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亚蓉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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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服之实（从沈从文口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说起，展现中国60年纺织服饰考古事业走过的辉煌历程！）试读：
序言
王亚蓉先生编写《章服之实：从沈从文先生晚年说起》一书已成，希望我写一篇序言。我有些踌躇，甚或是有点惶然。适合作序的应该是徐苹芳先生，他了解情况较多，敦促此书的编写最力，寄望也最殷。不幸苹芳已逝，对亚蓉的邀约，我只好勉为其难。因为这是一段应该记下来并传下去的历史，是中国考古学史中不应缺少的一部分。而我，也藉此说一点感受。
这本书概括记述了新中国考古工作中的一个方面——纺织和服饰考古的一段发展历程。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沈从文先生已在做服饰丝绸研究的工作。而自60年代初领受了周恩来总理指派的编写服饰图录这一任务后，沈先生更是全力以赴，可以说，是将后半生的全部生命都投入了这项工作。沈先生属于既熟悉历史文献又熟悉文物的那一类学者。以前鲁迅评价瞿秋白的俄文译作，曾说过：精于俄文能如秋白者，中文不如他；长于中文者，俄文又不如他（大意）。对于沈先生，我们也可以说，熟悉历史文献（主要是礼制、服饰制度方面）者未必能像他这样留心和注意联系文物，熟悉文物者又不如他那样熟悉和理解文献。无论对于正史、笔记、古今著述，还是书、文间的一些小条注释，他都处处留心；对于壁画、雕刻、传世画作以及各时代的各色文物等等，尤其有关生活活动的一些细节，更是过目不忘。他从文物实证出发，解决了不少文物和文献的关系问题，一些文物落实了它历史上的名称和用途、用法，一些历史上的制度（主要是服饰制度）也得以从文物上给予还原。对某些服饰、器物的发展源流、先后演变也都作出考释。经过他的诠释，使我们认识到古代的一些服饰、制度其实并不那么神秘，不少是我们能够理解，或者是从民俗角度可以接触得到的。经过他的工作，已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中国古代服饰发展的轮廓，虽然还不完整，但已为人们打开了这方面研究的大门。其意义早已超出了原来只是编写图录的要求。
我得识沈先生，是在上世纪70年代，由王先生之介。当时他看到叶茂台辽墓丝织品图案的线图甚感兴趣。他极为热情，请张师母拿茶点招待，说，“我们合作吧”，并谈了编写服饰图录的一些想法，诚挚、亲切而温馨。我看到室内案上、墙边甚至地上，满堆着图书资料。王说：因为资料太多，翻检不便，先生就将一些资料袋钉在墙上，好找一些。工作起来废寝忘食，手边备一些饼干点心，饥时垫一垫。点心过期了也没有关系，吃上几片土霉素片，就不怕胃肠出毛病。就是这样一位老先生，我们看他的研究考证，出入于实物和文献之中，如鱼得水，哪里知道这背后的付出。“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一联诗句如同是他的写照。
沈先生的服饰研究之能够完成而且资料如此丰富，插图如此精美，离不开他的两位助手王、王亚蓉的帮助。比较起来，我和他们接触多一些。这些年，王在考古现场和室内整理工作中抢救和复原文物的一些工作已成为经典案例，如对满城汉墓金缕玉衣的复原，马王堆汉墓丝织衣物的揭取，法门寺地宫的发掘及佛骨的取出，营口金牛山人头盖骨的剔取，等等。他们还应邀远赴海外，对流落异域的祖国文物做整理修复，都赢得高度赞誉。这些工作既在文物保护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内容。
王的工作方法是分析文物的具体情况实施保护。我曾请他在辽宁博物馆作学术演讲，他说凡物都有自己的物性，要顺着它而不是逆着它。一件文物在地下埋藏了几百上千年，已习惯了地下的环境和它放置的状态。骤然出土，对光线、空气和干湿度都不适应，何况有的文物在出土前已有损坏。要给它时间，慢慢地适应。如同一盆花干旱已久，如一下子浇透水，花反而会死掉。如果把花盆坐在水盆里，让它从盆底慢慢吸收水分，花才能救活。
王对文物保护的又一重要贡献是他发明了丝网保护技术。他用这一技术成功修复了阿尔巴尼亚的国宝——6世纪和9世纪的两本残破的羊皮纸《圣经》。其具体情况本书中已有记述。这一技术的特点是不改变文物性状，不影响文物的观瞻，又具有长效性和可逆性，可说是达到了文物保护的最理想效果。其适用范围也绝不止是羊皮书而已，应该是在大量丝纸类软片文物保护中都可起到作用。提高文保水平，前景无限。
对于王，还应该说到他的品格。有两件事深深感动着我。一件是在增订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以后，沈先生托付的任务已经完成，他本可以腾出手来做自己的研究了，大家都知道，他对中国纺织考古的研究有很多设想，也做了很多准备。但这时他却放下不做，去整理沈先生的一些散乱的笔记，因为《沈从文全集》的编集出版已排上了日程。笔记为小字草书，比较难认，只有王结合沈先生的研究才可释读。于是，他以抱病之身又毅然负担起这项费时费力的繁重工作。《全集》编成，他的生命也已临近最后的阶段。这种古风高谊，怎不让人由衷地钦敬！另一件是，他的严重的肾病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大同清理万人坑时遗留下的。几十米深的坑洞，他要将一些受害同胞的遗体背出来，阴冷劳累，从此种下了病根。田野工作又是没日没夜地赶时间，20年后，他终于被疾病击倒，需要两三天就去做一次肾脏透析。一次我去看他，遇到他透析回来，大热天穿着棉衣，疲惫不堪，半天说不出话。十几里的路程，公交车不来，出租车也没有，他几乎走不回来。而由他编写的《日伪时期煤矿坑的故事：山西煤矿万人坑发掘记事》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付了他二万元稿费，希望能帮他改善一下医疗和生活条件。他却一分不留，全部捐给了大同万人坑纪念馆。商务的朋友欷歔久之。
多年来，他应邀去各地的考古现场，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为当地的文博单位抢救了大量的重要文物。可以说，如果没有王，很多文物就毁掉了。为工作，他殚精竭虑，克服种种困难，但他的为人却又如此谦抑，如此克己，精神境界之高尚几至无我，这使他在文博界赢得了普遍的尊重，不仅技术高超，人品和敬业精神也都是我们大家的楷模。
王于1997年冬卒然去世，只有67岁。当时我正在国外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那晚沈阳下雪，我的妻子包恩梨女士连夜拟了一副挽联用电报发往北京，述说我们的悲恸：
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亚东欧西，楚绣汉锦，唐服辽衾，金牛人骨，羊皮文书，百千国宝重辉，功在人心，桃李不言，彼苍竟夺斯人去；
碧海丹心，青灯寒舍，布衣蔬食，夜作朝耕，贡献何丰，自奉何薄，寿何能永，人何以堪，今夕北国飘雪，大地素装，泉壤有知，听我失声送君行。
如今恩梨亦逝，思之悽然。
自从王发病，很多田野的清理和室内的整理工作便落到了王亚蓉一人身上。1991年，为整理叶茂台辽墓的丝织品，她只身来到沈阳，那时单位经费紧张，压缩旅差费用开支，就委屈她吃住在我家，睡客厅沙发，这样坚持了40天。那是一堆已经炭化了的丝织衣物，外形虽依稀可辨，但稍有震动就会化成一摊粉末。她细心清理，从中找出一件刺绣小坠和一只鞋底。一件佩巾是珍贵的缂金织品，出土原状为折叠放置，未敢打开。她用喷雾洇湿的办法，费了十几天的时间，将它打开放平，使之可以照相绘图。0-1 徐秉琨（右一）、王（右二）、李小沙（右三）与王亚蓉（左一）、彭浩（左二）、武敏（左三）于北京定陵（1990年）
此后在北京老山汉墓、新疆尼雅汉墓（出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以及江西靖安东周多棺大墓等的发掘清理，少则数十天，多则一二年，她都付出了全部精力，全部心血。得来这些成果谈何容易。试想，在烈日炎炎之下，或踏足泥泞之中，以一位年已花甲的纤纤弱质，带领几位年轻的女孩子在深深的墓坑中一点一点剥取那些粘附着或叠压中、甚至糜烂如泥的丝织衣物，一站或一蹲就是几个小时，是一个怎样感人的场面。而她们只是为了为我们这个“丝国”（应该说同时是为了人类文明史）抢救和保留一份原始的实物资料。而如果没有这些实物资料，什么纺织考古都无从谈起。
王亚蓉的另外一个贡献，是保存和整理了沈先生的讲话录音并录成文字，正是由于这一份劳动，才有了今天这本书。
这本书所收都是一些原始材料，朴素无华，但感人至深。沈先生一生平和，我们不需要用一些华丽的词句去赞美他，打扰他的宁静。王也从来低调。我们只希望将这段历史记下来，以便后来者参照和思考。幸堪告慰的是，王亚蓉现在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工作团队，这项细致的工作薪传有望。今后的考古中还会不断有丝织品新的发现，这个团队也方任重而道远。希望他们不负前人苦心，做出更多的贡献。
大家都期待着。徐秉琨2012年10月于深圳
自序
去年年末，北京商务印书馆找我为再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写点文字。每逢这时，我总是感慨良多，沈先生百年诞辰时，香港商务印书馆的李祖泽与陈万雄先生就曾找过我，希望离沈先生工作最近的我写写研究古代服饰的沈先生，以作纪念。沈先生的才华与勤勉所创造的文化奇迹真不是我这支笔能准确评说的，只是希望能努力工作，把由沈先生开创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研究的未尽的事业，尽我所能带领一些能承续沈先生、王先生兢兢业业、务实钻研精神的年轻人继续走下去。沈先生刚过世时，王先生与我就有约定，我们只做工作，不谈、不写先生，所以每有文字邀约，我们都是尽力婉拒。毕竟，能与晚年的沈先生相处并深受关照，已让我们无以为报，而太多需要延续的工作摆在眼前，实不敢浅薄说话而使沈先生蒙尘。0-2 沈从文夫妇与王（左一）、王亚蓉（右一）0-3 沈从文在北京住所与来商谈《中国古代服饰资料》出版事宜的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李祖泽（右）、国家出版局龙文善（左）留影（1980年）
1997年时，王先生又匆匆离去，沈先生开创的纺织考古与服饰研究的未尽工作自然落在了我身上，我不敢懈怠却毕竟力微，更加不敢妄下文字。拖拖转转至今，沈先生过世24年，王先生也离开了15年，尤其近两年考古所老所长徐苹芳先生每每谈话告示，督促我必须把已经做过的工作整理成文保留下来，要让沈先生、王先生开创的这摊工作发展壮大。如今，徐先生也故去了，时间的警钟一再敲响，我虽身体也力不从心，也实不敢再在乎自身的鄙陋，需把服饰研究保护的经验更多地传承开来，为后学提供点借鉴，让纺织服饰文化研究有所承继与发展。
今年是沈先生诞辰110周年，也是王先生逝世的第15年，就从这里开始，作一份纪念，我将这些年沈从文先生、王先生及我零散的一些已出版的文字整理起来；作为一种延续，用这些文字连在一起，希望更多的人通过它了解中国服饰研究、纺织考古与纺织品保护工作已经和正在走的道路，若有可能，更盼望有人也愿意走上这条需要耐烦和坚韧的道路。王亚蓉2012年9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引言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发展之历程
中国应该算是纺织文化与技艺最为发达的国家，上个世纪纺织考古的实证层出不穷，但文献却非常缺乏与服饰技艺相关的文化记忆系统资料，原因很多，造成对中国古代服饰进行充分研究的极大难度。一方面文献记载的“制式化”大大缺失了社会整体面貌的真实，另一方面丝绸、服饰材质为难以保存的有机质属性，使得服饰研究的文物本体实证也全面缺乏。
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首先根据外交需求提出了研究编纂中国古代服饰的著作问题，沈从文先生则担起这项研究的工作：
60年代初春夏间，因周恩来总理和几个文化部门的人谈及每次出国，经常会被邀请看看那些国家的服装博物馆、蜡像馆，因为它可代表这一国家的文化发展与工艺水平。一般印象，他们的展示多是中古到17、18世纪的材料。我国历史文化那么久，新旧材料很多，问是不是也可比较有系统地编些这类图书，今后出国时，作为文化性礼品送送人。当时齐燕铭先生是文化部副部长，推荐由我来做。历史博物馆龙潜馆长，对我工作有一定了解，热情加以支持，为此从美工组安排得力的三人协助。由于当作试点进行，工作方法是先就馆中材料和个人习见材料，按年代排个先后次序，分别加以摹绘。我即依据每一图稿，试用不同体例，适当引申文献，进行些综合分析比较，各写千百字说明，解释些问题，也提出些新的问题，供今后进一步探讨。
总的要求，是希望能给读者从多方面对于中国古代衣着式样的发展变化，有个比较明确印象。工作既近于创始开端，从探索中求理解，做得不够完美是意料中事。方法上和判断上若还有少许可取处，能给海内外专家学人以小小启发，或依据本书加以充实，或从另一角度，用另一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也觉得十分高兴。因为这份工作的全部完成，照当时估计，如有十年时间，不受过多干扰，又得到工作便利，继续出若干本不会缺少材料的。（摘自沈从文先生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后记）
这本书我们得到社科院支援，各方面朋友、各方面同行来帮助，已初步试印，不能说是成功的，更不宜相信是什么了不得的专著。就是一个常识性的图录，充满试验的、探索的方法，提出些问题，解决些问题，主要是有待各方面的专家帮助我们把这工作搞得更好。
按照周总理的要求，我原来计划是编十本，拿到材料呢，编二十本也有条件，有大量的宋元壁画在山西出来，辽金的壁画在西北、宣化、辽源也有出来，秦俑出来，西汉初年俑出来，启发我们太多了，材料是用不胜用啊！
但是我个人快八十岁了，明年即八十岁了。看样子按照文物法令，好像到了八十就不能出国了。我到了八十不是不能出国，工作恐怕时间少了，很希望给以后的朋友抛砖引玉嘛，及时地把这项工作用唯物的方法做一些新的试探。我相信一定会得到新的进展。
这本书我们最先是试验排材料的材料，解决问题。不按《舆服志》中的提法。（摘自沈从文先生晚年在湖南的演讲）
沈先生对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和整理工作是从1964年开始的，其后波折重重，直到沈先生79岁（1981年）那年，作为成果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方得付印。而这样的一本最终作为国礼赠送给了日本天皇、英国女王和美国总统的书籍，却仅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工作的开始，以沈先生的话说：
总的说来，这份工作和个人前半生搞的文学创作方法态度或仍有相通处，由于具体时间不及一年，只是由个人认识角度出发，据实物图像为主，试用不同方式，比较有系统进行探讨综合的第一部分工作。内容材料虽有连续性，解释说明却缺少统一性。给人印象，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并且这只是从客观材料出发工作一次开端，可能成为一种良好的开端，也可能还得改变方法另辟蹊径，才可望取得应有的进展，工作方法和结论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
好在国内对服装问题，正有许多专家学者从各种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工作，且各有显著成就。有的专从文献着手，具有无比丰富知识，有的又专从图像出发，做得十分仔细。据个人私见，这部分工作实值得有更多专家学者来从事，万壑争流，齐头并进，必然会取得“百花齐放”的崭新纪录突破。至于我个人进行的工作，可能达到的目标，始终不会超过一个探路打前站小卒所能完成的任务，是预料得到的。（摘自沈从文先生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言）
沈先生沉浸在古物研究中多年，从当时可资借鉴的全部实证资料中，将中国古代服饰的相关线索进行了归纳整理，把存在疑点的问题一一列举出来。而在漫长的岁月中，服饰研究工作又有了新的契机。
1972年，王先生主持发掘了长沙马王堆汉墓，这是国内成功科学发掘并保存为数众多的纺织品文物的里程碑式工作，这项工作的成功为纺织品的发掘和保护打下了基础，让纺织品的“保存”年龄一跃超过二千岁，也为服饰研究真正提供了直接的证据，使纺织文物的种类和实物链愈加完善了起来。
在马王堆之后，王先生与我共同参与了包括湖北荆州江陵马山一号楚墓、陕西法门寺唐塔地宫、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北京大葆台汉墓等的纺织品发掘保护修复工作。1991年后，王先生身体状况下降，我个人则独立主持了新疆民丰尼雅东汉墓、北京老山汉墓、河南省三门峡虢国墓、湖北沅陵元墓、北京石景山清代武官墓、江西靖安东周大墓、江西赣州慈云寺塔北宋文物、河北省隆化鸽子洞元代洞藏、辽宁省叶茂台辽墓等多处纺织品文物的发掘或修复保护及研究工作。这些工作不断丰富着服饰文化研究的客观资料，并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历代服饰文物的实物链，为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佐证。
王先生和我与沈先生相识相差很久，但却共同陪伴沈老晚年完成了他对中国古代服饰进行研究保护的重要阶段，并在徐苹芳与王武钰先生的亲自主持下，按照沈先生的设想建立了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首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吐鲁番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为首的纺织品科技保护研究的团队，并持续地走到了今天。在沈先生110周年诞辰及王先生逝世15周年之际，我就以这种工作小结的形式向大家报告，沈从文先生开创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工作的主要前进历程。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王先生逝世15周年
沈先生除编撰《中国历代服饰图录》（即《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此名为最早在历史博物馆进行编撰时的定名），还有十几种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在进行着，如“狮子在中国”、“妇女坐具”、“熊经鸟申”、“扇子的衍进”、“玻璃史话”、“螺钿史话”、“铜镜史话”……其中关于“扇子”的研究，1978年时本准备再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沈先生还为此写了后记。后来先生又因调入社科院历史所等一系列工作，而使得出版事宜搁置下来，他也全心投入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校对整理中。“扇子”的研究最终在2005年由万卷出版社出版。
这些物质文化史的工作条目繁多，细致严谨，是沈先生一贯的研究方式，也是我跟随沈先生的契机，在这里引入沈先生当时对这段研究的记述及对于“扇子”研究的概述图表，作一份插注：
在日常器物中，有千百种东东西西，和大多数人生活关系十分密切。有的地区，常年都少不了它；有些方面，又明确反映出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时间早可上溯到两千年以前，如“便面”式扇子对于东南亚或印缅影响。近也有了千把年的历史，如“折叠扇”、“白松扇”来自日本、高丽对中国的影响。）又还有直到如今，每年新的生产数以千万计，作为中国手工艺品，分散于世界各国，继续发生普遍广泛作用的。
但是关于这些事物本身的历史，文物工作者，大都还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采取个较新的，也较切实的态度，试来进行些探索性分析综合工作，得出些新的认识，新的理解。不是以为问题小而平凡，值不得注意；就是觉得由唐到清，书上有的是各种记载，想明白它，查查书也就成了，哪还算得是什么问题？其实，所谓“不是问题”，也许恰恰就“是个问题”。因为知识若只限于书本，常由于辗转抄撮，真伪虚实参半，实不大得用。书上没有的，更不会凭空得到“发言权”。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同工农业生产建设，出土新文物以千万计，对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和文化布局，都已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崭新的物证：或丰富了历史内容，或纠正了历史谬误（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对于文献记载，进一步得到证实肯定）。这还不过近于一个开端，不久将来，出土新文物肯定还将增加千百倍。
一个具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认识的史学工作者，稍稍和这份无比丰富现实材料发生接触，都必然会感到眼目一新，不能不承认照过去搞问题方法，是大大不够的。或许会感觉到，一部二十四史，只近于官定的“通史纲目”，主要内容，只涉及社会上层的矛盾变化，取予得失，所占分量极大。至于维持这个伟大国家机器运转，千千万万人民的千年万载劳动生活现实，和社会发展中的一切文化成就贡献，以及对于世界文化交流的影响，却着墨不多，未免过于简化了“历史”。特别是关于“物质文化史”的进展，简直可说还像是一个“空白点”，实有待从另一角度分门别类来进行大量研究工作，才会取得明确的认识，对于贯穿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阶段，所有劳动人民共同努力，重要发现和发明，如何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过程，作出崭新的判断。若依旧照传统方法，来谈中国物质文化史，是永远接触不住问题，得不到正确理解的。
至于一个文物工作者，他面对现实，将更加会感到老办法难解决新问题。从大处说，比如历来上限六千年的黄帝传说，和面对达八九千年一堆新的骨石木角陶生产工具的出现，旧传说就已经动摇，历代考古学者把新石器出现，估计在一万年左右，也都已因之得从新考虑。就小事说，比如长沙马王堆西汉前期古坟竹筐中发现了两把竹编半翅形扇子，发掘报告中只轻轻一笔带过，好事者又诧为稀有事物。其实若联系砖石刻画做点比较工作，就会明白它比棺上那个招魂引路幡也可说还重要一些，因为恰恰是唐初博学多闻颜师古注《汉书·张敞传》提及的“便面”。以“扇子应用进展”作例，这种扇子且在两汉魏晋间约四五个世纪还是生产主流。随后魏晋南北朝才有“纨扇”、“羽扇”、“塵尾”、“塵尾扇”等继续出现，代替了它的地位。纨扇在唐代成主流后，先后形象也还不同。北宋以来，传自高丽、日本的“白松扇”、“折叠扇”，逐渐代替了较前一切，而取得新的地位。
这些事事物物，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它的发展和彼此相互关系又如何？若只知单纯引书证书，当然不易得到明确具体印象。若结合部分实物和图像，作些比较分析，对于这类问题的真实发展成就，才会有比较真切的了解。若再把眼光放宽一些，用大量图像为主，适当引申文献作注释，从正反两面去求证，所得知识将会完全不同。试用这么一种探索研究的方法，作出的估计和判断，由于材料分散难于集中，仍难免会有错误。但方法无疑将是较新的，接近于唯物的。可望不断充实以新的内容，取得认识上的进展和突破，弄清来龙去脉的。
所以我这个小文，和近三十年搞的其他丝绸、锦绣、印染加工、纸张加工、漆器、铜镜、服装……做的一系列小问题，内容虽不同，性质却相差不多，大都只不过一种常识性探讨，远远谈不上什么“学术水平”。只由于业务需要，接触的问题比较杂，因此试就起居服用方面，依据手边所有，或见闻所及，把一些应用器物历史，试为分门别类排排队，做些图解性说明。若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对国内年纪较轻些的文物工作者，又还稍微有些启发，还将继续做下去。目下待收尾完成的题目，有十来个，可望继续进行完成的也有十来个。如体力许可，工作条件又稍好一些，争分夺秒地做去，也许还可望完成计划中另外一部分。
最后一点，或许只能当成一种理想希望，怕不大可能实现了。因为这十多年在“四人帮”阴谋活动篡党夺权反复折腾下，我所有点点工具书和积累得来的图像资料，大都被一些在“四人帮”的小伙计狂热冲动下，用个“代为消毒”的绝妙名分，几几乎乎已全部散失。一家三代六人，又还被用各种不同名义，被迫、被哄，分散到湖北和其他各处，用意存心就是让我在一个陌生荒村里老病中死去完事。可巧的是在高血压二百五十，低血压也高达一百五十情形下，我偏偏又还不死去。
在一九七二年回去旧居后，还感到对后来人有责任待尽，于是收拾残破，又慢慢地在难于设想困难情形下，把工作继续下来。（由于独自一人在十一平方米小房中乱书堆里工作，房中本来相当阴暗，为了检查材料便利，连窗带壁全钉的是大小图像，房中未免黑得出奇，白天也得把荧光灯拉开，因此很容易忘记时间早晚。幸亏同院住的几个老大妈，因为听不到我房中有一点声息，担心我生命或已报废，在天明后还见房中灯光闪亮，总是极轻脚轻手走进窗边敲敲窗子，知道还在桌子边图像堆里，才放了心。不是送茶送水，就是告我时间，提醒我应当回到相隔约两条街两站车路、年近七十的老伴的另一住处去吃饭。照习惯，我是前后已四年都是吃一顿带一顿，回来加热送下肚子了事的。相熟亲友都觉得代我难堪，以为我有些神经不大正常，因为很有些不仅神经正常而且异常聪敏的老同行老同事，日子都混得蛮好，凡事吃得开。）
且今后还可望从各方面帮助下，重新加以收集、编排、整理，总还得要一两位既耐烦得力，又准确敏捷的好手相协助，把它分别摹绘出来，由我根据它一一加以注解，材料也才顶用。这些工作总的看来，大都不过是些七零八碎小问题，始终难登大雅之堂，不过若善于运用，也许在文化史、艺术史，以至于文学史各部门，都可望起点竹头木屑一砖半瓦之用，也说不定。社会既在发展中，以论代史的方法论，终究会失去意义。但是习惯势力也决不会一时即可望消失其作用，至少在本世纪内还将有一定市场。
所以，我这些平凡工作，大致还应当把希望缩小些，实事求是些。除了像是一个业务上还不够格，而年龄却已非退伍不可的博物馆说明员，企图把个人有限生命，试就本业学习中经常接触到的、有待一一解决的小问题，尽力所及来进行些常识性探索，为比我年纪还轻的同事尽点应尽责任外，只寄托点点希望：这类小文在同行少壮中，还能起点“抛砖引玉”作用。乐意采用个同样朴素学习态度，做些“接力赛”的准备，把目前文物研究中千百个冷门空白点，一一加以填补，克服困难，取得应有进展与突破，才可望把文物研究工作带进一个新的领域。而且一部“中国通俗劳动文化史”，也才有可能在这份成果上，打下个物质基础。
这个小问题所有图像，绝大部分是由王亚蓉、张孝友两位好友持久热情，而又耐烦认真逐一摹绘完成的。特别是王亚蓉出力最多。其他如图4，实取自历史博物馆张毓芬同事的摹绘稿。雍正四妃子中一图，和另外一小部分杂图，则转摹自历史博物馆美工组同事完成待印的《中国服装资料》图版部分。此外还有姜俐、鲁双芹二同学，也热心协助过工作。所附图表，则成于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王之手，并且在本文及图表中说明，提供过许多宝贵意见。这小文若对于读者还能引起一点好印象，劳动成果全是他们的贡献。我只不过把图像大略时代排出个秩序，并就图像分别加些简明解释，由于年老体衰，记忆力失灵，其中疏忽错误处，却统应归我负责。沈从文一九七八年四月末五四前夕于北京新窄而霉斋中扇子衍进表
注：图表中数码与沈从文《扇子史话》一书中的图录相同，带括弧的数字为附录图序号。第一章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肇始1981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和1995年日本京都书院出版的日文增补版《中国古代の服饰研究》
研究需要讲求方法，有资料、有对比方能形成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面对的是悠远且几无专项资料可考的历史，真实反映中国古代的服饰文化成为一项难题。“垂衣裳而天下治”的中国极为重视衣的礼用，但传世的文献中关于衣裳的说法除只字片语外，主要是秦汉之后历朝的《舆服志》，当然还有类似《皇清职贡图》《皇朝礼器图式》一类能够较为详细的一图一议的资料。但这些资料制式化的痕迹过重，且无法完整体现各时代的真正服饰样貌，因而难以作为当代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范本。
服饰研究的难度在于，研究实证资料的极度匮乏。对古物深富探究的沈从文先生一直讲求“史实相证”的唯物主义方法，沈老对各类文献非常熟悉，1950年后更是将精力全部地投入古物的钻研之中，无论是器物、绘画还是原始的骨与针都让先生沉迷。因而在服饰实体资料极缺乏的情况下，沈老反而充分利用已存的易保存的文物资料，如陶俑、壁画等，与文献资料进行充分比证，以此作为服饰研究的先期基础。
下面这些谈话的内容，摘录自沈先生晚年在湖南的三个演讲。我将其中与他对服饰文化进行研究的相关谈话选在这里，希望读者用这样的方式与沈先生进行穿越时空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他为服饰研究所确立的方法。离开文物就没法子说懂历史
我要谈的不是服装，服装大家比我知道得多，我要谈的是一个工作方法。很多工作都是靠方法，方法对头了，那么说服力就强；方法不对头呢，就不容易解决问题。
服装这个问题，是个最麻烦的问题，因为历史久，时间长，民族多，搞这个东西是很难的。我们做的现在也只是个开端，是个试验性的。这个试验的方法，大概同原田淑人——日本的专家相比呢，方法不同一点。（图1-1）1-1传宋徽宗摹张萱《捣练图》部分
图上宫廷妇女高髻、披帛、小袖襦、长裙，正在熨帛。1-2 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丝织品
其墓锦绣满棺，精美绝伦，成为纺织考古又一极富文化意义的大发现。
外国学者多是从《舆服志》着手，《舆服志》有它的好处，就是它都写清楚了，但是有它的弱点，都是写上层社会的。而且像《唐六典》、杜佑《通典》，提到绸缎，但是绸缎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我相信你让一些学历史的具体地谈一下呢，他又不知道了。我记得一个故事，前不久，十多年前一个朋友，是国内的历史专家，写了一部战国史，大家公认写得很好，但是到选插图的时候，他临时到历史博物馆来找几个不太相关的插图，原因是什么呢？学历史的按照习惯呢是不大看得起文物。
从我们学文物的人说来，要懂历史。离开文物就没法子说懂历史。假定中国有二十五史就够了，那我们知道这些年地下埋的不止二十五史、二百五十个史。很多历史上说不准的，都从地下得到解决，提出新的解释。历史上讲得模糊的，我们都可以得到很新的启发，不管是哪一方面吧。现在越来越多的，把我们文化史的时间提前了，延长了。
以楚国为例，按照《史记》世家来说呢，好像都是衣衫褴褛，贫穷得一塌糊涂；吴越嘛，就是断发纹身，野蛮得可观。按照现在挖的结果呢，我们可以那么说，商代以后，最能够接受楚文化的可能是湖南。这个提法当然历史学家是不承认的，但是搞文物的呢，一大堆东西摆在那儿，你不能不承认。至少是我们商朝的发展，从文物上来看呢，楚国地下出的东西最能填补空缺。博物馆工作者有新的责任
我也可以说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因为我学了几十年这个东西。现在有机会得到党的鼓励。周总理提到每次出国访问，都有人请他去参观服装博物馆。他就问王冶秋同志，还有齐燕铭同志，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搞一个，人家都是16—18世纪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编一套东西，拿去送点礼。王冶秋听到就讲，这个容易办。（图1-2）
据我们估计大概是不容易办。从商朝出土的人俑就有好几十个了，西周的比较少点儿，战国是一大堆。当时秦墓的俑还没有出来，但是楚墓的俑已经可以提出许多新问题。加上许多铜器中间，有水陆战争的、采桑的、跳舞的，铜器上刻的不断地出来，提出许多新的问题。我们有许多印象，特别是信阳二号楚墓，他们刚刚挖的时候我去参加，同陈大章他们去参加。看乐器的清理，就晓得一些很新的问题。所以说博物馆的工作者有新的责任，有新的工作可以做了。1-3 河南信阳二号楚墓出土彩绘俑
宽衣博袖，裁剪方法、图案组织、色彩搭配以及组列玉佩的采用，形成完美艺术效果。
但是因为这几十年社会变化太大，这个工作远远配不上我们的要求，远远地落后。再一个原因，我是1928年就混到大学教学这一行，教散文——那也是骗人了——教散文习作，一直到解放我才离开学校。离开学校以后，我就直接到历史博物馆，名分上是做研究员，实际上我是甘心情愿做说明员。（图1-3）
我深深觉得这几十年生命没有白过，就是做说明员。因为（做）说明员，就具体要知识了，一到上面去，任何陈列室，我就曾一点不知道，什么仰天湖的竹简，二里岗的新的黑色陶器。我也有机会跑北京最著名的琉璃厂，我记得是“三反”“五反”的时候，参加“三反”“五反”关于古董业的问题清点。当时北京有正式挂牌的128个古董铺，我大约前40天就看了80多个古董铺，就是珠宝、皮毛我没有资格看，其他的关于杂文物类的东西我几乎都看到了。这个时候我长了不少的常识，我就总觉得——我有那么一个偏见吧，就是要理解文物文化史的问题，恐怕要重新来，重新着手，按照旧的方式，以文献为主来研究文化史，恐怕能做的很有限。放下这个东西，从文物制度来搞问题，可搞的恐怕就特别多了。（图1-4a、1-4b）1-4a 元世祖忽必烈像
戴暖帽、辫环，着一色质孙服。1-4b 元世祖后彻伯尔像
戴珍珠饰罟罟冠，“纳石失”大袍金锦缘。我们对于锦缎稍微有点儿知识
有个机会凑巧，当时的庙里有大量的《大藏经》出来。严重到什么程度，多半是织金锦织做面子，早的早到永乐三年，晚的晚到雍正十三年，一般多半是万历二十五年。我曾经做过记载，谈到织金锦的年代问题和它的用途。我们知道，元朝大概前后一个世纪中间，大量织“纳石失”，就是波斯的金锦。但元朝被消灭了以后，这个名词也消灭了，都不知道“纳石失”是个什么东西。我相信这个东西应该有机会去理一理，特别是近代这个东西是忘不了的。
我们读《马可·波罗游记》，他曾经提到一个问题很有趣味，说他们（指中国）内部打仗的时候，七十万人打仗，用织金锦缎，延长了好几里路。还没打仗以前，大家弹二弦琴唱歌，到交锋的时候，每一个人射六十只箭，射完了再动手，一天工夫就解决战争。我看这么大的场面，不会是完全虚空的，就是小说家一定也还有些证据可以探索。
结果我就有机会看了几部明朝《大藏经》，一般多是五千多本，六千总编号的。恰好北京有个习惯，一些很小的庙里，凡是敕建的，差不多都有《大藏经》，像潭柘寺、戒台寺这种地方，就更多。所以我就用这些机会，看了几部藏经。最近外面传说我看完了多少藏经，其实我只看了藏经的封面，内容我没有机会看到。也不是没有机会，因为我看不懂。除了写经的故事，像《本生经》啊，《九色鹿经》……这些我看过，其他非故事性的、纯理论性的我看不懂。但是我有机会从《大藏经》里得到许多有关锦缎的知识，我才初步地理解，我们凡是没有的，从上下四方去求索，可能得到一些东西，做些比较材料。
拿到契丹，比如说波斯金锦应当是捻金的。我们知道锦缎上加金的是两个方法，一个是切片、切丝丝，康熙时代切得像头发丝似的；再一个是裹在线外的，叫做捻金。按照织的来说，论捻金的数量来说，清朝它叫纽，切片子织金的叫明金、片金、缕金，花纹不全面的叫间金，中间夹杂金，全名叫浑金。
记载上提到，宋朝关于用金的技术有十八种，《燕翼诒谋录》同宋朝纪史上面一共提到十八种。到了明，胡侍撰《真珠船》，提到中国用金有三十八种。所以我们知道金工的发展相当广阔。但是金子在首饰方面不易保存，因为它变成了货币价值的。织金织物按照佛教的习惯保存得非常之好，完完整整的。比如定陵发掘的时候，一百七十件衣服，一百七十多匹完完整整的锦缎。这个锦缎太重要了，为什么呢？凡是刘若愚《酌中志》上提到的当时锦缎的样子，上面都有。而且是用元朝的制度方法，讲不是多少尺，而是多少派，现在苗乡还在用，就是两手向外拉开（指两手左右拉开的尺寸为一派）。定陵锦缎的名称，用的全名称，什么什么八宝云，很长的名字。上面还有每个织工的名字，多少尺寸，哪一年进贡的，每一个都有一个黄棍棍，给人一个方便可以拿来核对《天水冰山录》严嵩抄家的那批锦缎。现在我们谈到锦缎，总是这两个材料。因此我们向上去推，就知道我们所见到的这几万锦缎，中间有许多花纹不仅有唐宋的还有更早的，这是我们从大量的实物中间得到的小小的结论。
尽管得到的很少，但是提给我们一个新的问题，研究方法我们也可以从许多方面去解决。所以这几年的结果，我们对于锦缎稍微有点儿知识，特别是考古工作者在全国范围内新的发现给我们的帮助更大。比如说，湖南这批锦绣出土了，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一般都只晓得美丽、精细，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以外，其实提到许多另外的问题，这是我们过去不知道的。我们过去只估计到，印染的问题，大概是秦汉之间出现的，这次就帮我们证实了。一般还不注意的是锦缎的改良
另外一个更深的，一般还不注意的是锦缎的改良。按现在的说法，多半以为是三国时的马钧，多半是根据《扶风马先生传》提到的他改良织机。从实物上看不大可能，因为这是个锦缎衰落期——凡是锦缎生产衰落期的时候，就同经济特别有关，由于战乱、经济关系，这个时候不可能发明，没有需要发明，不可能参与。这个东西在《后汉书》里放到“方术列传”属于传说，像华佗。
当从另外一个方面说，锦缎改良大概应当是从规矩的花纹，转到不规矩的花纹，从比较有规矩的套色提花方式转到五彩缤纷的方式，结合文献说应当是在汉武帝时代。因为现在我们从西北发现最著名的锦缎，它上面有“登高明望四海”，还有“长乐未央”、“长乐明光”。我们知道长乐、明光都是秦汉的宫殿的名称，就很容易知道，这个东西上限不会出秦始皇，下限不会过汉武帝，就产生了。（图1-5、1-6）
更重要的是“登高明望四海”这个锦，更能够证明我们的推测的可能性——不是可靠性，是可能性。为什么呢？他讲“登高明望四海”，很明显就是皇帝做了真命天子上泰山封禅的结果，登高明望四海嘛。
现在呢，长沙出土的这批锦缎，特别值得注意，花纹还没有自由到刺绣的效果，规矩花占的比较重要，这就可以排除了秦始皇时代改的。汉朝设了“织室”，由东、西织室合并成一个，有一万个官奴婢参加生产，而且每年大量运到西北送给匈奴军长，动不动一万多匹。丝绸之路一通，出去的更多了。所以说锦缎很可能是在汉武帝时代改的。
而且锦缎反映的也是这个时代。因为在上面看到花纹有羽人，鸟兽在山林树间奔跑。这个很明显受了两个影响，一个是游猎影响，《长阳赋》《上林赋》的影响；一个是受了《封禅书》“海上三山”的影响。特别是把这个东西，结合西汉汉武帝时代前后出土博山炉的花纹，比较起来看，大概也可看出织锦改良，大概是汉武帝时代占多数，大概不会太错。1-5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西汉绮地乘云绣1-6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西汉绢地长寿绣
再有一个新问题就出来了，长沙马王堆刺绣超过了锦缎。刺绣活泼的地方超过锦缎。但现在得到的西北的刺绣，到东汉反而掉下来了。锦缎上升了，刺绣提高了，它有个联系。因为刺绣历来说齐国衣被天下，锦是出自襄邑；锦缎的提高，使刺绣下降，乍一说来这是有点荒唐，不大可信，可是知道的多了，这是必然的问题。因为刺绣加工非常复杂，到锦缎能够代替复杂的刺绣加工，形成五色斑斓的效果时，刺绣一般地被当成商品生产，必然是掉下来了。等于机器工业一起来，印花布一起来，我们的土花布就掉下来一样。现在从比较上看，这个提法大概是可信的。我们就用这一点知识，来试把服装的问题探索一下。单纯地谈服装不容易
单纯地谈服装不容易，《舆服志》说得太简单。《舆服志》只能解决一半的问题，就是统治者在某种技术上的事，按照图像是看不出来的。
比如说汉石刻，现在我们一切从比较上看才能知道东汉石刻反映的，确是东汉的。比如梁冠的问题，都是上冲后再下来两收为止，里面有“平巾帻”，没有第二个冠。这个大家都不太注意，有的都写到西汉去了。原来很少人注意这问题，西汉和东汉头上的问题完全是两个样子。最主要的是西汉的没有这个包头，冠就在头上，约发而不裹头，东汉才加巾，巾帻。记载上其实写得很清楚，有的讲汉文帝、汉成帝头发多，壮发，因此用巾先约发再加冠；有的说王莽没有头发，是秃头，因此加巾再加冠，产生梁冠。从这个材料上看，大概在王莽时代以后，东汉才有了这种梁冠约发而加巾。
但是，是不是埋坟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了？我们从大量的石刻上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坟里头，以为墓葬应当是很可靠的，但也是相对的。比如说西晋——到北朝时，挖的俑，奏乐的，以为是北朝的，其实北朝没这个东西，从头发看没有这东西；这个时候按政治上的情景，埋坟照例是把前一代的贵族拿来当伎乐使用（图1-7）。从西晋上不大看得出来，所以我们从东晋上看，就看得出来。东晋正史提到加假发越来越多，后来感到头上重量都不能戴了，平时都放在架子上，这个时候叫“解头”，根据《晋书·舆服志》，比较有相对或绝对的可靠性。最近发现南朝的头发，两边大，甚至把耳朵都包着。1-7 河北宣化辽代壁画《散图》
乐人纱帽、乌皮靴及红绿正规官服，应是被役使的北宋陷敌官员。
山东朱檀墓出土一大堆俑，大家说，这可是明朝的了，没有什么问题了。实际上从服饰上稍稍注意一下，才晓得最主要的是那个牵马的，原来是个宋朝的样子，还是平翅幞头，元朝都不用了。
还有辽墓出了许多问题，写报告的大概是愿意发现眼见的情况，中间有许多汉人装束的官僚在桌子边服务的样子，说这是民族团结。实际上虽然有些南官的制度，但这些都是当差的，在那儿侍奉统治者。正像《宣和遗事》上提到，把宋朝宗室全部掳到北京以后，平时让他们到民政司烤火、绣花，到了他们喝酒的时候，金朝这些将帅，就叫宋朝宗室的这些妇女呀，来唱歌侍宴。这是从政治上来处理问题。所以我们搞这个东西从这方面来研究，有些头绪就比较清楚。从制度上提出新的怀疑
特别像唐朝，现在我们在画上，也有许多问题的。过去我们不清楚，人云亦云，现在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制度上提出新的怀疑。有些画可以做些新的肯定，或者提出新的怀疑，可供绘画的专家作参考。最出名的就是《韩熙载夜宴图》，都以为是南唐的，韩熙载政治上不满，他就在家庭里荒宴，李后主就派顾闳中悄悄地跑到他家里，观察他的情况，画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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