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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晓菲,王致谱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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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与中医学试读：

作者简介

周晓菲（1968-），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医学博士，英国牛津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文化学”后备学科带头人，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文化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中医药文化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

王致谱，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63年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曾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理事、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总主编简介

陈可冀（1930—），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医大师，教授，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曾受聘任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1978—2009）。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及终身研究员，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技创新战略顾问，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顾问委员会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高级专家顾问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荣誉委员，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专家委员会资深委员，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衰老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名誉会长。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在心血管病医疗研究、老年医学及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研究等方面做出了系列贡献，先后获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立夫中医药学术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奖项。

《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总序

中医学与天文学、算学和农学，是中国先人独自创造的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四大核心学科（卢嘉锡，路甬祥《中国古代科学史纲·序》），但作为一门与生命、健康相关的自然学科，又有极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字原指笔画或色彩交杂（《说文解字注·文部》），后指事物之间的错综关系，所谓“物相杂，故曰文”（《周易·系辞上》）。《周易·贲（bì）卦》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论，此处的人文与天文相对，指诗书礼乐等技艺及修养。圣人通过观察天象能了解四季时序的变化，通过礼仪规范教育以感化民众的手段治理天下。可见“文化”在古汉语中曾是“人文化成”一语的缩写。作为名词，“文化”二字连用最早见于西汉经学家刘向（约前77—前6）的《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时的“文化”，有“文治加教化”之意。现代所谓的“文化”，内容较宽泛，指人类从原始进化到文明所取得的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的成就，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本丛书所指的中华文化既包括传统概念，也涵盖现代意蕴。

中医学是一门临床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它既源于历代的医疗实践，也和数千年中华文化血脉相连。古人有“上医医国”（《国语·晋语》）和“不为宰相，则为良医”（《宋史·崔与之传》）之说。在浩如烟海的文史典籍中，包含了大量的中医药文明成果；在卷帙浩繁的中医药文献中，蕴藏了丰厚的中华文化精髓。如《周易·乾卦》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周易·既济·象》中的“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等，在中医药学中则体现了生命观——积极主动、防范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中医药学中体现为自然观——天人相应、顺势而为。《孟子·公孙丑上》中的“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善养吾浩然之气”，在中医药学中体现为正气观——立命修身、调养正气。《礼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中医药学中体现为治学观——博学审问、慎思笃行。“胸次岂无医国策，囊中幸有活人方”（陆游《小疾偶书》）及“万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元自能医国”（辛弃疾《菩萨蛮·赠张医道服为别，且令馈河豚》）的著名诗句，表达了儒医相通的人生观——精忠报国、利济众生。另如贾谊《新书·胎教》之论孕期卫生，《礼记·月令》及《汉书·王莽传》关于尸解之阐述，《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指同族婚配），其生不蕃”之谈优生，《逸周书·王会解》及《汉书·平帝纪》关于医疗设施之草创，《诗经》及《山海经》关于本草药石之认识，均可印证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医学问之种种关联。当然，中医学吸取了传统文化中的基因但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所扬弃和发挥，前者如对割股疗亲的批析，后者如医家五行生克理论中的补（肾）火生（脾）土的应用。类似的生动实例还可列举出很多。

1992年，陈可冀教授主编了国内外首套《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对从儒学、道学、佛学、甲骨文、周易、文物考古、兵学、古典文学、民俗学、饮食医养和象数等文化视角来诠释和探讨中医药的理论与实践之奥秘，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得到汤一介先生等的赞赏，成为在这一方面研究的系列著作。时隔20余年，回首再看这套丛书，感觉仍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我们萌生了将本套丛书修订后再版的愿望。几经周折，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此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此次修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已出版的11个分册在内容上加以增订或改写，由于部分原作者已过世、老迈和生病等诸种原因无法承担修订工作，因此增邀了部分作者；二是将原丛书扩充至15个分册，增加了敦煌文化、古典艺术、典籍文化、武术等4个方面的论述，基本囊括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我们希望通过从不同角度探隐溯源中华文化与中医药学之间的联系，力争在整理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文化与中医药学的内在关系，较全面地认识中华文化对中医药学发展的重大影响。

新修订的《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共分为《儒家文化与中医学》《道家文化与中医学》《佛学与中医学》《甲骨文化与中医学》《周易文化与中医学》《文物考古与中医学》《民俗文化与中医学》《饮食文化与中医学》《古典文学与中医学》《象数与中医学》《兵学与中医学》《敦煌文化与中医学》《古典艺术与中医学》《典籍文化与中医学》《武术与中医学》等15个分册。本套丛书既独立成册，又相互包容，在各自表达中医药与中华文化的一个方向或主题的基础上，通过中华文化这条主线，将各分册中的主题思想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如《易经》虽独具体系，但与儒学、道学和象数的关系也很密切。又如甲骨文、敦煌文化虽独立成书，但也与文物、典籍等有较大的关联性。

当年，为使本丛书臻于完善，特请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著名宗教学家赵朴初教授、著名中国文化学家汤一介教授及著名中医学家董建华、裘沛然、耿鉴庭、邓铁涛和俞长荣教授俯任顾问，赵朴初先生还特为本丛书题写了书名。此次修订和增补过程中，也较广泛征求了多位名家意见，以期不断提升书稿的编写质量。

大国之兴，文化先行，国家强则中医药学盛。我们衷心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续编和再版，能够起到推陈致新和继往开来的作用，对开创中华文化与中医学研究的新局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是以为序。陈可冀　李良松　林　殷2017年3月6日于北京

引 言

从中华传统文化的广阔领域探讨中医药学的奥秘，民俗是不可忽略的一个侧面。民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文化的概念，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下过一个定义：

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

可见风俗、习惯向来是组成传统文化的要素。中华民俗与中国传统医药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医药学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大环境中发生和发展的。文化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也就是所谓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学术界通常注重研究的是大传统文化，即成文的、经过修饰的、有系统的、高层位的文化；而对于小传统，不成文的、零散粗糙的、未经修饰的俗民大众的文化现象，学者对此往往疏于耕耘。本书拟将研究视角转向下层位的民俗文化，探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中医药学如何植根于民众智慧的文化土壤之中，探究民俗与医药之间的亲缘关系以及两者如何相互影响。当我们涉足这个研究课题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十分广阔的学术领域，而以往所做的整理研究比较少。

中国医药学是个伟大的文化宝库。中华民俗是漫长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是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有人把民俗学看做是研究整个民间文化与生活的科学。有生活就有民俗，生活中的人离不开民俗规范，生活在世间的人同样不可缺少医疗保健。所以，民俗与医学两者之间交叉、渗透以及相互影响之处层出不穷，医学与民俗文化历来有着不解之缘。民俗和医药交错、重叠所形成的文化现象，隶属于民俗学研究范畴的内容，可以建构为医药卫生民俗学这样一个分支。民间医药这个庞大体系大多划归于医学范畴，有的学者还探索建立“民俗医疗”这一新学科。甚至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受到民俗文化的无形制约，中华民俗受益于医学思想的影响，民俗与医药交融的内容比比皆是。这里，我们只能抓住几个主要脉络进行陈述。先就民俗学的角度而论，无论是物质生产方面的民俗，还是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民俗，都与医药相关。诸如行医“坐堂”、悬壶济世，或是串雅铃医，它本身就有一套行业习俗；又如中药的采集生产活动，就包含着民俗传承事象。人类物质生活上的衣、食、住、行，社会生活上的人生礼俗、岁时节令风俗，以及关乎疾病的诸多俗信与禁忌，这些民俗内容都与医学密切相关。

再就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而论，原始医药与民俗同源，人类最初的医疗卫生经验是依赖民俗文化载体而传承的。在没有文字传媒的年代，民俗几乎包罗了社会知识和文化的一切，后来由于古代哲学的渗透，医学理论雏型的形成，又由文字作为载体在社会中传播，自此医学便从民俗文化中脱颖而出。然而，精英文化层的医学体系并没有涵盖人类全部的医药经验，广义的传统医学应该是多层位的医药文化复合体，既有系统的医学理论体系，也存在着零星的民众医药知识，还有介乎两者之间的各种民间医术存在。借助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使我们能够全面地认识中国传统医学的整体，同时，也便于深入剖析各层位医药文化与民俗的关系。中医理论体系和临床医疗技术作为精英文化植根于民间智慧的沃土中，是不断汲取民众医药经验而成长的。我国民间科技是绚烂多彩的民俗文化精华，尤其是民间医术丰富多彩，它吸吮着中国医学与民俗文化的乳汁而生存。中国医学关于健康教育以及养生保健的优良传统，大量地体现在有关医药卫生的民俗之中。此外，中国传统医学还应该包括各少数民族医学。总之，中华民俗与中医药学关系十分密切，从民俗学这门社会科学角度去探究中医药学的发展规律，这是由交叉边缘学科探讨的。从社会民俗入手进行研究，对于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然而它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民众，所以，医学的提高与普及都离不开社会民俗的土壤，研究这项课题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同时，完成这项工作也是十分艰巨的。

第一章民俗文化与中医关系概述

第一节民俗的概念和范围

什么是民俗

民俗就是民间的风俗、习惯。人们处在丰富多彩的生活海洋之中，由于地域、民族不同而有着相近或不同的民俗。“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成为当代海内外华人联结的纽带，就是因为有民俗这一相同的“血液”在起作用。有生活就有民俗，生活中的人都离不开民俗的规范。这正如当代中国民俗文化学的奠基者钟敬文先生在为苏州民俗博物馆题词中所说的：“民俗是标志人类存在的一种文化。每个人类共同体都有自己的一套风俗习尚，正如鱼类需要水一样。”

民俗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民间传承文化，它是广泛存在的。不论是在民间经济生活中，还是民间社会生活以及精神生活中，都有不同的民俗事象存在。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同样存在着复杂的民俗网络系统联系。

民俗是广大民众所创造和享用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传承现象（包括意识、行为和语言等），是以人作为传播载体世代继承的一种传统文化。关于如何界定民俗的含义，我国学者将它概括为四点：

一是创造于民间又流传于民间的；

二是具有世代相习的传承事象（包括思想和行为）；

三是为民间的劳动群众在生活中自然创造的，为人们所长久承袭的；

四是足以约束人们行为和意识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表现。

从以上四点描述反映出，民俗首先是“民”，民众，民间。民俗文化存在于覆盖着城乡、村野、家庭的最广阔的生活空间，拥有民间社会最广大的群众。而且民俗是传承文化，任何民俗都是“人相习，代相传”，是以人作为传播载体的，是世代传袭下来的，继续在现实生活中有影响的事象。传承性是民俗的主要特征。再者，民俗事象表现在人们的行动上、口头上、心理上。它是长期形成的习俗惯制，是不成文的规范，是非制度文化，它往往以循例从众的形式约束人们的行为和意识。

民俗，英语原名“Folk lore”，含义是“民众的知识”“民间的智慧”。费孝通先生说，“Folk lore”直译应该是“乡下土里土气的人们（Folk）”的“科学或学问（lore）”（《民俗学演讲集》）。民俗是民间传承文化，然而，它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每一种民俗事象都是历史长河湍流飞溅的投影，是不同文化层次的历史积淀。民俗习惯是构成一个民族深层意识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民俗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历史的一面镜子。中华民族所创造和享用的民俗文化，是中国56个民族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

在我国，“风俗”一词早就有了，也出现过“民俗”的字眼。《礼·缁衣》中有“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汉书·董仲舒传》也有“变民风，化民俗”。

虽然古代还不可能有当代“民俗学”的含义，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学科门类，但至少“民俗”这个词的概念早已确立。我国周代的民歌采风是古代民俗调查的典范，也是世界历史上已知最早的民俗调查。“采风”的方法是古代研究“风俗”的手段。所谓“天子巡守”“以观民风”。汉代以来，我国专设掌管风俗的官吏，以调查了解各地民风。我国历史上运用行政手段“变民风，化民俗”的事例，最典型的是六朝时太原地区寒食节，冷食习俗长达百日以上，造成疾病伤亡，危害严重。为此，皇帝下令革除，寒食改为禁火三日。总结古代调查研究“民风”“民俗”的经验，汉代应劭著有《风俗通义》，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民俗研究专书。该书以剖析社会民俗为重点，是我们研究中国民俗的重要参考文献。

中国民俗学的范围

由于这门学科确立的过程中，国际学术界对民俗学的概念和范围的理解并不一致，也就是说，“Folk lore”的含义，历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所以，我们研讨中医药学与民俗文化关系问题，需要先弄清中国民俗学界对此所持的基本看法。在中国民俗学会1983年举办的讲习班上，我国学者就民俗所涉及的范围及其在现实生活中所体现的主要方面，开列出一个简明的提纲。

1.物质生活方面

土地和村落

房屋建筑

劳动（渔猎、畜牧、农业、林业、手工业）

民间技术和科学

民间历法

民间医药

服饰

器物、工具

饮食

交通运输

交换贸易

2.社会生活方面

家族和亲族

民间组织

交际活动

人生礼仪

岁时风俗

吉庆娱乐、游戏和竞技

3.精神生活方面

认识和观念

祭祀礼仪

巫术和宗教

伦理道德

习惯法

语言民俗

民间艺术

中国民俗学是从广义概念上开展研究的。民俗既表现在民间经济的传承中，也表现在民间社会的传承中，更多地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民俗学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凡是人类社会中从生产到生活，从物质到精神，从心理到口头再到行动，所有形成习俗惯制世代传承的事象，都在研究之列。乌丙安《中国民俗学》将物质生活方面民俗（经济的民俗）分为物质生产的民俗和消费生活民俗（包括服饰、饮食、居住），以及交易和运输的民俗。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者之间，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及精神生活方式。物质生产的民俗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说过：

我国“医药的进步，毫无疑义是农业发达的结果”。（《中国史纲》）

因此，我国医药卫生的民俗特征同几千年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从这个基点出发就不难理解民俗与医药之间的各种各样关系。

各类民俗与中医药的关系

中华民俗，无论是物质生活民俗，还是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民俗，大都不同程度地受中国传统医药有关卫生健康观念的渗透影响，有的则是民俗与医药糅为一体，密不可分。

民俗与医药的密切关系，其一是表现在两门学科的交叉“结合部”。譬如，前面所列的提纲中，物质生活方面有一项“民间医药”，就是典型的民俗与医药交叉结合的文化现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小组1979年“亚洲口头传统文化研究会议”所列出的，通过口头语言和行为留传下来的文化，其中也列有“食物与药物”一项。可见，在现代社会，在世界各地，至今仍存在着一些医药文化依赖民俗载体传承保留于世的现象。

物质生活方面的民俗与医药关系密切。物质生产劳动的民俗这一项，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和中医药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物质的生产是人类的重要生产，围绕这些生产，产生了一系列的习俗。以采集为主的原始农业经济，人们在寻觅植物食品的过程中产生的“尝百草”习俗，便孕育了我国最早的本草学。中国传统医学的进步，是我国农业经济发达的结果。民间从事药材的采集，都有自己特定的采集季节，什么节令采什么，用什么方法都相沿成习，代代相传。中药材的采集是农村重要的经济生活，生产劳动中积累的科学知识往往以民俗的方式流传。

劳动中的民俗传承现象很多，例如挖人参习俗。人参是珍奇药材，中国人自古把它当作精灵，入山采参有其特殊的山规、习俗和一套带有神秘色彩的信仰、禁忌。采挖人员有严密的组织，每人手持一根索拨棍（俗称“索罗棍”）横挑前进压草寻参，按山规不许多说一句话，一发现人参时立即大声呼叫：“棒槌！”（据说喊一声“棒槌”这一个隐讳名，人参就会被“定住”不再逃跑。）采参人又用草帽覆盖，使人参束手就擒，并以红绳把参棵绑在树枝上。这种喊山、盖帽、系绳的俗信表达了祖祖辈辈征服自然的强烈信念。采参人有语言的规矩，挖参叫“抬参”，充满敬意，把人参神化。参农在漫长的历史中积累经验，不仅“闯”出了严密的劳动组织和完整的生产程序，还总结一套适应自然界季节的按时上山采集的规律。

采参可分几个阶段：

阴历四五月间，参苗萌发，叫“放芽草”；

六七月间，参叶藏在杂草中难找，叫“放黑草”，民间称“青榔头市”；

八九月间，秋天参籽成熟，鲜红光洁，形似鸡腰，冠诸团生细杆之上，很像榔头，民间称“红榔头市”，这是采参黄金季节；

九月以后，参籽落净，又叫“放刷帚头”“放黄罗伞”，或称“放韭菜花”。

这些生产劳动中细致观察所获得的知识，通过几个俗语就形象地概括了人参生长各个季节的不同样子，并以民间口头传授的方式广为流传。挖人参的时间、季节，生产劳动组织结构，包括禁忌事象，都以传承文化存在于中国民间几千年，通过民俗载体（口头、行为和意识）形成独特的生产文化。神秘的挖人参习俗确实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围绕生活物质的生产，产生一系列的习俗，譬如居住、饮食、衣着、婚姻、丧葬等都与民俗相伴随着。作为物质生活方面的衣、食、住、行习俗，各类消费生活民俗和医药卫生文化，和中医养生保健观念之间的联系更为广泛。

社会生活民俗，有些类项几乎和医药卫生保健密不可分。人生礼仪，从孩子出生庆贺礼仪、成年礼、婚礼到敬老风俗，最后丧葬礼俗，整个人生礼俗几乎都离不开医学思想的指导。医学科学知识对移风易俗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岁时、节日的庆典活动，其中有不少习俗也贯穿着中医理论的核心思想——“天人合一”，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统一和谐。在这方面，两者关系主要表现为医学作为生命科学对人们生活习俗的合理指导。

精神生活方面，民俗主要是民间信仰传承文化。人类在疾病威胁面前除了求医，便是祈求超自然力量的保佑，求得心灵的慰藉，这方面的民间信仰传承文化十分丰富。这些传统习惯无论在行为上、口头上还是心理上保留下来，直接或间接用于生活目的，这便是俗信。例如痄腮，巫医用毛笔蘸墨边画患处边默念咒语，这是迷信做法，但其中用醋调进“青黛”这种药涂抹，又包含着民众习用的有效单方的意思。在长期传承中，人们涂画痄腮成为古老习惯，这样就由迷信转化成俗信。这些事象反映了信仰传承文化与中医药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民俗语言，包括俗语、谚语、民谣等，与中医也有关系。

俗语与医学专业名词术语之间往往互相借用。如“痿”“偏枯”，是从俗语而来，中医认为“痿”的病因是肺燥叶焦，中风后遗症偏瘫叫“偏枯”，都以自然界树木枯萎直接借喻；“疰夏”“秋燥”等病证名称来自气候的俗名；小儿成长期的“变蒸”，很通俗，意为蒸蒸日上；“百日咳”叫“鸬鹚咳”，以“鱼鹰”比喻病；“鸡鸣泻”“五更泻”“鼠瘘”（颈淋巴结核）、“狐惑病”等，都是生动地反映疾病症状的俗名，后被中医学接受定为专业术语。从俗称中吸取精华是中医学专业名词术语的来源。

民谚是闪烁民族智慧的炼语，是传承文化的精华，其中不少反映了我们民族医药卫生保健的优良传统。如：

疥是一条龙，先从手上行，腰间转三匝，屁股上插翎。

这是说疥的发病特点，往往是先起于手上，而终于臀部。

药补不如食补

三分治，七分养

寥寥数语足以反映中华医药风俗。

若要小儿安，须得饥和寒。

少吃一口，安稳一宿。少吃一盘，安稳一天。

皮肤病是洗不洁，肚子病是吃的稜。

鱼生火，肉生痰，萝卜、青菜保平安。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早起早眠，益寿益年。

笑一笑，十年少。

这一类的炼语在民间社会以口头的形式传承，实际上是很好的健康教育形式。

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把疾病发生水肿与预后关系的医理一语道破。

体若燔炭，汗出而散。

这句古老民谚生动地阐明了中医治法，这是从生活经历中总结提炼出来的科学道理。

话是开心的钥匙。

心病还须心药医。

通俗地道出了心理疗法的精髓。

枇杷黄，医生忙；橘子黄，医生藏；萝卜上场，医者还乡。

形象地描述时令节气和发病的关系。

有些流传于民间的验方和特殊疗法是以歌谣的形式存在的。如：

两片生姜一根葱，能治感冒与伤风。

穿山甲，王不留，乳母服之奶长流。

知母贝母加冬花，咳嗽气喘一把抓。

身有祖师麻，不怕棍棒打。

总之，语言系统的民俗也和中医药知识相交织。

以上列举的一些事例，反映了民俗与中医之间的种种关系。作为世俗文化的民俗与中华传统文化精英——中医药学两者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第二节有关医生职业和中药行业的习俗

医生是社会中重要的职业，中药行业也是具有特殊地位的行当。无论从物质生活方面，还是从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方面而言，医、药两者都有各自的风俗。这是医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民俗学的范畴，是民俗与医药文化糅为一体的，是两门学科的交叉“结合部”。

坐堂

中医出诊有个雅名叫坐堂，这是因为过去的中医常常会在药店出诊给百姓看病，而中医诊所和药店的命名有一个习俗，就是多以“堂”来命名，如“国医堂”“同仁堂”等。这要追溯到东汉名医张仲景时代。相传张仲景任长沙太守的时候，疫疠流行，张仲景体恤百姓疾苦，每逢初一、十五便打开衙门，在办公的大堂上为百姓诊病。此后张仲景“坐堂行医”便传为佳话。后胡庆余堂药店初创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创办者为清末安徽巨商胡光墉（字雪岩）。1878年，位于杭州大井巷的店屋落成，正式营业 图文来源：北京中医药大学数字博物馆张仲景墓碑。此墓碑于1981年在南阳医圣祠被发现，碑的正面刻有“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字样，碑座刻“咸和五年”四字。“咸和”为东晋成帝年号，咸和五年即公元330年。碑立于公元330年，距医圣卒年只有111年，碑文雄伟潇洒，线条流畅细腻，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图文来源：北京中医药大学数字博物馆

人纷纷效仿，把药店、诊所起名为“某某堂”，全国知名的百年老店就有北京的“同仁堂”、杭州的“胡庆余堂”、天津的“达仁堂”等。现代中医药行业依然保持了这个传统，所以在药店行医就叫“坐堂医”，医生出诊也就有了“坐堂”的名称了。

葫芦

东汉时有方士费长房，“曾为市掾。相传市中有一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街头，市罢跳入壶中，他人未见发现，唯长房睹见。后得此翁之术，遂能医疗众病，鞭笞百鬼。后世每以‘悬壶’喻行医。”大英博物馆展出的各时代精美葫芦 摄影：周晓菲

葫芦是中医职业的象征。俗话常说：“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葫芦也和卖药行业相关，如果深入一步考查，葫芦这一物化民俗有着中华民族文化深邃的底蕴。推溯历史，葫芦还是我国各族流行的最早的神话。按照汉族创世神话的说法：在神的时代，由于纷争导致一场大洪水，把神们都淹死了。这时，从洪水中飘来了一只大葫芦，玄黄老祖把葫芦捞起来，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对少男少女。于是，他把兄妹命名为“龙氏”。龙族便由此兴旺起来，人类也由此兴旺起来。葫芦很可能曾是始祖们渡过大洪水劫难的救星（据记载有“瓜瓠长丈余”，大“三尺围”，可“浮于江湖”）。有人认为：“葫芦是我国最早的氏族图腾。”因为葫芦是人类最早用来盛酒水、放种子的器皿，剖葫芦而成瓢，是舀水工具，可见葫芦是先民们生活和生产的一种必需品，部落的人们往往把它奉为图腾。

我国不少民族都把葫芦当作灵物，“宝葫芦的秘密”这则故事就是讲灵葫芦中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道士炼丹，仙丹妙药就储放在葫芦里，所以道家老祖的形象就是成天将葫芦挂在腰际。道家的法器就是葫芦，道家的理想境界是“壶天”。

余尝学道穷冥筌，梦中往往游仙山。

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唐·李白《下途归石门旧居》）

壶中日月存心近，岛外烟霞入梦清。

每许相亲应计分，琴余常见话蓬瀛。（唐·李中《赠重安寂道者》）

罗浮道士谁同流，草衣木食轻诸侯，

世间甲子管不得，壶里乾坤只自由。（明·朱有炖《神仙会》第一折）

诗人笔下的“壶中”，暗指的就是道教的神仙故事。据《云笈七签》引《云台治中录》说，有一个山东人叫施存，学炼丹之术，遇到的仙人张申：

常悬一壶，如五升器大，变化为天地，中有日月如世间，夜宿其内，自号壶天，人谓曰壶公。《后汉书·方技传》记载道家费长房与仙翁在灵葫芦中对酌，结合中医对“悬壶”一词来源的解释，似乎是从道家传说衍化而来。但是，医界关于“悬壶”的民俗，也不限于出此一说，从物化民俗葫芦之中，可以充分体现出中医学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

串铃

走方郎中游走于乡间为人治病，手持一个串铃，以铃响声招呼病家。所以游走行医的民间医生，也称为“铃医”。串铃是其物化民俗特征。串铃也叫虎撑，相传是孙思邈给一个老虎拔除卡在喉咙里的骨头时，放在老虎嘴里以防止老虎咬伤用的。后来游方郎中一方面用串铃招徕患者，一方面告示自己医德医术师从孙思邈，可以为老百姓解除病痛。串铃作为行医人的标志，其使用也是有规则的。刚出道不久的医生只能在胸前摇铃；与肩平齐摇动则说明行医经验丰富，医术不错；高过头顶摇铃说明有独到绝活，医术高明。当然还有一条规矩，就是行至药铺前不能摇铃，因为药铺一般都悬挂孙思邈画像，在祖师门前摇铃为不敬。

药店幌子

药店幌子，是一种以实物模型为征象的药业坐商标记。旧社会药店按一般习惯，悬挂木制或铜制大块膏药串联模型，以膏药泛指丸、散、膏、丹及中药饮片。幌子上经常会看到双鱼、葫芦、串铃等装饰。串铃和葫芦是中医中药的符号，古时候人们看到有悬挂葫芦的店铺就知道这是卖药的地方。双鱼则暗指太极中的阴阳鱼，喻指中医追求“阴平阳秘”“阴阳协调”的阴阳理论。同时，“鱼”和“愈”谐音，中国人有以谐音取义的习俗，所以用鱼的图形喻示着疾病康复痊愈；鱼儿的双眼常睁不闭，比喻药铺也不分昼夜为患者服务。

旧时习俗除挂幌外，门前题上“道地药材”“遵古炮炙”，表明是老字号。“市隐韩康”“韩康遗风”等匾额，则隐含着一则药铺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言无二价的医德典故。那么韩康是什么人呢？晋·皇甫谧《高士传》记载：

韩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游名山采药，卖于长安市中，口不二价者三十余年。时有女子买药于康，康守价，乃曰：“公是韩伯休邪？乃不二价乎？”康叹曰：“我欲避名，今区区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药为？”遂遁于霸陵山中。

韩康是东汉京都霸陵的一位隐士，不求世人所知，常到名山采药，拿到长安市游走卖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言无二价，这样卖药30余载，人们都以能买到韩康的药为幸事。有一天，一位妇人买药还价，韩康守价不变，妇人就说：“难道您是韩伯休吗？所以才言无二价吗？”韩康感叹说：“我要回避虚名，现在这么一个普通女子都知道有我韩康，我用卖药来隐居于市又有什么用呢？”于是他就隐迹于霸陵山中，无疾而终。韩康虽不想留名，但他的医德事迹不仅当时的那位女子和百姓知道，他的风范也是后世的医家和文人雅士仰慕学习的楷模，颂扬的诗篇随处可见。

唐·高适《赠别褚山人》：“洛阳无二价，犹是慕风声。”

南朝陈·徐陵《长安道》：“韩康卖良药，董偃鬻明珠。”

宋·陆游《正月十六日送子虚》：“它时别作谋生计，卖药惟当学伯休。”

元·揭斯《大驾既幸上都》：“卖药都市中，疑是韩伯休。”

灵芝

灵芝，或叫灵芝草，中国人作为长寿健康的吉祥物。它是一种可以作为药用的多年生植物，在民间社会中流传灵芝能起死回生，如《白蛇传》这则民间故事中，白素贞为了救活许仙，奋不顾身地去盗“仙草”，就是采灵芝草。按照我国民俗，灵芝是祥瑞的象征，人们誉称之为“瑞芝”“仙芝”。在我国传统图案里，还有梅花鹿衔一枚灵芝草的画面，即象征健康祥瑞。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在抢险加固工程中发现的辽代彩绘（图15），画的就是神农左手携锄，右手擎芝，背篓盛满灵芝仙草的采药图画。古书中对“芝”的记载也充满祥瑞之气：

东汉·许慎《说文》：芝，神草也。

东汉·王充《论衡》曰：土气和，故芝草生。《尔雅》云：苬芝；郭璞注云：芝一岁三华，瑞草。

灵芝一般生长在阴暗潮湿的腐木根部，在《神农本草经》中属上品草部“六芝”，按颜色分有“赤芝、黑芝、青芝、白芝、黄芝、紫芝”六种，这六种灵芝均可“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青芝又名龙芝，赤芝又名丹芝，黄芝又名金芝，白芝又名玉芝，黑芝又名元芝，按照中医五行理论，五色入五脏，它们分别入肝、心、脾、肺、肾。紫芝又名木芝，亦入肝肾。《神农本草经》这样描述它们的功效：

赤芝，味苦平。主胸中结，益心气，补中，增慧智，不忘。

黑芝，味咸平。主癃，利水道，益肾气，通九窍，聪察。

青芝，味酸平。主明目，补肝气，安精魂，仁恕。

白芝，味辛平。主咳逆上气，益肺气，通利口鼻，强志意，勇悍，安魄。

黄芝，味甘平。主心腹五邪，益脾气，安神，忠信和乐。神农采芝图。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的神农采药壁画，绘于木板之上。原图藏山西省博物馆，据考证为辽代作品。此图纵54厘米，横34.6厘米，为南京医学院李春华临摹 图文来源：北京中医药大学数字博物馆

紫芝，味甘温。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气，坚筋骨，好颜色。

由此可见，灵芝是一种增智慧、通九窍、安魂魄、安神益精气的上品，这些功效多与人的精神和心灵相关联，难怪自古以来被誉为还魂草，甚至被认为久服可以成神成仙。除了草药书中的记载，民间对灵芝的这种精神信仰也源于《山海经》的一则神话，说灵芝是炎帝小女儿的化身，“后来经过《高鲁赋》《神女赋》《襄阳耆旧传》《渚宫旧事》等文学作品的丰富加工，使它成为朝为彩云、暮为潇雨、散则为气、聚则为物的云雨女神”，并成为人们祈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爱情忠贞、万事吉祥的象征。灵芝菌盖上的云状环纹正是中国人喜爱的祥云的瑞象，因而也被作为吉祥器物“如意”的图形。灵芝不仅是良医良药的代表，也是人们期盼药到病除、健康如意的心灵写照。

杏林

杏林的典故出于古代名医董奉的事迹。晋代葛洪在《神仙传》中记载，东汉末年建安时期有位名医董奉，侯官（今福建闽侯）人。在董奉40多岁的时候，有一位年轻人当了奉本县长，过了五十多年后，这个县长已经白发苍苍了，可是董奉容颜一如从前。县长不明白为什么，就问董奉：“我五十年前见您就是这个样子，难道是您得道了吗？”董奉谦虚地说：“只是偶然这样吧。”有一次，交州的刺史官士燮中毒而死，当董奉赶到时已经死了三天了，董奉仔细诊察后，从药囊中取出三颗药丸，塞到他的嘴里，又灌了些水，让人抱着士燮的头轻轻摇动，药就进到肚子里去了。一会儿，士燮的手脚开始微微动弹，脸色慢慢恢复血色，半天后就能坐起来了，又过了四天就能说话了。

董奉住在山里边，不种田，整天为人治病，也不收取诊费。他规定，重病患者治愈了要栽种五棵杏树，轻症患者治愈栽一棵杏树。这样每天找董奉求治的人很多，几年过去，山上就长成了十万多棵树的杏林，山上的百禽群兽就在树下嬉戏，林中杂草不生，常常像刚锄过的样子。等到杏子成熟了，董奉就在林中用草搭了个粮仓，写了一个告示说：“要买杏的人，不需要报告董奉，只将一容器的粮食放到仓中，自己再取一容器的杏就可以走了。”如果有人拿的谷物少而取走杏子多，林中的群虎就大吼着去追，这个人吓得拿着杏沿小路逃跑，到家一看，杏子已经颠得就剩和他拿去的谷物一样多了。如果有人偷杏，老虎就追到他们家里，把他咬死，家人知道是偷杏的原因，赶紧还给董奉，董奉就去把他救活。这样，董奉每年收获杏子，换成谷物，然后赈济救助生活贫乏的百姓，接济出门在外经济困难的路人，这样每年都可以帮助两万多人。

董奉义诊济世的美德被人传颂，后人就用“杏林”一词作为中医界的雅称，“誉满杏林”“杏林春暖”便成为习惯上对医生赞誉的褒词。

橘井

因为苏耽济世救人，活人无数，孝感天地而得道成仙，为了颂扬其美德，人们把苏耽故乡郴州的一座小山命名为苏仙岭，唐开元十九年，郴人在井旁建祠；北宋真宗赐名橘井观。传至明代，“橘井泉香”的典故纳入儿童启蒙读物《龙文鞭影》，用以教化世人，橘井文化亦成为郴州“福文化”的核心主体。如今，苏仙岭已被列为国家级名胜风景区，岭上有白鹿洞、苏仙观、望母松、橘井等苏仙传说中的景点，成为当地居民和外地游客休闲参观的胜地。

青囊

青囊也是中医的代名词之一，讲的是华佗的故事。

据范晔《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华佗是东汉末年的杰出医学家，精于方术，处方用药不过几种，针灸不过几处。对于针药所不能及的内部疾病，就用酒调麻沸散先给患者麻醉，然后剖腹将积聚（现称肿瘤）割除。如果病在肠胃，就截断洗涤，除去疾秽，然后缝合，敷上膏药，四五天创面愈合，一个月左右就好了。这种全身麻醉的外科手术在世界医学史上是空前的。

华佗不仅医术精湛，而且不慕荣华富贵，勤勤恳恳为百姓治病，甚至在路途中碰到患者也要驻足诊视。有一次，华佗在路上看到一个咽喉堵塞的病人，就对他说，在来的路上有个卖饼的人，他的腌蒜很酸，可以要三升腌蒜的水喝下去，病就会自行去除了。这个路人按照华佗说的做了，结果吐出了一条像蛇一样的虫子（大概是蛔虫）。华佗的神奇医术被曹操知道了，曹操就召华佗为侍医。曹操患有多年的头风病，华佗用针灸治疗，随即就不痛了。华佗是个性格刚烈的人，认为把医术当做谋生的职业是可耻的，就想回家当民间医生，救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于是他向曹操请假，说回家取药方。之后假托妻子生病，几次延期，续假不回朝廷。曹操多次写信叫他，又命令郡县延请华佗，可是华佗就是不肯回朝廷做权贵的医官。曹操大怒，派人私访查看，知道了华佗的妻子是诈病，就逮捕华佗交付牢狱进行审讯，严刑拷打，逼迫华佗认罪。曹操的谋士荀彧请求说：“华佗的方术本领高超，关系到很多人的生死存亡，应该给予宽大处理呀。”曹操不听，竟把华佗杀害了。

华佗在遇害之前，把自己用毕生心血著就的医书装于青囊之中要留给狱卒，希望这些医术能够流传下去。但是狱卒怕受牵连，不敢接受，无奈华佗烧毁了他的著作。后人怀念华佗，就以“青囊”代称医书，也借指像华佗那样高超的医术。

唐·刘禹锡《闲坐忆乐天以诗问酒熟未》：

案头开缥帙，肘后检青囊。

唯有达生理，应无治老方。

其中青囊指代医书。

清·吴敬梓《移家赋》：

爰负耒而横经，治青囊而业医。

这里的青囊则指代医术。

世医

祖传名医在我国是很常见的社会现象。家族世世代代行医是一种职业民俗传承，是中国的家世民俗事象之一。所谓家世，是家族世系主要的职业特征所标志的社会地位，既指门第、出身，也包含家族的世代职业，两者也是相关连的。“家世业医”“官宦人家”“将门之后”“书香世家”等，都是指家世而言。家世观念是支配封建社会关系的一项惯制，是建立在父系家族血缘世系基础上的习俗。祖传名医是家世事象之中较为典型的，它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世医最早见于《礼记·曲礼》的记载：

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医不三世，不服其药。

所以，历代百姓都很看重世医。这种子承父业、代代相传的医家有更丰富的经验积累与传承，名医辈出。当然也有《伤寒论》序言中提到的那种“各承家技”，即把医术“绝招”作为知识性私有财富在家族子孙之中传承的习惯。到了元明之世，世医制度被当作一项医政管理政策加以执行，使得这项民俗事象变为官府推行的法规。元代政令：

禁医人非选试及著籍者，毋行医药。

元代规定不经过选试和注册不可以行医卖药，而医生的子孙理应继承祖业行医。元朝将人民分为十等，医者居第五等，而且医户还享受免除徭役差遣的待遇。由于元代推行一套严格的分行分户、子袭父业的行户世袭制度，世医作为一项惯制得到官府支持，更为盛行。

明代沿袭其制，《大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中规定：

凡军、民、医，匠……许各以原报抄籍内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

医户都要登记造册，明朝二百多年基本上实行世医制度，从元朝开始，明代继承的医户管理办法，制定世医制度和不准随意改籍的政策，对促进临床经验的传承积累产生有利的影响。

出身于世医之家的子弟，往往从小耳濡目染于医药，及长则跟随父辈“抄方”，从而逐渐成为一位成熟的医生。而且，世医门第中还有一套培养子弟习医和传授医疗经验的传统作法，所以说它对医学发展有利。在中国长期的父系大家族观念影响下，对医技“绝招”，以及祖传秘方，往往有传子不传女的习俗。同时，在知识私有观念的支配之下，世医的习俗也有保守的弱点，致使有些宝贵医疗经验失传。随着近现代正规的医学教育制度形成，学校成为培养医生的主要阵地，家庭业医之俗则逐渐淡化。然而作为社会民俗事象的世医传承形式至今仍有踪迹可寻，例如江南何氏祖传名医，从宋代至今已经历24代，这是世医这一社会民俗事象的典型例子。

安徽歙县定潭的“张一帖”以其“一帖药而起沉疴”的疗效远近闻名。“张一帖”是北宋名医张扩的后裔，张扩曾跟随当时的名医庞安时学习，擅长治疗伤寒。其次子张师孟继承父辈医学，医名也很高，其弟张挥、张挥之子张彦仁，都以医名世。张彦仁之子张杲由儒而医，其著作《医说》10卷，全书49门，记载了宋以前名医116人的医学传记，论述针灸、诊断等内容，涉及面广，内容丰富，所搜集的资料出处多可依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史传记。3代共5人行医，可以说是徽州最早的医学世家。

张氏医学由“满田张”分支传到“定潭张”，在明嘉靖年间从张守仁开始研制“十八罗汉”末药。当地还有一个传说，说的是张守仁自幼习医，不仅医术高明，而且为人淳厚，善济贫寒，常在自家药店门口搭棚，夏施药茶，冬施姜汤，其医德医术在十里八乡广为流传。一位“异人”听说后，为试探张守仁的真正为人，有一次在张守仁到深山采药时，巧扮乞丐装出肚子疼痛的模样，张守仁给他把脉没有病兆，但“异人”依然一副疼痛难忍的样子，张守仁只好把他背回家中，好生伺候。小住几日后，这位“异人”发现张守仁确确实实是悬壶济世，便留下一张药方和一根拐杖不辞而别。张守仁在继承家学基础上，精研《内经》等经典，以“异人”所授药方为本，穷究医理，博采良方，终于研制出一种粉状“末药”，常一帖（剂）而愈，被称为“张一帖”。“末药”由18味药组成，号为“十八罗汉”，具有疏风散寒、理气和营、健胃宽中、渗湿利水的妙效，尤其对劳累伤寒、肠胃疾患等症状，往往一剂即起疴回春，故被当地百姓誉为“张一帖”“张一帖”世代相传，由张根桂到张舜华，已经传承了14代，走过450多年的历史，久盛不衰而成为新安医学家族链的典型代表。张舜华是张根桂的女儿，因其孝道和勤奋，使其父张根桂改变了世医传男不传女的习俗，尽得“张一帖”家法真传，与其夫婿李济仁共同创制了很多治疗疑难杂症的高效临床方剂，成为杏林佳话。二人育有四子一女。如今两代人中，“五子三博士，两代七教授”，有人以一副古联，稍加整饰，成二老晚年心境的写照：

三博后，两学士，堪称五子登科

七教授，八大夫，乃是一帖传人

李济仁于2009年6月当选为我国首届国医大师，“张一帖内科疗法”作为新安医学的代表，于2010年10月首次入选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中。李济仁先生之长子张其成、长女李艳、次子李梃、三子李标、幼子李梢，他们都在中医药的相关领域中成绩卓著。

医乃仁术

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明·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医本仁术》）。

医之为道，若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夏良心序）

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抨击“凡医”追求名利，“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这是“崇饰其末，忽弃其本”，这样的医生“进不能爱人知仁，退不能爱身知己”。“医学是最能体现人道的事业，是性命攸关的事业，很多人轻视医业，而追逐名利地位，张仲景感叹‘举世昏迷，莫能觉悟’是‘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啊，自身不健、性命不保，要名利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张仲景呼吁‘当今居世之士’，要‘留神医药，精究方术’，千万不要‘驰竟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这可有‘危若冰谷’的危险。所以，学习医业者要‘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既可以爱人知人，又可以爱身知己。”他从正反两个方面阐明医生必须具有仁爱之心，要有这样的道德观。

唐代孙思邈的至理名言：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

人的性命贵于千金，救人生命是最可贵的“德”。孙思邈的著作就叫《备急千金要方》，书中有《大医习业》《大医精诚》，堪称中医医德史上最为光辉的一笔，融汇了儒家仁爱、道家无欲无求、佛家慈悲行善的思想。“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孙思邈树立的大慈恻隐之心，普同一等的观念，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的治学态度，淡泊名利、言行诚谨的作风都成为后世医家自我道德约束的座右铭。《大医精诚》专论医学道德，阐述精辟详尽，在国内外医界颇有影响。

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中提出的医家“五戒十要”，于1978年被美国列入《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与《希波克拉底誓言》及《迈盟提斯祷文》等世界重要医德文献占有同等地位。张璐《张氏医通》的“医门十戒”、《医学心悟》中的“医中百误歌”、喻昌的《医门法律》、吴鞠通《医医病书》等，用行为规范的方式，具体阐述了行医者如何方为行仁术。中医界讲究职业道德，有许多约定俗成的“戒规”，比如“贫富易心（不同看待）戒”“乘危索取戒”“诋毁同道戒”等。这些职业道德都属于非制度文化，但人们思想行为无形中受其影响，受其约束。中国的医德教育，大多在师徒传授中一代传一代，作为社会风尚和习俗广泛传承，千百年间称职的医生都恪守这些职业道德，保持优良传统。“医乃仁术”的医德，是中国文化传统在医界的具体体现。《说文解字》解释说：“仁，亲也。从人从二。仁，亲爱。”徐铉注：“仁者兼爱（同时爱别人），故从二。”“仁”字的古文写作“忎”，从“千心”。徐灏《段注笺》：“千心为仁，即取博爱之意。”从本义来看，“仁”含有爱自己、爱别人、博爱之意。这里的爱是没有先后高低之分的，是兼爱，即爱自己的同时爱别人，是博爱，大爱，广泛浩瀚的爱。“医乃仁术”的道德如何施行？如何在行医中体现出来呢？那就是“施医施药”。向贫病者施医并赠送药品而不取酬值，是古代名医施行仁术的常用办法。而且，它不限于医界，中国社会遇到疾病流行，往往有慈善家组织施舍医药，成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风尚。或者，有的世医家族，或“大宅院”名门，定期熬制几种成药，如腊月防冻疮药等，供群众索取，以示仁爱之心。朝廷也有“腊八”向宠臣赐腊药（口脂面药之类）之举，著名诗人杜甫曾赋诗记述此事：

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侵凌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

纵酒欲谋良夜醉，还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

唐王朝腊日赐给群臣腊药的旧例，宋朝沿袭，诗人范成大也有《谢赐腊药感遇之什》诗一首，同样谈及此事。

我国社会习俗，又以赞助刊刻医书作为一种善举，无论是岐黄写《内经》，还是仲景著《伤寒》，历代良医大都愿意倾其所有著书立说，让良方传于世，以济世救人的胸怀传承医道，这就是不私其有的仁爱之心。明代儒医薛己（薛立斋）对所医患者的病源、脉候、方药均认真辑录，研究医书常常蓬头执卷，残编断简，皮壳脱落，点校注释，用心良苦。他从不怕自己的医术被人学走，而是把他一生的内外妇儿临证经验、理法方药使用心得均著书出版，公布天下，望人人都成名医，让百姓都受益而健康长寿。嘉靖年间，南京刑部员外郎张淮叙感叹薛立斋的君子用心，他说：

余惟君子不忘乎亲，不私其有。夫不忘其亲之谓孝，不私其有之谓仁，孝则仁，仁则公，公则溥。君之是编，其真君子之用心哉！吾儒以推己及物求仁，而欲措天下于仁寿之域。是编之行，于人必大有济，故为之叙，以推广而传之。（《女科撮要·序》）

明末中医传染病学开创者吴有性认识到当时瘟疫流行却少有方论借鉴，起病之初常被误以伤寒论治，看到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他把自己静心穷理所得之温疫病的病因、传播途径、损伤部位、传变规律、证候治法等平日所用历验方法，均一一详述，著成《温疫论》刊布天下，学习张仲景著《伤寒论》的用心：

仲景以伤寒为急病，仓卒失治，多致伤生，因立论以济天下苍生，用心可谓仁矣。（《温疫论》）

明代新安医学奠基人汪机也是“至义之所当为，视弃百金如一羽”。汪机经常免费医治，倾囊施药，救人无数。他还全力汇集整理前人医书，刊刻传世。有些人把自己手里的医书当作秘典，不轻易给人看，他听说后，就备重金财务，不管多远都要亲去拜访，并抄录而归，进行补正缺讹后刊刻成书。他在《推求师意》序中说：

医乃仁术也，笔之于书，欲天下同归于仁也。今若刻布以广其传，则天下病者有所益，而天下医者有所补，其仁惠及于天下大矣!

正是这种以搜集、撰写、刊刻医书为表达仁爱之心的习尚，促进了中医医术的传承、传播和发展。

供奉药王

中医界推崇张仲景为“医圣”、华佗为“外科鼻祖”，但在民间社会中对“医圣”并不是顶礼膜拜的，而供奉药王则是我国较普遍的信仰和民俗。

唐代伟大的医学家孙思邈，陕西省耀县人，当地有几处纪念地供奉“药王”（孙思邈），不仅有祠堂、殿宇，还有药王山石刻医方碑、“洗药池”等多处胜迹。公元1124年，也就是北宋宣和六年，官员郭思为了方便百姓浏览拓印，从卷帙浩繁的《千金要方》中选出九百余首常用医方，辑为《千金宝要》刻在石碑上，立在华州公署之前。到了公元1572年，也就是明代隆庆六年，秦王朱守中因旧刻“碑小方多，字画伤于琐屑，不便检阅，且舛伪太甚”，遂令生员谢沾细加订正重校《千金宝要》，于当年三月“砻石大书”，重刻入四块石碑置于孙思邈故里——陕西耀县药王山。另将《千金要方》中的卫生常识和民间验方百余首编成诗句刻成一石碑，起名《海上方》，与《千金宝要》同立在药王山上，现今依然完好无损地供百姓浏览、摩拓。图29、图30就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所存的拓片。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和四月二十八日，药王山均有庙会和纪念活动，成为当地民俗。

关于药王孙思邈，还有“坐虎针龙”的神话故事。相传孙思邈曾用针灸术治愈灞河龙王的顽疾；用串铃撑住虎口，拔除了老虎喉中的骨刺。从此老虎成为他的坐骑，龙君行起和风细雨。这种生动传奇的民间传说，寄托着人们对孙思邈的崇拜。千百年来，许多民间医生的家中或药店，都会供奉这样的孙思邈坐虎针龙木龛。

我国各地供奉的“药王”，除孙氏外，还有韦慈藏、王叔和、葛洪、吴本等，也有“药王”祭的是神农氏。“药都”河北省安国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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