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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7 14: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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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晓鹏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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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务业“体制病”研究

中国服务业“体制病”研究试读:

前言

最近几年间,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逐渐消退,影响全球经济的多个变量正在进行着再调整,也在潜移默化中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仍将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中国也正在进入一场以改革开放引领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未来转型发展的现实需求和基本走势下,促进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任务显得非常重要。在既有的发展实践中,体制变革一直是我国现代服务业成长的动力源泉,但服务业及其企业“做不大、做不长、做不强”的现象却始终存在,其病因就是“体制病”。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试图解构服务业“体制病”的理论内涵,并尝试立足中国国情全方位把脉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体制病”表现,在此基础上通过“四元治理”假说指明中国现代服务业体制创新方向及其对策建议。

笔者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将步入更深入的二次转型阶段,经济发展也正在进入到新常态之中,加速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确保转型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要求。在此期间,有五个方面的“新”变化值得重视:一是发展方式的新战略。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很长时期里,受外部环境、要素稀缺和社会发展滞后等制约因素的进一步影响,发展方式转型将成为该阶段的战略主线。二是区域合作的新趋势。包括东中西区域发展格局的调整并由此引发的区际产业分工的变化、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提速三个方面。三是产业升级的新内涵。以转型为契机,构建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新特征的现代产业体系,这就需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并通过产业融合与产业联动发展,提升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引导产业结构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四是改革深化的新动力。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国将在体制机制改革的深水区中渡过,通过所有制结构、政府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为现代服务业带来新一轮发展的动力。五是开放升级的新引擎。今后,我国的对外开放也将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一方面过去那种长期依靠政策激励、粗放发展的开放模式将转到制度优化、效益提升的开放模式上来;另一方面,原来地区竞争性的开放将转向地区协同性的开放,将外资利用放到整个国家战略层面加以考虑。而且对外开放的导向将转化为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相结合,并从外资引进为主转到外资引进和对外投资并重方面。

立足上述五个“新”变化,我们就必须结合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要求,探讨如何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更好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重点聚焦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立足“体制病”,揭示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实践表明,我国服务业存在规模不大、质量不高以及服务企业“做不大、做不长、做不强”等现象。虽然可信解释很多,但对于转型中的中国而言,体制转型程度往往决定了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质量。同样,对我国现代服务业而言,需要从产业发展的大体制角度剖析服务业的发展特点、发展困境。这样做,容易把握问题的本质。

第二,将现代服务业发展体制内生化,提出服务业“体制病”的治理假说。通过对产业发展体制的梳理,聚焦服务业体制问题。本书并不是对前人文献的简单整合,而是要把服务业发展体制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内生变量来研究,并把各类具体的服务业体制问题嵌入到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之中,进而更好地认识我国服务业“体制病”背后的人的因素。

第三,要规避全球产业分工对本土服务业的低端锁定问题,需要强化体制创新。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日渐放松对国外跨国服务企业进入的政策性壁垒,经过几年发展,许多现代服务企业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跨国服务业牢牢盘踞市场高端,而本土服务业则徘徊在市场低端。照此趋势下去,我国服务业不排除重蹈制造业低端化的教训。如何摆脱这一困境?需要借体制创新之动力,在不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前提下,设计出顺应全球化和信息化要求的体制机制,以此促进本土服务业的集成化和整合化。

第四,要破除不健全的市场化体制对现代服务业产生的不良影响。多年来,由政府驱动的市场化进程已经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仅从现代服务业角度来看,不健全的市场经济不仅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而且对现代服务业的有效集聚产生了负面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在政府强力主导下,现代服务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管制过度和管制不足的双重矛盾:一方面,大量垄断国企通过内化服务或者市场圈定的方式排斥竞争、挤压民营服务企业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大量民营服务业通过游说政府或跟随国企获得短期发展机遇;同时,行业协会的功能丧失又进一步加剧了上述循环,导致我国服务业处于无序发展状态。未来的体制创新必须以消除扭曲市场化的不良影响为导向,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

第五,以工业化优先的政策定位弱化了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甚至降低了服务企业发展的动力。发达国家实践表明,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是一种典型共生关系,不能把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对立起来。但在我国,至少在局部范围内还没有形成服务业是工业的补充,而不是大规模替代工业的普遍认识。不仅如此,由于服务业的税基小且征税难,地方政府制定出来的产业政策和刺激措施全面偏向工业,比如服务业的用地成本远高于制造业,而融资方面也比制造业要困难得多,结果是服务业可以获得的体制发展空间逐步缩水。

第六,我国城市化水平在未来几十年间将快速提升,这对服务业的发展提出更加迫切的要求。既有发展实践和实证研究表明,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发展所形成的聚集效应使工业比重上升对城市化率上升具有直接的带动作用;而当工业化接近和进入中期阶段之后,城市化的演进更多地表现为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带动。由此出发,笔者认为,伴随着中国城市化在未来几十年间的大规模提速,需要深入剖析城市化与我国服务业的关系问题,尤其是怎样的城市化模式和路径更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总的来讲,本书作为应用研究类型,研究范式采用的是“问题导向”,重点聚焦对策建议。在探索过程中,为了确保研究能够反映真实的情况,笔者一方面借鉴了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中国服务业发展体制问题进行了重点搜索;另一方面,通过对相关城市有关企业的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有针对性地发现了问题并给予了量化说明;同时,笔者还先后组织了多次小型论证和专家讨论,确保研究结论既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又具有较强的现实说服力。但必须指出的是,鉴于本人的精力和学识能力有限,研究中的疏漏在所难免,在此恳请读者批评指正。第一章 比较与定位: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动力探寻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低端要素赖以支撑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无法确保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而服务业却面临日益严重的发展滞后和活力不足的问题。如果不适时推进服务业体制改革,盘活服务业存量资源、增大服务业增量资源,将有可能威胁到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基于此,本章将重点探讨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实践(为避免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此处统计数据多截止到2008年),通过界定现代服务业的特定内涵,从历史视角和国际比较层面剖析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特征,进而结合未来发展趋势,揭示现代服务业发展动力的体制变量及其内容。第一节 研究界定:现代服务业的现实溯源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中,“现代服务业”概念被正式提出;200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既要改造和提高传统服务业,又要发展旅游、信息、会计、咨询、法律服务等新兴服务业”。2007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今天,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一个特有的专业词语,泛指一切使用新技术、新创意或者采用新经营模式的服务企业总称。

自2000年以后的10多年时间里,国内学者在现代服务业领域的研究可谓是高潮迭起。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1月至2012年3月,国内冠以“现代服务业”的期刊论文共计1777篇(少数重复)。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发展,这固然和国家对现代服务业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也和许多发达国家相继进入“服务经济时代”这个大的背景有关。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现代服务业呢?在现有的文献里,西方学界并没有如此之称谓,现代服务业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概念。笔者以为,现代服务业的提出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的中国主动寻求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集中体现,是中央政府立足在中国崛起目标下的国家战略构思。虽然我们很难在西方经典文献里找到现代服务业的完美定义,但国内学者的研究却让我们看到,现代服务业至少应当包含以下两层内涵:

一是从静态意义上看,现代服务业就是一些特殊服务行业的总和。

伴随着ICT技术的广泛传播和应用,许多使用信息技术手段的现代管理理念、经营方式和组织模式应运而生,与此同时,许多以前并没有的行业也与信息技术一同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据此,许多学者认为,所有这一切依托在电子信息通讯等高新技术基础上的服务业,我们都可以将它们看作是现代服务业。这些所指的现代服务业不同于商贸、住宿、餐饮、仓储、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主要以金融保险业、信息传输和计算机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房地产业及居民社区服务业等为代表。

二是从动态意义上看,现代服务业就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服务业总和。

从本质上看,技术只是一种固化了的手段,它虽然能够催生新的服务业态,但也可以改造传统的服务内容,使传统的服务业升华到新兴与现代的服务业内涵。由此可见,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切利用现代化的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服务方式改造过的传统服务业,都可以创造出新的、更高层次的服务需求,使这些传统服务业向高附加值、高层次、高知识含量的现代服务业方向发展。基于此,现代服务业中“现代”一词只是一个定性的阶段标准,它很难在具体行业分类上做到精准和科学,这也是许多研究者把第三产业都看作是现代服务业的主要原因。

综合来看,本书认为,现代服务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美国属于现代服务业的行业业态,在中国可能是传统服务业。比如,商业属于传统服务业,但广泛使用信息技术和定制化经营模式的商业就很难再视为传统服务业。所以,是否要精确区分什么样的服务业才是现代服务业,确实难以找到一个固定的标准,这需要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要求进行适当区分。在本书中,我们重点关注现代服务业发展中的体制问题,而体制问题是一个所有服务业都会面对的共性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超越服务业分类之上的话题,因此,如无特别说明,本项研究将以第三产业作为研究对象。在具体使用的行业分类方面,我们依据2004年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标准,并根据需要按照两类划分方法进行探讨。具体来讲有以下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布朗宁和辛格曼提出的服务业分类方法,他们将服务业区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分配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通信、批发零售等行业;第二类是生产者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房地产、商务服务等行业;第三类是社会性服务业,包括医疗卫生、教育、政府和非营利性组织等行业;第四类是个人服务业,包括餐饮旅馆、美容美发、洗衣、修理、娱乐等为家庭生活提供服务的行业。这种服务业分类结构有助于我们理解服务业的功能性质。

第二种方法是我们依据现代服务业的静态和动态含义,综合给出的广义现代服务业的三个类别:第一类是传统特征明显,需要现代技术改造的服务部门,主要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四个行业。第二类是正在经历现代技术改造和已经改变传统运营模式的服务部门,包括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五个行业,此类服务部门带有显著面向最终消费的特征。第三类是已经具备现代服务业特征的部门,包括金融业;房地产;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五个行业。第二节 历史考察:中国现代服务业的成长路径

一、服务业的总量与规模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服务业发展势头迅猛,服务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872.48亿元跃升至2008年的120486.6亿元,名义增长幅度达到138倍之多。从分时期表现上看,近30年来我国服务业的高速增长呈现出两个重要特征:

第一,相对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我国服务业增长率表现出V字形态,分界点在1990年,进入2000年后服务业增速与国民经济增速基本持平。

参照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可以计算出服务业的增长弹性指数(见图1.1),该指数大于1,表明服务业处于加速发展状态,反之则处于压制发展的状态。根据图1.1可以看出,从1978年到1989年,我国服务业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受到1990年及以后年份宏观经济变化的影响,到1997年再次恢复到快速增长的状态里。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1997年之后的服务业增速逐步放缓,特别是进入2003年之后,这种趋势成为一种常态。图1.1 服务业增长弹性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数据整理。

第二,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此后的20年里,我国服务业的价格指数呈现出节节攀高的趋势,并与GDP价格指数的差距日益扩大。

价格是需求的“风向标”,价格的动态分析是研究产业发展体制的关键性变量。在这里,我们根据“现行价格”、“不变价格”与“可比价格”的关系(见本章附录),计算了GDP和服务业的价格指数,基准年为1978年(见图1.2)。非常明显,1992年以后,服务业价格指数增速明显快于GDP价格平减指数增速,这一差距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显著拉大,一直演化到今天。仅仅从现象上分析,服务业价格水平的扩张存在着改革前价格管制下的合理反弹和改革后服务业发展体制扭曲下的非合理上涨双重表现。图1.2 GDP价格平减指数与服务业价格指数(1978年=1)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数据整理。

二、服务业结构的动态演化

服务业结构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二是服务业就业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三是服务业内部的行业结构特征。大致看来,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服务业结构呈现出逐步优化的态势。

第一,由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体现出来的经济服务化水平不断增强,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服务业的名义比重显著高于它的实际比重,服务业的“成本病”问题日益加重。

无论是用服务业名义增加值衡量,还是用服务业实际增加值衡量,国民经济的服务化程度均表现出不断深化的特点(见表1.1)。其中,按照名义比重计算,服务业占GDP比重从1978年的23.9%上升到2008年的40.1%,按照实际比重计算,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则从1978年的23.9%提高至2008年的33.3%。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在两种衡量服务业增加值的统计方法中,显著的分界点在1989年。具体而言,在1989年之前,服务业增加值的名义比重高于增加值的实际比重;而1989年之后,服务业增加值的名义比重日渐小于其实际比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特点,直接原因是服务业价格指数与GDP平减价格指数的不同表现。这种情况也可以形象地表述为服务业“成本病”。表1.1 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注:实际比重以1978年价格为不变价格。

第二,服务业就业比重迅速扩张,吸纳了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大部分就业人员,日益发挥出了就业的“蓄水池”的功能。

在最近的30年间,劳动力的产业间转移就没有停止过,虽然我们都知道大多数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被工业和服务业所吸收,但究竟这种转移和吸收的程度有着怎样的特征呢?这却是需要进一步度量的。在此,可以采用各产业当期劳动力构成与上期劳动力构成的差值来反映,该值为负时,表示当期劳动力在该产业为净移出,反之则为净流入。具体计算时,以5年为一单位,这与国家战略规划的时间间隔相一致(见表1.2)。表1.2 三次产业就业转移情况资料来源:笔者计算。

由表1.2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劳动力在各个时期里基本上是以不变的趋势向二、三产业转移劳动力,从1981年到2008年间,第一产业共转移出来28.54%的劳力就业比重,其中,被第二产业和服务业分别吸纳了8.94%和19.6%。由此足见服务业在吸收就业方面的能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十一五”以来的三年里,服务业吸收就业的作用显著小于第二产业,这恐怕与2000年以来大规模的工业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三,按照布朗宁和辛格曼的服务行业分类,服务业行业结构呈现出“一升三降”的特点,尤以金融业比重上升最为显著。

按照新的统计口径计算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变动特点(见表1.3),我们发现,生产者服务业是近年来比重提高最快的行业,其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004年的32.9%升至2007年的36.8%,提高了近4%。在这里,贡献最大的是金融业,该行业对整个生产者服务业比重提高的贡献超过了100%。显然,如果金融业在这4年中没有获得快速增长的话,那么,整个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将不会有明显的变化。表1.3 按布朗宁和辛格曼分类标准的中国服务业结构变动情况资料来源: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由于2004年后数据与之前的数据口径不一致,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未计算2004年之前的数据。

第四,按照现代服务业的静态和动态含义划分,现代服务部门增加值的比重越来越大,而日益现代化的混合部门在吸收就业上的力量则逐步增强。

在没有明确参照标准的情况下,我们通过表1.4可以得出四个基本结论:一是国民经济产出的服务化水平没有明显变化,但服务业所吸收的就业却有小幅度的提高;二是无论是增加值还是就业,传统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保持了比较稳定的态势。尤其是教育服务业就业比重最高,但其增加值比重却较低,客观上使得该行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处于最低的水平;三是日益现代化的混合部门,其吸纳就业的能力正在不断增强,但其相对效率却令人堪忧;四是或许因为大量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和高人才积聚的缘故,现代部门吸收就业的能力很低,虽然这一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得很快(尤以金融业的相对效率提高最为显著),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不能排除是现代服务部门排斥就业的结果。表1.4 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注:相对劳动生产率=增加值占GDP比重÷行业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比重。资料来源:同上表。

三、服务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

对资源配置效率进行评价,大都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在本书中,由于研究的对象是服务业,而服务业投入的各个要素相对于产出更容易控制及掌握,因此,我们将采用投入导向型的DEA模型(1)来进行研究。

第一,从建立的DEA分析模型来看,1990—2008年间我国服务业整体的投入产出效率不够高,表明我国服务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比较低。

在服务业整体技术效率DEA模型建立中,选用的投入指标有服务业年固定资产投资额(X1),服务业年从业人员数(X2);选用的产出指标为服务业年增加值(Y2),服务业年增加值指数(Y2)。其中,数据均取年底数,且设定前一年年底数等于后一年年初数。时间跨度为1990—2008年,即模型有19个DMU决策单元。通过MaxDEA的投2入导向型的CR模块的计算,得出以下结果:表1.5 DEA模型输出结果

年份服务业DEA年份服务业DEA1990120000.9836191991120010.991989199212002119930.9940920030.93667219940.98848520040.9373419950.98720620050.9540561996120060.9682319970.994742007119980.96390520081  19990.9724322资料来源:根据MaxDEA软件CR投入导向型模块计算,并由笔者整理。

表1.5显示,在考察期内(19年),服务业配置效率整体有效的年份仅占了7年,其他年份都缺乏效率。这至少在样本意义上表明,我国服务业在最近的20年里的整体技术效率并不高,但具有较高的发展潜力。具体而言,从变动形态上讲,1998—2003年的服务业配置效率有所波动,然后又趋于增长;从政策上看,1998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2003年我国服务业执行了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这表明服务业政策修改和改变对服务业效率变动有着重要作用。另外,2004年后,我国服务业的效率逐年提高,并趋于比较高效的稳定状态。

第二,我国服务业的行业结构配置效率比较低,且表现出了缓慢的,甚至是不显著的“提高—下降—再提高”的波动形态,直到目前,服务业的行业配置效率仍在低水平状态上徘徊。

在服务业行业结构配置效率分析中,我们重点将14个服务业行(2)业分类作为DMU决策单元,投入、产出指标如前文所述。对每年服2务业各行业结构配置效率作投入导向型CR的DEA模型建模分析,包含了1990年到2008年19个模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9年中服务业二级分类的所有数据(原始数据参见本章附表一、二、三、四)。经过统计分析,得到表1.6的结果。表1.6 服务业行业结构配置效率平均值2数据来源:根据MaxDEA软件CR投入导向型模块计算,由笔者整理。

从表1.6中不难发现,我国服务业行业结构配置效率较低,除了金融业、房地产业、居民和其他服务业出现过相对有效的状态,其他行业的DEA效率值都较低,从各行业DEA效率值平均数来看,近20年来,我国服务业结构配置上整体效率较低,存在明显的结构不合理现象。而且,较服务业的整体技术效率而言,行业配置效率更低,且没有进步的趋势。从变动形态上看,1990—1998年,平均DEA值有比较平稳的上升趋势,1999—2002年,有一个下降的波动,2003年,服务业行业分类的修整,使得平均DEA值有个集聚上升的趋势。这里不排除数据口径处理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偏差,但也可以看出结构调整可能对配置效率存在的影响。2004年后,我们还可以发现平均DEA值又有下降的走势,且一直处于较低状态,说明近10年来,我国服务业行业结构配置并未得到很好的优化。上述结果至少在样本意义上表明,我国服务业的行业资源配置存在不合理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调整。第三节 国别较量: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国际比较

一、R&D比较

现代服务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其竞争力的培育离不开技术资源的大规模投入,但在这方面,中国现代服务业的技术研究和开发投入显著不足(霍景东、夏杰长,2007)。2004年我国现代服务业研发总经费是49.31亿元人民币,占当年企业总研发经费的比重仅为4.1%,大大低于欧美国家的同类比重(见表1.7)。表1.7 各国服务业的研发经费占企业总研发经费比重资料来源:OECD,MSTI database,May 2002;OECD sti Outlook 2002,转引自霍景东,夏杰长.现代服务业研究开发竞争力的国际比较[J].中国软科学,2007(10)。

不仅如此,我国服务业研发能力低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分行业的研发能力不高。比如,信息及计算机服务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根基,是现代服务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但我国此行业研发投入的比重占研发总投入的比重仅为0.52%,而美国则高达8.4%。表1.8 中国和美国服务业研发能力比较单位:%中国美国行业行业(2004年)(2001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1.47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信息服务0.528.4和软件业业0.4412.5批发和零售业贸易金融保险金融业0.062业  房地产业0.03资料来源:同上表。

二、服务业结构比较

虽然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从2002年以来名义比重徘徊在40%左右的水平),但服务业内部行业结构的变化却呈现出逐步优化的趋势。根据Eichengreen和Gupta(2009)的研究显示,国外经济体的传统服务部门表现为逐步收缩、混合部门和现代部门稳步扩张的趋势。与此对照,在我国服务业的三类部门中,现代部门的扩张趋势明显,从2004年到2007年间,该部门名义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了1.5%,传统部门表现出收缩1%的特征;唯一不同的是,中国的混合部门出现了0.6%的收缩,这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不相匹配。同时,在中国的服务行业部门中,体现为公共服务特征的部门,如教育、社会服务、卫生及健康服务的发展严重滞后,比重大大低于国外水平。而且除金融保险外,代表现代高端服务的专业服务业,如法律、广告服务、商务服务等也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表1.9 服务业结构变动的国际比较注:中国的数据来自CEIC数据库,其他数据来自Eichengreen和Gupta(2009),其计算基于下列17个经济体: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荷兰、西班牙、瑞典、英国和美国。

三、服务业利用外资比较

一国外资的利用结构,既可以反映出行业的进入壁垒情况,也可以体现行业间赢利水平的差异。通过我国与其他经济体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情况对比,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在国际上,外资对服务业的流入主要集中在金融、商务活动、贸易以及运输、仓储和通讯四大行业,共占全部服务业外资的80%以上。与此对比,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主要是房地产,占据整个服务业外资的37.03%,其他的诸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银行与保险三大利用外资的服务行业,在利用水平上基本接近且稳定在10%左右的水平。

由此来看,在我国,一方面金融业仍然存在着严格的进入门槛,其利用外资水平较低,并远远低于世界及其他经济体的情况;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是外资进入最为密集的行业,该行业属于高赢利部门。另外,从指标比重高低上分析,我国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及运输、仓储和邮政服务两大行业还有较大的利用外资空间,但前提有两个:一是行业间的利润差不能过大而导致外资的过度集中;二是政府和相关企业非经济干预行为不应太大。

最后,我们还应注意的是,我国的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利用外资水平大大高于世界及其他经济体水平。从该行业的细分结构上看,可以确知,此行业虽然属于完全开放的竞争性行业,但存在着明显的两极化特征,即低端个人消费的低盈利和高端个人消费的高盈利同时并存,加之目前此类消费型服务业的监管缺位和消费者信任外国企业的原因,以至于大多数外资进入到了高端居民服务业,其赢利水平很高。表1.10 中国服务业各行业利用外资的国际比较资料来源:OECD数据库。

四、生产效率比较

从20世纪90年代起,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对服务业效率的提升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传统服务业也因为运用了先进的信息技术而蜕变为现代服务业。正因为如此,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获得了快速发展。根据Eichengreen和Gupta(2009)的研究显示,在服务业的行业结构中,生产效率提升最快的当属现代部门,其次是传统部门;而混合部门大多数是人力服务型的,效率提升不明显(见表1.11)。表1.11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资料来源:数据来自于Eichengreen和Gupta(2009),其计算基于下列17个经济体: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荷兰、西班牙、瑞典、英国和美国。

参照国外经验,我国服务业的TFP变化则存在明显的差异,根据刘艳(2010)的研究,在2005—2008年各行业TFP年均增长中,大多数现代部门反而呈现出负增长的特点。其中,除金融业以外,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三大行业的生产效率都显著降低;相对而言,传统服务业中的批发和零售行业则表现出增长较快的特点。因此,我国的服务业在生产效率方面总体上表现出不同于国际趋势的“现代部门效率降低、传统部门效率增长”的特征。表1.12 2005—2008年中国服务业各部门TFP变动情况单位:%中国部门TFP年均增长 I.传统部门0.037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批发与零售0.339含邮政业0.117 II.混合部门-0.115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教育0.085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及文0.081化、体育和娱乐业0.046住宿和餐饮业 III.现代部门金融业0.083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0.065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0.003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0.169资料来源:刘艳.中国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D].暨南大学,2010。

五、就业能力比较

从我国各产业的就业变化情况来看,1996年至2002年间,农业的就业人数比重基本保持稳定,2003年后开始迅速下降,7年间农业就业比例下降幅度高达12%。相对而言,工业就业比例从1995年至2002年经过缓慢下降后,从2003年开始不断增长,2003年至2009年就业比重上升了6.2%。在此过程中,服务业就业比重从1995年至2009年一直保持稳定增长,15年间就业比重共上升了9.7%。图1.3 三次产业就业结构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历年统计年鉴整理,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现在的问题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到底处于怎样的水平呢?为此,我们按照人均GDP和经济服务化水平选择了若干国家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水平普遍低于各国,这可能和我国的户籍制度以及农村的就业基数庞大等因素有关系。表1.13 部分国家三次产业就业结构资料来源:根据《国际统计年鉴》整理。第四节 问题追踪: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动力

总的看来,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仍旧与国外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放眼未来,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还必须从体制创新所释放的能量中寻求动力支撑。因此,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着重探讨我国现代服务业的体制变革问题。

一、体制变革是中国服务业成长的根本动力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服务业只是作为工业和人民生活的附属物而存在,人们对服务业不仅存在观念上的轻视问题,而且各项经济政策也鲜有针对服务业本身的,这种情况最典型的时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时间里。根据麦迪森(1998)的研究,1952年到1978年间,中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不仅没有上升,甚至还下降了1.5%;而且,1978年的服务业结构还呈现出政府提供其他服(3)务业的“一业独大”现象,这种现象虽然与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结构特征完全吻合,但也充分说明中国的服务业在当时存在着被政策的强烈边缘化和被政府部门强烈压制的问题。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服务业出现的“井喷式”增长,是前期压制下的反弹问题,或者可以理解为服务业的补偿性增长。但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是,我国服务业在数量上仍然表现出两个显著的阶段差异。其中,20世纪80年代是服务业的补偿发展期,而且服务业的实际增长速度高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0%以上;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服务业增长趋势总体上不如前期。这种情况虽然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有所改善,但引起服务业增长放缓的根源尚未清除,不排除服务业在今后出现停滞增长的可能。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服务业增速放缓呢?

根据笔者的理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更多是由制度创新引致的。对此,我们可以通过表1.14来解释。表1.1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体制变革的特征发展阶段时段制度成因(1)观念上纠正了对服务业的错误认识;(2)建立改革开放试验区成为服务业发展的最初动力;第一阶段(补(3)实施全民所有制企业改1978—1989年偿发展期)革,促使服务业脱离工业走向独立;(4)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从事服务业的个体户大规模出现。(1)1990年国家外经贸部严格限制服务业利用外资;(2)1991年对宏观经济开展治理整顿,个体私营经济受到抑第二阶段(缓1990—1996年制;慢发展期)(3)1992年启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4)1994年分税制,服务业在地方经济中的地位受到影响。(1)加入世贸组织,全面改革服务业管制政策;(2)部分垄断行业的产权改革和市场化改革逐步开展;(3)分配体制改革滞后于医1997—2008年疗、卫生、教育等市场化改革,为服务业后来的发展不足埋下隐患;(4)进一步提出深化服务业体制改革、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和加大服务业投入等问题。注:实施分税制以后,服务业在理论上成为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但在实际上,服务业却再次呈现出被压制的问题,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对许多地方而言,服务业的营业税存在税基小、征收难的情况,以至于促进服务业发展所带来的税收增量还不如从加大当地工业发展中分享到的税收来得容易:二是服务业规模和质量较好的地区,出于担心营业税改为共享税,也不愿意在政策层面上大力支持服务业的发展。

由表1.14可以看出,1990年以后的中国服务业体制变革力度较20世纪80年代要大得多,服务业的发展条件也日益向好的方向转变。顺应这样的趋势,中国的服务业应当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表现出更大的发展速度,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仅仅从名义规模上看,2008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较1990年提高了9.4%,这基本和1978—1989年扩大的比重8.1%相近,但前者用了10年,而后者用了近20年。另外,1978—1989年服务业占GDP的实际比重增加了7.3%,而1990—2008年此比重却仅仅扩张了2.6%。那么,这是否表明,体制改革并不是影响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变量呢?对此,笔者认为,这样的判断是不成立的。原因是,1978—1989年是服务业的补偿发展期,是对1949—1977年近30年里服务业压制发展的补偿,因而发展速度会比较快。至于1990年以后中国服务业的发展缓慢问题,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体制变革并不只对服务业有效,它也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以至于服务业相对于工业等其他产业而言,速度慢了些;二是1990年以后的体制改革是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变革,虽然有些方面是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但也有众多因素阻碍了服务业的发展,如分配制度、税收制度等;三是服务业的体制变革不仅仅是一个远景规划、内容设计的问题,其根本乃是一个执行的问题,而在体制变革的背后,往往会出现来自不同方面的执行阻力,导致实际的体制变革进程落后于设计出的体制变革设想。

二、未来影响中国服务业发展的体制变量

在未来5—10年里,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方式发生结构性变化与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发生重心转移相交织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在此背景下,国内的体制性变量必将出现重大调整,这对深受体制变革作用的中国现代服务业而言,提供了新的机遇。

第一,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迫使政策更新。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贸易摩擦频发、人口红利渐失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转型挑战;出口依赖型增长难以为继,内需增长在宏观平衡中的重要性将日益突出。更为重要的是,受外部环境、要素稀缺和社会发展滞后等制约因素的进一步影响,发展方式转型将成为今后中国经济的战略主线,对现代服务业影响较大的是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可能面临变革和重构,如弱化GDP等规模指标,改革现有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使之更加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型。此外,伴随着世界范围的贸易再平衡,中国将经历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向内需导向型增长模式的转移,外需依赖型产能将大幅压缩,市场重心趋向内陆化,向中西部聚集的跨国公司已掀起新一轮内需导向型投资热潮。与此同时,中国内部的投资消费再平衡将要求投资依赖型和资源消耗型增长模式的转型。在未来5—10年间,政策调控的指向,将从激发全社会投资转向刺激全民消费,拓宽消费领域和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将成为突破要点。而现代服务业作为促进生产、带动消费的关键领域,将会受到政策的更多关注。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的加速推进。在未来5—10年间,我国将在体制机制改革的深水区中度过,改革深化将会为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带来新一轮发展的动力。具体而言,一是通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有利于民营服务的成长。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里,我国将深入调整所有制结构,在改革重组的基础上做精做强国有企业,进一步放宽民间投资领域和渠道,激活公平基础上多种所有制企业的良性竞争。二是通过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与工业不同,服务业很难通过集中化管理和资源配置就可以发展起来,即便是可以把规模做大,也很难真正做强。因此,接下来的改革将会以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为主攻点,通过改革干部考核制度,深化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等,将为服务业提供更为强有力的发展动力。

第三,对外开放体制的调整变化。在未来5—10年间,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服务业全球分工体系将加速进行,服务业外资将是未来几年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外资企业围绕国民待遇、放宽准入、禁止政府保护等方面的意见会越来越多,再加上“外资引致升级论”的影响,就极有可能带来服务业开放广度和深度的大幅度提高。但笔者认为,未来的服务业对外开放绝不等于简单地完全放手,至少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服务业外资的负面问题。因此,对外开放体制很可能将成为未来影响中国服务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变量,其开放领域、层次、乃至定位都将对服务业产生重大作用。

第四,产业升级驱动服务经济发展。在未来5—10年间,我国产业升级将会出现新的内容:一是我国将进一步大力发展服务业,并通过产业融合与产业联动发展,提升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引导产业结构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二是我国将努力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转变,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这样的背景下,一系列有利于产业结构软化、服务外包、制造业服务业的政策组合将不断推出,有利于促进服务业从低端走向高端、从分散走向集聚的发展趋势。

第五,区域合作引致制度创新。在未来5—10年间,我国区域合作将呈现以下新的趋势:一是东中西区域间的产业转移进程将加速进行,现代服务业将在空间上呈现出以国家价值链为导向的战略布局,这很可能促进一揽子政策体系的形成。二是区域一体化进程将会加快,特别是高速铁路的建设,将产生区域内部的同城化效应,有利于区域内部要素流动和资源整合,区域内城市之间将从“对话性合作”转向“制度性合作”,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区有可能获得更快发展。

第六,城市化快速推进驱动相关体制改革。城市化是未来中国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其间,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乃至中小型城市的发展,将日益担负起完善产业分工布局、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任务。同时,由大规模城市化引发的基建投资、商品需求和市场扩展将持续高涨,城市群、城市圈效应将成为提升中国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支柱。在此种情况下,社会保障、人口流动和土地管理等制度将不断走向深化,这会对要素价格、就业走向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前30年经济成就的基础上,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脱节的矛盾已刻不容缓。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增加全民财产性收入为目标的制度变革,可能打破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的既有格局。这些体制层面的重大变革都将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释放出巨大的动力。附录

1.指标说明:现行价格指当期价格;不变价格指设定的基年价格,此处为1978年的价格;可比价格指参照比较年份的价格,此处为上年价格。

2.具体推导:以1978年为基的GDP价格平减指数为例。

t期GDP名义增长指数=;

t期GDP实际增长指数=(以上年为不变价格);

t期GDP平减(上年不变)指数==

另外,在本书中,我们设定的最初年份为1978年,因此,1978年的GDP名义增长指数和实际增长指数(按上年)均设为1;此时,计算出的1979年按上年不变价格的GDP平减指数也是以1978年为基的GDP价格平减指数。与此不同,计算1980年的以1978年为基的GDP价格平减指数则需迭代至1978年。令PJ代表以1978年为基的GDP平减指数,BPJ代表以上年为基的GDP平减指数,则有:

PJ=1;PJ=PJ×BPJ;PJ=PJ×BPJ;…1978197919781979198019791980

PJ=PJ×BPJtt-1t

3.补充解释:(1)计算服务业价格平减指数时,方法与此相同;(2)隐含假设是:在商品种类无限细分时,权重相等。附表一 就业结构百分比(M1—投入指标1)附表二 固定资产投资百分比(M2—投入指标2)附表三 人均增加值(元/人)N1—输出指标1附表四 固定资产增加值(元/百元)N2—输出指标2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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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实践均表明,体制转型往往是欠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在本章中,笔者通过服务业“体制病”内涵及其外延的剖析,指明了促进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思路。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现代服务业的“体制病”是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密切联系的,并在形式上表现为外资排斥内资、计划排斥市场、工业排斥服务业和低端排斥高端四大效应。由于四大排斥效应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系统性问题,就使得单纯以“强化市场竞争”或“加速对外开放”为特征的分类体制改革效果大打折扣。因此,还需要认真探究我国现代服务业“体制病”的微观动力学内容,并由此发现了基于四元主体为基础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垄断国企与竞争民企”、“社会组织与政府机构”、“特权阶层与草根阶层”四对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医治我国服务业“体制病”,当然需要深化体制改革,这不仅仅是价格和市场结构乃至产权关系的改革,更需要形成以四元治理为核心的体制变革思路。第一节 提出问题

改革开放后,我国服务业发展势头迅猛,并呈现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个阶段。其中,20世纪80年代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期,服务业实际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0%以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服务业进入相对缓慢的发展期,例如,1997年到2007年,我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就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仅仅分别提高了6%和7%,这远远落后于1978—1990年的情况。不仅如此,服务业增速还一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2002—2005年间服务业占GDP比重在三个年份里出现了下降,这在增长形态上表现为服务业开始进入“S”型头部的缓慢增长区间。这种情况虽然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有所改善,但引起服务业增长放缓的根源尚未清除,不排除服务业在今后出现停滞增长的可能。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服务业增速放慢,并进入“S”型头部的缓慢增长区间呢?

既有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动力来源于体制变革(李勇坚、夏杰长,2009),这种变革主要是通过增量进入的方式推动着服务业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体制改革在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难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相继放松了包括银行、保险、电信和运输等行业在内的价格管制和市场进入管制,服务业因此获得快速发展。其主要表现是:服务收费的相对水平普遍降低,服务产品的多样化程度提高,服务创新的速度加快,服务企业的运营效率显著改善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了许多发展难题。例如,有的服务行业在放松经济性规制的同时,社会性规制没有跟进,导致服务业的道德风险问题日益严重;有的服务业在价格管制和进入管制上出现不协调,引起服务供给不足并加剧“山寨服务”现象;有的服务业对国外的管制放松了,但国外对我们同类行业的管制却在收紧,造成我国一些服务行业“走出去”面临严重的国家保护主义。

实际上,上述问题并没有显著制约我国服务业的总量扩张,但却导致了服务业质化发展的降低,即服务业及其企业“做不大、做不长、做不强”。在这里,笔者将这种质化不高的现象解释为“体制病”现象。比如,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存活时间是2.9年,远远低于美国7年的时间。而服务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尤其是竞争型的服务企业,其平均存活时间更是低于平均时间。不仅如此,服务企业的规模呈现出两极分化情况,深深打上了“体制病”痕迹。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看到一些规模很大的服务企业,但它们往往是垄断企业;而那些小型服务企业,虽然是市场竞争型,但有关部门的不予扶持和缺乏必要的管理,致使这类企业多处于“游击状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服务业在实践中发展了多年,政府付出的努力也很多,但发展的潜力却越来越小。由此可见,医治“体制病”是促进我国现代服务业质化发展的真正药方。第二节 理论探讨:现代服务业发展中的体制因素

一、文献述评

现代服务业发展体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层面:

一是行政管制对服务业的作用。麦迪森(1998)曾经全面估算过在1952—1978年间,我国服务业因计划经济体制的行政限制所造成的服务供给不足的程度。江小娟(2005)把行政管制与服务业的行政垄断结合在一起,认为收费高而质量差,抑制了消费,也抑制了服务业自身的发展。白重恩(2007)发表《法治、政府干预与服务业发展》一文,详细讨论了服务业的行政管制和政府政策失灵关系。

二是产权私有化对服务业的作用。我国服务业的私有化进程包括边际私有化和国有服务企业私有化两个部分(李勇坚,夏杰长,2009)。世贸组织服务贸易理事会在题为“Economic Effects of Services Liberalization:Overview of Empirical Studies”的报告中,有关服务领域市场化和非国有化的理论与经验研究非常详细;国内学者顾乃华(2006)也曾经验证过地区服务业的私有化程度与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关联性。

三是产业规制对服务业的作用。由于许多服务业具有自然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的性质,所以各国均采取了相应的产业规制政策。植草益在《微观规制经济学》一书中曾系统地探讨过若干服务行业的规制目标、内容和方法。来有为(2004)的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如经济性管制过于严格、政府服务功能不到位、部分服务业垄断色彩强,对内资、外资的开放程度不够。

四是税收制度对服务业的作用。税收制度直接影响服务企业的成本,对服务业的发展起着引导性作用。在近年的研究中,闫坤(2008)和平新乔(2009)等都有过专门的论述。

五是贸易自由化对服务业的作用。因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程度往往比较低。巴格瓦蒂(1985)和豪斯(2001)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设置高服务贸易壁垒。萨皮尔(1985)和豪格曼(1997)则重点分析了服务业对外开放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特比尔科克(1998)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途径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同样,国内学者华而诚(2001)较早研究了我国服务业开放问题,他认为正是因为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不够,才导致服务业的供给受到限制。此观点得到学者的普遍赞成(程大中,2003;王佃凯,2005)。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研究中,以具体行业为案例的研究也非常多见。比如,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探讨金融、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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