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竭宝峰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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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人成才故事·著名外交家成才故事试读：
前 言
名人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自有许多特别之处。我们追溯名人的成长历程时可发现，虽然这些人物的成长背景都各不相同，但都或多或少具有影响他们人生的重要事件，成为他们人生发展的重要契机，使他们从此走上真正人生追求的道路，并获得人生的成功。
名人有成功的契机，但他们决不仅是幸运和机会。机遇只给有所准备的人，这是永远的真理。因此，我们不要抱怨没有幸运和机遇，不要怨天尤人，而要做好思想准备，开始人生的真正行动，这样，才会获得人生的灵感和成功的契机。
我们辑录这些影响名人人生成长的主要事件，就是为了让广大读者知道，名人在他们做好思想准备进行人生不懈追求的进程中，怎么从日常司空见惯的普通小事上，碰出生命的火花，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凡为神奇，获得灵感和启发的，从而获得伟大的精神力量，实现了较高的人生追求。
影响名人成长的事件虽然不一样，但他们在一生之中所表现出的辛勤奋斗和顽强拼搏精神，却是有相似之处。正如爱默生所说：“伟大人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们拥有坚强的意志，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他们的初衷与希望永远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他们永远会克服一切障碍，达到他们期望的目的。”
爱默生说：“所有伟大人物都是从艰苦中脱颖而出的。”因此，伟大人物的成长具有其平凡性。吉田兼好说：“天下所有的伟大人物，起初都很幼稚而有严重缺点的，但他们遵守规则，重视规律，不自以为是，因此才成为一代名家而成为人们崇敬的偶像。”这样看来，名人的成长又具有其非凡之处。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培根说：“用伟大人物的事迹激励青少年，远胜于一切教育。”
为此，本书精选荟萃了古今中外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有关名人，其中有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谋略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发明家、财富家等，编成了《著名政治家成才故事》《著名外交家成才故事》《著名军事家成才故事》《著名谋略家成才故事》《著名思想家成才故事》《著名文学家成才故事》《著名艺术家成才故事》《著名科学家成才故事》《著名发明家成才故事》《著名财富家成才故事》等，阅读这些名人的成长故事，能够领略他们的人生追求与思想力量，使我们受到启迪和教益，使我们能够很好地把握人生的关健时点，指导我们走好人生道路，取得事业发展。
本杰明·富兰克林
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年），美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科学家。他是研究电学的先驱者，是美国历史上启蒙运动的开创者，他生前撰写的《富兰克林自传》是一部传诵不绝、风靡欧美的文学经典，他在美利坚民族独立的伟大斗争中，特别是在争取国际援助的外交斗争中具有卓越的功勋。在独立战争期间从事的外交活动中，充分展示了他出色的外交才能，体现了他作为一位谋略家的智慧。
富兰克林诞生在马萨诸塞殖民地波士顿一个不甚富裕的手工业者家庭。父亲是位新教徒，为了逃避宗教迫害，1682年率全家移居北美新英格兰波士顿。富兰克林八岁入学，由于聪明过人，成绩优异，跳级学习。
富兰克林很早就从事政治活动，1736—1776年间历任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秘书、议员、费城邮局副局长及殖民地邮政总长。后来积极投身于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解放事业。
18世纪中期，北美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美利坚民族市场已经初步形成，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日益表面化，13个殖民地联合起来实行自治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为适应这种要求，1754年6月，他以宾州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阿尔巴尼召开的各殖民地代表会议，并提出了有名的“阿尔巴尼联盟计划”，呼吁建立殖民地联盟，实行自治。1758—1762年、1765—1775年，富兰克林作为宾州殖民地常驻宗主国的代表在伦敦呆了15年。在出使过程中，他向英王请愿，写文章，访问英国议会，制造舆论，揭露殖民地制度的罪恶，取得了一些成就。
不过，这时的富兰克林只是主张实行自治，并不赞成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而独立，他力图通过和平方法解决与英国的矛盾。经过多次反复和动摇，最后在革命浪潮的推动和教育下，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后，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才离英返美，归国参战，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事业中去。5月，他出席第二届大陆会议，和杰弗逊、亚当斯一起领导了议会中的民主派（主战派）对保守派（主和派）的斗争，并成为《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的五委员之一。
在独立战争初期，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美军处于被动地位。为改变不利的形势，大陆会议采取了积极的、正确的外交政策，争取国际援助，孤立英国，以赢得战争胜利。派富兰克林等人出使欧洲。当时法国是欧洲强国，各国惟法国马首是瞻，因此富兰克林等决定首先去巴黎争取支持。当时法国有些人甚至还说不清楚华盛顿的名字，但作为一位科学家和思想家，富兰克林却早已在法国人民中间享有盛名。当这位衣着朴素、和蔼可亲、不假思索、对答如流的外交家抵达巴黎时，受到法国朝野上下热烈欢迎，甚至掀起一场富兰克林热，他成了巴黎的“中心人物”。
富兰克林利用他的这些影响，以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成功运用了外交谋略思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他一面在广大人民、进步的知识界和资产阶级中间广泛宣传美国独立战争是正义的事业，争取进步舆论对美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一方面积极在法国军官中宣传和活动，表示美国人决心战胜英国，以引起他们的共鸣，趁机支持北美殖民地打败英国，报七年战争之仇；同时积极开展上层外交，清除国王路易十六及波旁王朝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恐惧感，并利用法国同英国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争夺海上霸权与殖民地的矛盾，争取他们对美国的支持。由于富兰克林出色的外交才能和正确的谋略思想的运用，1776—1783年期间，美国从法国获得大量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据统计，仅1776—1781年间，法国就帮助美国达190余万美元。贷款给美国总数达600万美元。1776—1779年，西班牙也以39万美元补助金给美国。
但是在战争初期，法国政府害怕美国独立战争失败，害怕因援美引起国内革命。因此采取等待观望的态度，只是在暗地里贷款和输送一些军火给美国，在英国面前仍然严守中立，闭口不谈建立法美军事同盟问题。富兰克林为此四处活动。1777年10月，萨拉托加战役中，美军取得决定性胜利，扭转了整个战局，法国政府态度有所转变。这时富兰克林更为积极主动地开展外交活动。他巧妙地利用英国急于要同美国进行和谈这张王牌，使已经消除疑虑的法国政府终于在1782年2月与美国签订《美法同盟条约》和《美法友好通商条约》，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并派出陆海军与美军协同作战，接着又促使西班牙、荷兰先后参战，从而大大改变了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加速了独立战争的胜利。法美同盟条约是美国独立战争中取得的重大外交成就，对打破封锁和争取外援赢得战争最后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与富兰克林出色的外交才能和谋略思想是分不开的。
1783年作为美方代表成员的富兰克林与英国签订《巴黎和约》之后，继续留任法国，担负调整战后美法关系的外交任务。1785年后美法逐渐建立了商业关系，法国开放了它的西印度群岛和各海港，容许美国船只及货物人口，也允许美国制造的船只在法国注册。富兰克林胜利地完成了一生外交活动中最后一项外交使命。1785年，79岁的富兰克林返回祖国。
富兰克林回国后，于1790年4月17日病逝，享年84岁。为悼念这位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科学家，怀念这位为美国民族独立事业献身的人，费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参加者近2万人。欧洲人都记得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颂扬他的话：“他从天空抓到雷电，从专制统治者手中夺回权力。”尽管他是一位资产阶级代理人，但是他在外交方面出色的谋略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和研究。
塔列朗
夏尔·莫里斯·塔列朗，法国近代外交家，一位在法国大革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为新兴资产阶级服务的天才人物。
1754年2月2日，塔列朗诞生在巴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里。他的祖先从18世纪卡佩王朝建立时起就已经是宫廷贵人了。按血统来说，他的父亲同国王路易十六还是表兄弟。
十五岁时，塔列朗中学毕业，进了神学院。1774年，从神学院毕业，第二年获得神甫称号，开始踏上人生的大道。当年六月，路易十六赏赐塔列朗修道院院长一职。1788年12月，路易十六应塔列朗父亲临终前的请求，签署了任命他为奥顿区主教的文件。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塔列朗曾被选为制宪议会主席。
1794年7月，法国发生热月政变，大资产阶级上台，当时正在国外流亡的塔列朗看准了这将是对自己最为合适的政治环境，便四处张罗奔走，托人求情，终于在1796年回到了巴黎，这时，热月党的年轻将领拿破仑·波拿巴，由于他的赫赫战功而威名大震。塔列朗预见到这位将军不会永远甘心听任热月党律师们的指挥，便打定主意向这颗前程无量的新星靠拢。1797年夏，塔列朗的密友、著名女作家斯塔埃尔夫人冒着酷暑，一连八次拜访巴拉斯，为他说项。最后，塔列朗终于如愿以偿，督政府正式任命他为外交部长。这个任命，是塔列朗一生中极为重要的转折，从此，他真正开始了外交官的生涯。
塔列朗曾是法国波旁王朝复辟的策划者。在研究把法国交给谁统治好的问题上，塔列朗同样表现出敏锐的判断力。
塔列朗还具有逢凶化吉的超人的政客手腕。塔列朗在其一生中，最为人们所不齿的是他的连续背叛。在法国当时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几十年里，许多著名政治家都上了断头台或者被迫流亡国外，而塔列朗每次都能逢凶化吉，除了短期流亡和下台外，总是能青云直上，永保高官厚禄，最后以八十四岁高龄，在自己华丽宫殿的病榻上寿终正寝。这种超人的政客手腕，不能不使人感到惊讶而愤愤不平，塔列朗的政客手腕主要表现在，一是曲意逢迎，博得信任。塔列朗从路易十六转向共和国，从共和国转向督政府，又转向执政府、拿破仑，再从拿破仑转向复辟的波旁，最后从波旁又转向路易—菲力浦，这些弯曲的路都走通了。但他在每一次抛弃前一个政权、倒向后一个政权时，几乎总是使用暗中叛卖的两面派手法。塔列朗为拿破仑忠实地服务了八年。拿破仑十分赏识他的才能，称赞他是大臣中“最聪明能干的人”，对他的赏赐也极为优厚。在这八年里，塔列朗飞黄腾达，先后担任了外交部长、外交大臣、宫廷侍从长，还被封为意大利领地本尼凡托亲王、帝国副大选侯。表面上看来，塔列朗对拿破仑的服从是十分恭顺、甚至是盲目的。实际上，那全是假象，他从未停止过思索。对拿破仑的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塔列朗都有自己的看法。就在拿破仑帝国最辉煌鼎盛的时候，塔列朗预见到：拿破仑不断“播下新战争的种子，而这些新战争在席卷欧洲和法国之后，终将导致他本人的毁灭”。眼看这艘大军舰有朝一日将要沉没，塔列朗又开始考虑要跳走了。1807年8月10日，法国刚刚同被战败的俄、普签订《提尔西特条约》不久，人们正沉溺在庆祝胜利的欢乐中，塔列朗突然辞去了外交大臣的职务。由此，塔列朗与拿破仑的命运分开了。他甚至为了打倒拿破仑，不惜私通敌国，出卖国家机密。塔列朗的这种超人的政客手腕实是惊人的。
塔列朗的谋略最出色的表现还是他的深谋远虑、手段灵活的外交策略。特别是在维也纳会议上，他为法国的领土完整并恢复法国的强国地位进行了顽强而有效的斗争，充分展示了他的谋略才能。维也纳会议是在法国被欧洲联合力量打败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同盟各国完全可能把法国瓜分，或是勒索巨额赔款，使法兰西民族濒于灭亡。因此，法国想要保持领土完整并恢复强国地位，就必须在这次外交会议上取得重大胜利。为此，塔列朗充分施展了他的谋略才能，灵活地利用各大国之间的矛盾和谈判对手的细微疏忽来达到有利于法国的目的。塔列朗提出了所谓“正统主义原则”。即：欧洲各国都恢复到1792年法国革命战争开始前的疆界；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被推翻的各国“正统的”王朝一律恢复。这个原则首先征得了英、奥两国的同意，最后被其他各国所接受。战胜国首先根据这个原则来安排各国疆界，如在各大国的要求仍得不到满足时，便分割拿破仑统治过的小邦或小盟国作为“补偿”。这个原则在维也纳会议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终于遏制了普鲁士和俄国的扩张野心，避免了法国被瓜分。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斗争，法国重新成为强国之一，各大国保证遵守巴黎和约，法国保住了1792年的领土完整。当然，这些成绩不能全记在塔列朗个人的名下，但是他施展外交手段，充分利用各大国间的矛盾，改善了法国不利处境，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自然，正像一切对历史进程有过影响的人物一样，塔列朗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法国大革命造成的壮丽多彩的政治舞台，造就了他的高超的谋略才能。
詹姆斯·门罗
1783年，美英在巴黎签订和约，英国正式承认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随着战争的结束，詹姆斯·门罗开始对政治发生兴趣，终于步入政坛，成为美国建国之初的著名政治家之一。
门罗的政治生涯得益于杰斐逊和麦迪逊两位政治家，而受前者的熏陶和启发最深。同样，杰斐逊对门罗这个年轻人也极为器重，他指导门罗学习法律，并言传身教，将自己从政的经验都无保留地告诉了门罗。1782年，年仅24岁的门罗在杰斐逊等人的支持下，参加州议会的竞选，一炮打响，当上了众议员。次年，门罗再接再厉，入选为北美邦联议会议员，并逐渐成为议会内一个崭露头角的活跃人物。
门罗的政治主张有两点特别突出，一是认为美国应当向西部发展，为此他曾经跨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考察了密西西比河通航的可能性。第二，他认为应当成立一个中央联邦政府，以代替当时北美13个州的松散邦联。1787年5月，他作为弗吉尼亚州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在费城举行的制宪会议。
当时杰斐逊正在巴黎担任美国驻法兰西公使，他对汉密尔顿提出的宪法草案中没有保障人民权利的条款深感忧虑，但由于远隔重洋，不能与会，所以他请门罗在会议中代表自己宣传有关主张。
门罗坚决反对总统为终生职务，要求定期举行选举。他还旁征博引，以古希腊的历史经验反对总统过分专权。最后，制宪会议的代表们达成妥协，虽然未将有关人权的条款纳入宪法，但规定总统四年为一任期，并按有关手续进行选举。门罗的提案虽未被全部接受，但却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91年，第一届美国国会通过了麦迪逊草拟的《权利法案》，作为修正案成为了宪法的一部分。
1789年4月，华盛顿被选为美国第一届总统。为了表示不偏不倚，他任命杰斐逊为国务卿，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门罗也通过选举当上了参议院议员，不过没多久，他与汉密尔顿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华盛顿很赞赏门罗这种宽宏大量的气概，同时，为了平衡门罗与汉密尔顿的关系，他于1794年任命门罗为美国驻法兰西公使，这就为门罗的政治生涯揭开了新的一页。
1789年7月14日，法国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捣毁了巴黎的巴士底狱。三年后，人民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并战胜了由英国、奥地利、普鲁士等封建国家组成的反法联盟。然而，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却为大资产阶级的督政府所篡夺。这个督政府虽然反对王党复辟，但对许多革命家也采取了镇压措施。
门罗是同妻子及女儿一起到巴黎赴任的。门罗1786年结婚，妻子婚前的名字叫伊丽莎白·科特兰特，是纽约一位商人的女儿。
然而，当门罗夫妇踏上法兰西国土时，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形势已出现逆转，革命的雅各宾派已被镇压，贪得无厌的奸商肆无忌惮地抬高物价，这一切都使门罗感到忧虑。一次，他和女儿伊莉一块沿塞纳河散步。望着河两岸鳞次栉比的建筑，门罗告诉年幼的女儿，虽然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事实上却比法国好得多。
然而，“福兮祸所伏”。虽然门罗在法国的工作卓有成效，但却与出发上任前华盛顿给他的关于在法英两国冲突中小心保持中立的指示不相符合。门罗喜欢共和制的法国，讨厌君主制的英国。同时又认为，法国是一个大陆国家，而英国是一个海上国家，所以未来对美国威胁最大的是英国而不是法国。门罗的这种想法或许是正确的，因为后来英国军队的确也曾侵略过美国。但是，门罗对法国的过分热情却违背了“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的基本原则。比如，他主动要求出席法国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受到会议主席的热烈拥抱，做了对法国充满激情的演讲，并赠给大会一面美国国旗，飘扬在法国三色旗的旁边。
门罗在法国的活动传到了美国国内，引起了像汉密尔顿这样坚持亲英政策的人的不满。1797年，华盛顿总统宣布召回门罗，理由是美国需要一个“推行而不是妨碍政府中立政策的外交使节。”
门罗在满怀不平的心情下还在当年发表了长达500页的《对最高行政当局处理美国对外事务的一点意见》一书，公布了政府给他的训令、他同美国和法国政府的来往公文、演说词以及他同美侨来往的信件，为自己辩护。
1801年，杰斐逊当选为美国第三任总统，这就为门罗重返外交界铺平了道路。
1802年担任法国第一执政的拿破仑有一个在北美洲建立庞大殖民帝国的计划，这个殖民帝国主要包括加勒比海的海地岛和位于密西西比河与石城山脉之间的路易斯安那。拿破仑的目的是将路易斯安那地区变成法国的“谷仓”，然后通过作为贸易中心的海地岛将谷物运往欧洲。
1803年初，杰斐逊召见门罗，任命他为总统特使，前往法国，与美驻法公使罗伯特·利文斯顿一道向法国购买路易斯安那部分地区。根据杰斐逊的训令，门罗和利文斯顿可以在100075美元的限额内，购买新奥尔良港和东、西佛罗里达，如果拿破仑拒绝，则应出此限额的3／4购买新奥尔良港或其东岸土地，如果还不成，最低限度也要取得新奥尔良的航行权和货物存栈权。门罗知道，这项任务的艰巨性可以说得上是虎口拔牙，他虽然忧心忡忡，但还是没说二话地接受了下来。果然，他到巴黎后第一次见拿破仑就碰了个“软钉子”。
门罗看得出来，拿破仑是在回避谈实质性问题。但是，这位法国第一执政又没有严辞拒绝美国方面的建议，凭着多年的外交经验，门罗知道其中必有奥妙，因此需要启开拿破仑之口。“阁下”，门罗说，“这种可能是存在的。正是由于这种可能的存在，所以杰斐逊总统才命令我亲自把他的亲笔信转交给您，并希望我能亲耳聆听到您对建议有何见教。”
拿破仑沉默了一段时间，门罗的话不亢不卑，软中有硬，他必须设法给以一个不违反礼仪的回答。“特使先生，”拿破仑说，“我是一个军人，所以常常愿意预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至于外交问题嘛，我的外交部长塔列朗是行家里手。所以我想说，‘请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门罗没离开美国前就曾研究过塔列朗，这个善于钻营，能够随机应变的跛子神父，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钱、虚荣、地位和女人，门罗早做好准备与他斗上一场。
1803年4月30日夜，门罗和塔列朗经过14个小时的紧张工作，完成和签署了领土移交协议，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领土交易就这样成交了……
乔治·坎宁
1812年，英国首相珀西瓦尔遇刺而死，议会提前举行大选。为了争取议员席位，乔治·坎宁和老对头卡斯尔雷当众表示和解，并且最终都如愿以偿。新当选首相的利物浦勋爵有意请坎宁担任新内阁的外交大臣，坎宁也兴冲冲地准备东山再起，但到最后一刻又拒绝了邀请。原来，坎宁听说利物浦勋爵准备请卡斯尔雷担任下院议长，一种无法控制的嫉妒心顿时又使他放弃了外交大臣的位子。1814年，坎宁受命出任驻葡萄牙大使，他终于离开了那个使他郁郁不安的伦敦。
坎宁在里斯本任职期间，欧洲的局势发生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最深刻的变化。1814年，拿破仑在反法联军进入巴黎后被迫退位，被流放到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岛。1815 年3月他重新复辟，但不久又兵败滑铁卢，又被流放到大西洋的圣海伦岛，法兰西帝国彻底瓦解。
英国一贯的对外政策是保持欧洲大陆各大国之间的平衡，防止任何一个国家过分强大。在沙俄势力膨胀，以“欧洲宪兵”自居的时候，卡斯尔雷决定与法、奥勾结，以对付俄、普的联合势力。在“神圣同盟”成立后，英国又与俄、奥、普订立了“四国同盟”，明确表示要维持欧洲“均势”，实际的目的是限制沙俄势力进一步扩张。
1816年，坎宁奉调离任回国。他曾幻想回到执掌对外政策大权的位置上，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卡斯尔雷占据了那个位置。坎宁最后被利物浦勋爵安排当了印度控制局的局长。
1822年8月，内阁任命坎宁为印度总督。说实话，在欧洲局势千变万化的当时，任命坎宁去遥远的印度勿宁说是一种体面的“流放”。它表明，坎宁的政治生涯将以印度总督的身份而告终。但是，坎宁还是接受了这项任命。正当他乘船驶向东方，船只还没有驶出泰晤士河河口时，命运女神改变了他的政治前途，也改变了英国的外交政策。
原来，卡斯尔雷由于突然精神失常，在家中自刎身亡。坎宁卷土重来，从这以后直至他逝世，英国的政治事务几乎都是由他主宰。
的确，坎宁的才智使外交大臣一职非他莫属。据说他能同时口授两份急报，一份近在欧洲，而另一份远在天边的拉丁美洲，一气呵成，一字不改就能发出去，还让人往往对其文采赞叹不已。但是，坎宁真正的才华在于他敏锐犀利的政治眼光。经过多年作为旁观者的考察，他一上台就认为应该对英国的内外政策进行全面革新。
坎宁进行的第一个革新是全面审查关税制度，要求在国内小麦价格上涨时按比例降低关税。他说：“我们面临财产和人口之间的尖锐矛盾……只有通过宽容和开明的立法活动才能避免这一矛盾。”在他的坚持下，议会通过了有关法律，满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需要，促进了英国海外市场的扩展。
在对外政策上，坎宁认为，欧洲发生革命的直接威胁已经消失，真正的威胁来自神圣同盟的大一统局面，它使英国处于孤立地位。“西班牙危机”是坎宁担任外交大臣后遇到的第一个重大外交问题。1820年1月1日，由列戈领导的西班牙自由派发动政变，宣布结束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的专制主义直接统治，实行君主立宪。
坎宁出任外交大臣后所面临的“西班牙危机”包括两方面的问题；除西班牙国内政治体制问题外，另一个就是原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问题。
坎宁后来以胜利者的口吻说道：“我利用新大陆保持了旧大陆的均势。”
坎宁在外交上的另一个重大举动是利用希腊独立分化沙俄和奥地利的关系，打击了梅特涅。1821年，希腊人在经历400多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后发动起义，要求取得民族独立。
希腊地处东地中海，是英国通往“女王王冠上的珍珠”的印度通道上的重要国家。如果希腊独立了，奥斯曼帝国就会被削弱，通往印度通道的安全才有保证。1823 年3月25日，坎宁事先未通知任何伦敦外交官，就宣布自即日起承认希土两国为交战双方，这实际上是承认希腊是一个独立国家。
1827年3月，利物浦首相中风去职，坎宁一下子登上位极人臣的宝座，成为英国的首相。
坎宁当首相那年57岁，但还在外交大臣任内，他已身染重病，再加上公务的劳累，他只好靠服鸦片酊度日。
1827年8月8日，他死于伦敦郊外的别墅中。他正好当了100天的首相。
穆罕默德·阿里
穆罕默德·阿里王朝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埃及，这是英法列强和国内曼姆鲁克武装所不能容忍的事实。于是英国首先勾结土耳其苏丹塞里姆三世，以宗主君王的名义压迫阿里就范。
1806年，英国政府向塞里姆三世建议：废黜阿里，恢复埃及省督地位；把埃及大权移交给埃勒菲，埃勒菲保证对土耳其苏丹称臣，每年纳贡1500袋钱。塞里姆三世对阿里事实上的独立正感忧愁，所以满口答应英国政府的建议，他也希望借英国力量和埃及曼姆鲁克武装把阿里挤掉。6月中旬，塞里姆三世下命令调阿里去萨洛尼卡任省督，一面火速派遣载有三千兵力的舰队开赴埃及。
为了配合行动，埃勒菲在英国政府支使下，也率领六百骑兵和六千贝都因武装人员，从上埃及北上，作内部接应。
7月1日，土耳其军抵达亚历山大时，埃及的内外形势严峻起来。阿里一面假意回复塞里姆三世，表示愿去萨洛尼卡就任省督，另一方面他和奥马尔·麦克莱姆等长老们进行紧急策划。阿里抓住埃及贵族长老们惧怕土耳其军队，并且仇恨曼姆鲁克武装的心理，在紧急会议上慷慨激昂地说：“凭着我对埃及命运的责任和效力于各位贵族长老们的忠诚，我一定留下来与诸位共患难。我有两个办法，可以使塞里姆三世的决心动摇，让英国人的希望落空。”
奥马尔·麦克莱姆等一群贵族长老们一听，顿时转忧为喜，请求阿里和盘托出好主意。
阿里清了清嗓门说：“请奥马尔·麦克莱姆长老尽量联络埃及各界人士，联名上书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朝廷，赞扬我阿里在埃及的功绩和人民对我的拥戴。同时在上书中大讲特讲土耳其军和曼姆鲁克武装的暴行……”
奥马尔·麦克莱姆当即表示道：“放心，我们回头就抓紧力、好了。第二个办法呢？”
阿里诡秘地说：“花钱。”
阿里立即派了一名心腹，携带二千袋钱秘密前往伊斯坦布尔，将大部分钱私下送给塞里姆三世，并表示阿里今后仍将为苏丹“效劳”。同时，又让心腹把小部分钱行贿给苏丹手下的几位决定政策的重臣们。在国内，阿里还派人给在上埃及的巴尔底西送去了一些钱，希望和巴尔底西“重新恢复往日的友谊”……
巴尔底西果然见钱眼开，不再配合埃勒菲向开罗进军的行动了，而是乘埃勒菲上埃及的后方空虚，拼命扩充自己的地盘。埃勒菲见状大怒，兴兵向巴尔底西问罪，一场曼姆鲁克武装间的互相争斗又没完没了地开始了。
塞里姆三世看到曼姆鲁克武装四分五裂，看到埃及各界名流的联名上书，还有大量的金钱在动摇他的信心，几位重臣不断地替阿里吹温和的风，于是改变了主意，同意阿里留在埃及，撤回了土耳其军队。至此，英国政府挑唆干涉埃及事务的阴谋暂告失败，新生的阿里王朝又度过了一次难关。
拿破仑在欧洲炫耀武力，在对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的战争中连连取胜，土耳其苏丹塞里姆三世公开倒向法国，向英、俄宣战。英国唯恐法国占领埃及，于是先下手为强，于1807年声月派六千英军在弗雷泽将军率领下攻占亚历山大。此时，埃勒菲和巴尔底西已经相继死去，英军无法得到曼姆鲁克武装的声援，在进攻赖希德中损失惨重，弗雷泽手下的大将沃科普被击毙，英军死伤五百余人，被俘近二百人。
19世纪初的埃及经济十分落后，加之内外战争连续不断，农田荒芜，河渠淤塞，耕地面积只相当于1798年的三分之一。阿里意识到，埃及落后的局面不改变，就无法抵抗外来入侵，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埃及受欺凌的地位。所以，他决心富国强兵。
阿里在埃及是依靠部分长老和商业贵族起家的，他最初代表这些人的利益执政，在决定重大问题特别是国库收入的赋税问题时，必须同长老等宗教人士协商，而长老们大多是封建地主，他们主要靠掌管宗教田产、承包土地税，靠剥削农民生活。
奥马尔·麦克莱姆就是长老们的政治代表，他的地位和影响在埃及已经和阿里不相上下，而且他掌管内政大权，亲自过问一切事务，全国四分之三的土地都归属在长老和曼姆鲁克地主的名下，农民创造的财富大多被他们攫取，政府仅仅只有极少部分。
富国强兵的宏伟计划是要增加政府收入，阿里的抱负立即和长老、曼姆鲁克地主们的利益发生了冲突，阿里决心向长老权贵们挑战。
1809年6月，阿里规定：所有宗教地产不再享有免税权，必须向政府缴纳“米里”（国税），长老们必须在40天内将其掌管的宗教地产证件交政府查验，违者将取消其地产掌管权。许多长老因没有合法证件，私占的土地被政府收回。
阿里从埃及长老和曼姆鲁克地主手里将夺到的大批土地收归政府，再把土地按王室领地、边缘地、村长地、酋长地和乌西叶地的形式进行了再分配。而王室领地就占了全国耕地的四分之一，阿里表面维护的是名义上的土地国有，实际上是他个人占有土地。
由于阿里用铁的手腕扫除了埃及长老和曼姆鲁克政治势力，他在埃及推行富国强兵的改革障碍清除了。接下来，阿里首先发展农业经济作物，特别是根据埃及气候种植棉花，大批出口。同时，从国外引进良种、水果、蔬菜和树木，发展水利设施。到1838年，埃及的农业条件大大改善，全国已有水车五万多台。
随后，阿里开始在埃及创办第一批近代机器工业，大力培养本国技师，派留学生出国。他对留学生许下诺言：“谁首先学成，政府给他们高薪，提拔他们当工长。”阿里还把发展军事工业放在首位，1820年建立了开罗城堡兵工厂，单枪支车间每月就能生产法国式步枪六七百支。1829年，又建造亚历山大造船厂，大力建造军舰。当时，埃及造的军舰，有的甚至能与法国军舰媲美。
在对外贸易、国家政治体制，军事装备上，阿里均全面推行改革。在他刚取得埃及政权时，他只有一万左右装备简陋、缺乏训练的杂牌军。到了1839年，埃及已经拥有23万名陆军，1.6万名海军，拥有战舰32艘，成为地中海东部最强大的海军国家。
阿里除了想摆脱土耳其苏丹的控制外，还企图建立一个庞大的阿拉伯帝国。有一次，他接到土耳其苏丹的一份诏谕，看后十分激动地说：“我作为一个不知名的冒险家来到埃及。我一步步地向前迈进，如今，我在这里已经站稳脚根，不错，我已经站稳脚根。”接着他狠狠地敲打着这份诏谕说：“我从来就没有什么主人！”
克雷门斯·梅特涅
克雷门斯·梅特涅，奥地利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和首相，“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以擅长外交权术著称，是19世纪上半叶欧洲政治舞台上风云一时的人物。
1809年，梅特涅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后升任奥地利首相兼宫廷、国务大臣：至19世纪中叶，梅特涅在欧洲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几十年，极力推行“均势外交”，主持一系列大国首脑会议，组织“神圣同盟”、“四国同盟”，麇集反动势力，共同镇压革命运动，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显赫一时的“欧洲宰相”。
梅特涅外交策略的明显特点是玩弄权术，见风使舵，力图使各大国“实力均衡”，以便奥地利帝国从中渔利。
梅特涅在担任外交大臣后的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导演了一场“惊人的婚姻”，玩弄的是随机应变，以联姻代替战争的计谋。1809年7月，瓦格拉姆一战，奥地利在第五次反法联盟中再次失败，维也纳也被占领。奥地利面临着被灭亡的危险。为缓和国家所处的严重局势，梅特涅上任伊始就大胆地提出了奥法重新修好的策略。他在和奥皇弗兰西斯一起对政治局势作了一番冷静和理智的检查后，向奥皇大谈他的策略和深谋远虑的看法。提出在不割让领土的情况下，同拿破仑签订和约，而实行这项策略的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梅特涅亲自出马做“红娘”，说服奥皇弗兰西斯把女儿玛丽·路易丝嫁给拿破仑，以联姻代替战争。由海特涅撮合而成的惊人的婚姻，把欧洲最古老的皇室和新兴的皇室拉拢在一起，或者，可以这样说，把旧秩序和革命拉拢在一起。法奥联姻使哈布斯堡王朝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以从刚刚经历的惨败中恢复过来，从而使奥地利保持住了一个大国的地位。
法奥联姻成功后，梅特涅又施展开了“走钢丝”的外交手腕，在法俄之间左右逢迎，促使其产生矛盾，相互征伐，然后从中取利。梅特涅早就想到，法奥联姻必须促使有关列强互相倾轧，产生矛盾，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种婚事究竟意味着什么。1812年3月，奥地利政府同拿破仑签订了一项明确的条约，其中规定，奥地利出兵三万，作为拿破仑“大军”的右翼，进攻乌克兰。法奥同盟条约是一个密约，但在一个月后，奥地利有意无意地将它泄漏给了俄国政府，并向亚历山大秘密保证，奥地利的作法将如1809年俄国的作法一样，就是给法国尽可能少的支持，向俄国作尽可能少的进军，并要尽可能造成最少的伤害。俄国向奥地利也提供了类似的保证。这样，梅特涅在实际上起了离间法俄的作用，是时，可以使奥地利免于遭受敌对双方部队的侵犯。
1812年6月24日，法俄之间终于爆发了战争。俄罗斯严寒的冬季和一望无际的旷野埋葬了拿破仑的大军。拿破仑领着他的残兵败将狼狈地逃回了巴黎，但梅特涅却使奥地利军队毫无损失地撤回了国。这时候，梅特涅意识到，对俄战争的失败已经改变了拿破仑的地位，实现和平就成为奥地利的现实工作了。由此，梅特涅寻机又站了出来，适时地充当了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之间的调解人。
1814年签订的第一次巴黎条约中，决定召开反法联盟会议，商讨处理战后事宜。梅特涅依靠他的足智多谋的外交手腕和坚守精神的适当发挥，使他的事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利用英国担心俄国向中欧推进的英、俄矛盾和法国反对普鲁士吞并萨克森的法、普矛盾，拉拢英国和法国订立英、法、奥三国秘密同盟，共同反对俄国对波兰的独霸和普鲁士对萨克森的觊觎。梅特涅利用列强之间的争夺，使波兰的瓜分和萨克森的处理有利于奥地利。
1848年，梅特涅被滚滚革命洪流冲下了历史的舞台。维也纳会议确立的反动秩序，到此遭到彻底破产。梅特涅下台后，先逃亡英国伦敦，之后迁居比利时，最后返回奥地利，隐居于豪华的约翰尼斯堡庄园。1859年6月11日去世，终年86岁。
梅特涅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外交家这是人所共知的，而显然他又是一个谋略家。他推行的“大国均势”外交策略为后人广为效仿。英国保守党党魁迪斯累利和德意志“铁血宰相”俾斯麦继承梅特涅的衣钵，在国际政治活动中施用梅特涅的外交手腕。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对梅特涅十分推崇，曾极力在国际关系中推行梅特涅式的外交策略。
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
1811年10月19日，29个十二三岁的贵族子弟，披着时代的彩霞，走进了亚历山大一世下令开办的皇村学校，开始他们6年的学习生活。在这29个人当中，有后来成为伟大的俄罗斯诗人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有后来成为十二月党人的丘赫利贝凯尔·沃利霍夫斯基和普希钦，还有后来成为俄国首相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
1817年6月，皇村学校的第一期学生毕业了。作为全班最优秀的学生，普希金和戈尔恰科夫被分配到俄国外交部工作。离开了沉闷的皇村学校，他们原以为自己已变成放出笼子的小鸟，可以尽情地享受快乐与自由，没想到一走进这坐落于彼得堡佩夫切斯基桥边的大厦，他们对里面充满着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简直就感到窒息。
1825年11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去世，青年军官们于12月趁机举行武装起义；要求实行立宪民主，并改革俄国的农奴制。然而，这些被称作“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并没有成功。新沙皇尼古拉一世残酷地镇压了起义，绞死了5名组织起义的领袖，还把120多人流放西伯利亚，其中包括戈尔恰科夫的朋友普希钦。
戈尔恰科夫并没有被划成“十二月党人”。然而，他与“十二月党人”的关系却为沙皇的近臣们所得知。在普希钦于流放中因病去世后，戈尔恰科夫又与普希钦的遗孀亚历山德罗芙娜结婚，并承担起赡养妻子与普希钦生育的四子一女的责任。尽管亚历山德罗芙娜的姐姐是尼古拉一世的情妇，但沙皇对戈尔恰科夫一点儿也不信任。在外交部，戈尔恰科夫被冠以“自由主义者”，提升极为缓慢。
戈尔恰科夫在佩夫切斯基桥大厦不得志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俄国外交部中充满着具有德意志血统的官员。
尼古拉一世的皇后是普鲁士先王弗里德里希的女儿，也是当时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的妹妹。有了这么一重关系，许许多多在本国失意的德意志外交官就受聘来到俄国，相互串通，控制了佩夫切斯基桥大厦。
涅谢尔罗迭最讨厌的是才华横溢的俄罗斯人，而戈尔恰科夫偏巧恃才傲物，孤芳自赏，结果涅谢尔罗迭在他的评语上写道：“并非没有能力，但却不爱俄国！”多年后，戈尔恰科夫爬到了佩夫切斯基桥大厦主人的地位，他看到这段评语，竟哭笑不得，一句话也不愿批驳。
1832年，涅谢尔罗迭任命戈尔恰科夫为奥地利公使馆参赞。
戈尔恰科夫到维也纳任职不久，就在研究奥地利政局是否稳定的问题上与公使秘书美延多尔夫发生争执。美延多尔夫本人娶的是奥地利女人，他认为奥地利政局稳定，因此俄国应当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与奥地利站在一起。
戈尔恰科夫最后得出结论：如果奥地利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俄国不应当和它绑在一辆战车上，因为奥地利是虚弱的，它只需要俄国支援，而根本无法支援俄国。
可惜，戈尔恰科夫虽然捅破了哈布斯堡王朝这个“肥皂泡”，但讲真话的人却从来没有好报应。谁要是说得对，那些靠说假话爬上高位的人就必然打击他，戈尔恰科夫也没能逃脱这个命运。报告送回佩切夫斯基桥大厦，涅谢尔罗迭勃然大怒。他不仅扣押了那份报告，而且还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把戈尔恰科夫派往一个小小的符腾堡公国去当公使。美延多尔夫占据了原来戈尔恰科夫的位置，不久又成了公使，衔别还在戈尔恰科夫之上。
1848年，欧洲几个主要国家都爆发了革命。
戈尔恰科夫在斯图加特密切地注视着欧洲局势的发展。他认为，如果匈牙利从奥地利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在巴尔干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斯拉夫人也能获得解放。他写报告给俄国当局，要求不要给哈布斯堡王朝以任何怜悯。
就这样，尼古拉一世下令出兵匈牙利，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哈布斯堡王朝。
1850年，戈尔恰科夫按正常调动去法兰克福，担任俄国驻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公使。对他个人来说，那是个令人沮丧的地方，因为到任没多久，他的妻子亚历山德罗芙娜就抛开他与世长辞了。
痛苦中他昏厥过去，一病几十天，他打算挂冠而去。
大病初愈后的一天，一位不速之客登门拜访。对于一个对欧洲的“均势”遭到破坏而不愿袖手旁观的外交家来说，这次拜访使戈尔恰科夫的灵魂又重新附在了自己的躯体上。来客叫奥托·冯·俾斯麦，普鲁士王国驻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大使，一个比戈尔恰科夫小17岁的外交家。
俾斯麦是来向戈尔恰科夫“求教外交问题的”。寒暄过后，年轻人毫无顾忌地谈起来：“我出生的那一天是愚人节，也就是说谎话可以不承担责任的那一天。如今这个世道大家对欺世盗名的行为熟视无睹，而我又选择了外交这个职业。有人说在外交场合，不说话是金子，少说话是银子，多说话就是破铜烂铁。但法国外交家塔列朗也说过，舌头对于人来说，它的作用就是隐瞒自己的思想。听说他能滔滔不绝地讲四个小时，逻辑清晰、层次分明，但到头来人们发现他什么也没讲。为了掌握玄妙的外交知识，亲爱的前辈，您能在这方面对我这个当学生的加以训导吗？”“好厉害！”戈尔恰科夫心里想，“日耳曼人中还有这样的人物，上来就拿大人物作典范。看来这小子今后不是治世的能臣，也至少是个乱世的奸雄。”怎么回答提问呢？戈尔恰科夫想也没有必要想，职业的特点早巳使他不假思索也能把话说得滴水不漏。“什么是外交？俾斯麦先生，我对您无从解释。如果外交是一门科学，还没听说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在研究它。如果说外交是一门艺术，那么掌管艺术的缪斯女神决不肯出来庇护它。说外交就是欺骗，这等于亵渎神明，不过干我们这一行的绅士中也确有不少江湖骗子。”“绝妙！”俾斯麦乐得鼓起掌来。
没有多久，这种“教与求教”就为震撼欧洲的“克里米亚战争”所打乱。
克里米亚战争起源于圣地保护权问题——谁在耶稣坟墓所在地耶路撒冷和耶稣诞生地伯利恒教堂内享有豁免和特权的问题。
占领土耳其的黑海海峡是历代沙皇的宿愿，“圣地纠纷”是扩大俄国在土耳其势力的天赐良机。1853年6月21日，俄国军队渡过普鲁特河，占领了属于奥斯曼管辖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
俄军的行动引起了法国和英国的反对，意大利为了请英法支持它从奥地利统治下解放出来，和土耳其、英国、法国结盟，共同对俄作战。对于沙俄来说，当时战略上最关键的问题是得到奥地利的支持。因为奥地利如果站在对手一边，俄军的侧后就会受到打击。
尼古拉一世任命戈尔恰科夫为驻奥地利公使，要他无论如何保证奥不出兵与俄国作战。
新的任命使戈尔恰科夫又重新回到了他已厌倦的外交生活之中。不过戈尔恰科灰心里明白，尼古拉一世已棋错一着，他在开战前冷落了法国，盲目相信奥地利会报答俄国帮助镇压匈牙利起义的“救命之恩”，这已使俄国陷入困境。戈尔恰科夫还预见到自己极难阻止奥地利在背后“捅”俄国“一刀”，他决心一旦劝阻无效，立即利用矛盾，在反俄同盟内部制造不和，使俄国能得到一个“光荣的和平”。
1854年8月，奥地利正式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军退出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否则，奥军将对俄作战。
尼古拉一世被迫下令撤军，但俄国的形势并未因此发生好转。1854年9月14日，英法联军在克里米亚登陆，将俄军围困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俄国败局已定，但还在作最后的挣扎。
1855年3月2日，尼古拉一世在绝望中服毒自杀。9月，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在坚守11个月后被攻陷，克里米亚战争以俄国的惨败而告结束。1856年2月，俄国与战胜国在巴黎签订和约，规定：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归还给土耳其，黑海中立化，禁止俄国在黑海拥有舰队、海军基地和兵工厂。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充分暴露了俄国落后的农奴制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决定进行改革，同时进行改组，免去涅谢尔罗迭首相兼外交大臣的职务，任命戈尔恰科夫为外交大臣。于是，俄罗斯外交史上德意志人的时代过去了，新的一页、俄国人的一页正在打开……
亨利·帕麦斯顿
1846年，以约翰·罗素勋爵为首相的辉格党内阁上台执政，亨利·帕麦斯顿当上了外交大臣。他一“出山”，就为英国保持庞大的常备军作辩护，而不久在欧洲出现的政治风暴证明他的主张是有远见的。
1848年1月，在意大利首先爆发了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独立运动。2月份法国又发生革命，推翻了王朝统治，建立了第二共和国。梅特涅惊魂未定，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也发生人民起义，他深知大势已去，仓皇逃往国外。
1848年的欧洲政治风暴虽然瓦解了“神圣同盟”，但沙俄却成了欧洲大陆的主要强国，成了维护欧洲旧秩序的“国际宪兵”。帕麦斯顿从来就认为国家之间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过去他常说，法国和英国在埃及问题上就如同两个男人追求同一个女人，“爱情不能让，国家利益也不能让”，因此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现在，他认为英俄之间在土耳其问题上的争夺在所难免，他决心采取一切手段把沙俄“顶回去”。
1847年复活节期间，葡萄牙犹太商人唐·帕西菲科在雅典的家遭到了一伙人的袭击。帕西菲科硬说这与希腊政府有关，要求赔偿，但遭到拒绝。由于帕西菲科出生在直布罗陀这块英国海外飞地上，按英国当时的法律，他是英国臣民，因此他在1850年向帕麦斯顿求助。
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亲王主张与欧洲各国君主团结，帕麦斯顿却私下里反其道而行之。1851年12月，拿破仑的侄子波拿巴第三通过政变当上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帕麦斯顿未经女王同意，擅自以女王名义向波拿巴第三发去贺电，这引起女王夫妇的愤慨。他们召见罗素首相，坚决要求把帕麦斯顿撵出外交部。罗素本人威望不高，所以要借重女王的势力。他无可奈何地免去了帕麦斯顿的外交大臣职务，可是他没想到，帕麦斯顿怀恨在心，私下里四处活动，6个星期后，议会投了不信任票，罗素本人也乖乖地下了台。
一年以后，阿伯丁勋爵当了首相。他器重帕麦斯顿的才干，又觉得他办事太咄础逼人，于是在延揽入阁时安排帕麦斯顿当了内政大臣。
其实，帕麦斯顿这时在党内已经羽毛丰满，担任外交大臣的克林顿又是他以前的副手，他虽然挂着内政大臣的衔，但在幕后主持英国对外事务的不是阿伯丁，也不是克林顿，而仍旧是他帕麦斯顿。
1853年10月4日，在英法的支持下，土耳其政府宣布，由于俄军渡过普鲁特河，侵占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土耳其苏丹政府向俄国宣战。然而，战争一开始，俄国舰队就在锡诺普全歼了土耳其的舰队。是战是和，这在英国内阁中又出现分歧。
帕麦斯顿在这种情况下于12月15日突然宣布辞职，这在议会和社会上都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议会中，有人攻击内阁“排挤了真正的爱国者”。在社会上，谣言纷纭，说女王的丈夫受贿当了俄国间谍，应当以叛国罪接受审判。阿伯丁受不住这种压力，亲自前往帕麦斯顿家请他重新“出山”。帕麦斯顿重新迫使内阁把战争的决策权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1854年3月，他拉拢法国、撤丁王国和土耳其共同对俄宣战，一场残酷的、被新闻界称之为“东方的战争”的厮杀在黑海沿岸展开了。
帕麦斯顿看得出，要想打败沙俄，奥地利站在自己一边等于是在俄军背后插上一刀。1848年，镇压匈牙利起义时俄国帮助过奥地利，尼古拉一世总是认为奥地利要感恩图报，所以争取了奥地利，这“背后一刀”将是突然和致命的。他通过波拿巴第三向奥地利指出，俄国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就控制了多瑙河口，这就堵住了奥地利对外贸易所依赖的多瑙河。这一着果然见到了效果，1854年6月，奥地利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从上述两地撤军。尼古拉一世又气又恼，但终于于8月份将军队撤了出来。“装备精良的重型炮舰是再好不过的和平保卫者”，帕麦斯顿所经常提到的这句话在战争中灵验了。
1856年二三月间，在巴黎召开了结束“东方战争”、或叫“克里米亚战争”的国际会议。会议签订了《巴黎和约》，规定：列强共同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完整”，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宗主权名义上仍属土耳其，俄国放弃对奥斯曼东正教徒的保护权，英法将克里米亚交还俄国，黑海中立化，禁止俄国甲土耳其在黑海拥有舰队和海军基地，也禁止各国军舰通过黑海海峡。
维多利亚女王过去一直担心帕麦斯顿要严厉地削弱俄国，但当她听说黑海被划为非军事区，俄国收回克里米亚时，她把过去对帕麦斯顿的不信任远远地抛在脑后，并授予他嘉德勋章。
的确，帕麦斯顿是一个“魔鬼首相”。他除了在列强之间玩弄“均势”，不使任何一个大国强大得足以威胁英国的利益外，还一刻也不停地向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动英国式的殖民战争，而首当其冲的是东方最古老的国家——中国。
1840年6月，英国军舰向中国打响了第一炮。腐败的清朝政府畏敌求和，与英国签订《穿鼻草约》，同意把香港割让给英国。然而，帕麦斯顿还不满足。他派璞鼎查替换义律，要求清朝政府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性。结果，又于1842年8月29日把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强加给清朝政府——中国赔款白银2100万两，英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1856年10月，刚刚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帕麦斯顿又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取得了在中国内河长江的自由航行权。
1860年春天，帕麦斯顿勾结波拿巴第三，组成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将珍藏着无数珍宝和图书典籍的东方名园——圆明园掠夺一空并付之一炬。在后来订立的《北京条约》中，中国的九龙又被掠走，而且又敲诈了1600多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
帕麦斯顿为英帝国抢夺殖民地的行径受到了英国资产阶级的赞美。
本杰明·迪斯累利
1846年，自由党当政以后，英国政府每每指责欧洲大陆各君主国奴役弱小民族的作法，这就使维多利亚女王感到左右为难。
1854年，沙俄与土耳其之间发生战争，帕麦斯顿和波拿巴第三相互勾结，派出英法联合舰队支援土耳其，一举歼灭了沙俄的黑海舰队。维多利亚女王忍不住了，因为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是她教父尼古拉一世的儿子，她请艾伯特亲王出面，劝内阁手下留情，不意流言蜚语不胫而走。
女王听到这消息后，大动肝火，一个时期内竟拒见内阁成员。
1861年12月，维多利亚女王经历了个人最大的悲剧；她的丈夫艾伯特亲王死于伤寒，年仅42岁。女王为此身心交瘁，再加上回忆起伦敦市民对艾伯特不友好的态度，她完全隐居起来，结果长时间英国的对外文书无人签署。
1868年本杰明·迪斯累利虽然只当了9个月的首相，但却与维多利亚女王建立了非常密切的个人关系。他给女王上书时，言辞夸张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但女王却毫无反感地欣然接受。迪斯累利私下里告诉一位朋友说：“人人都喜欢被别人奉承，见到女皇陛下，竭力奉承就行了。”
1874年2月，在朝的自由党格拉斯顿内阁自以为从政成绩斐然，宣布提前进行大选。谁知英国臣民当时见到德意志帝国兴起、美国在海外扩张，都觉得格拉斯顿政绩平平、无大成就。结果，自由党败北，保守党上台，迪斯累利第二次当上了首相。
迪斯累利上台伊始，就决定加强英帝国对殖民地的控制，一方面扩大英国在非洲殖民地的面积，一方面，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这些要求自治的英国移民国家采取怀柔政策，允许自治，但在经济、外交上仍应受伦敦控制。
迪斯累利还借机攻击格拉斯顿内阁紧缩军费开支的政策，指责自由党在欧洲缩手缩脚，对大英帝国的兴衰漠不关心。他说：“自由党执政时要瓦解大英帝国的企图结果如何呢？他们的希望完全落空了。为什么呢？因为殖民地支持宗主国。他们决定，不许任何人瓦解大英帝国。我以为，英国的大臣如果放过尽力振兴殖民帝国的机会，对于可能成为英国宝贵力量源泉的殖民地的支持态度不作出响应，他就未尽职守！”
迪斯累利是怎样抓住机会振兴大英帝国这个“日不落”的殖民帝国的呢？他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收买下了苏伊士运河。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世界东西海运航路缩短了近一半。然而，苏伊士运河并没有给埃及带来直接利益。埃及为运河修筑担负了1600万英镑的费用，不得不大量向法国举借外债。1875年，埃及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伊斯梅尔打算卖掉埃及政府持有的占44%的运河公司股票来逃脱困境。
苏伊士运河是从英国通往“女王王冠上的宝石”——印度的生命线，迪斯累利早在当在野党领袖时就对格拉斯顿内阁对实际上的法国独占运河表示不满，现在他一听说伊斯梅尔想出卖运河公司的股票，连坐也坐不住了。
迪斯累利未通过议会，用从罗思柴尔德那里借来的钱购买了伊斯梅尔手中的全部股票，再加上一些小额股票，一举控制了连接东西海上交通的枢纽苏伊士运河。当迪斯累利在议会宣布英国已控制了这条海上大动脉并带头高呼“女王陛下万岁”时，整个议院大厅只有议员们的欣喜欢呼，听不到一句敢于谴责的话。迪斯累利挺着腰板，在议员们雷鸣般的掌声中走出威斯敏斯特宫。
胜利应当一个接着一个。1875年英国人欢呼迪斯累利的决断力，而迪斯累利盘算着怎样再做一件震惊欧洲，打击格拉斯顿自由党的事情，他想起了印度……
1876年，迪斯累利未事先与女王商量就在议会提出议案，要求授与女王以印度女皇的尊号，“君主怎会拒绝为自己增加新的尊号呢？”迪斯累利私下里对党内同仁们说。
女王对这一头衔津津乐道，后来议会通过了这一提案，将嵌有印度著名“月亮宝石”的新王冠戴在她头上时，女王自孀居以来始终留在脸上的沉闷气氛一下子一扫而光。
看来迪斯累利的提案使女王深深地感到了满足，不久，她赦封迪斯累利为比孔斯菲尔德勋爵，并在自己儿子威尔士亲王的婚礼上，破例允许放两把椅子，让迪斯累利与自己并肩坐在一起。
一个转奉英国国教的犹太人能得到女王的如此恩宠，可谓是荣极一时了。然而，当1877年初“东方问题”再度爆发起来时，他又振作精神站了起来。
在列强中，反对巴尔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沙俄向南推进的到这时只剩下英国一家。迪斯累利担心俄国占领黑海海峡、甚至占领奥斯曼帝国会威胁苏伊土运河的安全，他对手下人说：“打开印度的锁钥是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而不仅仅是埃及和苏伊士运河，一旦奥斯曼帝国解体，我们就将面临拿破仑战争以来最大的威胁。”
1877年4月俄国对土耳其宣战，开始进展迅速，但在普利弗那，俄军受阻于土耳其军队。迪斯累利训令英驻土大使莱亚德劝告土耳其“邀请”英国舰队开进黑海海峡，但大使并没能完成这项任务。1878年1月，俄军终于突破普利弗那，兵临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城下。
迪斯累利本意也不想打仗，但他知道，如果俄军继续留在君士坦丁堡城外，随时都会对英国的海路安全造成威胁。为了既不打仗，又让俄国人退回去，他派人去找安德拉西伯爵。这位奥匈帝国的首相明白，倘若俄军驻守在保加利亚，他的国家再向南进就成了死路一条。安德拉西呼吁
俾斯麦
出面调解，德国首相同意了这个要求。由于俾斯麦的调处，英俄之间的争论停息了。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迪斯累利在他的仕途中登上了顶峰，行人看见他的马车都脱帽致敬，女王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会，连布雷德福夫人也再次回到他的身边。然而，没过多久，命运女神就对他收敛了笑容。
俄国从土耳其退出后，又开始向阿富汗扩张。迪斯累利知道，一旦俄国人占领阿富汗，英帝国的印度殖民地就岌岌可危。他横下心，于1878年发动了侵略阿富汗的战争，虽然迅速地占领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但没有多久，阿富汗人民就发动反英起义，夺回首都并杀死了英国驻喀布尔殖民当局的官员。
一波未伏，一波又起。1878年底，布尔人又掀起了反英起义。因为这些，保守党在1880年4月的大选中失败，执政6年的迪斯累利内阁也宣告结束。
1881年4月，迪斯累利因病去世，终年77岁。他的死给维多利亚女王带来了悲哀。当女王听到这一噩耗时，放下了自己正在批阅的文件，“亲爱的”，她对自己的私人秘书说，“在这样一个可怕的时刻，当我泪流满面、无法看清时，我是没有办法继续工作的……”俾斯麦
1847年4月，威廉四世为了筹措经费修建一条连接东普鲁士和柏林的铁路，召集了八个省的各等级代表组成联合邦议会，讨论资金筹措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自由派在威斯特伐利亚议员芬克的带领下，把会议的主题引到了国家结构上去。芬克面对威廉四世，指责道：“国王陛下，这是次封建等级制会议。这种中世纪的等级制会议，是与民主政治的选举议会格格不入的！记得威廉三世在位时，曾许诺成立国会，陛下为何忘掉了先父的遗训？”
芬克质问性的发言，立即受到自由派议员和代表的热烈欢呼。
作为芬克的支持者，一位老者以“老战士”的身份走上了讲坛：“普鲁士人在1813年之所以愿同法国人打仗，只是因为国王答应等到德意志从敌人手中获得解放后，给他们一部宪法！”
老者的话音刚落，自由派的欢呼声席卷了大厅。
奥托·冯·俾斯麦再也无法沉默，他认为这是歪曲历史，也是对王权的诬蔑，他怀着满腔的愤慨走上了讲坛：“芬克先生们，你们的发言是在给民族的荣誉抹黑。历史的事实是1813年普鲁土遭到法国人打击，为了民族的尊严人民才起来回击抵抗。因此，民族解放战争与你们高谈的宪法，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是常识！”
俾斯麦的反击，使议会厅里的保守派喜形于色，仿佛像一发重炮弹准确地击中了对方的心脏，芬克等人的脸上露出了难堪。各邦国君主派到这次会上的观察员，对俾斯麦的发言发出了喷喷不绝的称赞；黑森大公园的公使在日记上这样写道：“在少数支持国王的观点中，有个叫俾斯麦的年轻人表现突出，人们预言在今后的议会上，这个年轻人将发挥重要作用。”
威廉四世国王第一次知道俾斯麦的名字，并且对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资产阶级革命风潮的冲击下，德意志各邦国中的自由派议员把挑战的矛头对准了封建贵族和王权，普鲁士作为一个大邦囤，同样面临挑战。威廉四世不愿意放弃虚伪的民主和“贤君”的形象，面对这些挑战他采取了冷处理的态度。而作为封建贵族庄园主的俾斯麦，对资产阶级把矛头对准自身的利益十分憎恨，他于1848年6月征集了一批有影响的庄园主，联合签名上书国王：“决不同意任何没收私人领地的要求，如果发生这种不公正行为，我们呼吁要断然行动……”
俾斯麦没有坐等，他开始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政治生活，他曾一度穿梭在柏林、波茨坦等一些城市中，在政界认识了一大批朋友。1851年法兰克福邦联议会重新成立，普鲁士需要派一名有坚定性格和外交才能的发言人去驻法兰克福。格拉赫再次抓住这次机会，向国王推荐俾斯麦：“陛下，他的忠诚和气魄已经证明，他的雄辩口才和对事情的务实态度，是足够担任这项使命的。”
威廉四世再三地犹豫之后，终于答应了推荐。
法兰克福的外交圈子中，奥地利代表图恩伯爵总喜欢在诸邦国使臣中，摆出一副大奥地利帝国的凌人架势，始终在一些场合流露出奥地利是德意志盟主的情绪。俾斯麦虽然作为德意志诸国中两强之一的公使出现，图恩仍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俾斯麦对联邦议会由奥地利所主持大为不满，他认为这种态势不会使普鲁士的外交处境有所改善，他悲观地写信给外交大臣曼托菲尔：“我对邦议会的结果会有利于普鲁士，是不抱任何希望的。”
1854年，普、奥两国达成协议，把两国共同防御同盟条约再延长三年。俾斯麦向国王和外交大臣建议，“我们应当把军队布防在西里西亚，一旦形势需要，军队可以迅速地越过边界进入奥地利，用实力把‘德意志仲裁者’的地位从奥地利手中夺回来。”
威廉四世拒绝俾斯麦邀请拿破仑三世的建议，他指责“这是冒险外交”。俾斯麦再度被冷落，他心中埋藏着不可言状的痛苦和烦恼。
俾斯麦在仕途中又押错了筹码。他全神贯注地围绕着国王威廉四世、政治密友格拉赫和外交大臣曼托菲尔，甚至于被国王多次冷落也没有放弃尽忠尽力。
重大的人事变动是俾斯麦始料不及的。1857年10月，威廉四世患中风无法料理国事，由已年近60的弟弟威廉一世接管国王权力。为了显示自己在普奥关系上的独特见解，用以取信于威廉一世，俾斯麦起草了一份长达92页的《蓝皮书》，其中写道，“……普鲁士应当利用德意志民族情绪，争取其他邦员国的支持反对奥地利。因为奥地利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他没有资格在德意志邦联国中充当指挥家的角色。只有这样，统一的使命才能由普鲁士及早完成。”云云。
威廉一世不但没有理睬俾斯麦的《蓝皮书》，反而用清洗保守派的作法表明对俾斯麦的不信任：格拉赫被排挤出宫廷圈子，回了他老家的庄园，首相兼外交大臣曼托菲尔的职务被解除，以芬克为代表的自由派在议会中赢得了210个席位，保守派仅占59个席位。芬克在议会中对俾斯麦的《蓝皮书》加以无情嘲笑和尖刻批判。俾斯麦的仕途一片迷茫……相反，俾斯麦的朋友罗恩少校却在威廉一世的决策圈子中走红起来。他四年来一直追随威廉一世在科布伦茨，此时已当上了将军。威廉一世执政的第一件事就是委任罗恩为陆军大臣，主持军政大事。1859年5月，意大利与奥地利之间爆发战争，拿破仑三世应意大利要求派军队开进意大利北部。俾斯麦立即向威廉一世写信献计：“一次绝好的机会，让奥地利与意大利打得不可开交，我们只需在背包里装上新的界桩……”
威廉一世没有理会乘机挤走奥地利而统一德国的建议。俾斯麦只好遗憾地长叹。
奥、意战争一个月后，奥地利军事上连连失利。威廉一世没有乘机落井下石，而是派军队驻扎在莱茵河畔对法军施加压力，以解奥地利之危。俾斯麦又一次仰天长叹道：“统一德国的良机又一次丧失殆尽了……”
对于俾斯麦的反感，几乎促使威廉一世下决心解除他的职务。但是，俾斯麦的职务最终没有被解除，也许是罗恩陆军大臣从中发挥了作用的结果。45岁的俾斯麦由于多虑国事，脑门上已经布满了深深的抬头纹，头顶上秃了一大片，浅褐色的头发开始落下微霜。脸色显得十分苍白。1862年5月，他移交了驻俄公使的职务，被派往巴黎担任驻法大使。
而此时的普鲁士首都柏林，却出现了政治危机，议会与国王之间的冲突使政局乱成一团，威廉一世处于焦头烂额之中……1862年9月17日，陆军大臣罗恩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立即给俾斯麦发去加急电报：“速来柏林，危机在继续！”
这是划时代的召唤，是从此开始了俾斯麦铁血首相的先声……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于1982年1月1日就任联合国秘书长。1986年10月10日，他当选连任，第二任期于1987年1月1日开始。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于1920年1月19日出生于秘鲁的利马。他于1940年进入秘鲁外交部工作，1944年开始担任外交工作，先后担任秘鲁驻法国、联合王国、玻利维亚和巴西大使馆秘书及驻巴西大使馆参赞、公使衔参赞。
德奎利亚尔于1961年返回利马，翌年升任大使，先后担任法律司司长、行政司司长、礼宾司司长和政治事务司司长。1966年，他被任命为外交部秘书长（副部长）。1981年，他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曾任秘鲁驻瑞士、苏联、波兰和委内瑞拉大使。他是秘鲁出席1946年大会第一届会议代表团成员，也是出席大会第二十五届至第三十届会议代表团成员。1971年，他被任命为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从那年起到1975年，率领秘鲁代表团出席大会各届会议。
1973年和1974年，他代表秘鲁出席安全理事会，于1974年7月塞浦路斯事件发生时担任安理会主席。1975 年9月18日，他被任命为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担任该职直至1977年12月返回本国外交部为止。
1979年2月27日，他被任命为联合国主管特别政治事务副秘书长。1981年4月起，他除担任此一职位外，并兼任秘书长处理阿富汗局势的个人代表。他以这个身份，在那一年4月和8月访问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以便继续进行秘书长在几个月前开始的谈判。
1981年5月，他再次返回秘鲁外交部工作，但继续担任秘书长处理阿富汗局势的代表，直至他于那年12月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为止。
他还担任过秘鲁外交外交学院国际法教授和秘鲁空战学院国际关系教授，著有《外交法手册》（1964年）。
在其职业生涯中，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曾获25个国家授勋。1987年10月，他因促进拉丁美洲的合作而获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1989年1月，他获奥洛夫·帕尔梅纪念基金会颁发的奥洛夫·帕尔梅促进国际了解与共同安全奖。1989年2月，他获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促进国际了解奖。
孟尼利克二世
一队死气沉沉的战俘，戴着木枷，被绳索捆绑着，在山间峡谷的羊肠小道上缓缓地向前移动。11岁的绍阿国王太子孟尼利克也夹杂其中。他时而用胆怯的目光偷偷地窥视着凶神恶煞的押送官兵，时而被山谷里野兽们肆无忌惮地吞食人肉所惊吓，一张稚气的小脸被痛苦扭曲得不停地痉挛。
经历了几天的野兽般的生活，这支战俘队伍终于抵达马格达拉。其他成年战俘不是被充为奴婢，就是下落不明，小孟尼利克没有成年就成了西奥多手中的人质。西奥多警告绍阿国的盖拉族人，他们要造反就等于宣判了王子孟尼利克死刑。小孟尼利克在马格达拉失去自由，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
1862年，西奥多皇帝为了巩固统治，把都城从冈达尔南迁到马格达拉。从小孟尼利克成为人质开始，西奥多用武力平定了各诸侯国。“王侯纷争”局面结束，古老的埃塞俄比亚重新统一，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开始形成。同时，西奥多还发展军火工业，聘请德国人作技术顾问……埃塞俄比亚开始逐步富裕和强盛起来。都城马格达拉出现了商贾云集、市场繁荣、社会秩序稳定、各国人士往来的景象。孟尼利克在马格达拉从一个少年开始成长为一个体格健壮的青年人，他亲眼目睹了有“杀父之仇”的西奥多皇帝，使一个落后的国家初步呈现出太平盛世的苗头，他的心情复杂极了。一天，与孟尼利克父亲生前有着莫逆之交的沃洛省盖拉族女首领沃洛特夫人，偷偷地派人到马格达拉来看望他，同他进行了秘密的谈话。
1865年初，西奥多皇帝在埃塞俄比亚推行“同教”政策，排斥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梦想建立神人合一的基督教非洲帝国，因而开始积极扩军备战，恫吓埃及属国苏丹。为了扩军备战，西奥多开始在国内追加苛捐杂税，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包括沃洛特夫人在内的一些昔日诸侯国的首领，也乘机把相当多的农民群众拉到自己一边，想借马拉科特王太子的影响号召盖拉族人联合起来的沃洛特夫人，认为起事争雄的时机成熟，立即派人秘密潜往马格达拉，帮助孟尼利克从西奥多的监视下逃出马格达拉，回到孟尼利克的出生地绍阿省安哥拉拉。同年中间，孟尼利克在盖拉族人居住的绍阿省宣布继承父亲的王位，称自己为孟尼利克二世，以一个诸侯国国王的身份走上政治舞台，此时他刚满21岁。
孟尼利克二世视英、法为埃塞俄比亚的侵略者，尤其是英国，这是因为英、法在海外殖民扩张中染指非洲之角较早。当英国的注意力被苏丹爆发的马赫迪起义暂时引走之后，意大利的侵略势力开始悄悄地填补了这一真空。孟尼利克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他怀着善意去理解意大利的意图。1885年，意大从红海海峡登上埃塞俄比亚，迅速占领了北部的厄立特里亚地区，使埃塞俄比亚与红海隔绝了……
意大利政府在厄立特里亚立足之后，便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要求孟尼利克二世就意、埃关系签订一项条约。对意大利抱有幻想的孟尼利克二世同意了。就在他登上皇位后仅40天——1889年5月2日，埃、意《乌西阿里条约》签订。该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其中第17条原文如下：“埃塞俄比亚万王之王陛下，在与其他列强或政府所发生的一切交涉中，可以借助于意大利国王陛下的政府。”
的确，孟尼利克二世的“以夷治夷”想法大错特错了。法国人暂时无力插手埃塞俄比亚，英国政府自然希望这个真空，宁可让意大利去填补，今后也不想让法国人去填补，因为强大的法国填补了这个真空，英国政府在未来需要时，想赶走法国人就很不容易，而要赶走意大利却相对的好办些。所以，英国政府眼下对意大利的做法抱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其他欧洲列强都各有盘根错节的殖民地利益，他们也不会为一个受凌辱的埃塞俄比亚站出来“伸张正义”，所以，孟尼利克二世希望列强主持公道的幻想破灭了。
1892年4月，失望和愤怒折磨着孟尼利克二世，他算是看清了意大利这位“仁慈上帝的朋友”。他再次愤怒地写了“致欧洲列强书”，他在书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维护民族独立的决心：“如果远方的列强前来瓜分非洲，我是决不会袖手旁观的……”
为了对意大利政府进行报复，孟尼利克二世下令中断埃、意关于厄立特里亚边界划分的谈判。意大利驻厄立特里亚总督作为首席谈判代表，对孟尼利克二世的举动大为吃惊。在他的想象中，这位土皇帝还会像从前那样用乞求的口吻同意大利当局讨论问题，没想到他居然拒绝了边界谈判，使意大利在厄立特里亚上捞好处的企图落了空。于是，他气急败坏地向国内报告此事。
1893年初，盂尼利克二世在各邦诸侯的支持下，决定对拒不满足埃塞俄比亚要求的意大利政府实施第二次报复。他庄严地宣布：《乌西阿里条约》将在1894年5月2日废除。
一些平日互相有些倾轧的封建诸侯，在这危及民族存亡的关头，也都放弃旧仇，一致表示支持孟尼利克二世抵御外敌。
伍德罗·威尔逊
1912年6月25日，美国民主党在巴尔的摩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一开始，克拉克、安德伍德和威尔逊得票大体相当。到了第十次投票时，安德伍德落马，克拉克取得多数，但还不到规定的三分之二多数。到第14次投票时，威尔逊开始得势。经过激烈角逐，加上双方代表的助威，到了第46次投票时，威尔逊终于获得了民主党的提名。
威尔逊的竞选口号是“新自由”——反对垄断，要求恢复自由竞争。当时美国垄断组织虽已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但还没有占领一切阵地，因此威尔逊的口号颇受人数众多的中小资产阶级的欢迎。
然而，要把占选民多数的中小资产阶级争取过来，威尔逊还要战胜罗斯福。可巧罗斯福在巡回竞选中遭人暗杀，虽没亡故，但被送进医院。威尔逊马上发表声明；“我崇尚公平竞争，因此在罗斯福先生住院治疗期间，我将不参加任何竞选活动。我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贯彻我们美国人最讲究的公平竞争原则。”
威尔逊的声明的确收到了积极的成果。在投票中，威尔逊战胜了所有对手，当选美国第28届总统。
1913年3月4日早晨，初春的华盛顿还有微微的寒意，但等到太阳升到半空时，又似乎带来了令人惬意的温暖。就在这一天，威尔逊登上典礼的主席台，在最高大法官面前宣誓就任美国总统。
在上台的头两年，威尔逊采取了一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但由于当时的世界形势正处在急剧大变动的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威尔逊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外事务方面。
威尔逊很关注中国事态的发展，他曾打电话给孙中山先生，表白自己对“中国人民走向自由的运动寄以最大的同情。”但在实际上，威尔逊的目的是在中国国内找代理人，以避免日本在华取得更大的利益，从而排斥美国的势力。
美国最初拉住了袁世凯，但在袁称帝不成郁郁而终之后，又不得不对日本退让，签订《蓝辛—石井协定》，承认日在华享有“特殊利益”。
然而，威尔逊上台后首先予以重视的区域是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1913年10月27日，他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市发表了“睦邻演说”，宣称：“我们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就是人类大家庭的关系，其目的就是促进各国的真正自由。我们必须保证，不论任何时候，都不容许把物质利益置于人类自由和国家自由之上。”
威尔逊也确实采取了某些行动，以表示他“睦邻”的诚意。比如，他下令向哥伦比亚政府提供25007美元的“补偿费”，以补偿以前美国强行从哥伦比亚割走巴拿马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损失。
这种作法好像不同于他的前任，但实际上，在威尔逊任总统期间，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干涉大大超过以往，其中对墨西哥人民革命的干涉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自1876年起，维护封建庄园制度的波菲里奥·迪亚斯一直把持着墨西哥的政权。1910年，墨西哥人民举行起义，推翻了迪亚斯的统治，但到了1913年，政权又落到独裁者韦尔塔手中。
墨西哥人民不愿放弃民主权利，于是在该国北部出现潘乔·比利亚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中南部出现萨帕塔领导的农民暴动，以及由城市中产阶级代表人物卡兰萨将军领导的武装联合阵线。
美国原来是支持韦尔塔政权的，但发现韦尔塔与英国、德国的资本家有勾结，转而又支持卡兰萨。于是，1914年4月9日，威尔逊派兵4000人占领了墨领土韦拉克鲁斯港。
美国军队的行动使墨西哥内部各派立即停止了内战，宣布一致对外，并呼吁拉美各独立国家给予支持，使美国一下子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威尔逊原来就不擅长搞外交，又好一意孤行，现在碰到难题，只好找被他任命为国务卿的布赖恩求教。布赖恩毕竟老谋深算，他找来拉美“ABC”国家（即阿根廷、巴西和智利）驻华盛顿使节，要他们从中斡旋，使美国能下台阶，“不丢脸地”撤出自己的军队。
在“ABC”三国的调解下，威尔逊总算渡过了这一关。不过他不甘心，又同卡兰萨挂上线，给这一派提供军火支援，终于在1915年使卡兰萨取韦尔塔而代之，当上了墨西哥总统。
卡兰萨当政后，没有履行进行农村改革的诺言，反倒用美国军火武装起来的军队镇压比利亚和萨帕塔的农民武装。威尔逊为了使卡兰萨在今后能听从美国的摆布，允许他的军队通过美国领土，从侧后进攻比利亚的游击队。
美国的行为激怒了比利亚，1916年3月8日晚，比利亚带领由400人组成的部队，越界进入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哥伦布城，向驻扎在那里的卡兰萨的军队发起进攻，共打死35人，其中也有几个帮助卡兰萨训练部队的美国军士。
比利亚的行动使威尔逊又一次找到直接干涉墨西哥内政的借口。3月15日，他下令约翰·潘兴将军率领一万美国陆军侵入墨西哥，扬言要活捉比利亚问罪。
然而，虽然美军实力雄厚、神气十足，但比利亚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与美军展开游击战，使得潘兴围剿了10个月，进入墨西哥纵深300多公里，几乎一无所获，最后不得不请求威尔逊同意撤军回国。威尔逊见无法取胜，只好同意。
穆斯塔法·基马尔
1905年1月，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军事学院正在举行毕业典礼。
学院训导部里，手里拿着毕业证书的穆斯塔法·基马尔被保安宪兵当场逮捕了。
两个月后，宪兵当局没有拿到更多的真凭实据，只好将基马尔释放。但是，伊斯坦布尔军事学院在他的履历表上注明了“因该生在校期间表现出‘政治上不可靠’，嗜好‘禁书邪说’，不能分配回马其顿。”
马其顿是基马尔的故乡，是民族解放运动呼声最高涨的地区之一，青年土耳其党人在这里十分活跃。所以，官方不能让这样一个“危险分子”到如鱼得水的地方去。基马尔接到通知，他被派到帝国属地的叙利亚大马士革骑兵团服役。这无疑是官方的政治歧视，24岁的基马尔上尉刚进入社会，就被责罚离开土耳其本土走向戍边的道路。
1913年底，他被调到索非亚担任驻保加利亚武官。此时，欧洲列强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争夺达到了白热化。土耳其经过1911年9月至1912年10月的意、土战争，1912年10月和1913年6月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对外政策急骤地向右转，倒向德、奥匈同盟。思维尔和塔拉特把捞回几次战争中土耳其失去的土地的希望，寄托在与德、奥匈同盟合伙上。基马尔得知后，向国内的恩维尔急切地呼吁：“土耳其如果轻率地参战，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一个驻外武官的呼吁恩维尔根本不屑一顾。1914年8 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2日，土耳其与德国在伊斯坦布尔签订秘密军事协定，8月10日，德国“戈本”号和“布勒斯鲁”号巡洋舰开进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海峡，10月29日，德国和土耳其联合舰队炮击俄国黑海沿岸地区，土耳其以实际行动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作为一名军人，基马尔十分苦恼。他憎恨这场不义的战争，但他又是一个军人，似乎又没有理由不服从所谓国家利益的需要。
基马尔的军事才华和功绩，在伊斯坦布尔的军政界引来一片赞誉，连欧洲一些报刊也对他的英勇行为和军事天才予以连篇报道。土耳其议会一致通过授予他“伊斯坦布尔救星”称号，1916年4月，穆罕默德五世以土耳其苏丹的名义封基马尔为帕夏，土耳其政府批准晋升他为陆军准将。
在诸多矛盾中，基马尔准确地抓住了英、法间的主要矛盾，并决定利用矛盾。乘着基马尔安卡拉政府打了胜仗，法国政府照会各协约国，提议要修改色佛尔条约。驻在土耳其基里基亚和伊斯坦布尔的法国官员，还以形形色色的“非官方”身份去安卡拉访问，表示“同情”基马尔政府酌行动，诅咒英国人的可耻行为。基马尔认为机会来了；他私下里向法国官员表示：“安卡拉政府愿意考虑和维护法国在土耳其的经济利益。”
法国政府很快接受了基马尔传递来的秋波，议会里的大老板议员们更是感到亢奋，他们嚷嚷着要克利孟梭在同基马尔打交道中拿出诚意。克利孟梭派人向基马尔试探：“基马尔阁下准备进行什么级别的会谈？”
基马尔十分痛快地回复法国政府：“我愿意亲自参加会谈，只要法国政府有诚意。”
法国的叛卖果真动摇了协约国成员的信心。意大利停止了在土耳其小亚细亚的武装干涉，因为意大利政府认为伦敦不会把原来答应的利益给意大利，他犯不着再为英国政策而在安纳托利亚白白花钱。1921年秋，意大利把军队从土耳其安塔利亚地区撤出，并开始向土耳其投去愿意改善关系的友好微笑。
基马尔始终不忘，苏、土关系是土耳其对外关系最可靠的柱石，这根柱石是土耳其敢于硬着腰板与欧洲列强打交道的后盾。继1921年3月16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土友好亲善条约》后，10月13日，基马尔又着手开始与苏俄南高加索地区的三个苏维埃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签订了友好条约。接着，基马尔以土耳其合法政府首脑的身份，邀请苏俄著名将领伏龙芝率使团于1922年1月2日访问安卡拉，同时土耳其从苏俄得到了大批物资和巨额贷款。更重要的是，基马尔凭借苏俄一天天增强的世界大国地位，也提高了土耳其的国际地位。由于基马尔成功地利用法国，破坏了协约国的统一，色佛尔条约成为一张画饼，使英国陷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难堪境地。
10月11日，穆达尼亚停战协议签订。根据协定，希军和所有其他国家军队从东色雷斯撤军，由土耳其军队接管，伊斯坦布尔和海峡暂时仍由协约国军占领，但全部行政管理由基马尔政权负责。至此，除伊斯坦布尔和海峡地区由少数外国军队暂时驻扎外，全土耳其已经由基马尔政府所控制。已成傀儡的穆罕默德六世瓦希德丁，也装模作样地前往大清真寺庆祝土耳其取得军事胜利。土耳其军官们用后背朝着他表示“欢迎”，并大声高呼：“穆斯塔法·基马尔帕夏万岁！”
10月29日，土耳其宣告成立共和国，大国民会议选举基马尔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基马尔是一位成功的、使土耳其从山河破碎之中改变厄运，并使其很快强大起来的卓越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外交家，他不愧为土耳其的伟大民族英雄。在他生命最垂危的日子里，他把选中的继任者伊诺努叫到自己病榻前，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和欧洲列强斗争了这些年，唯有保持同苏俄的友谊才是土耳其的外交基石。”
1938年11月10日，基马尔逝世。
维利·勃兰特
维利·勃兰特于1913年12月18日出生在波罗的海海滨城市吕贝克的一个贫困工人家庭，母亲是合作商店的售货员。外祖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信徒，母亲也常常参加社会主义的活动。维利在少年时期就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组织，不满17岁时被破格吸收为社民党党员。1947年来到柏林，参加柏林的战后重建工作。当然，那时的勃兰特决不会料到，在以后的20年时间里，他的名字同柏林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1964年，这位51岁的少壮派登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宝座。
勃兰特之所以能牢牢地控制住党，成为社会民主党团结的象征，决不是由于他善于专权。事实上，他是非常善于妥协的，在党内素有“和事佬”之称，但做“和事佬”并不等于他没有权力，他的意见在关键时刻总是受到重视的。勃兰特并非是一个毫无缺点之人，他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克服那些缺点，他考虑自己的弱点比别人考虑自己的才干要多。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不自命’不凡或野心勃勃，而是懂得看准机会，及时主动出击，一举得胜。
柏林为勃兰特提供了一个有利于他开展事业的地位和日后步步高升的特殊环境。勃兰特是首先被派往波恩的八名联邦议员之一，并很快成为市议会议长，这一特殊的荣誉职务使他可以超越社民党的范围，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1957年，西柏林市市长苏尔逝世后，勃兰特力挫群雄，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西柏林市长。
1958年和1961年，两次柏林危机先后爆发，把冷战推向高峰，特别是后一次柏林墙危机，使东西方几乎接近交火状态。勃兰特以一个冷静、理智而又果断的态度走上前台。他既表现出决不让步的立场，同时又呼吁市民保持理智和克制，承认现实，避免事态的完全恶化，并采取一系列的补救措施，稳定市民情绪。正是由于勃兰特等人的努力，柏林才得以从灾难的边缘挽救出来，简直处于绝望的形势才未能进一步恶化。柏林危机，也使勃兰特的名声大作，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政治资本。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联邦总理阿登纳的形象，同这位柏林市长比起来，也显得相形见绌。在事件期间，勃兰特对这位从波恩姗姗来迟的联邦总理大人，表现出明显的冷遇。
勃兰特任柏林市长达十年之久，作为德国这个最大城市的总管，辖有200多万人口的市长，几乎获得了他想得到的一切东西。就像柏林忘不了勃兰特一样，他也忘不了使他跻身德国政坛的这座基地。但如果认为勃兰特的政治舞台仅限于柏林这一城之域，恐怕低估了这位政治家的雄心抱负。
1961年，担任柏林市长仅四年的勃兰特，就被他的党推举为总理候选人，同老态龙钟的政敌阿登纳角逐。勃兰特在第一个回合的角斗中失败了。四年之后，联邦选举的大旗又一次拉起，勃兰特继续作为该党的总理候选人，再一次走上竞技舞台，同素有声望的著名经济家艾哈德竞争，结果又未如愿。勃兰特心事重重地回到柏林，继续担任他的市长职务。两次政治角逐的失利，不但给社会民主党带来损失，埋怨、批评、指责审此起彼伏，一浪接一浪；而且也给勃兰特本人很大的刺激。他曾一度萌发离开德国政治舞台的念头。但勃兰特毕竟是一个经受得住失败考验的强手，他比别人更能忍受痛击，每当遭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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