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建辉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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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出版——陆费逵研究试读：
引子
1912年的太阳像往常年度一样的照耀着。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并不知道他此刻所做的这一切，在不知不觉间改写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出版史。这一年是中华民国元年，一个新的书业机构宣告成立，它取号与新的共和国相同——中华书局。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书局的诞生，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这个富有野心的年轻创始人，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重要职员，1908至1911年，他就职于这家后来被称做中国近代出版之始的出版机构。
这个年轻人名叫陆费逵，字伯鸿，又字少沧，1886年出生，雁行居长为家中长子，祖籍浙江桐乡，出生地是陕西汉中，长在南昌。虽然终其毕生并没有到过桐乡，但他却一直自认为是一个桐乡人。陆费逵早年入熊育锡所办的熊氏英文学塾附设日文专修科，深受教师吕烈煌器重，后任正蒙学堂校长。1904年随吕烈煌至武昌，创办新学界书店，入日知会，为评议员。1906年与冯特民一起接办汉口的《楚报》，任主笔。因著文抨击时政，《楚报》被迫停刊。陆费逵逃到上海，任昌明公司上海支店经理。1907年入文明书局，做了编辑。最早年的这一点经历预示着日后他将与出版终身为伴。
将陆费逵引入商务印书馆的，是商务印书馆老资格的编辑高梦旦。有人将高梦旦称为商务印书馆创业三元老之一，也有人将高梦旦称为商务印书馆的“参谋长”。高梦旦和陆费逵原本非亲非故，只是与当时在文明书局的陆费逵常有事务性的会面，高惊其才干，便向商务印书馆作了推荐，经张元济同意后，以重金聘入馆内，待遇之优为馆中旧人所不能及。高梦旦注重人才，与张元济两人均特别看重陆费逵，共商委以出版部部长、《教育杂志》主编的重任，高还作主将自家侄女嫁给陆费逵，目的很明确是“欲坚其心”，为商务留住一个日后可堪大用的人才。
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十几年前中国发生变法维新运动。在这十年间，维新与革命的变奏成为中国的主旋律。陆费逵曾是日知会会员，他预料清朝统治会被推翻，革命一定会成功，当此之际教科书必定有大的改革，于是曾向商务印书馆当局提出革新教科书，但未被采纳。因为商务印书馆的决策者张元济以至高梦旦，这时是立宪派，正热衷于立宪，没有看到世事与时局变化在即。张元济是戊戌变法的参与者，虽然只是边缘。变法流产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探求目标。梁启超等在日本办《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章太炎等则在上海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鼓吹革命。爱国者起了分化。“共和”与“立宪”之争，势同水火。维新变法的志士们，面临着一种角色变换，面临着一个思想转弯。张元济没有能转过这个思想弯子，对于立宪仍然抱着善良的幻想。
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确实需要一套表达新的价值观念的教科书。陆费逵说服不了商务印书馆的决策者们，便决定自己动手来编辑一套新教科书。1910年正月，商务印书馆的同仁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实，决策者们也曾议论陆费逵“在外私编教科书”的事，公司甚至也有人主张“将其书买入”，但可能是反对者众，公司并没有将陆费逵的行为纳入公司的业务。辛亥革命的爆发更坚定了陆费逵的意志，更促成了他从坐而论到起而行，加快编辑新教材。而商务印书馆此时也遇到了困境。因为总经理夏瑞芳一意孤行，擅自挪用巨资购买橡胶股票受骗，公司流通资金吃紧，面临倒闭。陆费逵利用商务印书馆内部之乱，与同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几个员工陈协恭（寅）、戴懋哉（克敦）等二三知己，在家中秘密谋划和编辑教科书，筹资准备成立新的书局。这是1911年秋天甚至更早的事。
1912年民国纪元的第一天，新的书局宣告成立，并在当时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刊出《中华书局宣言书》。发表宣言大约是那个年代的一种风气，比中华书局稍晚一年成立的亚东图书馆也有过一篇《上海亚东图书馆宣言》，但后者比不上前者，早出的中华书局这篇宣言立意更为高远，它注定要成为名文。中华书局宣言书全文由三部分组成，开宗明义地说：“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后面一段谈中华书局成立之缘由和目的，更像一则“形象广告”。再后是具体的教科书编辑大意。从这篇宣言，可以窥见陆费逵的手笔之大与志向之远。
书局名称与新的国号相同，这明显是有意地借势。但这可能是挂牌，正式营业在2月间。据同是创办人的陈寅（字协恭，1882—1934）说：“中华于民国元年元旦成立，2月22日开始营业，伯鸿是辛亥大除夕（2月17日）进局的，我却先三个月。”这段回忆很重要。说明当时的陆费逵确实是在悄悄地进行，其时职任还在商务印书馆。陈寅在中华书局创办仅一年时有一段文字，留下了直接的史料：“客岁革命起义，全国响应，阴历九月十三（11月3日），上海光复，而苏杭粤相继下。余于九月十六日（11月6日），与同志辈共议组织中华书局。良以政体改革，旧教科书胥不适用，战争扰攘之际，未遑文事，势所必然。若以光复而令子弟失教，殊非民国前途之福也。协商数日，遂定议，一面编辑课本，一面经营印刷改造事宜。”新书局营业的第一项业务就是推出适合新共和政体的教科书——《中华新教科书》。这套书包括中小学全套的国文、算术、地理、理科等，其中小学课本44种，中学和师范课本27种。初小国文课本第一册首页印有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五色国旗。
这套教科书弄得商务印书馆措手不及，因为他们供给学校的教科书还是老本子，封面上仍印着清朝的“黄龙旗”。新的五色旗与旧的黄龙旗的竞争，可想而知，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注定将严重滞销。而陆费逵们还有高招，他们在书局新张的头两三个月里，多次买下了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不小的版面，向社会公开祭起了“教育革命”的大旗。在一个革命的年代里，陆费逵有意地借用了“革命”的威力，中华书局教育革命宣言的屡屡公布，既树起一个新书局的新形象，也对一个规模最大的老书局暗藏攻势。待到商务印书馆醒悟过来不得不对教材做出修订时，已错过了春季学期。
陆费逵终于在商务印书馆独占的教科书市场中打入了第一个楔子，撕开了一条缝隙。历史不能不承认陆费逵的机敏，他对于形势的判断，对于时机的选择，对于新教材的认定，都把握得可谓恰到好处。教科书的出版与使用是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与连续性的，如果不是一个特殊的机缘，要改变教科书格局是相当不易的。陆费逵的杀出，正是利用了张元济们的短视。张元济何等人物，晚清翰林出身，与蔡元培过从甚密的智者，但智者千虑，也免不了一失。对于陆费逵此举，即陆费逵利用商务印书馆决策人在辛亥革命期间眼光不远而从商务印书馆杀出成立中华书局，世人尤其是商务印书馆人多所诟病。高梦旦为此还被人责怪为引狼入室，赔了侄女又折兵。经张元济出来说话，议论才被止住，张说：“梦翁失算，赔了夫人又折兵，不必多行责怪。”陆费逵此举是否违反竞争道德，暂且不论，他脱离商务印书馆虽然是商务印书馆的一失，但对于商务又何尝不是一得？因为从此，一家独大的商务印书馆多了一个真正意义的竞争对手，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从来靠竞争，这是绝对规律，从这个角度看，中华书局的出现不也是对商务印书馆发展的一大促进吗？从中国出版史的角度看，中国从此又有了一个可与老大匹敌的出版机构，确实应该是一个历史的大进步。
这个人是注定要出现的，在这样一个大时代，在这样一个出版作为公共传播方式日益进入公众视野，进入公众生活领域，并对社会发挥重要作用产生重要影响的关头。中华书局因了他一炮打响。而中华书局的崛起，可以说是中国新出版业及其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此，中国近代出版呈现出新的格局。
大幕徐徐拉开，活剧壮剧与好戏上演了。
第一章 前中华书局时期
中华书局依靠教科书做出版一炮打响，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从陆费逵的角度说，他此前差不多有七八年的出版资历。陆费逵是1908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的，到1912年元旦成立中华书局，他在商务印书馆供职三年多，加上在进入商务印书馆之前，也还有过一段出版经历。从陆费逵的前中华书局时期来看，此君在政治和经营方面都很有远见，并对教育和教科书有过很深入的研究，曾与丁福宝等合编过《文明国文教材》、《文明教科书》、《文明算术教科书》，并写有《论我国教科书》、《论中国教科书史》、《论各国教科书制度》等。这七八年正是一个人职业生涯可以进入成熟期的预备时间。
一、在商务印书馆之前
据说早在少年时代，陆费逵就梦想成为一个出版家，这似乎与他的先祖从事过编辑出版业也有一定的关系。据他在《增辑〈四部备要〉缘起》中说：“先太高祖宗伯公，讳墀，通籍入词林，四库全书开局，以编修任总教官，后任副总裁，前后十年，任职之专且久，鲜与匹焉。”陆费逵是陆费墀的后代。照他的说法，陆费墀不仅是一位编辑人物，而且还是一位很重要的编辑家。可见他对乃祖的学术与事业是十分向往的。
为什么选择书业做了终身的职业？陆费逵曾有一篇文章《我为什么献身书业》，文中谈到两个动机，一个动机是买书困难，一面是经济困难，一面是购书不易，于是办个书店，一面营业一面有书可看；还有一个动机是“研究书业的前途，觉着希望很大”。这两点与和他差不多同时代进入书业并创办了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的说法颇为类似，汪当时从事书业，一是要“购阅当时的新书”，一是早年有过经营书店的经历。
陆费逵常常回顾自己的出版生涯：“我十八岁那年（1903年）在武昌教书，有几位朋友，因为买书贵而费事，于是开一家小书店。黄镇磐君领东（这是湖北商界习语，意谓股东之领袖），我任经理，到现在恰恰三十年了。后来我任昌明公司上海支店经理，又进文明书局任事二年弱，进商务印书馆任事三年强，到中华书局任事差不多二十一年。”这是1932年6月写的一段话，简要回顾了他此前的书业生涯。从这段话看，他一生与几家出版机构有关。从小书店到昌明公司，再到文明书局，继入商务印书馆，最后创办中华书局，其中至少有两家是他创办或参与创办的。
这便说到了他从事出版业第一个直接的动因，就是他与他的朋友们要买书感到困难，便想起了要办书店，一面营业，一面有书可看。于是凑齐1500元股本，于1904年秋间在武昌横街办起了这家“新学界”书店。差不多此前一年，商务印书馆在汉口创办了它的第一家分馆，张元济也辞去南洋公学职进入商务印书馆。陆费逵在新创办的这家“新学界”书店任经理，书店发售《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革命书刊，创办初期便略有盈余，赚了1000余元。作为经理，月薪是前半年6元，后半年10元。但这段经历很苦，大约是年轻人对于这样的艰苦还没有耐心，一年左右后陆费逵从书店退出了。
陆费逵第二次与出版业有直接关系是任昌明公司经理。昌明公司也是一家图书公司，在上海与汉口两地都有业务。关于昌明公司的建立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904年春陆费逵与一帮朋友在武昌创办的，还在新学界书店创办之前约半年。一说昌明公司原在上海，后将本店移往汉口，留支店于上海，朋友们要陆费逵作支店的经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陆费逵对当时书业的前途做了研究，并以日本作为参照对比，认为中国的书业可以做到一定的规模，“吾人投身其间，不惟可改良书业，且易出人头地”。既然可以大有作为，他从此便潜下心来从事书业。这一年应该是1905年。此说有陆费逵本人的回忆作为佐证。
陆费逵服务的第三家出版机构是文明书局。文明书局成立于1902年，由俞复（号仲还，无锡人）、廉泉在上海创办，以出版教科书为主，是我国最早编辑出版教科书的出版机构。在商务印书馆进入教科书领域前，文明书局是出版教科书最为齐全的，在中华书局成立前，它是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方面的主要竞争者。1906年清学部公布第一次审定初高小暂用教科书书目，共列教科书102种，其中商务54种，占总数的53％，文明30种，占总数的29％。1910年清学部公布第一次审定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列22家民间及官方出版机构产品84种，其中民间出版机构中，商务印书馆30种，文明书局7种，其他几家都只占1至2种。清末学部官方设立编译图书局，所颁布的教科书体例编辑大意，大半仿效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两家，各家教科书也多以两家为基准。1925年，陆费逵曾这样回忆：“其时我入文明书局，与俞、丁诸君编国文读本、修身、算术等，仅出三四册，颇觉一新耳目。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俞复、戴克敦所编新小学读本前五册，尚用该局作品不少。”然“文明资本仅十万元，不能发展，书亦未出齐”。编辑了一套与教科书相类的新书，“因资力不足，未完成”。他在文明书局近两年，所任职务无名目，“但编辑、印刷、发行件件都管，仿佛现在通行的襄理”，每日工作十余小时，增加经验不少。陆费逵后来的发展以及侧重教科书的编辑，应该说与这一段经历关联很大。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在这个时期陆费逵编辑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出版业务刊物《图书月报》。陆费逵从一开始就是这个刊物的重要人物。这个刊物是由1905年10月成立的上海书业商会编辑出版的，其全称是《上海书业商会图书月报》，1906年7月创刊。从仅出的三期目录上看，似乎主要是由陆费逵撰稿。陆费逵很看重这段经历，曾自认“书业商会也一定是我的终身伴侣”。高梦旦也正是在书业商会的活动中，发现他是个人才而将他引入商务印书馆的。
当时上海至少有两个以上的书业行会组织，一个是以老书店为主的书业公所，一个是以新书局为主的上海书业商会，当时旧书业比新书业多，参加书业商会的似较公所为少，《图书月报》第二期载入商会者为22家。在1911年前参加书业公所的为 110多家。两个行业组织有重复参加的，之所以有两个书业行会组织，其因由大抵新书业有版权，旧书业多无版权。“书业商会之设，入会者率皆新书局店，宗旨所在以组织版权会为第一。于石印局所本无关系也。今春旧书业亦有书业公所之设，举席君子佩、俞君仲还、夏君颂莱为会董，夏君辞谢不往。于是分合之问题以起，然赞成合者不及十一。何（澄一）、陆（费逵）、夏（颂莱）三评议员持之尤力，遂议决暂分不合，盖新旧性质迥不相侔，分则两利，合则俱伤，且使业旧书者若编纂教科是亦新矣。否则《三国》、《水浒》、经史子集等本无所谓版，亦即无取于组织版权会也”。1930年，上海的书业行会组织奉政府令，改组为一个书业商民协会，又称上海书业公会，陆费逵当选为主席。这是后话。
上海书业商会也就是陆费逵参加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行业组织，他是这个商会的三个评议员之一。《图书月报》这个杂志由当时在昌明公司任职的陆费逵负责编辑，上有陆费逵编辑的署名。载有《著作家之宗旨》、《对于立宪论旨敬告同业》、《论我国教科书》、《最昂价之书籍》、《中国书业发达预算表》等文，其中许多文章是陆费逵自撰的。这个刊物只出了三期即告停刊。从这个刊物刊出的文章看，陆费逵对于出版业已经有了比较深的了解与理性思考。陈独秀后来办《新青年》时说：“凡是一种杂志，必须是一个人一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才有发行的必要。若是没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东拉人做文章，西请人投稿，像这‘百衲’杂志，实在是没有办的必要，不如拿这人力财力办别的急于要办的事。”这是经验之谈，陆费逵在早期办刊实践中就已经这样做了。
应该说，陆费逵在进商务印书馆前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出版工作资历，也就是从他进入文明书局和编辑《图书月刊》起他就投入出版业了。汪家熔先生说认识陆费逵要从1906年始，或有相当道理。当然如果从1904年起，也是说得过去的。他在这一段经历中，第一次感受教科书，第一次懂得资本对于教科书与出版的重要性。对陆费逵早期经历有重要影响的文明书局，后来（1915年）并入中华书局，如果说按现今一些学校定校庆的时间愈早愈好这样一个规则的话，中华书局似乎可以按文明书局成立的时间算，向前移到1902年。
除了编辑生涯外，陆费逵还有其他的资历。在武昌的两年半对于他一生是有影响的。一是他在这里有了编辑出版的初始经历，二是他在这里受到革命的熏陶。早年在武昌参加日知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18岁到湖北，便与党人往来，后来组织日知会我是干部之一，会章便是我起草的。”从新学界书店退出后做过三个月的《楚报》主编之一，这一段经历确很重要，对于他从商务印书馆杀出起过相当作用，因为他以自己的经历对共和充满信心，认为革命定能成功，教科书必定改革，正是另干一番事业的大好机会。形成对照的是张元济，“是时革命声势，日增月盛，商务同人有远见者，均劝菊生，应预备一套适用于革命后之教科书。菊生向来精明强干，一切措施，罔不中肯。然圣人之虑，必有一失，彼本有保皇党臭味，提及革命，总是摇首。遂肯定地下断语，以为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不好说张元济具有保皇党臭味，但张却是一个积极的立宪派，这一点确使其误判形势，错失商机。
从以上看，陆费逵从事出版的因由确如他曾自述的：第一，他19岁时因感买书不便，遂自动地欲开书店。第二，书业大有可为。他认定外国人因为言语不通文字不习，不能控制我国书业，而旧书商多无识，吾人投身其间，不惟可改良书业，且易出人头地。不过还要细述的话，可能还有第三条，则是当时完全由中资掌握的书业很少，这就是他在《图书月报》创刊号上所说的，“以堂堂大中国，竟无一完全自立之书籍商”。有志于改变这一现状，未尝不是他从事书业的一个因由。几年后他以“完全华商自办”作为与商务印书馆等同业进行竞争的口号，乃是这后一点的放大。
二、商务印书馆的重臣
有了前面三家出版机构的磨砺和铺垫，陆费逵的机会快来了。
蒋维乔回忆：“约在民国前三年间，高梦旦常代表商务，出席于书业商会，屡与文明书局代表陆费伯鸿见面，谈论之下，大奇其才。盖经营书业者，有发行印刷编辑三大部分，互相联系，然能发行者未必知印刷，能印刷者未必知发行，能编辑者更不知发行与印刷。唯陆氏既能操笔编书，又于发行印刷，头头是道，故梦旦佩服之。归言于菊生，以为如此人才，文明（书局）竟不能识，屈居普通职员，商务应罗致之。于是以重金聘为出版部主任。”
陆费逵是1908年秋入商务印书馆的，初入商务印书馆时在国文部任编辑员，在编译所是最年轻的编辑，他的工作能力和热情很快得到承认。这从他承担的两项重任就可得到明证。
先是商务印书馆馆方让其组建出版部，第二年就出任出版部部长，是第一任部长。这是编译所很重要的一个部，惯例是由重臣担任的，是所长的主要助手。后来20年代初，曾将陆费逵引入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职交给王云五时，即退任出版部长。
接着第二年创办《教育杂志》并任主编。在中国开办的教育方面的杂志，此前有罗振玉和王国维办的《教育世界》，这是我国创办最早的教育类杂志，1901年创办于上海，1908年停刊。开办一个新的教育类杂志的创意来自陆费逵，一则当时的上海乃至全中国还没有一份杂志可以供教师们交流经验和沟通意见，陆费逵所在国文部是专门处理学校用书的部门，从实际的观察中感觉到办一份教育杂志的必要性；二来商务印书馆推行主要业务教科书，需要一个与教师往来的平台与纽带，合二为一办一个教育刊物实在是一个好主意好办法。中国的事情常常是这样的，谁提出谁去办，陆费逵也应了这个常规，也就成了《教育杂志》编辑和主编，这个杂志将西方和日本教育的最新理论介绍给读者，同时报导中国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发展情况，也报导教育领域的新闻，不仅在当时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教育刊物，在今天也成为研究清末民初中国教育的重要资料。创办《教育杂志》不论是对于陆费逵，还是对于商务印书馆，都是一件重要的事。对于商务印书馆来说，它太需要这样一份刊物，张元济自己说：“《教育杂志》销路既增，势力必随之而长。”也就是说，商务印书馆对于教育和出版的影响会极大地加强。后来开明书店的老板章锡琛也看得很明白：“《教育》（杂志）原由陆费伯鸿创办主编，以讨论教育学术为名，实际的目的把它作为推广教科书的工具，通过杂志与各学校取得联系。杂志上附印一张学校调查表，各学校把表上所载学校名称、校长教职员姓名、全校班次、学生人数和所用教科书等项填明寄去，可赠送杂志一年。”陆费逵在教科书发行方面确有一套办法。可见这个杂志对于商务印书馆在推销教科书及其他业务方面的作用。对于陆费逵来说，这个杂志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平台，如他自己所言，他一面主编《教育杂志》，一面发表自己的主张。所谓他的主张，主要是教育方面的思想见解。他在这一时期的重要论文，有《缩短在学年限》、《减少授课时间》、《小学堂章程改正私议》、《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论各国教科书制度》、《采用全日二部教授》、《论今日学堂之通弊》、《男女共学问题》、《世界教育状况序》、《论中央教育会》等。而这些文章的基本思想和素材，多来自于他在主编这份刊物的过程中的所思，如《小学堂章程改正私议》一文所表达的意见，对于清廷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所作的批评，便是利用《教育杂志》给读者的调查表为基础的。
陆费逵在商务印书馆是作为重臣得到重用与信任的。他能够出入张府，过年时张元济曾邀高梦旦、蒋维乔、陆费逵、孙毓修数人到寓所畅叙，商谈有关商务印书馆出版业务大计，要知道，其他几人都是商务印书馆的老人与长者。陆费逵还兼任过交通（即公关）部长、师范讲义主任等职。而据研究商务印书馆馆史的专家汪家熔说，在商务印书馆馆内兼职的人，都是极受重视极能干之人。而陆费逵兼着三个部长级的职务，可以想象他的能力和商务印书馆对他的信任之深。
陆费逵曾回忆，虽然他在商务印书馆的职务加重，工作增多，但却有一些悠然自得，“知我者恭维我善调度，不知者说我不做事”。看来他是举重若轻的那种类型。陆费逵在商务印书馆是努力的，曾自述：“余为商务印书馆编高等小学商业教科书，前三册出版未及一年，再版四次。”高梦旦看中这个人才，将自家侄女高君隐嫁给陆费逵为妻，新郎在结婚的第二天即上班，商务的另一重要人物蒋维乔曾有一诗调侃：“底事翩翩陆伯鸿，昨宵婚媾太匆匆。百花生日春光好，又负香衾来作工。”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陆费逵实在是一个工作狂。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方式是编著合一的，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人员要为本馆提供书稿，陆费逵在商务印书馆三年间编纂之著述有：《简明修身》、《最新商业修身讲义》、《伦理学讲义》、《学校管理法讲义》。
在商务几年的磨砺，陆费逵的羽翼丰满了。经过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风风雨雨和前中华时期七八年的历练，陆费逵已然是一个成熟的职业出版人了，从商务印书馆走出去寻求一片更大的天地，是陆费逵对于形势的分析与研判，也是对他自己个人价值的估量与权衡。据说商务印书馆为了挽留他，曾许月薪400大洋。但陆费逵决意自己出去创一番事业。商务印书馆培养了自己的竞争对手，或者说使自己未来的对手得到自己的生养与滋润，商务印书馆以后还将制造一批自己的“劲敌”，像章锡琛从商务印书馆杀出成立开明书店等。商务是近代中国出版的工作母机。作育中国出版的人才，这也正是能做成大事业的商务印书馆的一种王者之气。
第二章 中华书局前三十年
历史的场景展现给我们的是，陆费逵1912年创办中华书局，与中华书局共命运三十年。这家新成立的文化企业的全名是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中华书局是辛亥革命引起的文化变革、教育转型的直接产物，由陆费逵拟定的成立宣言即宣称，这家出版机构的出版宗旨是：1、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2、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3、注重实际教育；4、融和国粹欧化。这篇宣言立意高远，这几条宗旨从此定下中华书局前三十年的发展基调。
一、初期的发展
1912年中华书局在上海成立的时候，距离张元济们创立商务印书馆已经十五年。中国近代出版这时候经由商务印书馆导夫先路，已经度过了它的童年。此时，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处于剧烈的转型时期。在政治上，上海虽远离武昌，但共和之风并不比首义之区稍弱，而经济的发达和中西文化交汇程度已为中国之冠，这就更为出版业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新式教育之下的新式学生人群和新式出版的大众化读者群也已然兴起，这也就是新出版的广大市场。这一切就是中华书局成立之初的社会环境。
这样的环境，对于中华书局初期的发展其实是有利的。1912至1916年可以说是中华书局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创办之初，人员少，资金少，创业之艰，从陆费逵后来的一段回忆可见：“我在民国元年本局刚开办的时候，忙得吃饭的工夫都没有，当时一面办事一面吃面包，后来在店，有时无暇吃晚饭，夜间另有事，又不能回家吃饭，便买一个铜元的粥、一个铜元的罗卜干，就是我一顿夜饭。”对这种吃苦精神，同为创业者的陈寅的一段回忆也能传神：“开办之初，恒以一人兼数役。自朝至夜午，无片刻暇。其后人才日众，乃克分职。”这番辛苦是值得的，因为中华书局在新教科书中抢了先机，拔得头筹。
中华书局是以教科书起家的。中华书局密谋教科书革命，一面改造教科书，一面将教科书上报民国新的教育部以取得支持。而当时新成立的民国还没有教科书审定的指定，中华书局参前清政府的成令上报，以取得主动和支持。几个月后，教育部才有了批复，一面指出“诸书凡应修改处皆已详示书端，应即照签改正”，一面给予宽容，“现在学堂应用方殷，固未便力求完美，致稽时日。准择其便于抽印者先行改正，其余暂用校勘表，即作为初等小学第一二年级、高等小学第一年级教师及学生暂用之书”。
中华书局草创时的资本情况，初为陆费逵、戴克敦、陈寅三人合资，1912年加上沈颐、沈继方为5人合资，初时资本为2.5万元。中华书局创办人，即此五人。1913年增资到10万元，1914年资本增至60万元。
运行一年后的1913年，中华书局以下三件事情是值得记载的。一是陆费逵着手改进组织机构，将中华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订立各种规章制度。以股东大会选举了十一名董事，二名监事，采取立法、监察、执行三权分立的方式管理企业。董事会负责议决立法及重大事项，监察负责监督稽查一切，局长具体执行局务，下管编辑、事务、营业、印刷、发行五所。二是在国内重要城市设立分局，迅速达到13处，这一年陆费逵到全国各地视察和调查书籍销售情况，他对股东会报告说：“各省销数，大概有分局者较佳，以供应足与呼应灵也。今年分设之湘、鄂、晋、豫及长春、保定等局，成绩皆有可观。本年三个月之贸易，已足抵客岁全年而有余。”至1916年有分支局40处。三是这一年，范源廉被聘请为中华书局的编辑长，并选为董事。范是梁启超的学生，曾任教育总长，在政界有一定影响，与社会的联系更广，知名度远比陆费逵更高，请其掌编辑事务是一种资源，既能使中华书局的声誉上涨，而陆费逵让出编辑事务后更可集中精力于经营管理。陆费逵在中华书局二十周年的文章中，就充分肯定了范源廉进局后在编辑事务上的贡献。1914年至1916年间，陆费逵又在董事会中增加唐绍仪、王正廷、梁启超等宦海名流、学界巨子为中华书局董事，试图进一步扩大中华书局在政学两界的影响。
1916年是个重要的年份。陆费逵对于书局发展前途充满信心和决心，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是“大势所迫，不容以小规模自画矣”。陆费逵数招连发，一是对原有的机构进行改造，将原来的营业所改为总公司，独立于其他四所之外，原发行所改为上海店，二是将全部资本金都投入到固定资产中。这一年在静安寺路的总厂建成，在河南路口的总店五层大楼也相继建成，编辑所及印刷所全部迁入。印刷机器多达数百台，陆费逵很大气地进行印刷设备的更新，添置大橡皮机和铅版机套印彩色。凭此一举，中华在全国彩印方面跃居领先地位。三是增集股本，这一年拟扩资到200万，实际扩资到160万元，短短四年，资本增值64倍。并附设藏书楼于编辑所楼上。这一番改造之后，总分局职工2000余人。由于这一年的发展，反映在1917年上半年营业额即达到1000万元。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不可超越的数字。
中华书局以出版发行适应形势要求的新教科书旗开得胜。她的来势太猛了，陆费逵的雄心让中华书局用短短的几年，把中国出版业的其他机构远远地甩在后面不说，更与比它早十五年成立的出版业老大形成对峙。而且在初期的竞争中，中华异军突起，而商务还似乎处于守势，甚至节节失利。但中华书局的膨胀过速，危机也就要到了。
二、“民六危机”
果然，到了1917年年初，中华书局即出现严重危机，这是一次现金流断了的危机，而现金枯竭是企业管理之大忌，早年的中华书局偏偏犯了这样的大忌。资金周转一旦失灵之后，更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华书局经营不善，外间传闻也不断，存户闻风也纷纷提取存款，数日之内即近十万，致资金更形短缺，至同年6月几近停业。危机严重的地步，如陆费逵向第七次股东会报告所说“经济困难已达极点，现已不能支持”，“今日倘不能解决，明日即无法维持”。当此困难之际，初夏，某方控告陆费逵挪用资金，陆遂被关进牢狱。到7月经法院判决将中华书局印刷总厂的机器抵押给信业银行，方获出狱。陆费逵辞局长职，暂任司理。用陆费逵后来的话说是“在最盛之时代，演出绝大之恐慌”。对这场危机，中华书局之人习称“民六危机”。
对于中华书局初期艰难备尝和这一次的危机，陆费逵刻骨铭心，他后来多次说到这个话题。曾谓：“然资力不足，竞争太烈，民国六年几至不能支持。其后逐渐恢复，民十以后，稍能自立。”在另一文章中，陆费氏说得更为详尽些：“第一由于预算不精密，而此不精密之预算，复因内战而减少收入，因欧战而增加支出。二由于同业竞争猛烈，售价几不敷成本。三则副局长某君个人破产，公私均受其累。”陆费逵说的原因是资本不足，与商务印书馆等同业竞争十分激烈，副总经理沈知方挪用公款投机失败这三条。为应对危机而组成的调查清理组写出的《调查公司现状报告书》指出致命原因有三：进行无计划为其第一原因，吸收存款太多为其第二原因，开支太大为其第三原因。有此三因，即无时局影响、人事变迁，失败均不免。从研究者的眼光看，主要的是两条：一、由于规模扩张太快，全部资本几乎都投入建厂店及添置新机器变成固定资产，摊子太大，超越了所能承受与掌控的程度，导致资金周转失灵，陆费逵试图能够像“平时运营全恃存款、押款以图周转”显然不行，犯了战略性的错误；二、由于公司新建内部管理体系尚未健全，至少是不严密，才导致挪用公款的发生，因为不止是沈一人，还有长沙分局经理王衡甫也挪用一部分资金。这也是近代中国企业初建过程中的通病。商务印书馆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案例，1911年总经理夏瑞芳挪用公款购买橡胶股票，也曾使商务印书馆陷于困境。商务印书馆一干人因此乱了方寸，陆费逵也才能利用这样的良机攻破商务印书馆，取得前四年的发展。陆费逵对此是有检讨的，他在致查账代表的信中自叹：“才短力薄，用人不当，局面过大，御驾乏术，对于股东深用愧悔。”在6月由唐绍仪主持的一次股东会上，陆费逵也承认危机的发生是他本人平时“办理不善，措置不当”所致。陆费逵引咎辞去局长职，退为司理，实际上则还由其具体运作。
此前几乎一路顺风的中华书局欲求出路，便不得已谋求与人合作，遂有与出版老大商务印书馆谈判租盘事宜。这年5月，陆费逵在回复股东周静的信中即说：“双方感到竞争之困难，不如联合为方便，可以省却竞争上的耗费。”从商务印书馆有关人士的记载来看，双方谈合作这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大约在3月，中华书局就着人与商务印书馆商谈并入事。商务印书馆高层多次商议此事，张元济主张“偏重联合”，原因是数年来商务印书馆就因两家竞争剧烈，“所受痛苦太甚，实在办不下去”，而且中华书局经营窘境事如泄密，对商务印书馆也不利，“余谓惟彼局危险空虚，乃可议联合。若既已揭破，必有人出为担任继续营业，则竞争愈出轨道，愈见艰难。倘或政府出为维持，则我处更受逼迫。此时彼局只有搁浅而无破产，故彼愈危险，愈当乘机联合，实为一大机会”。早在年初中华书局刚露败相端倪，张就令手下，趁中华书局停掉六种杂志之机，“尽力推销”本馆期刊，“勿失机会”。但因多数人不同意，合并一事悬而未决。张声明“不可宣布商议情形”。4月10日，商务印书馆高层内部再次商议与中华书局合并事。17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讨论与中华书局联合事。董事郑孝胥力主不联合，张元济陈述联合理由，认为“彼急我须缓，但机会到时宜立即攫取，不可失去”。连续几天商务印书馆高层紧锣密鼓进行内部磋商，并与律师等议定有关法律手续，取名“中华商务印书馆”。差不多月底时，张元济与陆费逵见面会商。5月1日，商务印书馆再次召开董事会，张元济报告与陆费逵晤谈联合事。郑孝胥认为此事应开股东大会，须印出意见书交股东研究。到5月14日，因商务印书馆领导层对与中华书局合并意见分歧，一些分馆负责人及傅增湘、王季烈等有影响的股东亦反对联合，董事会议决“停议”。张元济即约见陆费逵等通报商务董事会决定。这种接触前后一个多月。事隔半年以后，12月14日，商务印书馆又召开特别董事会，由张元济报告中华书局代表并该局债主、股东迭次来馆商劝盘受中华书局经过。张力主盘受，郑孝胥反对。与会者同意者居多数。董事会决定由总经理相机应付，以最低价盘受。同时，张元济约宋耀如、孔祥熙等中华书局股东、债主晚餐，谈中华书局盘价事。18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193次会议，报告议盘中华书局未成情形。而此前两天的16日，中华书局股东会议决改组董事会。至此尘埃落定，两家合并之议宣告结束。在商议过程中，张元济的一些得力助手的态度也颇可注意，高梦旦也反对联合，理由是多一家竞争，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陈叔通处于两可间，“如双方愿意合并，合并了力量更大；如不合并也有好处，出版界来一个竞争，既推进文化发展也有利于读者，偌大一个中国不是一家能吃得下的”。
这场危机对于中华书局，正如张元济所说是“只有搁浅而无破产”，是资金周转不灵而非资不抵债。中华书局的有些大股东和大存款户都明白这个道理。如果用逼债的办法，只有破产清算，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将是得不偿失。“当时中华书局全部资产账面值290多万元，各项财产中可以变价偿付债务者，如厂址、厂房、营业所房屋、分店房屋以及机器生财各种原材料、仪器等，估计可变卖90多万元。”大量存货则无人能收购，只能按废纸计。所以如果以清算办法，股东和债权人只能收回1/3，如果能够维持，用分期偿还的办法，则债权人可以将资金全部收回，股东还能得到盈余。所以债权人中有人出来支持维持。办法一是向债权人疏通，希望他们从共同利益出发，不要逼债，这个工作由股东宋耀如出面。1917年10月，在上海总商会会长主持下，议定分年偿还办法。大多数股东和债权人认为，中华书局的名称、机构、资产务必保全，债务信用务必维护，中华书局一天也不能停业。另一方面是要尽快筹措到救急救难的资金。
与商务印书馆未谈成，中华书局转而另寻东家。而实际上在与商务印书馆进行会谈的同时，中华书局还接触了其他的一些接盘东家。正是这些措施使中华书局躲过一劫，解了资金奇缺之难。
史量才是其中一家。当债权人在发行所收银处坐索债款，陆费逵以债务关系被控告扣押，曾由史量才出面保释。董事会推史量才为局长。史量才也想接办中华书局，为其垫款10万元，以文明书局及中华书局图版作抵押，转放在申报馆楼上。史于1917年4月任局长，终以衡量资产负债情况棘手，经营前途实无把握，两三月后即于同年6月辞职。但他的垫款倒是帮了中华书局一把。垫款最后作为债务处理，其条件是以文明书局全部产业作抵，为期五年。1923年抵押期满，中华书局营业逐步好转，如期赎回。文明书局也就成为中华书局的分支机构，专营发行业务。这是后话。
当时另外的一家是由编辑沈颐为中华书局找了另一位垫款人常州吴镜渊兄弟，由其约常州地方绅士组成“维华银团”筹资十万元，作为帮助中华书局度过难关的垫款即周转资金。当时度过难关，主要是靠几笔大垫款而解决周转资金困难的。吴也因此成为中华书局功臣之一，进中华书局任职并在财务方面发挥相当作用。
办法总比困难多，书局中人同时想了一个办法，即用出租获取租金的办法来获取股东与债权人信任。7月，商请当时溥益纱厂的资本家徐静仁出面承租，由徐氏以新华公司名义承租，并将移交手续十六条书面印发股东与债权人，以平息情绪。之后又请董事资深人士唐绍仪等出面作各方工作。局势稍缓，至11月书局以承租人欠付租金而又回收自办。实际上出租与承租是玩了一个花样，用股东会的话说，仅是为了应付债权人的措施，也可见“民六危机”中中华书局的窘境与苦心。
1917年12月16日，中华书局股东会议议决改组董事会，选举上月新投资中华书局的常州吴镜渊为驻局办事董事，俞仲还、于右任、周扶九、范源廉、沈恩孚、康心如、徐可亭、孔祥熙、戴懋哉、施子英、廉惠卿等11人为董事。并接连召开了几次董事会，制定《董事监察暂行办事规则》强调账目管理，加强监督力度。陆费逵既已辞职，局长名义撤消，责成陆费逵以司理名义在董事会的严格监控下处理日常业务。每月预决算须交董事会通过，预算外支出，也必须经过驻局董事许可；每日每月的账目都要由驻局监察审核。陆费逵从这以后停发工薪，仅每月领公费100元。陆费逵在此艰难之下，含辛茹苦，“含垢忍辱”。教育总长范源廉邀请陆费逵到教育部任职，新闻报馆汪汉溪请他去做总编辑，他都辞谢了。尽管“当此之时，危机间不容发，最困难之年代，凡三年余，此三年中之含垢忍辱，殆非人之意想所能料”，但他认为文化教育事业为百业之基，决心克服困难，办好中华书局。此种意志坚强、知难而进的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危机过去，中华书局起死回生，陆费逵以自己的努力重新赢得了信任，在1918年12月召开的股东常会上，他以最多票数重行当选董事。第二年由司理改任总经理。经历这样一次失利，对一个企业未来的成功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既是必要的学费，也是日后发展的殷鉴。陆费逵后来在《我为什么献身书业》一文中，从自身的角度对“民六危机”做了分析：“原因很复杂，就我本身想起来，有三种缺点。第一、经济缺乏，没有应变的财力。第二，经验不足，没有预防的眼光和处变的方法。第三，能力不足，没有指挥全局的手腕。后来办事业的人，对于这三端应该好好地研究研究。”这也使陆费逵认识到一家企业建立管理制度的重要，从而着手加快中华书局的制度建设，并建立常设机构稽查部，以吴镜渊为主任，对会计账目进行严格的管理。
三、二十年代
在度过危机之后，中华书局重新走上了发展之路。中华书局的二十年代是人们注意得不够、研究者们极易简单带过的一个年代，然而却是中华书局承前启后的重要年代。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多元化时代。从经济上看，这个年代被认为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从思想文化运动的角度说，刚刚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出版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社会运动看，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大革命方兴未艾。中国近代以来，每次社会与思想文化的变革总会给出版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从中华书局发展来看，这已是屡试不爽。而中国近代出版业本身也在这一时期悄然完成了根本性的调整与现代转型，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开始了内部的改组，王云五也在这个年代之初进入了商务。中国近代出版确立了其市场化、生产规模化和大众化的现代性路径，并释放出影响社会人心的巨大能量。
从中华书局内部看，对公司进行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由局长负责制改为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总公司设总办事处和编辑、印刷、发行三所。总办事处设总务、造货、账务、会计、承印五部，编辑所设总编辑部、教科图书部、普通编辑部、辞典部和杂志部，印刷所下设事务部、营业部、工务部，发行所下设秘书处、上海发行所、事务所、分局发行部、供应部。在全国五十个城市及海外香港、新加坡设有分支局，和1000余家分销处。资本方面，1925年为200万元。经过这一番改造，这一结构成为中华书局的常制。中华书局二三十年代的发展，便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
陆费逵是一个颇能接受新事物的人，在新思想新时代感的激荡之下，他延聘了一批新派知识分子进入书局，“少年中国学会”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一个重要的社会团体，是许多知识分子汇聚的团体，其成员也多由陆费逵引入书局。如左舜生任新书部主任，田汉、张闻天等也在这时加入，中华书局的编辑力量大为加强，由此还产生“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等出版物。这也体现了当时出版业与思想文化社团的一种互动。
中华书局的出版物在二十年代，营业也在二十年代向好的方向发展，为三十年代的全盛时期的到来做好了准备，是三十年代全盛期的前奏。有的人干脆把二三十年代都视为“中国出版的黄金时代”，如左舜生的回忆：“我现在回想起来，从五四前后，一直到抗日的战争爆发，这个十五六年之间，实在是中国出版界的黄金时代。”
二十年代在中华书局影响很大的一件事，是大革命时代的工潮。陆费逵说：“民十五受同业压迫，民十六受工潮影响，其危机又间不容发。”关于这次危机的记载很少，也很少有人去专门研究。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这年的初春间，上海发生工人总罢工和两次工人武装起义。随后又发生“四一二”政变，上海已处动荡之秋。这次工潮经历了数月，对中华书局的影响是很大的。据钱炳寰的《中华书局大事纪要》，这次工潮大致情形是：
此年夏间，7月3日，上海各大报突然刊出《中华书局紧要启事》，宣告自本日起暂停营业，暂停营业的事由，据董事会决议案称：“驻局董事兼印刷所长俞复报告，本年4月6日由总工会印刷总工会支配，令本印刷所与工会签订待遇条件，增加薪工，减少工时，实际工作成本增加六成以上。近因南洋烟草公司印件减少，拟酌裁工人，与工会商议办法，遽尔枝节横生。因年老力衰，应付乏术，请求辞去兼职。”总经理报告，照上年营业状况，每月盈利平均一万余元，工资增加已尽此数，效率减低，收益更短。今春以来营业锐减，搁货既多，垫本难继。本月上旬一切开销，为数甚巨，请先决财政办法。经决议经济支绌，用人困难，董会力薄，支持乏术，本公司以7月为年度开始，本年度是否继续营业，公推董事孔祥熙、吴镜渊、监察黎可亭为善后委员，调查研究，再定办法。一面从明日起，先将总厂、总店停业。善后办法：（一）6月下半月欠薪及7月一、二日薪工于一星期内交顾问律师发给，并补助每人回里川资三元；（二）由顾问律师呈报有关各方，并报告捕房派捕看守厂店；（三）员工一律解散；（四）善后委员有相当办法并筹有的款，再定局部或全部开业，应需何项人才，当另定办法再行延聘。
要命的是，此等重大变更事项，各部门职工除少数重要人员外，事前均无所闻，私人物件皆未移出，故仍按时上班，而总店、总厂铁门未开，武装探捕把守门外，禁止出入。下午，四部职工组织联合办事处于静安寺路民厚南里686号，分总务、文书、宣传等七科办事，向外界求援。
随后的几天，冲突加剧：书局工会第一分会，职工会第二、三、四分会，在各大报登出启事，公告同人，为图谋解决办法起见，特联合共商进行，要求静待解决，毋为转外行动。职工联合办事处派代表分别向政府有关机关及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总商会等投递呈文，指出公司当局非法突然停业，使本局一千六百余职工立时失业，公司既非破产，显系企图实行裁员减薪之狡谋，要求令其即日复业。全体职工在各报发表宣言谴责书局当轴，并表示深愿全国人民替我们评定是非，是公司当轴错，还是同人错？律师黄镇磐代表中华书局刊登广告发给薪工及补助川资三元。次日职工会登报驳斥反对，根本不承认解散。黄于10日登报作罢，仍由中华自行分发6月下半月份欠薪。同人拒领川资。
而这时，驻局董事俞复与职工会联合办事处代表接谈时声称，本人并未向董事会有“紧要启事”中所说的报告，亦未请求辞去兼任印刷所长职务，且反对停业，中途退席，并未签字。此次董事会议到会者六人，本人退席后只有五人，此五人是否全体签字，不得而知，董事会议案全由少数人把持。善后委员吴镜渊亦谓事前并未知情，另一委员孔祥熙则在外地。
职工联合办事处向社会各界呼吁要求公司复业以来，上海各大报如《申报》、《新闻日报》、《时报》、《时事新报》、《商报》、《民国日报》等，每天均有详细报导，而《民国日报》“觉悟”栏发表署名评论文章即有八篇之多。出版界发表宣言支援者，有商务印书馆职工会、世界书局编辑同人会、报界工会，而商务印书馆编辑员有《告中华书局董事会书》，列名者周颂久、江炼百、段抚群、郑心南、王柏群、徐调孚、胡愈之、蒋少英、周建人、张伯康、黄绍绪、庄叔迁等十二人。邮务工会亦有《忠告中华书局董事会书》发表。其他行业工会、各工厂企业职工会也派员慰问支持。
到了下旬，26日上海市政府农工商局召集江苏省政府、工统会、总商会调解代表及职工联合办事处代表会议，而公司方面陆费逵、徐可亭、陈协恭三人并未与会。当即决定公司先于8月1日复业，原有职工待遇办法，俟复业后由农工商局邀集劳资双方并工商界代表公平解决。经过各方多次洽商调解，公司当轴始终坚持非俟工资、经济、用人、债务各问题有相当之解决万难复业。最后，工统会呈请二路政治训练部批准，令限中华书局三日内复业，否则处分其一部分财产以救济失业工人，并传究主谋者，借儆效尤。
月底的这一天，各报刊出《中华书局试行复业启事》，谓本局因工资增加，经济支绌，以致停业。承上海特别市农工商局、政治训练部、总商会、工统会敦促复业，面允谋劳资之妥协，任安全之保障，并奉农工商局训令复业。本局勉为其难，遵照试行复业，声明以一月为期，商定办法，以收支适合、用人有权为原则，遵于8月1日试行复业。同时，职工会刊登《上海市中华书局全体职工复业启事》，略谓同人等自受公司于7月3日停业以来，迄已一月，今得上海市政府农工商局及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总商会等之调解，决于8月1日全体复工。8月1日早上7时以前请聚集于总厂广场上，以便复工。
到了8月1日，职工会于上午7时半召集全体职工举行复工大会。由各方人士组成主席团。主席吴翰云致开会词，凌德润致辞，来宾演说。李玉阶代表市府讲话，谓今虽复工，以后纠纷尚多，公司复业告白，事前虽经农工商局审定，仍将“试行复业”字样发表，以淆惑听闻，显然不信任政府。公司此次停业目标，乃感于董事会自动所订的议决案难以维持，故忍心出此下策云云。大会上有《职工会敬告全体工友书》，谓过去四星期中，我们都是在纪律的轨道上行动的，所遵守的是秩序，所凭借的是公理，所服从的是正义，所希求的是生活，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复业，虽已达到，但精神与物质上的种种牺牲已不少。这个目标说来很简单，但做起来颇不容易，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中，所以我们职工同人，务须体念过去的艰苦，警惕未来的危机，始终向一个共同的方针前进。这个共同的方针就是努力工作，替公司增加生产；团结精神，替同人互谋福利。态度必须正直，意志必须坚定，只有向前进，才能达到幸福之境。9时半，总办事处、印刷所、编辑所职工开始入内照常工作。总店于8时半开始正常营业。
8月18日，经农工商局及有关单位召集中华书局劳资双方协议，签订两项办法：（一）中华书局有限公司与上海市中华书局工会、职工会双方签订待遇办法。主要规定薪工照三月份标准二十元以下加三元，二十元以上加二元，三十元以上加一元，四十元以上不加。（二）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8月中华书局复业裁人暂行办法，规定公司裁人，工会认为无过失者，补给薪工两个月。代表公司签字者驻局董事吴镜渊、监察徐可亭、总经理陆费伯鸿；代表工会签字者为四个分会的代表；另外，上海总商会、上海工会统一组织委员会、上海市农工商局也签字见证。在此两项协议签定后，于8月20日在各报刊登正式复业启事。根据第（二）项协议规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公司解雇了三百多名工人。
这场风波平息了，类似这样的劳资矛盾此时在商务也曾发生，影响或许更大。劳资矛盾这个角度，也可以是了解近代中国出版业的一个特殊的角度，这些年研究者注意不够。在陆费逵看来，似乎存在一种宿命，每个十年代，中华书局都要经历一次危机，每个十年代都有一次大的灾难，在二十年代结束前中华书局已经历了两次，后面一次是在全盛时代到来的，它打断了中华书局的正常发展。
四、三十年代的鼎盛
三十年代是中国出版业的高峰年代，也是中华书局的全盛年代。这个高峰年代的到来，应该说是中国出版人努力的结果。此时的世界刚从1929年的经济危机缓慢复苏，而中国出版业也历经浩劫，特别是日本对商务印书馆“一二八”的轰炸，中国出版人以“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精神奋起。如陆费逵所说：“‘一二八’之日军暴行，予我国印刷业出版业一个大打击。他们是有意摧残我国文化，我们要努力恢复进展！”而中华书局在商务印书馆经历这一劫难后，在中国出版中的地位更为显著。
1933年，中华书局在香港建分厂，这个分厂的建立是中华书局富有战略意义的一次转移。因为当时商务印书馆印刷总厂在战火中毁于一旦，为免商务印书馆前辙，中华书局积极筹建了这个分厂，自此“印刷设备，时称远东第一”。
1936年，距“民六危机”20年后，《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36条下有这样的记述：“澳门路新厂建成，总管理处、编辑所、印刷所全部迁入办公。在办公楼之第四层设图书馆，藏书用钢架，送书用电动机，藏书三十余万册（到1950年达五十二万册）。设立理化实验室、教具标本陈列室，非正式供应沪市学校免费实习。《辞海》上下册相继出版。此书收单字一万三千余字，复词十万余条，前后合百余人之力，亘二十年之久，至是出书，长体注音汉字铜模铸造完成。函授学校陆续添办国文、算术、日文、商业、书法等课。”
如此景象完全是一幅繁荣图。这一年陆费逵50岁，他用中华书局的锦绣图为自己做了寿贺。
这里未记的是，中华书局的图书出版在这一年，也达到空前绝后的最高峰，种数达1118种，册数为2279册。当新厂建成时，徐悲鸿作了一幅宽为一米、题为《日进无疆》的骏马图以为贺，象征着中华书局的腾飞，此画曾悬挂于厂部会议室。此后1937年“扩充资本，一次增足为400万元”。年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
1934年到1937年也是印刷所业务飞跃发展的黄金时代。本版活有《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辞海》等大部头的生产，外版活则有各种地方如四川和中央印钞业务。几年间印钞业务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机器设备就由原本不过一二十台手摇凹版机，发展到百余台小电机，五台大电机，从业人员达800之数。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毁于战火，更使中华书局的印刷厂卧薪尝胆之后成为亚洲之冠。到1937年全盛期，中华书局有上海、香港三个印刷厂，上海新老两印刷厂职工近二千人。
在几十年的发展中，中华书局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对商务印书馆形成了挑战。教科书方面，1912年到1913年，即编辑出版了各类教科书152种。工具书方面有《中华大字典》（1915）、《实用大字典》（1919）、《辞海》（1915—1935）。古籍方面，《四部备要》这一大型古籍丛书，从1921年开始刊印，共分五集，收经史子集各类古籍351种，11305卷，汇成线装2500册，成为古籍出版的一大工程。杂志方面，《中华教育界》、《中华学生界》、《大中华》、《中华童子界》、《中华少年》，与商务印书馆不同，它所有的刊物都注意打出“中华”的字号，体现了陆费逵锐意经营的品牌意识。此段内容，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做进一步的分析。
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华书局的发展也加强了中华书局人的自信：“惟近日社会上对于本公司均另眼看待，风声所播，每有以本公司远在商务之上者。”“从前一般人均谓中华不及商务，今将店堂改好，遂谓中华与商务并驾。”中华书局的编辑事务主持人舒新城也有了雄心，“盖现在就公司之实力言，我远胜甲丙（甲指商务印书馆，丙指世界书局）”，“就未来的营业说，我之实力充足，纵不能赶过甲，但五年之内可以办到与之并驾齐驱”。
五、战争到来以后
正当中华书局与中国民族出版事业空前发展的时候，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
对于战争的到来，陆费逵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1936年10月陆费逵致函舒新城：“时局不佳，即现在能免战事，迟早终不能免。此后吾人须为战期中之预备，不能多出新书，有来商让稿或版税者，希婉辞谢却为幸。”陆费逵对于中华书局的营业与设备都作了预先的安排，上一年的10月，陆费逵即与舒新城商量，将印钞机器内迁并图书馆部分书籍迁移，中华书局原有比较完整的一套印刷设备，为应变计，事前于是年的6月间已将用于印钞的几乎全部高精尖设备（与人员）转移到香港的印刷分厂。留下来的印刷所设备与人员，则经过劳资双方的反复交涉，一分为三，一部分去港，一部分去柳州办厂，一部分留沪。
现在战争果然来了。“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谈话会，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大文学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马寅初、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大律师张志让，以及著名教授学者梁实秋、梅思平、胡建中等各界名流200余人应邀出席。当时出版界的，如《大公报》负责人王芸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等也在被邀之列，陆费逵同样应召上山，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陆费逵不仅自己上了山，还带去了时任中华书局分局发行部部长郭农山等人，“农山领有出入证，在内设处陈列书籍”，此刻他仍不忘记宣传中华书局及其出版物。
8月13日，日本军队大举攻击我上海守军，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淞沪战役爆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陆费逵虽然自己不能上前线，但他还是让夫人多买布匹和棉花，组织妇女赶制衣裤，送到前线，支援抗战。面对战争到来，一方面在陆费逵的强力决定下，中华书局于战争发生后的第三星期，宣布大量裁撤编辑人员，辞海部、杂志部、新书部、古书部都全部裁撤，教科书部裁撤了一半。书局以总经理名义印发布告给离沪暂避战乱的员工：“奉八月三十一日总经理布告一节，应由各处所通知已离沪之同人，非公司专函敦促，暂勿返沪，以免公司负担加重，致累及现留沪之人。中华书局总编辑部启二十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另一方面，陆费逵又部署人马将上海的造货与物资分运出去，结果那一年大后方各地中小学校因为中华的教科书供应最为充足也最及时，得以照常开学。1937年的10月底，上海总局办理撤退工作勉告就绪。11月初，陆费逵决定，中华书局在上海设驻沪办事处，由舒新城主持。总办事处拟迁昆明，他本人则和郭农山、蔡同庆等转移香港，筹设香港办事处，全面主持书局内迁、港厂印刷及各分局业务，统筹全局，应付时艰。
11月11日，上海沦陷。
陆费逵到港后，即委托与中华书局有长期业务关系的恒丰洋行美商A.F.沃特生出面向美国政府注册，将留在上海的中华书局印刷厂改为“美商永宁公司”，1938年10月挂牌营业。这是借美国公司的名义，而实际美方并未注入资金。这样，中华书局在上海的产业，在战时得到了一定时间的保护。战时，中华书局在港积极印制中小学教科书及参考图书。当时香港至内地交通也很困难，陆费逵派郭农山去越南、缅甸办理货运，由香港经越南、缅甸运进大后方大量教科书及文具，供应西南及西北各分局，使各地分局业务得以进展。陆费逵在香港除为分局春秋两季造货，充分供应外，更谋大量积聚，以为战后复兴全国教育之需。
由于战争原因，作为中华书局业务重头的分局中，东北、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分局均已停业。为进一步做好后方各分局的工作，经陆费逵委派，分局发行部部长郭农山于1938年1月初绕道香港抵达武汉，在中华书局汉口分局设立了分局发行部汉口分事处，主持港沪两地大量发往汉口书货的转运，以及西南、西北、湘、鄂各地的分局事务。但各地分局的损失还是纷纷传来，战区各分局全部停业，货物尽量迁往安全地区，人员分散转移。南京、芜湖分局同人30余人避难无为县。徐州分局货已运出，安庆分局则仅运出文具，两分局各留2人留守。南昌分局迁吉安。广州分局由粤汉路运汉口的书货2100余件，中途被炸，损失872包。汉口分局转运重庆分局的书货，因无船转运，搁置宜昌，后雇民船运时，在万县沉没一船，损失500余包。
1938年10月26日，武汉沦陷。中华书局汉口分局坚持到24日才结束，可谓最后一市。24日夜，机关已全部撤完，银行亦已关门多日，在此情况下，汉口分局经理徐秀成仍设法在法租界将存款换成港币汇往香港。汉局的书货亦于24日前陆续运出，转往宜昌。运货时，深夜大雨，两日未食的徐秀成以木船带货750件送往鸿安轮，结果被人挤落水中。公物未失一点，惟自己物件被炸落水。存货运完后，徐秀成才和同事一起，乘预定的五战区汽车夤夜逃出武汉。
广州、武汉相继沦陷，货运日见困难。1939年滇缅公路通车以后，中华书局决定在昆明设西南办事处，主要任务是自办运输，转运书货。自购卡车6辆，后增至10余辆，负责转运来自香港经海防、西贡、仰光等地的转口书货。书货到达昆明后，再一路用汽车经贵阳转重庆，一路驮运至四川泸州，然后再水运重庆。最后，分运成都、西安、兰州、恩施、南阳等分局销售。以上过程现在说来简单，但一家文化企业在战乱期间的经营，却是千难万难。一是要到处哀告，请求军方放中华书局一马，免征车辆充作军用，二是汽油奇缺，还要运动各种关系、花费巨大代价才能搞到这种战时紧俏物资。
这样的千难万难和战乱播迁中，中华书局仍没有忘记自己的文化使命，1940年仍然出版新书127种，如周谷城著《中国政治史》、顾志坚译《日本经济地理》等学术性著作。
中华书局分为沪港两摊后，1938年初，留沪厂所人员即发生罢工，到11月初罢工才基本解决。陆费逵在香港不仅只是维持，还要面对劳资关系日益紧张和通货膨胀，香港印厂人数众多，1940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1400余人的大解雇案。战时的陆费逵，虽人在香港，却心系书局的书货和同人。他在1938年10月间致信友人沈颐时吐露心境：“十三日手书敬悉。弟因交通阻滞，汇兑困难，对分局函电接洽异常忙碌，总期无办法之中求一线生机。即使万一不能支撑，亦必最后一家关门。”谈过了书局前途，再谈个人的身体。引人注目的是，陆费逵这次由自己的病情，产生了不祥的预感，第一次谈到了自己的继任者问题：“弟处此环境，欲罢不能，好在慢性病，一时无性命之忧。不过万一不能做事，继任人选却不可得，盖须于政治、商业、教育三方面，均有相当能力与资格也。”
六、中华前三十年发展原因分析
在艰难之中，中华书局“总算勉强站住了”。陆费逵舒了一口气。回想六十年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其中他亲身参与的有三十多年，他感慨：“其他与中华书局先后开办的，现在一家都不存在了。”不容易啊！三十年的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也总算在中华书局逐渐形成。就中华书局的组织系统看，它和商务印书馆以及世界书局一样，是合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全能出版机构，有人说其性质类于托拉斯。用现在的眼光看，是一个大的集团。总局之外设立各地分局，形成网络。中华书局业务发展的成因有许多，比如中华书局在其发展中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如孔祥熙等官僚个人资本的进入帮助中华书局拿到印钞权，又如蔡元培等学界人士的支持，蔡曾向陆费逵推荐蔡尚思的《中国学术史大纲》，说内容丰富且有新见解。但陆费逵经营拿捏得当是一个关键因素，我们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作一些分析。
1、锐意经营是成功的基石。
陆费逵是一个善于捕捉商机的人，虽然也有经营方面的过失，但总体部署是得当的。由于陆费逵可以说是近代出版业中少有的全能型出版家与出版商，所以他能将经营拿在手里，大政方针全由己出。虽然经历了几次困难，但中华书局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得到了发展。
中华书局的主营结构是总局、分局、发行、印刷四大块。在总公司之下有编辑、事务、营业、印刷四个所。为了获得好的经营效果，陆费逵取编、印、发三大块并重的方针。
编辑是源头。这一块是全部营业的上游，没有源便没有流。陆费逵从事出版是以服务教育促进社会进步为己任的，对这一块的要求自然是以出有价值的书贡献于社会为目标的。编辑这一块首要的是要先确定出版方向，在中华书局开创初期，陆费逵认定教科书第一，而教科书之外，最有市场希望的是字书与杂志，故他对编辑力量的布局和产品的构成也主要在这些方面。其对编辑环节的重视程度，从编辑部门集中的人才可知，也从如后一个材料可以看出。1930—1940年间，编辑所薪酬964533元，稿费612579元，书报252428元，杂支68210元，总计1897751元。从这个材料可以分析，编辑的待遇是比较高的，薪酬的支出高于稿酬的支出，提供的书报业务资料也是可观的，几接近稿酬的一半。待遇是吸引人才的最主要的办法。
发行是书局的命门。货要销得出去乃是历来商家的钱路。陆费逵加强发行最主要的措施是在各地设立分局，他慎重选择分局经理，对人选取的标准，一是品德较优，二是文化水平较高，三是本业的内行，四是懂一点经济。分局经理有职有权，但要向总局述职，各地还任命监理人，就近监督分局。各地分局经理回总部，陆费逵常亲自会见，也经常郑重其事地向分局经理介绍他的对管理企业的一些意见，他甚至还写出书面文字，要他们注意书局长远利益，必须紧缩开支等等。分局成为全部营业的支撑，多年居据营业的重头。陆费逵把“使顾客满意”作为发行的首要条件。他在书局的内部刊物上发文指出：“使顾客满意，使顾客买东西必到我店，是我们做生意的第一条件。”陆费逵还亲自站柜台，有一则逸闻，某日有一顾客在书画柜购买玻璃版字帖一本。在营业员包书空隙，陆费逵主动上前告知顾客，另有新出书画多种并逐一加以介绍。最后顾客共买得40余元的书画、碑帖欣然而去。次日，书局董事汪幼安来见陆费逵说：“江宁镇守使王廷桢君昨天来买物，遇一戴眼镜能说北方话的营业员，招待殷勤，他很佩服，要我转告你不要埋没这个人才！”陆费逵大笑，答曰：“是即敝人也！”陆费逵在营销手段上也很用心，《中华书局月报》上称：“本局提倡国语，不遗余力，出版图书教具，新颖精审，夙受教育界的赞许，前出国语书目，小本精印，既便携带，尤便检查。近又新编国语大张书目，专供各局发售国语书籍时包裹之用，现已出版分发各局云。”“推广部新编一种大张包书用纸，一面详载最近出版新书，一面汇印预约特价各书，用彩色报纸印刷，现已出版分发各局应用了。”湖北省图书馆收藏有中华书局1921—1937年的各年度的本版书可供销售目录。而商务印书馆从1910年到1937年，这样的销售目录也是平均每季一期几无间断，前后总数达140册之多。小中见大，早期出版人这样的做法，足为后来的出版者效法。
印刷是为基础。陆费逵考察美日等国出版印刷业发达国家，发现其分工较细，出版业并不自办印刷业。但我国出版业情况不同，因正处于幼稚时期，如果自己不办印刷厂，无论在成本上、出版速度上以及企业资金运用上，是不易与同业竞争的。中华书局在教科书上比商务印书馆所占份额虽小，但它靠印刷打天下，广泛承接社会印件尤其是彩印。1916年，上海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铜仁路口）印刷所落成，占地43亩。到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因为“一二八”之役印厂被毁，中华书局在印刷上超出商务印书馆，更尤其是靠印刷钞票得到补足。1933年在香港设立新厂，号称远东第一，1935年上海澳门路新厂建成，印刷业务剧增，成为中华书局的经营重心所在。而到战后包括中小学教材在内的图书营业只占四成，其余皆为印钞所得。这是商务印书馆所不能比的。中华书局取得较多的印钞业务，和孔祥熙长期是中华书局董事分不开。在印刷上的成功帮助了中华书局，如舒新城日记称：“日来想到公司营业情形，印刷上之盈余颇多，应设法应用之。但既不可滥用，亦不能投资他业，而出版方面基础尚不巩固，故最重要之方法，当于编辑上着力。”也就是要把印刷的盈余转一部分用于编辑图书。见证过上海出版业棋盘街沧桑的曹聚仁先生也说：“到了最近二十年间，中华书局在印务上有了长足的进展，连带着把出版部分也稳住了。”
陆费逵并不满足于现状，总是采行扩大营业的进取路向。一方面，他决定将中华书局的经营总方针放在出版发行印刷三个联合体上，另一方面在主营业务之外，和商务印书馆全方位经营一样，中华书局多种经营的面也比较宽，后来更扩展到制造教学用具，经营文具仪器等，还办有函授学校。要多种经营的原因如有的中华书局老职工所分析的：“当时教育不普及，一般图书发行量少，又不屑为图利去发行低级趣味的图书。”为了中华书局的生存与发展，就不能不注重营业结构，开展多种经营，以辅养主。事实证明，中华书局在陆费逵主持之下，多种经营是对路的。
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为了发展，往往很重视谋求与官僚资本及政权的关系，商务印书馆是这样，中华书局也是这样。陆费逵在商业操作上也尽可能注意时局的变化，如《辞海》排校过程中，陆费逵与舒新城对涉及日本军阀侵华的一些词目，如“一二八之役”、“九一八之役、”、“上海协定”等都格外小心，释文中不直书日军“侵略”等，而称“行动”，这样做也是因为中日尚未正式开战，为便于在日伪势力范围内发行。
2、重视人才与技术是成功的前提
陆费逵以人才为书局根本，对于在中华书局的用人曾有一自述：“用人一本人才主义，识人未周容或有之，见贤不举绝对无之。”
中华书局人才较为集中，和商务印书馆一样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和不少不求闻达而埋首苦干的学者。有的学者指出，文人学者在出版界的频繁活动，标志着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华书局编辑部在规模最大时曾达200人。据初步的列名，中华书局的编辑人员（包括馆外编辑）中不乏知名之士，早期有梁启超、范源廉、马君武、徐元诰、戴懋哉、张相、高野侯等，以后有舒新城、金兆梓、田汉、李达、张闻天、左舜生、陈启天、潘汉年、王宠惠、李登辉、徐志摩、周瘦鹃、谢无量、黎锦晖、沈问梅、马润卿、张士一、朱文叔、章丹枫、周宪文、钱歌川、钱亦石、张梦麟、周伯棣、郑午昌、葛绥成、桂绍盱、武堉幹、陈伯吹、李平心等。中华书局员工收入比商务印书馆略低，但中华书局吸纳人才也像商务印书馆一样，给予较高的待遇，像二十年代初中期留日回国后的田汉，第一个职业便是在中华书局做编辑，月薪200元。后来中华书局又约有留学背景的徐志摩编辑文学月刊，编辑费为每月200元。在编辑所里原有编审、编辑、编校、练习生四个等级，依各人的学历起点而定，约相当于今之职称。但这四个等级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经过工作的锻炼与学习的努力，练习生与编校未始不可担任上两级的工作。这便形成了人人向上的风气。其中甚至有共产党人，如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钱亦石，在1936年上半年起，也到中华书局编辑所半日工作。赵伯衡也是中共党员，“四一二”事变中被捕，出狱后不能再回商务印书馆去，便到中华书局编辑所任《小朋友》的编辑。其他如李达、张闻天、潘汉年等都在中华书局编辑所工作过。陆费逵本人很重视人才。有一位青年给他写信说自己正在编一部《国学文录》，表示愿去中华书局工作，陆费逵回信表示目前书局无适当位置，但愿介绍他到其族兄平甫家做家庭教师。这样这位青年就在陆费逵族兄家做了八年的家庭教师。后来进了中华编辑所成为骨干，由于知识渊博，人称“活辞海”。钱歌川回忆，因为他介绍的基本英语，中华书局在这项上赚了不少钱，陆费逵也因此“对我另眼相看，妄加青睐，甚至连我在《新中华》上发表的随笔，如《吃鸡赘语》之类，也要在百忙中抽暇来阅读了”。黎锦晖也谈到他年青时在中华书局做编辑，陆费逵对他很看重“他随时注意我的一切情况，认为我年轻力壮，不怕辛劳，还可以多负责任，借此锻炼才能”。陆费逵选择总编辑更是煞费苦心，1913年即挑选范源廉任编辑所长，二十年代末又挑选舒新城，前后两位总编辑的挑选都堪称近代出版史上的经典案例。像范源廉（1875—1927）曾历任民国赵秉钧、段祺瑞、靳云鹏内阁多届教育总长和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在当时社会上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影响。1913年1月，他因不满袁世凯和赵内阁而从教育总长的位置上挂冠辞职前往上海，正在为中华书局草创而求贤若渴的陆费逵，不失时机地力聘范源廉为首任编辑所所长。之后，范源廉组织编写“新制”、“新编”、“新式”等一系列教科书，为中华书局的文教出版事业做出了不少贡献。陆费逵后来在 《 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中，对已然作古的范源廉还充满感激，说他“目光远大，不计利害，在局虽仅四年，然服务勤劳，时间恪守，编辑基础于以立，社会声誉于以隆；而东山再起之后，对于公司尤多擘画维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选择总编辑和总经理方面，陆费逵有着自己的见解：“盖须于政治、商业、教育三方面均有相当之能力与资格也。”
中华书局重视人才的招新。从1913年起，中华书局就制订了《任用职员规程》。正式规定，招纳员工，除却特别延用者外，一律要经过考试，在试用合格后录用。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到1936年，中华书局在《申报》上刊登了20多次招聘招考广告。职位包括编译、缮校、书记、分局正副经理、账房、柜员、庶务以及各种学员学生等，分别要求有大学本科、专科及高初中水平。每次录用的人员，少则三四人，多则三四十人。中华书局员工数千，除少数创业元老和重要人员外，多数通过考试进门，无所谓等级亲贵之分，因此人际关系比较简单，整个企业凝聚力也较强。这是与商务印书馆略有不同的地方。为了保证新进人员的质量，中华书局在招考时，一般都对应考者的资历有相应的要求：对有相关的商业经历，看得比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更重。如中华书局在《申报》1921年10月16日刊登的招新启事上，就具体明言，对于入局后拟担任事务、账务、营业、书记等职务的中级职员，要求其资历是，有相当丰富的营业经验，能写会算，或者中文、英文各有一门擅长；对于入局后拟担任事务、誊写、营业等职务的初级职员，要求其资历是，曾担任过商店职员，或者有中等学校毕业的学历；就是拟派往厂店各部作练习生的人员，也要求有中学二年程度或曾在商店习业者。中华书局于1936年5月招考职员，规定录取的规则是，第一对人对事的态度，以踏实为主，不知以为知者，是为人处世的大忌；第二精通中文；第三要求常识丰富；第四要求具有一定的业务经验；第五是专门知识。从中可见中华书局用人十分注重综合素质。书局招考的第一步，是根据报名者投递的简历情况，确定其是否具有参加笔试的资格。第二步则是进行严格的笔试。笔试合格者，才有机会进入第三步的面试。面试十分慎重其事，由书局的头脑们亲自主持，当面考问。通过如此层层淘汰而被录用进来的职工，庶几不会像中小书局的那些乡亲店员那样——既不会招呼读者，更谈不上知书识书，出现那种遭人批评的“瞠目不知所对”的尴尬局面。就所查找的《申报》出版广告情况来看，中华书局像这样的招考，在其事业兴旺的二三十年代，几乎每年都要进行一两次。书局愿意年年花钱登广告招考，说明这种进人方式，在当时，是有现实的实际效果的。中华书局编辑所人员的资历一般不如商务印书馆，因为商务印书馆对人才要求特重学历。中华书局倒也不十分计较，因为也有得益的地方，工资也少得多。只要能干就可用。陆费逵对主要职员的任用很严格，都须经他选任。他认为笔试题目答得对，仅能说明这个人的文化程度，但不能得知他的品德好坏，所以最后须经他亲临面试，从中观察其谈吐举止，以定取舍。有一次，中华书局登报招录职员，内中有一大学毕业生，笔试各门成绩都好，可是最后经他面试，竟然没有录取。这说明他对职员的选用是学历与能力并重的。
中华书局更重人才的培育与培训。早在1916年中华书局制定的第三期发展计划《五年概况》中，就把“派人出洋留学养成完备之人才”列入其中。1922年送总店副店长薛季安、编辑员黎明赴德国留学，并考察仪器标本制造等。1924年前后资送编辑所的王光祈、马润卿等分别赴德国和美国留学。1936年钱歌川留英，陆费逵为钱歌川去英国留学给编辑部批下一手条：“钱歌川去英，事为公司撰文购书，自二十五年九月起，一年为限，薪水照送。”可见陆费逵对于人才培训的重视与长远眼光。私营企业能如此重视人才的培育，难能可贵。编辑所的练习生与编校进各种实习学校学习，学期终了可以凭成绩及格报告单报销学费。在发行所的练习生则非学习不可，且无须自己垫付学费，其他部门的待遇同。1935—1936年间，中华书局还办过“职业培训所”，对新进人员进行短期培训，还抽调一些在职人员旁听，成绩好的还给予奖励。1926年起中华书局也办有函授学校和夜校，除了社会教育以外，也起着培训员工的作用，至1937年总计毕业学员达数万人。开设的课程有国语、商业以及编辑、出版印刷等。陆费逵还亲往授课，有一讲的题目是《书业商之修养》。胡愈之曾说商务印书馆那个时候自由学习的风气和学习条件，那里的哲人们的治学态度和敬业精神，对他的成长有重大影响。中华书局的学习空气也很浓，书局人回忆：“中华书局像一所造就人才的工厂，在这里可以遍读群书，扩大视野，受到锻炼。”之所以能遍读群书，还在中华书局给员工的学习提供了条件，中华书局有一个图书馆，1916年建成藏书楼，1926年改建成图书馆，编制属于编辑所，在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1932年初毁于战火后，中华书局的图书馆就是上海最大的民营图书馆。解放初陈毅曾在舒新城陪同下参观该馆，并大加赞扬。中华书局对老年人才也很重视，1936年底时，陆费逵致函舒新城：“编辑所副所长张献之先生函请辞养疴，弟已函复准其解除副所长职务，以免琐事烦扰，惟不许其回里，以便整理《辞海》并校改教科、参考等书。仍送原薪，有病许其不到，不扣薪。所有编辑所副所长职务，自廿六年（1937）一月份起，请金子敦先生担任。”陆费逵在晚年常将自己在经营管理方面的意见写成书面意见，寄给书局各级负责人，也算是对重要员工的一种亲自的培训。
中华书局在对待人才的总体氛围上是严格而又和谐的。舒新城曾说：“老实说，我们用人的条件严于官厅及学校，待遇却不能超过官厅及学校。我们的同事所以还能维系，第一是靠着各人的志愿与兴趣；第二是靠着同事的感情；第三是靠着用人的大公无私，进退黜陟不讲情面；第四是靠着生活的稳定。”
在设备的更新改造与技术引进方面，中华书局也不遗余力。引进过国外的技师，如日籍绘石技师金良吉和冈野，德籍绘石技师史密茨。由于有较好的技术条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大宗包装印件才能揽到手中。南洋兄弟公司是民族烟草企业，为了和外商英美烟草公司及其他同业竞争，力求装潢讲究，印制精美。中华书局印刷厂具有这样的技术条件，竞争中才能立足。在三十年代中华书局因为技术和引进设备，承接了过去要在国外做的印钞业务，这也改变了中国不能自印钞票的落后状态，使中国的印钞业得到发展。由于陆费逵重视印刷及人才，使中华书局在印刷技术设备、人才方面在国内首屈一指，超过商务印书馆。
3、类家族式管理是成功的环境
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以来两家最大的出版机构，它们的出版经营范围大致相同，组织结构设置也有相类之处，但其企业管理却有着较大的相异性。中华书局领导者个人的“人治”色彩，比商务印书馆要浓厚许多。也就是说，中华书局的现代企业制度并不完善，员工们甚至习惯于中华书局的分工不十分清楚，责任也不十分明确的企业管理状况。舒新城日记曾有这样的记载：现在中国系过渡时代，本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三种形态并存。本公司原是在封建社会将开始崩溃时代产生的，最初之范围甚小，组织甚简，各种事务，多由总经理直接处理，各级人员亦多由直接指挥，遂形成家庭性质之集团。所谓事权并无严格的界限，大家习惯了，亦怡然相处，纵有事务处理或人员指挥之权限不清楚，彼此不甚介意，甚至于不问。二十余年来，大家为此种习惯所陶铸，无形中形成一种习惯法。凡与此种习惯相应者心理上自然有一种安顿，事务上也不感棘手。现在干部人员之最大部分都过此习惯的生活，所以大家相处很好。让人感觉有一种家庭式的氛围。而且在陆费逵的领导下，这样一个系统中无形中形成了一种传统，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中华书局分支机构的国内外任何地方，曾经在中华书局工作的人就一定可以得到照顾。
由此来看，在中华书局的发展史上，陆费逵个人的因素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这个灵魂人物就像书局里的一个大家长，很多事情都由他的“一言堂”来敲定。中华书局前几十年的发展说明，这样一个大家庭能够大体运作有效，靠了陆费逵的人治，到战前，中华书局已有员工约5000人，资本400万元，各地分局40余处，年营业额1000万元，如此规模的近代企业，主要靠的是陆费逵个人的家族式管理，也是一个异数。他的个人出版才能与个人魅力成为一种有效的约束力与凝聚力，维系着中华书局。陆费逵自述：“总之我不怕多办事，职务尽管加重，我还是悠然自得的，知我者恭维我善调度，不知我者说我不做事，自己看报谈天，却指挥助手，像煞有介事哩。”
这种模糊式的管理，加上陆费逵个人的平实亲和作风，为书局创造了一种较为宽松的氛围。知识分子多是清高而又不喜拘束的，自然最适应这样的工作环境，或者说这样的管理更易为他们所接受。陆费逵也曾提到，在中华书局，员工迟到早退，并不“计时扣薪”。据有的老员工说，陆费逵给部门负责人打电话询问生产进度，如得知尚未完成，也只是哈哈一笑了之。自称秉性爽直做事倔强不会适应环境的舒新城，在进入中华书局后觉得：“最使我悦服的，于办事之余，偶得一点闲谈的机会，便什么都不分，什么都不管，自由自在地大家谈作一堆。我常想这样的事业环境，似乎不是现在一般社会所能有，而我在中华书局曾亲切地享受了十几个月。”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推行科学管理法，在编辑部实行计量管理，用工“总不外以成本会计为准则”，就受到过相当程度的抵制，引起风波。当然陆费逵也有其原则，总办事处庶务课主任刘某，系陆费逵仲弟的姻亲，在购买办公生活用品时有贪污行为，事发后，家属向陆费逵求情，并愿将贪污款退还，虽然数目并不大只三四百元，如系一般人员陆费逵可能就不深究了，但因为是姻亲，陆费逵反而用重责将其解雇。
看来，陆费逵在中华书局的管理，比较适合国情与近代企业尤其是文化企业初期发展的实际，你还不能说它不科学。只要有利于发展，有实际效果，从理论上看不科学的管理，或许也正是一种科学的管理，不合理当中寓含着合理。现代企业管理理论认为，一种家庭的氛围有利于企业文化的建设，不同的家庭会有不同的氛围，不同的家庭出来的孩子身上一定深深地烙着这个家庭的烙印，不同的企业走出的员工也烙着企业的烙印，他们身上有着各自企业文化的烙印，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风格，这是文化形成的差异。管理好一个企业，模式原本并非只有一种，但各有其门道则是必须的。
第三章 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双雄会
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可谓棋逢对手。陆费逵曾指出这两家出版机构早年有一点不同，即商务印书馆最初是“印书馆”，以印刷起家，中华书局则是“书局”，以编辑出版教科书起始，最初并不经营印刷。但是后来两家都经营出版与印刷，中华书局的彩印还后来居上。中华书局异军突起，为此新出版格局的坐标系不得不重新设定。于是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成为行业领导者，两者的双雄会是民国出版的基本格局之一。在中华书局成立后的将近40年的时间里，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的诸多领域展开了全面的同业竞争，骎骎乎几与商务印书馆并驾齐驱。中华书局1912年以2.5万元开张，以出版发行教科书获得厚利，资金也增长很快。不数年中华成为有八大杂志、多种实业、数千员工的大型企业，直逼商务印书馆。在初期的竞争中，中华书局异军突起而商务印书馆节节失利。竞争最后是通过产品与货物来体现的，产品的竞争是最根本的，通过产品的竞争托起了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的品牌。当年两家竞争的四大焦点是四大产品门类，即教科书、工具书、古籍书、杂志。中华书局从初期即逐渐在这些领域与商务印书馆形成竞雄的格局。用陆费逵自己的话说：“新制新式教科书之优良，八大杂志之风行，《中华大字典》之为空前良著，洵可谓盛极一时矣。”1916年中华书局在棋盘街建成五层的总店，而紧挨的就是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又在商务隔壁，似乎是对商务印书馆形成夹击。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在各方面形成竞争态势，用王云五的话说是，“伯鸿都不肯放过”。
一、教科书
美国出版家史密斯在《图书出版指南》一书中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图书出版业发展的第一步，很可能是从学校用书开始。”在某种意义上说，出版是教育的相关产业。教科书是近代中国出版最大的市场，一方面，自1906年科举废除后，学校与学生的巨增，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之一。民国成立前后9年间，学校数增加了9万多所，学生则增加了320多万人。1928年到1936年，中小学学校增加近11万所，学生人数增加了近1000万人。这样，对于教科书的需求也就达到空前的地步。另一方面，近代教育处在不断变革当中，从1904年清政府颁布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癸卯学制”，到1922年的新学制“壬戌学制”，教育制度一直处在调整和改革的过程中，学制的改革意味着教科书市场的变数和竞争前提的存在。当时先觉的中国人都认为，改革教育为救国之本，而新型出版藉此得以萌芽发展。蔡元培曾对中国近世教科书的起源有所论列：“清之季世，师欧美各国及日本之制，废科举，立学校，始有教科书之名，为教习者，以授课之暇编纂之，限于日力，不能邃密。书肆诎于资而亟于利，以廉值购稿而印之，慰情胜无而已。近二十年来，始有资本较富之书肆，特设印刷所，延热心教育之士，专任其事，于是印刷工作始影响于普通之教育……”并谓：“教育制度既革新，第一需要的，为各学校的教科书。旧式刻版法，旷日持久，不能应急；于是新式的印刷业，应运而生。”言下之意是，出版业因了教育而得到发展。
商务印书馆以编辑了近代中国第一套完整的教科书发家。到1910年，商务印书馆各级教科书已达到531种（册），品种和发行网都已完成，形成了独占市场一家独大的局面。新起的中华书局也想以教科书起家，但要从这样的局面中夺得一分田地，既要天时，更需人谋。而陆费逵恰好兼具这样两条。他创办中华书局正是靠服务教育、编印教材起家的。《中华书局宣言书》开宗明义地说：“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又说：“民国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适宜之教科书，则革命最后之胜利仍不可得。”故而“爰集同志，从事编辑。半载以来，稍有成就。小学用书业已蒇事。中学、师范正在进行。从此民约之说，弥漫昌明，自由之花，矞皇灿烂。俾禹域日进于文明，华族获葆其幸福，是则同人所馨香祷祝者也。”并明确宣布本书局创办与出版的“宗旨四大纲”：“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重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在《宣言书》的类似“总论”的文字之后，是逐一介绍中华系列教科书（10种）的“编辑大意”。其中包括初等小学修身、国文、算术3种，高等小学修身、国文、历史、地理、算术、理科、英文7种。兹举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的“编辑大意”为例，文如下：本书以养成中华共和国完全国民为宗旨，以独立、自尊、自由、平等为经，以公德、私德、国民科为纬。本书用圆周法，每一年为一周。前三周注重学校、家庭，兼及社会、国家。第四周德目全备，尤注重共和国民教育。本书第一、二册，因学生识字无多，全册图画。第三、四册，多假设故事，用简单文语。后四册兼用故事训词，既资模范，又便明理。本书前四册，全用儿童能行之事。后四册渐及成人教材，以为将来立身之助。童话寓言，趣味深厚，颇易感化，本书略采用之，以为语法之助。本书文字，力求浅显。引用古书，恒加点窜，以期易解。本书前二册，有图无文，目录亦不录入正文中，以免儿童难解。后六册文字，自十字左右，渐增至百字左右，惟必短于同程度之读本。本书分八册，供初等小学四年之用。本书图画丰富，以为儿童观感之助。本书另编教授书，详述教授之法，以为教员预备。
这样的十则“编辑大意”，有学者说就是最好的新教科书的宣传广告。以往研究陆费逵的教育思想、出版理念，大多见首不见尾，只谈《宣言书》的头两段，而忽视后面的“编辑大意”。但若探究陆费逵的营销策略、宣传艺术，像上引的一类文字是必须引起同等重视的。《宣言书》除了刊载于当时沪上最大报纸《申报》，更全文刊载在中华早期刊物《中华教育界》1912年2月第1号，其广告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中华书局的新式教科书一炮打响，名利双收，一方面与其适应了辛亥革命胜利后教育形势的变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积极有效的营销策略有关。
中华书局最初的一枪是瞄得准也打得很准的，它的创办者提出两个口号：“用教科书革命”，“完全华商自办”，抢占了一个制高点。当时上海乃至中国最大的报纸《申报》在这一年的2月26日刊载了陆费逵表达这层意思的《教科书革命》。其中的含义是非常明显的公开的，每条都刺中商务印书馆的要害不说，更简直是对商务印书馆的公开叫板，给商务印书馆一个下马威。商务印书馆看到了自己的失误和教训，马上调整自己的方针，将旧有教科书大加改订，快速动作，不到一个月，1912年商务印书馆编印了《共和国教科书》，其中有初小教科书11种，高小教科书6种，小学教员用书16种，中学教科书23种，中学教员用书9种。为照顾一些老校一时难以放弃旧学制春季始业的做法，另出版了国文、修身、算术、历史、地理、理科等春季用教材。显然商务印书馆快速动作取得了效果，全套教科书于秋季告竣，且利用自己的牢固基础稳住了阵脚。中华书局的第一波冲击力毕竟是有限的。虽然1912年商务印书馆受到的冲击是有限的，因为这一年，中华书局的全部营业额是22万元，商务印书馆全年的利润就达28万，但仍让新起的中华书局在第一轮较量中拔了头筹，并从商务手中夺得一分天下。辛亥革命把教科书的蛋糕做大了，中华书局从这个蛋糕中切了一块，挖到了第一桶金。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针锋相对，轮番推出和新学制相符合的新教材。1919年陆费逵时在《中华教育界》第8卷第1期发表《小学校国语教学问题》。1920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同时推出新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的《新法教科书》，是该馆采用语体文的第一套教科书，中华书局的《新教育教科书》整套书都采用语体文编写。1923年4月，教育部规定，至本年止，凡用文言文编写的教科书分期作废，逐渐改用语体文。商务印书馆出版新学制教科书，包括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各类教科书，为适应高中选科制的需要，这套教科书含有高中高工用教科书14种，高商用教科书19种，高农用教科书12种。中华书局则出版新小学初级用、高级用教科书和新中学初级用、高级用教科书各一套。以下是两家在二十年间的教科书品种目录：
陆费逵曾有致舒新城的一封信，内容为《论中国教科书史书》，论述两家在教科书方面的竞争：“民国元年，中华书局开办，所出《中华教科书》，颇风行。二年，范源廉入中华任编辑所长，编行《新制教科书》；三年，编《新科教科书》；五年编《新式教科书》。元年秋商务先出《共和教科书》。五年，复出《实用教科书》。文体教科书至今犹以《共和》及《新式》为巨擘。改语体后，商务出《新法》、《新学制》两种教科书，中华出《新教育》、《新小中学教科书》；商务又出文体的《新撰现代教科书》，中华又出《新小学国文》及高小各科之文体教科书。”当时两家出版社的教科书编写班子，集中了国内的优秀人才甚至一流专家，中华书局有李登辉、黎锦熙等，这些编写班子都是出版机构自己建立的，用现在的话说编写人员都是编制内的正式职工。这是与当今的情形不大相同的，现如今只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可能是这种模式。
教科书要围绕课程标准来进行，所谓课程标准，略似现在的教学大纲。教育部长总在不断地更换，课程标准也总在变脸。新的标准出来，出版机器也就得开始新一轮的竞争。在几十年的教科书竞争中，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从师范、职业学校、补习学校到民众识字班，各类教科用书齐备。中华书局编写的教科书，涉及学科门类广，凡政府颁布的课程标准中所罗列的几乎所有课程，中华书局都编写有相应的教科书。据统计，民国期间中华书局一共编写了10套小学教科书，8套中学教科书，8套师范用书，1套中等农业教科书，1套中等商科教科书和1套大学用书。据陆费逵自己说，全中国各类学校教科书，中华书局占有3/10。当然，商务印书馆的份额要更大些。
在研究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方面的竞争时，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
其一，两家如此争夺教科书，除了社会需求外，主要地还在于教科书给出版商带来的利润高于其他出版物，如在中华书局任过编辑所副所长又长期主抓教科书的金兆梓所说：“在那时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下，教科书是各家发行的最大目标，因为它利润最大销数最稳定。”
其二，教科书是近世几家大出版机构的主要业务。商务印书馆有编译所主持教科书，中华书局则有教科书部专司此职。各家总是拿出自己最强的力量投入，编写人员作为自己正式的编制，在报上刊登广告，还有特制的宣传品和样书分送，后来还给经销人以回扣，有些推销人员去联系用户也给额外优惠。在1924年以前基本上就形成了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两家的教科书领先地位。从1912年到1949年，中华书局出版教科书400余种，还只占教科书市场的三成，而商务印书馆仍为老大，长期独得六成。后来有世界书局挤入教科书市场，之后又形成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再加上正中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文通书局等教科书的所谓“六联”与“七联”。
其三，中华书局参与教科书竞争，提高了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各自教科书的质量。当时教科书格局未确定前，有许多中小出版社都参与了教科书大战，但多为纯粹营利，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应有理想。故陆费逵曾谓，中华书局一成立，我国教科书有竞争之故，乃大进步。进步在哪儿？在于他抓住了时代感，陆费逵本人曾归纳中华书局教科书的最大特点，是“本最新之学说，遵教育部通令，以独立、自尊、自由、平等之精神，采人道、实业、政治、军国民之主义。程度适合，内容完善，期养成完全共和国民以植我国基础。”应该说，中华书局教科书的质量是良好的。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曾经回忆幼时读书学校里全部用的是中华书局的课本：“这些教科书使我耳目一新，扩展了我的视野，也开阔了我的思路。”也如有的学者所说，正是在近代教科书的编写中，使一些新旧作品成为经典，至少表明他们形成经典的过程渐趋完成。中华书局在教科书领域参与竞争，使商务印书馆感受到压力，从而更注重质量，注重教科书的修订。汪家熔先生的研究说：据蒋维乔1903年至1912年初的日记，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1904年编成后从未修订，更无重编的打算。一套问世已八年的课本，仅仅做的是“减少页数”的工作。直到看到中华书局成立宣言书中所说“爰集同志，从事编辑。半载以来。稍有成就。小学用书业已蒇事，中学师范正在进行”，商务印书馆这才着了急，编辑新的课本，此后的商务书局教科书不再是“八年一贯制”，而是注重完善，经常重编。前引从1912年到1937年的二十五年间，两家出版的课本书单也说明，中华成立后，有了竞争，教科书的更新大大缩短。
其四，竞争中的营销手段是多方面的和有效的。在陆费逵所处的时代，报纸是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作为至今仍是印刷媒体中影响最大的报纸，其广告具有读者广泛、稳定，传播迅速及时，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便于查找等优点。陆费逵深谙通过报纸进行图书宣传的作用，亲自动笔在当时读者面最广、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申报》上宣传本书局的教科书及相关的教学指导用书。书推出的时候，又以最快的速度在刊物、报纸上进行营销宣传。如1912年4月2日在《申报》头版发满版广告“新编教科书五折发售”；《新中华》杂志1935年下半年各期刊登广告，小学课本均六折发售，初中、高中及师范教科书则八折发售。其中小学教科书，广告中称其特色是“根据学历时令，切合儿童生活，发扬民族精神，注重生产教育”。为了推广教科书，两家大做其广告，大打广告仗。1933年五六月间，中华书局为推广自家的《新课程标准教科书》，曾七次在《申报》上大规模地做广告宣传，几乎同时，商务印书馆《复兴教科书》的广告也寸步不让地交错进行。
其五，在竞争中注意协调各处的利益格局。1921年底，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这对老对手间签订了关于销售小学教科书的协议，计二十一条，内容有发行折扣、回佣、赠品、对分局补贴限制以及违约罚款等。
以上主要分析中小学教科书。在大学教材方面，两家出版社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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