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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7 18: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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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华新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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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用学

认知语用学试读:

前言

本书的基本观点是:交际本质上是两人或多人之间的合作性活动,互动的意义由所有参与其中并关注彼此语言的行动者共同构建。在互动中,行动者的目标会有所不同,但要保证交际的成功,所有的参与者都必须共享一组共同的心智状态。交际成功与否的责任落在所有参与者的肩上,需要他们保持行动的协调。如果墨守成规地单纯研究发话者和听话者,或只研究发出方和接收方,就会让完整的交际活动变得支离破碎,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此外,我认为人类不同于一般动物,他们拥有一种基本的交际能力,这种能力既可以通过语言体现出来,也可以通过非语言方式表现出来。

我们谈论的是交际而不是简单的信息传输。因此,主体必须有意向地参与共同的交际活动。交际的意向是有意识的意向,交际中不存在无意识的意向。当然,我们完全可以无意识地传递关于世界和自己的某些信息。

本书标题也体现了对认知的强调。在书中,我们不是像语言学和语言哲学那样,从局外观察者的角度切入交际,那样的研究有的关注话语,有的关注语篇,但最终都只是关注成品。相反,本书从交际参与者个体的认知出发,试图解释每个交际行为生成的认知机制(即在变成物理信号之前),以及其他谈话者理解的认知机制。

我的目的是描述交际互动过程中参与者们的心智状态。除了分析和描述以外,我还将对各种心智状态进行正式定义,比如信念和意向等概念。希望我的做法比传统研究有所创新,并能够为一些棘手的难题找到答案。以这些心智状态为基础,我将构建一个逻辑模型,解释交际行为的动态生成和理解机制。

就方法论而言,我赞同认知科学的建构主义研究路向。首先,用逻辑方法论证理论的合理性。就分析方法而言,我基本描述正常成人之间交际时的稳定状态。

接下来第二步是分析物种进化和个体发展。既要分析担负交际任务的大脑基础,也要研究语言使用背后的认知结构。就进化而言,我理出了一条从灵长类动物到前现代人的进化路线。

在个体发展方面,我们的核心任务是界定个体从出生到成年获得语用能力所经历的阶段。我旁征博引了很多实验数据来支持认知语用学的解释,这些数据有的来自他人文献,有的则是我本人的研究成果。最后,一个合理的理论应该与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相吻合,能够预测交际能力如何随年龄增长而变弱,或者由于某种疾病(如老年痴呆症)或意外伤害(如脑损伤)而缺失。在上述这些方面,我也会引用一些数据作出认知语用解释。

总之,本书的理论将建立在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上:有形式逻辑的方法、人类学的方法、发展心理学的方法以及神经科学的方法。当然,最基本的还是语言学的方法和心理学的方法。书中有些概念单靠文字很难解释清楚,我使用了一些公式,这些公式的数量不多,也比较容易理解。

本书在都灵理工学院认知科学中心完成。该中心由我和加布里埃拉·埃尔伦缇(Gabriella Airenti)、莫妮卡·布恰雷利(Monica Bucciarelli)和毛里西奥·提拉莎(Maurizio Tirassa)于1994年组建。数年来,中心又有新同事的加盟,他们是莫罗·阿顿扎托(Mauro Adenzato)、克里斯蒂娜·贝基奥(Cristina Becchio)、弗朗西斯卡·博斯克(Francesca Bosco)、利维亚·科勒(Livia Colle)、伊拉里亚·库提卡(Ilaria Cutica)以及朱利亚诺·杰米尼亚尼(Giuliano Geminiani)。我们团队的研究得到了以下学者的支持,他们是罗米纳·安杰莱里(Romina Angeleri)、丽塔·艾莫迪奥(Rita Ardito)、安吉拉·西拉米德拉(Angela Ciaramidaro)、马可·戴尔·朱迪切(Marco Del Giudice)、伊万·恩里奇(Ivan Enrici)、萨可卡秋·莎萨可(Katiuscia Sac-co)、瓦莱莉·马内拉(Valeria Manera)以及我们的总负责人帕奇奥提·博通(Cesare Bertone)。

除了要感谢上面提到的人士以外,我还要感谢菲利普·约翰逊-莱尔德(Philip Johnson-Laird),他是一位不可比拟的楷模和严谨治学的学者。也要向约翰·塞尔(John Searle)表示谢意,他是一位慈祥的治学大师。还要感谢斯蒂文·斯莫尔(Steven Small),他慷慨且尽心地翻译本书,弥补了我在书中的诸多不足。

MIT出版社的马克·洛文塔尔(Marc Lowenthal)和朱蒂丝·费尔德曼(Judith Feldmann)一直默默帮助我渡过了一个个难关。

本书的第一稿是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国际计算机科学研究院(ICSI)做访问学者时完成的。ICSI先进的设备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保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和朋友们为本书的写作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本书的终稿在地中海的力久利安海完成。

我的两个女儿西蒙娜(Simona)和埃琳娜(Elena)让我的写作能够有张有弛,有一种超然的心态。我无时不感到她们的快乐,特别是当她们陪我到美国时,我在写作之余与她们分享艺术,讨论时装,一起打网球,一起开帆船。

上述所有朋友都为我提供了智力和情感上的支持,这让我深深地感到工作是快乐的。1超越语言:交际的分类

交际是一种社会活动,它的实现需要多个参与者。

本书主要关注广义上的交际,不仅仅局限于通过口头语言完成的那些交际。从这种意义上说,言语仅仅是我们交际的多种表达方式之一。

其他的交际渠道还包括书写、绘画、表达感情等。同时,还包括各种各样的行为,前提是这些行为的实施能向接收方清楚地表明,行动的实施者有实现明示性交际(ostensive communication)的意向。这种交际行为的典型例子,如给爱人买橄榄球或者将她最喜欢的某件物品扔出窗外。

为了达到方法上的统一,我们必须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视角入手。在这样一个宏观视角下,话语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交际表现方式。换言之,该视角对言语行为和语言外行为(两者都是有意向的交际行为)一视同仁。这样,我们才能够得以关注所有交际行为的共同特征,而交际互动如何通过具体的表现方式实现,这将在后面章节进行具体讨论。

交际是两个以上的参与者共同努力完成的社会活动,他们通过有意识的、有意向的合作来共同构建互动意义。

认知语用学主要研究交际中人们的心智状态。通过研究心智状态来分析交际互动,首先要研究个体的动机、信念、目标、愿望和意向,然后考察这些心智状态是如何表达的。把交际定义成是一个过程就意味着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涉及两种不同的数据加工过程。对同样一个输入,从语言的和语言外的视角都可以进行处理,而且除非在特殊情况下,这两种处理过程是同步进行的。为了弄清楚这样的心智状态是如何表达的,我会考察各种交际渠道的具体特征,既分析语言交际,也分析语言外交际。

为了突出交际渠道的多样性,我避免使用“说话人”和“听话人”这两个术语。取而代之,用“行动者”来指代当前交际扮演主动角色的参与者,用“合作者”来表示当前交际扮演被动角色的参与者。在他们进行交际角色转换的时候,就统一称呼他们为“主体”或者“谈话者”。根据惯例,行动者(简写为A)为女性,她的合作者(简写为B)为男性。其他的交际参与者可以简写为C, D等。

任何潜在的交际活动(说话、书写或执行某个动作),如果它缺少一个交际信息的接收方,这样的交际就是一种私人的交际,如同一座达不到对岸的桥。因此,无论是我们自言自语或者是写了一封不打算邮寄出去的信,抑或是对着镜子表演了一个节目,只要这些行为是在一个只有自我存在的世界中实施的“唯我”行为,那么无论它们表达的意义有多么丰富,都不算是交际行为。

我所要构建的理论认为,“有两个参与者”不是构成交际的充分条件。一个完整的交际还包含其他一系列条件。第一个假设是,交际互动的整体意义需要参与者们(不论是说话人还是听话人)达成一致意见。换言之,交际各方对共同参与的事件构建了心智表征。我将该心智结构称之为行为游戏,并在第3章详细讨论。游戏是交际主体对交际活动的认知表征,是他们赋予整个互动序列的意义。互动序列可长可短。短的如询问去加油站的路怎么走,长的如一对恋人在争论到底是该分道扬镳还是该步入婚姻的殿堂。在这两个例子中,所有的交际参与者必须充分认识到当前所发生的事件,他们自己应该履行的社会与个人义务,以及对交际对方的合理期待等。

语言学家弗兰西斯·雷卡纳蒂(François Recanati,2004)甚至更进一步提出,互动中使用的每个单称语词的意义都需要由会话各方达成一致意见。那些认为对每个语词意义的确定都需要讨价还价的论点似乎有失偏颇,然而提出这种观点的目的在于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互动是由参与者构建起来的,在构建过程中,每个参与者都对当前发生的一切负责。还有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下面会详细分析,我仅在这里稍加解释,以利于读者更容易地理解。这种观点认为,信息发出者对她所意欲传达给其他参与者的信息进行构思,随后生成句子表达,最后生成物理信号。此时,接收者的任务就是对自己接收到的信息进行解读,如此轮流循环下去。

第二个假设是,为了表明自己是在进行交际,所有参与者都必须很明晰地表明他们自己有参与互动的意识和意向。本书第2章会对有意识交际意向的必要性进行论证。总之,我认为如果A没有传达某种交际意义的意向,她就不可能取得交际的成功。否则,即使A没有参与交际过程,B照样可以从A的举止中自动推理出一些信息。而且,如果A有意向B传达交际意义,那么她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存在无意识意向,但无意识的交际意向是不存在的。

语言是交际本身的一种实现方式,因此语言的出现与人类的社会属性密切相关。语言的起源问题将在第6章系统讨论。关于语言能力的发展有以下两种说法:第一种将语言能力发展的原因归于它的基本交际功能,即语言是交际顺利和成功最重要的手段;第二种说法与第一种相反,认为语言形成是因为它最初是思想形成的辅助工具,后来逐渐被用来满足交际需求。这两种说法都站不住脚。

上面提到的两种立场都试图建立一个简化的线性因果系统(即“X导致了Y”,比如锤子的敲击导致了花瓶的破碎),然而现实世界要复杂得多。在复杂的因果系统中,事件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例如,内分泌系统调整每个荷尔蒙的释放,该过程基于一系列相互有别但又互相依靠的因素,比如个人的生物周期、血液中物质的浓度、有无释放因子、整体的身体状况、个体的心智状态以及个体所处的情景等。反之,荷尔蒙也对上述因素产生反作用,引起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在这样的情形下,只考虑线性因果关系就过于简单化了。

同样的道理,在谈论交际、思维和语言关系的时候,应该把它们视为是一种相互推动、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应把它们看成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非得决出到底哪一个最终决定人类命运(到底是思维决定人类命运,因为人类是智能动物,还是交际决定人类命运,因为我们是社会性动物?)。

交际的一个关键特征有必要在这里先强调一下: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同一化,一种现象只有能够或者有助于抵抗这种趋势,才可以看作是真正的信息。换言之,只有这样的信息才为人们识别为有意义的信息:它能够使世界发生一种非自然的改变,这种改变能够抵抗得住世界表现出的日益无序。我们更容易感知凸显的变异性,而不容易感知一成不变的现象。我知道我的女儿曾经到过厨房,因为我发现她的网球袜放在冰箱上面;谢尔洛克·福尔摩斯推知女房东曾经来过他的房间,因为他发现自己平时原本杂乱无章的房间被整理得井井有条,尽管他曾经明确嘱咐过房东不要碰他房间的东西。反常的事情包含着丰富的信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交际中正常条件下应该说话的时候,突然出现的沉默会传达交际意义。

控制论的提出者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948)提出了地球上任何生物之间交际形式的一个共同特征,即一条信息经受住了世界的日益同一性,进而降低了自然的混乱性。在日益同一化的世界里,生存的生物(无论是有自然生命的人类或树獭,还是具有人工生命的全自动机器人)为了能把某种变化及时识别为信息,必须认识到,该信息是拒绝同一化的。虚构出来的负平均信息量的生物,它们具有与我们相反的特征,在它们的生存世界里,同一化自然减少。这样的生物永远不会像地球生物那样交际:我们会把它们的信息当成自然事件,即不传递任何意义的事件;同样,这样的生物也不会感知到我们尝试交际的努力。

例如,你当前正在阅读的这本书突然从桌子上飞了起来,或者你的座椅开始跳舞,那么你就会意识到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正在发生。但是如果书本或椅子静止不动,你能够找到值得注意的信息吗?或许,亚瑟王的骑士通过“没有撕下你的书页”这一动作,试图表达某种含义,但我们却永远无法理解。

某种事物的变化可能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信息。如果某种现象不被生命体看作是变化,那么该现象就不会变成信息。1.1社会互动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进入一个互相交流的情景,并且能够互相影响,我们称之为社会互动。交际者可以在同一时空当中,比如会话情景;也可以是只有空间没有时间,比如阅读交际伙伴寄来的一封信;抑或可以是只有时间没有空间,比如打电话时的情景。

我们采用的是广义的社会互动,它能容纳任何彼此影响的行为类型。因此它超越了交际本身,包含了一种被我称之为信息提取的互动方式。我们需要了解两种互相影响的模式的区别性特征。图1.1引入了下面将要介绍的第一组区别性特征。1.1.1 信息提取

第一种极其重要的互动模式表现为信息提取:我从这种模式入手是因为它们在动植物进化史上出现得最早,且为人类和其他动物所共享。为了更清楚地加以解释,我借用动物行为学研究者马克·豪泽(Marc Hauser)在有关动物交际的书中提到的几个概念(Hauser,1996)。在动物行为学领域,他提出了相互区别的三个概念:线索(cue)、符号(sign)和信号(signal)。图1.1 交际性的社会互动

线索是个体表现出来的一种属性,它总是处于活跃状态,永远不会关闭。其他动物可以根据这种属性作出推理。线索的生成不需要特定动物付出任何代价,它是一种想摆脱都摆脱不掉的本能。野鸡的羽毛或鹿的角都是典型的线索。野鸡的羽毛和纵横交错的鹿角可以使其他动物推理出大量信息:对正在寻找配偶的雌性看到这些特征或许可以推知眼前的对象是雄性,并且评估该雄性对象是否与环境相适应,也可以对它的基因质量作出评判;一只雄性动物会判断如果开战,眼前的对手的战斗力如何;一个捕食者会利用看到的信息来决定眼前的对象是否潜在的食物,等等。

对人类而言,线索表现为身体特征,尽管我们可以改变某些特征,比如染发以显得更加年轻,或者通过整形手术变得更加有魅力。

符号是区别于并且独立于生物体本身的一种参数,它可以被赋予多种不同的值:它由个体生成,有时候个体有明确的目标,但却没有任何交际目的。大象路过留下的脚印或者鸟儿构筑的巢就是符号的典型例子。大象去河边饮水,它并非有意让别人知道它的行踪,但其他动物可以通过大象遗留的脚印或排泄物推知这一信息。小鸟筑巢的目的是产卵和繁衍后代,而不是为了要告诉其他动物自己巢穴的具体位置,而其他动物只要看到鸟巢就会推知大量的信息。

对人类而言,符号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歧义的概念,任何活动的一丁点迹象都有可能成为交际现象。一张折皱的报纸、一张未铺好的床或一副脏兮兮的餐具都是符号,表明曾经有人读过报纸、在床上睡过觉,并且已经吃过早餐。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符号都可以具有完全的交际意义,即作为一种符号故意要告诉看到这种符号的人:报纸已经读过了、床被睡过了、早餐也吃掉了。对人类来说,只要符号的生成是有意向的,符号很容易变成信号。比如,窃贼在犯罪现场不小心留下的指纹就会成为侦探注意的符号。不难想象,窃贼可以为了减轻自己的负罪感,故意留下指纹。这时,指纹就由符号摇身一变成为信号。

我的一个50岁的男病人是一家保险公司的代理,他患有精神压力疾病。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做过饭,妻子如果几天不在家,在离开前她会在冰箱里放很多咖啡杯,咖啡杯的数量是她离家天数的两倍。经过一年的治疗,病人决定锻炼自理能力,他决定从早晨的咖啡入手。每次他准备好咖啡杯的时候,就是要向妻子传达一个信息:他恢复得很好,可以自理了。

再举一个相反的例子:一个25岁的女学生一年来一直与一个年龄比她大的男子同居,生活完全依靠男子的工作收入。每次她看到房间里有未洗的咖啡杯都要生气。她认为他的这种做法是在向她表明:她完全依赖他,所以他可以不需要承担家务,因为他的工作比她的学习更重要。

信号是个体对其他动物实施的一种交际行为。它可以是活跃状态,也可以是非活跃状态(开通或关闭状态)。发出信号需要付出代价,它既可以在个体身上直接体现,也可以在时间或空间上与生物体分离。苍鹭觅偶的舞蹈或者犀牛用小便来标记自己领地的行为都属于信号的例子。苍鹭意欲表达它们对彼此的爱恋,而犀牛则有意向同伴们表明其在该区域的存在。

信息提取的第二个案例属于硬科学,而不是动物行为学领域,以克劳德·香农和沃伦·韦弗(Claude Shannon and Warren Weaver,1949)提出的通信数学论为代表。该理论在工程领域有很强的影响力,被广泛应用于电话通讯和机器人等领域。尽管它在人工科学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功,在人文领域它却难施拳脚,下面我来分析具体的原因。

香农在贝尔电话实验室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该理论所依据的法则。贝尔电话实验室隶属于美国最大的电话公司,致力于研究从一个系统到另一个系统信息传递的规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测量所传递信息的量的大小。基于某个特定通道可传递信息的最大值,可以获得一个大致的数据。然而研究人员很快就发现,交际渠道会受到多种形式的干扰,也会在传递信息过程中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这样就很难获得准确的最大值。

我们仅仅提到了信息的数量,没有涉及信息的质量:信号的意义是无法衡量的,因此它就不能用通信的数学论来解释。一个信号,无论通过何种方式进行编码,它所包含的信息量是该信号的固定特征。信息量既独立于传递的通路(modality),也独立于生成和接收系统。只要有信息,就有信号的变量。基本的变量有在场的和不在场的、是或否、开和关,以及0和1。

信息的衡量单位是bit(比特),全拼是binary digit(二进制)。Bit是一种信息量,能够保证在两个选项之间作出选择:比方说,分辨正在阅读本书的人是男性还是女性就需要一个bit的信息量。在四个选项之间作出选择需要两个bit:其中一个用来把四个选择一分为二,另外一个在分好的两个选项中再作选择。同样,在8个选项中做选择,需要3个bit:每个bit将选项一分为二(8/4/2/1)。如果用I来表示传递的信息,那么就会得到下面的公式:

公式(1)表示一个信号的信息量等于以2为底,选项数量的对数。根据一个信号的概率P(m)与选项的数量成反比,可以得到:

公式(2)表示一个信号包含的信息量等于以2为底,选项数量的负对数。

不同信号之间的信息量不同。但是,由于信息量取决于对信息的期待,即它取决于接收者对信号的预测程度,因此即使是同一个信号内部,有时候信息的量也会出现波动。比如,一个单词的前几个字母包含高度信息量,随着单词的展开,后面出现的字母越来越容易被预测到,因此信息量也就越来越小。以英语“California”一词为例,首字母“C”比词尾字母“A”传递的信息量更大,在信息传递过程中,词尾的这个“A”可能听不到或看不到,但这并不影响对信号的理解,因为我们还没听到或读到词尾“A”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个单词是什么了。

香农用概率论来计算信号不同部分所传递的不同信息量值。他的基本定理显示,一个信号是从很多信号的统计集合中提取出来的一个样本,这个集合由一个原始码(source)生成;信号的信息内容与从原始码生成的信号的概率有关。

香农和韦弗(1949)把信号看作是一个沿时间展开的模型。信号出现的概率越低(即接收者期望值越低),它所包含的信息量就越大。反之,一个信号包含信息越容易被期望或者预测到,它的信息量就越小。比如,一张圣诞卡片,即使写的文字(信号)很多,也只包含有限的信息。归根究底,真正有较大价值的是发卡片者最后的亲笔签名。相反,一个只有两行字的电报通知接收者他的富豪叔叔不幸去世,就包含了大量的信息,尽管它只有寥寥数语。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用通信的数学论来解释人类交际呢?首要的原因是,人类交际本质上是定性的。也就是说人类交际依靠接收者对信号意义的主观感知,而不是依赖接收到的信息量的大小,更何况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会出现误差。

对人类而言,可预测度只能作为意义大小的指标之一。一个信号具有高度不可预测性并不能证明其信息值就越高。现在我们随机抽取25个数字,根据交际的数理论,假设这些数字代表了包含最大信息量的信号。我们将这25个数字与敲击键盘25下后输入的下面这个句子(平均信息量较小)进行比较:

从心理学角度讲,对信息概率的计算无助于衡量其重要性。相反,关键是要评估信息对特定系统的价值大小。信号重要与否由系统的主观目标决定,而不是由信号出现的概率决定的。香农和韦弗(1949)很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应用于解释人类交际。

但是他们的警告并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原因可能是人们再也找不到比他们的理论更好的理论来解释人文学科。

通信的数学模型不能有效应用到其他领域的另外一个原因可以从它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外号上找到:包裹邮寄模型(parcel post model)。通信数学模型论把交际看作是信号沿着导管传输的过程,它丝毫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交际者为了保持哪怕是最简单会话的顺利进行,都需要不断作出调整。交际的信息传输模型从根本上混淆了“知识”和“通过导管传递知识”。他们把知识当作是一种实体,独立于言语事件参与者之外。如此一来,信息就成了一种在一系列导管之间来回移动的物理实体。

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理解人类交际,就会把“信息”和“人们交换信息”截然分开。信息的发出者和接收者的任务就是保证通道的畅通,避免通道里有杂物污染经此而过的信息。本书自始至终与上面这种观点针锋相对:人类交际是互动参与者全体参与、共同构建的一个生成过程,只有参与者依据自身在交际中的角色构建的意义才是交际意义。

将通信数学模型应用到人文学科的最成功的例子当属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研究。贝特森成果丰硕,影响深远。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他也犯过一些技术性的错误,但是他的一些想法很值得我们关注。贝特森(1972)采用全生态学(total ecology)视角,指出任何一种交际模型必须适用于所有生命和非生命系统。他的目的在于建构一种能够解释任何形式的系统间互动的普遍的交际理论。这种交际理论不仅能够解释人类之间的互动,也能解释动物之间和植物之间的互动。

在控制论中,信号的概念相当于定量信息。也就是说,不管信号被转换成何种类型的编码,其传输经过何种模式,它的发出系统和接收系统是什么,该信号的恒定特征是它包含一定量的信息。比方说,解剖学涉及每个器官和整个身体的必要关系。这些关系由具体的基因指令所决定,包括每个个体器官必须以不断生长的整个有机体为基础得到发育:双腿必须对称,必须以骨盆为坐标确定发育位置,发育到既定程度就必须停止发育。为了形成对生命系统和非生命系统都有效的规律,贝特森(Bateson,1979)把人类特有的部分(即意向)从自己的交际理论中剔除了出去。

明示交际(ostensive communication)概念的引入使形势出现了转机。明示交际的意思是一个语词的意义可以通过非言语手段变得更加明晰。比如,为了更好地区分解剖钳和手术钳,老师可以向学生直接展示实物。贝特森将此概念加以扩展到可以解释非意向性交际(nonintentional communica-tion)。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在大街上遇见比尔,无论他有意还是无意,我们都可以获得明示信息(比如从他的外貌、行走的方式等)。这样,贝特森把非意向性交际也纳入到了交际范围内了。应该注意到,他提到的案例与标准的意向性交际事件迥然不同:参加晚宴的时候特意佩戴国王学院的领带以向其他客人表明自己是国王学院的学生,这是意向性交际;而同样参加晚宴,在全然不知的情况下,佩戴了一条满是污点的领带,给人留下了不修边幅的印象,这则是非意向性交际。

这样就可以用交际来囊括意向性交际和非意向性交际,尽管有时候这样做严格来讲并不合适。在有的情况下,行动者不知道有他人在场,举个极端的例子:交谈的一方去世了,我们能说尸体是在有意向法医传递死因的信息吗?

考虑到贝特森同时研究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他的这种泛化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会产生误导。如果我们把非生命系统之间的互动视为一种交际,这就意味着给这种互动赋予了人的特征(比如植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同理,当贝特森提到生命系统和非生命系统之间互动的时候,他为后者赋予了意向性。例如,在完全沉浸于某种状态的时候,我们会感觉仿佛是在和大海谈话,海浪、海风或太阳也似乎在向自己吐露心声。

尽管贝特森细致入微地研究交际的层次性,他只抓住了隐喻的字面义,而未能破解隐喻的真实含义。上文提到这样一个例子,向学生解释解剖钳和手术钳的区别可以用展示实物的方式解释清楚,这些实物是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向学生传递信息。很显然,交际的真实主体是边讲解边展示各种钳子实物的教师。讲解词和钳子本身都不会自动进行交际,真正的交际实施者是在具体的语境下驾驭语言(即讲解)和展示钳子的人。

假设把“交际的行动者必须有交际意向”这一条从交际的前提条件中删除,谈话者在解释交际行为时就会有很大的随意性。A发出的任何话语,即使是由于分心导致的沉默,都可能被B理解成爱恋、侮辱或者是任何可能的其他意义,而A却对B的解释过程无法实施干预。最简单的会话也可能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像偏执狂一样不可控制,最终导致接收者对话语的理解与交际的意向大相径庭。如果比尔没有任何和好友格莱格雷交际的意向,那么就不会产生交际意义。同样的道理,从门缝中窥见罗密欧与朱丽叶亲吻跟他们直接告诉你他们在热恋,也不是一回事。这也就验证了为什么在别人不知情或者不愿意透露的情况下,获取别人的信息是违背社会道德的:个人隐私是受法律认可并为法律所保护的个人权利。

举个例子,如果查尔斯在爱丽丝不知情的情况下,读到了一封她写给伯纳德的电子邮件,结果查尔斯和伯纳德都知道信的内容。区别在于爱丽丝和伯纳德不仅知晓信的内容,而且知道这是一封由爱丽丝发给伯纳德的信件。与此相反,查尔斯既不能公开谈论信的内容,也不能认定爱丽丝是有意向他传达信中所含内容。假设信中讲述的是一个谎言,这种区别就更加明显:伯纳德可以控诉爱丽丝对他撒了谎,而查尔斯就无权这样做。

我们所讲的交际包含彼此的意向性。如果行动者没有交际意向性的时候我们用信息提取(extracting information)这个术语称呼。在第二种情况下,行动者无论是活着、去世还是无生命的,这都无关紧要。而且,如果我们把语言哲学家保罗·格赖斯(Paul Grice,1975)提出的自然意义(natural meaning)稍加扩展就可以容纳第二种情形。在格赖斯看来,自然意义是从世界发生的事件中推理得来的意义。他举了这样的例子:

两个例子中,唯一的意向性源自从云彩或斑点中提取信息的人,因为云彩和斑点本身并不具有对任何人传达任何交际意义的意向。只有气象专家或医生才可以依据某种类型的云彩或皮疹去推知它们所带来的可能后果。

本书所关注的社会互动,可以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加以解释,尤其重视行动者的意向性。我的女儿或许得了类似的麻疹。她或许会向我展示她有疹子,意在让我亲吻她或者给她一个拥抱。穆罕默德·阿里的肤色是由基因决定的,但他有时候会特意让人们注意到他的肤色,以强调某种社会意义。玛丽莲·梦露天生丽质,她有时候也会刻意穿着特别的服装,以凸显她丰满的身姿。你或许会立刻注意到,一种行为是有意向性的行为还是无意向性的举止全靠实施动作的行动者。有时候,观察者很难确定一种行为是否是有意向的。当我们研究人类的时候,在动物身上表现出来的线索,立刻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信号。

可以断定,自然地拥有一组特征不同于有意展示这些特征,特别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进行的展示:展示红色斑点、某人的肤色、丰满的身体是为了引导谈话者进行一系列的推理或者采取某种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展示自然特征也是完全意义上的交际。

这种观点也适用于符号。在提取信息的时候,主体在没有任何意向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了其他主体的心智状态。比如,傻人有傻人的行为,但他们做出这种行为并不是为了让人家知道他们很傻。尽管别人会推出这个人是傻子,但因为行动者并没有意向向别人表明这一事实,所以这个例子是信息提取的典型案例。很多时候,傻人的行为往往损人不利己,但他们实施行为是有意识和有目的的,即他们有明确的目标。这颇似大草原上的大象在去饮水的路上会留下路过的种种痕迹。傻子有明确的目标:他尝试做出某种别人认为是荒唐的行为(他一旦决定了,就会有意识地故意做出那种荒唐行为),但在实施行为的时候,他并不是意欲公开向别人表明自己傻乎乎的;合作者如果愿意,可以从他的行为中提取相关信息,作出推理。总之,有的人心智状态可能不正常,并且这种不正常的状态通过符号表现出来,但并不存在一个将该状态广而告之的意向。

以低品位为例。一个人买了一件西服和一条领带,他很清楚他在做什么,他也很清楚他在查看西服和领带是否搭配。事实上,他的搭配很糟糕,所有看到他的穿戴的人都知道他的品位不高。这个例子表明,只有部分的行为(购买和搭配)具有意向性,另一部分行为(搭配显示的低品位)不受意识和交际意图管辖:如果观察者感知或推知这些无意识的部分,他必须意识到这是信息提取。

总之,所有这些例子都是信息提取或信息赋予,而不是意义。因为意义的创造需要双方的参与,而且双方必须都对意义构建感兴趣。1.1.2 意义的集体构建

在本书给出的定义中,交际是一种由行动者和合作者共同协作完成的活动,他们有意识、有意向地合作,在互动中构建意义。第2章将对这些术语提供更准确的定义,本章仅根据直觉来使用这些术语。事实上,为了研究交际本身,研究者需要一系列理论工具,比如象征符(symbol)、意识和意向性。本书稍后会对这些概念进行正式阐述。

本书最根本的观点是,交际是所有主体积极参与的活动,他们无论扮演什么角色(说话人还是听话人),在互动过程中都平均分工。当然,他们的角色是轮换的。交际主体共同构建意义,这些意义既包含交际的具体内容,也包括交际双方的关系。

交际主体之间互相交际的关键问题是,他们如何对所参与的活动持续保持共识:即赋予这种活动一定的意义,而且该意义是共享的,而不是单纯一个人的意义。衡量交际成效的标准是参与者在互动完成之后对共享部分的满意度,而不是在互动尚未开始之前的共享部分。有鉴于此,交际包括在参与者认为必要的各个层次上,对相互交际行为构建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

格赖斯(Grice,1989)把交际看作是意义和意向的复合体,我借用他的观点作为论述的起点。格赖斯指出,某人通过一个既定的行为意谓q,当且仅当,他意欲通过这个行为让听话人相信q。格赖斯观点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他认识到,如果我们要断定A意欲通过某个行为表达某个意思,A必须有在谈话者身上引起某种效果的意向。而要实现在听话人身上产生某种效果,听话人必须意识到说话人意欲向他传达某种信息。

为了保证全书术语的统一,下面把格赖斯的语言稍作转换。格赖斯论述道:

A希望通过话语x传达某个意义(q),如果A意欲:

1.通过话语x在听话人B身上引发某种反应(即听话人B相信,A认为q)。

2.B认识到A意欲引发这种反应,这种A希望引发的反应部分是由A的话语x导致的。

3.B对(2)中意向的顺从,至少部分是由B对(1)中意向的遵从导致的。

本书稍后会对格赖斯的论点进行逐条分析。这里需要指出,上面提到的这种递归性是区别交际与非交际活动的关键所在。

为了充分理解交际的原理,我们需要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要既能解释涉及语言手段的互动,也能解释涉及语言外手段的互动。语言是交际的首要手段,它如果有非言语因素的辅助,可以更加容易理解。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在某些情况下,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有时会让我们言不达意。比如,要表达伤心,用拥抱或者哭泣的方法比用语言表达更有效。

第2章引介的分析工具可以运用到任何形式的交际,无论是言语交际还是非言语交际。以互动参与者的心智状态为基础,每个行动者可以自由决定如何传达自己的意向。他们作决定的唯一限制是要做到使该意向能被其他参与者理解。

因此,A可以用一种直白的信号表达她喜欢一个人:

或者采用间接信号:

A甚至可以用送秋波的方法表达爱慕之情。关键是B能够借助A的信号理解其意欲传递的意义。很显然,不同的信号效果良莠不齐,生成合适的交际行为并非易事。要表达同一个信号,可以有无限个语言形式供选择;同理,表达同样一个信号,也存在无数个非言语信号可以采用;此外,语词和手势可以进行无限排列组合。

正常交际时,语言要素、副语言要素和语言外要素相互混合、互相制约,以多种方式共同取得预期交际效果。例如,某个人有可能不得已而用一个不客气的话来交代一个动作:

他也可以使用不带感情色彩的中性话语,而不客气由音调表现出来:

他还可以表达一个虚拟的字面义,而真正的意思则用很浓重的讽刺音调显现:

除此之外,还可以用示意的眼神、手势或具有威胁意味的沉默等方式表示。

这就是我把交际的语言外因素和语言因素放在一起的原因,两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呈现一种互补的关系。而且,两者都由副语言因素的配合决定它们的生成模式(modes of emission)。因此很有必要引入一个能够将交际方方面面因素融合为统一整体的理论模型。我把任何行为,包括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都界定为交际行为。这些行为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行动者通过实施该行为要表达某种交际意向;第二,她的合作者识别出这是一种交际行为。

在作出上面的说明之后,我将采用整合方法,但会在1.2和1.3小节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交际作进一步区分。接下来阐释什么是副语言手段。我把交际的副语言因素界定为对意义起调节作用的因素,通常用来附加感情意义。正常情况下,这些情感特征是不经意表达出来的,但它们总体而言与互动的大目标一致。副语言因素是语言和交际体势语的辅助特征;它们没有独立性,必须依附语言或非语言因素;它们有助于提高交际行为的效率。最重要的副语言结构是韵律,在口头话语中,它包括语气、音高、重音、音量和语速;在书面语中,它包括通过页面布局(如段落布局、间距大小等)表现出的语篇结构,还包括信号的强调方式,如下划线、字体格式(像字面大小写、斜体、粗体等)(Levelt,1989)。

例如,语气可以给发出的词语增添一层特殊的含意,有助于谈话者区分严肃的陈述和反讽话语。当收到信的时候,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纸张、笔迹和正文的布局都可以传达关于发信人的额外信息。这些表达象征意义(sym-bolic)的手段,因语言而异。英语(Pierrehumbert and Hirschberg,1990)和日语(Pierrehumbert and Beckman,1988)利用不同的手段表示同一意义。

副语言因素与通过语言手段或非语言手势表的语义有时候一致,有时候不一致。当语义与副语言因素相悖的时候,就会产生副语言矛盾(Sacco et al.,2008)。在这种情况下,主体表达的内容被副语言特征否定,副语言特征表达了说话人的另外一层心智状态。

安杰莱里(Angeleri et al.,2008)让被试观看一些预先录好的情景,在这些情景中,副语言因素与行动者的语言内容相佐。比如在一个情景中,某个人以一种失望的语气或迷惑的口吻说“天气真不错!”;或者某个人皮笑肉不笑地说“又见到你了,我真高兴”。我和我的同事发现,正常的成年人更倾向于相信副语言线索,能够正确领悟行动者真实的心智状态。我们也发现,脑损伤病人则更加相信语言内容(Angeleri et al.,2008)。此外,我们(Bosco et al.,待发)还发现,正确推知行动者真实心智状态和充分重视副语言因素是儿童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能力:最初在大约5岁的时候,儿童更加注意语言本身传达的内容,此后他们开始逐渐在不同程度上整合多种多样类型的信息。

正如语言有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根据主体选择说话还是写字,韵律可以利用两种系统。采用的传播媒介不同,表示强调的方法也不同。说话的时候,可以用音调表示强调,而在书面语中,同样是强调,则用下划线来表示。

如前所述,这些手段既能调节语言意义也能调节非语言交际意义:一个正在指点的手指可能因愤怒而颤抖,一个笑容可能因为过火而显得很造作。严格来讲,这种情况应视为“副语言手段”。但这个新术语显得有点冗长,我们可以用“副语言”(paralinguistic)取而代之,包括语言手段和行为手段。

延续性和非延续性

在下面分类之前,首先要作一种区分,它与已经讨论过的维度垂直。这种区分基于交际行为是否在外部环境中留下痕迹。据此我分成延续性交际和非延续性交际。交际的延续性指的是该交际行为在时间上的持续,持续的事件超过了交际行为本身必要的时间。相反,交际的非延续性指的是交际严格限定在交际行为必要时间以内。延续性交际行为会一直持续,而非延续性交际行为有时间限制。

延续性和非延续性界限不清晰,因为无法事先确定某种行为是否是延续的:同样是画一颗心,在空气中画、在沙子上画、在纸上画和在金戒指上画都是不一样的。根据不同的语境,只有后三种画法具有延续性。

因此延续性和非延续性不是泾渭分明,而是呈现为一个连续统,可以识别出不同的延续性:从几分钟,到几天,到几个世纪。持续性状态是暂时的,不具有恒久性。

图1.2列出了各种不同的交际方式,显示了延续性和非延续性的各种类型。该图把会话列为非语言交际范畴,这种做法可以得到心理学的支持。发展心理学研究发现,书写和会话是两个迥然不同的模块。神经科学的研究进一步证实,这两种能力由两种不同的神经网络实现。鉴于这些研究成果,建筑和造型艺术属于同一范畴,即非语言交际。图1.2 人类交际的类型。副语言手段既适应于语言交际,也适应于语言外交际

关联

在语用学领域,最具争议性、影响最广的理论是关联理论。关联理论由斯波伯和威尔逊(Dan Sperber and Deirdre Wilson)于1986年提出,1995年修订(Sperber and Wilson,1986/1995)。两位作者雄心勃勃地要为整个认知科学打下一个基础,同时整合交际与关联。我们应该对他们的做法表示赞赏,至少他们勇于承担这样一个艰巨任务,并且取得了很大成就。

关联理论建立在一条根本的原则之上,这条原则由于统摄整个认知而被称为认知原则。“人类认知倾向于获得最大关联”(Sperber and Wilson, 1995, p.261)。这条原则的意思是人类倾向于把认知资源分配到处理最相关的输入,无论这些输入来自于内部还是外部。

第一条原则又衍生了第二条原则,由于这条原则是关于交际的,所以称为交际原则。通常又被称为关联原则。“每一个明示交际行为都假设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Sperber and Wilson,1986, p.158)。第二条原则的核心是行动者以一种隐性方式表明,通过交际某意义,她有相关的意义需要表达。关联理论的提出者们指出,明示指的是实施一种行为,以明示一种明示某事物的意向。

第二条原则指出,每一个交际行为必须保证其本身的关联性,即说话人清楚地表明,她的话语有足够的价值,值得听话人作出认知付出来理解她的话语。换言之,每个交际行为的构成元素以一种特殊的排列方式进行组合,以实现交际者的第一目标,即抓住听话人的注意力,使得他们值得付出努力来处理交际信号;把交际信号的元素进行排列的第二个目标是减少理解信号的认知消耗,促使理解更加顺利。

斯波伯和威尔逊(Sperber and Wilson,1986,1995)认为格赖斯提出的合作原则过于具体了。于是他们尝试用一条关联原则取代合作原则。关联原则统筹认知的方方面面,因此具有广泛的应用性。为了增加其对交际解释的有效性,他们必须阐明语言处理背后的主要推理过程。然而,即使他们站在非极端的立场,所能利用的推理工具都依靠一种具体的认知逻辑,即认为人类进行推理运用的都是已经在头脑中表征的演绎规则。

斯波伯和威尔逊的理论思路可归纳如下:人类的基本认知方式是一套演绎规则,因此我们在推理的时候,这些规则将会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假定人类拥有这样一个演绎系统,而且他们能够成功实施交际,那么关联理论确立的演绎系统是不可或缺的。如今,经过20年的激烈争论,心智模型理论(Johnson-Laird,1983,2006)在与认知逻辑(Rips,1994)的对决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人类的推理不是依赖与生俱来的逻辑规则,而是通过构建和操纵心智模型对客观世界进行主观表征(Bara, Bucciarelli, and Lombardo, 2001)。这就打乱了斯波伯和威尔逊的演绎框架构建计划,他们的关联原则并不能完全解释人们交际时所作出的所有推理。1.5.3小节会详细阐释交际过程中推理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暂时不考虑推理过程的脑部生理机制,我们不禁怀疑:仅凭一条原则是否足以解释交际的所有方面。尽管存在这些疑问,斯波伯和威尔逊对语用学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正是他们的工作才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了由格赖斯初步提出的语用推理机制的重要性。他们的研究促成了一股冲力,扫除了语用学研究中的绝对主义范式,颠覆了符号学(“在机构组织上取得了很大成就,而在学术上误入歧途”Sperber and Wilson,1986, p.7)和字面意义说:内容的选择是为了将其关联最大化;它并不能作为建立关联的起点和主要数据。

他们的研究是语用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说。而且,认知语用学理论和关联理论都以建构主义为理论起点:意义是参与者共同建构的;它不是说话人编码和听话人解码的一种单纯信号。1.2语言交际与语言外交际

下面讨论两种基本交际形式的不同,我们始终以巴拉和提拉莎(Bara and Tirassa,1999)提出的理论为框架。一直以来对言语行为和非语言行为的区分都是不准确的,因为这些区分首先源自于直觉,其次是互相矛盾。两种行为的区分主要以输入的性质为标准:口头话语被界定为言语行为,大多时候,书面语言也属于该范围;非语言行为指的是其他形式的行为:体姿、面部表情、手势、空间(交际者之间),以及时间(交际行为之间)(Hinde,1972)。

这种区分导致了很多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非语言交际涵盖了有结构性的语言,比如聋哑人的语言(比如,ASL,美国手语)。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招来很多批评,说明以输入作为区分标准存在弊端:为什么视觉介质在书写的时候归于言语范畴,而在可以观察到的行为或体势语的时候又归于非言语交际呢?那么盲文又应该归于哪个范畴呢?既然是书面的语言,按说应该属于语言的;但它又涉及触觉介质,它又似乎理所应当地划为非语言的。总之,过分重视听觉介质的做法似乎是有点过分了。由于未能绝对地使用这种标准而使这种过度的做法更加凸显:韵律与音调密不可分,但却被划分到了非言语的范畴。

我提出一种取代以输入为标准的分类方法,我的分类方法基于数据的处理方式:语言交际是基于符号系统在交际中的使用,语言外交际基于一组符号的使用。从直觉来讲,关键的不同在于组成性原则(principle of compo-sionality):语言可以进一步分成有独立意义的更小的组成元素,即单词;而语言外交际使用的元素不能分成有独立意义的更小元素,如笑脸就是由笑脸构成,而不是由很多表示笑的更小部分组成。

我们在第6章将会讨论到,从物种进化史来看,语言外交际是最古老的交际方式。从个体发生学角度看,它又是人类首先接触的交际方式,它在人出生几个小时以后就已经处于潜在的活跃状态了。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非常丰富。这种丰富性源自于其古老的起源,与需要抽象概念推理的人类生活相比,语言外交际更多地表现在高等哺乳动物的情感和行为上。

既然交际被定义为有意向地通过明示的交际行为改变他人的心智状态,我们进一步区分交际体势语和非交际体势语。我们对他人并不总是表现出有意向的交际:一个人做出某种手势、露出笑容、脸色变红都可能改变看到这些迹象的人的心智状态,但是这些行为只有作为有明显交际意向的行为时,才是交际行为。否则,他们只能算作是信息提取。只有交际主体才能区分交际是否有意向交际。

例如,一个人可能由于感动而热泪盈眶,但她当时并无意传达这一事实;相反,人们有时候会抑制眼泪,防止被旁人看到。有时候眼泪是真正的情感流露,有时候则是表演出来的,比如剧场里的演员流泪就是为了告诉观众她正在表演的角色所受的伤痛;很多青春期少女利用这个手段熟练地挤出眼泪,向她的谈话者(她父亲或未婚夫)示威,她们的眼泪背后的意向就是控诉自己受到的不公待遇。

语言外交际处于两个不容易区分的极点之间。在一个极点上,我们有完全常规化的象征性体势语(比如前面的司机不让我们超车,我们可以竖起中指做出侮辱的手势);在另一极点上是那些非常规化的体势语,这些体势语会引起大脑或行为反应。详见图1.3。图1.3 语言外交际的类型

我把常规化体势语定义为在一个文化中比较固定的行为方式,能为所有该文化的成员所识别,它承载着独立意义且其意义不因语境而发生改变。一个具体的体势语如果“代表”其他事物,那么它就是象征性的,如握手代表相识和成为朋友。

一个常规化的表达式的意义为全社会所共享,因而可以在词汇层面上加以分析。行为研究者德蒙·莫里斯(Demond Morriss,1977)试图用这条规律来研究体势语。尽管这种尝试没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但确实是有价值的。具有固定意义的体势语是常规化信号的一个子集。根据社会规约,每一个体势语只有一个意义,而且这个意义不作他解。类似的体势语比如食指和拇指相扣,形成圆圈,表示“Okay”,竖起食指和中指,作V形,表示“Victory”(胜利)。

常规化表达由文化决定,它们对非语言交际调节的准确度一点也不亚于对语言交际的调节。想一想各个国家的葬礼是多么的不同:有的国家埋葬尸体,有的选择火化,还有的象征性地吃掉一部分尸体。同样是哭丧,美洲土著人选择默默地哭,而在意大利南部人们在葬礼上号啕大哭。戴维·麦克尼尔(David Mcneil,1998)对手臂和手掌在特定身体空间所做的象征性动作进行了广泛研究,特别关注在身前空间做出的动作。

我把非常规化体势语定义为完全嵌入到与表达通路有关的神经网络的一种行为,以及他人对此识别的能力。正如天生的行为有可能与后天习得的行为交叉出现,常规信号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变异,而非常规信号则一定与基因相关。

非常规信号本质上与基因相关,直接嵌入神经网络。通过这一事实可以得出:对信号的第一反应是自动触发的,几乎是神经或行为的条件反射。在对信号本身识别之后,人们可能作出第二反应。然而,非常规信号属于交际,必须同那些被他者识别和解读,但不含交际意向的信号区别开来(参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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