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庆葆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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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研究(2016年秋季号/总第30辑)试读：
【抗日战争研究】
雷鸣远的抗日实践及其救国思想
[1]张献忠提要 雷鸣远是比利时籍传教士，也是《益世报》的创办人。他不仅积极倡导中国本土化的传教策略，而且还努力“成为其中的一员”，实现了“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为此他经常以中国人自居，并加入中国国籍。抗战爆发后，他率领耀汉兄弟会和德来修女会的修士参加中国的抗战事业，不仅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和舆论动员，还追随二十九军，成立救护队和野战医院，全力救护伤员。他还在中条山成立了公教便衣队，亲自参加战斗。
关键词 雷鸣远 公教便衣队 救国思想
雷鸣远（Vincent Lebbe，1877-1940），原名腓特烈，是清末民初来华的比利时籍传教士，也是民国四大报刊之一——《益世报》的创办人。抗战爆发后，雷鸣远又积极支持并亲率修士参与中国的抗日事业。对于这样一位对中国近代报刊业和抗战事业都做出卓越贡献的传教士，国内学术界理应引起重视，但截至目前，对于雷鸣远的研究还非常薄弱。虽然中国近代报刊史的专著基本上都无法绕开雷鸣远及其创办的《益世报》，但大都停留于简单的介绍，对于雷鸣远在中国的活动未能展开论述。关于雷鸣远的专题论文仅有寥寥数篇，且大都集中在其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和社会改良上。如侯杰、刘宇聪《雷鸣远与清末民初天津社会》（赵建敏主编《天主教研究论辑》第3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王玉鹏《国家主义视野下的雷鸣远和他在中国的事业》（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李钊《雷鸣远凭借〈益世报〉的传教活动——以〈益世报〉“宗教丛谈”栏目为中心的考察》（《天津档案与历史》第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雷鸣远与近代中国天主教本地化运动的发端》（《基督宗教研究》2014年第1期），侯杰、王凤《〈益世报〉与雷鸣远探析——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为中心的考察》等。这些论文只有《〈益世报〉与雷鸣远探析》中有一部分讲到雷鸣远的抗日活动。另外，还有几篇文章虽然在谈及《益世报》与抗日舆论时提到雷鸣远，如杨东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益世报〉罗隆基抗日言论述评》（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马彬《九一八事变后〈益世报〉的对日舆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增刊）等，但主要是围绕全面抗战前《益世报》的抗日宣传与动员展开，基本未涉及雷鸣远本人的抗日活动。迄今为止，对于雷鸣远的抗日活动，尚未有专文论述。下面，笔者在分析雷鸣远的“中国人”自我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对其抗日活动及爱国救国思想加以系统阐释，以就教于方家。
一 雷鸣远的“中国人”自我身份认同
雷鸣远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11岁时，雷鸣远就决心加入遣使会并赴中国传教，18岁时正式加入遣使会。1901年，24岁的雷鸣远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被派往中国传教，先是任京东大口屯总堂区（在今天津宝坻区大口屯镇）副本堂司铎，次年又先后任武清小韩村、皇后店（位于北京海淀区北部）等地本堂司铎。1906年9月，升任天津总堂区总铎职，后因在老西开事件中积极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法国占领老西开地区而与上司产生矛盾，先后被充军正定和嘉兴。在天津的这段时期是雷鸣远传教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也奠定了他在全国和整个天主教界的声望与地位。为了使中国人归化天主教，实现他所提出的“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口号，雷鸣远积极开展各种社会工作，广泛结交社会各界人士，到天津没几天，“就拜会了本城的军政各界，并且得到了他们荣耀的接待与回拜”，“在职之官宪，如省长曹锐、厅长杨敬林，在野者如熊希龄、严范孙，皆常往来，有事随时可见，皆以交公为荣”，“雷神父与社会上的名流学者，也渐渐有了往来，并且也结了相当的友谊，这则多是由于英敛之先生的协[2]助”。
1920年，雷鸣远返欧从事中国留学生的传教工作，并就任命中国籍主教问题觐见罗马教廷传信部部长。1927年，雷鸣远重返中国，在河北省安国县一带传教，先后成立了耀汉小兄弟会和德来修女会。九一八事变后，雷鸣远神父开始投身于中国的抗日事业，1933年成立了救护队，参加长城抗战。全面抗战爆发后，雷鸣远继续跟随国民党军队抗战，除组织救护队外，还成立了便衣队和督导团、野战医院。
雷鸣远倡导“本土化”的传教策略，不仅用汉语与中国教友以及教外人士沟通，而且在生活习俗和礼仪方面也最大限度中国化，他一到中国，“立刻就将自己的房间，安排成中国样式，他找来一些线装书，一些字画，瓷器与其他代表中国文化的东西，充实了自己的卧室。衣着方面，立刻改用中国服装，用饭时，则使用竹筷而不肯使用刀[3]叉”。他还吸长烟袋，留发辫。
雷鸣远倡导的“本土化”传教策略不仅体现在生活习俗的中国化上，在思想情感上，他也是自觉地融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深深地爱着中国人。他还以中国人自居，并加入中国国籍，自称天津武清小韩村人。近代来中国的传教士，大都有着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只要不是属于欧洲文明的，便是可笑可恨”，认为“中国人是一个低级民族”，“对于教友们，传教士们好似是父亲对待孩子们一样，这个低级的民族只是一个孩子的民族，中国司铎们能够是好助手，但是要他[4]们服从，不能让他们独立，因为一独立，便有裂教的危险”。当时的传教士写回他们本国的信或者是著作，“大都是不利于中国的，而[5]没有赞赏的报道”。他们实际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有一种殖民心态，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传教士不可能融入中国社会，甚至连在食堂吃饭时，中西司铎都是分列而坐，“在上座的桌子那里，没有一个中国[6]人”。教友们“对神父真如同当奴才的一样，在神父前总不许坐”，“在神父房里应当恭恭敬敬地站着……哪怕您是会长和老人，同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神父有事商量，即便该费两三小时，也得站着，[7]若说同神父一起吃饭，那简直是异端”。雷神父极力反对这种做法：“力求教友外教来见神父时，亲切自然。”雷鸣远还“告诉教友们说中国人该爱中国”，他自己也是由衷地爱中国，还帮助中国人树立自尊和自信。在涿州传教时，他将所住的地方“撤去了法国旗，而挂起[8]了中国的龙旗”，到天津后，也是“将河楼圣堂内外的法国旗一律[9]卸下，扯成三块，换上几面簇新的龙旗”。他在给西方友人和胞弟胞妹的信中，对中国极尽赞美，如他在初到中国时给胞弟的信中说：“你明白，那些说中国人缺点多的人，不爱中国；也就是他们阻挡中国人认清中国人。中国人有些缺点，完全如同我们一样。但是中国人所有的优点和德行，西洋人反以为是缺点。至于我，我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爱过什么，像我现在爱中国民族一样，我爱外教人像爱教友一样，[10]就是这个使我感到荣幸。”到天津传教后，雷鸣远在给胞弟的信中对天津倍加赞扬：“这里是青年的中国，全城活跃，奋发于进步和复[11]兴。”
雷鸣远认为，天主教的道理是至公的，不只属于某一个国家、某一种族，既然到一地传教，就必须成为其中的一员，必须爱这个地区的人。他在同上司文主教谈话时说：“如果有一个人不照顾心灵，他的一切作风与当地人的习俗不同，而他仍留恋他出生的本乡，越来越[12]同圣教会为敌，谁能想这种人在中国是为救千万人的灵魂呢？”在给友人的信中，雷鸣远神父进一步表达了这一思想：“假若圣保禄仍是犹太人，谁救我们脱离黑暗呢？我若愿意仍做欧洲人，便是一具僵尸；人在一地传教若不成其中的一员，便不认识这些人；人若不先[13]奉献自己，便不能获得别人。”正是基于这种传教理念，雷鸣远才“不再希望入法国国籍”（在罗马时，雷鸣远曾向会友们表示他有意入[14]法国籍），而是加入中国国籍，并从心理和情感上完成了“中国人”的自我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虽然开始于其来中国之后，但却萌发于其幼时对中国的想象：“雷神父十一岁时，看到在中国传教而殉道的董文学神父的画像和中国的风光图片，在他小小心灵里，就栽植了做‘中国人’的种子。”雷神父来中国的那一年，正是八国联军侵华的第二年，看到外国人欺压中国人，“他愤慨极了，发誓要站在[15]我国人这一边，而且要做一个中国人”，他在前述给胞弟的信中说：“我全心、全灵、全力是中国人，除此以外我不知道别的。这是我的[16]命运，中国是我的祖国，这些人是我的弟兄，是我的孩子。”全面抗战爆发后，雷鸣远在河北安国县祝捷大会上发表演讲时，高呼：[17]“我是中国人，我爱咱们中国。”
正是基于“成为其中的一员”的本土化传教策略和“中国人”的自我身份认同，雷鸣远在很多问题上都能做到设身处地，始终站在中国人一边。他反对法国的保教权，在老西开事件中坚定地支持中国人民的反法斗争，并以《益世报》为阵地，组织动员各种反法活动。即使其上司林主教指责他投身政治，“有越轨行为”，并将其流放，他也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丝毫也不后悔，在给其好友、另一个主教汤作霖神父的信中，雷鸣远写道：“我觉得我全身热血沸腾，我再看不到我像羔羊那样的可能性。假如我是个老百姓，我卖掉我所有的一切，为买炸药和子弹，而死在老西开。但我因为是神父，我们是弟兄，我们再一次宣誓，宁愿死在罗马，而不愿在罪恶前缄口不言。现在问题已不再是能战胜与否，而是要作战，尽我一生，只要心在跳动，这场[18]战争永无止休。”立场之坚定由此可见。
雷鸣远之所以积极投身于中国的抗战事业，实际上也是缘于他“中国人”的自我身份认同。
二 雷鸣远的抗日活动
雷鸣远的抗日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15年。这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后经交涉，中国于5月9日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的一至四条，5月25日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雷鸣远“誓雪国耻”，并于5月23日应天津爱国会之邀，做了一次以“爱国”为主[19]题的演讲，听众达六千余人。在演讲会上，雷鸣远痛斥日本：“发[20]起救国储金大会，大声疾呼，津民为之动容。”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雷神父“暂停解经，改谈‘救国’”，“他从‘爱国’原理，说到‘救国’办法，一直谈到如何救国的‘实际行动’”，他还请来一位军医，训练耀汉会和德来会修士们最基本[21]的救护动作，“准备抗战军兴时率领我们到前线救护伤病”。1933[22]年长城抗战时，雷鸣远率领三十余位修士，在前线抢救伤兵。长城抗战结束后，在宋哲元的支持下，雷鸣远又成立了残废军人教养院，并在成立典礼上发表讲话。他鼓励残疾军人说：“诸位现在虽然残废不能工作了（指为国作战），我劝你们不要失望，要努力其他工作，将来成家立业，生儿养女接续后代，再过二十年不依然是爱国青年吗？那时我虽是八旬老翁，若遇我国收复失地时，我老头子誓死还要[23]同你们的子弟一同参加工作。”1936年，绥远战起，雷鸣远“立刻前去会见傅作义，请求组织救护队，为国工作”。傅作义为雷鸣远的安全起见，想让他在后方医院工作，但雷鸣远坚持要去前线救护伤兵。[24]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事变后的第二天，雷鸣远就召集耀汉会和德来会的修士，进行抗战总动员，他说：“现在战争开始了，我们要停止一切与救国无直接关系的工作，一心来参加抗[25]战，来报效国家！不逐出鬼子，誓不生还。”从此时起，雷鸣远开始全身心投入抗战事业中，不仅亲自组织、领导救护队和野战医院，成立便衣队，还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抗日宣传。下面从三个方面对其抗战活动加以系统阐述。
1.组织成立救护队和野战医院，全力救护伤员
七七事变后，雷鸣远就计划马上成立救护队，并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冯治安商讨相关事宜，但是由于宋哲元军长处于维护地盘、保存实力的考虑，加之轻信日本“不扩大”“和平解决”“现地解决”卢沟桥事件的谎言，对和平[26]解决卢沟桥事变抱有幻想，“因而组织救护队的事，不得不暂作[27]罢论”。8月，雷鸣远又前往定县，会见了第三军副军长兼第十二师师长（9月升任军长）唐淮源，在唐的支持下，很快成立了由300名教友组成的救护队，“此后辗转涞源、易县、涞水、高碑店、满城[28]等地，历程数千里，未尝遗弃一伤者”。10月，救护队先后参加了娘子关、新关和固关的战斗，其中娘子关战斗尤为激烈，“历十五昼夜不止”，雷鸣远虽已年逾六十，但仍然“昼夜率队员担架运送，遇[29]重伤者、阵亡者，必亲负伏行”。新关之役，救护队员们救下的伤兵共878位。救护队初创时，师长对雷神父半信半疑，感觉雷鸣远像是一个“高等乞丐”，很多士兵也视救护队为吃闲饭的，但是新关之役后，师长改变了过去的观念，“才相信雷神父是真的伟人，是十二师的慈父”，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救护队，在这样的大[30]战中，竟连一个士兵都没有丢掉！”
1938年春，雷鸣远及其救护队又随军至晋东，在经过大大小小的数十次战斗后，于7月转入中条山。对于雷鸣远的抗日功勋，当时的国民政府给予高度肯定，9月颁给其一枚陆海空甲种勋章，蒋介石还电召他“赴行都汉口，会商要公”。国民党军队退守中条山后，“前后几近三年，大战十一次，日军除最后一次得手外，每战皆败，[31]救护队……救护伤兵凡万数千人”。
除了成立救护队外，雷鸣远还是野战医院实际上的组织者。在成立救护队时，雷鸣远开始拒绝接受薪饷，后经劝导，同意“按月受薪”，但所有薪饷全都“用作各种救国事业”，“起初或缴作救国捐，或飞机捐，最后大家认为最好购得大量药品，救治伤兵，雷神父嘉纳建议，每月购得许多药品，并特设医官，专为救治伤兵，无形中即成了野战医院。到后来师长颇觉感动，并极赞许这种工作，遂督促雷神[32]父正式接管野战医院”，雷鸣远遂“把自己的一位得意门生——留比学生萧济医学博士请来前方充任野战医院院长，并派了几位修士襄[33]助他，正式接管了十二师野战医院”。
2.成立公教便衣队
公教便衣队的成立与朱德有关。1938年3月，雷鸣远曾应山西好友成玉堂主教的邀请，协助他举办一个“追阵亡将士，并祈求抗战胜利”的祈祷大会。时任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朱德也参加了祈祷大会，并捐献了100元，还做了题为“怎样打游击战”的演讲。正是受这次演讲的启发，当时的六十八团团长请雷鸣远从救护队中“挑选有作战经验，机警胆大，特别是信仰虔诚的教友，约四五十名，组织一支便衣队，配属六十八团，从事‘机动性’的战斗工作”，雷鸣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立即成立了一支公教便衣队。便衣队成立后，发挥了很大作用，在武乡之战中，“曾以二十人的兵力，和五千多重武器的日寇，鏖战五个多钟头，便衣队伤亡了八人，而死去的日寇足足有三百余个”。还有一次，六十八团以一个团的兵力三天三夜拿不下的一个山头，便衣队三个钟头就将日寇扫除殆尽。便衣队在新绛、中条山的战斗中，“大小数十战，每战当先”，杀死了大量敌人，日本人在中[34]条山最怕的就是公教便衣队。
3.抗日宣传和舆论动员
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增强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雷鸣远对于宣传，特别是公共舆论在民族国家意识形成中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早在1916年的老西开事件中，雷鸣远就通过《益世报》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力量，反对法国对老[35]西开的占领。九一八事变后，“一方面他告诉《益世报》极力鼓吹爱国，督促政府；另一方面，他应河北省政府的邀请，去会见国联李顿调查团，给他们报告东北真相”。在遭到遣使会上司的反对后，雷鸣远又“发起一个国籍主教对东北的集体意见书，由十六位国籍主教[36]签署后，送到调查团”。这一时期，抗日宣传和动员民众成为《益世报》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在罗隆基担任《益世报》社论主笔时期，该报发表的一千余篇社论大都以抗日救国为主题，这一切都得益于《益世报》创办人雷鸣远的支持。
全面战争爆发后，为增强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动员民众参与抗日，雷鸣远又于1937年8月4日在安国创办了一份小型报纸——《后防报》。报纸是8开的，第一天印了500份，“不到一星期，印行了足足五千份，两星期后便突破了一万份，最后的高峰，达到了一万三四千份”。由于保定、安国先后失守，9月23日，《后防报》就被迫停刊。虽然《后防报》只存在了不到两个月，但在动员华北，尤其是河北民众积极参与抗日方面作用不可小觑：“当时的报纸的销路很是广远，安国城内，只一个人便包了一千二百份；定县一千余份，其他各地像高阳、博野、束鹿、蠡县、辛集、保定等处，都销到千份上下，甚至南京、上海、汉口、广州等南方的都市，也都有了《后防报》的踪[37]迹。”报纸在开始时，“尚有四分之一的文艺，其余的便是新闻，代社论的‘一日一谈’”，“后来因着读者们的建议，在这血肉横飞的抗战之下……便把文艺取消了”。其中的“一日一谈”在唤醒民众方面更是发挥了巨大力量，“使人看了不能不热血滚流，不能不矢志抗战，不能不奋发爱国，像‘血可流，头可断，卖祖国，绝不干’，像‘用我们的热血和头颅，同日本作殊死战’，‘一致精诚团结准备牺[38]牲’，‘以必死之心，求再生之路’……”这些都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国家意识和抗战热情。
1938年9月，雷鸣远应蒋介石之电召，前往武汉商谈抗战事宜。在蒋介石的支持下，雷鸣远又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简称督导团），“其目的为一种精神动员，抗日宣传。发动天主教爱国力量，启发战地民众民族意识，督导战地民众协助抗战”。[39]
雷鸣远是一个优秀的演讲家，先后到宜昌、重庆和昆明等地进行抗日宣传。10月10日，雷鸣远受邀参加了国民政府在汉口举行的军队大检阅，此后便率领新召集的三四十名督导团团员，舟行赴宜昌，并计划从宜昌行赴前方。在赴宜昌的轮船上，他听到武汉与广州失守的消息。到达宜昌后，雷鸣远看到这里的民气非常消沉，“第二天雷神父便开始在各处演讲，学校、机关、饭馆、茶馆、戏院、医院，到处可以听到他抗战到底，抗战必胜，抗战救国的呼声。各报争相登载雷神父的消息以及他的抗战言论。消极的宜昌，马上便积极起来，大[40]家都有了信心”。11月初，雷鸣远又应于斌主教之邀，到达重庆，“这里的和平空气很浓，一般要员趋向悲观，民气也很为消沉”，雷鸣远决定要立刻扭转这种风气。除会见重庆的要员并与其畅谈救国问题外，他还命令督导团成员进行集体宣传，“组织歌咏队，街头剧团，租赁了两部卡车，到市街、茶馆门口、各公共场所，歌咏、演讲、演话剧，一切都带着抗战胜利的色彩。雷神父本人则如同在宜昌一样……半月未过，重庆的空气为之一变，而成了名副其实的抗战基地。并且为使他的主张长久生活在人民的心坎里，他决定要复刊《益世[41]报》”。1939年2月，督导团到达中条山战区，“到战地后立刻出版《大家看》及《弹花画报》，在晋城将一切杂志合并出版一种日报，名《北原战报》。后又增出《督导旬刊》。另外又发明了一种文化车，是用几匹骡子驮着一些有关抗战书籍、杂志等，周游各村，或赠阅，[42]或廉价出售……”督导团还从事战地难民救济工作，说服当地红枪会、大刀会，使其为国抗战。雷鸣远在督导团工作期间，还曾一度赴昆明，协调云南省政府主席云龙与蒋介石的矛盾，使其“完全支持中枢的抗日政策，后来并准许中央派遣军队，进驻滇省，奠定抗战胜利[43]的基础”。雷鸣远在昆明一共住了10天，在学校等很多公共场所做了多次演讲。当时《益世报》已经在昆明复刊，总编辑、主笔方豪和牛若望司铎也在那里，《益世报》为雷神父发动了慰劳将士的捐款捐药运动，“捐款得十数万，药品与其他物资更是无算”。雷鸣远的抗日宣传活动更是大大激发了百姓和学生的抗战热情，有人评价其昆明之行的成就说：“他在昆明十天，对于抗战的收获，实不亚于十个月[44]的成就。”
雷鸣远还注重国际宣传，针对有日本公教分子“要求中国天主教教友主张和平”的荒谬言论，雷神父担心中国教友受这种言论的欺骗，更担心世界公教被欺，于是用中法两种文字发表了宣言，向全世界广播，“说明此次战争，直在我，而曲在彼”。在这篇宣言中，雷鸣远驳斥了日本少数公教分子鼓吹中国教友对日本应当和平的谬论，历数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痛苦和伤害，最后，雷鸣远指出：“和平应该奠基在正义之上，如其不然，则和平乃是虚伪的，哄人的，暂时的，作奴隶的和平乃是人类的耻辱；由耻辱而得的苟且偷生，是不值得生存的，那只是慢性的死亡，一个教友如果选取了这样的道路，那是最坏的堕落；那是最卑鄙的懦弱，那是贪生怕死，有愧责守。在教友的意识里，总不能接受这样的和平，天主选民的全部历史都在反[45]对这样的和平……”雷鸣远还与美联社记者保持联系，将中国的作[46]战情形介绍给记者。
雷鸣远还把抗战思想贯彻到日常的传教工作和生活中。有一次，他走在黄河渡口，发现没有指路牌，给行人造成诸多不便，于是他竖起了许多小牌子，牌子上写着宣传抗日救国的标语。他还曾令人修建了一座纪念坊，雄峙在中条山入口，正面有“倭寇未灭，誓不生还”，背面是“男儿志气豪，义愤冲云霄，未达凯旋日，何颜出中条”。还有一次，他在火车站上，遇到“两个人打架打得难解难分，别人只看热闹”，这时雷鸣远在车站上出其不意地大喊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那两人不再打架了。“还有在许多车站上，他总做一点爱国的表[47]示，不是喊‘打倒日本’，就是喊抗战万岁的口号”。所有这些都大大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
三 雷鸣远的爱国救国思想及其局限性
雷鸣远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是与其爱国救国思想分不开的。雷鸣远来中国传教是在八国联军侵华后的第二年。他路过天津时，短暂停留了两天，“在天津城内，他所见到的无非是房倒屋塌，一片瓦砾，即使幸而没有倒塌的，也多不再完整。至于西洋士兵的横行霸道，残杀[48]无辜，放火抢掠，奸淫妇女的事，更是数见不鲜”。虽然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而且将外国传教士也作为消灭的对象，但是雷鸣远在目睹了八国联军侵华的惨象后，对于义和团给予了同情和理[49]解，“他这时的心，完全站到了义和团一边了”。雷鸣远还认为：[50]“外国政权在中国愈有力量，教难发生便也愈多。”这时的雷鸣远便有意识地将传教与救亡结合起来，在天津时，他经常发表救国演讲，并刊行了《救国》的小册子，发行量达30000余份。
对于雷鸣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其上司以及其他很多西方传教士都非常不理解，甚至对其横加责难。他参与老西开事件，更是激怒了其上司以及法国政府，为此他还被迫两次充军南方。雷鸣远及其耀汉兄弟会和德来会参加抗日活动，也受到许多责难。反对者认为雷鸣远“放弃训练修士修女的重要工作，到前线去救护伤兵，是愚蠢，是冒失，是越分……特别是计划叫德来会的修女也到前线，那简直是疯狂”。对此，雷鸣远用一个比喻进行了反驳，他说：“家中失了火，大哥停止到田间工作，母亲也终止到市场去买菜。……千金小姐离开闺房，提一桶水，泼向火焰，不是冒失，不是越分，更不是疯狂，而[51]是义务，是道德。”这就是雷鸣远的“救国如救火”思想。在雷鸣远看来，救国是本分，是义务，在国难当头之际，无论宗教信仰如何，每一个国人，都应当自觉地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
救国是建立在爱国基础上的。爱国本来是一种朴素的民族情感，但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中国人却被剥夺了爱国的权利。对很大一部分传教士来说也是如此，他们极力阻挠中国教友接受爱国思想，以至于认为中国人爱国是“一个缺点”。雷鸣远在充军绍兴之前，就曾接到一份《教区思想备忘录》，该备忘录就反对雷鸣远在中国所做的爱国宣传，否认中国人的爱国权利，批评中国的爱国示威和抵制外货行动。为驳斥《教区思想备忘录》中的观点，雷鸣远在给赵主教的信中阐述了他的“爱国说”。他认为，爱国“首先是一种爱情，是一种对忠诚及牺牲的创造与兴奋，是一个伟大的理想，所以也是一个伟大的力量”。基于此，雷鸣远指出，“中国的教友有权利更有义务成为爱国者，与欧美教友‘一般无二’”，“这为欧美教友是德行的，为中国教友也该是德行”。备忘录还认为中国人的爱国“可能会发生偏差”，会成为“喧哗的爱国主义”“偏袒与激烈的爱国主义”，“并将爱国与恨外国人、抵制外货混为一谈”。对此，雷鸣远也进行了驳斥，认为“这些喧哗的示威……是由于一种爱国心所驱使……这也不是在中国特有的现象”，“这激烈的爱国主义并不像他的名称所指的那么严重”；“也不可斥责他们抵制外国货，因为这种观念是中国人在欧洲学来的”。雷鸣远还认为中国人“对抵制外国货和罢工，都采取文明的方法”，“所带来的破坏比在欧洲少得多”，并将老西开事件看作“很感[52]人的文明的例证”。
全面抗战爆发后，雷鸣远对于抗日救国也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主张救国先救民，设立难民救济所。雷鸣远一方面坚决主张抗战到底，认为只有抗战才能救国，只有抗战才有生路；另一方面，他对抗战的艰巨性又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武汉失守后，雷鸣远认为“现在不过只[53]是抗战开始，艰苦的阶段还在后边”。
雷鸣远的爱国救国思想及宣传活动，对于激发民众的爱国意识和抗战热情有重要的价值。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其思想的局限性。他的爱国救国思想与其宗教思想是一致的，他提出的“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根本上还是要使中国人信奉基督，实现对中国人的“心灵救赎”。另外，他还反对共产主义思想，这也是他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误会和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雷鸣远的爱国救国思想及其抗战活动是基于宗教的情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他对中国抗日事业做出的贡献。
[1]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2]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台中：耀汉小兄弟会，1990，第131、132页。该传记由雷鸣远的门生赵雅博译编汇辑，自1957年来，先后在《自由太平洋月刊》发表，后由雷鸣远故友牛若望副主教与张作义先生等整理编订，1963年以单行本形式出版，1977、1990年先后再版。
[3]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69页。
[4]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67页。
[5]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74页。
[6]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68页。
[7]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128页。
[8]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115页。
[9]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125页。
[10] 《致胞弟伯达》1901年7月13日，耀汉小兄弟会编译《雷神父书信集》卷一第二辑《中国之旅》十一，天主教耀汉小兄弟会，第31～32页。
[11] 《致胞弟伯达》1907年2月17日，《雷神父书信集》卷一第三辑《天津传教》三十，第87页。
[12] 《致汤作霖神父》1916年7月15日，《雷神父书信集》卷一第四辑《充军，上诉罗马》五十一，第143页。
[13] 《致友人艾典·司坦德》1902年元月19日寄自北京，《雷神父书信集》卷一第二辑《中国之旅》十七，第53页。
[14] 立珊：《春风十年》，台湾圣化月刊社，1977，第102页。
[15]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61页。
[16] 《致胞弟伯达》1901年7月13日，《雷神父书信集》卷一第二辑《中国之旅》十一，第33页。
[17] 立珊：《春风十年》，第104页。
[18] 《致汤作霖神父》1916年11月15日，《雷神父书信集》卷一第四辑《充军，上诉罗马》五十七，第159页。
[19]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199页。
[20]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中华书局，1988；据香港公教真理学会、台中光启出版社1973年12月版影印，第316页。
[21] 立珊：《春风十年》，第65～66页。
[22] 立珊：《春风十年》，第102页。
[23]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464页。
[24]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465页。
[25] 赵雅博：《烽火中的雷鸣远》，自由太平洋，1965，第1页。
[26] 方敏：《“七七事变”后宋哲元态度游移的原因》，《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27] 赵雅博：《烽火中的雷鸣远》，第9页。
[28]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第319页。
[29]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第319页。
[30]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480页。
[31]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495页。
[32]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496页
[33] 立珊：《春风十年》，第312页。
[34] 耀汉小兄弟会编《抗战老人雷鸣远司铎》，台中：耀汉小兄弟会，1947，第50页。
[35] 参见张献忠、刘拥华《大众媒体、公共舆论与近代民族国家意识——以〈益世报〉对老西开事件的报道为中心》，《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36]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443页。
[37] 赵雅博：《烽火中的雷鸣远》，第5页。
[38] 赵雅博：《烽火中的雷鸣远》，第6页。
[39]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497页。
[40]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498页。
[41]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499～500页。
[42]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502页。
[43]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504页。
[44]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504页。
[45]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504～505页。
[46]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484页。
[47]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485页。
[48]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61页。
[49]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61页。
[50]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65页。
[51] 立珊：《春风十年》，第179页。
[52]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286～288页。
[53]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498页。
“跑警报”：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学生生活研究
[1]倪蛟提要 抗战期间，日军展开对“陪都”重庆的狂轰滥炸，造成极其惨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在“重庆大轰炸”中，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学府，中央大学也屡受波及，大量校舍及建筑物损毁，严重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学生的日常生活。虽然中大校方采取多种应对措施，但难以抵挡日军的频繁轰炸。然而，日军轰炸仅能造成物质损失，中大学生并没有在精神上屈服，反而在“跑警报”中不断适应，进而在心态上逐渐变得乐观，并且激发和强化了其国恨家仇的民族意识。
关键词 抗战时期 中央大学 学生生活 “跑警报”
在全面侵华之始，为了持续打击中国抗日的有生力量、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日意志，日军从1938年年底起，开始对中国西南大后方进行“无差别轰炸”，多个重要城市遭到日军飞机轰炸，中国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作为国民政府“陪都”的重庆，自然成为日军轰炸的战略目标。在抗战时期，日军对重庆的狂轰滥炸，造成了极其重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关于“重庆大轰炸”的相关研究成果丰硕，[2]从不同角度展现出日军的血腥暴行和中国民众的抗日斗争。本文以中大学生生活为视角，探讨日军空袭对中大及中大学生的影响，以及校方应对措施及效果，以期丰富对“重庆大轰炸”的认知与研究。
一 日军空袭下的中大校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久，日本又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事变，妄图“三个月内打败中国”。南京国民政府虽组织大量精锐部队投入淞沪战争，取得一些战绩，在战略上打破了日本企图在短期内征服中国的狂妄野心，但无法遏制日军疯狂的侵略势头。日军随即将侵略目标直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南京危在旦夕。
在侵占南京之时，日军空袭不断，甚至违反相关国际规定，轰炸毫无军事价值的教育机构。当时，中大遭到日军多次轰炸，“自上海战事发动以来，中央大学曾受敌机3次袭击，第一次为8月15日下午，敌机以机关枪扫射图书馆及实验学校各一次；第二次为19日下午，在大学本部投250公斤炸弹7枚；第三次为26日深夜，在实验学校投同样炸弹一枚。又附近教授住宅被毁者4所，校工死者5人。近来虽空袭较少，但敌军如有陆地空军根据，则较大规模之空袭恐仍难[3]免”。这些轰炸造成了人员和财产的较大损失，也促使中大加快了迁校工作。
时任中大校长罗家伦对于迁校虽提前准备且选择校址果断，然而受制于战时环境，中大师生在迁校过程中仍要面对现实性的危险与困难。当时有中大教授谈及内迁艰险的原因之一就是日军空袭：“是时[4]寇机已进袭至武汉一带，故沿途几无一人未受空袭之威胁。”1937年度考入中大的新生王禹九事隔数十年后，在其回忆中也记述当时随校西迁过程中遭受了空袭威胁：（1937年——引者注）农历中秋节前几日，接获校方通知，略谓中大因时局关系，决迁重庆开学，新生须于中秋节后某日前到汉口参加复试（口试与体检），及格者方可赴川报到入学，如欲搭乘校方包船，须于某日前到达下关，凭通知购票上船。我于中秋节后二日晨抵达下关码头，搭乘校方所包之大贞丸（为我方俘获之日籍轮船）。该轮因须搭运图书仪器及农学院乳牛，自上午起即牵牛上船，因牛不惯走跳板，故要牛上船，必须前拉后驱，极为吃力费时，故整个下午均耗费在牛只上船这件事。是日约黄昏时分，忽听空袭警报，大贞丸乃驶往上游避难，约二小时后，空袭警报解除，复驶返原码头，继续搬[5]运校方托运物品。晚九时起，船始正式开航，离下关上驶汉口。
中大选择重庆作为内迁地点，校长罗家伦考虑的因素之一是：[6]“重庆不但军事上险要，而且山陵起伏，宜于防空。”然而，重庆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陪都，是大后方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也是中国抗战的重心，自然成为日军轰炸的战略目标。从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多次、长时间、规模不等的轰炸，即统称的“重庆大轰炸”。大轰炸给重庆地区造成了极大的财产破坏和人员伤亡，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的重要罪证。另外，大轰炸对当时重庆社会也造成了各种影响，后方民众积极防御，奋起反抗，构成了战时生活图景一个独特的侧面。
中大位于重庆的文化区沙坪坝，是遭受大轰炸威胁的地区之一。中大最早受到空袭威胁是在1939年5月初。据中大史学系教授朱希祖当时所历所记，5月4日凌晨三点，学校响起空袭警报，他与儿子立即到已经准备好的防空洞避难，“洞上虽有大石二丈余，泥土一丈余，且有树木，洞内又有木架支持，然余仍有戒心，以为不如在野外树木[7]中或沟渠中较安全也”。不过，当时敌机并未来袭。第二天，又有[8]空袭警报响起，朱希祖再次躲入防空洞半小时。5月12日，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轰炸，有27架飞机对重庆上空进行密集轰炸，据朱希祖的描述：“高射炮弹俨如红色飞机向敌机猛冲，因夜色而显红光也”，“旋闻炸弹声，则重庆市中又投烧夷弹矣。真武山前烟焰充天，又不知烧去多少房屋，死伤多少人命，心甚不怡。”不过沙坪坝[9]此时未受空袭直接影响。
1940年，日军对重庆展开全方位密集轰炸，对整个重庆造成了灾难性影响，中大亦受波及。中大历史系教授缪凤林在其《中国通史要略》自序中曾记述当时中大遭受大轰炸时的情况：“忆二十九年三十年间，每雾季一过，倭寇旦夕肆虐，余抱此稿入洞避警者，无虑百[10]十次。”森林系一位教授对沙坪坝的空袭做了详细统计，有一个月[11]空袭高达28次，有一天钻了5次防空洞。每当敌机接近时，“发出紧急警报，大家即须躲入洞内。待敌机离去后，再解除警报，有时一[12]天中要逃二三次警报去躲防空洞”。
1940年，一中大学生在给友人的信中记录了中大被3次轰炸的相关情况：第一次是6月28日教职员住宅区被毁，“弹落于石门村者二，房屋完全被毁者四座，其余则大部受震，损失轻重不等”。仅隔一天后，敌机于6月30日再次轰炸，“二次被炸，损失视前次加重，中弹处为学生第四宿舍，女生宿舍，事务处，茶房间，及教职员宿舍等，其受震动的房舍，则屋瓦碎乱，残砖断瓦，触目皆是，一座大饭厅，亦被震而瓦碎”。敌机第三次来袭是在7月4日下午，投下的炸弹比上两次更多：“这一次，除了女生宿舍，事务处等再度被炸外，注册处，讲义处，及第八教室，第十教室等亦均毁去。弹固然投的较多，范围也较大，但损失却没有较重，因为他所炸的大部分都是在老地方，弹是不少落在瓦砾堆里！”关于人员伤亡情况：“三次当中，并没有[13]损失过一个同学，连校工都个个安全的存在！”
1941年后，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仍在继续，中大再遭劫难。是年6月27日，日机99架次分3批空袭重庆，在沙坪坝投掷炸弹数百枚。中大被炸毁房屋数十栋，因在暑假期中，校方已有紧急处置，师生幸免于难。接着，6月28日和29日沙坪坝连续遭敌机空袭，中大实验室、大礼堂、宿舍等均被炸毁。7月4日，日机分两批先后对沙磁区文化教育机关轰炸，中大与毗邻的重庆大学的校园内共落弹200余枚，中[14]大死伤员工十余人。8月22日，日机又轰炸中大，导致“化学馆毁了，第三、第四教职员宿舍坍了，教职员饭厅炸了，工学院倒了，农[15]学院农林产制造所倒了，会计室完了”。
二 中大应对空袭措施及效果
为应对日机的狂轰滥炸，保障校园师生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中大校方采取了一系列防护措施，并在1938年2月校刊上公布了相应内容，“一、防护团之组织，二、警报联络，三、防空洞防空壕之建设，[16]四、消防设备，五、救护”，以此引起全校师生高度关注并做好相关防护准备。同年3月，考虑到磁器口虽设有警报器，但距离中大稍远、不易听辨，邻近的重庆大学电话使用时又不甚灵，为及时让师生收到防空警报，中大校方陈请当地军事机关代为装设专用电话，以便[17]一有警报，随时传达。该警报设备于当月15日由驻军当局派通讯队到中大完成装设，“音调极为清晰，从此本校员生安全，益多保[18]障”。
此外，中大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不惜投入巨资，加强防空洞之建设，“本校方面五个防空洞共支出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二元二角，嗣因敌机不断来渝轰炸，又将原有防空洞增加木柱，修砌洞门，以期加强抵抗力量，所有工料共支出六千七百零八元，连前共计支出一万八千[19]四百三十元二角整，均在本校经费内撙节开支”，这还不包括分校4个防空洞的建筑费用。
在完善硬件条件的同时，中大校方加强师生的防空意识，严格防空管理。1939年10月，罗家伦校长要求全体师生严格遵守防空管理规定，并对于违反规定的：“一经查出，定解送军事当局，依汉奸办[20]罪。”在1944年3月23日国立中央大学师生防护团第一次团务会议上，中大又规定：“为策大众安全，与空袭警报发出后，本校男女同学必须一起前往防空洞，如紧急警报发出后，本校同学仍有逗留宿舍及防空洞附近，或迟迟前往防空洞，并不服从本团防空队警备队及洞[21]长之指挥者，按照向例分别记大过、开除学籍严予惩处。”
中大校方为应对空袭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日军轰炸还是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教学活动。1939年3月，中大校方在一份通告中特别指出：“天气日趋晴照，重庆时间已较武汉迟一点钟，故十时以后、二时以前空袭机会较多，在此段时间中，务必设法减少课程，以避免学生学[22]业上之损失。”然而，在日军持续轰炸之下，校方的调整安排难以应对，正常教学秩序和学生的学习状态大受干扰。“有时上课改在凌[23]晨和晚上，考试出几套题目备用，以防空袭干扰。”在如此影响下，[24]“大家引为苦事，因防空洞中空气不好，且延误自修时间”。随着敌机轰炸的日益频繁，“由于夜夜跑空袭，白天上课精神不振，是名[25]副其实的‘疲劳轰炸’”。
敌机轰炸也对中大学生造成了极大干扰，“跑警报”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中大校方将防空洞筑在山丘内，故当时有[26]句笑话称“见机而奔入穴为安”。一位中大学生在谈及迟迟不能给友人及时回信的原因时，就提到因遭受空袭而无法正常支配时间，“午饭后，你刚想坐下来休息一下”，但警报声响起，“于是整下午就这样毫无聊赖的在防空洞中消磨过去！解除警报后，就是吃夜饭，夜饭后，照例没有电灯，因为电线每次总是要被炸断的，你想，像这样的生活，还谈得到什么支配时间？简直是一天到晚都是在生存线上挣[27]扎而已！所以，要给朋友的信，惟［唯］有搁着不写了”。大轰炸也影响了学生的正常住宿，由于“女生宿舍只塌了一角，但已不能住，女同学们均暂迁于图书馆阅览室中，张被挂帐，俨然一新的宿舍”。[28]轰炸还影响了学生的正常用餐，有时不得不忍饥挨饿：“每日上午十时进防空洞，下午五时左右出来，袋里有钱的同学中午可溜至中渡口买点食物充饥，绝大部分同学都是饿到五时出洞，再饿到六时许厨[29]房开饭为止。遇到饭厅被炸，就要迟到十时开饭。”同时，大轰炸也造成了学生财物的较大损失，每次空袭之后常有大雨，“使我们从[30]弹坑中挖出来的东西被水一淹，尽成废物”。
在重庆时期，日军空袭虽干扰了中大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学生的日常生活，造成中大与学生严重的财产损失，以及一些学校员工的伤亡，但就笔者目力所及，尚无中大学生伤亡的记载。较之身处重庆的中大学生，在成都的中大医学院学生则无此幸运。1940年10月4日，日军空袭成都，当时医学院院长戚寿南正在城内四圣祠三校联合实习医院内上课，听到空袭警报后，戚寿南院长立刻停课并嘱咐学生赶赴附近公共防空洞内躲避。医学院四年级学生夏傅汾、张治德、陈定一等3人奔赴东校场城根下防空壕内躲避，不幸的是该防空壕适中一弹，夏傅汾、张治德两人被当场炸死，而陈定一因在壕内感觉不适，于日机[31]投弹前出壕，仅受轻伤。
三 大轰炸下中大学生的心态变化
如前文所述，虽然当时中大教授朱希祖个人未受空袭直接打击，但几次听警报、跑防空洞的经历，以及听闻重庆其他地区所受之惨状，使他产生极度畏惧的心理。大轰炸对朱氏的心理造成极大的震荡，“时敌机空袭，无一定时刻，道途行役，常生戒心”，故而他从5月14[32]日起向学校请假一周借著述以安心神。5月25日晚七时半，朱希祖再度进入防空洞躲避3个小时。在防空洞闷闭的环境中，朱希祖极感[33]不适，“空气恶浊，人声嘈杂，汗出头痛腹饥，疲惫不堪”。对朱希祖而言，空袭警报带来的恐惧感与在防空洞中的不适感，共同构成了大轰炸即将来临时的心理感受。这种感觉，也成为当时中大师生普遍心理状态的写照。
防空洞虽相对安全，但身在其中的中大学生有着与朱希祖教授相似的恐惧感。有学生回忆在防空洞中的经历：“一次炸弹正从防空洞门口落下江边，一股空气巨流冲入洞中，洞内灯火全熄，每人胸前有[34]如巨锤捶了一下。”铺天盖地的大轰炸，让身处防空洞中的学生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反应，“我们躲在防空洞里，只听得继续不断的一阵隆隆之声，声震洞壁，大家都屏息着，有的人且惊悸失措地爬在地上，有的人则把两只耳朵紧紧地掩着，有的人则骇得伏在人家的背脊上去，种种的怪相，都很不自觉的透露了出来，是你看了可笑又复可[35]怜！”
不过，当“跑警报”习以为常时，防空洞中则另有“一番洞天”。有学生在敌机来袭时：“在防空洞内饿着肚子睡觉、聊天、读书、抬扛、下棋、玩牌、恋爱，一切活动照旧，毫不把轰炸放在眼内。出得洞来，吃一顿饭，洗一个澡，有夜袭，再进洞，无夜袭，睡个觉，准备明天进洞。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潇洒得很。这一种气派，这一份修[36]养，足堪大任吧。”甚至，有学生不愿意长时间留在防空洞内，冒险走出防空洞观看日机：“于是一有警报，我常跑去远处山顶看飞机[37]轰炸，不愿进洞。”还有学生不进防空洞，而到其他地方避难。据中大学生陈学文回忆，因柏溪分校地处城郊，“警报响了，学校便停[38]课，我们便带了书本疏散到柏溪附近农村去”。另据中大学生盛承禹回忆：“当听到警报后却很少有人躲进防空洞，多数同学疏散到野外或橘林中，谈天说地，或评论时局，或交流奇闻，倒也有一番情趣，[39]缓和了初闻警报时的那种惊恐气氛。”
大轰炸极大地影响和干扰了中大学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状态，甚至危及了个人生命。但日军大轰炸并没有从精神上吓倒中大学生，相反随着时间推移，在“跑警报”的过程中，中大学生逐渐适应了这一战时环境，心态上也乐观起来，以积极态度来应对，尽可能减少大轰炸对日常生活的负面影响。每当警报一解除，“图书馆或空教室内立[40]刻坐满学生自修，读书风气反较平时为盛”。面对大轰炸的持续干扰，中大学生仍然尽可能保持正常的生活状态，“我们课内外的生活[41]却也安排得十分丰富”。有的学生则不但不跑警报，反而在警报中自寻乐趣。关于此方面，中大学生王作荣的回忆颇有趣味：“在暑假警报来时，常与三数同好至附近民家租用麻将及附件全副，在竹林中摆下阵势雀战，蛇虫蚊蚋，一概不怕。几圈下来，不知警报之已解[42]除。”
此类情形西南联大亦存在，一些师生也将“跑警报”视为一种[43]“幽默”，甚至是“浪漫”，还有一些人根本不跑警报。比如，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的汪曾祺曾对两个人在警报声中的泰然处之留有深刻印象：“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宿舍大图书馆旁的锅[44]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这种群体心理的转变，深刻反映了战时大后方大学校园内“战时”与“平时”两个维度交错互渗的表征。
大轰炸下，中大学生的民族意识也得到了激发和强化。1935年考入中大的曾永年忆及抗战前的大学生活谈道：“回想我在南京的近两年，过得很愉快”，“只知上课读书，吃喝玩乐，看小说电影，不[45]看报”，“纯纯粹粹是个资产阶级的公子哥儿大学生”。而当曾永年面对日机对重庆狂轰滥炸的惨烈场景时，其内心感受转为刻骨铭心的国恨家仇，“一次炸重庆，城内起火，我们三人步行进城看炸后现场，[46]火还在烧，塌房、死人、焦尸，只有仇恨”。在仇恨之中，中大学生以强烈的责任感投身于抗击日军空袭的救助活动。在日军对重庆进行大轰炸的危险时刻，中大学生协同重庆市军警防护团等抢救遇难同胞，协助解决沿途撤退的受难同胞的食宿等问题，还替老弱妇女们代携行李，“他们用木棍和绳束像脚夫一样的站在汽车路的两旁，等候老弱们的担子到来可以代劳，那种样子，和捏着书本在图书馆门口，[47]判若两人”。据曾担任抗日救亡工作团团长的陶大镛回忆，在“五四”大轰炸时，听闻重庆城里防空隧道堵塞发生惨案，死了上万人，救亡团的同学就跑步进城冒险参加救火、救人。大轰炸后，还组织歌咏队、话剧队到城里义演，卖票得的钱用于帮助疏散难民，为难民发[48]救济金。
内迁之后，中大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大后方环境之中，但日军对重庆地区的大规模、长时间轰炸成为校园生活与战争前线最直接的连接点。在大轰炸及跑警报之际，中大学生直接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巨大威胁。学生们饱受日机轰炸之苦，处于生死边缘，大轰炸下的求学经历是战时化生活最直接、最真实的写照。“跑警报”最为集中地体现了中大学生生活的战时特征。或可言，“跑警报”是中大学生生活的组成部分，既然无法挥之而去，只能在一定程度内“承受之”、适应之，随之而来中大学生心态也逐渐乐观起来。同时，在大轰炸下，国难家仇的直观感受，使中大学生的民族意识得到强化。
[1]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助理研究员。
[2] 潘洵：《论重庆大轰炸对重庆市民社会心理的影响》，《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汪荣：《浅析“重庆大轰炸”中国民政府的防卫对策及法制措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周勇：《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陈宁：《重庆大轰炸中社会变迁研究——以居民生活为例》，《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唐润明：《关于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的几个问题》，《民国档案》2014年第4期；潘洵：《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数量再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潘洵：《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
[3]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上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384页。
[4] 《中大概况》，《申报》1938年2月26日，第2版。
[5] 王禹九：《松林坡上师门琐忆》，《中央大学通讯》1969年第2期。
[6] 刘维开编《罗家伦先生年谱》，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146页。
[7] 朱希祖：《朱希祖日记》下册，中华书局，2012，第1043页。
[8] 朱希祖：《朱希祖日记》下册，第1043页。
[9] 朱希祖：《朱希祖日记》下册，第1053页。
[10] 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自序，商务印书馆，1947，第2页。
[11] 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222页。
[12] 谢森中：《沙坪坝之恋》，高澎主编《永恒的魅力——校友回忆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98页。
[13] 吴锡泽：《中大三次被炸目睹记》，《胜利》1940年第95～96期。
[14] 重庆市沙坪坝地方志办公室编《抗战时期的陪都沙磁文化区》，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第245～246页。
[15] 闵时：《中央大学被炸记》，《新华日报》1941年8月25日，第2版。
[16] 《本校防空设备状况》，《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38年2月28日，第3版。
[17] 《警报专用电话》，《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38年3月9日，第4版。
[18] 《本校警报专用电话业请驻军装妥、试话极为清晰》，《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38年3月21日，第2版。
[19] 《呈为遵电呈本校建筑防空洞及用款数目仲祈鉴核由》1939年6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立中央大学档案，全宗号：648，案卷号：5963。以下简称“中大档”。
[20] 《中大现状》，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编《罗家伦先生文存》第6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第11页。
[21] 《国立中央大学师生防护团第一次团务会议纪录》，《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4年4月16日，第2版。
[22] 《便函（第149号）》1939年3月14日，中大档648-2304号。
[23] 郑体思、陆云荪：《抗战时期迁川的国立中央大学》，http：//www.cq.xinhuanet.com/subject/2005/2005-07/28/content_4749264.htm。
[24] 谢森中：《沙坪坝之恋》，第198页。
[25] 刘光华：《回忆建筑系的沙坪坝时期》，潘谷西主编《东南大学建筑系成立七十周年纪念专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第58页。
[26] 刘达人：《重庆中央大学四年生活回忆》，高澎主编《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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