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尼尔·波斯曼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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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 （美）尼尔·波斯曼著；何道宽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4
书名原文：Technopoly: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ISBN 978-7-5217-0049-7
Ⅰ. ①技… Ⅱ . ①尼… ②何… Ⅲ . ①技术－垄断－研究 Ⅳ . ① F06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9）第025299号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著者：[美]尼尔·波斯曼
译者：何道宽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9.75
字数：193千字
版次：2019年4月第1版
印次：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217-0049-7
定价：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美]尼尔·波斯曼 著何道宽 译中信出版集团献给费伊和曼妮无论技术是否利用新近的科学研究，它总是道德哲学的分支，而不是科学的分支。——保罗·古德曼《新革新运动》中译者第二版序在“中译者第一版序”之首，我写了这样一段话：“这篇序文准备回答6个问题：（1）什么是媒介环境学？（2）麦克卢汉和波斯曼主张技术决定论吗？（3）什么是技术垄断？（4）技术垄断为何在美国兴起？（5）什么是波斯曼的警世危言？（6）今天怎么读《技术垄断》？”在“中译者第二版序”里，我也回答6个问题：（1）《技术垄断》的总体效应如何？（2）为何其中国效应大于美国影响？（3）中国学者如何欣赏他特别犀利的洞见？（4）为何说波斯曼高扬人文主义的旗帜？（5）AI大发，“奇点”将至，如何应对？（6）《技术垄断》中译本第一版有何遗憾？一、《技术垄断》的总体效应如何2017年12月12日，据“中国知网·文献”检索结果，《技术垄断》中译本被引用605次。简要回顾该书10年来的接受情况，可以断言，该书在人文社科学术译著中独占鳌头。甫一问世，《技术垄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即好评如潮，书评家、时评家、跨界学者、学界和业界人士的大小书评数以百计。次年，《技术垄断》进入《光明日报》20本年度推荐书目。2010年，北大版《技术垄断》繁体字版登陆台湾，书名变通为《科技奴隶》，但译者署名未变，译文未变。自此，它成为北大出版社的畅销书和长销书，受到大中华地区出版界、读书界和评论界的持续关注。2011年，《技术垄断》获得深圳大学学术创新奖三等奖。2011年9月14日，在“豆瓣·读书”检索发现，优良评级者占压倒性多数，具体数据是：285人评价，评五星级者占48.5%，四星级者占43.1%。2017年12月12日，在“豆瓣·读书”检索，结果显示：670人评价，获高分8.6分，势头不减。二、为何其中国效应大于美国影响尼尔·波斯曼以教育学、语义学和传播学成名，是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精神领袖。就社会批评而言，其名气似乎[1]略逊于诺姆·乔姆斯基之类的社会批评家。就展望未来而言，[2][3]他不如麦克卢汉，更不如托夫勒、奈斯比特、丹尼尔·贝尔[4]那样的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但《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证明，他对电视文化、大众娱乐、唯科学主义的批判胜过一般的社会批评家和未来学家。他把人类技术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又把人类文化分为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类型、技术统治文化类型和技术垄断文化类型。这样的划分独具只眼，仅此一人。《技术垄断》问世于1992年。彼时，互联网尚未到来，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尚未挑战人的智能，但技术发展已然使美国人乐以忘忧。波斯曼忧虑，美国进入了技术垄断文化阶段，美国文化可能会向技术投降。他挞伐盲目的技术崇拜，捍卫人文主义和道德关怀，痛陈技术垄断的严重后果：医疗技术垄断、计算机技术垄断、隐形技术垄断、唯科学主义、传统符号的流失。他是技术垄断危害的先知先觉者，知音难觅，孤掌难鸣，他的批判不受“大众”欢迎。他的批判矛头直指屈从于“技术垄断”的“社会学家”，包括他的弟子。1998年，在媒介环境学会成立大会上的主旨讲演《媒介环境学的人文关怀》里，他旗帜鲜明地张扬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严厉批评缺乏道德关怀的倾向。他对弟子的告诫震撼人心：“你们之中有些人可能自信是媒介环境学者，但不同意我这一番话。如果真是这样，你们就错了。”[5]波斯曼的私淑老师马歇尔·麦克卢汉被认为是技术乐观主义者，甚至被视为“技术决定论者”。波斯曼不完全赞同麦克卢汉的技术媒介观，所以坦言：“他们都知道，自己是麦克卢[6]汉的孩子……不是很听话的一个孩子。”麦克卢汉梦想的是人类技术和文化发展的“太和之境”，而波斯曼却警钟长鸣：文化绝不能向技术投降。波斯曼心仪马克思主义，他主张：《共产党宣言》应该是圣典，比肩《圣经》和《古兰经》。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影响：“紧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人绝不会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将继续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定和约束为指南。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威力唤起了十几亿人的想象和忠诚。”（英文版第198页，以下同为英文版页码，即中文版边码）。他这样的左派知识分子自然难以抗衡“美国例外论”。中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此观之，发展优先、脱贫优先、科学发展是硬道理，人们的主要关怀是技术发展，容易忽视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30年来，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贝尔的《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以及近年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在中国可谓洛阳纸贵。因为他们鼓吹在电子技术上我们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世界是平的”，很有安抚作用！迄今为止，没有一位学者公开批评过波斯曼主张“技术决定论”，也没有一位学者旗帜鲜明地肯定他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然而，不少学者暗暗把媒介环境学派的大多数学者都想象为“技术决定论者”。麦克卢汉和波斯曼在中国都很红。麦克卢汉倾向于肯定电视和计算机的正面效应，波斯曼则警惕其负面效应。麦克卢汉憧憬和预言互联网时代，是21世纪的朋友；波斯曼则痛批“娱乐至死”的电视文化和大众文化，是21世纪的诤友。在中国社会经济技术文化变革超乎寻常、日新月异的语境下，中国人亟需他们两人互补的盛世危言！三、中国学者如何欣赏他特别犀利的洞见波斯曼的“媒介批评三部曲”《童年的消逝》《娱乐致死》和《技术垄断》，大体上反映了他媒介理论和社会批评的思想轨迹和不懈追求，他的批判越来越犀利。《童年的消逝》叹息电视戕害儿童，抹杀成人和儿童的界限。《娱乐至死》控诉电视对读写能力的戕害。《技术垄断》断言：“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技术垄断是文化的‘艾滋病’”。他死死盯着技术加害于人的可能性，仿佛在说：人们，你们要警惕啊！《技术垄断》在中国引起的震撼超过对美国本土的冲击。国内一些顶尖学者特别欣赏他科学哲学和社会批评的犀利锋芒，兹引几例，以管窥豹，以飨读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指出，该书是一部早熟的多学科经典：“波斯曼早在因特网还没有流行的1992年就写下了一部经典著作，猛烈批判美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技术的迁就、盲从。如果他还活着，现在重写这部书，如果考虑到因特网的迅猛发展，他会写得更好。这部书既可作传播学著作来读，也可作技术哲学著作来读。”“《技术垄断》一书涉及许多科学史的内容，作者的科学观念也算比较新潮，这与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传播学的新近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文化决不向技术投降：读波斯曼的〈技术垄断〉》，载《中国图书商报》，2008-02-11）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刘兵坦陈自己迫不及待阅读《技术垄断》的心境，强调该书与中外科学元勋或科学文化研究界的共鸣：“看到波斯曼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出版，便有些迫不及待地找来一读。读过之后，同样，感受、联想颇多，受启发之处也一言难尽……波斯曼的观点，与国际国内像科学元勋或科学文化研究界的一些看法很有相通之处……其中的批判性思考，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载《文汇报》，2008-03-01）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江晓原称赞波斯曼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的批判者之一：“在这个三部曲中，波斯曼的思想越来越深刻，观点也越来越激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的批判者之一。他的这些观点，表面看起来似乎惊世骇俗，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先前从来没有在他的思考方向上尝试思考过。”“在宗教的上帝被抛弃之后，科学开始扮演新的上帝角色。而在波斯曼看来，科学当然不能也不应该扮演上帝的角色，技术则更是经常介于天使与魔鬼之间。”（《文化向技术投降的时代：波兹曼“媒介批判三部曲”》，载《第一财经日报》，2008-08-02）在相关联的一篇《对谈》（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03-07）里，江晓原和刘兵两人又谈到中美学者心有灵犀的思想共鸣。江晓原说：“无论是从传播学，还是从科学文化、科学哲学、科学史，思考到深处，都会殊途同归，最终都会到达‘科学技术是否发展得太快了’这个问题面前，因为这个问题涉及某种终极的价值判断……最近一年我的思绪常常会驻留在这个问题上。”“真没想到，在这本《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我竟发现了一个和上述问题平行的思路。”“当我看到波斯曼在一条平行的道路上，并且也走向我们正在寻找的目标时，我立刻产生了兴奋、欣慰和亲切的感觉——我想这应该就是古人所说的‘吾道不孤’之感吧。”刘兵道：“（波斯曼）在更大的程度上跳出原有的问题，能够独辟蹊径地思考技术手段对于传播内容的实质性影响，进而对于科学和技术问题本身又有独立的认识，这就充分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真正有意义的学术研究，更多的是表现在那种与众不同的、具有批判性的反思之中。波斯曼的学说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蒋原伦写道：几年前读《娱乐至死》时，就“预感会有《技术垄断》这样的批判力作面世”。他指出：“《技术垄断》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对所谓的‘社会科学’的批判，许多人文学科和社会研究被冠之社会科学的名头，而假借科学的名义所进行的一切就不可以受质疑。中国的学人尤其要对此进行反思。波斯曼将以上现象称之为‘唯科学主义’。”（《技术垄断：当代人的文化困境》，载《中华读书报》，2008-11-03）四、为何说波斯曼高扬人文主义的旗帜以麦克卢汉和波斯曼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理论，强调技术对社会、文化和心理的重大影响和长效影响，因而被扣上“技术决定论”的帽子。波斯曼把人类技术发展分为“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技术垄断文化”三个阶段，非常冷静，非常理性。他猛攻的仅仅是冲击“印刷文化”的“娱乐至死”文化，绝不笼统强调技术对文化的绝对作用，而是高扬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坚决反对文化向技术投降。《童年的消逝》叹息电视文化抹杀成人和儿童的界限，《娱乐至死》控诉电视对读写能力的戕害，《技术垄断》高呼“狼来了”，揭示唯科学主义和信息失控的现实危险，指控技术垄断对美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危害。你能说他主张“技术决定论”吗？他痛斥轻浮的社会“科学家”：“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就不如自然科学家谨慎，他们有关科学的观点始终不那么严密。换句话说，对他们的程序能够回答什么问题和不能够回答什么问题，他们的思想更加混乱。他们把指引我们立身行事的权力托付给他们的‘发现’程序如何严密；无论如何，他们在这一点上从来就不那么小心谨慎。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常常在电视上露面，［著作］登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进入机场书架的‘自助’书籍中。他们之所以频频亮相，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些人有的时候循规蹈矩，而是因为他们声称要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们之所以到处抛头露面，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同人阅历更广，或经历了更多的苦难，或思想更深刻，并不是因为他们更仔细地思考了一些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同意维护这样的幻觉：他们的数据、程序、‘科学’在说话，而不是他们自己在说话。”（第161页）在媒介环境学会成立大会主旨讲演的结尾，他严厉批评缺乏道德关怀的倾向，警告崇拜技术、误入歧途的弟子：“请允许我在结束时说，依我的理解，媒介环境学的全部重要命题是，它要推进我们的洞见；我们何以为人，我们在人生路途中的道德关怀上做得怎么样——在这些问题上，媒介应该有助于推进我们的洞察力。你们之中有些人可能自信是媒介环境学者，但不同意我这一番话。如果真是这样，你们就错了。”五、AI大发，“奇点”将至，如何应对种种迹象表明，未来学家和科幻小说中那个神秘的“奇点”正在到来。黑科技带领人类进入激动人心的崭新时空，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恐慌：人会被机器取代吗？机器会统治人类吗？或者，AI会危害人吗？在人工智能（AI）与人的智能（HI）的博弈中，胜者是谁？输者是谁？是双赢吗？是人役物，抑或是人役于物呢？黑科技会打开潘多拉盒子吗？人会制造出毁灭自己的怪物吗？阿尔法狗（AlphaGo）战胜了围棋圣手。比阿尔法狗强不知多少倍的“机器人”接踵而至，人类怎么办？黑科技使人振奋，又使人担忧。AI会控制人、战胜人、危害人、奴役人吗？无数智者给出了答案。马克思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给了我们信心；波斯曼强调人文精神、人文关怀，批判技术崇拜，拒绝向技术投降。同时，在人与自然、人与技术的关系中，我们要有前瞻性，登高望远，未雨绸缪，头脑清醒，开利防弊，兴利除弊。应对技术怪物毁灭人的威胁，最好的战略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保持定力，同时以“众智”的冷静和强大防患未然，防微杜渐，以主观能动性战胜一切可能的潜在危害。有了主观能动性的思想武装，有了“众智”的“御敌”长城，任何潜在的“敌人”都撼不动人类了。六、《技术垄断》中译本第一版有何遗憾《世界是平的》中译本已出两版，仍然风靡。《世界是平的吗？》（群言出版社，2006）发起挑战，断言《世界是平的》是一本危险的书。我愿在此重申：世界是不平的！在“中译者第一版后记”里，我写了这样两段话：“是书翻译过程中，读了一本风靡国内的书《世界是平的》，很有感触。希望读者能够兼顾《技术垄断》和《世界是平的》的对立观点。后者表现出极端的技术乐观派思想，这固然是需要的。和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样，它鼓吹穷国和富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托夫勒多次访问中国，尽享殊荣。他的《第三次浪潮》给20世纪80年代蓄势待发的中国人民多大的鼓舞啊！“可是我们要知道：世界是不平的，穷国和富国并不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追赶先进国家、谋求和平崛起时，‘数字鸿沟’是难以填平的，一日万里的技术发展已经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带来现实的威胁。即使在唯一的超级大国，技术崇拜、唯科学主义也在造成严重的危害。”以上批评意犹未尽，实有保留，尚待展开，是为遗憾。遗憾何在？当时的编辑认为，我对《世界是平的》的批判与《技术垄断》“中译者后记”的主题联系不紧，可能散焦，最好删节。于是，大段文字就省略了。10年过去了，波斯曼“娱乐至死”的批判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大众文化的反思，《技术垄断》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对中国的科学界和人文界产生了影响。2017年3月22日，我应邀在华中师大“博雅论坛”讲“世界不是平的”，有机会恢复了10年前删节的文字。2017年12月，又应邀为中信出版社修订《技术垄断》，出第二版，终于有机会在此正式恢复以下几段文字，不亦快哉：“最近读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世界是平的》，深有触动，感慨不已，思考良多，既有深表赞同之处，却也不以为然。“该书的主题是：全球化把世界推平，使世界在经济上走向信息化、同质化的道路。其深层理念就是技术万能，仿佛数字鸿沟即将填平，似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这是典型的‘技术决定论’，很难苟同。“这是一本风靡全球、席卷中国的书，它将对中国的学界和一般读者产生持久的影响，就像当年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一样。”除恢复这几段文字外，请容许我再做一点批评。批评的依据是笔者1999年11月撰写的文章《和而不同息纷争——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调适》（载《深圳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世界是平的》共13章，第2章铲平世界差异、推动全球化的十大动因：柏林墙倒塌，网景公司上市，工作流软件，开放资源码，外包，离岸生产，供应链，内包，资讯搜寻，轻科技（类固醇）。全书充满极端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调子，比托夫勒的乐观主义还要乐观。一望而知，其立论基础是技术（包括硬技术和软技术）的突飞猛进、一日千里，是虚拟化的网络世界正在迅速挤压物质的真实世界。其思想是典型的“技术决定论”，和波斯曼《技术垄断》的思想是截然对立的。以下三段文字取自《和而不同息纷争》：“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它使人类面临许多悖论和困境。一方面是福……另一方面，全球化又有其潜在的弊端。因为它伤害了许多穷国和穷人，使他们的悲惨境遇雪上加霜，致使南北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毋庸讳言，全球化的潮流是西方国家发动和主导的，大多数的游戏规则都建立在先进国家长期经营的基础上，甚至就是由它们制定的。因此这些东西对它们有利，国际政治、国际法、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等领域，莫不如此。资源的分配很不公平，传统的生产和生活资源，本来就让它们占用了八九成。新兴的信息资源又几乎让它们垄断。媒体的绝对优势也在它们的股掌之中。有人情不自禁地要利用这个优势对异己狂轰滥炸，发动意识形态的‘圣战’，推行文化帝国主义。在平等的旗号下，很容易推行经济霸权主义、金融霸权主义和技术霸权主义。“发达国家的文化是强势文化，但是强势文化不应当是霸道文化。……全球化不是西方化，更不是美国化。全球化不应当是‘可口可乐化’‘麦当劳化’‘好莱坞化’，也不应当是‘全球资本主义化’。我们要反对一切露骨的和改头换面的霸权主义。单极化的世界必然是不太平的世界，单极化可能给世界带来灾难。”何道宽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2017年12月15日[1]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 ）美国语言学家、社会批评家，经常抨击美国右翼政客，1957年以《句法结构》成名，成为当代最著名的语言学大师之一。[2]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2016）：美国未来学家，著有《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权力的转移》《财富的革命》等。[3]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1929— ）：美国未来学家，著有《大趋势》《中国大趋势》《亚洲大趋势》《2000年大趋势》《世界新趋势》等。[4]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美国社会学家、未来学家，著有《美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曲折的道路》等。[5]讲演全文见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3~50页。[6]转引自菲利普·马尔尚：《麦克卢汉——媒介及信史》，尼尔·波斯曼序，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页。中译者第一版序他们（波斯曼的学生）都知道，自己是麦克卢汉的孩子。当然我也认为自己是他的后代，不是很听话的一个孩子，可是这个孩子明白自己从何而来，也明白他的父亲要他做什么。——尼尔·波斯曼这篇序文准备回答6个问题：（1）什么是媒介环境学？（2）麦克卢汉和波斯曼主张技术决定论吗？（3）什么是技术垄断？（4）技术垄断为何在美国兴起？（5）什么是波斯曼的警世危言？（6）今天怎么读《技术垄断》？一、什么是媒介环境学《技术垄断》是媒介环境学的经典之作，是波斯曼媒介批评的三部曲之一，其余两部是《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中译本已在两年前问世。《技术垄断》出版之后，这个三部曲完成了中国之旅，我们研究波斯曼和媒介环境学就有更加坚实的基础了。波斯曼是媒介环境学第二代的精神领袖。media ecology这个术语的首创者是麦克卢汉，但正式使用者是尼尔·波斯曼。1970年，他根据麦克卢汉的建议在纽约大学创办了media ecology的专业和博士点。起初，大陆学者和旅美学者包括我本人都把media ecology直译为“媒介生态学”，引起了一些混乱。因为以麦克卢汉等人为代表的传播学和国内学者创建的“媒介生态学”不是一回事。北美这个学派关心的是技术、媒介对文化的影响，国内学者关心的是媒介尤其是媒体的经营和管理，属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粗线条地说，传播学可以分为三大学派：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经验学派注重实证研究，长期雄踞北美的传播学界。批判学派的代表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以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学者为骨干。媒介环境学发轫于20世纪初的相对论思想，经过三代学人的开拓，已然进入传播学的主流圈子。波斯曼本人给媒介环境学下过这样的定义：“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信息及信息系统。具体地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研究我们和媒介的互动如何促进或阻碍我们生存的机会。其中包含的生态一词指的是环境研究——研究环境的结构、内容以及环境对人的影响。毕竟，环境是一个复杂的信息系统，环境调节我们的感觉和行为。环境给我们耳闻目睹的东西提供结构，[1]所以，环境就构成我们耳闻目睹的事物的结构。”如果兼顾生物学意义上的世代和学术思想传承的时代，我们可以说，媒介环境学每20年为一代，已经走完了三代人的生[2]命历程。20世纪50年代以前成名的格迪斯、芒福德、沃尔夫[4][5][3]、朗格等人是先驱，50年代成名的埃里克·哈弗洛克、哈[6][7]罗德·伊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是第一代，尼尔·波斯曼、[8][9][10]罗伯特·洛根、沃尔特·翁、詹姆斯·凯利等人是第二代，[11][12][13]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茨、兰斯·斯特雷特、林[14][15][16]文刚、埃里克·麦克卢汉、德里克·德克霍夫等是非常活跃的第三代。二、麦克卢汉和波斯曼主张技术决定论吗世人对麦克卢汉最大的误解莫过于所谓“技术（媒介）决定论”，就在媒介环境学者内部，也有人不能够理直气壮地否定这一顶帽子。他的私淑弟子保罗·莱文森即为一例。莱文森对麦克卢汉的认识和评价有一个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1979年，他在《人类历程回顾：媒介进化理论》这篇博士论文里断言，麦克卢汉主张“技术决定论”，立即遭到麦克卢汉的反驳。1997年，他在《软利器：自然历史与信息革命之未来》里判断，麦克卢汉主张“硬”决定论，他本人则主张“软”决定论。到了1999年的《数字麦克卢汉》，他大幅度调整了对麦克卢汉的评价，他的结论是：麦克卢汉的思想未必是媒介决定论。他说：“如今，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问题——在后视镜里回顾他，回顾我最初对他的研究——我可以清楚地看[17]见，用‘媒介决定论’来描述他未必是妥当的。”他又说：“在这个领域，我和麦克卢汉已经有两点不同。然而殊途而同归，我们的结论都是一个开放的、不可预测的、不可规定的未[18]来。”和大多数学者一样，笔者对媒介环境学和“技术决定论”，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我也长期把伊尼斯和麦克卢汉视为“技术决定论者”，直到最近几年。2003年，在《“天书”能读：麦克卢汉的当代诠释》（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一文里，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麦克卢汉绝对不是鼓吹技术决定论的人，他是要我们回归身心一体、主客一体的理想境界。麦克卢汉不仅是当代人的朋友，而且是子孙后代的朋友。他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人、预言希望的人。”人们之所以误解麦克卢汉，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研究他的天鹅绝唱《媒介定律：新科学》。在与他儿子合著的这本书里，麦克卢汉试图一劳永逸地建立有关媒介演化规律的理论，他提出媒介演化的4条定律：提升、过时、再现和逆转。他认为每一种媒介都有这4种功能，都在不断转化之中。这是彻底的辩证法思想，堪与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媲美，也绝不比黑格尔“正”“反”“合”的定律逊色。如此博大精深的辩证法思想怎么能够被贬低为“媒介决定论”呢？马克思强调经济地位和经济关系决定人的社会存在，并以此判断历史的走向，有人因此而给他扣上一顶“经济决定论”的帽子，这是不对的。同理，麦克卢汉强调技术（媒介）对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影响，我们据此硬说他主张“技术（媒介）决定论”，也是不妥当的。迄今为止，没有一位学者公开批评过波斯曼主张“技术决定论”，也没有一位学者旗帜鲜明地肯定他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然而，不少学者暗暗把媒介环境学派的大多数学者都想象为“技术决定论者”。技术是双刃剑、浮士德的交易，利弊皆有，毁誉参半，既是普罗米修斯盗取的火种，也是潘多拉打开的盒子，既给我们馈赠，又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这似乎是尽人皆知的普世真理，其实不然。人们对技术影响力的评估之所以有差别，那是因为有人倾向乐观，有人倾向悲观，但他们仅仅是对技术利弊的强调有所侧重而已。一般地说，不同的意见并非南辕北辙、各执一端、水火不容，绝对的乐观主义和绝对的悲观主义都不存在，人们对技术的乐观、悲观态度，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人说，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上，麦克卢汉倾向于乐观主义，波斯曼倾向于悲观主义，这未必是妥当的。波斯曼是一个印刷文化人，他坚守印刷文化，警惕电子文化对文化素养的侵蚀。令人称奇的是，他终生只用钢笔或铅笔写字，从来不用打字机和计算机；他从来不做即兴讲演，也不用提纲对付讲话，他坚持用手写的方式书写一切讲稿、论文和书稿，而且写完全文，不用提纲。与此同时，他又是讲故事的一流高手，课堂教学令人倾倒，所以我们说，他又是口头文化人。他高扬人文主义的旗帜，旗帜鲜明地主张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与麦克卢汉自称的道德中立分道扬镳，而且揭示了麦克卢汉言论背后深刻的道德关怀和宗教情怀。在这一点上，他不是麦克卢汉“听话的孩子”，所以他说：“麦克卢汉[19]本人的著作里就有强烈的道德判断倾向。”1982年，波斯曼在《童年的消逝》里抨击电视文化，捍卫印刷文化，叹息电视文化抹杀成人和儿童的界限。于是人们说，他是悲观主义者。1985年，他在《娱乐至死》里控诉电视对读写能力的戕害，映射电视掏空了人的头脑和心灵。人们似乎更有理由说，他是悲观主义者。1992年，他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里高呼“狼来了”，揭示唯科学主义和信息失控的现实危险，指控技术垄断对美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危害。你能说他主张“技术决定论”吗？他用这个媒介批评三部曲给我们敲响警钟，那是因为他悲天悯人、忧心忡忡，害怕失去丰饶的文化遗产。波斯曼和自己的同事甚至学生论战，他不仅反对“技术决定论”和“悲观主义”的帽子，而且反对把社会研究说成是社会“科学”，反对把统计学等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硬塞进智商测量、民意测验等社会研究领域，反对把人文科学和社会研究变成所谓社会“科学”。他痛恨失去道德关怀的人文社科研究。1998年，波斯曼在媒介环境学会的成立大会上做主题报告，题为“媒介环境学的人文关怀”。这既是媒介环境学的宣言书，又是他个人的自白书。他借此机会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媒介环境学的由来和宗旨，旗帜鲜明地张扬媒介环境学的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严厉批评缺乏道德关怀的倾向。在这里，波斯曼提出4条人文主义原则，用以指导媒介研究和传播研究：（1）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对理性思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2）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对民主进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3）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使人能够获取更多有意义的信息？（4）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有损我们的道德感、我们向善的能力？既然他以如此严厉的态度考问技术和媒介，你能够说他是技术决定论者吗？他在《技术垄断》的压轴戏里宣告：“人类进步的故事是一个乐观主义的故事，并非没有苦难，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令人震惊的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第188页）你还能够说他是悲观主义者吗？在上述讲话的结尾，波斯曼直截了当地批评与会同事和弟子中忽视道德关怀的倾向：“依我的理解，媒介环境学的全部重要命题是，它要推进我们的洞见；我们何以为人，我们在人生路途中的道德关怀上做得怎么样——在这些问题上，媒介应该有助于推进我们的洞察力。你们之中有些人可能自信是媒介环境学者，但不同意我这一番话。如果真是这样，你们就错了。”这是他对年青一代学者的善意警告和谆谆嘱托！波斯曼是印刷文化人的典范，他对电子技术的负面影响忧心忡忡。他主张媒介环境的完美平衡：语言环境、感知环境、媒介环境、多重媒介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平衡。在道德关怀上，他的立场和言论都比麦克卢汉更加旗帜鲜明。一句话，波斯曼绝对不提倡“技术决定论”。三、什么是技术垄断波斯曼戏称自己是“麦克卢汉的孩子”，却又“不是很听话的一个孩子”。他接受麦克卢汉的建议，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学科和博士点，把麦克卢汉的思想发扬光大，所以他是“麦克卢汉的孩子”。他抨击“技术垄断”，成为呼号呐喊的旗手，与盲目“乐观派”划清界限，这是他“不听话”的主要表现之一。他继承了卢梭、梭罗、阿道司·赫胥黎、乔治·奥威尔、罗马俱乐部悲天悯人、警钟长鸣的传统，仿佛在说：“人们，你们要警惕啊！”他批评丹尼尔·贝尔、阿尔文·托夫勒、约翰·奈斯比特、保罗·莱文森那种过分乐观的调子，所以他在上述讲演中旗帜鲜明地说“你们错了”。他阐明技术垄断的危害，认为技术垄断是对传统尤其是对印刷文化和文化素养的侵蚀。那么，什么是技术垄断呢？他对技术垄断做了简明的界定，追溯其渊源，警惕其走向。以下是他对技术垄断多角度的描述：“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所谓技术垄断论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第52页）“技术垄断是文化的‘艾滋病’（AIDS），我借用这个词来表达‘抗信息缺损综合征’（Anti-Information Deficiency Syndrome）。”（第63页）和伊尼斯、麦克卢汉一样，波斯曼用技术和媒介的演化来划分人类历史。他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三个阶段。人类文化大致也分为相应的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类型、技术统治文化类型和技术垄断文化类型。他追溯技术和人类文化敌友关系的消长。他认为，技术和人的关系是亦敌亦友的关系，但他死死地盯着技术的阴暗面，警惕技术对人造成的危害。他描绘了这种敌友关系的大致走势。在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服务、从属于社会和文化，技术不对人构成危害。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的潜在危害有加大的趋势。到了技术统治阶段，技术开始向文化发起攻击，并试图取而代之，只是尚不足以撼动文化而已。遗憾的是，进入技术垄断阶段，技术的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使信息的暴涨失去控制、泛滥成灾，产生了大量的信息垃圾，使人难以辨别孰优孰劣、孰好孰坏，甚至使人无所适从，使传统世界观消失得无影无形，“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第130页）。技术、媒介和传播有偏向，这样的偏向造成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知识垄断。在这个问题上，他继承并发扬了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思想。波斯曼所说的媒介“意识形态偏向”就是对伊尼斯“传播的偏向”、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继承和发展。他说：“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这就是麦克卢汉警语‘媒介即信息’的意思……在手握榔头者的眼里，一切都仿佛是钉子……在手握铅笔者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写下的清单；在拍照人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图像；对使用计算机的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数据；对手握成绩单的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数字。”（第13~14页）波斯曼对技术和文化做了这样的断代：工具使用文化从远古到17世纪，技术统治文化滥觞于18世纪末瓦特蒸汽机的发明（1765）和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1776），技术垄断文化滥觞于20世纪初。在工具使用文化阶段，人和技术的关系大体上是友好的关系。他认为，此时工具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比较好地服务于人的需要。（参见第23页）到了技术统治文化时期，技术和人的关系开始逆转，但并未完全颠倒过来。“在技术统治文化里，工具在思想世界里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一切都必须给工具的发展让路，只是程度或大或小而已。社会世界和符号象征世界都服从工具发展的需要。工具没有整合到文化里面去，因为它们向文化发起攻击。它们试图成为文化，以便取而代之。于是，传统、社会礼俗、神话、政治、仪式和宗教就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第28页）技术统治文化肇始于中世纪的三大发明：时钟、印刷机、望远镜。机械时钟产生了新的时间观念；印刷机使用活字，攻击口头传统的认识论；望远镜攻击犹太－基督教神学的根本命题。技术统治文化成熟于现代科学和现代产业。他认为培根是技术统治时代第一人：“弗朗西斯·培根生于1561年，他是技术统治时代第一人……他把科学从九霄云外拉下来放到地上……培根就成为新思想大厦的主要设计师。在这幢大厦里，听天由命的态度被抛到窗外，上帝被送进一间特制的房间。这幢大厦的名字叫进步和力量。”（第35~36页）他征引培根和马克思的话作为技术统治文化的佐证。培根在《新科学》里讴歌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和磁针，它们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态。印刷术改变了文学，火药改变了战争，磁针改变了航海。由此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在此，没有一个帝国、一个教派、一颗明星对人类事务施加的力量和影响，堪与这些变化一比高低。”（第36~37页）马克思也肯定技术发明的火车头作用。他在《哲学的贫困》里说：“手工织布机给你的社会是封建领主的社会；蒸汽机给你的社会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第21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他又说：“炸药和炮弹发明之后，阿喀琉斯这样的英雄还可能诞生吗？在印刷机存在的情况下，《伊利亚特》还可能出现吗？印刷机出现以后，说唱和歌舞随即停止，缪斯女神止步不前，史诗出现的条件随即消失，难道这不是必然的结果吗？”（第21~22页）在技术统治时期，文化并没有向技术投降。“技术统治文化并没有完全摧毁社会的传统和符号世界的传统。它仅仅是把社会传统和符号世界置于从属地位，甚至使之受到羞辱，但它不可能使这些传统失去效力。”（第45页）“技术统治文化……没有摧毁工具使用文化的世界观。”（第47页）然而，到了技术垄断时期，技术与人的关系几乎就完全颠倒过来了。技术垄断的思想肇始于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和巴黎高等技术学院的一群科学家。“他（孔德）创建了实证主义和社会学，努力构建关于社会的科学。他主张，凡是不能看见和计量的东西都是非真实的，无疑，这个主张为后世把人当作客体的观念奠定了基础。”（第52页）技术垄断兴起的标志有三个：（1）汽车大王福特发明装配线，这使人沦为机器的奴隶；（2）1923年夏天美国南方的“猴子审判”，这是上帝造人的失败，生物进化论的胜利；（3）1911年泰勒《科学管理原理》问世，许多人相信科学管理、实证研究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一切问题都必须依靠实证研究；科学至上主义如日中天，社会研究沦为自然科学的附庸。他认为，唯科学主义有三个互相联系的观念，是技术垄断论的基石：“我所谓唯科学主义是三个互相联系的观念……第一个不可或缺的观念是，自然科学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人类行为……第二个观念是，社会科学生成的原理可以用来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第三个观念是，科学可以用作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赋予生命意义，使人安宁，使人获得道德上的满足，甚至使人产生不朽的感觉。”（第147页）技术垄断的现实威胁是：信息的失控、泛滥、委琐化和泡沫化使世界难以把握。人可能沦为信息的奴隶，可能会被无序信息的汪洋大海淹死。电视时代和计算机时代产生了新的知识垄断，电视人和IT人正在形成对普通人的巨大优势。面对汹涌而来的新技术，赢家和输家都齐声喝彩的局面是不正常的。“输家出于无知为赢家欢呼雀跃，现在的情况依然如此；这实在是令人困惑、使人心酸。”（第9页）“计算机对他们有多大的好处呢？……他们的隐私更容易被强大的机构盗取。他们更容易被人追踪搜寻、被人控制，更容易受到更多的审查，他们对有关自己的决策日益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常常沦为被人操弄的数字客体。他们在泛滥成灾的垃圾邮件里苦苦挣扎。他们容易成为广告商和政治组织猎取的对象。”（第10~11页）这是波斯曼描绘的20世纪90年代初信息失控和知识垄断的危害，在21世纪初，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就改善了吗？四、技术垄断为何在美国兴起《技术垄断》的宗旨是描绘并分析技术何时、如何、为何成为特别危险的敌人。作者对美国的技术垄断持尖锐批评的立场，他认为：“美国文化是唯一的技术垄断的文化。这是一种年轻的技术垄断文化。我们可以假设，它不仅希望只此一家，而且希望把持最发达的地位。因此，它小心提防日本和几个正在努力成为技术垄断文化的国家。”（第48页）波斯曼从美国的历史、文化、国民性、资源、信念体系的巨变去追寻技术垄断兴起的原因。他阐明了4个相互关联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美国国民性：“有人把这个特征归结为人口的移民性质；有人将其归之于边疆心态；有人归因于得天独厚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归因于新大陆无穷的机会；有人归之于普通人享受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宗教自由；有人归之于上述一切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笔者在此只讲一点：美国人不相信条件的限制，甚至可以说，美国人对文化本身抱考问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助长了极端和鲁莽的技术入侵。”（第53页）第二个原因和第一个原因关系密切：“这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资本家的天才和胆略……他们基本的理念是，凡是阻碍技术革新的东西都不那么值得保存……他们最大的成就是告诉同胞们，未来不必和过去保持联系。”（第53~54页）第三个原因是：“20世纪的技术给美国人提供的东西应有尽有，便捷、舒适、速度、卫生、丰裕等等无不一目了然，前景光明，以至于没有理由去寻找成功、创造或效用的任何其他源泉。”（第54页）第四个原因是：“原有信念的源头深陷围城……在观念的残垣断壁之中，只剩下一个可以相信的东西——技术……技术高歌猛进，传统信念贬值。”（第54~55页）波斯曼的论述与笔者的观点高度契合。1994年，我曾在《论美国文化的显著特征》里用4个“i”和2个“h”来概括美国文化的六大特征。现在看来，这些特点都推动了技术垄断在[20]美国的兴起。兹将这些特点概括如下，以为呼应。移民国家（land of immigrants）使美国成为世界人种、民族和文化的博物馆，带来了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个体本位（individualism）的思想登峰造极，焕发出无穷无尽的活力。冒险精神和创新的体制产生惊人的创新精神（innovativeness）。杂交文化（hybrid culture）保留了各种父本和母本的优势，既产生主流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WASP）的均质文化（homogenous culture），又保留了丰富多元的文化即非均质的文化（heterogenous culture）。均质文化和非均质文化的张力形成各色各样的矛盾（incongruities）。这个朝气蓬勃的文化咄咄逼人、征服自然、迷信技术、迷信科学、一切讲究实证、缺乏思辨精神、大胆斩断传统、充满冒险魄力，所以它造成了波斯曼批判的唯科学主义的盛行和信息控制机制的崩溃。波斯曼讥讽狂热的技术爱好者，说他们是“独眼龙似的先知”，嘲弄他们把技术当美人：“他们就像情人看西施那样看心爱的技术，白璧无瑕，对未来没有丝毫的隐忧。这些人是危险的人，我要小心翼翼地和他们打交道。”（第7页）他担心信息失控使世界难以把握：“信息不是利弊皆有的祝福，只要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继续不断，不受控制，它就可以给我们越来越多的自由、创造性和心灵的安静……抵御信息泛滥的防线崩溃之后，技术垄断就大行其道了。”（第71页）他追溯了信息革命造成的知识垄断和信息泛滥、信息失控、信息委琐化，对悠久文化符号的丧失扼腕痛惜。他描绘了400多年来信息革命的5个阶段：印刷机、电报、照相机、广播、计算机。由于本书完成于1992年，1995年以后的信息革命未能进入他的视野，网络、手机、类人机器人、虚拟空间产生的超乎想象的信息革命，必须要靠我们来研究和补充。他列举信息控制的八大机制——法庭、学校、家庭、政党、国家、宗教、《圣经》、马克思主义，分析这些控制机制崩溃的原因，指出信息泛滥的危害。“在技术垄断盛行的环境里，信息和人的意旨之间的纽带已经被切断了……数量难测，速度惊人，但从理论、意义或宗旨上看却是断裂分割的……这是一个难以把握的世界……如果信息过剩，信息无意义，信息失去控制机制，文化也可能会吃尽苦头；可惜人们才刚刚开始明白这个道理。”（第69~70页）他揭示用技术控制技术所产生的恶性循环：“为了对付新的信息，就需要增补控制机制。但新的控制机制本身就是技术，它们又反过来增加信息的供应量。当信息的供应量无法控制时，个人的心宁神静和社会生活的宗旨就必然会普遍崩溃而失去防卫。”（第72页）他揭示大量“软”技术的偏颇和欺骗性。智商测试、学习能力测试（SAT）、标准化形式、分类法、民意测验、官僚主义都是维护技术垄断的技术手段。由于盲目的技术崇拜、唯科学主义，社会“科学家”披上了“神父”的神秘色彩。这些心理分析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把罪孽叫作‘社会偏离’，把邪恶称为‘心理病理’，把道德世界的问题变成了医学概念。”（第90页）五、什么是波斯曼的警世危言从第六章到第九章，波斯曼缩小范围，把批判技术垄断的矛头集中指向医疗技术垄断、计算机技术垄断、语言的意识形态偏向和唯科学主义。在第十章里，他惋惜传统文化符号的流失。在第十一章里，他号召人们抵制并抗击技术垄断。技术垄断在医疗工作中的表现是：医疗设备越来越好，医术却不一定提高，医患关系不一定和谐，医疗事故不一定下降。医患双方都过分迷信技术设备，医生的倾听和经验的判断、患者的主诉，似乎都不再重要了。他揭示美国医疗技术垄断形成的三个因素：“美国国民性偏向于咄咄逼人的进取性，很容易适应医疗技术，此其一；19世纪的技术统治论执着于发明，充斥着进步观念，完成了一连串令人惊叹的发明，此其二；美国文化完成了重新定向，使技术进取笃定成为医疗实践的基础，此其三。”（第102页）计算机的“普适性”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这是因为：“（1）计算机的用途多得数不清；（2）计算机整合进了其他机器之中，因此我们难以将计算机技术推进的理念从其他机器里分离出来。”（第107页）正是因为“计算机‘无所不在’，它就迫使人尊敬它，甚至要忠于它，它主张在人类事务的一切领域扮演无所不包的角色。有人坚持认为，否定计算机在广阔领域里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愚蠢之举”（第119页）。计算机崇拜的表现之一是言必称计算机。“计算机显示……”或“计算机断定……”就是技术垄断论的语言。（参见第115页）计算机崇拜的表现之二是迷信人工智能。有人认为，计算机无与伦比、近乎完美、具有思维能力，把计算机的功能凌驾于一切人类经验之上，支持它君临一切的主张。然而事实上，机器不可能感知，也不可能理解，人工智能不可能产生创造意义、具有理解力和情感的动物。（参见第112页）在技术垄断的条件下，对机器人的迷信愈演愈烈。这个演变过程的三部曲是：人有点像机器——人很像机器——人就是机器。（参见第112页）波斯曼现身说法，批驳计算机万能。他终生不用打字机，也不用计算机，他数以十计的书和数以百计的文稿全部是用左手握笔在纸上书写完成的。他的口才极好，诙谐、幽默、机敏，很善于讲故事，在这一点上，他很像麦克卢汉。然而，他和麦克卢汉又迥然不同，麦克卢汉很少动笔书写稿子，而是喜欢口头发挥，波斯曼却喜欢工工整整地手写完成所有的讲稿。他极好的口才和授课的能力，有莱文森的推崇为证。莱文森称波斯曼是自己的精神教父，又把《手机：挡不住的呼唤》献给他，其献辞是：“谨以此书献给尼尔·波斯曼，他教我学会如何教书。”波斯曼认为，计算机固然有助于写书，但写书不一定非用计算机不可：“我并不是说，即使经验丰富的老师妥当地使用LOGO语言，它也无助于事，但如果你要说，经验丰富的老师使用铅笔加纸张或言语写作，他的效果也不如LOGO语言的效用，我就要表示怀疑了……有人会说，写明快、简洁而时髦的散文和用计算机做文字处理没有关系。有些学生不相信，我们不用计算机做文字处理还可以写出一手好文章，我却想说，用了文字处理机也未必能写好。”（第120页）他认为，把官僚主义作为抵御信息失控的手段是饮鸩止渴；他指出官僚主义是一种痼疾，不解决问题，反而造成问题。他借用C. S. 刘易斯的话说，官僚主义是魔鬼的技术表现：“最大的邪恶不是在狄更斯喜欢描绘的‘罪窝’里，甚至不是在集中营和劳改营里……最大的邪恶从构想到制定（提案、附议、通过、完善条文），却是在窗明几净、铺着地毯、温暖舒适、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完成的。”（第84页）波斯曼独具只眼，批判滥用“软技术”和统计学的现象。一个极端例子是英国的弗朗西斯·高尔顿。“他对数字有病态的浪漫情怀，是这种白痴形式的始作俑者。”高尔顿把统计数字用于“优生学”，用统计数字制作不列颠的“美人分布图”。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美国的刘易斯·特尔曼，他用统计数字测量死者的智商，得出了荒诞的结论：查尔斯·达尔文的智商只有135，哥白尼的智商只在可怜的100~110之间。（参见第129~130页）波斯曼借用斯蒂芬·杰·戈尔德的《人的误测》揭示智力测验和选美的三个误区：数字的神化、数字的排序和数字的偏向。以选美的三维尺寸为例，若以大胸豪乳为美，其貌不扬的歌唱家多莉·帕顿就是绝代佳人，好莱坞的偶像明星奥黛丽·赫本反成了平胸的丑女。他剖析民意测验存在的4个问题，告诫人们不要过分迷信和依赖民意测验：第一个问题是调查提问的形式，第二个问题是调查掩盖舆论形成的过程，第三个问题是调查忽略人们对问卷课题的了解，第四个问题是调查颠倒了政治领袖的责任和选民的责任。（参见第133~136页）他告诫人们警惕统计数字产生的“信息失控”“信息泛滥”和“信息委琐”。这是因为统计数字把所有的信息放在平等的水平上，统计学和计算机携手时，公共话语中就产生大量的垃圾。（参见第136~137页）他认为，把人文学科和社会研究当作“科学”是对科学一词的滥用，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且产生混乱。他认为科学研究和社会研究别若天壤，把两者统称为科学，实在是使人误入歧途。他指出，科学研究和社会研究的最大差别之一是：科学研究发现东西，社会研究不发现任何东西，而是重新发现人们过去知道、现在需要重述的东西。所以他在《麦克卢汉传——媒介及信使》的序文里说：“读者也许注意到，我介绍麦克卢汉的所有文字中，都找不到记者们常用的一个词——原创性。我没有用这个词，那是因为我不相信他具有原创性。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他的重要地位。首先，搞社会研究的人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原创性，因为他们不可能发现什么小东西。他们仅仅是重新发现曾经为人所知、后来被人遗忘了的东西，只不[21]过这些东西需要有人再来说一说而已。”他指出自然科学、社会研究和文学的4点差异：“科学、社会研究和想象力丰富的文学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事业……三者目的不同，提出的问题不同，遵循的程序不同，给‘真理’赋予的意义不同。从大多数方面来看，社会研究和科学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和其他形式的想象力丰富的文学倒有大量相似的地方。”（第159页）他抨击不知天高地厚的社会“科学家”“常常在电视上露面，［著作］登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进入机场书架的‘自助’书籍中……他们之所以到处抛头露面，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同人阅历更广，或经历了更多的苦难，或思想更深刻，并不是因为他们更仔细地思考了一些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同意维护这样的幻觉：他们的数据、程序、‘科学’在说话，而不是他们自己在说话。”（第161页）他抨击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不仅是技艺的滥用，比如量化问题，比如毫无意义的数字问题；唯科学主义不仅是把人类经验的物质领域和社会领域混为一谈的问题；也不仅是社会研究者声称把自然科学的目的和程序用来研究人间事务的问题。唯科学主义包含这一切，而且还包含了更加深沉的东西。它是一种绝望中的希冀和愿望，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信仰……唯科学主义是技术垄断论的大错觉。”（第161~162页）他痛惜传统符号的流失，所以他主张：“任何教育都不能够忽视《创世记》《新约全书》《古兰经》《薄伽梵歌》这样的圣典。每一种圣典体现的风格和世界观透露的关于人类进步的信息，都堪与任何文字匹敌。除这些圣典之外，我还想加上《共产党宣言》，认为把它纳入圣典是合情合理的。”（第198页）六、今天怎么读《技术垄断》在《技术垄断》压轴的一章里，波斯曼给“爱心斗士”画像，以绝不妥协投降的姿态向技术垄断发起进攻。他呼吁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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