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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8 03: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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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志彪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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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试读:

导论

江苏经济发展的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和基本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勤劳勇敢的江苏人凭借着其“踏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的“四千四万”精神,用占全国1%的土地,养活了占全国6%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10%的国民财富,塑造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灿烂奇迹。

解开江苏经济发展之谜是区域经济学者的一个重要而有趣的任务。我们觉得,把握江苏经济发展的轨迹,有四方面的因素一定不能忽视:一是临近上海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因素,二是江苏人在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中对政治风险回避的选择,三是强势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有力推动的传统,四是江苏人对机会的把握和灵活运用。其中,靠近上海的特有的地理位置,催生了江苏的乡镇经济与后来的外向型经济的发育和成长。江苏人在制度创新中对政治风险的回避,则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苏首先选择发展集体经济为主的乡镇工业,而不是像浙江那样首先发展民营经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苏的外向型经济启动步伐落后于广东,但后来又处于反超地位。强势政府的悠久传统,则有力地说明了在“为发展而竞争”的转轨发展制度安排中,江苏为什么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而聪明、机智、稳健的江苏人对机会的把握和灵活运用能力,则是对江苏民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为什么后来居上的最好的诠释。

在本导论中,我们通过描述江苏经济发展的基本轨迹,简要地总结建国以来江苏经济发展的成就和基本经验,对江苏未来的经济发展进行战略性审视和展望。我们认为,江苏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至少可以从制度变迁、改革开放、产业集群、区域统筹等方面来进行总结和解读。

其中,省际竞争、存量改制和吸收利用外资,是改革开放以来驱动江苏经济尤其是工业发展的三个主要力量。江苏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至少可以概括为:第一,制度创新和变迁是全面解读江苏经济发展绩效的总纲和逻辑主线;第二,改革开放是全面提升江苏经济实力的动力之源;第三,企业加入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价值链,是江苏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融入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的最重要的载体和平台;第四,通过各种软硬件基础设施的优先增长,以及深度的城市化来引导经济均衡布局,是江苏统筹苏南苏北两大板块协调发展的基本措施。“十三五”期间以及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江苏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迈上新台阶,必须在新一轮的开放型经济中,大力推动创新型省份的建设,以此带动产业转型升级,这是江苏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唯一可行的战略选择和新的希望所在。

一制度变迁:全面解读江苏经济发展特征的钥匙

从根本上讲,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结构变迁,除了其区位条件的改善之外,其中最为本质、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按照历史的顺序及其演化轨迹,驱动江苏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949—1957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江苏经济发展的成就,主要表现为在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方针下,用计划经济体制支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制度安排在国民经济恢复初期,充分地发挥了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通过快速地实现资本集中,在较短的时期内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和空间布局奠定了发展基础。

1958—1978年为第二阶段。在此阶段,江苏的经济发展具有二元性特征。一方面是国有重化工业的反复调整和不断成长,另一方面是在政治风云变化中从夹缝中新生的社队企业的崛起。江苏的许多城市和乡镇,尤其是一些靠近上海大都市周边的苏锡常地区的乡镇,都在千方百计地悄悄避开政治风暴,广泛利用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为自己办厂生产产品,使苏南许多地区的生产有了飞速的发展。

1978年底至2000年初,为江苏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决定性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江苏一方面成功地抓住了从社队企业到乡镇企业,再到民营经济演变的重大机遇;另一方面,又成功地抓住了利用外资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关键机遇,使江苏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激烈的省际竞争中,江苏在全国一直保持了两个方面的兴奋点:一是1984年之前被称为“草根经济”的“社队企业”,在1984年被更名为“乡镇企业”,之后江苏的农村工业化得到了蓬勃发展;二是1988年受“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政策引导,特别是1992年中央作出开发浦东的决策之后,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等地区,在区域竞争中走出了一条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进行加工贸易的国际化道路,吸引外商在苏南投资办厂或者将生产基地从跨国公司母国转移到该地区。

在经济发展上,江苏走过了一条与浙江完全不同的大规模制度变迁之路。江苏经济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推动的,而不是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相反,浙江则以民营企业自发为主的民本经济。在经济发展的政策需求和政策供给方面,江苏与浙江有本质的差别。主要体现在:

第一,虽然政治约束在两地的制度转型过程中一直扮演着主要的角色,但是,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浙江经济在过去的20多年中,始终在风雨坎坷的政治变化中坚持发展、不断壮大。而江苏在民营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1979—1982),以及快速发展的阶段(1983—1992)中,基本上处于“没有大动静”状态。当在整个80年代民营经济仅仅只能处于“补充地位”并纠缠于意识形态之争议时,浙江处于民营经济起步和快速发展时期,江苏则大力发展以集体经济为主的乡镇企业;当80年代末、90年代初民营经济升格为“并存”和“共同发展”的地位时,浙江处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和全面发展时期(1993—1997),而江苏则是借助于浦东开发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只是当民营经济发展的地位在政治约束格局中,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时,江苏的次生型民营经济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说明江苏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回避有关意识形态的争论。

第二,浙江的民营经济发展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本经济,即由老百姓而非政府创造的民有、民营、民享的老百姓经济,地方政府在其发展过程中,充当了降低大规模制度变迁的“摩擦成本”的承担者。因此,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具有原生性和先发性。与此不同的是,江苏制度变迁路径的特点在于,它客观地选择了一条注意规避政治风险、充分利用选择机会和模仿学习的效应,并力求在模仿学习中延伸、扩展和创新先行者经验的制度变迁之路。江苏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征与江苏人厌恶风险的特性有关。历史传统、文化氛围和自然条件等因素,客观上养成了江苏人对风险特别是政治风险的天然厌恶。聪明的江苏人虽然厌恶风险,但是其模仿学习能力强,在模仿学习中延伸、扩展和创新先行者经验的能力更强。如在浦东开发之后,江苏除了认真模仿、学习广东的经验之外,在引进外资方面,优化开发区建设和管理、营造整体投资环境、利用产业集聚等方面都有所创新,使江苏外向型经济发展势头直逼作为其“先生”的广东。十六大之后,江苏提出“放胆、放心、放开、放手、放宽、放活”的著名的“六放”方针,努力营造政府鼓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民众自主创业的发展环境,制度创新出现突破性进展,在民营企业发展方面的一些指标已经逼近甚至超过自己的“老师”浙江。因而这种“次生型”而非“原生型”民营企业的出现,逐步凸现了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

第三,江苏原有的集体经济力量强大、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存量优势,使江苏可以在高起点上加大对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改制力度,一大批原来戴着集体经济帽子的乡镇企业或者国有中小型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因此,与浙江的原生性创新相比较,江苏民营经济发展主要是在原有体制中强行成长起来的“次生型”形态,这种大规模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使江苏经济发展更多地带有非市场经济的痕迹,政府主导性因素比较明显。主要表现在:(1)受政治约束程度高。如在产权的分割和分配上,由于要避免某些风险,有一段时期强调股权的公有控股性质,或者强调平均分配而不是向经营管理阶层集中,这种不彻底的改制进而导致后来的“二次改制”;对乡镇企业改制则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政治动员形式,有些地区在很短的时期内就把所属的乡镇企业改制完毕,因此难免在资产作价、职工安置等问题上留有遗憾,从而引发后来基层一直担心的“改制回头看”的问题。(2)受旧体制运行模式的影响大。改制后成为民营企业的实体,由于天然地、或多或少地带有旧体制的痕迹,因此在内部经营管理、企业战略决策、与政府关系等方面,经常可以看到对旧体制的路径依赖,其竞争力和活力总体上不如浙江民营经济强,特别是在改制后的两三年当中更是如此。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省一级的“块状经济”的发展责任和发展权力逐步加大。中国特殊的为发展而竞争的发展制度,各地激烈的以争夺经济地位为特征的政府间竞赛或竞争,客观上会对各级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在经济增长点的选择上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甚至决定性作用。由此导致在江苏经济发展中,省级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危机意识一直非常强。比如,1992年2月,邓小平视察浦东开发途中经过南京时,曾对当时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指示:“要抓住时机,搞得快一点,把经济搞上去,步子可以快一点。江苏条件比较好,应该发展得比全国平均速度快一些”。“我现在就怕丧失时机。要抓住时机,发展得快一点。”这些话成为后来江苏省安排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时,尤其是在确定经济增长速度时,必须要首先考虑的政治因素。

然而,在激烈的省际竞争中,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江苏人对自己所处的竞争态势和竞争对手十分清楚。“南有广东,东有浦东,北有山东”的说法,就是对江苏人发展忧患意识的深刻写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实际的省际竞争态势是:浦东开发开放重振了上海经济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和全国的龙头地位;广东在中央特殊政策的刺激下,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浙江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民本经济,在90年代中期已经全面超过江苏乡镇企业,浙江企业家逐步横扫全中国。

但是江苏人在经济发展上具有“遇强越强”的不服输、自加压力的优秀品质和传统,他们以2000年后中国加入WTO为契机,经过不懈的努力和艰苦奋斗,终于创造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辉煌奇迹。

二改革与开放:江苏经济实力提升的动力之源

如果说制度变迁是全面解读江苏经济发展的逻辑主线,那么改革开放则是全面提升江苏经济实力的动力之源。改革开放对于江苏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仅体现在它是制度改革的重大创新和突破,更重要的,体现在它是如何成功地利用国际制造业外包的机遇大力发展江苏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战略上,同时它也是成功地实现江苏经济再次腾飞的关键之一。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企业改革中,一项发端于江苏草根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改革曾经轰动全国,这就是“一包三改”。其基本内容是,实行经理、厂长为主的经济承包责任制,改干部任免制为选聘制,改工人录用制为合同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除此之外,当时还实行了任期目标责任制和内部审计制度。这个改革举措解决了乡镇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问题,对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然而,乡镇企业经营权承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产权虚置的问题和弊端,厂长和经理负盈不负亏,尽管后来采取了延长任期责任制、技术性改良等措施,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至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结束了姓“资”姓“社”争论,温州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给苏南乡镇企业带来了冲击。事实上,此前江苏就有人在思考乡镇企业的体制转型问题。说起来,乡镇企业虽然是集体负责,但实际上其产权主体人虚位、虚置,由此决定了乡镇企业具有天然的制度缺陷。温州私营经济崛起倒逼苏南乡镇企业改制,也倒逼乡镇和村政府放松对乡镇企业的直接控制。以当时的锡山市为例,乡镇企业晚改制一年,集体资产每年将流失几十亿元。到2000年,苏南乡镇企业完成了全面改制。几乎在同时,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苏南模式”发生的另一种嬗变,就是以外资模式为主的新苏南模式正在兴起。

其实,新苏南模式不仅仅是外资模式,也是乡镇企业的华丽转身。尤其是在改制过程中,不少企业通过吸收社会资本成功上市,转变为混合所有制形态的公共企业。在中国上市公司中,一直流行着一个著名的“江阴板块”:江阴的上市公司数量和募集资金总量在全国县级市中始终位居第一位。这些上市公司以前在性质上绝大部分都是属于乡镇企业。因此,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江阴起了个大早。乡镇企业转为民营后,保持着较好资产质量的企业,又赶上了上市早班车。这一切,仅仅是江苏经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显著特征,是在产权结构上形成了“三驾马车”驱动的经济发展格局。除了原有的大中型国有经济外,一边是代表传统工艺的本土经济,一边是以吸引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或者给跨国公司做配套,以部门内贸易为主的外资经济。江苏本土工业企业通过给外资做配套,先将资源让给外资,通过为外资代工,将产品销售给外资。比如,目前苏州已成为中国大陆第三大外贸出口城市和吸引外资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其中大多数企业加工或者组装产品是以出口为主。由此带来江苏这些地区加工贸易的“爆炸式”的增长和GDP总量的迅速扩张。

引进外资发展当地经济的模式,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带来GDP的增长、税收就业的增加,但往往存在着技术升级上的巨大障碍,同时也会出现富饶中的贫困现象。巫强和刘志彪(2009)在揭示中国沿海地区出口奇迹的发生机制时指出,中国沿海地区以消费品为主要内容的出口增长奇迹的取得,主要是由从国外大量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来实现的。这是包括江苏在内的沿海地区企业在出口导向战略驱动下,面对国际市场更为苛刻的质量标准而本土装备制造业又无法提供合格制造装备时的一种理性响应。正是“为出口而进口”或者“进口引致型出口”,使得在产品质量提高后,消费品厂商面对的国际市场需求会增加,进口合适的机器设备能提高消费品厂商短期的出口规模与利润,导致该行业的整体出口扩张。陈爱贞等(2008)的研究结论,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在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产业部门发展中,下游最终需求部门动态地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一方面促进了自身部门的迅速成长,另一方面造成了对上游本土装备制造部门的市场空间的挤压和替代效应。由于本土装备制造部门长期缺乏足够的市场份额的支撑,因而难以实现“研发投入——技术创新——市场份额上升——研发投入增加”的正向循环。

外资经济锻炼了一部分企业,学习效应使得本土乡镇工业经过改制后获得了新生。在给外资企业进行配套的同时,一些优质的和新生的民营企业迅速成长起来。如果一个企业的技术难以更新,那么就必然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其原因是:进口国产品质量管制要求出口国企业创新并进行产业升级(巫强和刘志彪,2009)。而现实中进口国的产品质量管制,往往构成了出口国出口企业的市场进入障碍,后者必须通过工艺创新,来达到最低质量标准并降低成本以保持优势。因此,出口国必须实现被动性的产业升级,出口企业的创新利润就会随着进口国的质量管制水平的高低而变化,存在着出口企业创新利润最大化的质量管制水平。由于出口企业定价能力的提高能够促进被动产业升级,出口国政府必须在被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积极的影响。

另外,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江苏经济发展的特点是,以产品内分工为主,以制造业外包为主,以部门内贸易为主,并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战略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刘志彪和张杰(2009)根据江苏省342家本土制造业企业调查问卷的样本数据分析后指出,在决定本土制造业企业出口扩张的各种因素中,与上游尤其是与国际买家的产品供应链关系,是促进本土制造企业出口的关键因素。由于本土企业可能被国际大买家“俘获”或“锁定”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低端环节,从而造成本土企业出口竞争优势持续提升能力的缺失。加上现实中技术能力较低、规模较小的企业偏好以代工或贴牌方式进行出口加工贸易,尤其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位的条件下,这些规模较小的企业便“挤入”到代工或贴牌的出口加工贸易的生产行业。因此,与日本和韩国的外向型经济模式相比较,江苏出口企业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虽然也提升了自身的实力,但在品牌创建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各项经济政策创新和制度改进的重点是完善外商投资环境,是发展以吸收FDI为主的加工贸易模式。在实践中,江苏人逐步认识到,这种简单的加工贸易会导致“飞地经济”格局,将带来江苏本土经济与外资经济、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相互割裂的二元发展态势,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江苏企业真正起飞和获得国际化的机会,也使江苏企业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因而加工贸易战略仅仅是经济国际化的一个比较初级的粗放发展阶段,这一模式必须升级。升级的目的,一是要在国际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和商品的出口上占领制高点,塑造国际化的企业和世界品牌;二是既要利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又要使自己的企业培育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三是要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通过加强本土企业之间以及本土企业与跨国企业之间的产业关联,来促进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协调发展。2000年以后,江苏人开始反思江苏经济发展速度快但老百姓可支配收入却低,相反,浙江省经济总量较低但人民收入却大大高于江苏省的事实,江苏省委、省政府进一步认识到:加速发展本土民营经济,是实现“两个率先”的重大战略举措。实现“两个率先”,富民是关键;加快富民进程,加速发展本土经济是关键。

三产业集群: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载体和平台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江苏经济发展的过程如果从需求面来分析,始终表现为基于市场的变化来选择主导产业,主导产业的交替变化又一轮一轮地拉动工业成长。如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江苏乡镇集体经济的发展,主要围绕当时的“短缺经济”特征,大力发展国民经济中短缺的民用基本生活用品,其主导产业也主要表现为消费类的轻工业;进入8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国民经济逐步步入“基本小康社会”,江苏经济发展呈现出向以耐用消费品为特征的重化工业加速成长的趋势;而进入90年代中期尤其是20世纪初期之后,重化工业成长的趋势虽然没有停滞,但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开始强化,已经有逐步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演变的趋势。

上述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重化工业化”和“技术知识密集化”演化趋势,都是在空间生产力配置集聚化的基础上实现的。江苏经济结构的演变和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一个突出现象,是通过产业集群这种现代经济发展的模式来实现的。早期江苏乡镇工业的发展,在布局上有一个典型的特征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改革开放以后,为适应“筑巢引凤”、吸引外资的需要,江苏大力发展各类产业集群,由此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

江苏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与浙江大力发展本土民营经济集聚的“块状经济”相比,一个显著特征是江苏各地方政府普遍地把发展资源优先让渡给了外资,逐步形成了南部的外资主导性的产业集群并逐步向其他地区延伸;而与广东相比,一个的明显区别是,广东依托邻近香港的地缘优势,在外资产业集群方面起步较早,但引进和集聚的大多数是中小型的、劳动密集型的港台资本,而江苏虽然起步较晚,但是产业集群中引进的绝大部分是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欧美资本和东亚地区的大型代工企业。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最近20年来,国际制造业资本不断地向中国东部地区转移,为江苏本土企业在产业集群中与国际制造业资本进行产业配套、提高自主的产业创新能力和实现产业升级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二是江苏利用原有的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的优势,通过建设各类工业园区等形式,大力发展为跨国公司进行加工/装配/制造/生产的加工型贸易;三是江苏各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手段创新和竞争,以工业开发区、高新区建设的形式,大力吸引来自欧美、日本和台湾等地的FDI,形成了外资主导性的产业集群。

为了提高本土企业参与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体系的循环程度,各地政府加大了建设开发区的力度,通过开发区内企业的产业集群,为本土企业提供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合作平台。因此,开发区作为各地经济转型过程中产业空间组织的一种形式,目前正在经历一个企业“扎堆”向产业集群模式的转变。郑江淮等(2008)依据江苏省沿江开发区企业的微观调研数据,检验了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产业空间集聚因素与技术升级对“落户”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揭示了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企业集聚的性质以及演变为产业集群的趋势。结果表明,企业进驻开发区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政策租”,由此导致开发区企业“扎堆”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产业集聚效应,即不具有靠近要素或者靠近市场的好处。企业一旦“落户”开发区,尽管它并不必然与关联企业在空间上集中,但其技术和市场行为必将与当地政府和产业关联要素发生作用,从而影响开发区的集聚效应。因此,在产业转移和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导致“政策租”耗散的情况下,基于开发区的企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开发区的非政策性的集聚效应。

不过,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虽然本土企业的对外出口持续超高速增长,但并没有逻辑必然地促进本土企业的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相反,江苏的工业企业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单个企业、产业集群和国家经济以不适当方式加入全球市场时,可能会带来某些拉美国家已经出现过的“贫困增长”现象,即增长迅速但是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缓慢的现象(刘志彪,2007)。原因是,全球价值链是当代贸易发生和组织的主要形式,其主要特征是发达国家的领导性企业在事实上协调着发展中国家形式上独立的企业的贸易活动,其治理结构影响着发展中国家本土产业的升级,从而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分配格局。

当加入能力高度不对等的全球价值链时,如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所加入的“被俘获”的全球价值链,其所处的低端的加工制造价值环节的地位,虽然给本土企业提供了一条快速的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的通道,但本土企业被一体化进入这种价值链后,就具有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强化了产品和工艺升级的能力,另一方面却会阻碍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尤其是其在设计、品牌和营销方面的进步,往往会与全球大买家所主导的利益和核心能力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因此,如何千方百计地提升自己在国际代工中的能力,就成为江苏本土企业产业升级的关键所在。

而嵌入基于能力分享、集中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均衡性”全球网络生产的过程,往往要比在“被俘获”的价值链中更具有对称性。但是发达国家为什么要跟你进行研究开发的能力分享呢?显然,你自己首先必须“能”!因此,江苏本土企业的技术升级和当地经济体系的结构升级的机遇,一方面由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来决定,另一方面也由其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所奉行的战略所决定。由此可以推演,如果我们能够基于全球价值链不断进行学习、模仿,不断进行创新能力的提升,我们就能够在基于集聚的产业发展模式中,通过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对创新的动力产生更大的激励,由此加速产业升级。

由于在开放型产业集群形成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将会影响技术型集群的知识辐射、生产型集群的集群结构,并成为市场型集群的枢纽,开放型集群的形成会给地方性企业提供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促进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形成大量的地方性企业。江苏正是依靠其强大的比较优势,通过高新技术产业的区域产业集聚,逐步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可见,虽然制度变迁是全面解读江苏经济发展的主线,但从创新的模式和创新的演变来看,江苏的工业发展顺应了国际分工的变革,选择了灵活的企业生产组织形式和产业集群的空间集聚模式,成功地承接了国际制造业的产业转移。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当前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产品内分工和工序内分工为主的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江苏的工业发展要由次生创新全面转向原生创新和管理创新,全面提升与跨国企业之间合作交流的对话能力,取得更多的产业升级的“筹码”。

四区域统筹:基础设施、城市化、服务业发展推动产业转移扩散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江苏苏南、苏中、苏北三大板块的差距主要在于乡镇企业是否活跃的话,那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三大板块的发展差距主要表现为外向型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但是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苏南乡镇企业在完成由集体经济向民营经济的快速过渡之后,一方面更深地融入了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另一方面许多制造业环节随着生产要素的短缺(如土地)和成本上升,也开始陆续地向苏中和苏北进行转移。这种产业转移的进程,与省级政府统筹区域发展的战略,大力建设苏中、苏北的基础设施,以及苏中和苏北努力进行制度创新、创造有序地承接苏南产业扩散的条件等因素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早期苏中和苏北之所以没有能够很好地发展,主要原因是,一方面苏中和苏北受到长江的阻隔,交通运输条件和当地工业基础落后,另一方面受到当地创业文化的影响,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并且起步较晚,导致人才流失现象严重。伴随着苏中和苏北基础设施的快速崛起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为了降低商务成本,苏南的一些制造业开始向苏中和苏北地区被动扩散,另一方面苏中和苏北开始有条件主动承接由外资和苏南转移过来的产业,尤其是苏中地区近十多年来的城市化建设,已经显示出城市化推动工业增长的新趋向。吴福象和刘志彪(2008)的研究,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证实了江苏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布局的现状。他们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即从1978—2007年的整个时段,在“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经济增长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原因。而在分时段的检验中,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1978—1992年间,经济增长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原因;而在1993—2007年间,城市群发展则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可见,长期以来,在江苏整体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化始终落后于工业化。而在1992年前后,由于国家实施了沿海开发战略,使得依靠吸收外资拉动经济增长成为了江苏乃至“长三角”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外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主要是依靠城市等级的提升来实现的。具体的实现路径有两个:第一,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吸引了大量外资的参与,推动了城市化进程,成为江苏经济发展的外部推动力;第二,1992年以后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政府果断地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大了城市群内包括港口、铁路、公路、桥梁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江苏的城市化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部推动力。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使得苏南和苏中、苏北的区域统筹战略发挥出了积极的效应,基础设施建设和深度的城市化进程与产业扩散进程出现了同步发展的喜人格局。

从产业关联角度来讲,在开放条件下江苏的区域统筹战略,实现基础设施和产业扩散的同步发展,可以通过各区域在参与国际分工中的角色和功能来实现。由于跨国公司规模日益扩大的国际外包,其动机不仅是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生产要素和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实现其产业在全球的战略配置并获取全球的战略资源,苏南地区虽然已经从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体系中获得了一定的益处,但这种以代工为主的经济模式,并没有真正有效地融入到当地国民经济的大循环之中。与苏南相比,苏中和苏北外围地区除了向苏南核心地区输送廉价的资源之外,并没有享受到这种外向型经济的成果。因此,要真正统筹好苏南与苏中、苏北的区域经济发展,苏南一方面要更加积极地争取产业升级,努力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另一方面要在产业功能升级的基础上,让早先进入苏南的相对低端的产业环节向苏中、苏北进行扩散和产业链延伸。

这就提出了苏南的外向型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建立国内价值链的问题。我们认为,苏南地区通过立足于全球价值链,大力发展产业的高端环节,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江苏实现产业升级和缩小地区差距的较为可行的路径。其具体机制是:

第一,完善区域经济布局。江苏在地域上的二元经济结构,带来了商务成本结构上的差异和产业梯度。苏南地区可以利用自己在全球价值链中积累的高级生产要素,集聚企业总部,同时将部分相对低端的制造业逐步转移到北部,充分利用不同区域之间在商务成本结构上的差异,实现产业的梯度转移和协同发展,降低整个链条的成本,打造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循环的路径和网络。这种以本土为主的国内价值链,具有模块化的网络特征和产业集群的形态,使得国内的产业关联度和不同区域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较高,有利于产业升级。

第二,提升城市功能结构。苏南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可以提升其自身的功能结构,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进而产生三大效应:首先是极化效应。这些城市由于在改革开放中率先发展,在基础设施、高级要素和市场环境等方面形成了积累和集聚,从而可以通过吸引和发展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高的环节,成为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有较高地位的增长极。其次是溢出效应。苏南地区的大城市成为增长极后,通过技术、信息和物流等渠道的扩散和外溢,带动苏北、苏中地区制造业的集聚和发展,将“中心城市+周边地区”的地理布局转化为“总部基地+制造基地”的经济形态。最后是组合效应。总部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增加生产环节的维度延长了价值链,丰富了各种生产要素进行重组的空间,为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潜能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的协同定位和集聚,为不同区域“从竞争走向合作”奠定了分工基础,从而成为区域经济良性互动的微观机制。

第三,实现国内外市场的互动。当江苏形成“总部基地+制造基地”的空间布局后,苏南地区可以将自身在弹性生产、工程能力、规模制造和后勤运筹等方面学习与积累的经验和技能转移给苏中和苏北,帮助其切入全球价值链的劳动密集型环节,扩大对外开放的程度,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反过来,后者切入全球价值链,延长了全球价值链在国内的部分,通过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的良性互动,扩大了市场的规模和层次。市场范围的扩大将深化社会分工程度,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高苏南地区在全球产业中的竞争力。

目前,江苏不少地区已经形成了“世界加工厂”或“世界车间”,规模巨大的正在迅速升级的制造业,将会对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产生巨大的需求。因此,在江苏区域统筹协调中必须有前瞻性的思考,要高度重视发展现代服务业,这是地区间产业链延伸的重要手段。在核心区升级为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后,现有的制造业外包业务可以向外围区转移,从而形成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循环的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模式不同,这种以国内价值链为主的经济形态具有“模块化”的网络特征。它以产业集群的形态出现,产业循环和关联关系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其周边地区必然会向制造业集聚形态转化,从而塑造出区域性的“服务业中心—制造业集聚”的产业布局,有利于实现服务业中心降低交易成本、周边地区制造业集聚降低生产成本的良性互动格局,不仅对板块内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转换增长方式有利,而且可以在外围地区集聚起新的生产力。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积累,现在看来江苏的苏南和苏中、苏北三大板块之间产业协调与产业转移的时代基本上已经全面到来。

五创新驱动:未来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本趋势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就是不仅增长速度由非常态、超常态回归正常态、平常态,而且在增长动力、发展结构、风险挑战等诸多方面,都面临着新的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在传统的比较优势逐步消失的条件下,江苏经济如何能在原有基础上形成新的动态比较优势、国际竞争能力和稳定增长的势能,从而迈上新的发展台阶?

新一轮全球化有自身的特点,中国将成为全球化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不仅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制造中心,而且正在向“全球重要的科教创新中心”转型。未来江苏经济的深入发展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重大现实问题是:如何重新认识并正确处理好开放与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

过去江苏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主要呈现为单一的出口导向形态,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中,我们实行的是“市场换技术”的开放发展政策,实现的是学习发达国家的模仿型技术进步,而不是真正的基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虽然学习模仿型的技术进步是我们在发展中的必经阶段,但是这种发展方式现在到了向自主创新阶段转型的重要关口。

一方面,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已对江苏创新与发展的模式产生新的挑战。具体来说,就是如何在过去大力发展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的基础上,通过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实现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导向的发展?另一方面,江苏参与新一轮全球竞争的动态比较优势,不可能持续依赖过去那种大规模劳动的数量投入,或仅仅依赖于体力和汗水,而必须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或主要依靠脑力和智慧。这种发展驱动力的结构转换,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可能也不需要通过闭关自守、自力更生来封闭化地完成,而必须也可以更多地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有利条件。

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实现创新驱动,就是要利用全球智慧和创业创新。这是新常态下江苏正确处理开放与发展关系的主要议题。这要求我们基于内需为主构建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扬弃过去单一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以中国庞大的内需把全球先进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人才资源引进来,创造条件让他们在我国进行科技创新和创业活动;同时,基于内需的支撑鼓励省内民营企业走出去,就地寻找和利用所在国家的先进生产要素,服务于江苏企业的科技创新和创业活动,服务于我国企业全球竞争的需要。可以预计到,在这种高水平的开放经济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培育出江苏企业参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动态竞争优势。

这就是开放、发展与改革问题在新常态下的转型升级版。我们把这个新的动态竞争战略,简单地概括为“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共同驱动构筑全社会创新创业的竞争优势”。其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以促进国内创业创新和更新国内产品市场为出发点,“高水平地引进来”。“引进来”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引进物质资本或者消费品,而是要注重引进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即要以我国不断释放和起飞的内需为引力,以全球化发展的城市为载体,以优化的科技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为平台,以全球化企业为主体,大力虹吸全球先进科技、智慧、知识和人才。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促进它们融入我国的产业体系,改造落后的产业体系,通过创新型人才破坏性的创新活动,使各类企业在我国创造出优质的、低污染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以更替当前我国低端生产的“世界工厂”形象;另一方面,要通过创造条件和优化投资环境,促进所引进的人力、资本、技术和知识,与国内创业创新的热情、政策和平台等因素充分地对接,激发激活国内创业创新的活力和动力。

例如,当前我国实体产业的生产率低下,不能够消化或抵消掉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因而经济发展虚弱乏力,企业利润单薄。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必须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来实现。为此可以启动国家层面的新一轮大规模的技术改造运动,尤其可以在当前全球经济处于低谷时期,通过大规模引进消化吸收外国技术或进行再创新,推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重塑和进行产业升级。再如,我们可以通过逆向发包方式,利用我国强大的内需吸收发达国家的智力和智慧,让它们以互利方式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技术设计和解决方案,并在这个过程中培训我国的产业技术人才队伍。当然,“逆向发包”也可以是走出去投资的方式,通过雇用所在国的工程技术人员,让他们为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竞争中提供技术研发、产业创新服务。

二是以服务于全球市场和增强国内企业竞争力、影响力为出发点,“大规模地走出去”。“走出去”绝不仅仅是简单地获取所在国的物质资本,仅仅为了攫取稀缺的矿物资源,而是要注重至少可以从这四个层面来增强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第一,推动我国品牌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推动我国高铁、电力、通信、工程机械以及汽车、飞机、电子等中国装备走向世界,向极具市场潜力的新兴市场渗透和延伸,以消化国内过度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的压力;第二,依托于我国市场规模迅速成长的“母市场效应”(注:母市场效应(HomeMarketEffect)又称为本土市场效应,是指在一个存在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世界中,那些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参见李慧中、祁飞对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介绍文章《扩大内需:基于母市场效应的理论评述》,《学海》,2011年第1期。),除了提升出口结构的水平外,还可以在“走出去”中就地“虹吸”国外先进生产要素尤其是高级人才,以此服务于国内企业的研发设计能力提升;第三,可以利用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扩大和增强在国外的投资,充分利用所在地稀缺资源,增强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控制力;第四,我国企业可以有效利用产品、资本的纽带,全面建立“国内与全球”之间的知识流动管道,构筑国内创新创业的双向流动机制,提升国内企业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地位。

三是要构建全方位区域对外开放新格局。第一,以对外开放促省内改革,通过构建和完善区域经济对外开放新格局,推动创新驱动省份建设步伐。例如,负面清单管理方式的试验和推广,为我国制度创新尤其是政府的简政放权和职能转换,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又如,江苏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升级发展,将成为推动区内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新高地。第二,通过统筹多双边和区域开放合作,在互利共赢发展的理念下,升级江苏企业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和分工的形式,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逐步嵌入全球创新链。我们所采取的各种开放措施,本质上是用开放的主动赢得知识交流和移动的主动,从而赢得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这是江苏参与、推动经济全球化行动的具体体现。

一句话,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需要由基于出口导向为主的“模仿学习”的初级阶段,转向基于引进来和走出去共同驱动的“社会创业创新”为主的高级阶段。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新体系,关键是要促进创新创业型人才、技术、知识向我国集聚、集中、集结。“高水平引进来”的实质性内容,应由物质资本转向人力资本,千方百计推进全球创新型和创业型人才向中国移动和流动,增强他们在中国扎根的意愿,让他们的创新创业活力在国内形成社会氛围,激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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