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与罗马——公元前后三世纪欧亚大陆东西帝国的双城记(丝瓷之路博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6-18 04: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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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繁文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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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与罗马——公元前后三世纪欧亚大陆东西帝国的双城记(丝瓷之路博览)

长安与罗马——公元前后三世纪欧亚大陆东西帝国的双城记(丝瓷之路博览)试读:

编者的话

《丝瓷之路博览》是一套普及丛书,试图以引人入胜的方式向广大读者介绍稳定可靠的古代中外关系史知识。

由于涉及形形色色的文化背景,故古代中外关系史可说是一个非常艰深的研究领域,成果不易为一般读者掌握和利用。但这又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领域。从浩瀚的大海直至无垠的沙漠,一代又一代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的活剧。既有友好交往,又有诡诈博弈,时而风光旖旎,时而腥风血雨。数不清的人、事、物兴衰嬗递,前赴后继,可歌可泣,发人深省。毫无疑问,这些故事可以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本丛书是秉承《丝瓷之路》学刊理念而作。学刊将古代中外关系史领域划分为三大块:内陆欧亚史、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环太平洋史。欧亚大陆东端是太平洋,西端是地中海。地中海和中国之间既可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通过草原之路往来。出于叙事的方便,本丛书没有分成相应的三个系列,但种种传奇仍以此为主线铺陈故事,追古述今。我们殷切希望广大读者和作者一起努力,让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知识走进千家万户!2012年秋引 子

将时间溯回至两千年前,站在欧亚大陆东端和西端的尽头眺望,眼前的景象与今天并无不同——天连着地,地连着海,海连着天。但如果从空中俯瞰,却是与现在迥异的疆域分野,这片大陆东西两端的广阔土地各被一个宏伟的帝国所控制,汉和罗马,它们的名字直到今天仍是人类文明的天空里闪亮的星星。

行经公元前后的这数百年时,历史的车轮激起的滚滚烟尘,飞扬、落下、深积,成为东亚和西欧文化之壤中那层厚重的基石。此后的两千年,这两大帝国余留的回响仍然盘旋在岁月的风云间,它们曾构筑的政治、经济、文化框架,它们曾发展的思想、技术、艺术架构,仍遗留在我们文化的基因里,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挥着影响。它们的器皿还在,它们的建筑还在,以沉默的方式留给我们那曾经鲜活的历史转身后依旧动人的背影。如果我们想知道自己从何处来,想知道今天之所以为今天,首先要做的,便是回到过去。作为当时的帝都,长安城和罗马城是帝国恢宏景观的微缩,也是我们了解帝国辉煌历史的窗口。

这本小书脱胎于我的博士论文。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思维仿若来回游走于若干个世纪前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这两座城市,心里总是涌动着诗意而激扬的想象,那时就想跳脱学术论文的桎梏,将这些感悟和怀想写下来。后来幸得刘文锁老师向余太山先生举荐,允我在这套丛书中辟一角落,将所感所想凝成文字。

这是书写,也是抒怀!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浪漫之处,便在于穿越了古今、沟通了现实与想象。在面对着浩瀚史籍和丰富遗迹时,我似乎总能看见那两座城市里,形形色色的人们经历着,如同我们今天一般的悲欢离合,却有着不同于我们的衣食住行。这两座城,后来由一条漫长的丝绸之路所联系,但直到西汉覆灭,它们也未取得直接联系。书中展现的是它们相遇之前的样子,此时它们对彼此几无所知,如同人类文明之树上绽开的两枝互相争艳的花,酝酿着即将写就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长诗。

囿于丛书体例所限,资料未能一一注明出处,感谢为本书提供资料的学者们。书中图片大部分为本人拍摄,也有小部分系来自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也都一并感谢。最感谢的,是细心而辛勤的编辑们,还有在写作中给予我帮助的老师和家人们。第一章帝国

汉帝国地处东亚大陆,武帝元狩年间疆域最广时期东部、南部直邻海洋,西至喜马拉雅山脉、塔克拉玛干沙漠,北接草原游牧地带。罗马帝国以南欧的亚平宁半岛为圆心,将欧洲、非洲的一部分土地均尽包其中,图拉真治下版图最盛时西达大西洋,北至多瑙河和莱茵河,东到幼发拉底河,南抵阿拉伯和非洲沙漠地带,地中海成为帝国内海。第一节 两个帝国的篇章陆内与海内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诗经·豳风·七月》

宙斯结束了太阳回归后寒冷的六十天,牧夫座第一次在黄昏时分光彩夺目地从神圣的大洋河上升起,潘迪翁那呢喃悲泣的女儿——燕子翩翩飞入了人们的视野,春季便降临人间。要在她到来之前修剪葡萄藤,这样会有好处。——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

可见当北半球的春天到来、莺燕翻飞时,陆地之中和地中之海的人们便看见了不同的景象。在每个春风初拂的日子里,田野里的人们便对桑和葡萄——这两种深深影响着两个国度里每个生民的作物——开始了劳作。

我们对东亚大陆再熟悉不过了。太平洋西岸的三级阶梯从东到西逐渐抬高,百川东流,由北至南,黄河、长江、珠江三条大河分别横贯整片大陆,沿岸形成的人类聚居地不知凡几。气候和地形的不同,使这片大陆的东西南北间面对的生存环境和挑战也不同,进而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尤其是东北、华北、西北、中原、东南、岭南、青藏几个区域至今仍然泾渭分明。相对来说,整片大陆内部的交通和交流都比较容易,不存在季节的限制,也没有航海的风险。虽然有华北、塔里木、华南三大亚板块的存在,但由于地处欧亚大陆板块的内部,地震、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略少于板块边缘地带;虽然常有洪水肆虐,但很早就发展出优良的水利系统,减弱了对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影响。这片辽阔的土地以农耕为主,基本上能自给自足,即使不足的也能比较顺利地从邻近区域取得资源。陆地的东边是茫茫大海,朝鲜半岛和日本发展较晚;南边亦大海茫茫,东南亚群岛同样尚未成长;向北是草原;向西是现代人类尚难翻越的喜马拉雅山脉,何况是只凭一双脚的古人。在这样相对封闭的地理和文化环境中,文明的稳定、延续、单一是自然而然的事。(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断裂带在地中海随处可见,无论是陆上还是海里,这片土地注定了要动荡不安。地震频繁,火山带蔓延,随之而来的海啸仿佛是波塞冬要将陆地变成他的海国。克里特岛、锡拉岛、赫梯城、庞培城、赫库兰尼姆城,这些曾经富饶美丽的城市都是大地摇撼者的牺牲品。

地中海北部重峦叠嶂,蜿蜒的山脉将漫长的海岸线分割得支离破碎,每个区域都是背靠大山,海路是它们之间最好的交通方式。山地道路弯曲,田园空间有限,不多的平原地区虽然肥沃富饶,却往往水流淤积,到了雨季情况更糟,要想在此生活,必须先征服沼泽地和洪水——而这种水利技术并不是所有民族都能掌握的。由于山地看起来比平原要更适合势力的扩张,因此高地人总是侵入低地。地中海南部是一派截然不同的景象:海洋与撒哈拉沙漠相连,平坦而空旷;尼罗河三角洲带来丰饶的物产,沙漠却将游牧民族推向地中海沿岸——这是另一支与高地人一样的不安定力量。地中海景观

伸入海中的亚平宁半岛和西西里岛是地中海的纽带也是分界,南北迥异,东西之间更是不同。荷马写道:“在犹如葡萄酒一般深的紫罗兰海面上,基克拉迪斯群岛是一串耀眼的橘黄色块,罗得岛是一个大黑块,塞浦路斯则是靛蓝色块。”就像这种颜色分明的共存一样,东地中海和西地中海从来难以调和。罗马帝国曾经强行把两者置于同一名称之下,然而东西之间峭堑势异终是难以消弭,帝国的衰亡就是从东西分裂开始的。

沙漠和海洋的交锋造成了地中海极端的气候。从4月到9月,天空透明的清澈蓝色和夜晚满天的熠熠星斗的美丽景象也意味着6个月的旱季的到来。到了10月,大西洋潮湿的低气压才能驱散这糟糕的干燥;可是有时候雨水又下过了头,来势汹汹的洪水将席卷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平原、法国的鲁西荣平原、阿尔及利亚的米提贾平原、希腊的萨洛尼卡平原和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平原——这些都是主要的粮食生产地。尼罗河、幼发拉底河文明曾运用人工灌溉工程来抵消雨水不均对农业的负面影响,但并非所有地中海沿岸的民族都能以这样奢侈的空间、人力和财力来修建这种工程。

地中海的河流也以交替进行的沉积和侵蚀影响着人类安宁与舛难变换的历史:沉积带来肥沃的土壤,水量增加的河流对陆地的侵蚀则带走了丰收、带来了灾难。罗马帝国的危机和16世纪肆虐欧洲的黑死病,均被认为是河流侵入洼地而造成的。

地中海绮丽的风光掩藏了它处处深伏的危机。虽然湛蓝的海水终年温度适宜,且有一些优渥的渔场,但总体来说物产很有限,因为海底永不停息的褶皱运动和高低起伏的山脉鸿沟,造成海水的盐度和温度经常发生剧烈变化,海中的生物常常成批死亡。幸而直布罗陀海峡这道通往大西洋的豁口挽救了这里,如果没有这道豁口,地中海将会变成死海一样的盐湖,但如果豁口太大,来自大西洋的过多生物又将使地中海动荡不安。

地理单元破碎而独立,气候原因造成物产不均衡,内海又使得海路交流只能在利于航行的半年内进行。有了这些前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环地中海地区有如此多相互独立且势均力敌的文化,为什么商业和掠夺资源的战争如此频繁,为什么势力的更替如此迅速,为什么始终如一又貌合神离。如果对历史按一下快进键,我们能看到埃及人、赫梯人、闪米特人、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以眼花缭乱的速度在这些土地上此消彼长、你来我往,像兄弟一般相互依存,也像敌人一样剑拔弩张。

人类的历史是与自然相交缠的,并且跌宕起伏,大自然对人类既有褫夺,亦有恩泽;既有造就,亦有摧毁。这部充满血与火、歌与诗的历史鸿篇,偶尔柔曼,偶尔激扬,偶尔繁花绚烂,偶尔剑拔弩张。现在且让我们翻开属于两个帝国的篇章,与两千年前的先民对望。方国与城邦

公元前17世纪,中原地区的商王朝从满天星斗般的古国中崛起,武丁之后国力渐盛,洹水环绕的殷墟王城成为四方翼戴的权力之极。商王直接统治的疆土为内服,邦伯的封地则是外服,边境派侯、甸控制。纣王在位时,商王朝周围的方国渐渐脱离其控制。

与此同时,渭水中游黄土高原的周人日益强大,统一了渭水流域诸部落后,终在公元前11世纪后灭商,定都镐京。周王将王畿之外的领土分封给诸侯,自己就像是一个联邦的首领。但从懿王之后,周天子已无法辖制羽翼丰满的诸侯们,边境诸部落也伺机作乱。公元前770年,申侯、缯侯引入犬戎,幽王被杀。平王迁都洛邑后,周王的势力范围渐渐收缩到只剩洛邑周围几百里的范围,众国环伺、群雄争霸。历经长年的相互兼并,最终幸存的只有十几个诸侯国,但有机会问鼎权力之巅的唯有秦韩赵魏楚燕齐七国,而对于后来统一局面的形成至为关键的是秦国。

公元前4世纪,秦孝公任用商鞅等人进行全面改革。第一次变法为战争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主要针对投敌和藏奸罪实行连坐制;强制分户,形成小家庭模式,增加了军人和赋税的来源;以军功授爵,整顿军纪;重农抑商,编制户籍,固定人地关系,便于管理;迁都咸阳,占据有利战略位置。第二次变法调整社会结构:推行县制,以地缘政治取代血缘政治;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统一度量衡。如此秦国逐渐有了统一的底气,这个朝气焕发、野心勃勃的国家如同初升旭日般所向披靡,很快将关东河山照耀一尽。

在周王的允许下,公元前8世纪,秦人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国家——正是同一个时间节点,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亚平宁半岛上,罗马也正好进入王政时代。罗马的历史是从罗马城徽上母狼和孪生儿的故事开始的。根据一则流传甚广的神话,特洛伊陷落后,埃涅阿斯等人辗转来到拉丁姆地区(今拉齐奥区)自立为王,传到努弥托和阿穆略两兄弟时,前者继承了王位,后者继承了财富。富可敌国的阿穆略后来夺走了王位,但时刻担心自己兄弟的女儿生下男孩前来复仇。于是他迫使她成为供奉维斯塔女神的贞女,但这位姑娘却违背教义怀了孕,阿穆略的女儿为其求情,她终免于死刑,却被幽禁起来。分娩时,她产下一对孪生子,阿穆略令仆人将其丢弃。仆人将孪生子放在盆中,丢在河边。高涨的河水托起了木盆,轻轻载着它漂远,漂到了台伯河畔的帕拉蒂诺山下一棵名为卢米娜的无花果树下。从山里来的一头母狼恰好经过,用狼奶哺育了这对孩子。孪生子罗慕路斯和罗姆成人之后,因为权力和建城地址发生纠纷,争斗最终以哥哥罗慕路斯的胜利和弟弟罗姆的死亡告终。罗慕路斯建造了罗马城,因此,后人相信,“罗马”(Roma)的名字正源自“罗慕路斯”(Romulus) 。“罗马人劫掠萨宾妇女”是欧洲文学作品和艺术品中常见的题材。据说建城后的第四个月,由于男多女少,邻近的萨宾部成了罗马人的目标。罗慕路斯带着悍勇的军队劫来萨宾女人替自己生育后代。随着这种非自愿的通婚关系越来越多,两个部族间虽仍然战争不断,却也逐渐融为一体。正如卢浮宫收藏的一幅雅克·路易·大卫创作的油画《萨宾妇女》中所描绘的,罗马和萨宾再次开战时,一群女人冲到阵前,她们以萨宾人的女儿、罗马人的母亲的身份,站在武器和骏马之间阻止了战争的继续。罗马和萨宾的融合只是罗马人统一亚平宁半岛进程中的一笔,却也是最重要的奠基石。罗马卡匹托利诺博物馆的母狼与孪生儿雕塑雅克·路易·大卫,《萨宾妇女》,1799

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首先征服拉丁姆地区,随后统一意大利,从而获得了征服地中海世界所需要的资源。罗马附近的拉丁部落被合并。其他遥远的部落保持着内部的自治,承担与罗马公民相同的军事义务,却没有同等的政治权利,以及独立的军事和外交权利。

公元前4世纪末,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在亚历山大的指挥下,横扫希腊、马其顿、埃及、亚细亚,建立了一个横跨三洲的大帝国。但是亚历山大的早亡使这个庞大的帝国如昙花一现,很快分崩离析,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西亚细亚的塞琉古王朝以及中亚细亚的帕提亚王国等相继兴起。

而此时,罗马军团开始向地中海其他地区进发。在统一进程中,罗马最大的敌人首先是地中海西岸的迦太基(今突尼斯)人。公元前3世纪中晚期,通过两次布匿战争,罗马击败宿敌,基本控制了西西里岛、撒丁岛、科西嘉岛和伊比利亚半岛。随后又在地中海东部发动一系列战争,公元前2世纪,相继设立马其顿、非洲、亚细亚、高卢、西里西亚行省。正是这样一步步滚雪球般的吞并,罗马从帕拉蒂诺山到拉丁姆地区再到亚平宁半岛,历经数百年,成为几乎把所有地中海古代文化中心囊括在内的强国。帝国的挫折

在进入长期而稳固的帝国时代之前,东亚和西欧有着类似的历史轨迹:都是从诸侯国或城邦林立的局面中崛起一支强大的力量,将其余各方势力收归其统治之下;但这种企图在广阔地域内建立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努力,一开始都遭遇了短暂的挫折,东方是秦朝的短命和楚汉战争,而西方则是恺撒的被暗杀和几场内战。

秦和西汉是两个不同的朝代,但从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延续性来看,其实秦汉一体。秦朝的覆灭固然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但秦始皇过于急迫地打破旧秩序以及在制度设计上过于激进和严苛不可不谓是关键的因素,汉初流行的俚语将秦法称为“画地为狱,刻木为吏”,就是对其严刑峻法的指摘。对比一下汉初吕后二年实行的律法和秦律之间的差异,就可以发现,汉律基本沿袭秦律,较大的差别只在于量刑标准和牵连范围方面,对于同样的犯罪情节,汉律的处罚更轻、牵连面也更窄。

秦末发生的楚汉之争其实质是旧封君与新地主之间的冲突。天下大定后,刘邦在洛阳南宫设宴,与官员们对硝烟已息的战争进行反思。刘邦让众人议论项氏失天下而刘氏得天下的缘由。高起、王陵认为从个人品质来说,项羽仁义而爱人,刘邦轻慢而侮人,但是刘邦允许帐下的将领利益均沾,项羽却不能与人分利,这是导致胜负的主要原因。刘邦认可了这二人的意见,不过他认为还有另一层原因,即他能将运筹帷幄的张良、善于治理的萧何以及能征善战的韩信收归帐下并知人善任,项羽只有范增一人却不能善用。这番分析意指项羽念念不忘旧贵族的身份,极力挽留旧的秩序,而刘邦作为新兴地主阶层和军功集团的代表却正好能够对历史之潮推波助澜。

在罗马,恺撒统一地中海世界成为独裁者后不久即被暗杀,这固然有他个人的原因,但过于急迫地触动共和国贵族的利益和表现出独裁者的气质也是最主要的根源。因此,一些贵族谋划将他除去,恺撒身上的23处刀伤中,就有第二顺位继承人德基摩斯·布鲁图的一刀。但恺撒死后却得到平民的哀悼,愤怒的平民们甚至误杀了一个与凶手之一同姓的可怜人。恺撒的继承人兼外甥屋大维在统治策略和对待前朝的态度上和刘邦有很大的相似性。屋大维虽然也像养父一样在罗马城内修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广场,却通过众多措施来弱化“独裁”的印象。他在广场陈列共和国历任执政官和凯旋者的雕塑,暗示帝国是共和国一脉相承的继承者,而不像恺撒一样在广场中心明目张胆地大搞个人崇拜,摆上一尊自己的雕塑。屋大维尽管行独裁之实,却在名义上保留了共和的制度。这些表面功夫都使得奥古斯都的帝国更能为众人所接受,他个人也以“共和国守护者”的面貌出现并赢得了不错的名声。

环视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世纪的古代世界,最为瞩目的历史事件莫过于这一东一西两大帝国的崛起和强盛。一个拥有前所未有广袤疆土的帝国的建立,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打开了辽阔的视野和胸怀,多种文化的交融汇合产生了各种新的元素。出于巩固帝国事业的需要,统治机构设计了一系列的措施;为了铲除旧秩序的“遗毒”,不惜使用暴力。这样做当然要付出代价,前帝国时代各种思潮的百花齐放日渐凋零,哲学思索的热情亦慢慢减退。

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为巩固统一成果所实行的政策制度的力度和方式不同,直接影响了后世的历史格局,使两大帝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前者通过渗透进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严密措施,使帝国民众逐渐形成了对于统一的集体认同,这是此后两千年中国虽几经分裂,却能始终以统一整体占据大部分时间的重要思想和社会基础。而罗马帝国的统一政策(尤其是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相对来说并不系统全面,再加上前面所说的自然环境因素,使整个帝国从根本上缺乏向心力,这也可以说是罗马帝国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风歌》与“Veni,Vedi,Vici.”

且说刘邦成为皇帝后,回到故土与父老乡亲们饮酒,酒酣之际击筑唱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恺撒虽不是罗马帝国真正的缔造者,却作为罗马共和国真正的终结者而在后世获得了“恺撒大帝”的称号,他亦留下一句名言:“我来,我见,我征服。”(Veni, Vedi, Vici.)

同样关于疆土,同样气吞山河,一“守”一“征”,这两位开拓者用语的差别其实正是两个帝国之政治与战争文化的差别。汉朝是内陆的农耕国家,权力的归属以及安全是内战的主要原因。对外战争多是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但这种战争也只是“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即只有在遭到进攻后才组织反击;争夺资源的主动战争亦有,却不多。罗马虽然也以农耕为主,但前文提到过,地中海气候导致内部资源的不均衡,故战争成为夺取自然资源和奴隶财货的重要手段。正如古罗马史学家普罗塔科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所言:“罗马是靠战争滋养并壮大的。”

刘邦在慷慨豪迈地唱完《大风歌》之后,忽然伤怀,落泪道:“游子悲故乡。我虽已定都关中,即使死后魂魄也仍然想念沛县。”汉人在农耕定居文化、地缘政治和户籍制度的共同影响下,对故土有执着、保守的眷念。而地中海却有一句希腊谚语:“绕过马累亚角的人必须忘记祖国。”他们不是在经商便是在战争的路上,不是在殖民地便是在新大陆上。第二节 历史的转向 统一还是联合

秦始皇兼并六国、一统天下之后,推行郡县制,销民间兵器,统一度量衡、车轨和文字,徙豪富于咸阳,通过这一系列政策强化中央集权,建立一套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官僚机构,确立了固定的权力世袭制度。但秦朝建立不久,分封制的影响仍有残余,思想、文化上未能真正破旧立新,加之连年征战使民生经济遭到很大破坏,政府又不给予宽松的发展环境,反而耗竭民力、苛征重赋、严刑峻法,仍然延续军事扩张过程中的统治思想,激化了社会内部的种种矛盾。然而秦帝国虽然短祚,“大一统”却注定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经历陈胜吴广起义和楚汉战争后,刘邦重新平定天下,制度基本承袭自秦,唯地方上郡国并行,自高祖以下至吕后、文景二帝,都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几经战乱涂炭的社会稳步复苏,同时徙天下豪富于长安,强干弱枝。等统治基础和社会形势稳定后,统治集团便开始逐步剪除侵碍中央权力的地方势力,首先是异姓诸侯王,渐及同姓诸侯王。武帝时期最终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巩固了中央集权统治,并平定四夷,开拓疆土,终使汉帝国达到全盛。

而罗马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的帝国,不如说是在一个威权之下组成的联盟,权力更迭频繁,大部分行省保持相对的自治。公元前29年,屋大维(前27—前14年在位)获“皇帝”称号,此后又将“首席元老”、“奥古斯都”、“大祭司长”、“国父”等头衔集于一身,掌握着军事权、司法权、宗教权以及对于一切罗马行省和军队的最高权力,并具有终身保民官的职位。他死后的帝国,元首制向君主制转变,施行俯拜、吻足等王政仪式,建立以元首被释奴为主的帝国官僚机构,将公民权亦授予行省居民,但地方与中央的分离倾向一直很严重。尼禄(54—68年在位)自杀后,朱利奥—克劳迪亚王朝的统治告终,元老院、近卫军和行省大军团相互斗争,陷入内战。

由维斯帕(69—79年在位)开启的弗拉维王朝结束了动荡的局面,通过缩减开支、征收重税、进行投机活动以改善财政状况,同时授予更多的行省以公民权并吸纳更多行省公民进入贵族阶层,这些举措扩大并巩固了帝国的社会基础。但到图密善(81—96年在位)当政后期,他的独裁倾向以及在多瑙河的军事行动导致其与贵族之间的矛盾激化,最终被暗杀。

接下来的安东尼王朝,元老阶层开始吸纳来自东方行省的成员,骑士进入官僚体系,职官等级制度严格化,官员权力得到加强,建立国家慈善制度,并令元老购买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居民。图拉真(98—117年在位)启动战争来增加国库收入,解决劳动力问题和土地危机,他在位期间帝国版图达到全盛,进入了史家称道的“黄金时代”。天子与元首

汉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通常被称为皇帝。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虽然也被译作“皇帝”(imperator)。但这两个称呼之间却有不同。一个是天之子,要向上天和臣民负责;一个是民之首,要为元老和公民谋福。不过后者往往还会加上“奥古斯都”的称号,这个名词最早是与宗教仪式相联系的,意谓神圣的,对应着罗马皇帝所拥有的宗教权。不论是天子还是元首,他们的权力都受到制约,前者是高级官僚集团,后者是贵族。

西汉的皇帝们住在防卫森严的宫墙之内,“禁中”、“禁苑”的称呼昭示着他们是帝国最神秘的一群人。即使对于同在长安城的人来说,很多人也许一生都不知道皇帝的样子,皇帝居住的地方更是不太容易接近。西汉皇帝还算是比较接地气的,出身民间的宣帝即位后还在寻常巷陌里为自己留了一间房子,成帝喜欢微服出游,但大臣们常会为此发表议论和批评。

但罗马皇帝就不一样了,他们的标准像几乎遍布帝国的每个城市,雕塑、钱币和饰品上都出现他们的形象。百姓们甚至在家中供奉皇帝的微型雕塑,因为他是帝国的“庇护人”。罗马帝国的权力继承未形成固定制度,很大程度依靠元首个人威望维持,基本程序是由元首收养某一家族成员,任命其为副执政官或保民官,最后由近卫军和元老院宣布成为新元首,随后承认其为行省和军队的统治者。罗马的政权过于依赖军队,这是导致帝国政权常常陷入乱局的直接原因之一,众多元首都是被暗杀的。奥古斯都皇帝像两个谜题

武帝的盛世局面之下,也潜伏着日后西汉覆灭的隐患。刘彻穷兵黩武,大兴土木,又笃信神仙方术,耗费靡多,亏空了自高祖文景以来历经七十余年充实的国库,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本意是聚豪强之财,具体实施时却成为伤害平民的苛剥之政,使民心不稳,动摇了统治基础。

昭宣时期轻徭薄赋,并将公田借贷给平民,但元帝以后,渐显衰败之意。公元9年,王莽篡权建立“新”朝。他痛恨汉室统治的诸多弊端,决心进行全盘改革,但政策激进,又过于泥古和追求形式,烦琐重复、朝令夕改,反而造成官民困扰,也触动了统治集团部分成员和地主豪强的利益,加剧了社会矛盾。短暂的新朝之后,天下陷入狼烟四起的混战。直至公元25年刘秀再次聚起破碎的河山。东汉而后三国,三国又复魏晋。秦汉虽然与宫阙万间一起做了土,它们留下的“统一”却至今未亡。

与汉武盛世之后同样的历史转向也发生在罗马皇帝图拉真的盛世中,战争虽然暂缓社会危机,却使国家的军事和财政都濒临破产。哈德良(117—138年在位)及时休战、免税,内收边界,却在宗教上采用强制同化的手段,从而激发了犹太战争。安东尼诺·皮奥(138—161年在位)停止迫害基督徒,但宗教骚乱仍难以完全平息。马可·奥勒留(161—180年在位)统治初期,帝国领土大片丢失。继位的康茂德(177—192年在位)由于大批处死贵族,失去了贵族支持,他的被暗杀宣告安东尼王朝的终结。

分崩离析的各行省纷纷自立元首,直到塞维鲁(193—211年在位)即位才将帝国重归统一。塞维鲁王朝由于元首企图减弱对军队的依赖,缩减军队待遇,引发军队的不满,塞维鲁之后的元首几乎都因军队哗变而被杀。235年,塞维鲁死后,帝国陷入长达五十多年的危机,政治和经济状况全面恶化,蛮族大举入侵边境。这之后便进入了晚期罗马帝国,罗马的分裂倾向进一步加剧。直至395年帝国一分为二,东、西罗马帝国并立。再到476年,西罗马帝国覆亡,这也宣告了罗马帝国时代的彻底结束。

世界史研究里有两个著名的谜题,一个是中华帝国的超稳定结构,一个是罗马帝国的衰亡。中国的历史正如《三国演义》所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西欧,再也没有出现一个能将欧洲大陆统一的力量。第二章一日

昔日的煌煌长安如今只剩下断壁颓垣,昔日的巍巍罗马如今虽然号称“永恒”,却也早不是当年那个罗马。只有让时间一幕幕闪回,洗去后世一重重叠加的一面墙、一条路、一扇门、一幢房,才得以重新拼凑、搭建、着色于真实的姹紫嫣红。且拨开荒烟弥漫的历史,看看那长安人与那罗马人,寻常的一天。

汉武帝派张骞凿空西域,东西方通过中亚地区逐渐打开对望的通道,这条跨越了四分之一地球的丝路连接了欧亚大陆的两端,远方的人和物纷至沓来,改变着对方的生活与文化,同时也为对方所改变。虽然终西汉一朝仍未与罗马取得直接的联系,虽然西汉王朝弥留之际,罗马帝国才刚刚在地中海地区张开权力的羽翼,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交错的时光中,看看东长安与西罗马在未曾相遇以前,它们各自最初的模样。一日看尽长安花

在回到作为西汉都城的长安之前,且先忘却我们眼前大片留白的远景,从唐代诗人的眼里,来看看长安的中景:

五陵佳气晚氛氲,霸业雄图势自分。

秦地山河连楚塞,汉家宫殿入青云。

未央树色春中见,长乐钟声月下闻。

无那杨华起愁思,满天飘落雪纷纷。——李频《乐游原春望》

唐人意象中的长安,是青丛掩映里未央宫依旧的树色;是月色一片中长乐宫遥远的钟声;是忽然一阵风起,漫天杨花似雪,纷纷落下后,一切又重归于寂静……

好了,现在回到西汉吧,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长安人一样看看它。当晨曦透过庭前树照进帷帐时,城门、宫门、邑门、里门、市门,被一重重打开。人们各司其业,农民在田野耕耘,商贩在市肆买卖,工匠在作坊劳作,皇帝和官员们在宫室、官寺、官邸中处理着帝国的各种事务。在路上行走的时候要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能踏入路的最中间以排水沟和行道树隔出的那段,那是天子的驰道。闲暇时,可以斗鸡、蹴鞠、六博、投壶,或者在市中看看百戏。但在黄昏之前,一定要及时赶到目的地,否则那一重重门都会关上。夜里不能再在道路上行走。此时的长安是寂静的,也许仍有人在家中宴饮,但更多人会就着月色渐渐入睡。

高祖戚姬的侍女贾佩兰出宫嫁人后,曾追忆起在宫中的生活,最难以忘怀的是一年中的那些节日。不过,武帝太初年之前用的是颛顼历,每年以十一月为岁首。太初年之后改用太初历,才以正月为岁首。

七月七日,在百子池畔演奏于阗乐,乐终之后人人系上五色丝线。

八月四日,在竹下对弈,胜者可终年有福,负者则终年疾病,不过拿着丝缕对北斗星祈求长生,便可以消除这样的噩兆。

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人们相信这样可以长寿。菊花酒是在菊花开时,采摘茎叶混入黍米酿成,封存至来年的九月九日饮用。

十月十五日,宫人们一同到灵女庙以食物祭神,吹笛击筑,唱《上灵》之曲。接着一边相互搭着手臂以脚踏地为节奏,一边唱着《凤凰来》。

正月上辰,人们在水边清洁自己,食蓬饵以祛妖邪。

三月上巳,人们在潺潺流水边奏乐。罗马人的一天

1世纪末的玛尔齐阿雷在一首诗作中描述了他在奎里那勒山住宅中的日常生活。他住在公寓的高层,每日天亮前便听到附近磨坊开始工作,奴隶们有节奏地捣碎谷物。当阳光照进屋子时,路边的私塾传来了诵书声。再晚一些,手工艺人、流动商贩、乞丐开始制造出各种声音,如砰砰作响制作铁器的作坊、售卖硫磺灯芯的小贩。

古代罗马的普通人往往这样度过他们寻常的一天:早晨从苏布拉区或奎里那勒山的家中出来,前往他们的庇护人在富人区的住宅中请安;接着作为其扈从到城中心的广场,中午稍事休息后到战神原进行体育活动,之后去浴场;最后回自己家或是到庇护人的家中享用晚餐。现代意大利的祭花节上用花瓣、绿叶和种子拼成的牧歌图

一年之中像这样程序化的日子虽然很多,但对于喜爱热闹和欢娱的罗马人来说节日也不少。当节日来临时,市民们通常会聚集到战神原南区的剧场、大马戏场、斗兽场或其他有节日庆典的公共场所。节日中最有趣的是那些有戏剧、赛车、打猎、角斗等各类节目的。由于天气原因,从11月18日到次年的4月4日只有节日仪式而无节目,其他时间则常常可以碰上这样有趣的节目。

4月,4至10日是大母神节,有戏剧表演和赛马。12至19日是谷神节,在大马戏场释放背上系着燃烧火把的狐狸然后捕猎,观众必须穿戴白色衣服。4月28日至5月3日是花神节,进行戏剧表演、角斗士搏斗,猎捕绵羊、山羊和野兔——可能因为在春天它们伤害了新芽。妓女们在公众场合裸露出自己姣好的身体,将鹰嘴豆、蚕豆和其他种子撒到人群中。观众则必须穿上彩色服装。

7月,6至13日是阿波罗节,其中六天为戏剧表演,两天是在马戏场的比赛。20至30日是凯旋者恺撒节,前七天进行戏剧表演,后三天进行四场赛车。

9月,4至19日是罗马节,举行游行、戏剧演出和赛车。

10月,26日至次月1日是胜利者苏拉节,举行赛车。

11月,4至17日是平民的罗马节,前九天进行戏剧表演,最后三天赛车。

12月,17至23日是农神节,举办公共宴会,人们脱掉托加袍,戴上毡帽并交换礼物,宴会中奴隶们能受到他们主人的服务。

如果幸运,有生之年还能遇上罗马城百年一次的节日“百年大祭”,从共和国建立之年开始,每110年会在战神原举行一次,是祭祀下界神祇的竞技活动。公元前249年被定为全国性节日。公元前17年奥古斯都举行过一次,后来克劳狄奥、图密善虽未满百年,也都举行过祭典。第三章城起

长安城几乎是一座全新的城市,随着新帝国的缔造而乍现于渭河南岸。巍峨连绵的宫城、规矩整齐的街道、鳞次栉比的里居,无一不显示着帝国的恢宏气象和统治理念。罗马帝国建立时,那座与帝国同名的城市已沿用数百年,终帝国一世亦以其为都,未有太大更改,虽然受到旧格局的制约,却留下了永恒的城市记忆。第一节 新都的建立

帝国建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把作为帝国中心的都城定在哪里。刘邦称帝以后,最初以洛阳为都。他的股肱之臣们多来自关东,也属意于将这里定为新帝国的都城。

 何处是长安

高祖五年,一位叫娄敬的齐人向皇帝建议迁都关中。他认为,假若此时是承平之世,洛阳自然更适合做都城。然而现实情况是帝国甫立,秦末遗留的乱局未息,因此帝国政权所面临的最关键和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保证权力中心的安全。关中无疑是最佳之选。所谓关中,指的是汧河、雍、黄河、华山之间的平原地带。

起初刘邦对娄敬的建议不以为然,他并不希望舍弃传统的王都;作为一个关东人,他也不太愿意留在关中。张良却对娄敬之说深表赞同,他认为洛阳虽有军事之利,但地方狭小,土地相对瘠薄,又有诸敌环伺。反观关中之地,被山带河,有四塞之固,易守难攻,具有天然的军事优势;北、西、南三面皆无强敌,唯独东面有受到威胁的可能,比较容易应付。何况关中经过秦人的经营,交通、水利无不便捷,又有富饶的巴蜀平原作为后援。再加上地势开阔,都城将来的发展必不受限。假若定都于此,局势安定时,漕运畅通,天下粮草皆可西给京师;一旦诸侯叛乱,则顺流而下,也可以获取充足的粮食供应。

于是,即将开创两百年基业的西汉开国皇帝,在张良的一番话后,将政治中枢定在了关中,选址在秦都咸阳的渭南之地,取名长安。从战国时期开始,秦人便在此修建离宫,秦社稷也在这里。刘邦为汉王时,便已废秦社稷,改立汉社稷。社稷是土地的象征,在农业社会即代表着权力,社稷的改换即象征着权力的替换。

长安城的营建由萧何主持进行,最初主要是对渭南离宫改建和翻新,章台所在成了未央宫前殿,兴乐宫所在成了长乐宫——咸阳南郊的这一组离宫在后来的两百余年间成为整个大汉帝国的政令所出之处。接着,北宫、武库和太仓等一一建起。惠帝即位不久,征发了将近15万人修筑城墙,一年而成。武帝在位期间大治宫室,长安内外变成了繁忙的建筑工地。城内建桂宫和明光宫,扩建北宫,并在未央宫、长乐宫中增修各类建筑,城郊筑建章宫,起上林苑。宣帝之后的皇帝和权臣们又依据儒家理念在城郊大起礼制建筑,如南郊的明堂辟雍、灵台和太学等。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

相对于汉王朝再三推敲的定都过程来说,罗马帝国的都城对于统治者们来说完全无须考虑——自然是罗马。沿用一座已经使用了700多年的城作为首都,理所当然。这座城直到今天仍然是意大利的首都。

罗慕路斯通过鸟占术赢得了建城权,这是一种通过观察天空中飞鸟的轨迹、数量等现象来进行占卜的神秘巫术,选定的帕拉蒂诺山顶平地被认为和神达成了契约,从天空到地面以及地下的整个空间都受到神的庇佑。随后,建城者举行了另一项庄严的仪式,以犁铧耕开的沟作为这片神圣空间的边界。边界内存在一些禁忌:第一个禁忌是武器及其所象征的战争,也因此不能出现战神神庙及雕塑,唯独举行凯旋式除外;第二个禁忌是代表死亡及不洁的墓葬,除了因失贞被处死的贞女墓。在神话中,罗马建城日是公元前753年4月21日,至今在每年的这一天,罗马都会举行纪念仪式,演员们装扮成古罗马人进行建城游行。2000多年来,仪式一直是在城中心区的罗马广场旁举行的,现实和历史就这样在时光的两头对接。

神话虽可以反映部分现实,但并非完全现实。在一次考古发掘之后,罗马建城的神话渐渐还原其历史真实。帕拉蒂诺山东北坡上发现了一段城墙,建成年代大概正是公元前8世纪中晚期。虽然城墙已成废墟,但学者们还是能释读出很多信息。譬如在距今约3000年的时候,工具简陋、人口稀少,是谁有效地组织起一群人从远方运来巨石,筑起这样一道墙?墙内外的空间具有何种差异,而需要用这样一道固定的界限区分开?墙内外的人们又为何能一致认可和容忍这道界限的存在?这一系列问题的背后隐隐指向一个权力中心:城墙的规划者意识到需要利用这道实体界限来强调他们所拥有的特殊空间。这正与传说中罗马王政时代的开端契合。罗马建城日游行

公元前7世纪晚期,台伯河上搭建起第一座木桥,入海口设置码头,河岸边聚起仓库与市场,帕拉蒂诺山下的沼泽改造成广场,西南的山谷辟为赛马场,坎匹多伊奥山上矗立起神庙,最早的罗马城慢慢成形。公元前6世纪,围合这座“罗马方城”的城墙竣工。

共和国建立后,罗马广场成为市民中心,城内最重要的宗教、政治、商业和纪念建筑都集中在其周围。公元前4世纪初,高卢人火烧罗马,城区仓促重建,城墙完全重建并加以延长。接下来的两个世纪,坎匹多伊奥山和帕拉蒂诺山上渐渐被神庙和贵族住宅占满。公元前2世纪,共和国确立霸主地位后,物资和人口源源不断进入罗马,执政者们得以打造一座足以媲美甚至超越希腊雅典和埃及亚历山大的地中海中心之城。道路、水渠、港口和仓库等基础设施应激增的需求而建成,大型居住区和多层公寓出现,贵族热衷于在各个繁华地带出资修建柱廊、园林和神庙等公共建筑以彰显自己的地位、财力和政治形象,云集罗马的希腊顶级艺术家们设计并建造了大部分雕塑和建筑。

恺撒执政期间,意图翻新罗马城的整体外观,虽然宏大规划随着独裁者的遽然离世而终止,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世罗马城中心区的布局:被烙上恺撒个人和家族印记的建筑改变了罗马广场的共和性质,修建恺撒广场的创举更是开帝国元首们为自己建造广场之先例。

奥古斯都在位的40余年间是建筑活动最频繁的时期之一。他保留了罗马已延续七个多世纪的基本面貌和重要建筑,却又在这座城中烙下元首制的印记。《罗马十二帝王传》中写道:“奥古斯都得到一座砖做的罗马城,却留下一座大理石做的罗马。”亚平宁半岛并不是大理石的产地,善于设计和修建大理石建筑的能工巧匠们也不在这里,只有一个统一的帝国和一个有效的威权,才能保证覆盖罗马城的那些闪闪发光的并使之永恒的大理石和建筑师从希腊、埃及各地汇聚而来。从奥古斯都开始,罗马广场上布满与元首及其家族相关的符号,帕拉蒂诺山为元首的宅邸所独占,元首家族的陵墓样式成为不可复制的特例,修建广场、剧场、神庙、拱门、赛马场等大型公共建筑和纪念建筑成为元首的特权。

公元前2年以后,罗马经济陷入困境,建筑活动明显减少。直到尼禄上台,以公元64年大火灾为契机大兴土木,重建规整的新城区,拓宽道路,新建大市场和尼禄浴场,占用城中心的大部分区域修建黄金屋。

到了弗拉维王朝,其早期统治者致力于将尼禄私人侵占的土地归还给公众,拆除黄金屋并改建为斗兽场和浴场等公共设施。图密善对建筑活动也很狂热,重建并新修大量神庙,引入希腊式的体育场和音乐厅,在帕拉蒂诺山上营造奥古斯都宫;并在罗马广场中心为自己铸造青铜骑马雕塑,此举被认为是专制的表现之一,在他死后,雕塑立即被拆毁。

2世纪初的人口增长引起城市扩张,多层公寓和市场、仓库、浴场、港口等公共实用建筑随之蜂拥而起。图拉真在城中心修建了一座豪华市场和一座颂扬自己军功的广场。哈德良修建了新的元首家族墓葬——安东尼陵,并在蒂沃利建造了别墅。

塞维鲁王朝时期,比较重要的建筑有城郊的老希望女神庄园、帕拉蒂诺山的埃利奥伽巴罗神庙和战神原的太阳神庙、卡拉卡拉浴场和奎里那勒山的塞拉匹德神庙。由于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3世纪的建筑活动明显放缓并几乎停滞。为增强罗马城的防御能力,奥勒良修建了一道新的城墙。第二节 历史的蹊跷他们是否纵火?

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史书,尤其是那些由权威人士编修的史书,总是令人盲从。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公认为最公正、最接近权力中心的作者也未必能看到或记录下历史的真实。

项羽和尼禄大概就是这样蒙上历史不白之冤的。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刘邦手下的臣子在议论汉王、楚王二人得天下和失天下的缘由时,曾提到项羽焚毁了秦的宫室。他们并没有明确指出项羽到底焚烧了哪里。在后来的历史里,流言在时空中叠加、传播,越来越多的人逐渐相信,正是这位残暴的西楚霸王下令焚毁了秦宫。这场流言经由杜牧的《阿房宫赋》而深入人心。然而考古学家们惊奇地发现,杜牧笔下那“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的阿房宫甚至都没有修建成,又何来的“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尼禄是罗马帝国著名的暴君,诉诸笔墨的正史和野史都记录了他的不少罪名。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被认为是他的滔天罪行之一。有人认为,这场火灾的起因是奢华的尼禄不满意那座使用了几百年的罗马城,企图将罗马烧掉,重建一座新罗马,以开创比肩亚历山大和奥古斯都的功绩。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一个意大利人耳熟能详的典故,街头的促销广告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用语:“尼禄烧掉了罗马,我们烧掉了价格!”但是,有考古学家发现了其中的蹊跷。他们在属于这个时期的罗马遗址中并没有发现像传说中那么多的火烧和新建痕迹。据塔西佗、苏维托尼乌斯等古罗马史学家记载,尼禄时期的这场大火将罗马十四个区中的三个区完全烧毁、七个区严重损毁。然而在罗马城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存在焚烧和修复痕迹的建筑远远没有这么多。而所谓“尼禄的新罗马”,来自考古学的证据也比较不足,他在位期间建筑活动虽然频繁,但基本都控制在城中心的帕拉蒂诺山、维利亚山、奥匹亚山和切利奥山一带,并没有如史家所称般改动罗马城的整体格局。信息不对称

西汉离出现《清明上河图》、《姑苏繁华图》等市井风俗画的时代尚远,我们只能通过文字还原当时长安城的繁华图景。东汉时期的班固和张衡分别作《西都赋》、《西京赋》,这些华美辞藻堆砌出了一个如梦似幻的锦绣长安。但在实物方面,长安城的土木建筑,经过千年风雨的洗劫,只留下一些倾圮的土台废墟,上层建筑的情况全凭同时代的文献、墓葬中的图像和建筑明器,在想象中复原。其实长安人并不是不能修建砖石建筑,从西汉开始出现石材的墓葬,到东汉以后砖石墓葬的建筑技术已经很高超了。但是我们现在参观明清故宫就能发现,皇宫仍是以土木结构为主——生死殊途,老祖宗们在建筑问题上就是这么任性。

而罗马则要幸运得多,不但有《十四区志》这样详细记载城内重要建筑数量、名称和位置的文献,还有塞维鲁王朝留下的一幅大理石古罗马城平面图。古罗马人追求纪念建筑和公共建筑的永恒,这使得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诸如斗兽场、万神庙、图拉真纪功柱、提多拱门、图拉真市场以及大大小小神庙的原貌。虽然它们的表面装饰有剥蚀,但是比起长安城的命运,可谓云泥之别了。数百年来,许多欧美学者都致力于还原一个真实的罗马城,最早的时候他们用轻便的材料制作实物模型,现在则是重建了罗马城的3D数字模型。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轻点鼠标,便可以在这个叫“Rome Reborn”的软件上徜徉于3世纪的罗马城。兰切亚尼,塞维鲁古罗马城平面图第四章分区

长安和罗马都采取了“城区—城郊—卫星城”的三级城市结构布局。长安城的分区整齐划一、等级森严,卫星城是基于礼制和“强干弱枝”政策形成的五陵邑。罗马城的分区则是嵌错式的,卫星城是满足都城物资需求的商业港口集散地。第一节 八水长安与七丘罗马

长安城所在的关中地区南倚终南山,西有陇山,东有殽山,北有岐山、嶻嶭诸山。关中平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自陇山之东到华山之下、黄河之滨连绵不绝的塬间有泾、渭、灞、浐、丰、镐、潏、潦八水。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如此描写这幅壮观的画面:“荡荡兮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水系丰富的自然环境,再加上温暖的气候和充沛的雨量,故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在当时被称为“天府”。

而罗马城地处阿布鲁佐亚平宁山脉和台伯河之间的平原,是亚平宁半岛海路、河运和陆路交通的中心,亦是埃特鲁里亚、法里希和拉丁文化的交界地带。它毗邻海岸线,通过几个港口的修建,掌控了海路运输。台伯河对两岸的侵蚀形成了一系列半岛以及相连或孤立的山丘,河谷使得上溯至亚平宁山脉的交通更为便利。河流在城西的战神原转折后流速减缓,形成河心洲,即台伯岛,这是一处良好的涉渡点。河东岸分布着帕拉蒂诺山、坎匹多伊奥山、奎里那勒山、维米那勒山、切利奥山、埃文蒂诺山和俄斯奎里诺山七座丘陵,这是罗马主要的城区所在,因此罗马又被称为“七丘之城”。第二节 三辅舆图

长安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弹性的地名,根据汉三辅都尉掌管的范围来看,在郊区和帝陵陵邑居住的民众被计入长安户籍资料中。那么,从这个含义上来说,大长安指的是一个包括了陵邑、城郊和城墙内空间的地域,这是广义上的长安。而大多数史书里所说的长安,是那个城墙之内的长安,这是狭义上的长安。

城墙内的长安面积约36平方公里,8条城门大街将其划分为11个规整的区域。未央宫、长乐宫、北宫、桂宫和明光宫等皇家宫室占据了城内的绝大部分土地。未央宫和长乐宫雄踞龙首山北麓的制高点,桂宫、北宫和明光宫等“亚宫城”的地势也略高于城内的其他区域。官僚贵族多住在未央宫北部和东部,京城官员的办公机构——官寺则散布于城内各处,地方郡国的“驻京办事处”官邸也在未央宫附近。东市、西市在西北角,中下层吏民居住的闾里在东北角地势较低处。手工业作坊根据官营和民营的性质,各自依托宫城、市和闾里而分布。

城墙外的北郊是除了文帝、宣帝外的9座帝陵和地郊等少量礼制建筑,东郊和南郊主要是中下层平民墓葬,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也在其中。达官显贵及其家族通常陪葬在帝陵周围。南郊有明堂辟雍、宗庙、太学、社稷、天郊和灵台等一大批礼制建筑,以及专供皇家和国家祭祀之粮的籍田。西南郊则为建章宫和上林苑等皇家离宫苑囿所占据。西北郊临近水陆干道,分布着几个市。城郊还有一些田地,像武帝时的魏其侯窦婴在长安城南就占有大片田地。

居住于帝陵附近陵邑的大部分非皇室中人,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高官、豪强和贵族等,邑内是他们的闾里和市。

长安城在建造之前经过精心规划。近年有考古学家运用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方法对长安城及其周围的重要遗址进行了调查和测量,发现汉长安城存在一条长达75公里的南北建筑轴线,从南到北依次穿过终南山子午谷口、安门、高祖长陵、谷口天齐公祠和五帝祠,可谓布局规整。第三节 十四区志

罗马城区即神圣边界之内的空间,大致与塞维鲁城墙内的空间重合。帝国时期的塞维鲁城墙并不设防,除了行走时要多绕上一段路从城门通过以外,墙并不造成内外截然的分界。直到3世纪修建奥勒良城墙以后,情况才有改变,后文将会提到。城区与城郊的区别大概只在于前者有针对战争和墓葬的禁忌。正如长安有陵邑作为它的“卫星城”拱卫在侧,罗马也有自己的“卫星城”奥斯提亚。地处入海口的奥斯提亚是海运货物的集散地,对于依赖进口商品的罗马城来说,这是不可缺少的存在。

罗马城,包括城区和近郊在内,可以分为城市中心区、公共生活区、码头商业区和住宅区。城市中心区即坎匹多伊奥山、广场谷和帕拉蒂诺山。坎匹多伊奥山是宗教中心,集中了最重要的国家祭祀建筑物;广场谷是政治宣传和纪念中心,象征着罗马帝国的统治理念,承载着帝国的荣光,罗马广场和帝国广场都在此处;帕拉蒂诺山则是行政中心,是皇帝们专属的宫殿区。

塞维鲁城墙外西北角的战神原南部是罗马市民的公共生活区。在帝国之前,这片平原上就已经遍布祭坛、围廊、神庙、赛车场、马戏场。帝国时期更是在此修建了剧场、浴场、万神庙、和平祭坛、体育场、音乐厅等各种公共建筑。这里是罗马人娱乐、运动和消磨时光的最佳去处。

台伯河流经埃文蒂诺山的一段沿岸是罗马城的码头商业区。河岸边分布着码头、仓库和市场,住宅区散布在几座山丘之上,东岸几乎全被皇帝和贵族们占据。除了切利奥山、俄斯奎里诺山、奎里那勒山外还有一些平民区,平民多数住在河西岸,但是临河和山上景观好的地方也被贵族们的别墅占用。我们来看看除帕拉蒂诺山以外其余六丘以及河西岸的情况。J.科斯顿和H.道奇,罗马城十四区图

切利奥山在王政时代是开展森林与泉水(尤其是宁芙女神)祭祀的区域,由于大部分都在神圣边界外且建有大量外来神祇的圣殿,故这些建筑一直保留到帝国时期。北坡遍布平民的多层公寓,山顶则几乎成为皇家居住区。克劳狄奥皇帝神庙、大市场都在这里。该山的另一个重要特性是作为军营屯戍地,驻有消防队第五支队军营、两座精锐骑兵营和一座异族军营,时至今日该区仍保持这种特性。

俄斯奎里诺山由西部的维利亚山、南部的卡里纳俄峰、东部的欧匹奥峰和北部的齐斯皮奥峰构成。这里是罗马城内最早出现人类聚居点的地区之一,也是城中人口最多的区域。平民聚居在俄斯奎里诺山西部的山坡和山谷,著名的平民区苏布拉区就在这里。俄斯奎里诺山的东部遍布贵族的别墅和花园,朱利奥—克劳狄亚王朝将整个园林区都收归皇帝所有,建起了皇家别墅,尼禄用“过渡宫”将这里与帕拉蒂诺山宫殿区连接。山上神庙较少,其中一些年代久远的神庙具有平民化的特性,维利亚山有月亮女神神庙和处女幸运女神神庙,卡里纳俄峰上是大地女神神庙和城市行政长官官署,齐斯皮奥峰有生育女神朱诺神殿、泉神神庙和医疗者密涅瓦神庙,此外还有贝罗娜、伊西斯和塞拉匹德、密特拉等中亚和北非宗教的神殿。该区的公共纪念物较少,大部分是实用建筑,如帝国铸币所、莉维亚市场、提多浴场、图拉真浴场、书店、纸仓库等,以及大量小浴室和宁芙殿。

奎里那勒山最早的居民是萨宾人,“奎里那勒”一词即源自萨宾的奎勒斯城。帝国时期这座山基本被住宅占据,但也有大量重要的宗教建筑,如农神桑库斯与誓言女神神殿、奎里诺(罗慕路斯)神庙、百花女神神庙、健康女神神庙、维纳斯神庙、赫拉克勒斯神庙、弗拉维皇帝家族神庙以及平民贞节女神神殿、幸运女神神殿、希望女神神殿等,还有塞拉匹德神殿、密特拉神殿等外来信仰的建筑物。山上的居民社会阶层混杂,北边接近平齐奥山的区域被贵族别墅占据,提比略时期归皇帝所有,山的东部则是平民区。

维米那勒山基本上是贵族居住区,宗教和公共纪念建筑很少,只有消防队第三支队前哨所、阿格里庇娜浴场、古帕特里奇乌斯巷浴场、涅尼娅神殿和月亮女神神殿。提比略时期在塞维鲁城墙外修建了禁军营。

平齐奥山古称花园山,遍布贵族别墅。奥古斯都时期修建了维帕萨尼亚围廊、阿格里帕别墅、消防队第一支队前哨所和猪肉市场等。2世纪的时候,拉塔大道沿路成为密集的居住区。273年,奥勒良在此修建了太阳神庙。

埃文蒂诺山在早期由于其地理位置成为商业区,常有外国商人进入。虽然这座山在塞维鲁城墙内,但直到克劳狄奥皇帝才将其并入神圣边界内。共和国时期的法令规定这座山是平民的公共财产,因此遍布与平民、外国人相关的建筑。帝国时期成为贵族聚居区。由于人口密集,山上建有大型公共浴场设施,著名的卡拉卡拉浴场就在这里。山上的神庙建筑还保留着原先的平民和异国特色,有月亮女神、平民三主神以及密涅瓦等神庙,也有月亮神殿、多利克的朱庇特神殿、密特拉神殿和伊西斯神庙等外来祭祀场所,而且很早就居住有基督教徒。

台伯岛和台伯河西岸主要是平民区,居住着陶瓷工、皮革制造工、象牙制造工、细木工、磨坊工、搬运工、砖瓦工等。从共和国末期起,叙利亚人和犹太人就在此聚居,这里有罗马最古老的犹太人墓地。但河岸、山坡和山顶也有贵族的别墅和花园。台伯河畔有对全体公民开放的恺撒公园。该区的平民特性也表现在祭祀场所中除了迪亚岛女神、幸运女神、死亡和恐怖女神、泉神等,更普遍的是近东神祇,如太阳神庙、翠贝拉和伊西斯神庙、古叙利亚女神神殿,可能还存在过犹太教堂。第五章基础

城墙在长安是一道实体的界限,在罗马却是一道象征的界限。这两座城市都是帝国交通网络的中心,也都是依赖粮食“进口”的城市。长安依靠政策保障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罗马则主要依靠往来不息的海外商船。在供水方面,双城各施所能,一个靠地下的水渠,一个靠空中的水渠,解决了都城的用水。第一节 城之为城 

我们现在的城市周围并没有一道将城内外截然分开的凝固的界线,城市的界线只在地图上出现。如果留意的话,能看见路边的一块小小界石,或者是头顶上巨大的标语牌,这些都提醒我们离开或者到达一个城市。而对于长安人来说,城内和城外的界限是如此之明显,深阔的壕沟、高厚的城墙,这些都是城之所以为城的最重要标志。

长安的城墙除了被作为行政界限并具有军事防御功能以外,还具有标志它在帝国城市体系中占据至高地位的礼制含义,彰显着天子都城的规格和气派。

城内土地皆为黑壤,城墙是用城南龙首山上挖来的黄土夯筑,夯得十分结实,坚固程度可与砖墙相比。墙面上涂一层掺和麦秸的草泥,外面再涂一层坚硬的朱红色细沙泥,号称“赤如火,坚如石”。城墙外环绕壕沟,宽8米、深3米,从城内延伸出来的八条大街跨过壕沟之处皆架有石桥。

城墙周长25700米,约相当于汉代的62里多,围合面积34.39平方公里。东城墙和西城墙走向笔直,北城墙和南城墙则比较曲折。这种奇特的形状引发了后人的许多猜想,东汉末曹魏初的人将长安城叫“斗城”,认为南、北城墙的形状分别与南、北斗相似。自元人李好文以后,许多人都认为此说纯属牵强附会,他们提出长安城南北城墙的屈曲是对自然环境的迁就,南城墙沿龙首山之势,北城墙顺渭河之流,均非有意为之。但现代有学者将城墙形状与天体星图相比照,分析测量数据后认为两者似乎相吻合,南、北城墙取法南、北斗未必不可信。更有人认为西汉都城的整体布局都是对天象的模拟:长安城的南北建筑轴线象征黄道,渭河象征银河,未央宫象征紫微垣,城南有“天阙”(安门),城北有“五星聚井”(天齐祠和五帝祠)。但这并不是定论。

长安城一共有12座城门,东南西北每面各三门。东面从南到北为霸城门、清明门、宣平门。霸城门,老百姓见此门为青色,都称它为青城门或青门。景帝时有一群青雀飞到城门上,又称为青雀门,后来在城门上安装了雕刻精美的木窗,青雀飞走,便改称青绮门。清明门,因为城门内有籍田仓,又称籍田门,或称凯门、城东门。宣平门即民间所谓东都门,长安人到灞桥上迎来送往,都要经由此门出入。

南面从东到西为覆盎门、安门、西安门。覆盎门之南为杜陵,故又称杜门,也因其北对长乐宫,亦称端门。安门,也称鼎路门,北对武库。西安门紧邻未央宫,出入宫禁的车骑、行人经常由此经过。

西面从南到北为章城门、直城门、雍门。章城门也称光华门,武帝时在此门外建桥修路直通茂陵,因此又称便门。直城门,或称直门。雍门,亦称西城门、光门、突门,因为与函里相近,也称函里门。

北面从西到东为横门、厨城门、洛城门。横门外有横桥。厨城门,因长安厨在门内而得名。洛城门,又称朝门、利城门;因门外有武帝放置承露盘的鹳雀台,也称鹳雀台门;可能因为正对高祖长陵,亦称高门;又因城门外渭水边上有客舍,也称客舍门。

12座城门中,只有东面的霸城门、清明门、宣平门外有阙。但以正对未央宫南门的西安门和正对长乐宫东门的霸城门规模最宏伟,城门以夯土起筑,土墩边密排石础,础上立木柱,之上再盖门楼。城门内侧紧靠城墙处是城门候和城门屯兵的住所,负责城门的开关和安全。这些城门都掩映在扶疏林木间,气势恢宏,可容12辆车并行,一门三道,中间的门道专供天子使用,行人左出右入,熙熙攘攘却秩序井然。

早期罗马帝国的都城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虽然也有城墙,却是一道已经沿用了400年的旧墙,如果从它最早的建造时间算起,它比帝国大了整整600岁。在这数百年的时光中,罗马的各种建筑早已漫出了城墙之外,所向披靡的军团铁骑带来亚平宁半岛的和平,城墙也因此失去了防御功能。在帝国公民的心中(或者早在共和国晚期就已经是这样看待这道城墙了),它是历史的纪念物,是神圣边界的标志,是十四区的分界线,唯独不是城内和城外的区分。

公元前6世纪,塞维奥·图里奥国王在防守薄弱的罗马东北部平地修建了一道城墙,并与其他山丘原先的防御设施相连接。公元前4世纪城市遭受高卢人的洗劫后,城墙被重修并延长,这就是在帝国时期仍然矗立的塞维鲁城墙,它的名字由最早的修建者塞维奥的名字派生而出。因为是先有城,再有墙,城墙修建的初衷是用最经济的方式将所有需要保护的建筑都环卫其中,因此城墙的平面形状极不规则,总长约11公里,围合面积约4.26平方公里。城墙主体高约10米、厚约4米,石材为本地的凝灰岩,北段用土墙加固,某些地段设有城壕,西边有一小段则直接用台伯河作为天然屏障。在今天罗马市的中央火车站等地方,还可以看到城墙遗迹。

城墙共设16座城门,从西南角开始沿顺时针方向,依次为三城门、江河门、卡尔蒙塔门、泉之门、桑库斯门、健康门、奎里那勒门、科里纳门、维米那勒门、俄斯奎里诺门、奎尔奎图纳门、卡厄利蒙塔纳门、卡佩纳门、纳维亚门、青铜门、拉威尔娜门。早期城门只有通行功能,奥古斯都时期将其中一些改建为纪念拱门。

修建年代最早的是卡佩纳门,原名卡麦纳,与附近的森林同名,后来因通往卡佩纳的大道由此经过而更名,后并入塞维鲁城墙。随后是科里纳门、维米那勒门、俄斯奎里诺门、奎尔奎图纳门、卡厄利蒙塔纳门,均建于公元前6世纪,名字均来自古山名。其他城门都建于公元前4世纪,卡尔蒙塔门、桑库斯门、健康门、奎里那勒门、拉威尔娜门得名于城门附近的神庙或祭坛。纳维亚门取自纳维伊森林。另有一些城门名字取自本身的建筑结构:三城门上有三头的卡可大盗雕像,神话中他正是在这附近偷了英雄赫拉克勒斯的牛群;青铜门用青铜板或折叶加固。唯一特殊的是江河门,由于常遭水灾而得名。

3世纪的罗马帝国风雨飘摇,蛮族屡屡进犯,罗马不再是不设防的城市。271年开始,奥勒良皇帝下令修建一道新城墙。城墙全长18.837公里,走向全面考虑了地形、战略和经济因素,由于要在短期内迅速组织起一道有效防线,因而并入了许多建筑,连接了几座山丘,并避免将大型建筑留在城外。城墙由混凝土修建,用旧砖砌面,厚约3.5米,高约6米,军事防御性大大加强,内侧有哨兵通道,每100步(约29.6米)设一座配备弩炮室的正方形塔楼。为了解决卫兵们的生理需求,城墙上还设有公共厕所。

城门共17座,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双拱式,石灰岩砌面,两侧有半圆形塔楼,包括阿匹亚门、弗拉米尼奥门、奥斯提恩塞门和波尔图恩瑟门四座主城门。第二类为单拱城门,亦有塔楼。第三类是不配备塔楼的单拱城门。从西南角开始,沿顺时针方向依次为奥斯提恩塞门、波尔图恩瑟门、奥勒留门、塞提米阿纳门、凯旋门、科尔涅里亚门、弗拉米尼奥门、平齐奥门、盐路门、诺曼图姆门、封闭门、提布尔门、普拉俄涅斯特门、阿西纳里亚门、麦特罗维亚门、拉丁纳门、阿匹亚门、阿尔德阿门。除凯旋门和封闭门外,其余都以穿过城门的道路命名。菲利普·科阿莱利,奥勒良城墙阿匹亚双拱式城门复原透视图第二节 八街九陌与条条大路通罗马长安八街九陌

长安是帝国交通网络的中心,水陆干道由此向外辐射,保证统治机构运转和都城物资供应的顺畅。向东,函谷道沿渭河南岸直通黄河下游和江淮之间,北可出辽东,南可下闽越;武关道由丹灞谷地往南可至荆襄及岭南地区;蒲关道自蒲津渡黄河,北向汾晋、雁代。向南,子午道和傥骆道贯穿秦岭,经汉中入蜀。向西,渭北道沿渭河北岸和湋河岸至雍县(今凤翔附近)后向西北和西南分为两支,前者为回中道,越陇山,经河西走廊而至西域;后者为由关中入蜀的陈仓道,它东面是褒斜道,也是入蜀要道之一。向北,有直道通往塞外。

城内的道路号称“八街九陌”,所谓八街即香室街、夕阴街、尚冠前街、华阳街、章台街、藁街、太常街和城门街。八条城门大街规整端直,各由两条排水沟分为并行的三股道。两侧各宽12米,供一般吏民行走;中股道宽20米,并且有抹泥地面,是天子专用的驰道,即便是储君,无令也不得擅自行走驰道。若擅入驰道,会被没收车马并免爵,即使得到允许行走驰道,也只能靠边走,不得进入中间的三丈。成帝刘骜为太子时,住在桂宫中,一日逢元帝急召,太子出桂宫南门龙楼门后,不敢穿越驰道,一直绕到长安城西的直城门才穿过大街,从未央宫北面的作室门入宫。这样一来,便耽误了时间,元帝询问他为何迟来,太子据实以告,元帝大悦,才下令允许太子穿越驰道。这种交通规则给官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由于无法穿过大街,有时要走上很长的一段路,甚至要绕到城门口,才能到路的对面。直到平帝元始元年,才将三辅之内的驰道废止。城门大街上的排水沟又称御沟,水畔遍植杨、柳、槐、松、柏。

城墙内侧还有环城道路,称为“环涂”。连接里与里之间的公用道路称为“巷”,各闾里内的小路亦称为“巷”,此外还有沿着溪水、沿着树木的巷,称为“谷巷”、“树巷”。这些路都是不能侵占的,否则会被罚金二两。

当时有不少贵族和高官都住在长安北郊和东南郊的陵邑中,日常在长安城内办公,假日则回陵邑居住。杜门大街与横桥大道分别通往杜陵和渭北,是连接长安与陵邑的要道。

长安城内的道路虽然宽阔,却都是土路,风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难行,连天子的驰道也常常崩坏需要修治。

对八水环绕、王渠周流的长安来说,桥是必不可少的。长安十六桥中以灞桥名声最大,唐代折柳赠别的灞桥便是沿用了这座汉代古桥的名字,作为横绝灞水的唯一桥梁,从长安到函谷、武关和蒲关都必须经过灞桥。灞桥原为木桥,王莽地皇三年发生火灾,数千人参与扑火,桥依然被毁。灞桥重修后一度更名为长存桥,但在文学绘画作品中,仍常见灞桥身影。(明)沈周,《灞桥风雪图》条条大路通罗马

在罗马城,“条条大路通罗马”不是哲理,而是现实。公元前20年,奥古斯都在罗马城中心设置黄金里程碑,作为亚平宁半岛上所有重要道路的起点,这根覆盖镀金青铜的大理石圆柱上铭刻了它们的里程。长且直的军事、政治和商业要道被称为“大道”,修建时间大多可追溯至前帝国时代。它们通往亚平宁半岛的各个重要城市,路名或取自所到达的终点,如通往阿尔德阿城的阿尔德阿大道;或取自其主要功能,如运盐的盐路大道;或取自周边居住的人群,如拉丁大道;或取自修建者的名字,如阿匹亚修建的阿匹亚大道。

罗马城内道路纵横,路旁设有里程石,尽管它们中最宽敞的大道也远逊长安城的大街,但是这些用石块、砾石、石板层层铺就的考究道路,可使行人免遭尘土、泥泞之苦。罗马城内最重要的一条道路名为神圣大道,连接了罗马广场和元首宫殿区,路名可能源自其为宗教游行路线,可能是因为沿路分布着罗马最神圣的建筑,也可能是道路本身具有某种神圣的本质。其他一些次要的道路被称为坡、巷、楼梯或阶梯,许多不太重要的道路甚至并未铺上石板,尽管共和国末期就有法令规定,路旁的居民应当给所在路段铺石板并有义务维护。只有特别重要的道路才有名字,所以地址不易确定,人们需要记住附近的公共建筑或是自然地形。庞培城的道路,公元79年

罗马城的路上常常摩肩接踵、水泄不通。富人们的抬轿工们野蛮地穿过人群。由于都城白天禁止大部分的车辆通行,所以很多重物只能靠奴隶们搬运,路上常常能看到肩扛或头顶着大包袱的奴隶们。不仅如此,道路交通还被商店摆在外面的货物和手工业者们在街上摆设的摊位弄得更加拥挤,因此图密善皇帝在公元92年曾颁布一项法令禁止开展这些活动。

台伯河将罗马一分为二,早在共和国时期,河上就已修建了七座桥,最早的时候是木桥,公元前2世纪以后建造的都是石桥。帝国的都城渐渐扩展到河西岸,新区的范围甚至比原来东岸的城区要更大。元首们纷纷新建桥梁,初衷是连接自己在河对岸的私产,但无形中便利了两岸的交通。有些桥迄今仍横跨台伯河,罗马城最著名的圣天使桥就是其中之一,这原本是134年哈德良为了连接自己家族陵墓而建的石拱桥,中世纪时哈德良陵墓被改成圣天使堡,哈德良桥也被改造成桥上立着天使雕塑的圣天使桥。第三节 粮食供给漕挽天下

吕后、文景帝年间,每年都城所需粮食数十万石,土地肥沃的关中尚足以自给。武帝之后,长安城的官吏和徒役人数都大幅增加。平帝元始二年,京兆的人口已超过68万,长安县就有8万余户、24万余口。哀帝时,在京官吏有1万多人,再加上驻守京师的军队,如果按照每人每月一石半粮食的配给标准,那么国家粮仓每月单是支付在京公职人员的粮食就超过3万石,还没有包括皇室成员和内侍奴婢所需。至此,关中地区每年所产的400万石粟已不足供给。

但在武帝统治之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有限,有些势力强大的诸侯王拥国自重,与中央分庭抗礼,并不向中央缴纳粮食。从武帝中期以后到宣帝年间,通过武力和怀柔政策削弱了地方诸侯的势力,天下之粟才能通过漕运从今天的山西、河南和江淮地区源源不断运到京师。

漕运的主要途径是渭河和漕渠。秦汉时期的气候较现在温暖湿润,中上游森林还未受到破坏,渭河水量充足,宜于航运,尤其是楼船等大型船只的通行。但是渭水河道过长,多有难行之处,武帝元光年间,花费三年时间,征用工卒数万人,开凿了长安至华阴的漕渠,主要从昆明池引水,兼纳灞、浐等水,极大地便利了长安与关东的水路交通,同时也使漕渠经行的关中地区农田得到灌溉,更加肥沃。据推测,泾河、洛河的某些河段可能也曾做过航道。

京畿地区的粮食大部分储存在皇室粮仓和国有粮仓中。皇室粮仓是皇室成员和内廷各部门的私藏,供其消费或赏赐之用,太皇太后、太后、皇后、太子和少府都各有粮仓,离宫苑囿(如上林苑)亦有仓。

国有粮仓包括长安的太仓和籍田仓、云阳的甘泉仓、渭北的细柳仓和嘉仓,以及华县的华仓等,它们的收纳支出、储藏保管、校验防卫等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有关储运都由中央统一调配管理,基本用于供应京师消费和支持西北军备。太仓在长安城东南,受纳天下租谷,供皇室、百官和宿卫京师的军队之用。籍田仓在清明门内,储藏籍田所产的粮食,专供皇家和官方祭祀之用。甘泉仓在直道与泾水交汇处,粮谷多于此地转运。细柳仓、嘉仓都设在长安西北郊渭北的军事要冲之地。

长安附近还有一些史籍失载的粮仓。凤翔县城东南的汧河码头仓储建筑就是其中之一,建筑总面积为7200平方米,歇山顶,地面夯筑,在立好的圆木上架木板形成仓储的地面,既利于防潮又利于承重。根据容积推算,这个粮仓也属“百万石仓”,可能是关中西部粮食的水上转运站,也可能是军备或蕲年宫祭祀活动的物资库。

离长安稍远,在黄河、渭河交汇处有京师仓,又称华仓或华阴仓,系利用宁秦县城故址修筑,函谷道从仓前经过,西运京师的关东敖仓粟谷在此中转。京师仓一面依山、三面临崖,地势高敞,仓城占地约10万平方米,现已发现六座粮仓,总储粮量当在百万石左右。进口粮食

汉帝国向官员、军队支付粮食作为俸禄的一部分,罗马帝国也对都城的部分男性公民实行免费供粮政策,受益人的数量大约为15万—20万人,也包括一些团体,如获得资格的被释奴,未获得公民身份的自由贫民则无法享受福利。虽然后来受益群体的规模有所增长,但始终未超过25万人,估计只有四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有资格获得免费谷物,3世纪初,塞提米奥·塞维鲁增加了免费橄榄油的定量供应,后来奥勒留又增加了免费猪肉和葡萄酒,如此巨大的粮食需求远远超出罗马本地供应能力。长安的粮食主要靠政策漕运,而罗马的粮食则大部分靠商业贸易,也接受西班牙、撒丁岛、西西里岛、埃及、非洲等地作为租税上缴的粮食。

由于地中海横亘在罗马帝国之中,陆上运输花费极其昂贵,大部分的供应都采取水运。小麦、橄榄油和葡萄酒是罗马居民的主要消费品。若人口以通常估计的100万人计,则每年需要进口23.7万吨小麦、2.6万吨橄榄油和16万吨葡萄酒,假设每艘船的平均装载量为250吨,那么单是运输这三种主要物资,每年就需1692船次到埠。最好的航运季节是4月到9月,这期间每天都约有17艘运粮船到达奥斯提亚港,之后沿台伯河将粮食转运到罗马城。除粮食以外,罗马城还有许多物资也依赖海运,如大理石材、香料等。进口贸易之繁荣,从埃文蒂诺山和市场码头以南的陶片山可窥一斑:这座海拔50米、占地两万平方米的山完全由早期帝国进口橄榄油、谷物和葡萄酒的陶罐碎片堆积而成,大部分来自西班牙和埃及,大约共有5300万片。

史前时期,台伯河上只有台伯岛所在的一段水流较缓,最早的船只停泊所便修建在此,南北贯穿意大利中部的交通干线也由此经过,早在罗马建城前这里就有希腊海员和商人活动,因此形成了台伯河码头。共和国晚期,海上贸易活动迅速增长,码头区向南扩展。公元前193年,营造司在埃文蒂诺山南边的平地修建了市场码头和大型仓库群,装卸从奥斯提亚港运来的货物,并设有市场。

帝国时期,新兴商业建筑渐渐填满市场码头的空地,陶片山附近的河岸被改造成了一种内设储藏室的箱式防护堤。沿用已久的台伯河码头和市场码头已不足以应付繁忙的运输。公元42年,台伯河口新建了克劳狄奥港,约在奥斯提亚港以北4公里,经由运河与台伯河相连。港口是一个90公顷的圆形人工湖,利用环礁湖和沙岸线形成自然屏障,在港口两臂修建停泊处和仓库,堤岸尽头立有一座灯塔。之后图拉真又修建了一个新码头,这是一个与运河连接的六边形人工湖。地中海的港口

埃文蒂诺山及山下的平地以仓库区闻名。仓库一般是围在露天庭院四周的多层建筑,入口较高,通过楼梯或斜坡进入,管理半军事化,以修建者或存放的货物命名,既有储藏之用,也兼批发零售。公元前4世纪末期起有盐仓、大理石仓库。公元前2世纪晚期,加尔巴家族在市场码头附近修建了储藏葡萄酒、橄榄油和大理石的仓库,共有三个庭院,在四周环绕的柱廊中开设库房。庭院后面两层围廊中的385个房间则大部分被仓库员、分配员、管理者和工人占用。仓库内发现的租赁契约显示,这里向商人出租房间、柜子或短期摊位,租金由货物性质决定。共和国晚期至帝国初期,修建了萝丽娅仓库、科尔涅利亚仓库、蜡烛仓库和阿尼恰纳仓库。台伯河

从1世纪起,上述这些仓库都成为帝国财产。邻近罗马广场的一座仓库不知该叫阿格里帕仓库还是阿格里庇娜仓库,由奥古斯都的营造司阿格里帕或克劳狄奥皇帝的妻子阿格里庇娜修建,也有三个庭院。最大的庭院四周环绕三层的连拱式厢房,约有90间店铺。庭院中间是一个仓库守护神的圣堂,在此进行的每笔商业交易都需要有一份由这位神作为见证的字据。此外,维斯帕在帕拉蒂诺山建造了维斯帕仓库;图密善则建造了大型的调味品市场——胡椒仓库;3世纪在俄斯魁里诺山的大地女神神庙旁建造了纸莎草仓库。第四节 水渠的功劳决渠为雨

在信息传播渠道欠缺和识字率有限的古代,口头文学往往是社会上传播信息最主要的载体,正如今天的微信、微博段子一样,这些简短精练的谚语、歌谣蕴含了丰富的流行信息。西汉时关中地区传唱的一首《郑白渠歌》,颂扬了对京师农田灌溉有莫大功劳的两条水渠:“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水流灶下,鱼跳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战国之时,韩国惧秦人勇悍,想要用劳民伤财的大工程拖垮秦国,使其无法东征,于是让水工郑国游说秦王在北山南麓兴建西引泾水、东注洛水的水利工程。在动工的过程中,秦王发现了郑国的身份,准备将他处死,郑国辩解:“我为韩国延数年之命,却为秦国建万世之功。”果然,此渠修成之后,注以淤泥之水,灌溉盐地4万余顷,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一百余年后,武帝的太始二年,白公奏请造渠,引泾水注渭中,起自谷口,终于栎阳,溉田4500余顷。郑国渠和白渠就像歌谣里唱的一般,使关中成为千里沃野,养活了长安生民。

长安城内的宫殿、官署、邸第和里居中,处处皆有水井,解决了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用水问题。但是宫室内人口众多,池苑和东西市的手工业作坊等都需要大量用水,周人和秦人在关中建立的以沣滈二水为源、以镐池为库的给水系统已远远不能满足西汉时期长安作为帝都的庞大用水需求,于是汉人又开发了泬水作为长安更主要的供水系统。泬水即今潏河上游和河河道,从少陵原西南的樊川流至长安西南,在章城门附近分为两支:一支向建章宫、西城和北城附近地区供水,最后注入渭河;另一支入长安城内,称为明渠,至城东的清明门出城,承担了未央宫、“北阙甲第”、北宫和长乐宫的供水,其出城后又一分为二,一支通向城壕并注入渭河,另一支向东注入漕渠。

长安排水系统则由道路边的路沟与城壕或城内的排水渠道相连。全城的排水渠呈网状,生活污水、雨水流入地下从宫内排到城内,从城内排到城外,沿着城壕从南向北汇流至渭河。空中“运河”

罗马城居民的用水来源主要是天然水源和水渠引水。前者如罗马广场的吉乌图娜泉和俄斯奎里诺山的欧佩乌斯湖,278年,欧佩乌斯湖的湖沿被改建成阶梯,看起来就像一座剧场。后者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工程之一,以地下管道式和地上连拱式两种方式为主。早期希腊采用地下管道式的水渠,是为了防止投毒和遭受攻击;成为地中海世界霸主的罗马帝国能够充分保障罗马城的和平,故地面的连拱式水渠结构得以兴盛。

水渠将水引到城内的指定地点,皇帝和贵族用私有铅管将水引至自己的宅邸,其他人则要自行到公共喷泉或供水点取水。罗马城内至少有上千座喷泉。普通的喷泉几乎在每个街角都有。装饰性喷泉中以提多修建的“流汗的圆锥”最为知名,坐落在斗兽场旁边,圆锥体形,高17米或18米,是罗马十四区中五个区的会合点。

引水需要付水费,只有极少数水渠(如新阿尼奥渠)是免费的。水渠的消费群体约为1000—2000人,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公共使用者,如军事和政府机构、剧场、喷泉和浴场;一种是私人使用者,如住宅和手工作坊。

早期帝国的罗马城内有11条水渠。阿匹亚渠、旧阿尼奥渠、马其奥渠和温渠都是共和国时期修建的,帝国时期对其进行重修或加长。除了温渠因水源是温泉而得名外,其他三条都以主持修建的执政官命名。水源都是东郊的泉水或河水。除旧阿尼奥渠因为水质太差,供水用途限制为灌溉等较低级的用水需求外,其他三条渠的水都可以饮用和沐浴。马其奥渠是罗马的第一条高空水渠,也是最长的一条,足有91千米。罗马城喷泉

朱利奥渠、克劳狄奥渠、图拉真渠、亚历山大渠、维尔勾渠、阿勒希厄提纳渠和新阿尼奥渠都是帝国时期修建的,前四者以皇帝命名,后三者以水源命名。阿勒希厄提纳渠原本是奥古斯都专门为海战剧场用水而修建的,水质不太好,后来只作手工业和灌溉用途,不过台伯河西岸的平民们也会使用。维尔勾渠和亚历山大渠都向特定建筑供水,前者供给阿格里帕浴场和人工湖,不过后来引出一条支渠为河西岸提供用水,后者供水给尼禄浴场。这几条水渠大多都是高拱廊结构,能满足城内地势较高之处的用水需求。

不只地面水渠宏伟,罗马城中心的下水道也非常壮观,高4.2米、宽3.2米,据说阿格里帕曾经乘坐小船入内视察。公元前7世纪,广场谷初建大下水道,汇集俄斯奎里诺山、维米那勒山和奎里那勒山的污水后排到台伯河,帝国时期阿格里帕重建过。下水道开始于奥古斯都广场西北,拱顶,地面用火山岩块铺砌,到达罗马广场后分出八条连接城内各个污水池的支渠。渠口是大理石的三拱门。

罗马较之长安在水务上最麻烦的一点是台伯河常常泛滥,尤其是沿岸的码头和市场制造的大量垃圾壅积在河道中,使水患更加严重,一些低洼地区如战神原和市场码头常受洪水侵袭,甚至城中心的罗马广场也不能幸免。奥古斯都在统治早期疏通了河床,减少了洪水泛滥。哈德良时期又增高了战神原北部的地面,形成防洪的高堤,但洪水对罗马的威胁直到19世纪才真正解决。第六章居住

长安城内大部分的土地都被皇族占用,只有少量空间留给贵族、官员和平民们。大部分人口,尤其是从关东迁来的豪强,都住在郊区的五陵邑中。罗马城的情况也类似,台伯河右岸的山头水畔基本都被皇帝和贵族占用,平民们只能租住地段不好的简陋公寓,更多平民只能住在左岸。第一节 贵贱有别寻常巷陌

长安居民因政治、经济地位不同,住地形成分区。无论是贵族官僚还是平民,都以里为居住单位。“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等罪犯虽有一定人身自由,但不允许居住在里中,否则以逃亡罪论处。

长安城有闾里160个,包括宣明里、建阳里、昌阴里、修城里、黄棘里、北焕里、南平里、大昌里等,集中分布在长安城的东北角。一个里的面积大概有33687平方米,里的规模大小不一,每里多不过百户,少者三四十户,一般是50户左右。里的负责人为里典,或称里正。里内房屋鳞次栉比,巷道修直。里是封闭式管理,设里门,周施墙垣,不允许破坏,不允许随意翻越。如果翻越里墙、市墙等,或者故意毁坏墙垣、私开通道将会受到法律严惩,并进行经济赔偿。每个里可能都有两道门,定时开闭。

出入闾里时,按规矩乘车者均需下车。武帝时期四朝老臣万石奋徙居茂陵邑后,有一日身为内史的小儿子万石庆饮醉归家,入里门而未下车。万石奋听闻,生气得吃不下饭。万石庆非常惶恐,袒衣请罪,老父亲却不原谅他。于是长子万石建和家族中人都一同请罪,万石奋说:“内史是贵人,进闾里时,长老们都急忙回避,内史却坐在车中坦然自得,这符合身份吗?”此后万石庆和兄弟们入里门时都下车,缓步归家。但其实很多有身份的人入闾里时都乘车直入。宣帝宰相于定国的父亲于公居住的闾里之门损坏,父老们准备修缮。于公说:“你们把闾门加高拓宽到能让驷马高盖车通行吧。我一生从未错判冤狱,积下阴德,子孙肯定能出光耀门楣的高官。”果然他的儿子官至宰相,孙子官至御史大夫,世代封侯。

汉代实行二十等爵制,不同爵位的田、宅有其相应的规格。田、宅皆有籍,由官府备案。如果想添置宅邸,必须与其原有宅邸相邻。爵位在五大夫以下的都比地为伍。相邻而居的人家不仅是地缘上的邻居关系,还有相互纠察的法律责任,如果发现邻里触犯律法,要及时向官府举报。这种秦法“连坐”的孑遗可能正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好打听他人家事、人际关系无边界传统的由来。

西汉百姓一般为五口之家,住宅多为一堂二内,即两室一厅,也有两堂两内的,主要为木构,屋上盖瓦,庭中植树,四周有围墙或篱笆。长安可能已经出现多层楼阁建筑,只是不如东汉普遍。在刘向的《列女传》中,西汉长安大昌里的一户寻常人家内就已经有楼。这家的男主人在外与人结怨,仇家劫走了女主人的父亲,威胁她从中协助。要么父亲死,要么丈夫死,一番思量之后,女主人假意告诉仇家说:“今晚在楼上卧室头朝东睡的便是,我会开好门窗相待。”回家后,她让丈夫睡到别处,自己在楼上打开门窗头朝东卧下。半夜果有不速之客闯入,砍下首级而去,天明后才发现死的是那位女主人,仇家被她的仁义感动,放过了她的丈夫。

平帝时曾在长安城中专门划出了5个闾里,起宅200间,作为贫民区。大第小第

官僚贵族的住宅一般称为“第”或“舍”,“第”又分为大第室和小第室。大第规模宏大,竞相仿照皇家建筑,一般称为“甲第”或“甲舍”。成帝时,曲阳侯王根的住宅仿照桂宫之土山、未央宫之渐台和白虎殿,引入高都水,这出了名的僭越被长安民众编入了歌谣。

甲第多在未央宫北门附近,称为“北阙甲第”。夏侯婴是跟随高祖从沛县开始打天下的老臣,又曾经救过汉惠帝和鲁元公主。高祖驾崩后,惠帝和吕后将距离未央宫北阙最近的大第赐给夏侯婴,以表尊崇。萧何、霍光等重臣也都居住在大第中。哀帝曾为宠臣董贤起大第北阙下,殿分前后,重门洞开,甚至达到了天子宫室的标准,山池玩好极尽华丽,阑干都铺满绣缯。

未央宫之东的称为“东第”,数量较少。

大第或甲第的行政单位也是“里”,像外戚聚居的戚里、城南达官显贵生活的尚冠里等。但是大第可突破普通闾里的规制,朝街开门,不必从闾门出入。

住得了大第的毕竟是少数,长安地狭人多,住房紧张。曾任天水太守的楼护是二千石大官,宅邸却比较狭小,这种情况很常见。

汉代官员日常并不回家居住,而是住在宫中专门的庐内或官府设置的吏舍中,他们的妻子有时也会来同住。每五日有一次休沐假,此时方可回家,正像汉诗《相逢行》中所述:“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

除了在长安城内日常居住的第以外,达官显贵们还在城外筑有私园。由《长门赋》而闻名遐迩的长门宫,原先就是窦太主的私园。茂陵富民袁广汉曾在咸阳北邙坂下筑园,构石为山,绵延数里,垒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涛,其间散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等奇兽珍禽,遍植奇树异草,广建重阁修廊。后来袁广汉因罪被杀,此园被收为官园,鸟兽草木都被移入上林苑中。

 五陵邑

唐人在诗文中常以汉人自比,“五陵少年”便是常见的意象,尤其是在仗剑倚马、轻财任侠、饮酒赋文、无拘无束的李白笔下,如《少年行》道:“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五陵原上这些鲜衣怒马的少年,踏花赏春、酒醉千盅、一掷万金、藐视礼法,恣情地享受着人生的快意。

五陵原之名起于西汉,是都城长安北边的长陵邑、安陵邑、阳陵邑、茂陵邑和平陵邑之合称。天子造陵时,即在帝陵之旁设陵邑。高祖时迁功臣和原六国贵族于长陵邑,之后的皇帝则徙天下高官、富人和豪杰兼并之家,甚至是倡优乐人、“乱众民”于各自的陵邑中,赏赐给他们一定的钱财和土地。移民们来自西汉的32个郡国,尤以淮河以北、山陕间黄河以东、燕山以南的关东地区最多。不单是为了守护、供养帝陵,还有拱卫京师、充实都城人力和经济来源,便于监管这些权力的潜在威胁者,以及削弱地方力量以加强中央控制的用意。长安南边有霸陵邑和杜陵邑。除了帝陵邑,还有少数后妃陵邑,如文帝之母薄太后的南陵邑、昭帝之母赵婕妤的云陵邑,以及两个准陵县——太上皇陵的万年县和史皇孙陵的奉明县。五陵北原

陵邑不属三辅管辖,而隶属掌管宗庙礼仪的奉常(景帝时更名太常)。他们地位特殊,譬如长陵令,辖下之地不过如县大小,却是相当于郡太守的二千石高官。邑内又多为特权阶层或富裕阶层,是以常常不受约束,造成治安混乱。故元帝开始不再设置陵邑,并将原先的陵邑收归三辅辖治。

这些陵邑是独立的小城,规模大者如平陵邑,占地7.44平方公里,小者如杜陵邑,占地1.05平方公里,面积大小不一。长陵邑三面城墙、一面壕沟。安陵邑北城墙外复有壕沟。茂陵邑以壕沟为界,未发现城墙。其余陵邑四周皆环绕城墙,城里有闾里、市和手工业作坊区等。到汉末时,长陵邑有5万余户,将近18万人(2.7平方公里);茂陵邑有6万余户,近28万人(5.54平方公里);安陵邑最初有5000户,到汉末也有两万户,近10万人(1.19平方公里)。

长陵邑内的居民主要是开国功臣和原齐、楚贵族的后人。安陵邑内则主要是居住关东的倡优乐人,尤其是善啁戏的,时人俗称安陵为女啁陵。

从某个角度来说,陵邑之内才是长安真正的繁华之地:市井的烟火在此孳息,西汉王朝32个郡县来的精英在此汇聚,不同的文化在此相互碰撞、交汇融合,泼天的富贵在此斗巧斗奢。不同于长安城内至高无上的天家威严,这里流动的是声色长安。在王莽之后,五陵邑走向衰落,人去楼空,十不存一,曾经的喧闹繁华渐成萧条苍茫。五陵原的落日和青雾成为后世诗人感叹不尽的兴衰意象,唐寅便写道:“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第二节 嵌错分区公寓租客

罗马的居民也有分区,但这种分区是嵌错式的。同一座山上,山顶房与河景房为贵族占据,山脚和低地则聚居平民。这种区分并不严格。恺撒就曾住在平民区内。但罗马城的平民们多数没有自己的地产,住房状况与两种类型的庇护关系息息相关。一种是长期关系,例如被释奴与其前主人,地位较高的门客与其庇护人。他们之间有一些法律规定的义务和责任,而他们的存在也为主人或庇护人提供了政治资源,这种关系更像是一种家庭内部的联系,常用“友谊”而非“主客”一词定义。这类人长期定居在公寓中最好的区域,租金按年支付,得宠的甚至能以“楼层公寓”和商店或作坊的形式免费居住在主人的住宅或附近的房产中,每户有独立的入口、灶台和家神龛。

另一种关系则较疏远,这些地位较低也较穷的门客与庇护人之间的关系很短暂,常常要更换庇护人。由于他们的流动性强,只能以短期租契的形式在出租房中居住,数天或数月缴一次租金。这些出租房大多是贵族们在城内各处修建的多层公寓,租金非常昂贵。一个采光不好的小房间每年的租金能在罗马城郊的小镇买一套带花园的房屋。

业主们为了获利更多,常常将租房建造得很高,出于安全考虑,奥古斯都将沿路房屋高度限制为70 英尺(约20米),图拉真时代将这个标准降低为60 英尺。为了节省成本,公寓采用非常低廉的建筑材料,因此租房常常倒塌。公寓高处的楼层普遍为木构,因此又常常招致火灾。穷困的房客们不得不随时准备面对突如其来的厄运。许多业主为了避免地产遭受太大风险,其名下的公寓散布城中各处,而非集中于一个区域。

卡匹托利尼山脚至今还保存着一座四层的罗马帝国时期公寓,一层是商店,二层有两套公寓,三层和四层是一些较小的房间。一般来说,公寓的楼层越高,就越便宜且肮脏,底层才有供水。社会的中层和下层因此可能住在同一栋公寓中。在这些出租的简易公寓中,卫生状况十分恶劣,没有厕所,只能使用便盆,倒入公寓底层专门的容器内或是附近的阴沟里,也有一些人趁没人看见的时候直接从窗户倒下来。而生活垃圾则被直接扔在路边。

罗马城有专门的平民区,其中最著名的是苏布拉,占据了奎里那勒山和法古塔峰之间的山谷凹地。这里嘈杂闷热。夏天从海上吹来的风也不能给苏布拉带来多少清凉。恺撒被选为祭司长之前也住在这里。

奴隶则住在他们的主人家中,条件自然更差,狭小而光线不好。据塔西陀记载,公元61年的城市行政长官宅邸中住有400名奴隶;帕拉蒂诺山斯卡乌鲁斯府的底层大约有50间给奴隶居住的房间。那些一贫如洗甚至无家可归的人则住在城市周围的棚屋、剧场的遮雨篷下,甚至墓地中。半山花园和水景别墅

罗马贵族与西汉贵族最大的不同是,他们的身份由家族世代继承,皇帝很难褫夺。元老们的权力可以被削减,个人可能被流放,但身份却一直在家族中传承。贵族们掌握的财富数额巨大,住宅的华丽甚至让皇宫都犹有不及,常常招致皇帝的觊觎。

帝国时期,皇宫侵占了帕拉蒂诺山上传统的贵族居住区,广场政治角色的蜕变使得元老们在广场及周围进行日常政治活动的需求减少,多数贵族搬到离政治中心较远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平齐奥山、切利奥山、埃文蒂诺山和俄斯奎里诺山一带,只剩下一部分贵族仍像共和国时期一样居住在罗马广场周边。贵族们自然不止一处房产,城内有宅邸,城郊有花园和别墅,多余的房产怎么办呢?罗马广场边的空房可以出租,但此举不慎,就会招来大祸。公元51年,某位贵族就因为将罗马广场上连着自家住宅的三个店铺租给自治城使团作为驿馆而被尼禄处死。

影响贵族住宅布局的最重要因素是庇护关系。庇护者日常活动是接见门客,因此住宅必须足够宽敞,令人印象深刻,并分隔出特定的公共空间,如柱廊、餐厅和会客室。室内的家具自然是一应俱全,并且价值不菲:日常起居用的桌子,各种高脚凳、矮凳、靠背椅等坐具,床,还有衣箱、梳妆箱、书架等收纳用品。其中最名贵的要数宅内各处装点的白色大理石和青铜雕塑,大多是希腊原作的精美复制品。而中下层人却只能用手工艺品和摆放着花瓶、酒瓶、微型雕塑的展示架装点住处。

考古发现的帝国贵族宅邸中,结构最复杂、装饰最精美的非阿格里帕和大朱莉娅在奥勒良城墙外、台伯河西岸的宅邸莫属,可能是公元前30—前20年为他们的婚礼而建。宅邸门前有一道通向台伯河的柱廊。宅邸内,在庭院周围分布着一些寝室,主人们追随着一年四季的阳光调换卧室,夏天住在背阴而凉快的一面,冬天住在日晒充足而温暖的一面。寝室中装饰着田园风光和神话场景的壁画。有一间寝室被现代人称为“黑室”,因为墙上的壁画用了黑色的背景,其上再用浅色调描绘出枝形烛台、带翼人物和植物条蔓等图案。另外一间寝室则在壁上绘出微缩的建筑构架和大尺寸的希腊古代绘画复制品。

元老贵族们在城郊建造了许多豪华的花园或别墅,由于地段、景观和建筑本身都很吸引人,因此常常被以馈赠、遗产或没收充公的方式收归元首名下。公元前30年,一位姓麦切纳斯的贵族在俄斯奎里诺山上修建了一座花园。园中有泳池,还有一座地下花园式的宁芙殿,殿墙装饰花园场景的壁画,地板镶嵌白色马赛克。大厅和后殿的壁龛中栽种树木,并装点花瓶或小喷泉。后殿有七级半圆形阶梯,覆盖云母大理岩,是类似小型剧场的阶梯观众席,周围是水景式的舞台布景。

这座花园后来成了尼禄皇帝的私产,经过重新规划和装饰,用过渡宫将其与帕拉蒂诺山相连接。历史学家撒路斯提奥在平齐奥山和奎里那勒山之间的花园后来也变成了提比略皇帝的私产,园中有小型竞技场、宁芙殿、水池、围廊、维纳斯神庙和多层建筑。圣托里尼岛出土的“春天”壁画,现藏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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