明

何如璋这人大约很见重于明治的儒者文人之间,在那时候刊行的日本人的诗文集里,几乎没有不载何氏的题字或序以及评语的。”《煮药漫抄》我很有运气得到了两本,虽然板本原是一个,不过一是白纸一是黄纸印的罢了。此书刻于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去今不远,或者传布不多,故颇少见。书凡两卷,著者叶炜号松石,嘉兴人。同治甲戌(一八七四)受日本文部省之聘,至东京外国语学校为汉文教师,时为明治七年,还在中国派遣公使之前。光绪六年庚辰(一八八〇)夏重游日本,滞大阪十阅月,辛巳莫春再客西京,忽患咯血,病中录诗话,名之曰“煮药漫抄”者纪实也。小野湖山序之云:“余向闻其婴病,心窃悯之。顷者福原公亮寄示《煮药闲抄》一册云:是松石病中所录,以病不愈去,临去以属余者,海涛万里,其生死未可知,子其序之。余见书名怆然,读小引益悲,因思公亮之言则复不胜潸然也。”据此可知荷风所云病死于大阪的话不确,卷末松石识语时在乙酉(一八八五),前有朱百遂庚寅(一八九〇)序,松石正在江宁,“隐于下僚”也。松石以诗人东游,比黄公度还早三年,乃《漫抄》中了不说及日本风物,只有一二人名而已。湖山翁叙其再来时事云,“流寓平安浪华间,身外所赍,破砚残毫耳。”今阅诗话,不免惜其稍辜负此笔砚,未能如黄君之多拾取一点诗料回来也。

何如璋是中国派赴日本的第一任使臣,黄公度就是跟了他做随员去的。《日本杂事诗》后有石川英的跋,其一节云:“今上明治天皇十年(光绪三年)大清议报聘,凡汉学家皆企踵相望,而翰林院侍讲何公实膺大使任。入境以来,执经者问字者乞诗者,户外屦满,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荷风所云见重于儒者文人之间大约也是事实。但是前后不过七八年,情形便大不相同了。光绪十年甲申(一八八四)中法之役,何如璋在福建与其事,冈千仞在沪上日记(《观光纪游》卷四)中纪之曰:“八月廿八日曾根俊虎来,曰明日乘天城舰观福州战迹,因托木村信卿所嘱书柬寄何子峨。信卿坐为子峨制日本地图下狱,冤白日子峨已西归,故嘱余致意子峨。何意此战子峨管造船局,当战发狼狈奔窜,为物论之所外。人间祸福,何常之有,为之慨然。”又曰:“九月十八日闻曾根氏归自福州,往见问战事。曰,法将孤拔将六舰进战,次将利士卑将五舰在后策应,事出匆卒,万炮雷发,中兵不遑一发炮,死伤千百,二将奏全捷,徐徐率诸舰出海口。战后二旬,海面死尸无一检收者,洋人见之曰,殆无国政也。问何子峨,曰,造船局兵火荡然,见子峨于一舍,颜无人色。其弃局而遁,有官金三十万,为溃兵所攫去,其漫无纪律概类是。”文人本来只能做诗文,一出手去弄政事军务,鲜不一败涂地者。岳飞有言,天下太平要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我觉得现在的病却是在于武人谈文,文人讲武。武人高唱读经固无异于用《孝经》退贼,文人喜纸上谈兵,而脑袋瓜儿里只有南渡一策,岂不更为何子峨所笑乎。(七月)

刘青园常谈

近来随便翻阅前人笔记,大抵以清朝人为主,别无什么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点事情罢了。郭柏苍著《竹间十日话》序云:“十日之话阅者可一日而毕,阅者不烦,苟欲取一二事以订证则甚为宝重,凡说部皆如此。药方至小也,可以已疾。开卷有益,后人以一日之功可闻前人十日之话,胜于闲坐围棋挥汗观剧矣。计一生闲坐围棋挥汗观剧,不止十日也。苍生平不围棋不观剧,以围棋之功看山水,坐者未起,游者归矣。以观剧之功看杂著,半晌已数十事矣。”这一节话说得极好。我也是不会围棋的,剧也已有三十年不观了,我想匀出这种一点工夫来看笔记,希望得到开卷之益,可是成绩不大好,往往呆看了大半天,正如旧友某氏说,只看了一个该死。我的要求本来或者未免稍苛亦未可知,我计较他们的质,又要估量他们的文。所以结果是谈考据的失之枯燥,讲义理的流于迂腐,传奇志异的有两路,风流者浮诞,劝戒者荒谬,至于文章写得干净,每则可以自成一篇小文者,尤其不可多得。我真觉得奇怪,何以中国文人这样喜欢讲那一套老话,如甘蔗滓的一嚼再嚼,还有那么好的滋味。最显著的一例是关于所谓逆妇变猪这类的纪事。在阮元的《广陵诗事》卷九中有这样的一则云:“宝应成安若康保《皖游集》载太平寺中一豕现妇人足,弓样宛然,同游诧为异,余笑而解之曰,此必妒妇后身也,人彘之冤今得平反矣,因成一律,以‘偶见’命题云。忆元幼时闻林庾泉云,曾见某处一妇不孝其姑遭雷击,身变为彘,唯头为人,后脚犹弓样焉,越年余复为雷殛死。始意为不经之谈,今见安若此诗,觉天地之大事变之奇,真难于恒情度也。惜安若不向寺僧究其故而书之。”阮云台本非俗物,于考据词章之学也有成就,乃喜记录此等恶滥故事,殊不可解,且当初不信林庾泉,而后来忽信成安若以至不知为谁之寺僧,尤为可笑。世上不乏妄人,编造《坐花志果》等书,灾梨祸枣,汗牛充栋,几可自成一库,则亦听之而已,雷塘庵主奈何也落此窠臼耶。中国人虽说是历来受儒家的薰陶,可是实在不能达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态度,一面固然还是“未知生”,一面对于所谓腊月二十八的问题却又很关心,于是就参照了眼前的君主专制制度建设起一个冥司来,以寄托其一切的希望与喜惧。这是大众的意志,读书人原是其中的一分子,自然是同感的,却要保留他们的优越,去拿出古人说的本不合理的“神道设教”的一句话来做解说,于是士大夫的神学也就成立了。民间自有不成文的神话与仪式,成文的则有《玉历钞传》,《阴骘文》,《感应篇》,《功过格》,这在读书人的书桌上都是与孔教的经有并列的资格的。照这个情形看来,中国文人思想之受神道教的支配正是不足怪的事情,不过有些杰出的人于此也还未能免俗,令人觉得可惜,因此他们所记的这好些东西只能供给我们作材料,去考证他们的信仰,却不足供我们的玩味欣赏了。

对于鬼神报应等的意见我觉得刘青园的要算顶好。青园名玉书,汉军正蓝旗,故书署辽阳玉书,生于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所著有《青园诗草》四卷,《常谈》四卷,行于世。《常谈》卷一有云:“鬼神奇迹不止匹夫匹妇言之凿凿,士绅亦尝及之。唯余风尘斯世未能一见,殊不可解。或因才不足以为恶,故无鬼物侵陵,德不足以为善,亦无神灵呵护。平庸坦率,无所短长,眼界固宜如此。”又云:“言有鬼言无鬼,两意原不相背,何必致疑。盖有鬼者指古人论鬼神之理言,无鬼者指今人论鬼神之事言。”这个说法颇妙。刘本系儒家,反释道而不敢议周孔,故其说鬼神云于理可有而于事则必无也。又卷三云:“余家世不谈鬼狐妖怪事,故幼儿辈曾不畏鬼,非不畏,不知其可畏也。知狐狸,不知狐仙。知毒虫恶兽盗贼之伤人,不知妖魅之祟人,亦曾无鬼附人之事。又不知说梦占梦详梦等事。”又一则列举其所信,有云:“信祭鬼神宜诚敬,不信鬼神能监察人事。信西方有人其号为佛,不信佛与我有何干涉。信圣贤教人以伦常,不信圣贤教人以诗文。信医药可治病,不信灵丹可长生。信择地以安亲,不信风水能福子孙。信相法可辨贤愚邪正,不信面目能见富贵功名。信死亡之气疠疫之气触人成疾,不信殃煞扑人疫鬼祟人。信阴阳和燥湿通蓄泄有时为养,不信精气闭涸人事断绝为道。信活泼为生机,不信枯寂为保固。信祭祀祖先为报本追远,不信冥中必待人间财物为用。似此之类不一而足,忆及者志之,是非亦不问人,亦不期人必宜如此。”此两则清朗通达,是儒家最好的境地,正如高骏烈序文中所说,“使非行己昭焯,入理坚深,事变周知,智识超旷,何以及此”,不算过誉,其实亦只是懂得人情物理耳,虽然他攻异端时往往太有儒教徒气,如主张将“必愿为僧者呈明尽宫之”,也觉得幼稚可笑。卷三又论闱中果报云:“乡会两闱,其间或有病者疯者亡者缢者刎者,士子每惑于鬼神报复相骇异。余谓此无足怪。人至万众,何事不有,其故非一,概论之皆名利萦心,得失为患耳。当其时默对诸题,文不得意,自顾绝无中理,则百虑生焉,或虑贫不能归,或忧饥寒无告,或惧父兄谴责,或耻亲朋讪笑,或债负追逼,或被人欺骗,种种虑念皆足以致愚夫之短见,而风寒劳瘁病亡更常情也,恶足怪。若谓冤鬼缠扰,宿孽追寻,何时不可,而必俟场期耶。倘其人不试,将置沉冤于不问乎。此理易知,又何疑焉。人每津津谈异,或以警士子之无行者,然亦下乘矣。犹忆己酉夏士子数人肄业寺中,谈某家闺阃事甚媟,一士摇手急止之曰,不可不可,场期已近,且戒口过,俟中后再谈何害。噫,士习如此,其学可知。”在“乡闱纪异”这类题目的故事或单行本盛行的时候,能够有如此明通的议论,虽然不过是常识,却也正是卓识了。卷一又有一则,论古今说鬼之异同,也是我所喜欢的小文:“说鬼者代不乏人,其善说者唯左氏晦翁东坡及国朝蒲留仙纪晓岚耳,第考其旨趣颇不相类。盖左氏因事以及鬼,其意不在鬼。晦翁说之以理,略其情状。东坡晚年厌闻时事,强人说鬼,以鬼自晦者也。蒲留仙文致多辞,殊生鬼趣,以鬼为戏者也。唯晓岚旁征远引,劝善警恶,所谓以鬼道设教,以补礼法所不足,王法所不及者,可谓善矣,第搢绅先生夙为人望,斯言一出,只恐释黄巫觋九幽十八狱之说藉此得为口实矣。”以鬼道设教,既有益于人心世道,儒者宜赞许之,但他终致不满,这也是他的长处,至少总是一个不夹杂道士气的儒家,其纯粹处可取也。又卷三有一则云:“余巷外即通衢,地名江米巷,车马络绎不绝。乾隆年间有重车过辙,忽陷其轮,启视之,井也,盖久闭者,因负重石折而复现焉。里人因而汲饮,亦无他异,而远近好事者遂神其说,言龙见者,言出云者,言妖匿者,言中毒者,有窥探者,倾听者,惊怪者,纷纷不已。余之相识亦时来询访,却之不能,辨之不信,聒噪数月始渐息。甚矣,俗之尚邪,无怪其易惑也。”此事写得很幽默,许多谈异志怪的先生们都受了一番奚落,而阮云台亦在其中,想起来真可发一笑。

七月十八日于北平。

柿子的种子

寺田寅彦是日本现今的理学博士,物理学专家,但是,他原是夏目漱石的学生,又是做俳句写小文的,著有《薮柑子集》等几种文集。本来科学家而兼弄文学的人世间多有,并不怎么奇特,关于寺田却有一段故事,引起我的注意。据说在夏目的小说《我是猫》里有寺田描写在那里,这就是那磨玻璃球的理学士水岛寒月。《猫》里主客三人最是重要,即寒月,美学者迷亭,主人苦沙弥,他们只要一出台,场面便不寂寞。我们不会把小说当作史传去读,所以即使熟读了《猫》也不能就算了解薮柑子的生涯,但不知怎地总因此觉得有点面善,至少特别有些兴趣。寺田的随笔我最近看到的是一册《柿子的种子》,都是在俳句杂志《涩柿》上登过的小文,短的不到百字,长的也只五百字左右。计算起来,现在距离在“保登登几须”(杂志名,意云子规,夏目的《猫》即载其中)做写生文的时候已经有三十年了,寒月当时无论怎样有飘逸之气,于今未必多有留余了吧。他在末尾一篇《说小文》中说:“假如那学生读了《薮柑子集》,从这内容上自然可以想像出来的昔时年青的薮柑子君的面影,再将现在这里吸着鼻涕涉猎《性的犯罪考》的今已年老的自己的样子,对照了看,觉得很是滑稽,也略有点儿寂寞。”但是叶松石在所著《煮药漫抄》中说得好:“少年爱绮丽,壮年爱豪放,中年爱简练,老年爱淡远。”虽然原是说诗,可通于论文与人。若在俳人,更不必说。其或淡或涩,盖当然矣。“托了无线电放送的福,我初次得到听见安来节和八木节这些歌曲的机会。

这在热闹之中含有暗淡的绝望的悲哀。

我不知道为什么连想起霜夜街头洋油灯的火光来。(案此系指地摊上所点的无玻璃罩的洋铁煤油灯。)

但是,无论怎么说,此等民谣总是从日本的地底下发出来的吾辈祖先之声也。

看不见唱歌的人的模样,单听见从扩音机中出来的声音,更切实地感到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我们到底还得抛弃了贝多汶和特比西,非再从新的从这祖先之声出发不可吧。”这是寺田的随笔之一。他在日本别无政治关系,所以不必故作国粹的论调,此盖其所切实感到的印象欤。别的我不甚清楚,但所云民谣是从地底下发出来的祖先之声,而这里又都含有暗淡的绝望的悲哀,我觉得很是不错。永井荷风在《江户艺术论》中论木板画的色彩云:“这暗示出那样暗黑时代的恐怖与悲哀与疲劳,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正如闻娼妇啜泣的微声,深不能忘记那悲苦无告的色调。”正可互相发明。不但此也,就是一般尚武的音曲表面虽是杀伐之音,内里还是蕴藏着同样的悲哀,此正是不大悖人情处,若叫嚣恣肆者盖亦有之,但这只是一种广告乐队,是否能深入民间大是疑问也。随笔文有一则云:“在《聊斋志异》里到处有自称是狐所化的女人出现。

但是在许多地方这些只是自己招承是狐而已,大抵终于未曾显出狐的真形来。

假如在她们举动的什么地方即使有些神异之点,但这或者只在为多智慧的美女所迷的忠厚老实的男子眼里看去才见得如此,这样地解释一下,许多事情也就可以自然了解了。

虽然如此,在此书里表现出来的支那民族中,有所谓狐这超自然的东西曾经确实地存在,不,恐怕现今也还仍旧存在着,那是无疑的了。

这在某种意味上不得不算是可以歆羡的事。

至少,假如不是如此,这部书里的美的东西大半就要消灭了也。”《聊斋》善说狐鬼,读者又大抵喜狐胜于鬼,盖虽是遐想而怀抱中亦觉冰森有鬼气,四条腿的阿紫总是活的乎,此理未能参透,姑代说明之如此。日本俗信中亦有狐,但与中国稍不同。中国在东南故乡则无狐,只知有果子狸之属,在北京有狐矣,但亦不听见人说如《聊斋》所志者,不然,新闻记者甚多,有不录而公诸同好者耶。由此可知狐这超自然的东西在中日均有,大同而小异,在《聊斋》者则是《聊斋》所独有,文人学士读了此书心目中遂有此等狐的影象,平民之不读书或不知遐想者仍不足与语此也。《聊斋》写狐女,无论是狐而女或是女而狐,所写还只是女人,不过如自称是狐所化的女人一样,借了这狐的幌子使得这事情更迷离惝怳一点,以颠倒那忠厚老实的男子的心目而已,至于狐这东西终于没有写出,实在亦写不出也。何也?方为其为女人也,女人之外岂复有他。若其未超自然时则即是绥绥然狐也,欲知其情状自非去问山中之老猎人不可矣。清刘青园在所著随笔《常谈》卷一中有一则,可资参考,今抄录于后:“边塞人以鸟铳弓矢为耒耜,以田猎剥割为耕耨,以猛虎贪狼狡兔黠狐为菽粟,以绝高陵深林茂草为膏壤,平生不言妖异,亦未闻因妖异偾事者。余曾与三省人谈,问其所猎皆何等禽,答曰,难言也,自人而外凡属动物未有不以矢铳相加者,虽世传所谓麟凤之属尚不能以幸免,况牛鬼蛇神几上肉乎。余首肯曰,亦人杰也。”(七月廿六日)

如梦录

友人从开封来,送我河南官书局所刻的几种书,其中我所最喜欢的是一册无名氏的《如梦录》。这是一个明末的遗老所撰,记录汴梁鼎盛时情景,犹宋遗民之著《梦华》《梦粱》也,向无刻本,至咸丰二年(一八五二)汴人常茂徕始据裴氏藏本参订付梓,民国十年重刊,即此书也。本来这是很好的事,所可惜的是编订的人过于求雅正,反而失掉了原书不少的好处。如常氏序中云:“且录中语多鄙俚,类皆委巷秕稗小说,荒诞无稽,为文人学士所吐弃。如言繁塔为龙撮去半截,吹台是一妇人首帕包土一抛所成,北关王赴临埠集卖泥马,相国寺大门下金刚被咬脐郎缢死背膊上,唬金刚黑夜逃出北门,诸如此类,偻指难数,读之实堪捧腹。”因此根据了他“于其悠谬繁芜者节删之”的编例便一律除掉了,这实在是很可惜的。那些贵重的传说资料可以说是虽百金亦不易的,本已好好地纪录在书上了,却无端地被一刀削掉,真真是暴殄天物。假如这未经笔削的抄本还有地方可找,我倒很想设法找来一读,至少来抄录这些被删的民间传说,也是一件值得做的工作。

话虽如此,现行本的《如梦录》里却也还有许多好材料,而且原著者的“俚言”虽然经过润色,到底是改不胜改,还随处保留着质朴的色味,读时觉得很是愉快。其《试院纪》一篇讲乡试情形甚详,今录一节云:“至日,按院在三门上坐点名,士子入场,散题。次日辰时放饭。大米饭,细粉汤,竹箩盛饭,木桶盛汤。饭旗二面前走,汤饭随后,自西过东,由至公堂前抬走。正行之际,晓事吏跪禀老爷抽饭尝汤,遂各盛一碗,按院亲尝可用始令放行。至月台下,一旗入西文场,一旗入东文场,至二门,二旗交过堂上,一声梆子响,各饭入号,散与士子食用。次放老军饭,俱是小米饭冬瓜汤,一样散法,按院不复尝。午间散饼果,向晚散蜡烛。”这不但可以考见那时情形,文章也实在写得不坏。《街市纪》文最长,几占全书之半,是最重要的部分,讲到封邱王府,云封邱绝后改为魏忠贤祠,忠贤势败,火急拆毁。注引《大梁野乘》云:“河南为魏珰建祠,树旌曰崇德报功。兴工破土,诸当事者咸往祭告,独提学曹履吉仰视长叹,称病不去拜。力役日千人,昼夜无息。当砌脊时,督工某大参以匠役张三不预禀以红氍毹包裹上兽而俟展拜,怒加责惩,盖借上兽阿奉为上寿也。工未毕,即拆毁,督工某急令先搬兽掷下,三忽跪禀曰,讨红氍毹裹下兽以便展拜。督工者复怒责之。或谓三多言取责,三曰,吾臀虽苦楚,彼督工者面皮不知几回热矣。”注盖系常氏所为,但所引事却很有意思,是极好“幽默”,不但督工者是官僚代表,即张三亦可以代表民间,一热其面,一苦其臀,而汴梁之陆沉亦终不能免,此正是沉痛的一种“低级趣味”欤。(七月廿日)

拜环堂尺牍

偶然得到《拜环堂文集》残本一册,会稽陶崇道著,存卷四卷五两卷,都是尺牍,大约是崇祯末刻本。我买这本破书固然是由于乡曲之见,一半也因为他是尺牍,心想比别的文章当较可观,而且篇数自然也多,虽然这种意思未免有点近于买萝卜白菜。看信里所说,似乎在天启时做御史,忤魏忠贤落职,崇祯中再起,在兵部及湖广两地方做官,在两篇尺牍里说起“石篑先叔”,可以知道他是陶望龄的堂侄,但是他的运气似乎比老叔还要好一点,因为遍查海宁陈氏所编的《禁书总录》不曾看见这部集名,在这里边讲到“奴虏”的地方实在却并不少。陶路叔的文章本来也写得颇好,但是我们看了第一引起注意的乃是所说明末的兵与虏的情形。这里可以抄引一二,如卷四复李茂明尚书云:“天下难题至京营而极矣,乱如棼丝,兼投之荆棘丛中,败烂如腐船,又沉入汪洋海底,自国朝来几人能取而整理之。是何一入老公祖手不数月,声色不动,谈笑自若,而条理井然。去备兵营,掘狐狸之窟也,窟不难掘,而难于群狐之不号。以粮定军,如桶有箍,乃今片板不能增入矣。而粮票以营为据,不聚蚁而聚羊肉,蚁将安往。又禁充发之弊,诸窦杜尽矣。”又与陆凤台尚书云:“京师十月二十七日已后事想已洞悉。京军十万,如尘羹土饭,堪摆不堪嚼。当事者恐撄圣人怒,欲以半为战半为守,弟辈坚执不可,始作乘城之计。弟又谓乘城无别法,全恃火器,而能火器者百不得一。”此盖指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事也。又与黄鹤岭御史云:“国家七八年不用兵,持戟之士化为弱女。今虽暂远都城,而永平遵化非复我有,所恃无恐惟高皇帝在天之灵耳。”卷五与马大将军云:“虏骑渐北,志在遁逃。但饱载而归,不特目今无颜面,而将来轻视中国益复可虞。目下援兵虽四集,为鼠者多,为虎者少。”又卷四答文太青光禄云:“虏之蟠踞原非本心,无奈叛臣扣其马首,使不得前。此番之去谓之生于厌则可,谓之生于畏则不可。”复李茂明尚书更简明地说道:“城自完,以高皇帝之灵而完,非有能完之者。虏自去,以厌所欲而去,非有能去之者。”卷四答荆璞岩户部云:“奉教时尚未闻虏耗也,一变而至此,较之庚戌(一六一〇)其时十倍,其破城毁邑则百倍,而我师死于锋镝之下者亦百倍。内愈久而愈糜,外愈久而愈悍,中国之长技已见,犬羊之愿欲益奢,此后真不知所税驾矣。弟分辖东直门,正当虏冲,易章缝为韐,餐星寝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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