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孝德
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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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孝德文集试读：
前言
今年是2014年，正逢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8月中旬，中央一台面向全国热播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每晚两集，我是必看。一幕幕让人激动而感人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时刻浮现在我的眼前。看到兴奋处，我便随口呼出：“小平，您太好了，中国知识分子永远怀念您。”
历史转折时期需要关键人物站出来，关键人物的出现能够推动和加速历史的转折。没有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
有了小平，我才有机会重返光华园，从事我从小就向往的工作，才有条件用文字记录我对改革开放的种种思考和心得。《汪孝德文集》收录的一些文字，既是我对改革开放问题的一些思考，也是我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些心得。我的文集是我送给小平同志的生日礼物。礼物虽小，感情纯真。正所谓：遮阴不忘植树者，饮水不忘挖井人。
我在文集的“自序”中谈了四个问题，即“四个为什么”。后三个“为什么”是运用老师传授给我的经济学知识，结合我们的专业，谈到了36年来一些改革领域的经验和问题，也提出了一些至今我还没有搞清楚的问题。祈求小平保佑，再给我一些时间和精力，我将继续努力学习和思考。第一个“为什么”，我是有意识地将它摆在第一，其中的缘由不必由我来解读。正所谓：心心相印时，自有共鸣处。
我将文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收录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部分论文和著作摘编。第二部分收录的是同一时期的数篇诗歌和散文，均曾公开见诸报端。此乃文集而不是论文集，将少许页码给它们，表达我对改革开放的赞美之情、感激之意。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心情，我也写不出这些“小品”。
文集中的论文和著作摘编，按其发表（出版）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在我的思考和研究中，一般是按照“社会需要什么，我就思考和研究什么”的原则，尽量做到与社会需要以及时间推移合拍，这也是对“存在决定意识”哲理的遵循。比如“利改税”前后，我就运用经济学理论从深层次上探讨其理论依据；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时，我就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从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两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等等。当然，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讲，特别是对高校的教师来说，我们的重点是对一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当然，对这类问题的研究，投入的时间往往要多一些，花费的精力往往要大一些，只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自然会得到回报。《税收调控论》和《中国税制模式设计、预测与运行研究》两本著作的问世，就是我和我的同事坚持不懈共同努力的收获。
本文集的出版，我特别要感谢周克清教授。由于我留存的科研成果目录不幸丢失，是他通过互联网和其他渠道为我找回了近40篇文章并一一复印出来。文集还收录了一些合作文章，合作者中有我的学生、同事，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既然是好朋友，平时就有不少交流，对一些问题的见解容易取得共识，这是合作并取得成功的基础。本文集的出版，还要感谢我的老师刘诗白教授，他在百忙之中为本书题词；感谢财税学院的同事们，正是在与他们共同学习和研究中才有了这本文集；感谢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和《西南财大报》的编辑，正是他们辛勤的劳作才使这本文集得以提前出版。汪孝德2014年10月于光华园
自序：改革漫话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已经整整36个年头了。36年来，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人民开始过上了甜蜜滋润的生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中国人民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寻找，终于昂首挺胸地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改革必须开放，开放必须改革，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推进。改革开放伊始，本人尚未进入不惑之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也是改革开放的拥护者、鼓动者和参与者。《汪孝德文集》收录的一部分论文和小品，既是我的言辞表露，也是我的实际行动。（一）光华园为什么会迎来美丽的春天
难忘1978年，春风又绿光华园。学校经历“文革”时期的停办，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1978年学校重新招生，300多名学子相继进入光华园。这就是我们时常提到的“78级”。他们中的相当部分都是“老三届”，具有“文史地”和“数理化”的全面基础知识。上述基础知识与经济学理论的巧妙结合，使他们扩展了思维，拓宽了视野，提升了能力，为他们参与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践证明，“78级”至“87级”的前10届毕业生及后来者，已经或正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
复校后的前10年间，学校的一项重要工程是抓基建，光华园俨然成为一片大工地。教职员工和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工作和生活，其困难程度不言而喻。对光华人来说，这是一段困难时期，也是一段艰苦奋斗的时期。比如，我的老师刘诗白夫妇当时尚住在“七幢楼”的二楼上，卧室兼作书房；我的老领导许廷星教授也只能蜗居在学校临时搭建的平房里开展教学科研工作。艰苦奋斗是好事，艰苦磨炼意志，奋斗让人多出成果。光华园的教职员工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如今的光华园新楼林立，绿树成荫，四季花开。“黄楼”和“红楼”是学校特意留下的历史遗迹标志，以方便年纪稍长的海内外校友回家时辨别方向，寻找当年的青春足迹和梦想。时下，树木花草向校友微笑，鸟儿为他们歌唱，期待光华学子常回家看看，瞧瞧我们曾经共同奋斗和营造的美丽家园。
光华是名校，名校有名师，名师出高徒。90年来，光华涌现了不少名师和高徒。有了他们，才有学校不断扩大的名气，才有更多的社会名流，才有更多的民族栋梁。改革开放以来，他们更是意气风发，大显身手，硕果累累，名扬天下。刘诗白教授和许廷星教授是我校名师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们培养的高徒遍布海内外。20世纪80年代，刘诗白教授推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若干问题研究》、《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研究》等弘文，后来又陆续推出了《产权新论》、《现代财富论》等著作，从宏观层面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拓展与深化提供了前瞻性的理论支撑。许廷星教授早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国家分配论”以及后来《财政学原论》中的若干学术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具有生命力，对“公共财政”的运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老师前面走，学生后面跟。沐浴在改革开放的阳光下，学校也已拥有了一批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队伍，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时时发出悦耳的声音。为什么西南财经大学在全国范围内能够较早地进入“211”工程？为什么能够成建制地划归教育部？为什么高考招生提档分数线越来越高？这与西南财经大学拥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有着很大的关系。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自然规律不可违，人类进步有希望。复校以来，光华园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孕育了大量研究成果。改革开放带来了光华园的欣欣向荣，光华园的发展也推进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复校初期的一段时间，学校师资紧缺，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为此，学校从毕业生中留下部分优秀的苗子，为学校的进一步发展储备力量，期望他们能够在学校的后续发展中挑重担、接好班。事实证明，当年稚嫩的幼苗已经成为全国叫得响的知名学者，在各自的教学科研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中的部分同志不仅教学科研能力强，而且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从事教学科研管理领导工作，即所谓的“双肩挑”。他们做事有章有法、有条有理、有板有眼；他们既抓“事务”，也没丢“业务”；他们得到了同行的尊重，展现了“教授治校”的价值和魅力。如今，学校还引进了一批“海归”，他们和国内学者在教学科研领域相互借鉴、共谋发展，推动了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的巧妙融合，很有可能会发现和产生新的化学“元素”。
光华业绩留青史，“三次创业”有来头。光华是福地，光华是沃土，光华是航标，光华STYLE永立潮头。（二）国企改革为什么会如此艰难
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全国各族人民的辛勤劳作和不断积累，截至目前已形成了超过200万亿元的国有资产规模。国有资产规模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它的发展壮大又反过来推动和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但也应注意到，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实行“统收统支”制度，“吃大锅饭”现象非常普遍，国有企业的优越性并未完全释放出来。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激励国有企业的发展，政府采取了一些旨在克服“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政策措施，选择少量企业先行试点，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启了国企改革第一步。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先后推出两步“利改税”，国有企业从全部或大部上缴利润改为上缴相关税收，政府开始以政治权力和财产权力两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上述改革迅速调动了国有企业的积极性，从而创造了更为丰富的社会产品。“利改税”的推行，凸显了国家具有双重权力的身份：一是政治权力代表者的身份，采用税收的形式，参与国企的分配；二是以所有者权力的身份，参与国企税后利润的分配。国家政治权力和财产权力两种属性的分配，是我国“税利分流”最深层次的理论依据。
同期，中国社科院蒋一苇先生提出了“企业本位论”的观点，认为国有企业应当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而“统收统支”、“吃大锅饭”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还运用“破产”、“改制”、“债转股”等手段，为国企轻装上阵营造良好的条件，让国企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在“破产”、“改制”等过程中，出现了两种状况：一是部分国企职工因“下岗”而“失业”，有的则干脆提前“退休”回家；二是个别国企高管与他人搞起“权钱交易”，导致国有资产莫名其妙地大量“流失”。
改革开放36年来，国人对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的改革非常关心，他们出谋划策，设计方案，潜心研究，其精神难能可贵。他们既有来自高层的决策者，又有学界的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更有普通的企业管理人员和广大职工。可谓探索点子多多，开启和实施办法多多，结果成效多多，问题还是多多。
目前，我国国有资产规模超过200万亿元，如何让它保值增值？如何让它具有生命力？如何让它发展壮大？如何让它在改善民生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上述一系列问题，仍然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复杂而艰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不可否认，国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在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些年来，国企营业收入和利润同步增长，为国家的强盛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要承认，国企在发展与效益方面还有不小的空间需要开拓，在改革的深化方面还有不少的文章需要去做。
——从改革开放初期“股份制”经济的提出到如今“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确认，无疑是认识的深化和进步。但如何去实践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索。比如，混合所有制如何“混”，如何“合”？是仅仅将各种所有制经济简单地混在一起，还是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实现有效的融合？又如，对待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股份，是否需要做到一股一权的“平等”，还是需要有所区别地对待？
——自2003年成立国资委以来，国资委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在解决“五龙治水”问题的过程中，国资委的特殊角色与其他各方的矛盾依然非常突出。国有资产管理到底是以政府为主体还是以市场为主体？国资委到底是监管者还是股东？国资委作为中央政府唯一的“特设机构”，其本身还需不需要改革？
——国资委改革是否需要从“管人、管事、管资本”的模式，切换到单纯“管资本”的“汇金模式”？财政部将在国资委改革中扮演什么角色？“淡马锡模式”能否在现实的中国大地上行得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国企改革再一次提上重要议程。国企改革的水到底有多深？国企改革这块“硬骨头”又应当如何去“啃”？当然，我们相信中国人的聪明和智慧。只要方向认准了，万众齐心，上下一致，迎难而上，无论前方的困难有多大，我们都有信心和能力予以解决。（三）财税改革为什么往往走在整个改革的前头
就一个国家而言，财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涉及一个国家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既涉及宏观，又涉及微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往往走在整个改革的前头。
30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而相应的财税体制改革则一波接一波，一环扣一环，将改革逐步推向纵深，成效不可低估。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利改税”，其核心是处理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实现政府对企业的放权让利，搞活微观企业、增强竞争能力，从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分税制”改革，其核心是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重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内生动力，从而保证了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良好的成效；新世纪初期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及全国范围内的“免征农业税”，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农村及农业发展过程中的瓶颈，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及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增值税转型及相伴而来的“营改增”等以结构性减税为核心的税制改革及税制模式重塑，对于我国克服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实现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敲定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即“三项”、“六字”改革方案，就是从三个方面，以“改进”、“深化”、“调整”六个字为着力点，推动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至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实现有效监督，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
——深化财税制度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功能、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调整分配、促进结构优化的职能作用。
——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促进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一场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是立足全局、着眼长久的制度创新。目标明确了，内容清晰了，关键是如何落实。落实过程中，有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论证：
第一，财税问题研究和财税体制改革是否应当纳入市场经济条件下去展开？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从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是量的积累还是质的飞跃？它与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有什么关联？
第二，如何理解“现代财政制度”？其内涵是什么？它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对“基本建立”如何理解？有没有衡量它的标准？
第三，全面深化改革中的财税体制改革不可能孤军奋战，与相关部门和相关领域的改革关系密切。如何与相关部门和相关领域的改革协调配合、共同推进？是否需要搞一个宏观而协调的“顶层设计”？（四）深化税制改革为什么还要继续深入研究税制模式
中央最近提出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重点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第一项“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其核心是怎样支出的问题；第二项“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其核心是如何取得收入的问题；第三项“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其核心是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收支事项的问题。
税制改革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复杂程度超过一般人的想象。税制改革涉及多方利益分配的宏观全局，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系统工程中往往走在前头。改革开放36年来，中国税制改革大体经历和正在经历三个阶段。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划线，即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为第一阶段；之后至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第二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税制改革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阶段。对于如何建构现代税收制度，不少理论问题还需要我们去说个“所以然”。从实际工作层面讲，最高层是否需要搞一个“顶层设计”？是否需要搞一个比较具体的“实施方案”？我们需要从中得到启示，从而推动我们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我国税制改革及其深化的关键是如何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税制模式。税制模式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税收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所要达到的基本格局，也就是税制的总体结构。这个定义表达了五层意思：一是改革，即税制改革；二是改革如何走，即改革的基本方向；三是改革成什么模样，即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四是改革的具体样式，即税制构建的总体结构，简称税制结构；五是改革的动态性，因为税制模式的确立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其税制模式是不同的。
税制模式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课题。税制模式是一种客观存在，不是谁承不承认的问题，关键是如何认识、了解、把握和运用，让它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税制模式问题，既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改革开放36年来，我国的税制模式已从改革初期以流转税为主的“单主体”模式逐步转变为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模式，基本完成了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变。目前，我国的税制模式需要逐步由“双主体”模式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的“单主体”模式，这里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大体需要30年的时间。这是我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三阶式”税制模式论中提到的演变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税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但税制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围绕税制模式问题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深化。2014年中央敲定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将重点推进的内容中，再一次提出了“深化税收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的任务目标，由此产生了许多亟须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
——税收制度改革应当如何深化？税制结构又应当如何优化？
——“深化”和“优化”与其他相关领域的改革有没有关联？如果有关联，互相之间又该如何协调和配合？
——“深化”和“优化”与我们税制模式的研究有什么关系？如果关系密切，我们又应当如何将税制模式的研究继续引向深入？
上列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系统地去认真思考和研究，从而为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做出贡献。汪孝德2014年9月于光华园上篇论文和著作摘编1．论竞争
长时期以来，在林彪、“四人帮”的字典里，“竞争”完全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在林彪、“四人帮”看来，竞争就是资本主义，谁要讲竞争，就给谁扣上“鼓吹资本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大帽子。为了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在理论以及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有必要对竞争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中的作用加以阐明。本文拟从资本主义竞争及其二重性；资本主义竞争同社会主义竞争的区别和共同点；社会主义竞争的内容；为开展社会主义竞争创造一些必要条件等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一）
在商品经济存在的社会形态中，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它的社会财富完全采取商品的形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生产的直接目的完全是为着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阶级追逐高额利润。资本家为了壮大自己，战胜他人，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就必然要千方百计地采用各种手段，这些手段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想办法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
资本主义竞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以及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它的生产活动是盲目的、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竞争加速了资本垄断，加深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剥削，加剧了社会生产活动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每个资本家都不知道市场上需要什么商品，需要多少商品，也不知道自己的商品在市场上能否销得了，卖了之后能不能补偿自己的劳动消耗。在这种情况下，价值规律就起着自发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在社会生产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的作用，资本家的生产活动就由市场上商品价格的涨落来调节。当某些商品由于供不应求，商品价格高于价值的时候，就吸引资本家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到这些商品的生产中去。反之，当某些商品由于供过于求，商品价格低于它的价值的时候，资本家就把自己的资本从这些商品的生产中抽走。这样一来，也可以使得各种商品的生产大体上维持一个适当的比例。不过，这种比例是盲目地、无政府地实现的，它不断地被破坏而又自发地重新形成。这种情况会造成社会劳动的浪费。同时，资本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在新技术上必然是保守秘密。这种情况，又会起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另外，资本主义竞争还会导致两极分化。
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具有两面性。资本主义竞争除了它的消极的破坏性的一面外，还有其积极的一面。由于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主义竞争还可以促进技术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发展。谁都知道，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如果某个资本家改进了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他生产的商品所包含的个别劳动时间就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他的商品在市场上仍然按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出售。这样，他就可以比别人获得更多的利润。反之，对于某些改进不了技术，提高不了劳动生产率的资本家来说，就会导致赚钱不多甚至赔本的结果。可是资本家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要攫取高额利润，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家都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得到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通过互相竞争促进生产发展，没有价值规律及其作用，竞争就毫无意义。这就是价值规律、互相竞争和生产发展三者的关系。（二）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这就从根本上限制和消除了资本主义竞争所带来的消极的破坏性的恶果。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商品经济的客观存在，我们就不能不计算商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它同生产商品所花费的劳动量是成正比例的，即单位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愈少，它的价值也愈小；反之，单位产品所包含的劳动愈多，它的价值就愈大。因此，我们在进行生产的时候，就应该努力做到以尽量少的劳动消耗取得尽量大的经济效果。要达到这个目的，在生产过程中，就必须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充分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努力降低原材料的消耗；等等。总结我国三十年来的经验，应当承认，我们在计算商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上是有所忽视的。就企业来说，如何正确计算产品的劳动量也是不够重视的。当然，我们不是为计算而计算，计算的目的在于努力做到以尽量少的消耗取得尽量大的经济效果。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除此，我们在认识上也不那么清楚，似乎劳动量、价值、价值规律都是资本主义的范畴，它们同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在经济工作中，批判“利润挂帅”，宣扬“要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奇谈怪论，就油然而生，而且颇有市场，把人们压得透不过气来。这些鞭子和绳索，使我们干了不少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蠢事，“得不偿失”的事情经常发生，致使我们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为了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我们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之间，理所当然地要来个竞赛：看谁的产品的劳动消耗少，价值小；看谁的产品在市场上出售后，经过以收抵支，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些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通过竞争来实现的。
按照传统的观念，社会主义经济中只允许有竞赛，不允许有竞争。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竞争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范畴。
先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竞赛作一个分析。社会主义竞赛，就企业之间来说，就是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何谓先进或后进呢？企业在生产中，如果做到：产品的花色品种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产品质量高，经久耐用；产品的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消耗少，成本不断降低；利润高，给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要是企业在这几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处于名列前茅的地位，就应该承认它是先进的；反之，就不是先进的，或者是后进的。总结一下我们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的经验，可以说它在有些方面是不完善的。比如，在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的组织过程中，没有很好地把“虚”和“实”、形式和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除此，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没有把社会主义竞赛同企业、职工的物质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由此看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之间光是开展竞赛是不够的。因为竞赛对企业来说，既缺少足够的内在经济动力，又缺少外在经济压力。开展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主义竞争，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主义竞争就是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下，把国家同企业、职工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以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一种特殊竞赛形式。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资本主义竞争和社会主义竞争有哪些区别。
首先，两者的目的不同。资本主义竞争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决定的，其目的完全是为着资产阶级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社会主义竞争是由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决定的，其目的完全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其次，由于两者的目的不同，因而达到目的手段，也是不同的。资本主义竞争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对国内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以及对外掠夺、扩张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竞争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最后，由于两者的目的和手段不同，结果也不同。资本主义竞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工人时时受到失业的威胁等。社会主义竞争与此完全相反，随着社会主义竞争的不断完善，社会财富将日益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将日益提高。
问题十分清楚，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资本主义竞争和社会主义竞争混为一谈，更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但是，这不等于说，资本主义竞争和社会主义竞争毫无共同点，资本主义竞争没有一点可供借鉴的地方。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资本主义竞争和社会主义竞争的共同点。
第一，两者都要求以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取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果。劳动消耗和经济效果都是对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计算来反映的。通过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的认识和计算来推进生产力的发展，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或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发展生产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降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即在于如何用改进技术，改善管理的办法来降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就这个问题来讲，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或是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共同存在的事实。
第二，两者都能促进技术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竞争除有阻碍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外，还有着更主要的一面：竞争就像一条无情的鞭子，不断督促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资本主义社会像用魔术一样唤醒了沉眠在社会劳动里的巨大生产力，使得不到一百年间创造了比先前世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宏伟得多的劳动产品。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除了人剥削人的祸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应当为本阶级和自身的物质利益，自觉地、积极地开展社会主义竞争，不断改进技术，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社会多得多的社会财富。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既然承认了资本主义竞争和社会主义竞争有共同之处，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开展一定程度的竞争，又有什么不应该的呢？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过去我们在理论上往往由于强调它们的不同之处，而忽视甚至抹煞了它们的共同之处，从而在实际工作中堵塞了竞争发挥作用的路子。有同志认为，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竞赛而无须称之为社会主义竞争，因为竞赛就包括了竞争中我们所需要的因素，而又和资本主义竞争划清了界限。看来，持这种意见的同志是赞成社会主义社会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竞争的。既然如此，就无须在具体用词上进行讨论，它不是什么原则上的分歧。我们认为，可以毫不隐讳地称之为社会主义竞争，从而使社会主义竞争发挥应有的作用。社会主义竞争不排除社会主义竞赛，它们各有各的用途，场合不同可以有个主次之分，企业内部以竞赛为主，企业之间以竞争为主。如何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三）
应该从哪些方面开展社会主义竞争呢？
第一，以丰富多彩的花色品种满足社会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需要。社会需要是多方面的，特别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社会需要的多样性就更加明显。人民群众的兴趣爱好是有差别的，不承认这一点是不行的。我们生产什么产品，生产多少，都得要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足点。以前我们习惯于搞“以产定销”，这实际上是强加民意的做法，现在我们开始搞“以销定产”，这是完全正确的。过去是产销脱节，货不对路，新产品缺乏，长期老一套，“十年一贯制”、“二十年一贯制”的老产品到处可见，如今国家提出“升级换代”的要求，新花色、新品种不断涌现，消费者争先选购。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情形：长期积压的老产品，在市场上挂着“削价商品”、“处理商品”、“减价出售”的牌子来招引顾客。新老产品在市场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拥有新产品的企业可以及时得到益处，积压老产品的企业就为之被动。这难道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吗？如果不搞一点竞争又怎么能行呢？竞争的结果，谁得谁失，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第二，人民群众需要价廉物美的商品。人民群众不仅要求丰富多彩的花色品种，而且这些花色品种还应当是价廉物美的，把两方面结合和统一起来，才是人民群众需要的完整概念。物美本身就包含了花色品种和高质量这样两层意思。花色品种代替不了价廉物美，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两个条件的商品，才能得到消费者的欢迎。
产品质量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产品质量不高，这无论对于国家、企业或消费者来说都是很大的损失。就企业而言，如果产品质量低劣，不仅要影响信誉，还要在经济上给企业带来损失。还有，由于随着社会劳动耗费的不断减少，商品价格就可以不断降低，这也是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不难设想，虽然某种商品花色新颖、质量也好，就是价格昂贵，广大消费者也只好以参观者的身份出现了。反之，当某种商品花色新颖、质量较高、价格合适时，情况就将大不一样。要是开展一定程度的竞争，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第三，大力降低产品成本，增加企业利润。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存在着商品经济，生产某种产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就构成这种产品的价值。总地说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价值分为三部分：已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必要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就企业来说，产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是产品价格，它反映企业的生产成果。价值构成前两部分的货币表现是产品成本，它反映企业生产产品时本身的生产耗费。价值构成第三部分的货币表现，即产品价格与产品成本之间的差额，就是企业的盈利（包括税金和利润）。在产品的销售价格和税率已定的条件下，利润的多少基本上取决于产品销售成本的高低。所以，降低产品成本是增加利润的根本方法。在企业内部，降低成本的方法主要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材料物资消耗，提高设备利用率，减少废品损失和节约行政管理费用。
我们认为，从上述三方面开展社会主义竞争，这无论对于国家、企业和消费者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这三方面的统一，实际上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是多快好省四个字的统一。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竞争应该允许到什么程度，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是一个需要从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来解决的问题。（四）
既然开展社会主义竞争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就应该为它创造一些必要条件。
第一，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让企业自负盈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它必须是一个能动的有机体，它应当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只有从理论上承认了企业的这些社会主义性质，对扩大企业自主权，并积极创造条件，让企业自负盈亏的这些主张和做法从思想上接受下来并勇于付诸实践。
1979年我省一百个扩大自主权的试点企业，增加了一些根本性的权利。这些权利主要有：一是利润提留权；二是自筹资金扩大再生产权；三是多提留固定资产折旧费权；四是销售部分产品权和计划外生产权；五是外汇分成权；六是灵活使用奖金权；七是惩处权。这些权利的增加，开始触动了沿用多年的计划、金融、商业、外贸、物资供应等体制。经过近一年来的实践，它的效果已经比较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同时应当承认，对企业扩大的这些自主权，仅仅是个良好的开端，还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勇于摸索，大胆改革，总结经验，使它逐步完善和成熟起来。
我们认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中心问题是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完全的经济核算单位，实行自负盈亏的制度。要使自负盈亏真正实行起来，企业必须拥有如下权利：
一是生产计划权。根据国家安排的任务和市场的需要，以及企业本身的生产条件和经济利益，独立自主地编制企业的计划，把国家需要和市场需要结合起来，把国家计划和市场计划结合起来。
二是产品销售权。在保证完成国家的订货任务情况下，企业有权与需要部门签订合同，销售自己的产品。
三是资金支配权。在完成上缴税款、费用和贷款本息后，所得利润由企业根据国家法令自行支配，并建立三种基金：生产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奖励分红基金。
四是劳动调配权。企业可以自行决定职工编制，需要的职工可以自由招工，通过考试，择优录取，不需要的可以交劳动部门另行分配。
五是独立对外权。企业具有法人身份，在银行单独开设账户，与有关单位可以直接签订各种经济合同，发生债权债务关系。
第二，把企业的经营效果同企业、职工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总结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的经验，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几起几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把企业的经营效果同企业、职工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比如，企业的生产资金，除留有的一部分折旧费以外，都由国家拨款。企业实现的利润上缴国库，亏损由国家弥补。职工的工资收入未能很好地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职工集体福利开支和奖金，按工资总额一定比例从产品成本中列支。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带来了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盈利多少一个样，赚钱赔钱一个样的不良结果。为了加强企业对生产经营的经济效果的物质责任，以改变企业对生产经营的经济效果不承担经济责任的现状，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问题。
一方面是实行税利合一，国家预算收入通过税收解决，取消利润上缴制度。国家对企业都征收所得税，属于级差地租性质而获得的超额利润部分，国家再征收差别所得税。企业占用国家固定资产，要征收固定资产占用费，占用国家土地征收土地税。企业流动资金由国家银行全额信贷。
另一方面是把企业职工的工资收入分为固定工资和变动工资两部分。固定工资列入生产成本，变动工资由企业纯利润中开支。企业盈利多，职工贡献大的，变动工资就多些；反之，就少些。如果企业没有盈利，那么职工就没有变动工资。
实行上述办法，还必须对价格进行调整，使价格尽量符合产品的价值。另外，还要运用税收的调节作用，对各种不同的企业的收入进行适当调节。总之，要尽量排除外部因素对企业收入的影响，使企业盈利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企业生产经营状况。
第三，打破独家经营的垄断地位，积极开展社会主义竞争。列宁在讲到资本主义垄断的时候说：“这种垄断也同其他任何垄断一样，必然要引起停滞和腐朽的倾向。”列宁这里讲的“任何垄断”应该包括社会主义垄断。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企业如果处于某种垄断地位，显然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因为，这样一来，它在提高生产技术和改善经营管理方面，就感受不到压力，就会带来安于现状、停滞不前的结果。
在社会主义需要的前提下，可以而且应当允许多家经营。可以允许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多家经营，也可以允许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多家经营。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长时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那么清楚，在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不少限制和排挤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现象。为了发挥社会主义竞争的积极作用，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国家应当从政策上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采取保护和扶持的政策。
另外，前面已经提到，企业在保证国家的订货任务情况下，有权与需要部门签订合作，销售自己的产品。我们认为，在这部分产品的销售过程中，先进企业由于生产中的耗费较少，产品质量较高，可以允许在市场上以较低的价格出售自己的成本较低的产品。这样，在价格问题上，对后进企业无疑就是一种压力了。应当承认，这种压力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开展一定程度的竞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为此，就需要我们在理论以及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在实际工作中，既要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又要稳妥行事，不断总结经验，让社会主义竞争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原载于《财经论丛》1979年第三、四期合刊（原文题目：《论竞争》，作者：汪孝德）2．工业企业全面经济核算指标体系初探
工业企业全面经济核算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是用经济办法管理企业的重要手段。要使全面经济核算在工业企业中顺利开展起来，不断完善、巩固，并且能够坚持下去，就必须建立、推行一套较为完整的、科学的全面经济核算指标体系。本文拟就工业企业全面经济核算的指标体系问题，从指标的组成、分类、运用三个方面谈一些粗浅意见。（一）指标的组成
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异常复杂的，它包括生产过程与再生产过程的统一，劳动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以及价值实现过程与资金周转过程的统一等不同的过程。要正确反映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就必须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指标体系，以此来研究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果。工业企业全面经济核算体系，即建立以厂部经济核算为中心，以各职能部门经济核算为纽带，以车间经济核算为重点，以班组经济核算为基础的全面经济核算体系。
一般来说，工业企业要核算的指标由以下几项组成：
第一，生产指标。工业产品是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果，它反映企业为社会提供使用价值的大小。因此，生产指标必须包括产品产量、产品质量、产品品种三个指标。产品产量指标是由产品实物产量、产品定额工时产量、产品产值三个指标构成的。产品产值又包括商品产值、总产值、净产值三个指标。此外，对外签订供货合同的，还有合同完成情况指标。
第二，劳动工资指标。工业企业的物质生产过程是劳动耗费的过程，工业企业的劳动工资指标，一般由职工人数、劳动时间利用、劳动生产率、工资总额四个指标组成。
第三，物资指标。工业产品的生产过程，同时也是原材料的消耗过程，合理地、节约地使用原材料，提高原材料利用率，借以增加生产，降低成本，增加积累，则是工业企业的重要任务之一。工业企业物资指标包括原材料储备、原材料消耗、原材料综合利用和代用三个指标。
第四，产品成本指标。产品成本指标是反映工业企业工作质量的综合性指标之一。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原材料消耗的多少，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产品质量的好坏，设备利用是否充分，资金使用是否节约，以及劳动组织是否合理等，最终都要反映到产品成本中来。降低产品成本是增加积累的主要途径。工业企业产品成本指标由全部产品总成本、产品单位成本、可比产品成本降低额和降低率三项组成。
第五，利润指标。工业企业利润是从企业产品销售收入中扣除产品成本和税金后余下的那部分积累。利润和成本一样，也是反映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质量的一个综合性指标，它综合地反映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财务成果。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是工业企业重要的光荣任务。工业企业利润指标包括利润额和利润率两项。利润额指标由利润总额和产品销售利润额两项组成。利润率指标由成本利润率、销售利润率、资金利润率三项构成。
第六，资金占用指标。工业企业的生产用资金包括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两部分，因此就需要考核这两部分资金利用的经济效果。工业企业资金占用指标由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占用两个指标组成。流动资金占用指标包括流动资金周转速度、每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数额、流动资金节约（或浪费）三项内容。流动资金周转速度指标又包括流动资金周转次数和流动资金周转天数两项指标。
第七，技术组织措施经济效果指标。工业企业为了保证生产、劳动工资、物资供应、产品成本、利润和资金占用等各项指标的圆满实现，就必须编制技术组织措施计划，确定其措施项目、措施实现日期、措施经费及其来源、措施经济效果、措施负责部门（个人）等内容。企业还要经常检查技术组织措施计划的完成程度，经常检查各项措施是否按期实现和获得预期的经济效果。（二）指标的分类
从前面提及的指标组成的内容来观察，应当考虑将这些指标进行科学的分类，使它们客观地、全面地、能动地反映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从这个意义出发，可以将这些指标分为三类：
第一，生产成果指标。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果指标应当能动地反映企业的产量、质量、品种的动态情况，以及供货合同的执行情况，它是由产品产量、产品质量、产品品种三个指标构成的。在相同条件下，产品数量的增加或减少，直接表现为企业经济效果的增加或减少。产品质量的高低，也要直接表现为企业经济效果的好坏。产品品种的经济效果，对企业来说，关系着总收入计划的完成，对社会来说，则影响着产品的分配和需要。因此，生产成果指标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它在整个指标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二，劳动耗费指标。工业企业生产产品的过程，也是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耗费过程。以尽可能小的劳动耗费和资金占用，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果，是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的重要任务。工业企业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我们的指标体系就必须反映这三个条件的基本情况。
工业企业的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人。由于劳动者生产（工作）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能在不增加人或少增加人的情况下，增产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产品。工业企业在活劳动耗费问题上，围绕准确考核和核算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就要考核和核算职工定员、劳动时间利用、工资总额等指标的实际动态情况。
劳动资料是工业企业的重要物质条件，是生产产品的重要手段。工业企业的劳动资料主要指机器设备、工具、厂房建筑物等。指标体系必须通过产品成本体现劳动资料的利用情况，另外还可以采用每百元产值占用固定资产数额来考核劳动手段的经济效果。
劳动对象是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物质条件。工业企业中的劳动对象主要是原材料、燃料、动力等。在一定的物资供应条件下，原材料、燃料、动力等得到充分利用和节约使用，不仅可以降低产品成本，而且还可以增加产品产量。在保证生产需要的前提下，合理组织供应和适当的库存储备，不仅可以节约流动资金，而且还可以用等量的资金获得更大的经济效果。
第三，经济效果指标。工业企业的产品生产过程，既是创造产品使用价值的过程，也是形成产品价值的过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商品生产的客观存在，价值规律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这就要求社会主义企业进行货币核算，按社会价值这一统一尺度衡量不同企业的人力、物力的耗费情况，并按国家确定的价格出售其产品。因此，在指标体系中就需要反映工业产品的价值形成过程，研究生产的经济效果。反映这方面情况的主要指标有产品成本、利润和流动资金占用。
从上述指标体系的分类中可以看出：生产成果指标（产品产量、产品质量、产品品种）是反映企业为社会提供使用价值的状况；劳动耗费指标（劳动生产率、固定资产磨损、原材料消耗）和经济效果指标（产品成本、利润和流动资金占用）则是反映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是否得到了充分利用，而人力、物力、财力的充分和合理地使用，又增加了产品使用价值，减少了产品价值。
这样分类的优点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它反映了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多快好省的全面要求。一般来说，生产成果指标中的产品产量和产品品种反映了一个“多”字，劳动耗费指标中的劳动生产率反映了一个“快”字，生产成果指标中的产品质量反映了一个“好”字，劳动耗费指标中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耗费反映了一个“省”字，经济效果指标则以货币核算形式综合反映了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经济效果。问题十分清楚，如果我们的指标体系只能反映多与快的要求，而不能反映“好”与“省”的要求，那么就会导致片面追求产值、产量，而忽视产品质量和降低消耗的不良后果。同样，如果我们的指标体系只能反映“好”与“省”，而不能反映“多”与“快”的要求，就会导致产品品种缺乏，生产效率低，从而影响国家和人民的需求，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
另一方面，它既要求比较全面地反映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经济效果，又不能搞得太繁琐。如果指标分类过于简单，就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经济效果，也失去了在企业中开展全面经济核算的意义。反之，如果指标过分繁琐了，就会增加一些不必要的工作量，也不利于企业全面经济核算的巩固。
上述全面经济核算指标的分类，是从多快好省角度来反映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如图1所示：图1（三）指标的运用
工业企业全面经济核算指标的运用，牵涉的问题比较多，涉及的面比较宽，既有纵向联系，也有横向联系，这里只谈三个问题。
第一，会计核算、统计核算、业务核算是工业企业全面经济核算的基础。工业企业全面经济核算是通过会计核算、统计核算、业务核算来进行的，就是说，会计核算、统计核算、业务核算按照各自的特点、要求及方法，提供的科学数据和资料，是实行全面经济核算的基础。会计核算主要运用货币形式，通过记账、算账、报账等手段，核算和分析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反映和监督经济活动及其成果。统计核算一般侧重于对经济现象进行大量观察，从中发现经济活动的规律和它的内在联系，分别或者综合地运用实物、劳动量和货币度量某一指标达到或完成的程度，如产量、品种、质量、劳动、消耗等指标完成情况，设备利用情况以及某些指标的平均（如平均工资增长、变化情况等），来预测发展趋势。业务核算是对企业的个别经济业务进行记录，目的在于了解情况，掌握业务动态，进行对人员变动、生产进度、设备负荷、合同执行情况等经济业务进行核算。就工业企业来说，首先必须健全会计核算、统计核算、业务核算，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建立和推行企业全面经济核算。工业企业推行全面经济核算，在指标问题上无须另外建立一套指标体系。
第二，建立班组经济核算、车间经济核算和厂部经济核算之间的纵向联系。班组经济核算是群众性的经济核算。确定班组经济核算的指标，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班组生产的特点，抓住主要矛盾，突出重点，把干、管、算结合起来。班组通常是核算产品产量、产品质量、材料消耗、出勤和工时利用等指标。根据班组不同特点，可以重点核算某些指标。指标的考核，也要根据班组生产和劳动组织的特点来确定：如果是个人操作，能分清个人产量的，就按个人考核；如果以小组为单位集体操作，分不清个人产量的，就以小组为单位，分班进行考核；如果小组的各个班在生产流水线上连续操作，就按整个小组进行考核；如果机器设备由几个小组集体使用连续操作，分不清各小组各班产量的，就按机器设备进行考核；等等。经验还表明，班组还要实行核算、竞赛、奖惩相结合的原则，就是说，要把班组核算指标、劳动竞赛指标和奖惩结合起来，核算指标既是竞赛指标，又是奖惩的依据。具体做法是：车间按分解的小指标考核班组，每项小指标按其生产要求和难易程度，分别定有不同分数，班组根据各项小指标完成情况评分，以分计奖、算奖，从而促进班组优质、高产、低消耗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深入开展。
车间经济核算是企业内部经济核算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一级专业核算，主要由车间专业人员来进行。车间经济核算应以成本核算为中心来确定其一系列核算指标。成本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对一个车间来说，考核了成本指标，车间的料、工、费消耗就都考核了，同时对质量也有促进，因为质量提高了，废品率降低了，也可以降低成本。至于利润，应由企业统一核算，因为只有企业这个劳动者的联合体才是利润的创造者，车间不可能独立创造利润。一般所谓车间利润是不确切的。比如，零件加工车间的“利润”，实际上只是成本降低额；总装车间和封闭式车间的“利润”，也不能完全算作车间利润，它还包含着其他车间和部门职工的劳动成果。因此，利润应由企业统一核算。另外，由于各车间之间存在着相互提供半成品和劳务协作关系，因此，就必须正确处理厂部与车间、各车间之间以及车间与有关职能部门的关系，实行厂内合同制，建立严格的经济责任制。正因为如此，企业就应规定统一的厂内计划价格，车间之间提供半成品和劳务，应当按照厂内计划价格进行结算，不能以实际成本结算，以便划清各自的经济责任，这是企业实行全面经济核算的基本要求。
厂部经济核算要建立以利润为中心的核算指标体系，这些核算指标包括产量、品种、质量、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资金、利润等，它们构成了厂部经济核算的具体内容。为什么要以利润为中心呢？这是因为，利润指标综合性最强，而且是以价值形式反映企业经营好坏的指标，是企业对社会提供剩余产品最重要的标志。一个企业只有在产品对路、产量多、质量好、消耗少、劳动生产率高、资金占用少、成本低、合同履约率好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较多的利润。成本指标虽然也是综合性强并以价值形式反映的，但它是表示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耗费的综合指标，没有经过产品销售的考验。如果产品不是社会所需要的，产品的价值就不能实现，因而成本指标不能反映生产经营成果。厂部经济核算以利润指标为中心，还应该重视两个问题：一是制定经济奋斗目标进行利润预测，二是以利润为中心组织综合平衡。
第三，建立厂部各职能部门核算的横向联系。工业企业的全面经济核算工作应该在厂长统一领导下，由总会计师负责全面组织领导。总会计师要对企业的全面经济核算工作负主要责任，协助厂长建立和健全企业经济核算的责任制度，监督和检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是否讲求经济效果，组织企业的经济活动分析。从实践经验来看，企业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分工归口的协作关系。在厂长和总会计师的统一领导和全面组织下，财务会计部门是企业实行全面经济核算的综合部门，由这个部门具体负责全面经济核算各项经济指标的综合平衡和全面考核。当然，以财务会计部门为主，决不意味其他部门可以忽视这项工作，这些部门应该根据各自分管工作和职责范围，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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