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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7 13: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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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宝平

出版社: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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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平作品集:揭密大明最牛CEO张居正的权利生涯(共2册)

郭宝平作品集:揭密大明最牛CEO张居正的权利生涯(共2册)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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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封面

版权信息

当权不过如此

谋位

目录

CONTENTS

序言 雾里看花觅真相

历史上最“成功”的读书人权术是他最好的面具所谓“改革家”生活在历史的转折点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第1章 精巧机变:连环式争斗中屡战不殆

官运亨通的奥秘人治官场不能明争必然暗斗两面周旋上了双保险官场之中情比纸薄得来还需费功夫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

第2章 出奇制胜:精谙牌理却不按牌理出牌

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两利俱存独持其柄知其不可为也要为玩上司兼好友于股掌中投石问路有惊无险胆大心细步步为营借刀杀人迅雷不及掩耳高压之下邪也会压正

第3章 惊天大案:虚伪加阴险的精彩表演

令人难以想像的毒计惊人的心理承受力百密一疏露破绽受控制的司法如此掩盖真相“善始善终”的精彩表演

第4章 各得其所:以性和利维系的权力格局

打开权力迷宫的秘钥非常之人敢做非常之事偷情成正果的太后很有偷情的冲动蛛丝马迹旁证确凿最高实权人物却对大内总管卑躬屈膝隐情和谜团的背后

第5章 顺昌逆亡:干部的选拔任用

感人的制度和实际用人是两回事柔顺竟成为用干部的最高标准精心选配的副手实际上都看走了眼“组织部长”的选配是说你行你就行的典型朱部长的下台说明不服确实不行对心腹的提携保护和翻脸抛弃都如此决绝权术,在对名流的任用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此用干部,谁人欢乐谁人愁

第6章 人治巅峰:以整顿为基调的十年新政

大改革还是大整顿?改革家还是实用的保守主义者?坐享了高拱遗下的和平“红利”两项“改革”值得玩味老套路新招数没有新意但颇有成效的富国策人治和制度的两难选择反辅为主的奥秘

第7章 权令智昏:绝对权力下的忘乎所以

没有不敢迈的坎儿对政治风波的处理绝顶聪明的掌舵者屡犯低级错误巴结和不巴结领导的后果竟然立竿见影过度反应令人窃笑

第8章 为子孙谋:人治是特权的温床

“生活秘书”的风光由秘书引出的官场学原理添乱的老子和作弊的儿子一桩群体性事件的背后

第9章 铁血打压:体制内外异议者的悲惨结局

一个著名思想家之死两位热血学生的惨亡提意见的门生被整得家破人亡

第10章 真假难辨:官场风向随权势而移

独裁者的苦恼清算的信号外围战悄然打响清算,在最高领导人的制止声中不断升级亲信和子弟的败落祸遗子孙人治官场无是非

后记

返回总目录  序言 雾里看花觅真相历史上最“成功”的读书人

张居正其人,绝对是超一流的权术高手,揆诸历史,能够与之比肩的,似乎还找不出第二人。从一个出身低微的寒门之后,跃上国家权力巅峰。不是皇帝却行使皇权,连皇帝都敬他三分怕他七分。但是这一切都披着合法性外衣,皇家心甘情愿,臣民俯首帖耳。不像曹操,身前死后还落下奸臣、谋逆的恶名。

或许有人比张居正更毒辣,但是他没有张居正隐藏得深;或许有人比张居正更专横,但是他没有张居正巧妙。张居正出身低微,却仕途顺遂。在相互激烈倾轧的官场,张居正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几乎没有挨过整。而他整倒大人物后,却能终生以“生死之交”面目与之保持着“友谊”。

比张居正更毒辣的政治家,有。

但行事毒辣,隐藏又深,他实乃空前绝后。

比张居正更专横的当权者,也有。

但专横跋扈,却又能笼络人心,翻遍历史,只此一人。

他在官场中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堪称古代政坛第一人。

在获取权力、利用制度、转化劣势方面,他更是当之无愧的大师级人物。

在获得和行使权力上,制度、体制上所有有利条件,张居正都能够发挥到极致;所有不利条件,张居正都能够转化为有利条件,为我所用。无论是超一流的政治家还是文坛领袖,无论是多嘴的言官还是强悍的将帅,无论是政敌还是师友,张居正都玩于股掌之上,收放自如。

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无论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还是无名小卒,无论是亲信还是游离分子,无论是善意还是居心叵测,只要惹张居正不高兴,必遭无情打击,丝毫没有余地。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不动声色间进行的,表面上,他没有任何责任。

谋略、阴险、胆量,还有自身的俊朗外表,都被张居正充分运用于夺取、维系和行使权力。张居正是成功的男人!男人的成功,如同张居正这样的,实在罕见!

张居正的成功,成功的张居正,秘密只有一个,那就是权术!权术是他最好的面具

有哲人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婢女。这句话一针见血。

还有一个因素:我们中国,专制制度实在太漫长,国人享受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力——言论自由的时光实在很短暂。大家权衡再三,还是吃饱饭第一。而既要吃饱饭、又想说话的话,就不得不采取所谓的春秋笔法了。

如此看来,我们一般国人心目中的历史,是真是假,确实要打个问号。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不是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真还是个疑问。

张居正这个人,就是一个例子。

当下,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张居正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正面人物”,一直被称为明代著名的改革家。在张居正的身上,常常还要加上“伟大”的修饰词,颂扬他的文字不少,地位抬得很高。但依我看,这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们心目中的历史,是真是假?

我们看到的那些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否符合真相?

多少人为他高唱赞歌,但依我看,这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实际上,相当长一个时期,张居正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对他的评价分歧是很大的。比如,有人说张居正这个人偏衷多忌,小器易盈;在其当国掌权的时候,钳制言路,倚信佞幸;用干部基本出于个人爱憎。对于贤能的人,就仿佛掷沙遗尘,眼都不眨一下;而对那些个吹吹拍拍的奸佞小人,却如同嗜醴悦膻从不厌烦。有人甚至说,张居正乃奸人之雄,忘生背死之徒,包藏祸心,倾危同列,狗彘不食其余!

我看张居正这个人,有能力、很勤政,对国家(具体说是朝廷)有功(对人民是不是有功还需要再研究);但是他的道德操守实在太差,作为权力的化身,基本上属于道德沦丧、阴险毒辣的政客,做了不少坏事;对官场和社会风气的破坏作用,也不可低估。

老实说,客观地评价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历史人物,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认为还是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尺,那就是纵向和横向的比较法。那么我们不妨用用这个方法。所谓“改革家”

作为改革家——如果张居正可以称得上改革家的话,那么张居正与王安石无法比拟,无论从私德上还是从改革的力度上。如果张居正有王安石的人品、胸怀,哪怕只有三分之一,那他也可以称得上一个好领导了。

作为权力较量的胜利者,张居正不如被他推翻的前任高拱。可以说,张居正方方面面都比不上高拱,当然,除了阴险毒辣。或许,正因如此,胜利者是张居正,而不是高拱。

可以设想一下,倘若是被张居正推翻的高拱继续执政,许多张居正出于各种原因没有做的事情,高拱会去做;许多张居正做的事情,高拱不会去做。总之,高拱不被推翻,局面会大不一样。高拱在意识形态上主张与时俱进,政治上主张公开性,经济上主张发展工商业,基本国策上反对闭关锁国政策,主张对外开放;如果这些执行下去,中国会不会闯出一条新路也未可知。

倘若高拱继续执政,我们或许会看到一个不一样历史结局。

国家和民族的机会,就是这样被张居正这位政治强人延误的。

比如,高拱极力主张开海运,而张居正则反对之。按照专家的说法,“当时,开海通洋贸易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如果允许大批船队定期从海上来往南北,客观上必然大有助于东南各省对海外贸易线的向北延伸,不但有利于国内沿海的物质交流,也极有可能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居正断然饬禁,显然是悖乎时代发展潮流的。”还说,“如果高拱仍在位任首辅,是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政策决定的。”

发展,就是这样被政治强人给延误的。奇怪的是,今天,我们却在不吝笔墨地颂扬他对国家的贡献,而忽略了这样至关重要的“细节”。

还要指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也不能仅从政治方面去判断,还要看这个人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对人心、对文化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评价张居正,那么这个人更是应该受到谴责的。生活在历史的转折点

张居正生活的时代,是明朝的中后期。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汉族统治的帝国——明王朝嘉靖、隆庆、万历(初年)三朝,半个多世纪风云多变,政局多有起伏。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其一,制度弊端日益显露,公开的制度文本和实际运作已经南辕北辙,所谓的潜规则大行其道。其二,官僚队伍堕入整体性腐败的深渊,弄虚作假成风,贿赂公行,“凡官爵高下,在银多少;事虽细微,非贿不成”;为官者以搜刮百姓为唯一能事,“催征急矣,搜刮穷矣,民力竭矣”,百姓苦不堪言;在歌舞升平的外表下,实际上已到了土崩鱼烂、呼喇喇大厦将倾的边缘。其三,“富益富,贫益贫”,社会分化严重。其四,工商繁荣,风俗大不同于以往,官商相互利用。其五,对于官方意识形态,虽未公开抛弃,实在已被视为僵化教条,新思潮则大为流行,甚至已经有名流公开提出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主张了。

其一,行政制度弊端严重,说一套做一套,潜规则大行其道。

其二,官僚队伍堕入腐败深渊,弄虚作假成风,贿赂公行。

其三,“富益富,贫益贫”,社会分化严重。

其四,工商繁荣,官商相互利用。

其五,新思潮大为流行。

用流行的说法,一方面,官场腐败,贫富分化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另一方面,经济方面出现了商品经济活跃的局面;政治方面自由度相对宽松,甚至出现了公开否定专制制度的启蒙。

这时候,如果有人能够顺势而行,宽容持不同政见者,鼓励工商业,拓展对外贸易,中国会不会找到新出路呢?——高拱就是这样的政治家,他完全具备这样的胆识和担当。但是,他被张居正推翻了。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再说说制度。

在我们的观念里,似乎帝制中国、儒家意识形态就是独裁专制的。其实不然。确切说,儒家的意识形态其实是反对君主独裁的。

但是有一条不可否认,谁来当权,并不是人民来选择的。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皇帝再无能,他也有合法性。有了错误可以罪己,可以批评,但是这个皇统不能变。臣下再有能力,也只是辅佐的角色。这就难为了那些有抱负、有能力的臣子了。处理起来这个关系,很不容易,风险很大。这种情况下,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手腕、权术。

张居正出身卑微,是靠自我奋斗爬上最高权力阶层的著名人物。在极端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中,从各种纵横捭阖、充满诡谲阴谋、攻讦倾轧、人情爱憎瞬息万变的过程中崛起并执掌政柄,不仅在激烈的官场“混斗”中成为唯一屹立不倒者,而且独掌大权十余年。而且,他以富国强兵为职志,对国家有相当贡献。

但是,另一方面,张居正又是阴谋家和独裁者,是玩弄权术的高手。他精谙政治牌理,但往往又不按牌理出牌,常使得对手措手不及,有口难言。他口蜜腹剑,善于伪装,道貌岸然的外表下常行龌龊之举,道德沦丧,心狠手辣。他唯权力是逐,为了权力,不动声色地背叛师友;独掌中枢后又专权独断,骄盈自用,顺昌逆亡,集中体现了人治官场高官显贵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分裂人格,集高尚与卑鄙、伟大与龌龊于一身。

皇帝再无能,他也有合法性;臣下再有能力,也只是辅佐的角色。

这种情况下,难免权谋之术大行其道,成为生存必备工具。

张居正就是深谙此术的佼佼者。

他身上体现出的所有矛盾,都深刻地诠释了这一点。

他一边高喊反腐倡廉,一边却大肆收受贿赂;一边高喊节俭,一边却奢靡无度;一边高喊节操,一边却忘情于美女裙钗间——他对一切敢于挑战其权威者都无情打击,但自己身后也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他是官场权力角逐中的胜利者,同时又是人治制度的牺牲品。张居正作为权力的化身,是强者;但在专制政体和深远的传统政治面前,他又是弱者。人治的官场,只有权力是强者,生命个体永远是悲剧的承担者。

所以,人治、专制制度不摒弃,悲剧就会不断上演。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民族的悲剧;不仅仅是时代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悲剧。  第1章 精巧机变:连环式争斗中屡战不殆

张居正历经大明帝国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在嘉靖朝,张居正基本上是边缘徘徊状态;进入隆庆新朝,一年余连升七级,由一个司局级干部入阁拜相。六年间,先后入阁的“九相”展开了交叉连环式的权力争斗,张居正隐身幕后,充当导演,把上司和朋友当枪使,两利俱存,独持其柄。纵横捭阖的张居正,玩弄权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居然能够做到“怒甲则使乙制甲,怒乙则使甲制乙;欲其斗则嗾之使斗,欲其息则愚之使息”!此等本事,不能不令人骇然称奇!官运亨通的奥秘

张居正仕途顺遂,官运亨通,在当时的官场,像他这样如此顺遂、成功的人,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张居正是成功者!

人治官场,一个出身卑微的人能够一路顺遂,爬上高位,必然有他的诀窍。现在,我要说说张居正这个人是怎样爬上权力高位的。

必需说清楚,张居正的出身是卑微的。换句话说,张居正没有任何的家庭背景可言。考其三代,没有一个可以说得上有地位的人。如果说有什么身份的话,他祖父的身份是“保安”,父亲的身份是“学生”。

可能需要点解释。“保安”身份其实不难理解。明朝的开创者朱元璋搞分封,把子孙分封各地,正面说是享受荣华富贵,反面说是形同禁锢。其中,有一个子孙被封辽王,在张居正出生的年代,辽王的封地就在张居正的家乡荆州。张居正的祖父,是辽王府的护卫卒,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保安”啦。

那么“学生”身份是怎么回事呢?这和科举制度有关。明代,进学校是科举的必由之路。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参加选拔举人的考试。而取得生员资格要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统称童试,被录取的就进入府学或者县学学习,通称生员、童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秀才。在学校学习的生员,用现在的称呼,不就是学生吗?

张居正的父亲不甘心做“保安”,更不想当老农民,就想考取个功名,混个官做做。运气不好还是脑子太笨说不清楚,反正他考了二十多年,也只是考中了生员。说他是学生身份,他可能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你要说他是农民身份,那他肯定不干!因为生员也算是功名的起点了,也算是有身份的人了。所以,说张居正的父亲身份是“学生”,实事求是,绝对真实准确。

可以说,在张居正的仕途上,家庭除了给他添了不少麻烦外,实在没有任何帮助。

排除了这个背景,总体上说,张居正走的是自我奋斗的路子。具体说,张居正之所以能够爬上权力的巅峰,一靠的是制度,二靠的是聪明,三靠的是人脉,四靠的是高超的权术。

我得声明,这四个因素,不是按照重要性排序的。或许,在一定情况下,高超的权术,就是主导性的决定性因素。

先说制度。

前面说过,张居正出身卑微,但是,幸亏他生活的时代恰好是科举最盛的时代,学而优则仕。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那个时候寒门子弟要做官,非经过考试不可。既不能花钱买文凭,考试也很难作弊。作弊倒是有过,恰恰是张居正当国的时候,他为了保证其子能够及第,花钱要未来的作家汤显祖帮忙,汤显祖拒绝了。此事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对张居正的声望损伤很大。这是后话。不过足以说明当时取得做官资格,是相对公平的,要靠自己的本事,歪门邪道基本上是走不通的。

张居正的运气不错。二十二岁就考上进士,而且排名靠前,二甲第九名。科举考试,排名和年龄都很重要。当时的制度,基本上是按考试成绩决定一切的。

首先,取得做官资格,取决于成绩。科举考试的起点是秀才;考取秀才再参加全省范围的考试,考中的称举人;再通过全国的考试,最后考中的就是进士。这些考试,都是唯成绩论的。考中进士以后,按照成绩排序,分三甲。一甲三名,即我们平时说的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从第四名开始至100名左右,其余者统称为三甲,约200人左右。

其次,分配工作也取决于成绩。换言之,进士的分配,是根据他们的排名进行的。每次新科进士出炉后,要分配工作,叫“大选”。一甲、二甲、三甲,三个等级的进士各分配什么工作,差不多已是惯例,做手脚的余地不大。排名靠前的,你想给他安排差的工作,很难办;排名靠后的,老爹是高官,就想超过前面的,也很不容易。

不过,张居正没有直接参加分配,而是进一步深造了。

按照制度,进士出炉后,还可以参加甄拔庶吉士的考试,年轻而且名次靠前的,有优势。张居正因此而进入翰林院做庶吉士。翰林院是研究机构,在里面工作的人被称为“史官”。如果张居正直接参加分配,那么在中央,可以到监察机关当“言官”,也可以到哪个部去当主事(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处长),到地方可以当知府,相当于现在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兼检察长兼法院院长。

有人或许会说,你是不是搞错了?在中央当处级干部,到地方当地市级干部,不对等吧?的确不对等。但是,当时就是这么个制度。而且我还要告诉诸位,谁被分到地方当知府,还满肚子不高兴呢!按照“大选”的惯例,二甲里选出若干人,排名最后的只能当知府,不能留首都。

张居正就不关心这些了。他直接到翰林院继续深造。深造完后,也不愁分配工作的事情了,因为制度上早就安排好了,庶吉士毕业后,基本上留在翰林院做编修或者检讨。

乍看起来,翰林院似乎不是什么好单位,要现在的人去选择,恐怕自愿去的不多,哪如到地市当个“一把手”过瘾啊!但是,明朝有一个政治惯例,具有宪法的功能,任何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也不敢公然违反的。就像现在英国的不成文宪法一样。

什么惯例呢?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就是说,只能是进士(年轻、名次靠前的)才可以进入翰林院,而只有翰林院出身的人才可以进入内阁。换言之,没有进过翰林院的,将来是没有希望入阁拜相的。而且进入翰林院,是每次科举考试进士录取以后,再从进士里考选,大体上不超过二十人。已经参加工作,组织上觉得这个干部有培养前途,再去翰林院进修拿文凭行不行?不行!没有这样的制度,也没有这样的例子。谁这么干,就相当于违宪,想都不敢想!

那么,内阁是个什么机构呢?有人说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似乎不那么准确。这么说吧,如果有人想像为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我看是抓住了制度的精髓。

所以,进入翰林院当庶吉士,这一步很关键啊!

毫无疑问,庶吉士,那绝对算得上尖子中的尖子、精英中的精英了。而张居正获得这个机会,没有别的因素,只有一条:考试成绩。不过,庶吉士不是官,还算是“学生”,经过三个年头的继续深造,庶吉士毕业(当时叫散馆)后,张居正就留在翰林院做编修,而且一干就是十年。编修属于七品史官。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都以“储相”看待。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后备干部,而且是宰相的后备人选!

到现在为止,应该说,张居正的起步,靠的首先是国家的制度安排。如果没有这样相对公平的制度安排,估计张居正要爬上那么高的位置,是不太可能的。

再说张居正的聪明。

这个不难理解。靠老子,不行;花钱,不行;作弊,很难;那就只能由考试成绩说话!

而要出成绩,勤奋固然重要,但是聪明还是关键因素。制度是公平的,考上考不上,只能靠自己了。全国上下,苦读书者大有人在啊!现在的高考被说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实要和科举考试比起来,那才真是小巫见大巫呢!科举考试三年一度,进士录取在三百人左右。竞争何等激烈!

张居正的老子,后来给张居正惹了不少麻烦的张文明张老爷子,就考了二十多年,连个举人也没有考上,直到自己的儿子在北京做了官,还考了几次,才不得不放弃了。估计张老爷子没事的时候也会寻思:亲爹和儿子,血缘如此近,差别咋就那么大呢?

据德国一位很有名气的大学问家研究,说科举考试,主要考一个人的思维能力。不管怎么说,笨头笨脑的人恐怕很难挤过独木桥。

张居正是个聪明人,脑子很好使。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荆州知府搞了一个征文活动——意思就这个意思,当然当时不这么叫,作品还汇集出版了。其中就有张居正提交的一首小诗。这些征文后来被当时湖广省的“一把手”顾巡抚看到了,很欣赏,就对张居正格外关爱起来。以后张居正能够在北京取得一些人脉,起点应该与此人有关。

该说说张居正的人脉了。

本来,张居正出身卑微,是没有什么人脉可言的。

难道他花钱走了关系?错!不仅他没有花钱,人家当大官的,还给他钱花!

这个和当时的风气有关系。当时官场上读书人掌权,爱才是风尚,是美德,不管怎么说,哪怕是为了博取好名声,对有才华的后生都是看重的。

湖广省的最高长官顾巡抚,是当时有名的文坛领袖人物,曾经在中央做过大官,后来因为得罪了皇帝被贬到地方做官。这个人尤其爱才,发现了“荆州张秀才”,很器重他,不仅到张居正家里看望,给他银子资助,还有意识栽培他。这个人和在北京主政的严嵩等人都非常熟悉,张居正只身到京,他很可能写信推荐(当时叫荐扬)过的。以顾巡抚对张居正的期许——说他将来必为国相,他不会不帮张居正沟通北京的关系。

有理由相信,张居正最重要的人脉,他官场上的导师、保护人——徐阶,可能就收到过湖广顾巡抚给他的荐扬信。徐阶的政敌严嵩一直对张居正也不错,可能与顾巡抚的荐扬多少也有些关系——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不是主要因素。

张居正因为有了国家给他提供的制度平台,有了他的聪明,有了这样的风气,结果他还没有进入官场,就获得了些人脉资源。

更重要的是,张居正进入翰林院做庶吉士后,有一个人是教授庶吉士的,他成为了张居正名副其实的老师。那个时代,同乡、同学(当时称同年,即一同中举人或者进士)、师生,都是相当管用的关系,而师生关系,算得上是最铁的关系了。张居正就遇到了一位不凡的老师。当然,不是张居正一个人的老师。这个人就是徐阶。

说到张居正的人脉,徐阶是最为关键的人物了。

徐阶是当时在位的嘉靖皇帝所信任的高级领导干部,教授张居正这批庶吉士的时候,他是管文教的礼部侍郎(副部长),不久升转管干部的吏部侍郎,以后又做礼部尚书(部长)、内阁大臣,直到做了内阁首相(当时称首辅、元辅、首相,皇帝之下的最高执政者,当时也称为执政、当国)。

按照现在的地域划分,徐阶是上海人,这个人外表温和、敦厚,实际上很会算计,很有手腕儿。不过总体上说,徐阶在官场还算是一个正人君子。

徐阶像那个时候不少高官大僚一样,也很爱才。他的弟弟和张居正同时中了进士,可是这个人默默无闻,似乎没有受到过乃兄的关照。而张居正没有向徐阶送钱,也没有低三下四当他的“马仔儿”,甚至还对徐阶产生过误解、指责,可是徐阶就是始终如一地栽培张居正、保护张居正、提携张居正。

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张居正每一次的升迁,都是徐阶精心设计的,前一个台阶为后一个台阶铺垫;四十岁出头的张居正,就被徐阶提拔到内阁,实现了入阁拜相的梦想。如果没有徐阶的栽培、提携、保护,有没有叱咤风云的张居正,是值得怀疑的。

不过,应该说,到此为止,张居正的升迁,靠的不是歪门邪道。问题是,制度平台、个人的聪明才智,乃至人脉,并不是张居正独自具备。他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当国柄政,自有他的过人之处。这就不能不说,是张居正高超的权术,发挥了关键而又独特的作用。

这,才是真正的奥秘所在。而这个话题是贯穿全书的,这里就不好具体描述了。相信诸位看完全书,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的。人治官场不能明争必然暗斗

张居正中进士、点翰林,进而任低、中级官员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就是被海瑞所痛骂过的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这个人不能说昏庸,但是相当有个性,行为举止差不多可以算得上荒诞。他长期住在宫禁之外修身养性,不上朝,不主持会议,基本上不履行作为国家元首所应当履行的礼仪职责。但是,他对国政并不是撒手不管,而是牢牢控制着国家权力,只是方式跟别人有所不同,主要靠听取个别人汇报做决策。

办任何一件事、用任何一个人,要想办,都可以说出一大堆理由的;不想办,也同样可以说出一大堆理由。汇报的人想办的,就按照想办的说理由;不想办的,就按照不想办的说理由。那很容易让听取汇报的人顺着汇报人的思路走。所以,法治国家要议会辩论,要自由公开的媒体争论,以免一面之词掩盖了问题的实质。这个,就不展开讨论了。

总之,隐身幕后、高高在上的最高领导人,靠汇报决策,那么谁能够接近他、说得上话,谁就占据主动。所以,嘉靖朝的政坛,必然充满阴谋。

嘉靖皇帝选拔或者信任主要领导干部,还有一个特殊标准,就是会不会写“青词”。当时有一首诗说:“试观前后诸公辅,谁不由兹登政府。君王论相只青词,庙堂衮职谁更补!”可见,青词在最高领导人那里,简直就是提拔干部的硬杠杠了。

那么,青词是什么东西呢?简单说,就是写在青藤纸上颂扬太上老君的华丽词藻,通过焚烧达于天听。沉溺于修道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需要有人给他提供这样的文字,谁写得好,他就喜欢谁,信任谁。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对高级领导干部的考验;是不是拥护他修道,对他的忠诚度如何,都可以通过青词来检验。

这种取舍肯定很荒诞啦!这是后来者的观感。就像我们说到某个时期天天跳“忠字舞”,觉得不可理解,而那个时候的人却很虔诚。写青词也如此。因为这样的缘故,嘉靖朝的政治,在充满阴谋的同时,还显得颇为诡异。

政治和权力密不可分。搞政治,不能没有权力。要得到权力,基本上可以说,除了明争,就是暗斗。明争也有不同的争法。比如,像现代不少国家的竞选,就是名副其实的明争。总体上说,我华夏传统政治中的明争,就是靠枪杆子!

这不是常态。而常态,就是暗斗。

其实,在张居正生活的时代,有些国家也已经有了公开选举的制度了。就是我们中国人中,也有人提出,该让有知识的人自由推举国家领导人。现在看来,主张推举国家领导人的人,是有识之士啊!但是,在当时,这样的观点,是异端邪说,持这种观点的人,处境好不了的!

好了,话题还回到张居正身上。

在张居正初入仕途,在翰林院工作的时候,内阁的首相夏言和“二把手”严嵩,因为青词写得好,都得到嘉靖皇帝的信任。担任礼部尚书(以下说到各部尚书,为了方便起见,就直接叫部长)的徐阶,也是青词高手,皇帝也很信任他。

张居正刚刚进入官场,就目睹了首相夏言和他的第一副手严嵩的争斗。

严嵩很有学问,有文才,为人很和蔼。他靠自己的毅力、忍耐,将近七十岁才有了出头之日。这个人开始很有操守,但是操守和名节换来的是在官场原地踏步。总结经验教训,他开始投机钻营,而同乡夏言是他巴结的对象。在夏言的提携下,加上严嵩的青词写得很好,深得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所以渐渐地爬上了内阁“二把手”的位置。在表面恭恭敬敬的同时,暗地里,严嵩却不断施展各种阴谋,取得了最高领导人的信任,终于把夏言赶下了台。德高望重的夏言,不仅被罢官,而且被斩首,下场实在可怜!

严嵩这个人,学问应该说不错,也特别勤政,但是安邦治国的能力有些欠缺。他最大的本事是对最高领导人很柔顺,基本上属于在领导面前当哈巴狗类型的干部。因为柔顺、和蔼的严嵩和比较刚强的嘉靖皇帝在性格上具有互补性,可谓珠联璧合,相互利用着,所以他执政的时间相当长。

但是,在儒家的意识形态里,是反对臣子对上司一味柔顺的。尤其是领导如果有毛病,他们认为就应该直言不讳提出来,不能逢迎,即所谓“逢君之恶罪大”。所以,在正人君子看来,严嵩的表现就是小人、奸佞。故其独掌朝纲的基础并不稳固。而此时作为低级干部的张居正,在目睹了夏言的悲惨下场后,又经历了一场更为持久激烈、更为复杂微妙的上层权力之争。

这就是严嵩当国后的次辅徐阶与首相严嵩之间长达十余年的较量。

徐阶经历坎坷,正统有为,声名显赫,正直之士和舆论无不寄希望于他。徐阶最终没有辜负期许,他以慢功撼大树、扮猪吃老虎之法,经过长期较量,斗智角力,用尽权谋,渐掌主动,最后扳倒了严嵩父子。

倒严之役是一场惊心动魄、充满巨大风险的权力斗争,也是一出充满曲折离奇故事的官场活剧。

在扳倒严嵩以后,中央的主要高官,以徐阶为首,包括他的对手高拱等人,当时应该说都算得上是有为有守的正人君子,绝无奸佞之徒,也都有拨乱反正的决心和举措,而且内阁诸人,又多为徐阶引荐、拔擢而升任;但内阁交叉连环式的的权力斗争,却并未止息。

这是人治社会官场高层争斗的常态,复杂、微妙,曲折离奇,充满智慧、手腕,也不乏阴谋、诡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从张居正入阁到他独掌大权,短短六年时间,先后进入内阁的共有九人,即所谓的九相。他们之间展开了激烈而又复杂的交叉连环式的权力争夺战,其中的八个人都先后被淘汰出局,张居正成为唯一的赢家!足见张居正其人权术之高超、手段之高明!两面周旋上了双保险

官场暗斗,很耗人。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淘汰出局。可是,既然进入官场,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宦海波涛,思量自己的应对之策、处世之道。张居正当然不能例外。他,也曾经想躲避,可是,只要还想在官场混下去,是无处躲藏的。他只能面对。

不少人,面对官场的是是非非,是何种态度,何种表现,一看就能够看出来。而张居正不同,他是一个深有城府的人,一般人是琢磨不透他的。

根据张居正的同年、历史学家王世贞的记载,“居正为人……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不仅王世贞这样说,正史中涉及到张居正的,大体上都少不了这样的说法。对于城府很深的人,估计大家对他的印象好不到哪里去,朋友不会太多。当然,同僚中,张居正能够看得上眼的,也不多。

不过,应该说,张居正初入官场时,算得上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才俊。

这个也不难理解。那个时候的读书人,从开蒙到中进士,一直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接触社会现实不多,而所读的书,都是孔孟程朱这些圣人的著作,所谓名教贤训,都是理想主义的说教。如果说一直受到这样的熏陶,成为书呆子有些可信度,熏陶出一个坏人来,那是没有说服力的。

就在庶吉士毕业的那一年,二十四岁的张居正就给当时的嘉靖皇帝上了一个建议书,名为《论时政疏》,批评了最高领导人不勤政,各级干部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分析了国家存在的问题,呼吁大家都振作起来!这个建议书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估计谁也没有把他当回事,至多会认为是一个小年轻儿想出风头而已!

这个时候,张居正意识到,名教和现实之间,不啻天壤之别。现实的官场与读书人一直研读的圣经贤传、名臣嘉言懿行对照起来,甚至是南辕北辙!“我的妈呀!”估计张居正观察到官场的真实情况,免不了会这样感慨,“人人都想做官,哪里知道官场如此复杂啊!”

的确,官场根本不是像当局所宣称的那样,什么勤政爱民之所,什么表率民众之地!冠冕堂皇的文告与卑鄙龌龊共存,爱国忧时的高尚情操与阴谋倾陷并列,黑白混淆,是非不时易位,堂堂中央政府,其实是施展阴谋诡计、明暗手段以相互撕咬的战场!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刚刚跨入官场的时候,张居正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保持人格还是同流合污的矛盾中。

最终如何抉择呢?

张居正的同年杨继盛等不少人,要么上疏诤谏皇帝,要么就公开弹劾首相严嵩。而张居正,选择了沉默以自保的方式,给人留下了城府深不可测的印象。实际上,面对上层复杂的权力争斗,张居正并不是一味沉默自保。这个也还只是表面现象。在一般人看来,张居正不言不语,从不乱说话,瞎议论,而且对谁都不亲不近、不即不离,似乎很超脱。可能谁也不知道,暗地里,张居正却巧妙周旋,两面讨好,上了双保险。

严嵩和徐阶的争斗是很漫长、很隐蔽的。这个时候正是张居正初入官场、沉于下僚的十年。他是徐阶的学生,内心也很亲近徐阶;但是他也知道严嵩在中央的势力和分量,徐阶能不能斗过他,最终鹿死谁手,他也是没有什么把握的。

张居正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绝对不能给人一个紧跟徐阶不动摇、是他的马仔儿的印象。仅此还不够,他对徐阶的对头严嵩,也极力讨好。

顺便声明,我写出这样的事实,不代表是在谴责或者揭露张居正。以我的看法,张居正这样的策略,和杨继盛他们比,当然有些不太光彩,也为正直之士所不齿。但是,在那么复杂的官场,一个出身卑微的年轻人,又怀抱远大理想,他要避祸,更希望获得升迁的机会,找到施展抱负的平台,这么做我觉得也无可厚非,还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吧?

问题是,张居正怎么才能和严嵩套上近乎呢?

徐阶是张居正的老师,师生关系在那个时候是最厉害的门路了。张居正取得徐阶的信任并不难;可是,严嵩就不同了,他位高权重,马仔儿甚多,想投靠的人估计也排着长队。张居正不过是小小的七品官,差不多算得上默默无闻,他要想讨好严嵩,得到他的信任,不太容易吧?

固然,严嵩是比较贪的一个人,花钱买路子或许是个办法。可是,要知道,这个时候的张居正,工作在清水衙门,工资不高,绝对不是大款,想送也送不了多少钱;他也不是什么名流,估计也没有名贵的字画和古玩能够拿得出手。

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了。于是,张居正悄悄地替严嵩捉刀代笔,写了大量善颂善祷的文字,令皇帝老儿龙颜大悦,直说年近八旬的严嵩文采不减当年,退休的事不要考虑了,继续干下去没有问题。张居正还精心撰写了不少吹捧严嵩父子的诗词歌赋,很是肉麻。结果,就连在官场摸爬滚打游刃有余、处世为人老奸巨猾的严嵩也被他蒙蔽了,直夸奖他不亢不卑、光明磊落、才堪大用。所以,当徐阶提出张居正该提拔了的时候,严嵩很痛快就答应了。

这是很不容易的。往往,暗中较劲儿的双方,对对方提议任用的干部,是很敏感的,闹不好会适得其反。但是徐阶和严嵩对张居正都很器重、很喜欢,所以,对张居正的提拔,就是例外了。

在徐阶和严嵩的争斗近乎白热化的阶段,张居正第一次升迁了。虽然只是个虚衔,但作为一个台阶,却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老于世故的严嵩哪里想到,“光明磊落”的张居正,暗地里一直为徐阶推倒严嵩父子出谋划策呢!实际上,因为高层的争斗,很多人都牵涉其间,有的甚至丢了性命。而张居正,采取了表面上韬光养晦、暗地里两面讨好的策略。这样就保证了无论最终的结局如何,张居正都不会吃亏。

终于,严嵩败在了徐阶的手下。严嵩的倒台和随后不久嘉靖皇帝的去世,预示着一个以高压手段维持的是非颠倒的时代的结束。

果然,一俟徐阶当国执政,就对张居正尽力提拔。

力度大到什么程度?说起来简直让人觉得不太可信。从一个中层干部,一年时间内就提拔到内阁大臣的位置;级别连升七级!我看,倘若诸位产生这样联想,是未可厚非的:就张居正当时受到提拔的程度看,相当于现在一个司局长一年时间内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而且,徐阶对张居正的每次提拔,都不走正常的干部提拔任用程序,而是以特殊方式运作成功的!也就是说,从徐阶掌握大权、说话绝对算数以后,张居正的官运就来了,他属于坐直升机升上去的干部!

要一般人看,对自己的保护人、官场的导师徐阶,张居正绝对应该死心塌地、感恩戴德、忠心耿耿了!

所以说是一般人嘛!可张居正绝对不是一般人啊!

那,张居正怎么样对待徐阶的呢?且听我慢慢道来。官场之中情比纸薄

现在,四十二岁的张居正,坐直升机升到了国家最高决策层,当上了最后一名内阁大臣,即所谓的“末相”。高兴之余,张居正很快就发现,他面临着一个大麻烦!

应该说,这个考验是严峻的。怎么回事呢?这得稍微展开点说说了。

必须承认,官场也是人组成的。而人,是有感情的。就说张居正,他能够那么顺利升到如此之高的位置,就多亏了徐阶。说他对徐阶没有感激之情,是不客观的。张居正后来就一再表示说,受到“老师甄陶引拔,致有今日,恩重于丘山”。就是说,张居正自己也承认,徐阶对他,恩重如山。

但是,官场中的感情,实在太脆弱了。在有的人看来,与权力比起来,重如泰山的恩情,其实比纸还薄啊!是不是这样,请诸位看看张居正的表现就知道了。

我还要说一句,没有官场经历的人或许根本想像不到,官场中的人,尤其是高级领导人,不像人们看到或者想像的那样风光。甚至,就连升职,也会带来烦恼。因为,升到哪个位置,就会有哪个位置带来的问题。

到了张居正得以入阁拜相的时候,他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难题。

这不,当张居正一坐到内阁的办公室,就感觉到了这个国家中枢机构里,充满了火药味:首相徐阶和次辅高拱,内阁里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也是当时中央威信最高、被认为是第一流政治家的两个人,正在展开激烈的争斗。

而这两个人,和张居正的关系,都非同一般。徐阶就不用说了,他是张居正的保护人、官场的导师。可以说,徐阶对张居正恩重如山。现在,他张居正能够坐在这里,全是因为徐阶的一手提拔。

另一方的高拱,则是张居正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好到什么程度?按照张居正自己的说法,他和高拱是“生死之交”;按照高拱的说法,他和张居正是“金石之交”;按照当时一些知情人的说法,高拱和张居正的关系,属于“刎颈交”,其亲密程度,“胶漆金石,不足比拟”。还说他们“同道同心”“肝胆相照”。关系怎么样,好到什么程度,恐怕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词加以描述了吧?如果说他们两个人情同手足,似乎也不算夸张。

诸位想想看,一个恩重如山,一个情同手足,这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斗,让张居正如何是好呢?似乎有点像婆媳不和,做儿子和丈夫的,夹在中间实在不好办。

其实,问题还不止表面看到的这么简单!

引发徐阶和高拱矛盾公开化的导火索,和张居正有关;而徐阶之所以派直升机把张居正接到内阁,又和他想解决与高拱的矛盾有关。

事情是这样的:简而言之,徐阶作为首相,和内阁里能力最强的高拱,政见不同,性格和处事方式差别很大,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这个要说也正常,也还能够彼此迁就勉强维系下去。但是有一件事,高拱耿耿于怀,导致他和徐阶的矛盾公开化了。

这件事,简单说就是因为一份重要文件的起草。这份文件具有路线、方针、政策的性质。其重要性,可以约等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

按照制度或者说惯例,这样重要的文件,应该是通过内阁研究讨论的。可是,徐阶瞒着内阁所有的同僚,偷偷干了!等到文件公开发表了,包括高拱在内的内阁同僚们才知道。

实际上,这份文件的执笔人,就是张居正。当时他的级别还相当于司局级干部。徐阶偷偷把张居正找去,两个人冒着风险,深夜秉烛,字斟句酌,完成了文件的起草。正是因为徐阶瞒着同僚起草了这份文件,才导致高拱的激烈反应,两个人的矛盾于是公开化了。所以,我说徐阶和高拱矛盾公开化的导火索,和张居正有关。

当然,张居正参与起草这份重要文件的事,是绝密,只有徐阶和张居正两个人知道。也正因为如此,当高拱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不依不饶的时候,作为应对措施的一环,徐阶以他的威权,给张居正提供了直升机,让他赶紧进入内阁。

或许,诸位早就有人有这样的疑问了:徐阶为什么那么卖力提拔张居正呢?答案就在这里。

当然,不能说这是全部。以我的分析,徐阶之所以如此打破常规提拔张居正,原因有三:第一,张居正是他的学生,自己人。人治官场,用干部首先用自己人,那是铁律。第二,张居正在暗地里是他打倒政治对手的幕僚,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作为酬劳,也应该提拔。第三,张居正这个人,有能力有抱负,而且深有城府,善于韬光养晦,权谋过人,完全可以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和高拱矛盾的公开化,加快了徐阶提拔张居正的步伐,已经到了不管不顾、提拔上来再说的程度了。很显然,徐阶是希望张居正能够帮助他对付高拱的。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面对这个局面,张居正该怎么办?

我要告诉诸位,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说明我辈真是书呆子,实在太平庸了!至少,是一般人的一般想法在作怪。而张居正,不是一般人啊!

根据著名专家韦庆远先生的考证,在波谲云诡、微妙多变的斗争中,张居正“极精明地选择好对自己收益最大、风险最小的策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再加上风险最小化。

按照这个策略来权衡,那么,张居正面对徐阶和高拱之间的争斗,就不觉得是麻烦,恰恰相反,很可能,在张居正的看来,这不是坏事,是大好事。

因为,很显然,两强相争,必然两败俱伤,说白了,最好是徐阶和高拱连同他们各自的同党,都卷铺盖回家!如此,则毋须劳张居正费神,横在前面的两个强势人物就一下子都搞定了。这对张居正没有损害,只会带来利益!

话虽这样说,毕竟,张居正和两个人的关系非同寻常,如果言行中稍微流露出如此的想法,那后果是严重的。这就需要政治智慧了。

那么,表面上,张居正是怎么处理如此复杂的关系的呢?

公开的记载是这样的:张居正并不像徐阶所期盼的那样,站在徐阶一方,哪怕是稍有表示!即使是高拱公开拿那份实际上是由张居正执笔的重要文件做文章和徐阶较劲儿,在公开场合,张居正只是保持沉默,不发一言,更不要说站出来为徐阶辩护了。当然,张居正也不会公开替高拱说话,尽管他内心觉得真理在高拱这边。

不用说,张居正也会做些表面文章,比如在徐阶和高拱面前,说些无关痛痒的劝解的话。当时给人的印象是,张居正很为难,很尽力地在调解徐阶和高拱的矛盾。

暗地里,张居正是不是有故意挑拨离间、火上浇油?——当时的一些人是这样看的,不过,张居正是不是真的这样做了,我不好断言。但从张居正以后的表现看,这个结论多半是能够成立的。

那就先存疑吧。

但是,有一点无可置疑:张居正,该出手时就出手。

他出手的第一个对象是高拱。

毕竟,徐阶在官场,身经百战,绝对是老手,高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尽管总体上说,理在高拱,但是他还是抵挡不住徐阶的手腕儿,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在徐阶的策划下,中央各部门的干部,纷纷出面攻击高拱,强烈要求他下台!

这个时候,张居正出面了。

张居正出面,当然不是替高拱说话,他是要高拱赶快卷铺盖回家!

从史料上看,张居正似乎对高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现在老兄的处境很危险啊,还是暂避锋芒为好;等到时机成熟再回来也不迟啊!他可能还说过,等时机成熟了,小弟我替老兄在皇上面前转圜,请老兄再回来!

我甚至怀疑,张居正可能还向高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会想办法,请走徐阶这尊神,我兄不会等得太久!

高拱听从了张居正的建议,辞职回家了。

也许,张居正转脸会对徐阶说:“师相,姓高的被学生打发走了!师相这下终于可以安心了!”

这是我的猜测。但是我估计十有八九是真的。为什么这么说,请诸位先不要着急,往下看。

当高拱下台回家的时候,内阁里的六个人,就剩下五个了。其中一个叫郭朴的,相当于“三把手”的位置,即排在徐阶、高拱之后。他是内阁里唯一一个公开站在高拱一边的高级干部。对他,张居正就不客气了,毫不犹豫地“佐徐逐之”!这样,内阁里就剩下徐阶、李春芳、陈以勤和张居正四个人了。

徐阶就不用说了。李春芳是张居正的同年,是那一科的状元。这个人是个老好人,能力差、人品正,对徐阶执弟子礼。陈以勤是张居正科举的老师,是前辈,但是他是个与世无争的“自了汉”,这个人似乎对一切都无所谓,在内阁里基本上属于可有可无的角色。

要说,这个班子是应该很和谐、很团结的。作为首相的徐阶已经没有了任何对手。他应该是心情舒畅、志得意满了。但是,这又只能是一般人的想法。张居正不是一般人。现在的徐阶,在张居正的心目中,已经不再是他张居正恩重如山的导师和保护人,而是他夺取更大权力、施展宏伟抱负的障碍了。所以,徐阶后来的日子,并不好过。

当然,并不是说,张居正此时会和徐阶公开作对,公然采取措施驱逐徐阶。真要这样,那就不是张居正了!

以我的分析,导致徐阶很痛苦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他和高拱的争斗余波未了。虽然徐、高之争以后者的下台告一段落,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实际上,徐阶也不得不认识到这样的现实:他和高拱的争斗,自己并未取得完全的胜利,而是两败俱伤。因为随着高拱的下台,中央和地方干部中内心同情高拱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他们对徐阶的不满在逐步发酵、发泄出来。徐阶的日子,就显得不那么好过了。第二个原因是,徐阶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隆庆皇帝,互不欣赏,彼此对对方都产生了深深的失望情绪。

这其中,张居正是不是在背后做了文章,比如鼓动亲高拱的干部攻击徐阶等等,我不敢断定。反正事实是,当时不少人都开始上参折对徐阶展开攻击。但是有一点可以绝对肯定:张居正希望徐阶早点下台!

因为,只要徐阶下台,内阁,这个国家的中枢机构里,就剩下李春芳、陈以勤和张居正三个人了。而李春芳和陈以勤这两个人,虽然都比张居正资格老、牌子硬——他们一个是张居正的老师,一个是堂堂的状元出身,但是,从主观上说,这两个人都是与世无争的老好人,他们都没有野心,也没有权力欲;从客观上看,这两个人能力都不怎么样,威信也一般。就是说,这两个人没有当国执政、驾驭全局的欲望,也不具有这个能力。那么,实权就落在了张居正的手里。以这两个人的性格和能力,张居正略施小计,就可以把他们赶走,真有那么一天的话,执政当国者,就是他张居正无疑了。

还有一个理由。张居正这个时候急于表现自己的才干,施展自己的抱负,但是他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和徐阶似乎不那么合拍,而他又不想公开和徐阶对立,落下背师犯上的恶名。

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暗地里活动,尽快把徐阶打发回老家!

时机也比较成熟了。两败俱伤嘛,现在高拱已经败下阵去了,伤痕累累的徐阶也别硬撑着啦!所以,张居正又出手了!

不过,这次张居正不是公开、直接地劝徐阶下台,而是采取了釜底抽薪、断绝后路的办法。

这样的机会大大的有。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有惯例,一般说,受到参劾的人,或者说和谁闹了矛盾,以及自己认为不再被领导信任(比如提出的什么建议没有被采纳)的人,就会主动请求辞职。而同样是惯例,他也会受到慰留。也就是说,一般说来这只是无伤大雅的程序。

这些走程序的事,实在太多了,大家都习惯了,不觉得会有什么意外的。比如前一年和高拱斗的时候,徐阶就曾经一连上了四道辞呈!

张居正看准了这样的机会,他要徐阶再次走程序,而暗地里,却把程序变成了现实!

据张居正的同年、历史学家王世贞和后来几位有名的史学家的记载,徐阶在受到不断的攻击以后,提出了辞职,这个时候,张居正在幕后和皇帝身边的太监打招呼,说不要挽留徐阶,赶紧准了!

顺便说说,在当今皇帝还是裕王的时候,张居正曾经给他做过老师,而王府里的“中官”即太监,张居正结交了几个。其中有一个叫李芳的,现在在皇帝身边管事,张居正就找到了他。

徐阶接到文件,自然是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于是,在高拱下台一年后,徐阶也灰溜溜地卷铺盖回苏州(华亭当时归苏州管)老家了!

就这样,两位难得的政治家、第一流的人才——高拱和徐阶,相继下台了。按理说,在徐阶和高拱的争斗中,张居正没有站在自己的一边,明显是辜负了徐阶对他的期许,徐阶应该对张居正产生怨怒才对啊!而高拱呢,既然张居正和自己是生死之交,那么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张居正居然袖手旁观,不帮助他渡过难关,还算是朋友吗?他也应该对张居正产生疑问才对啊!

事实却正相反!无论是高拱还是徐阶,对张居正都没有恶感,相反,都把自己以后的命运,或多或少寄托在他的身上!

高拱似乎认定,他和张居正这个“金石之交”已经有了约定,将来找机会,张居正会替他活动,让他复职再起的!

徐阶就更进一步了。可以说,久经宦海沉浮的徐阶,对官场的波谲云诡是了然于心的,但他甚至把身家性命都寄托在了张居正身上。很可能,在临别前,徐阶拉住张居正——这个自己精心培养的接班人的手,言辞恳切,老泪纵横!将国事、家事,都托付给了张居正!

其实这也不是秘密。张居正自己就说,我张某人“受知于老师也,天下莫不闻;老师以家国之事托之于不肖(自谦,即我的意思),天下莫不闻”。

看看,两个政治强人的争斗,两败俱伤,可是都不怪张居正不帮忙,反而对他更加信任,把各自的命运都托付给他啦!

那么,在徐阶和高拱的争斗中,张居正到底是不是像现在我们所说的,只是从中调解,并未参与其间,这结论就很值得怀疑了。很可能,在徐阶面前,张居正为帮他整垮高拱出些主意;在高拱面前,张居正又为他和徐阶相争献点计策。

至少,张居正应该是故意给两位政坛强人造成了这样的错觉:徐阶认为张居正是站在自己一边整高拱的;高拱认为张居正是站在自己一边对付徐阶的!所以,两个人不仅对张居正没有意见,还挺感激他的!对他越发信任了呢!想想看,一般人遇到这样复杂的情况,处理起来,谁能达到张居正这样的境界?!

可见,所谓的恩情、友情,哪怕恩重如山、情深似海,在张居正的眼里,都算不得什么。他内心,是根本不会受到这些什么情啊、恩啊的约束的。

最高明的还在于,张居正如此一番施展,效果圆满达到不说,还没有被任何人看破,他的形象不仅没有受到损害,还更加光辉起来了。灰溜溜下台的人,还不约而同,争相对张居正表示感激呢!张居正这个人,权谋是不是分外高超?!

但是,我得补充说一句,仅仅因为张居正施展权谋、推波助澜促使自己的恩师徐阶下台,就说张居正多么阴险,似乎不太厚道,未免多少有些苛求于前人了。如果张居正认为有徐阶在,不利于他施展抱负,推行新政,那他玩点权术把恩师打发走,或许也是可以谅解的。

顺便再说一句,徐阶下台后,张居正和徐阶的关系,就颠倒过来了。就是说,张居正俨然成了徐阶的保护人,而围绕张居正和徐阶的关系,还发生了不少事,直接影响到了以后最高层的人际关系乃至政局。此是后话。得来还需费功夫

可能连张居正也未必预料得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

张居正坐直升机进入国家中枢机构不久,挡在他面前的强势人物,竟然就纷纷下野了。

而现在,内阁里,三个人中,李春芳、陈以勤,两个人都是能力平平、与世无争的老好人。坐在首相位置上的李春芳,甚至还可以说是一个——用一个现代的名词——“左派幼稚病”患者。

我的意思是说,李春芳这个人,用现在的话说,很左,左到幼稚可笑的地步。他曾经说过,国家的事千头万绪,治国的方略或许有别,但是,在他看来,要抓关键,牵牛鼻子。那么,关键是什么呢?李春芳认为,关键是学好理论,用理论武装头脑。只要大家都集中精力学好、领会好名教圣训,“旋乾转坤,易如反掌”!

张居正自然是不会把这样的“病人”放在眼里的。年方四十三岁、脱离司局级干部的级别才不到两年、入阁拜相也才刚刚一年的张居正,有了天将降大任于己身的感觉。

事实也是这样的。据张居正的同年王世贞的记载,张居正虽然位列最后,但是部长们都怕他,即所谓“畏惮之,重于他相矣”。另据当代的明史研究专家韦先生的说法,在三人内阁里,“张居正实际上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张居正似乎不太满足。他需要的是名正言顺、名副其实!说白了,他要当内阁的“一把手”!他要当国执政,大权独揽!甚至,按照张居正的理想,他要独裁!

怎么办?是不是把李春芳和陈以勤赶走?张居正似乎能够做到。但是,他不会这样做。

稍微琢磨一下就会想到:赶走两个人,内阁首相的位置会不会给他张居正坐,还不能肯定。最高领导人和高级干部们对他统筹全局的能力的了解也不够。毕竟,他资历尚浅,而且一向韬光养晦,城府很深,别人对他当国执政、治国安邦的水平和能力不够了解也是很正常的。

更重要的还在于,如果真是张居正亲自出手直接和内阁的同僚发生权力争斗,那手腕儿未免太一般了,太落俗套了!那也就不是他张居正了。

但是,又不能等。于是,张居正出手了。

在徐阶下台后仅仅一个月,张居正就急不可耐地站在统筹全局的高度,“发表”了“施政纲领”。

顺便说说,正是由于张居正表现得如此急不可耐,恰恰说明他是迫切希望徐阶下台的。如果徐阶还在台上,他是不会发表“施政纲领”的。而徐阶一下台,他就当仁不让、迫不及待地统筹全局了。

当然,不用“急不可耐、迫不及待”这些词也是可以的,用只争朝夕,也未尝不可,总之,张居正确实是等不及了。

隆庆新朝除了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停止了嘉靖皇帝因修道而搞的一些怪诞做法外,根本没有新气象!可是,排在张居正前面的两位大佬,一味折节礼士,你好我好大家好,连振作起来的想法也没有!张居正是看不下去了!所以,他一改过去的韬光养晦之策,闪亮登场了!

当然,说张居正发表施政纲领,那是我们现在的说法。当时没有这个名词。他的原名是《陈六事疏》,是上报给隆庆皇帝的。就其性质和作用言,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施政纲领。

张居正在“施政纲领”里说些什么?他所说的六事就是: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总而言之,张居正的意思是,要统一思想,令行禁止;要整顿吏治、整顿财政,加强国防。

这六件事,确实是张居正的施政纲领,以后他当国,大体上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做的。按照写过《张居正大传》的朱东润先生的话说,这个施政纲领,不啻是独裁者的宣言书!

那么,张居正要谁来独裁呢?当然是他自己了。可是,张居正总不能公开讲要由他自己来独裁吧?所以,他只能呼吁皇帝独裁。

但是,谁都知道,当今皇帝是个对治国理政根本就不感兴趣的人,从来就放手让内阁来干,他是断断不可能去独裁的!实际上,他既没有这个愿望,也没有这个能力。这一点,张居正心知肚明。

那就应该是内阁独裁了?

可是,内阁里的“一、二把手”,是那块料吗?连他们自己也不敢说是那块料。两位大佬,恐怕连想都没有想过要独裁!说这两位老兄避之唯恐不及还要更恰当些。对此,张居正再清楚不过了。

数来数去,也就非他张居正莫属了!不错,这正是张居正的本意。

张居正是用这个办法,展示自己,告诉最高领导人和各级干部们,应该让我张居正来统筹全局,领导国家,实行新政!说得再直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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