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军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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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试读：
来自敌后的战争
1937年，陕西洛川县城北冯家村。
这里沟壑纵横，是一个只有50户人家、200多人的小村庄。是年8月22日至25日，在村子里的一家私塾内，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与会者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任弼时、彭德怀、张国焘等23人。
就在一个半月前，在距离宁静的冯家村700多公里外的北平，日本帝国主义拉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
7月7日夜，日军炮轰宛平城。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
7月29日，日军进攻天津。7月30日，天津沦陷。
8月13日，日军登陆上海，中国守军奋起回击，淞沪会战打响……
战局的演进出乎了社会各界的预期。日本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论调似乎正在成为现实。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针对当前战争的形势和中日两国的国情，与会代表全面分析了敌、我、友三方的具体情况：战争初期，敌强我弱，中国在军事上单靠正面战场作战是难以取胜和持久的，还必须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由于日本国小人少，而中国幅员辽阔，这决定了日军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而广大农村则是日军统治的薄弱环节，如果能深入敌后农村，钻进日军的心脏地带，则能够给日军以最有效的打击。国民党军队控制着大部分人力、物力、财力和地区，还有约200万正规军；相比之下，我军抗战开始时只有11万多人，不仅人少，且装备简陋，只有步枪、手榴弹。但我军有一支经过长期战争锻炼的人民武装，有进行游击战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丰富经验；同时敌后农村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怕日军封锁，可以解决抗战的物资供应，在那里能站住脚跟。于是，洛川会议确立了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人民军队开展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的新的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这次会议不仅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而且极大关系着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着整个中华民族解放的命运。
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序言正是洛川会议的决定，使得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便形成了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两个战场：一个是由国民党军队所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所创造的敌后战场。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显著特点，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对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全国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通过淞沪、忻口、徐州和武汉四次大规模战役，正面战场歼灭日军25万余人，迟滞了日军的战略进攻。但由于战略战术单一，否定运动战和游击战，没有发动全面的人民战争，国民党军队未能阻挡住日军的进攻，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和要地迅速被日军占领。这时，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互配合、对日军形成两面夹击的战略构想开始发挥作用。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迅速挺进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在国民党丢失的国土上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变日军的后方为前线，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如朱德同志指出的，“这种挺进是在敌人战略进攻阶段上我方的反进攻。就是说：当敌人向我进攻，而国民党军队大批退却的时候，八路军和新四军则以无比英勇的姿态向敌后反攻，取得不断胜利，牵制敌人，建立战略根据地，创造了解放区，并在精神上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的意志”，从而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华北地区正面战场的大规模正规作战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八路军总部迅速作出了分兵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部署，八路军三大主力进一步在山西实行战略展开，分别依托五台山、吕梁山、管涔山、太行山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随后，八路军在以主力继续创建和扩大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分兵一部挺进平原地区。从1938年4月起，八路军各部又逐渐将抗日游击战争由山区推向冀鲁豫平原地区，开辟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在华中，新四军各部于1938年4月开始，在皖南和苏南、皖中、豫皖苏边区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这期间，广泛流传于抗日根据地的一首歌曲《到敌人后方去》生动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到敌人后方去，
把强盗赶出境。
不怕雨，不怕风；
抄后路，出奇兵；
今天攻下来一个村，
明天夺回来一座城；
叫强盗顾西不顾东，
叫强盗军力不集中。
到敌人后方去，
把强盗赶出境。
两路夹攻才能打得赢，
两路夹攻才能打得胜。
……
敌后战场的开辟，形成了独当一面的战略格局，打乱了侵华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被动为主动，变战略被包围为战略反包围，形成敌后与正面两个战场并存的战略布局，对日军构成了两面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鉴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建立和扩大，并由此带来的威胁，日军在占领武汉、广州后，被迫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自此，全国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是中日战争全过程的枢纽。
但就在这时，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开始发生改变，改变到对日寇消极抗战，对内积极反共反人民。在日寇方面，虽然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但是在华北、华中，却不期遇到八路军、新四军这样的对手，许多地方被我收复，好像心脏里插进了一把利刃，所以也改变了政策，开始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而对八路军、新四军则集中兵力进行“扫荡”“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腹背受敌，敌后战场逐步迎来了最艰难的时刻。
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之后，一直到1944年日寇重新向国民党战场作了一次带战略性的进攻为止，其间共五年半之久；在这样长久的时间之内，日寇在华的主力是对敌后战场作战，敌后战场抵抗的日伪力量，到1944年竟占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针对日军的“囚笼政策”和“扫荡”“蚕食”“清乡”“治安强化运动”以及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敌后解放区军民进行了艰苦的反“扫荡”作战。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了像沂蒙红嫂明德英、王换于，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回民母亲白文冠等一大批可歌可泣的中华儿女，其无比的英勇、无比的坚忍，实为中华民族永久增光。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八路军、新四军逐步实现由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军事战略转变，从1944年春起，解放区战场开始发动大规模春夏季攻势，为局部反攻转入全面大反攻创造条件。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随后全国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向日伪军发动了全面大反攻，不断取得胜利，扩大了解放区的面积，夺取了许多日伪军防守力量相对薄弱的中小城镇，进一步将敌压缩到大城市。中国军民的战略大反攻，最后完成了《论持久战》科学预言的抗日战争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最后一个环节。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从1937年洛川会议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到1945年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8年全国抗战的漫漫征程中，敌后战场在变化中坚持，在坚持中调整，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从全国抗战的抗战初期在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到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逐步挑起中国抗日战争的重担，上升为主战场，并与正面战场友军共同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敌后解放区人民，对日伪军作战共125 165次，毙伤俘日伪军1 714 117人（其中共歼灭日军527 422人），缴获长短枪682 831支、轻重机枪1.1万多挺、各种火炮1 852门，收复国土104.8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55亿。同时，牺牲也是巨大的。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区平民伤亡890余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共伤亡584 267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这是一场来自敌后的战争，它走在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前方！陈知建第1章白山黑水
世界上很少有哪支军队会像东北抗联那样，其主要的创建者和指挥者有大半战死沙场；也很少有哪支军队会像东北抗联那样，无论是司令官还是普通战士，在14年漫长的岁月中时刻面临着冻死、饿死和战死的威胁。然而正是这样一群中国人，正是这样的一支孤悬于敌后的军队，与日伪军进行了多达6万多次的大小战斗，歼敌18万余人。我们谁也不离开
东北烈士纪念馆，原哈尔滨市伪警察厅，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作为日本侵华的见证，这里曾是日伪军镇压和残害中国抗日志士的罪恶之地。
抗战胜利以后，作为最早的革命纪念馆，东北烈士纪念馆真实记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军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历程。今天，我们在这里回望那场伟大的人民战争，踏寻着英雄的足迹，再次穿越时空，去触摸那段遥远而真实的历史……图1-1 东北烈士纪念馆
1931年9月18日10时20分，沈阳城北，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部柳条沟的铁路，反诬称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并袭击日军守备队，悍然攻击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由于东北军司令部坚持执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导致日军长驱直入。9月19日凌晨，沈阳沦陷；同一天，安东、本溪、营口、抚顺、铁岭、四平等18座城镇先后陷落；9月20日，长春陷落；11月19日，齐齐哈尔陷落；次年1月3日，锦州陷落；2月5日，哈尔滨陷落。至此，日军在四个月零十八天的时间内便占领了东北三省的主要城镇，为其后向关内扩大侵略战争夺得了前进基地。图1-2 “九·一八事变”之爆破现场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号召红军和被压迫群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
就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在其所在地沈阳市福安巷（原北市场福安里4号）的一间很不起眼的青砖瓦房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主持会议的年轻人名叫罗登贤。图1-3 中共满洲省委在沈阳的旧址
这年春天，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罗登贤被从上海派到东北巡视工作，正赶上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在这次会议上，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一份在9月18日那个晚上的枪炮声中连夜起草的重要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这份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九·一八事变”的真相：“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更有力的统治满洲、侵略蒙古，以致使满蒙成为完全殖民地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者宣传‘这次冲突是奉天北大营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道所引起的’，这完全是骗人的造谣，三岁小孩子也不会相信这些话！”图1-4 罗登贤
在会议结束之前，罗登贤站起来大声说：国民党不抵抗，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他的声音由于激动甚至有些颤抖。他接着说：我要庄严地申明一点，不驱逐日寇，党内任何人不能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就不是共产党党员！
现场所有人当即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谁也不离开！
这年12月，26岁的罗登贤临危受命，出任新一届满洲省委书记，并将省委迁往当时日军还没有占领的哈尔滨。在这里，11月14日，时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马占山（1885—1950），违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带领所部血战江桥，这是东北军爱国官兵有组织地大规模抵抗日军侵略的壮举。由于日军不断增援，而马占山却是一支孤军，战至18日，在消灭日伪军千余人后，马部只得撤往齐齐哈尔。图1-5 时任黑龙江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马占山
江桥抗战虽以失败告终，但此后，未撤走的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及东北爱国民众纷纷揭竿而起，自发组成反日义勇军、工农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山林队等抗日武装，这些抗日力量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共满洲省委积极委派共产党员进入到各义勇军队伍，协助和领导义勇军作战。到1932年，义勇军人数已达30万人之多。图1-6 东北抗日义勇军图1-7 辽西义勇军之红枪队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发展壮大，是日本侵略者一开始不曾料想的。“九·一八事变”之后，一触即溃的东北军极大地刺激了侵略者的野心和气焰，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在给日本裕仁天皇的奏折中嚣张地宣称：“我敢拍着胸脯保证，对中国的领土，可在3个月之内完全占领。”可他哪里想得到，仅是东北这块土地，很快就让他吃不消了。
日军侵占东北后，其继而侵略全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1932年3月1日，日本假借“满洲国”政府名义，宣布伪满洲国成立。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很快同日本签订《日满议定书》，使得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控制了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成为日本的傀儡政权。然而，不甘做亡国奴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时刻打击着日军的统治。在“九·一八事变”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抗日义勇军一度收复的县以上城镇达40多座。1932年6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上奏军情报告》中说：“自兴兵以来，丧失了将士七百二十六名，出现一千五百余名战伤者和数百人冻伤者，实在为之恐惧不安。”本庄繁上奏的伤亡数字，当然仅仅是日军官兵，并不包括在他们看来生命不值一提的伪军，但这个数字足以让他们开始感到有些害怕了。图1-8 1934年3月，日本将所谓的“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变成了“皇帝”。图为溥仪与真正的统治者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左五）等合影。
1932年9月15日，辽宁省的抗日义勇军袭击了抚顺市市郊平顶山等地，使日伪军损伤惨重。义勇军撤出后，日军不敢出城追击，竟把怒火发泄到老百姓身上，制造了令人发指的平顶山惨案。1932年9月16日上午，日本宪兵抚顺分遣队包围了平顶山镇，以照相为名，用刺刀将所有当地百姓逼赶到平顶山南面的洼地里，然后用6挺机关枪疯狂扫射，人群中顿时血肉横飞，惨叫声、呼喊声连成一片。这场大屠杀历经3个小时，致使3 000余名无辜百姓惨遭杀戮，300多户人家几乎被杀绝，800多间民房被烧毁，整个平顶山只有不到30人死里逃生。继这起惨案后，日军又分别在土龙山、老黑沟等地制造了多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可以说，凡是东北义勇军活动比较集中、激烈的地区，几乎都有日伪军留下的“万人坑”。
1932年冬天，日军纠集20余万军警，对东北各地的义勇军开始了“大讨伐”。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各义勇军队伍又没有领导核心、大多各自为战，遭到了严重挫折。辽宁省义勇军大部分被打散，黑龙江、吉林两省的义勇军相继退入苏联境内，至此，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渐渐归于沉寂。此时，中共党组织认识到，要想取得抗战斗争的胜利，必须有统一的领导，必须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从此，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到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游击初始
1932年1月15日，在松花江中的一个无人沙洲上，刚刚迁到哈尔滨的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在会上，罗登贤要求共产党员到广大的农村地区去建立自己的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此决议上报中央之后，正在江西中央苏区进行反围剿斗争的周恩来，依据罗登贤的请求，向东北地区陆续派出了一批重要的军事骨干。而在这之前，一批被关押在奉天监狱的共产党员也被组织营救了出来并留在了东北。此时，日伪军警在东北总共有20多万人，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党团员加起来只有2 000多人，可正是这2 000多人，在东北的漫漫黑夜中，就如同扑不灭的火种，燃起了这里14年熊熊不灭的抗日烈火。
当时，罗登贤做了如下一番排兵布阵。
除了已经在吉林地区义勇军中工作的周保中、李延禄之外，以沈阳为划分点，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被派到东满建立游击队；满洲省委驻下江代表冯仲云被派到北满工作，整顿重建汤原游击队。与此同时，由中共中央委派的共产党员李兆麟、魏拯民、曹国安、宋铁岩、赵一曼也陆续到达东北。至此，北满、东满、吉东等大部分地区的党员干部基本敲定。
而对于抗日形势更为复杂的南满到底派谁去呢？罗登贤想来想去，目光落在了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的身上。这个27岁的年轻人叫张贯一，生的是人高马大。当时罗登贤的心思张贯一非常清楚，于是就主动说：“在你身边我就是一个参谋，你如果把我派到南满去，我一定拉起一支红军队伍，打出一块苏区来！”就这样，张贯一肩负使命，奔赴南满，在这之后，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令今日的人们如雷贯耳的名字——杨靖宇。
其实，杨靖宇本也不姓张，而姓马，原名马尚德，1905年出生于河南确山县。他18岁时在河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上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杨靖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家乡领导农民运动。他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到开封、洛阳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5次被捕入狱，饱受酷刑，但却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图1-9 1926年杨靖宇（右一）在开封河南省立第一甲等工业学校读书时的留影
据抗联老战士后来回忆，杨靖宇到南满后之所以改名，有两个原因：其一，南满游击队原来的政委名叫杨奠坤，
他在一次与日军的战斗中负伤，后回哈尔滨进行治疗。由于杨奠坤在队伍中威信很高，杨靖宇担心自己一来可能会影响到部队的士气，所以改姓杨；其二，“靖宇”在朝鲜语中有“驱逐外敌”的意思，于是便化名杨靖宇。那个时候杨靖宇一门心思只想抗日，哪会想到，“杨靖宇”将是他使用的最后一个化名；他更没有想到，这个名字日后将会被历史和每一个中国人所铭记。
在杨靖宇来到南满之前，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已经成立了一支工农反日义勇军，但这支游击队缺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识，在与日伪军战斗的同时，还要和一些山林队伍打仗。杨靖宇找到这支队伍时，正是南满游击队处境最为艰难、队员思想最为混乱的时候。于是杨靖宇先做党员的工作，然后深入部队找战士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动向，鼓舞士气。
在一次深夜召开的党组会议上，杨靖宇指着桌上的油灯对大伙儿说：你们看，这灯要是没有碗，就盛不住油，可是光有碗没有油，这灯也点不着。你们都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人熟地熟，可要没有了根据地，那就等于是没有了家。现在县委活动困难是实情，可党组织还在，还是咱们的靠山、主心骨、灯芯，能给咱们照亮啊！
杨靖宇的这番话，获得了所有人的赞同，于是，他们开始主动配合杨靖宇着手重建游击队。
杨靖宇首先取消了那些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绿林番号，公开向所有不打日寇、专与游击队作对的地主武装和山林队发出严重警告，并枪毙了独霸磐石的恶霸。杨靖宇的这些举动对于居心叵测的少部分人产生了震慑作用，游击队也重新在磐石站稳了脚跟。
通过整改，南满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并在1933年年初以崭新的阵容在磐石玻璃河套一带建立起了根据地。南满游击队自此进入了一个连战连捷、士气高涨的时期。这时，杨靖宇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军政部的绝密文件中。
南满游击队的不断发展，令日军十分恐慌。为了消灭这支新生抗日武装，1933年1月至4月间，日军调集守备队和伪军千余人，对游击队和玻璃河套游击根据地发动了4次“讨伐”。
面对大兵压境，杨靖宇带领战士们主动出击，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粉碎了日军的4次讨伐，并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南满游击队作战60余次，部队由建队时的不足百人，扩大到250余人。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不仅打开了南满地区的抗日局面，而且通过战斗实践为党领导下的全东北的抗日武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当时在北满，还有一个能与杨靖宇相提并论的人物。
在北满巴彦游击队打下巴彦县城后，其主要成员合了一张影，在这十几个人当中，有一张娃娃脸，他手持马鞭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位置。这个模样像少年一般的年轻人，个头要比其他人小很多，可实际上，在照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已经24岁了，这个人，就是日后声名远扬、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赵尚志，下面这张照片就是他现存于世的唯一一张真实照片。图1-10 巴彦游击队打下巴彦县城后，其主要成员的合影。其中，有张甲洲（后排中），赵尚志（前排中，时任巴彦游击队政治部主任）。
1932年1月，正是这个刚刚从奉天监狱被组织营救出狱的小个子，引起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的注意。
赵尚志1908年出生于辽宁辽阳市，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在罗登贤看来，赵尚志虽然个头不高，只有1米6出头，但他目光坚定，浑身透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气，将来必有建树。于是，罗登贤委派他到张甲洲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力图在北满打开抗日局面。在赵尚志刚到巴彦游击队的时候，队员们并没把他当成领导看，都叫他“小李先生”，而赵尚志也没有什么架子，与战士们打成一片。为了了解每一个战士的情况，他平时喜欢跟队员们聊天：“家在哪啊，爹妈身板硬实吗，娶媳妇了吗？”“为什么要上队呀？”“对队伍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啊？”当时没人能够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小李先生”，很快就将叱咤风云，威震北满。
为了迅速打开局面，1932年9月初，赵尚志带领游击队对巴彦县城发起攻击，一仗下来，缴获了县城日伪军全部武装。游击队由此声威大震，很多老百姓纷纷前来投靠，队伍一度发展到700多人。
1932年11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巴彦游击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这年冬天，为了筹集游击队越冬物资，赵尚志决定攻打东兴县城。就在返回途中，遭到数量几倍于己的日伪军的反攻，赵尚志在战斗中左眼被弹片击中，从此失明。东兴战斗的失利，对这支队伍的打击是沉重的，而在之后的一次作战中，游击队又遭到日本关东军的一次包围合击，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一·二六指示信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部分参加东北抗战的同志的汇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也就是后来通称的《一·二六指示信》。
这封指示信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明确提出东北抗战中的统一战线问题；二，分析四种反日武装的性质及对策；三，强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保持党的独立性；四，强调群众斗争策略的灵活性。
在这封13 000多字的指示信中，围绕着一个关键词：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指示信明确地提出了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一·二六指示信》的到来，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区各抗日游击队，带来新的生机和希望，此后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主动争取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地义勇军，在抗日游击队的基础上，开始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这就是后来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之一。图1-11 深山密林中的东北抗联战士
1933年，在磐石北部的山林深处，杨靖宇召集了十多个抗日义勇军、山林队的首领，表明只要是抗日的都是兄弟，南满游击队要与东北一切抗日力量结成统一战线，生死与共，肝胆相照。
这年9月18日，南满游击队正式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与此同时，在东满地区，中共东满特委以东满4县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独立师。
10月，赵尚志来到了哈尔滨东部的珠河县，在中共珠河县委领导下，成立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赵尚志重组的这支游击队，虽然只有13个人，十来条枪，但成立大会却开得有板有眼。在大会上，赵尚志带领全队官兵鸣枪宣誓：我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夺取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必武装东北3 000万同胞，驱逐日寇滚出神州，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誓言响彻山谷。后来，就有了著名的哈东支队，直至成为北满最具战斗力的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图1-12 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红枪白马
就在赵尚志领导的这支部队中，有一位30岁的四川女子，战士们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在战场上，女性总是引人注目的，哈尔滨的伪满报纸曾刊登关于她的报道，说她是“红枪白马”，这个“女政委”就是赵一曼。图1-13 赵一曼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190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同年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回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东北，后随省委机关转到哈尔滨，任满洲省总工会组织部长、代理书记。1935年秋，调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治委员。
1935年冬，赵尚志率主力远征，留在珠河的赵一曼，不幸被日伪军包围。在战斗中，赵一曼的左大腿被子弹击中受伤，昏倒在雪地里，被日伪军捕获。
受伤被俘的赵一曼被押到哈尔滨伪警察厅。据审问她的日本军官大野泰治后来在战犯管理所供称：“为了证实赵一曼的共产党员身份，特务用尽了各种酷刑，把竹签钉进她的指甲缝，用鞭子狠戳她的伤口，把热辣椒水和凉汽油交替地往赵一曼的喉管和鼻孔里灌，但是没有得到关于共产党和游击队的任何信息。”后来，赵一曼因疼痛导致昏迷，敌人担心她死亡会得不到口供，便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图1-14 1935年，赵一曼在哈尔滨第一医院接受监视治疗。
在此治疗期间，赵一曼也没有停止抗日宣传工作，只要有机会，她就跟负责看守自己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医院的见习护士韩勇义主动聊天，给他们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游击队的战斗故事。图1-15 原哈尔滨第一医院见习护士韩勇义
通过与赵一曼的交流，他们的爱国之心和民族意识被唤醒，他们对赵一曼的同情逐渐转变为由衷地钦佩。于是，两人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虎口，然后一起参加抗日游击队！
1936年6月28日晚，电闪雷鸣、大雨滂沱，被关押了8个多月后的赵一曼在董宪勋和韩勇义的帮助下，从医院逃走。29日凌晨，敌人发现赵一曼等三人失踪，立即派出大批军警封锁交通要道。早上5点，日伪警察追到阿什河以东20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坐在马车上的赵一曼、董宪勋、韩勇义，三人同时被捕。图1-16 赵一曼从医院逃走时使用的皮箱和换乘的大车
赵一曼、董宪勋、韩勇义被带回哈尔滨后，被分别关进了哈尔滨市伪警察厅地下一层的拘留室里。为了能让人们更加直观地了解日伪军的罪恶史，如今的东北烈士纪念馆仍然保留着当时关押赵一曼的牢房。就是在这间暗无天日的地牢里面，日伪警察对赵一曼再次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摧残。
刑讯室里，悬吊的铁链、冒着火光的炭火盆、烧红的烙铁，各种刑具杂乱地摆放着，墙上、地上血迹斑斑，屋里还弥漫着一种焦煳的味道。酷刑过后，身体上的疼痛让赵一曼昏死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阴冷的地面还有铁窗外面吹进来的凉风让赵一曼渐渐地苏醒过来，但是她没有办法翻身动弹，只能静静地躺在地上。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和革命战士，同时也作为一名妻子、女儿、母亲，这一天，她的心没有一刻是安静的。她把所有能想到的都想了一遍。赵一曼知道，自己恐怕是没有办法活着走出这里，即便是能够出去，也是在通往刑场的路上。赵一曼并不是生无可恋，这个时候，她最放不下的只有自己已经7岁的儿子。7年前，因为工作需要，赵一曼忍痛将刚出生不久的儿子送到汉口亲戚家抚养，这竟成了她们母子间的永别。图1-17 赵一曼与儿子
从被捕到走上刑场这9个月的时间，赵一曼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在最后一刻，她身上白骨外露，身体因遭受电刑多处炭化，但始终没有吐露党的任何信息。日本人对她绝望了，最后决定处死她。
1936年8月1日，日军把赵一曼押回珠河，他们要用她的鲜血，恐吓游击区的人民。
在火车上，赵一曼要来了纸和笔，给7岁的儿子写下了一封遗书。在遗书中她这样写道：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图1-18 赵一曼遗书（赵一曼临刑前留下的遗嘱是用日文记录下来的，此图是其子宁儿成人后亲笔抄写的中文本。）
这封让人不忍心去读的遗书，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从日伪档案中发现的。遗书总共162个字，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充满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不舍，但面对牺牲，又是如此的毅然和决绝。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有血有肉的民族英雄——赵一曼。
赵一曼就义后，董宪勋因受刑过重在狱中去世，韩勇义同样遭受了各种酷刑的折磨，日伪警察在一份报告材料中写道：“韩勇义仅是在很短的时间受了赵一曼的宣传，已具有根深蒂固的抗日思想。”报告中还引用了韩勇义的一段话：“在自己的五体之中所流着的热血，是中华民族的热血。我期待着将来的抗日战线得到扩大，把日本人从东北驱逐出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抗争，日本侵略者似乎一开始就低估了中国人民。他们没有想到，残酷的暴行不仅没有吓倒中国民众，反而唤起了更多中国人的民族觉醒。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开始加入和支援抗日游击队伍，东北反日统一战线的进一步扩大，使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好局面。抗联建军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在各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要求和中国国内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于8月1日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图1-19 《八一宣言》
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1936年2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以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王德泰等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图1-20 《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
从宣言发表的1936年2月到1937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的11个军相继成立，兵力最高达到了3万余人。此后，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东北抗日联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游击战争。
东北抗日联军的成立，的确使日本关东军越来越惶恐。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很清楚，伪满洲的抗日力量在思想上政治上已经加强，并且产生了质的变化。于是，一项更为的残暴的计划渐渐被酝酿成形。佐佐木到一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经过策划，制订了1936年4月至1939年3月的“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妄图在三年内达到“彻底肃清在满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部队”的目的。
1936年10月，日军首先对东边道北部9县发动了满军“独立大讨伐”，在通化成立了讨伐指导部，由佐佐木到一任指导部长，伪满军政部大臣于芷山亲自任司令官，调集兵力1.6万人，对抗联第1、2军及其他抗日军进行残酷的分区讨伐。图1-21 佐佐木到一
其实，对于抗联接下来面临的抗战局势，杨靖宇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深深的担忧，虽然几年来部队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是面对日伪军一次比一次庞大的“讨伐”，抗联第1军的战略回旋余地已经非常小。当时，他们的西面和南面是日伪军严密控制的奉天和辽东半岛，北面是伪满洲国的心脏长春，东面是朝鲜，虽有长白山之险，但日军重兵的守卫和东北的恶劣气候使这仅有的优势大打折扣。处在如此的包围之中，唯一的办法是去寻找战略上的支持。
早在1935年10月，杨靖宇得知第一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在第二年早春的一天，杨靖宇又从日伪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为了实现直接对日作战而扩充红军开始东征的消息，他非常兴奋，一个战略构想在脑海中慢慢形成了。如果红军东征能到达热河作战，他的部队就可以从西南至东北两个方向，对承德、锦州、奉天之敌形成互为掎角之势，那样不但能够获得急需的战略支援，而且整个伪满南部甚至整个东北战场的局面都会改变。
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发起东征，渡过黄河挺进山西，但在蒋介石各路人马的阻击下，5月，东征部队不得不撤回陕北。在得知这个消息后，1936年6月和11月，杨靖宇连续两次组织抗联第一路军远征热河，一度进展至沈阳、抚顺一带，并在摩天岭战斗中歼灭日军今田大尉以下140余人，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和天气原因，两次远征均未达到目的，而且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尽管如此，远征作为“东北抗日联军同中央红军相呼应的首次试探”，意义重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早已关注着东北抗日斗争的毛泽东，更加注意着这片热土，注意着在这片热土上浴血奋战的抗日同胞。最寒冷的冬天
1936年11月，日本和德国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协议规定，在反对共产国际方面，两国“交换情报”“紧密合作”。这是日、德两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个协定使日本和德国两个法西斯国家在反苏反共的旗帜下建立起了公开的军事联盟，以实现其平分世界的野心，同时，也加速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
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向北平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反抗，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此爆发。
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建立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大环境下，东北抗日联军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成为全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战略上积极配合着关内的抗战。“七·七事变”之后，有人可能会觉得，日军的兵力集中到关内去了，顾不上东北了。可事实上，日军在大举进攻关内的同时，为了安定东北后方基地，加紧了对东北抗日游击区的进攻。日军除了集重兵于东北各战略要地外，还派出大批精锐部队严密封锁抗日游击区，其手段也更为毒辣。所以，可以说，东北抗联在1937年11月之后，也迈入了最寒冷的冬天。
1937年冬，日军将攻击重点转向南满的抗联一路军，同时准备开始“三江大讨伐”。日伪军对这次“讨伐”所下的决心之大、动用的兵力之多、计划之周密、措施之恶毒都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以摧毁抗联后方根据地、“剿灭”地方党组织、“聚歼”抗联于三江地区为主要目的。1938年春，万余名日伪军在汤原根据地以枪杀、火烧、填井等手段屠杀了成百上千的居民，制造大恐怖，23天时间便基本摧毁了北满抗联部队赖以立足的汤原后方根据地，完成了其建设“集团部落”和“无人区”的计划。图1-22 侵华日军在东北建立的“集团部落”“集团部落”，当地农民称之为“归大屯”，它是日军为了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彻底断绝东北抗联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和粮食物资的供应而实施的暴行政策。早在1942年，日伪当局就在东满地区推行了“集团部落”。具体做法是，日伪军强迫农民烧掉自家的房屋，离开故土，迁到被指定的区域，对其进行严密的封锁，禁止粮食、食盐、被服等物资从“集团部落”外流，而选建的地点，一般在东北抗日联军活动频繁、日军易于警戒的地方，“集团部落”的周围就成了被隔绝的“无人区”。
由于“集团部落”生存条件极差，大批民众病死、冻死、饿死。当时整个东北受此迫害的人口达500万以上。面对日伪统治区的残暴政策，有一首民谣十分形象地道出了当时老百姓的处境：“鬼子要归屯，百姓日夜愁。愁得坐不稳，愁得站不安。只盼抗联快点来，打跑鬼子保家园。”处于困境中的老百姓盼抗联，可是抗联此时正是鱼儿离开了水，处境比他们更为艰难。
1938年以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极其艰苦的阶段，尤其是在冬季，天寒地冻、缺衣少粮，斗争更加残酷。在失掉了原有的游击区和根据地以后，抗联各军不得不由人口较多的浅山区转入到人口稀少的深山区，在长白山和小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之中，建立秘密营地，并且以此为依托，继续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为了冲破1938年日伪军在伪三江省的“大讨伐”、跳出日伪军包围圈并拓展新的抗日游击区，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路军部分指战员由濛江向中朝边境、临江、长白县区域等地区进军。冬季衣着单薄的战士冒着零下三四十度严寒的侵袭，踏着山间没膝的大雪，进行了连续的艰苦行军。北满抗联部队第3、6、9、11军主力穿越小兴安岭，向西部的海伦地区进行远征。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生！
起来呀！果敢冲锋，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
浓荫蔽天，野花弥漫，湿云低暗，足溃汗滴气喘难。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
兄弟们！镜泊瀑泉唤醒午梦酣。
携手吧！共赴国难，振长缨，缚强奴，山河变，片刻熄烽烟。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野火熊熊，敌垒频惊马不前。
草枯金风疾，霜沾火不燃，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重山。
奋斗啊！重任在肩，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黑暗一扫光。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减，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
在远征路上，每到宿营地，战士们便围在一起，轻轻吟唱这首抗联军歌：《露营之歌》。
10月上旬，第5军一部与吉东地区第2路军在突围过程中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边与日军遭遇。冷云等8名抗联女战士为掩护主力突围被敌人包围，她们奋死抵抗，在投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后毁掉枪支，手挽手跳进了冰冷的乌斯浑河中壮烈殉国。她们中年龄最大的25岁，最小只有13岁。图1-23 八女投江纪念碑
杨靖宇的部队在濛江游击区没有固定的营房，甚至连帐篷也很少，所以通常只能露宿在原始森林里。为了避免暴露自己，有时还不能烧火取暖，只能依树休憩。每次睡眠也不能超过30分钟，不然就有被冻死的可能。在这样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行军打仗其艰苦程度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东北抗联的游击战争有着这样的评价：“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1938年11月5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发出“给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全体同胞致敬电！”电文称：东北抗日军队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并说：“我们坚决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民族抗战到底，坚持持久战，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定能克服目前的困难，团结全民族的力量继续抗战。”
然而，此时的东北抗联因为在偏僻山林中与日军周旋，已经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此后，东北抗日联军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坚持抗战，为配合全国抗战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与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继续进行着顽强的抵抗。
1940年，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最困难的一年。东北抗联各军在反“讨伐”斗争中损失惨重，原有的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大部分被破坏了，抗联部队人员从原来的3万余人锐减到不足2 000人。此后，抗联第一路军、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大部，相继越界到苏联境内进行休整。在东北战场上，只剩下少数小股抗联部队在长白山区、松花江下游和黑嫩平原坚持着抗日游击战争。
1940年12月至1941年初，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联军部队组成南、北两个野营。1942年8月以后又统一编为1个教导旅，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一面整训，一面不断派小分队进入东北开展游击战，直至1945年8月，积极配合苏联红军远东战役的作战行动，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坚持原地战斗的抗联部队，其处境艰苦的程度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我们唯有从以下这些东北抗联将领的牺牲情况中回望它的惨烈。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濛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与敌战斗中，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壮烈殉国。日军在解剖他的遗体时发现，他的胃中竟然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图1-24 1940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五），杨靖宇在这个地仓子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晚上。
5月21日，第二路军一支队支队长王汝起率部在大饶河县大岱河伏击伪军的战斗中牺牲。
7月20日，第三路军三支队政委赵敬夫在德都县朝阳山抗敌战斗中牺牲。
12月8日，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在南湖头小弯沟遭到数十倍敌军的包围，壮烈殉国。
1941年2月，第二路军第10军军长汪雅臣负伤被俘后牺牲。
1941年3月8日，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在与敌人的战斗中病逝。在最后的日子里，魏拯民还在不间断地写信，希望能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共同抗日。
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率小部队在袭击鹤岗县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时，遭特务枪击，受伤被俘8小时后牺牲。
如今，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四条大街和四座公园以这些民族英雄的名字命名，人们用特殊的方式纪念这些为东北这块土地献出生命的英雄，而这只是极少数我们能够记住的名字。
在长达14年的东北抗战中，数以万计的抗联战士没有来得及留下名字就已为国捐躯，他们的故事埋葬在这片白山黑水间，无处追溯，无迹可寻。但我们相信，这样的一支军队，这样的一种精神，将永远不会被后人遗忘。
世界上很少有哪支军队会像东北抗日联军这样，其主要的创建者和指挥者有大半都战死沙场；也很少有哪支军队会像东北抗日联军这样，无论是它的司令官还是普通战士，在14年漫长的岁月中时刻面临着冻死、饿死和战死的威胁。然而正是这样一群中国人，正是这样的一支孤悬于敌后的军队，与日伪军进行了多达6万多次的大小战斗并歼敌18万余人。如今，当再次推开历史的大门，仰望烈士的英灵，人们不禁心怀感恩，因为，自东北抗战开始，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敌后根据地，全民族抗战的局面焕然一新，而这场人民战争也成就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第2章共赴国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打翻了日本期望中国发生新的内乱以便趁火打劫的如意算盘，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日本人似乎从没有想到，遭遇了国民党五次『围剿』的中国共产党，竟会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拉起了国民党的手。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留。几个小时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出的“特急件”，被送进了毛泽东的窑洞……“东、来兄：……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人士，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一致认为这次事变的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事发突然，情况不明，在会上，对如何“速复”这一问题，大家进行了意见交换和深入讨论。讨论的焦点，最先便落在了如何处理蒋介石这个问题上。
有人说，抓了老蒋，还不马上杀？！大快人心啊！也有人说，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杀蒋介石，恐怕会出大乱子，应该先公审。还有人说，张、杨兵谏这个事儿，太突然，我们事先毫不知情，要冷静，看看再说。
在这天会议的最后，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与抗日并列！
在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又就这一问题表了态。他说：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才是上策。
1931年的9月18日，北大营日军的炮声震惊了全中国，这表明，世界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第一把战火，已经被日本点燃。然而侵略者的目光，却并没有停留在东北。“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很快阴谋策动“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而这时的东京，已经制定了骇人听闻的全面侵华战略。在这个可怕的战略计划上，赫然写着：一个月占领华北，三周攻下南京，十天进驻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
当时日本的小学生在上地理课时，老师会先指出了日本的国界，然后指出日本所谓的“精神境界”，他们教育这些孩子说，日本缺少资源，长大后，他们必须到外面去开疆扩土。而此时，日军正在中国疯狂地杀害无辜的孩子，奸淫他们的母亲。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让日本军国主义者肆无忌惮，妄图速战速决，国民党的忍气吞声，只换来了日军的铁蹄南侵。然而，与国民党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日本的野心早有预判，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的1935年，毛泽东作了一篇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同志们！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事实上，早在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就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同一时间，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两个月后，日本借口伪满洲国得不到承认，宣布退出国际联盟。
毛泽东很清楚，这两件事，绝非偶然，它们预示着法西斯将成为世界最凶恶的敌人。
1935年8月1日，根据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八一宣言》。宣言突出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响亮地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宣言中讲得很明白：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而这时宣言中所主张的联合抗日，已经不再局限于与国民党停止冲突，而是进一步提出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而就在当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比较完整、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
在“西安事变”发生三天后，中国共产党发出《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电报的末尾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均署上了名字。内容如下：
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勋鉴：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傅。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惮反覆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既舌敝唇焦矣……
电报情辞恳切，非常中肯地告诫国民政府，中日矛盾才是主要的矛盾。事实上，关于国共合作一事，确实如这封电报里所说，共产党人是“反覆陈词”“化敌为友”。图2-1 在“西安事变”发生三天后，中国共产党发出《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
然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问题上，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相反，他一直拒绝走一条笔直的路，看不清大势和民心，仍然顽固地继续着他的“剿共”政策。
此时，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全国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涨。
1935年年初，在远隔千里的上海的一栋三层小楼里，年轻的聂耳正沉浸在抗日救亡的创作冲动中，他刚刚拿到了共产党员田汉写的歌词，希望用最铿锵有力的曲调，把词中的呐喊和斗志，表达出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1936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党内发布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他对“西安事变”可能发生的结果做了两种估计，一种是引起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另一种是结束“剿共”内战，使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以早日实现。图2-2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
毛泽东用这份指示统一了全党的认识。那就是，必须力避第一种前途，力争第二种前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在这份指示发出时，在西安，周恩来已经接到了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上明确说，如果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就可以释放他，但是“要有条件地谈判”。
也就是在这一天，日本人慌了。上午11点，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紧急约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威胁他说：“如果南京在抗日容共的条件下与张学良妥协，那么日本会强硬反对。”
12月25日，蒋介石返回南京。西安彻底平静下来了，而东京再次失望。团结起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打翻了日本期望中国发生新的内乱以便趁火打劫的如意算盘，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日本人似乎从没想到，遭遇了国民党五次“围剿”的中国共产党，竟会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拉起了国民党的手。
当时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曾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中国突然出人意料地决定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了。这似乎使日本举国上下都在挠头皮，看起来，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7月15日，在庐山会谈中，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但是，此时的蒋介石虽有抗日的想法，但仍未放弃以妥协求得和平的幻想。
然而，平津失陷后，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此时，蒋介石抗战的方针和政策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最终下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合作抗日的决心。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终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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