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钱学森(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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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钱学森试读：

1947年10月钱学森和蒋英在上海的结婚照 （选自《钱学森画传》）在美国的自拍像（钱学森摄）钱学森一家归国途中在“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甲板上（选自《钱学森画传》）钱学森全家福小引　形形色色的评价

记得一位雕塑家朋友告诉我，他在雕刻人像之前，总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观察被雕刻的人，因为人是立体的，而铜像同样也是立体的。

其实，写一部传记，也就是用文字在纸上“雕刻”出一尊“铜像”，同样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传主。在细细向你介绍本书的主人公——钱学森博士之前，我先罗列各色人等对于他的形形色色的评价，使你对于他有一个多角度的立体的了解。

导师冯·卡门曾这样评价钱学森：

我们的朋友钱学森，是1945年我向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推荐的专家之一。他是当时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流火箭专家，后来成了世界闻名的新闻人物。

钱学森作为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的元老，曾在二次大战期间对美国火箭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他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天才，他的工作大大促进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科学的发展。

钱的这种天资是我不常遇到的。

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他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

人们都这样说，似乎是我发现了钱学森，其实，是钱学森发现了我。

美国专栏作家米尔顿·维奥斯特曾这样写道：

冯·卡门是空气动力学领域里独一无二的大师，而钱的名望仅在他一人之下，钱是冯·卡门雄心壮志与事业的继承者。

钱（学森）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美国海军次长丹·金贝尔评价钱学森说：

无论在哪里，他都值五个师。

一位美国专栏作家这样评论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

工程师偏重于实践，解决具体问题，不善于将之上升到理论高度；数学家则擅长理论分析，却不善于从一般到个别去解决实际问题。钱学森则集中两个优势于一身，高超地将两只轮子装到一辆战车上，碾出了工程控制论研究的一条新途径……

1980年5月20日，合众国际社记者罗伯特·克莱伯在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一文指出：

金贝尔对钱学森博士的才能的高度评价，已经被1955年钱获准离开美国回国以来的事实所证明。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中国才在1970年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现在，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使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美国火箭专家克拉克（P.S.Clark）说：

中共的归国学人当中，无人重要性能出钱学森其右。

在接受美国《60分钟》电视节目专访时，曾参与曼哈顿计划的拉尔夫·莱波被问及钱学森在中国核武器和导弹研制计划中扮演的角色，莱波回答道：

我会说，他是为此奠下基础的人。事实上，具有火箭科学背景的他，必定是中国导弹计划中指引方向的那盏明灯。就中国目前以及未来的成就来看，我都会将之归功于钱学森的带领。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蒂弗（Guyford Stever）教授认为：

他（引者注：指钱学森）在美国的成绩很好，但不足以令人折服。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贡献才真正了不起。

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克拉克（Arthur C.Clarke）在长篇小说《2010：太空漫步》（2010: Odyssey Two）中，把一艘中国太空船命名为“钱学森号”。

法国《世界报》选择了北京举行钱学森葬礼的那一天——2009年11月6日，发表了由法国国防部长埃尔文·莫兰和《世界报》驻京记者布鲁诺·菲利浦共同完成的文章，专门介绍了“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生平。文章指出：

中国感谢钱学森作出的贡献，今天有许多人参加了吊唁活动，而亿万网民也在互联网上纷纷向这位“超级明星”致敬。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命运非常离奇。他在美国航天科学发展史上部分地扮演了首创者的角色。而如果当时不是麦卡锡主义盛行，钱学森对美国航天发展的贡献会更大。

1956年，郭沫若写了一首七言诗《赠钱学森》：

大火无心云外流，登楼几见月当头。

太平洋上风涛险，西子湖中景色幽。

突破藩篱归故国，参加规划献宏猷。

从兹十二年间事，跨箭相期星际游。

钱学森夫人蒋英对丈夫的评价是：

他是一位把祖国、民族利益和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说得上是一位精忠报国、富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

钱学森的学生、院士、国务委员宋健这么评价老师：

钱老是我们的民族英雄。

钱学森的好友、“两弹元勋”、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郭永怀的夫人李佩女士于2010年5月15日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这样评价钱学森：

钱学森是战略科学家。

钱学森的学生范良藻这样评价老师：

钱学森先生的治学之道就是会看方向、出点子，为国为民，想人之不敢想，言人之不敢言，为人之不敢为，超前意识，浑然一体。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与其说我是物理学家，不如说我是哲学家。”先生的治学之道，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为指导。科学和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科学上的所有认知都必须接受科学实验的检验，哲学可以指导科学，但绝不可以取代科学；不懂哲学的科学家是渺小的，同样，不懂科学的哲学家也是渺小的。

1991年10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的命令，指出：

国务院、中央军委号召广大科学工作者向钱学森同志学习，学习他崇高的民族气节、严谨的科学态度、朴实的工作作风。像他那样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指导科研工作；像他那样勤勤恳恳，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无私奉献，为发展和繁荣我国科技事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2001年9月24日，原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评价钱学森：

从钱学森在美国和他回国以后的经历中，不难看出钱学森同志的政治品质和治学品质同样高尚。事实证明钱学森同志是我党难得的政治上成熟的战略科学家，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我冒昧地将他的品德和精神概括为“钱学森精神”，殷切地期望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以钱学森同志为榜样，向钱学森同志学习。如果在我们年轻一代中，能涌现出许多位“钱学森”，那对推动我国今后科技事业的发展，对贯彻落实科教兴国的战略将是意义深远的。若然，我这名在科技战线战斗过的老人将十分欣慰。

2001年12月21日，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钱学森星”命名大会上说：

钱学森院士作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和唯一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既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始终将个人的前途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青年报》的社调中心在2003年10月15日、16日进行了一次电话抽样调查：谁是“中国首席科学家”？结果是钱学森以33.2%的提名率成为民选的“中国首席科学家”，第二位是华罗庚（16.9%），第三位是袁隆平（12.8%）。

2007年，当钱学森被评为当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时，感动中国组委会对钱学森的颁奖词是：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阎肃，对钱学森的评价是：

大千宇宙浩瀚长空，全纳入赤子心胸。惊世两弹冲霄一星，尽凝铸中华豪情，霜鬓不坠青云志。寿至期颐回首望去，只付默默一笑中。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章良，对钱学森的评价是：

他不仅以自己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在航天领域为人类的进步作出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本质。

2009年3月28日晚，“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大学举行，钱学森获“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组委会指出：

已近98岁高龄的钱学森先生，是享誉世界的杰出科学家、中国航天科学的奠基人、中华知识分子的优秀典范，曾经获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荣誉称号。钱学森先生作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精心组织攻关会战，为“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倾注了大量心血，建立了卓越功勋。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钱老仍然关心国家建设，关注科技发展，为经济、科技、国防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钱老在科学研究领域，始终高瞻远瞩，视野广阔。数十年的科研实践，使他逐步形成了对科学技术的独特理解，从最初技术科学概念的提出，再到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的建立。他认为，现在的科学技术早已不只是自然科学技术的那些东西了，而是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讲只有一个：那就是整个客观世界。而学科的区别，只是人们研究问题的着眼点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他还认为，一个科技工作者要有大作为，成大气候，应该有意识地学会运用这个知识体系，利用这个知识体系的综合优势和整体力量来认识和解决在祖国现代化建设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

钱老一生默默治学，成就无数，荣誉如海。但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他所选择的，既是一个科学家的最高职责，也是一个炎黄子孙的最高使命。他一生的经历和成就，在中国的国家史、华人的民族史和人类的世界史上，同时留下了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来路。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先行人，他不仅是知识的宝藏、科学的旗帜，而且是民族的脊梁、全球华人的典范，他向世界展示了华人的风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之际，钱学森先生荣获此项“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大奖”之“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既是实至名归，也是全球华人的众望所归。

在钱学森因病于2009年10月31日8时6分在北京逝世之后，11月6日新华社发出电讯《钱学森同志生平》，称钱学森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钱学森同志生平》用十一个“第一”，概括了钱学森对于中国航天和国防科技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

——1956年，参与筹备组建中国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受命负责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兼任院长。

——1956年，设立空气动力研究室，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研究机构。

——1960年2月，指导设计的中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发射成功。

——1960年11月，协助聂荣臻成功组织了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

——1964年6月，作为发射场最高技术负责人，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一起组织指挥了中国第一枚改进后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试验。

——1966年10月，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协助聂荣臻组织实施了中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

——1970年4月，牵头组织实施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任务。

——1971年3月，组织完成“实践一号”卫星发射试验，首次获得中国空间环境探测数据，为中国研制应用卫星、通信卫星积累了经验。

——1972年至1976年，领导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

——1972年至1976年，指挥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

——1980年5月、1982年10月、1984年4月，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洲际导弹第一次全程飞行、潜艇水下发射导弹和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发射任务。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这样谈及父亲：

父亲逝世后，我跟记者们一再强调：“咱们还得实事求是，我们敬仰钱老，但是我们不能说那种过头话，钱老实实在在的东西要挖掘，说清楚。但是也不能乱扣高帽，扣得再多，名实不符，戴了也白戴，几十年以后都得摘了。他不是什么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他就[1]是一个‘家’，著名科学家。”【注释】[1] 钱永刚口述，徐梅整理：《钱学森之子追忆父亲：他就是一位科学家》，《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 期。第一章　冲破罗网1955年钱学森一家启程回国时，在“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的甲板上美国要给钱学森授奖

1985年初，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博士访华，会晤了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基沃思知道宋健乃钱学森高足，郑重其事地请他向钱学森转达：美国政府准备授予钱学森先生美国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最高荣誉——美国国家科学奖。

基沃思特别说明道：“美国国家科学奖是美国许多本土科学家穷其一生而不可得的国家最高荣誉。”“美国国家科学奖的授奖仪式通常在白宫举行。如果钱学森先生去美国接受这项荣誉，我不能保证总统一定出席，但我可以保证，至少副总统一定会出席，并亲自给他颁奖。”

基沃思还说，如果钱学森先生愿意去美国，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的称号是没有问题的。

基沃思说明美国政府邀请钱学森的原因：“钱学森先生在美国学习、工作了二十年，为美国科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麦卡锡主义曾给了他不公正的待遇，所以这一次美国政府郑重邀请钱学森访问美国，并由美国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表彰他对科学的重要贡献。”

基沃思还说，如果钱学森先生不愿意去美国领奖，美国可以派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中国授予钱学森美国国家科学奖。

当时，74岁的钱学森身体硬朗，耳聪目明，飞一趟美国不在话下。此后的两年——1987年3月，钱学森以中国科协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应皇家学会邀请访问英国、西德。3月22日，他还在伦敦谈笑风生，为中国留英学生作了一次题为《建国百年之际，中国必然强盛》的演讲。

为了给基沃思一个明确的答复，国防科工委、国家科委和外交部一起给钱学森写了一份请示件。钱学森毫不含糊地答复：“这是美国佬耍滑头，我不会上当。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deport）出境的，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

钱学森还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钱学森所说的“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deport）出境的”是怎么回事？基沃思所说的“麦卡锡主义曾给了他不公正的待遇”又是怎么回事？“火箭专家返回红色中国”

时间的钟摆缓缓地从太平洋此岸的中国，甩向彼岸的美国，然后又从美国摆回中国。这一来一回，从1935年至1955年，整整花费了20个春秋。

1955年10月9日，新华社从广州发出的电讯《钱学森到达广州》，是钱学森归国之后的第一篇报道。电讯中称钱学森是“从美国归来的著名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用了这么一段简短的文字，首次向中国广大读者介绍钱学森从1935年至1955年在美国的经历：

钱学森在一九三五年去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得到加利福尼 亚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曾历任这个学校的讲师、副教授、 教授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等职务，一九四九年起，他是这个学校古根海姆喷 气推进中心主任。一九五○年钱学森离美返国时，曾被美国当局留难并非法 逮捕，并拘禁了十五天以后才给予释放，但此后钱学森便一直被禁止离开美 国。当钱学森在今年九月十七日和他 夫人以及物理学家李正武博士夫妇等 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开洛杉矶回 国时，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曾搜 查了他的行李并监视着他的离开。钱学森一家归国途中在“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甲板上

跟钱学森一起回到中国的，有他的夫人、歌唱家蒋英以及七岁的儿子钱永刚、五岁的女儿钱永真。

钱学森回国所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President Cleveland）邮轮，是一艘客货两用轮船，同时兼营邮政业务，所以被称为邮轮。“克利夫兰总统号”是来往于中美之间的轮船之一，由于许多中国名人乘坐过这艘邮轮，诸如胡适、张爱玲、李小龙以及科学家华罗庚、郭永怀、朱光亚等，使这艘邮轮留存在中国人的记忆之中。钱学森所乘坐的是“克利夫兰总统号”第六十个航次。

身为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的钱学森，住在洛杉矶的帕萨迪纳市（Pasadena）校区。帕萨迪纳市位于洛杉矶市东北方约十英里处。通常，洛杉矶有着洛杉矶市与大洛杉矶之别：所谓洛杉矶市，即City of Los Angeles，简称L.A.，是美国第二大城市，拥有近400万人口。所谓大洛杉矶，是指大洛杉矶地区，包括洛杉矶县、奥兰治县、河滨县等5个县131个城市，帕萨迪纳市就是其中一个城市。帕萨迪纳市闻名于世，是因为加州理工学院坐落在这座小城。小城居民中的很多人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克利夫兰总统号”始发地为旧金山，途经洛杉矶，然后经停夏威夷的檀香山、日本横滨、菲律宾马尼拉，最后到达香港九龙，整个航程为21天。钱学森离开洛杉矶那天，当地出版的《帕萨迪纳晨报》上印着特大字号的通栏标题——《火箭专家钱学森今天返回红色中国！》。这下子，钱学森成了新闻人物，不仅方方面面的朋友前来送别钱学森，而且众多记者赶往码头采访钱学森。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在9月17日虽然并没有到码头上送行，但是他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火箭翘楚钱学森回中国，当然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包括大陈岛在内的所有浙江沿海岛屿。美国国会参议院紧急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提出“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时”，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刚从台湾访问归来的国务卿杜勒斯谈话之后，1955年3月16日，在电视讲话中宣称：“难道原子弹不能像其他常规武器一样使用吗？”“核武器不仅是战略武器，也可以用于战术目的。”言外之意，要对红色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

面对美国的核讹诈，毛泽东的回答是：“发展我们自己的原子弹。”

毛泽东问周恩来道：“在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我们的人才如何？”钱学森离开洛杉矶时，当地报纸刊登钱学森一家照片

周恩来回答说：“我们有这方面的人才优势，钱三强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夫人同在一起工作过，杨承宗和彭桓武是从法国、英国回来的著名放射物理学家，另一位在美国‘火箭之父’冯·卡门博士门下工作过的导弹专家钱学森教授，我们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争取他早日归国……”

这清楚地表明，在钱学森归来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经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位著名的导弹专家。

经过漫长的航行，1955年10月8日早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到达香港九龙。港英当局以所谓“押解过境”的名义，把钱学森一家送到深圳罗湖口岸。

那时候，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与中国深圳，只隔着一条宽不过50米的深圳河。架在深圳河之上的罗湖桥，成为香港与中国内地的通道。当时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把守，严格地检查着过往旅客的证件。桥的这头飘扬着英国的米字旗，桥的那头飘扬着中国的五星红旗。

当天中午，钱学森一家跨过罗湖桥，朱兆祥专程从北京赶来在桥头迎接。朱兆祥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秘书处负责人，受国务院陈毅副总理的派遣，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代表，专程赶往罗湖桥头迎接钱学森一家。朱兆祥不认识钱学森，当时还特地去上海拜访了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老先生，拿到钱学森一家的照片。朱兆祥和钱学森紧紧握手的一刹那，钱学森百感交集，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了。

从此，钱学森献身于新中国的“两弹一星”这一宏伟的事业。“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两弹一星”的实现，是中国国力迅速崛起的标志，也是中国大国地位的象征。

钱学森是火箭专家、导弹专家。“两弹一星”与钱学森有着密切的关系：“两弹”中的导弹，海外称为“飞弹”，其实准确地说，应当是“导向性飞弹”。导弹是在火箭上安装了炸药，火箭发射之后依靠制导系统来控制飞行轨迹，以求准确命中目标，达到毁伤的效果。“两弹”中的另一“弹”，尽管钱学森并不参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但是参与研制了核导弹。就导弹而言，弹头装普通炸药的，为常规导弹；弹头装核弹的，为核导弹。核导弹的核弹头属于核技术，而用来运载核弹头的导弹则是由钱学森负责研制的。

至于一“星”，那“星”——各种各样的人造地球卫星，是依靠火箭送上太空的。研制火箭，乃是钱学森的“看家本事”。

正因为这样，国外评论家指出：“由于钱学森的归来，使红色中国的‘两弹一星’提前了20年。”“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竟然被美国“驱逐（deport）出境”，这令人愤忿的一幕虽然发生在1955年，但是起因在1950年。

自从1934年钱学森毕业于交通大学，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于1935年来到美国留学，他本来就没有打算在美国工作一辈子。诚如钱学森自己所说：

我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作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待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美元也不存。他们听了感到奇怪。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到1949年底，我得知新中国成立，认为机会到了，应该回祖国去。

当时，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回到新中国，在通过罗湖口岸前夕，发表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使钱学森为之动容：“中国在迅速进步着。1949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不过，那时候钱学森在美国还有诸多未了的工作，他并没有打算马上回国。在跟朋友谈起的时候，他也只是说，打算回国一趟，把父亲接到香港，再回到美国。华罗庚的文章鼓舞了准备回国的钱学森。这是叶永烈采访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照片

1981年2月19日，加州理工学院前院长杜布里奇在接受该校档案保管员古德斯坦（Judith R. Goodstein）的采访时，回忆说：

1950年的一天，钱（学森）来看我，并且对我说：“你知道我在中国有年迈的父亲。我很久没见到他了。当然，在打仗时我是不可能回去的，但我现在也许可以回去了。我只想请一段时间的假。”我问：“多久？”他说：“嗯，我实在不知道自己想和他住多久，这取决于我父亲的健康，总之是几个月。”我说：“当然，你可以离开一段时间。”因此他完全公开地做了安排，并且告诉了所有人。结果有人告诉了当时是美国海军次长的丹·金贝尔（Dan Kimball），钱（学森）将要回中国访问。丹说：“哦，不行，我们不应该让他去中国。”你知道，中国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钱显然知道这一点，金贝尔觉得让钱（学森）回中国对钱（学森）以及对美国都有点冒险。我却不那样认为。我对钱（学森）有足够的信任，我相信他不会带很多文章和一些航空理论工作回去做。麻烦的是，有人把金贝尔的评论看得很认真，说：“我们必须阻止他。”怎样去阻止呢？他们想到的阻止他的办法[1]是指控他为共产党人。金贝尔

杜布里奇院长把事情的经过说得很清楚，起初钱学森当面向他请假，回国探望父亲，已经获得他的同意。钱学森打算回国探亲，“完全公开地做了安排，并且告诉了所有人”。如果不是“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钱学森的回国之路应当很顺利。

然而，钱学森惊动了那位“程咬金”金贝尔先生，形势陡然发生剧变……

金贝尔是美国海军次长，亦即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为什么金贝尔作为美国海军次长，会干涉加州理工学院教授钱学森的回国探亲之事？钱学森所从事的研究，固然跟美国海军关系不大，但是金贝尔此前曾经担任航空喷气公司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曾经深入了解过钱学森的学术成就，评价说“钱学森是美国最优秀的火箭专家之一”。

钱学森的学生郑哲敏也说：“金贝尔与钱学森曾是很好的朋友，早年，钱学森参加的‘火箭俱乐部’与美国军方有过合作，用火箭改进飞机起飞时的助推器，大大缩短了跑道的距离。后来，‘火箭俱乐部’的几个成员创办了一家公司，钱学森是技术顾问，金布尔是公司的管理人员，负责经营。他们很早就认识。如今，这家公司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火箭与推进剂制造企业——通用航空喷气公司。”

金贝尔一听说钱学森要回中国，立即出面阻拦。金贝尔给美国移民局打了电话，表示“说什么也不能放他回到红色中国”。

于是就在钱学森想走而未走的当口，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突然降临了。那是1950年6月6日，钱学森正在洛杉矶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公室里工作，两个陌生人进来了。对方一脸严肃，出示了联邦调查局的证件。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们宣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早在1939年就成为美国共产党帕萨迪纳支部第122教授小组的成员。据说美国共产党帕萨迪纳第122教授小组中有一个化名“约翰·M.德克尔（John M. Decker）”的党员，联邦调查局确认“John M. Decker”就是钱学森。他们对钱学森进行盘问，尤其是盘问他与他的朋友马林纳、威因鲍姆的关系。尽管钱学森坚决否认自己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他们仍不以为然。

当时，正处于冷战的严峻岁月。1950年2月9日，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威灵市的共和党妇女团体集会上，发表了惊人的演说，矛头直指民主党人、国务卿艾奇逊。麦卡锡扬言，手中握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麦卡锡的演说，如同一颗猛烈的炸弹在美国政坛爆炸。尽管麦卡锡夸大其词，在人们的追问下把“秘密名单”上的共产党员从205人减到81人，最后减到57人，然而，在麦卡锡的大声鼓噪之下，美国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共运动”，从美国国务院扩大到方方面面，尤其是军事机要部门。麦卡锡因此一举成名，他的反共排外的政治主张被称为“麦卡锡主义”。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也都被列进了黑名单。

黑名单不断扩大，联邦调查局把目光投向了钱学森。钱学森在美国参与研制导弹、制定美军尖端武器发展规划等，均属美国国防事务，而钱学森的好友之中，马林纳、威因鲍姆等都是美共党员。钱学森曾经参加过威因鲍姆领导的学习小组，一起学习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尽管那个学习小组并非美共组织，钱学森却被认定是美国共产党员。于是，钱学森也被列入黑名单。马林纳是钱学森多年的老朋友，担任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实验室执行主任，而威因鲍姆是喷射推进实验室的研究员。

就在联邦调查局派人盘问钱学森的当天，加州理工学院校方接到美国第六军团本部的秘密信件，要求校方从此严禁钱学森从事任何与美国军事机密相关的研究工作，吊销了钱学森的安全许可证。钱学森是在1942年经他的导师冯·卡门的推荐、经过美国宪兵总司令部人事安全主管巴陀上校的安全审核，于该年12月1日获得安全许可证的。这样，钱学森从事美国军事机密研究工作已经长达8年。到了1950年，钱学森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大部分与美国军事有关，没有安全许可证，意味着钱学森再也无法做他已经从事多年、驾轻就熟、成绩斐然的工作。

冯·卡门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曾经专门写了一章《中国的钱学森博士》，他清楚地说出了钱学森遭到迫害的起因：冯·卡门──著名航空科学家

麦卡锡反共浪潮席卷了美国，掀起一股怀疑政府雇员是否忠诚的歇斯底里狂热症。对大学、军事部门和其机构几乎天天进行审查或威胁性审查。在这种情况下，素以聚集古怪而独立不羁的科学家著称的小小加州学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注意。凡是1936—1939年间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过的人，都有可能被视为40年代中的不可靠分子。后来，很多好人不得不通过令人困窘而可恶的审查程序证明自己的清白。

有一天，怀疑终于落到钱的身上。事情可能是这样开始的：当局[2]要钱揭发一个名叫西尼·温朋的化学家，此人因在涉及一件共产党[3]案件中提供伪证，当时正在帕沙迪纳受审。钱和温朋本是泛泛之交，只是替他介绍过职业，还不时去他家欣赏欣赏古典音乐。

我听说，由于钱拒绝揭发自己的朋友，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4]怀疑。这事是1950年7月，军事当局突然吊销了他从事机密研究工[5][6]作的安全执照。

关于钱学森被指为美国共产党党员一事，加州理工学院前院长杜布里奇在1981年2月19日在接受该校档案保管员古德斯坦采访时，把问题说得很清楚：

杜布里奇：他们发现在三十年代（在加州理工学院）曾经有过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古德斯坦：我以前听说过那个。

杜布里奇：我不知道其中有什么人。但在大萧条时期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小组，就像很多大学都有的那样。他们说一定存在一种更好的经济体系，也许俄国人已经找到了。钱（学森）对于他与那个小组的关系的说法是这样的：在这个指控刚被提出时，他对我说：“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你与共产主义小组有过任何联系吗？”他说：“这里有一群搞社交聚会的人。当我作为一个陌生人来到这个国家时，有两三个这种加州理工学院的人邀请我去他们的屋子参加社交小聚会，我去过几次。”他说：“我估计有过一些政治话题，但所谈的大都只是一般事务，我把它们当成纯粹的社交活动。我绝没有以任何方式加入过任何共产党，我甚至不记得‘共产党人’一词在那些活动中被提及过。”但有人在一张纸上记下了参与其中某次聚会的人的名字，这后来成为了证据。我想那是一个打印名单，在边上写着“钱”，那害苦了他。他以前[1947年]曾回过中国，然后又返回美国。当你返回这个国家时，标准的程序显然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过去或现在是否是共产党的成员？当然，他写了“不”。因此对他的指控是伪证罪——即他曾经是这个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却在重返这个国家时说自己不是。

古德斯坦：证据就是那个名单？

杜布里奇：是的。

古德斯坦：你看到过那个名单吗？

杜布里奇：我看过一个复印件。在他的听证会上那被当作了证据……

古德斯坦：钱（学森）是被诬告的吗？你觉得那真的是一份写在纸上的真人名单吗？

杜布里奇：是的。我没有理由怀疑它，因为我们在麦卡锡时代曾发现过两到三位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及其他人涉及了此事。那的确是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有些人后来承认了这一点。但我也确实相信钱（学森）所说的他没有将之视为加入共产党。他在这个国家是一个孤独的陌生人，他受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大家庭及镇上的这一小群友善的人的欢迎。我想，他说过他在这些友善的社交聚会中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从未想到过他涉入了任何不恰当的事情。“被诬告”不是一个正确的用语，我想那只是一系列的误会及过度反应。

古德斯坦：学院的理事们对钱（学森）的事情感到很心烦吗？他[7]们曾经对鲍林（Pauling）心烦，钱（学森）的事情发生在同一个时期。

杜布里奇：是的。我想那些不喜欢鲍林的人大都也相信针对钱的指控。我记得我告诉过理事会，我们已经调查过，并且确信钱（学森）不属于这个共产主义小组，而只是与很多人一样与其中某些人有交往。我不记得有什么理事对此提出过有力的评论。我知道他们中有些人觉得（钱所受到的对待）是一种耻辱。有些人曾与我们携手，找寻有什么能做的，但我想他们中也有一些人认为：“如果钱（学森）是共产党人，那就把他送回中国吧。”

古德斯坦：通过这件事，他们显然造就了一位热忱的中国共产党员。[8]

杜布里奇：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一张出席社交小聚会的名单，仅仅因为其中有几个人是美国共产党党员，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把那张名单当成了美国共产党党员名单。而钱学森曾经几次参加这一社交小聚会，名单上有一个“钱”字，就被当成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的证据。就连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在学院的理事会上都明确表示“确信钱（学森）不属于这个共产主义小组”。

别以为只有在中国“文革”时期才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在美国也有冤假错案。作为一位正直的科学家，平白蒙冤，钱学森深感人格遭到莫大的侮辱，自尊心蒙受极大伤害。

山雨欲来风满楼。6月16日，威因鲍姆在家中被捕，而马林纳由于已经在1947年远赴法国巴黎工作，联邦调查局鞭长莫及。由于威因鲍姆进入喷射推进实验室是钱学森推荐的，于是联邦调查局缠上了钱学森。6月19日，当联邦调查局干员再度光临的时候，钱学森把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交给他们。钱学森在声明中写道：“当年我成为一位受欢迎的客人的情境已经不在了，一片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因此，我所能做的事就是离开。”钱学森告诉来人，这份声明已经同时交给加州理工学院工学院院长林德菲以及教务长华森，因为这份声明也就是钱学森决定辞去加州理工学院一切工作的辞呈。1950年9月，威因鲍姆（右二）被认定有罪，戴上手铐步出法庭“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就在钱学森递交那份离开美国的声明之后一周，太平洋彼岸的朝鲜战火顿起，麦卡锡主义借助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在美国国内甚嚣尘上。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并决定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美国第七舰队向台湾出动。钱学森加快了离开美国的步伐。

那时候中美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只有美国驶往香港的轮船，也有不多的美国飞往香港的航班。在8月31日，美国邮轮“威尔逊总统号”从旧金山经停洛杉矶驶往香港，原本是钱学森的最佳选择，当钱学森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研究生罗沛霖一起去买船票时，由于罗沛霖是学生，当场买到了船票，而钱学森由于是教授，必须得到移民局批准才能买船票，无法与罗沛霖一起回国，而机票也是一票难求。无可奈何之下，急于离开美国的钱学森一家，预订了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8月28日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飞往香港的机票。

钱学森进入了“紧急状态”，他在办公室里收拾好书籍、手稿、笔记本等，在家中收拾好细软。他委托一家名叫白金斯的打包公司打包。按照当时美国的习惯，准备托运的行李要由托运者先把物品装入一个个防水的纸箱里，然后由打包公司运走，在他们的仓库里装入结实的大木箱，以防在长途运输中损坏。在装好大木箱之后，打包公司把木箱运往码头，交付轮船运至香港，再从香港转运到上海。

对于如此优秀的学者的离去，美国的知识界抱不平者有，惋惜者有，挽留者有。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是最突出的一位，他深为钱学森的离去扼腕而叹。

杜布里奇是一位物理学家，身材瘦削，长着一副娃娃脸，人们用这样的话形容他：“生活简朴、精力充沛和一味渴望从事重要工作。”杜布里奇从1947年起出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之后，由于工作出色，担任院长长达22年之久。

杜布里奇大力挽留钱学森，原因有三：

一是杜布里奇本人富有正义感，向来公开反对各种政治迫害。

二是他深知钱学森是难得的优秀科学家。1948年10月，他亲自致函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职的钱学森，邀他回到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接受了他的邀请。1949年初夏，钱学森和冯·卡门一起返回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出任该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学院还授予他以美国火箭先驱戈达德命名的讲座教授荣誉称号。从此，钱学森在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附近安家。

三是杜布里奇跟白宫关系密切。他兼任白宫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专门就科技问题向政府提供建议。

他一面尽力挽留钱学森，一面运用自己的影响，希望华盛顿相关部门举行一次听证会，以求拂去钱学森头上那“一片怀疑的乌云”，重新发给钱学森安全许可证，让钱学森安心地在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原先的研究工作。尽管华盛顿方面表示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的“证据不足”，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杜布里奇写道：“这简直是再荒谬不过的事，一个伟大的火箭及喷射推进专家，在这个国家里，无法在他所选择的领域中得到工作的机会，因而逼使他回到红色中国，让他的才干在共产党政权中施展。”经杜布里奇再三坚持，华盛顿决定在8月23日举行听证会。钱学森面对院长杜布里奇的一片善意，却之不恭，何况在离开美国之前能够澄清种种不实之词，也是值得的。于是，钱学森在8月21日从洛杉矶飞往华盛顿。

杜布里奇建议钱学森，到华盛顿应当首先拜访美国海军次长丹·金贝尔。

杜布里奇的目的显而易见，想借助于金贝尔在华盛顿进行疏通，帮助钱学森重新获得安全许可证，这样可以达到挽留钱学森的目的。

当钱学森出现在金贝尔的办公室时，金贝尔显得非常客气。然而，他却是一位“太极拳”高手。他劝钱学森去找律师波特，以便在听证会上为他辩护。

钱学森在到达华盛顿的第二天——8月22日，拜访了波特律师。波特听了钱学森的陈述，认为明天就举行听证会显然太仓促，他必须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建议推迟听证会。钱学森同意了波特的意见。实际上，推迟听证会等于取消听证会。钱学森已经订好8月28日的回国机票，六天之后就要离开美国。

8月23日，钱学森再度来到金贝尔的办公室，告诉他由于美国无理取消他的安全许可证，他决定离开美国，返回中国。金贝尔一听，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他对钱学森说：“你不能走，你太有价值了！”他劝钱学森三思而行。钱学森在尴尬的、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与金贝尔的谈话。

华盛顿之行，钱学森一无所获。

时间紧迫，离他从渥太华飞往香港的时间只有五天，何况他还必须留出时间从洛杉矶飞往渥太华。当天下午，钱学森就乘飞机急急赶回洛杉矶。

经过六小时的飞行，当钱学森刚下飞机，美国移民局的一位官员已经在洛杉矶机场恭候多时。他交给钱学森一纸限制出境的公文：“禁止离开美国！”

钱学森无比震惊，也无比愤忿。

美国移民局的动作如此迅速，不言而喻是金贝尔在幕后操纵。

后来才知道，正是由于金贝尔太知道钱学森的价值，所以他在钱学森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后，马上致电美国司法部。

后来才知道，金贝尔在电话中说了一句“名言”：

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这就是金贝尔对钱学森的价值的最精确计算。金贝尔深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句话的真谛。

后来才知道，金贝尔是一个相当仇视新中国，而跟台湾的“中华民国”关系密切的人物，所以他才会说“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后来才知道，钱学森经过5年的漫长抗争，终于回到北京，金贝尔又说了一句“名言”：

放钱学森回中国是美国曾做过的最愚蠢的事。中国“原子弹主将”幸运漏网赵忠尧（1902—1998），核物理学家

后来才知道，钱学森要求返回中国，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注意，由此关注起“类钱学森”式的中国留学生。

就在钱学森遭到“禁足”之后的第五天——8月28日，美国邮轮“威尔逊总统号”从旧金山途经洛杉矶驶往香港。在这艘邮轮上，有一百多位中国旅客，内中大都是留学生、学者，既有后来成为“中国原子弹主将”的邓稼先，也有后来对中国核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赵忠尧教授，还有钱学森的学生罗时钧。罗时钧就读于加州理工学院时，在钱学森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洛杉矶码头，美国移民局官员登船，盘问赵忠尧教授并搜查了他的行李。“威尔逊总统号”按照既定的航程，在停靠夏威夷檀香山之后，便驶向下一站——日本横滨。中国留学生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因为离开夏威夷，意味着彻底离开了美国。

9月12日清早，船抵日本横滨。这时，船上响起广播，说是由于有的客人在横滨下船了，要调整房间，要求以下三名旅客带随身行李，搬到指定的房间……

调整房间，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三位旅客都带着随身行李，到了指定房间。谁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正在那里等候，来一个，扣一个！

这三名旅客，都是来自加州理工学院，即赵忠尧教授和中国留学生罗时钧、沈善炯。沈善炯在1950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博士学位。

赵忠尧是在1927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30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948年，身在美国的他，当选为当时中国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情报部门在注意起钱学森之后，也注意起赵忠尧，他们知道赵忠尧同样曾经在美国核心机密科学部门工作。尽管美国移民局在洛杉矶码头盘问时抓不住赵忠尧的把柄，在赵忠尧离开洛杉矶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三度发出电报，要追截赵忠尧。终于，中央情报局在日本截捕了赵忠尧。

庆幸的是邓稼先。邓稼先没有被列上黑名单的原因有二：一是他很年轻，比赵忠尧小22岁，比钱学森小13岁，不像钱学森、赵忠尧那样“树大招风”；二是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物理系上学，没有跟加州理工学院沾边。8月20日邓稼先获得普渡大学博士学位，赶紧前往旧金山，在旧金山登上“威尔逊总统号”邮轮，途经洛杉矶回国。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1935年，他考入北京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1945年邓稼先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1948年到1950年赴美国普渡大学读理论物理。

据罗时钧后来回忆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手里拿着名单，向三名被扣押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说道：“你们看这船上有一百多个中国人，有哈佛的、麻省理工的，为什么偏偏找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你们都知道的！”

接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宣布，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三条路：要么回美国去，要么去台湾，如果美国、台湾都不去，那就在日本坐牢！

三个人都没有选择回美国、去台湾，于是都被押解下船。他们被投进东京下野的巢鸭监狱，那是曾经囚禁日本战犯的监狱。他们被关进巢鸭监狱时，被剃成光头。据说是为了防止把臭虫带进监狱，他们的身上被洒满刺鼻的农药“六六六”黄色粉末。

当时，中日之间没有外交关系，驻日本是“中华民国”的使馆。他们派人到巢鸭监狱，劝说赵忠尧等去台湾。当时担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发来电报给赵忠尧：“望兄来台共事，以防不测。”赵忠尧回电说：“我回大陆之意已决。”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文报道《美政府阻挠我留美教授学生归国 钱学森等被非法扣留归国学生发表声明抗议美帝暴行》：【新华社广州二十二日电】因不堪美国政府压迫而返回祖国的我国留美学生，又有一批一百一十一人于本月二十日返抵广州。据说，他们启程前曾受到美国政府多方阻难，经过几个月的奋斗，终于乘“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离美返国，但拟回国的力学专家钱学森博士于动身前竟被美国政府扣留。当“威尔逊总统号”邮轮驶到日本横滨时，同轮返国的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及学习理工的罗时钧、沈善炯二位学生竟又遭美国占领当局的非法扣押。全体回国学生对美帝国主义此种暴行极表愤慨。他们抵穗后发表了告同胞书，内称：“我们谨以最愤慨的心情，向国人报告三位同胞在日本横滨港遭美国陆军部无理拘留的经过：八月二十八日轮船到洛杉矶时，赵忠尧教授被移民局职员再三盘问和搜查行李，书籍几被全部扣留。九月十二日船到日本横滨时，美国驻日本占领军第八军，竟无理将赵忠尧教授及罗时钧、沈善炯两同学扣押。九月十七日船到菲律宾马尼拉时，鲍文奎同学复被美国特务检查行李历四小时，幸未被扣。我全体同学对这次美国陆军部借武力非法扣押我国学者和归国同学的行动，极为愤怒。我们除将上述情况报告我中央人民政府外，并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严重抗议。”

为了援救被扣押在美国的钱学森、在日本的赵忠尧等中国科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严正声明。1948年夏就已经从法国回到北京的钱三强，还请他的老师、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出面，谴责美国政府的无理行径。

经过三个月的关押，美国政府迫于无奈，终于在1950年11月底释放赵忠尧等人，他们途经香港回到了祖国。

从赵忠尧事件可以看出，当时钱学森为什么没有乘船，而是乘飞机绕道加拿大回中国。倘若他跟赵忠尧一起乘船离开美国，也会在日本被投进监牢。然而，钱学森根本就是“插翅难飞”，除了被限制出境之外，新的厄运朝他袭来……托运的行李被细细“研究”

钱学森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他既然被限制出境，只能退掉飞机票，并从海关取回原本打算托运到香港的八大箱行李。他是在飞往华盛顿那天，把需要打包的物品交给了打包公司。当时，打包公司派人从钱学森办公室运走了书籍、手稿、笔记本等，存放在打包公司的仓库里，在那儿装入八只木箱，然后由他们运往轮船码头。如果钱学森能够顺利地在8月28日从渥太华飞往香港的话，那么这批行李正好在8月31日搭上赵忠尧他们乘坐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运往香港。

钱学森从海关得到的答复是料想不到的：“钱先生，您的行李被依法扣查了！”

当钱学森问为什么的时候，海关语出惊人，称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中有美国机密文件，因而违反了美国的“出口控制法、中立法和间谍法”。

如果说涉及前两项法规，那还算一般，而违反“间谍法”则意味着问题相当严重了。

其实，钱学森在办公室整理文件时，已经注意将涉及机密的文件全部锁在办公室的一个文件柜里，并把钥匙交给了同事克拉克·米立肯教授。

事后，钱学森才得知，当时的他已经处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控之中。就在他8月21日飞往华盛顿的时候，嗅觉异常灵敏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就着手“研究”起钱学森准备托运的八箱行李。“据说”是白金斯的打包公司的工人在打包时，发现钱学森托运的文件有“机密”“极机密”字样，于是报告了打包公司的老板，而老板则马上报告美国联邦调查局。这“据说”，不知道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制造的由头呢，还是那位打包工人本身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1950年8月被美国海关查扣的钱学森八大箱托运的行李

有了这么一个“据说”的由头，联邦调查局会同海关、美国空军调查官员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在8月21日、22日齐聚在白金斯打包公司的仓库里，细细“研究”起钱学森托运的行李，重点是其中的“文字性东西”。这时候，钱学森正在华盛顿跟海军次长丹·金贝尔交谈呢！“研究”钱学森的托运物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内中有众多的藏书、手稿、文件，还有九大本剪报。剪报是钱学森多年养成的工作习惯，看到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就从报纸上剪下来，整整齐齐地贴在剪报本上，按内容分类。钱学森这些“文字性东西”，有英文，也有中文、德文、俄文，内容则涉及方方面面，不用说读懂这么多文件非常费事，即便是大致了解一下是什么内容，也够他们忙一阵子。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研究”中发现，其中甚至有关于美国原子能方面的详尽剪报。美国联邦调查局感到不解，钱学森的专业是火箭，并不是原子能，他为什么那样关注美国的原子能研究？这会不会是一种“间谍”行为？后来他们“研究”了钱学森方方面面的剪报之后，终于认定，这是一位高层次的科学家的广博学识的体现。只有达到像钱学森那样的学问层次，才会对众多的科学前沿的研究都给予关注。

不过，不管怎么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研究”精神还是令人“敬佩”的。他们居然把钱学森这些“文字性东西”用微缩胶卷拍摄下来，拍了一万两千多张！他们还把这些文件编成详细的目录……

美国联邦调查局毕竟还是有收获的。他们在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中，发现里面有的文件还盖着“机密”“保密”的图章。他们居然还发现一本“密电码”！

为了给限制钱学森离开美国找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联邦调查局向媒体“放话”。

洛杉矶的报纸《洛杉矶时报》《明镜》等马上以大字标题报道：“在钱学森回中国的行李中查获秘密资料”。

钱学森据理力争。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声明：

我想带走的只是一些个人的笔记，其中多数是一些我上课的讲义，以及未来我研究所需要的资料。我一点也不打算带走任何一点机密，或者试图以任何不被接受的方式离开美国。

钱学森说，那些盖着“机密”“保密”的图章的文件，其实早已过了保密期。钱学森还针对报道中宣称他的行李中夹带“密码”“蓝图”，进行说明：“这里头没有重要书籍、密码书籍或者蓝图，那只是一些草图、一些对数表，不过这可能被误认为是密码或暗号。”

原来，大约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的数学太差，没有见过对数表，以至把对数表当成了“密电码”！

不过，联邦调查局的最大收获，据说是在钱学森的行李中，发现了一张钱学森化名“约翰·M.德克尔（John M. Decker）”的美国共产党党员登记卡，和警方线人抄录的一致，成为证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的重要物证。但是，表上并没有钱学森的签名，而且也不能证明钱学森提交了这份申请表，在法律上又不足为证据……牢狱之灾突然降临

钱学森的处境越来越险恶。奇耻大辱的一天终于到来。

那是1950年9月7号下午，美国移民归化局官员来到位于洛杉矶帕萨迪纳的钱学森住所。移民归化局总稽查朱尔和稽查凯沙摁响了门铃。铃声响过，钱学森夫人开门，他们提出要见钱学森先生。

朱尔后来回忆说：

我很清楚那天的情形。钱夫人来开门的时候，手里抱着孩子。我说要见她的丈夫。不久，钱氏走出来。奇怪得很，他一点也没有激动的表情。但是，在他的脸上可以察觉到，他似乎对自己说：“好吧，这事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钱学森夫人手里抱着的孩子，是出生只有两个多月的女儿钱永真。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当时只有两岁。

钱学森一眼就看出，这位移民归化局总稽查朱尔就是半个多月前，当他从华盛顿返回洛杉矶时，在机场向他出示“禁止离境”公文的那个官员。今天又来了，难道还怕我钱学森跑了不成？钱学森还真没猜错。原来钱学森从华盛顿回到家中，一连7天就待在家中没有出门。这让在钱学森住所周围监视钱学森行踪的移民归化局的探员们不放心了：钱学森该不是偷偷“跑”了？要是这样，上司怪罪下来，谁也吃罪不起！偏偏这时又听到传言：有人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看到了钱学森的汽车从美国越过边境向墨西哥驶去——钱学森“跑”了！这使监视钱学森行踪的探员们吃惊不小。尽管后来证实此消息完全是空穴来风，却也让移民归化局心存疑虑：这次没“跑”，下一次呢？因此要采取切实行动，确保他不能“跑”。所谓“切实行动”就是把他拘留起来，这样就保险了。

钱学森当然不可能知道，金贝尔给司法部打过电话，以及此后移民归化局禁止他离境、监视其行踪，为保险起见还要把他拘留的前前后后。但看着这两个移民归化局的官员，三个多月来与美国政府这帮家伙打交道的情景顿时浮现眼前：他们先是要求说清在1939年是否是美国共产党帕萨迪纳支部第122教授小组成员，现在又是否仍为美国共产党党员；进而无理吊销“安全许可证”，禁止参加任何涉及美国军事机密的研究工作；又借口以“凡是在美国受过像火箭、原子能以及武装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都不准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会被利用来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而禁止其离境；同时非法查扣托运到中国的行李，认为涉嫌盗取美国“军事机密”，声称：“这个狡猾的中国人的全部活动证明他是毛的间谍。”某些新闻媒体也随之“起哄”：钱学森原来是一名“共产党的高级间谍”，企图携带机密文件离开美国。可是证据呢？一件像样的也拿不出来！难道“对数表”能被硬说成“密码本”？今天他们又来了，还会有什么名堂呢？“钱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移民归化局官员的话打断了钱学森的沉思。“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在联邦政府的官员面前，钱学森属于弱势群体，辩白、抗议无济于事。

钱学森什么也没说，看了一眼身旁抱着永真的夫人，什么也没拿，跟着移民归化局官员走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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