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试读：
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作品年表
波洛系列
1920 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
1923 Murder on the Links《高尔夫球场命案》
1924 Poirot Investigates《首相绑架案》
1926 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罗杰疑案》
1927 The Big Four《四魔头》
1928 The Mystery of the Blue Train《蓝色列车之谜》
1932 Peril at End House《悬崖山庄奇案》
1933 Lord Edgware Dies《人性记录》
1934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东方快车谋杀案》
1935 Three-Act Tragedy《三幕悲剧》
1935 Death in the Clouds《云中命案》
1936 The ABC Murders《ABC谋杀案》
1936 Murder in Mesopotamia《古墓之谜》
1936 Cards on the Table《底牌》
1937 Dumb Witness《沉默的证人》
1937 Death on the Nile《尼罗河上的惨案》
1937 Murder in the Mews《幽巷谋杀案》
1938 Appointment with Death《死亡约会》
1938 Hercule Poirot's Christmas《波洛圣诞探案记》
1940 Sad Cypress《H庄园的午餐》
1940 One, Two, Buckle My Shoe《牙医谋杀案》
1941 Evil Under the Sun《阳光下的罪恶》
1943 Five Little Pigs《五只小猪》
1946 The Hollow《空幻之屋》
1947 The Labours of Hercules《赫尔克里·波洛的丰功伟绩》
1948 Taken at the Flood《致命遗产》
1952 Mrs. McGinty's Dead《清洁女工之死》
1953 After the Funeral《葬礼之后》
1955 Hickory Dickory Dock《山核桃大街谋杀案》
1956 Dead Man's Folly《弄假成真》
1959 Cat Among the Pigeons《鸽群中的猫》
1960 The Adventure of the Christmas Pudding《雪地上的女尸》
1963 The Clocks《怪钟疑案》
1966 Third Girl《第三个女郎》
1969 Hallowe'en Party《万圣节前夜的谋杀》
1972 Elephants Can Remember《大象的证词》
1974 Poirot's Early Stories《蒙面女人》
1975 Curtain-Poirot's Last Case《帷幕》
马普尔小姐系列
1930 The Murder at the Vicarage《寓所谜案》
1932 The Thirteen Problems《死亡草》
1942 The Body in the Library《藏书室女尸之谜》
1943 The Moving Finger《魔手》
1950 A Murder Is Announced《谋杀启事》
1952 They Do It with Mirrors《借镜杀人》
1953 A Pocket Full of Rye《黑麦奇案》
1957 4.50 from Paddington《命案目睹记》
1962 The Mirror Crack'd from Side to side《破镜谋杀案》
1964 A Caribbean Mystery《加勒比海之谜》
1965 At Bertram's Hotel《伯特伦旅馆》
1971 Nemesis《复仇女神》
1976 Sleeping Murder《沉睡谋杀案》
1979 Miss Marple's Final Cases《马普尔小姐最后的案件》
其他系列及非系列
1922 The Secret Adversary《暗藏杀机》
1924 The Man in the Brown Suit《褐衣男子》
1925 The Secret of Chimneys《烟囱别墅之谜》
1929 Partners in Crime《犯罪团伙》
1929 The Seven Dials Mystery《七面钟之谜》
1930 The Mysterious Mr. Quin《神秘的奎因先生》
1931 The Sittaford Mystery《斯塔福特疑案》
1933 The 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 and Other Stories《控方证人》
1934 Why Didn' t They Ask Evans? 《悬崖上的谋杀》
1934 The Listerdale Mystery《金色的机遇》
1934 Parker Pyne Investigates《惊险的浪漫》
1939 Murder Is Easy《逆我者亡》
1939 And Then There Were None《无人生还》
1941 N or M? 《桑苏西来客》
1944 Towards Zero《零点》
1945 Sparkling Cyanide《死亡的怀念》
1945 Death Comes as the End《死亡终局》
1949 Crooked House《怪屋》
1950 Three Blind Mice and Other Stories《三只瞎老鼠》
1951 They Came to Baghdad《他们来到巴格达》
1954 Destination Unknown《地狱之旅》
1958 Ordeal by Innocence《奉命谋杀》
1961 The Pale Horse《灰马酒店》
1967 Endless Night《长夜》
1968 By the Pricking of My Thumbs《煦阳岭的疑云》
1970 Passenger to Frankfurt《天涯过客》
1973 Postern of Fate《命运之门》
1997 While the Light Lasts《灯火阑珊》
出版前言
纵观世界侦探文学一百七十余年的历史，如果说有谁已经超脱了这一类型文学的类型化束缚，恐怕我们只能想起两个名字——一个是虚构的人物歇洛克·福尔摩斯，而另一个便是真实的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
阿加莎·克里斯蒂以她个人独特的魅力创造了侦探文学史上无数的传奇：她的创作生涯长达五十余年，一生撰写了八十余部侦探小说；她开创了侦探小说史上最著名的“黄金时代”；她让阅读从贵族走入家庭，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中；她的作品被翻译成一百多种文字，畅销全球一百五十余个国家，作品销量与《圣经》、《莎士比亚戏剧集》同列世界畅销书前三名；她的《罗杰疑案》、《无人生还》、《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都是侦探小说史上的经典；她是侦探小说女王，因在侦探小说领域的独特贡献而被册封为爵士；她是侦探小说的符号和象征。她本身就是传奇。沏一杯红茶，配一张躺椅，在暖暖的阳光下读阿加莎的小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惬意的享受，也是一种态度。
午夜文库成立之初就试图引进阿加莎的作品，但几次都与版权擦肩而过。随着午夜文库的专业化和影响力日益增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版权继承人和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主动要求将版权独家授予新星出版社，并将阿加莎系列侦探小说并入午夜文库。这是对我们长期以来执著于侦探小说出版的褒奖，是对我们的信任与鼓励，更是一种压力和责任。
新版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由专业的侦探小说翻译家以最权威的英文版本为底本，全新翻译，并加入双语作品年表和阿加莎·克里斯蒂家族独家授权的照片、手稿等资料，力求全景展现“侦探女王”的风采与魅力。使读者不仅欣赏到作家的巧妙构思、离奇桥段和睿智语言，而且能体味到浓郁的英伦风情。
阿加莎作品的出版是一项系统工程，规模庞大，我们将努力使之臻于完美。或存在疏漏之处，欢迎方家指正。新星出版社午夜文库编辑部
致中国读者
（午夜文库版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集序）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们一直在筹备两个非常重要的关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纪念日。二○一五年是她的一百二十五岁生日——她于一八九○年出生于英国的托基市；二○二○年则是她的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问世一百周年的日子，她笔下最著名的侦探赫尔克里·波洛就是在这本书中首次登场。因此新星出版社为中国读者们推出全新版本的克里斯蒂作品正是恰逢其时，而且我很高兴哈珀柯林斯选择了新星来出版这一全新版本。新星出版社是中国最好的侦探小说出版机构，拥有强大而且专业的编辑团队，并且对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极有热情，这使得他们成为我们最理想的合作伙伴。如今正是一个良机，可以将这些经典作品重新翻译为更现代、更权威的版本，带给她的中国书迷，让大家有理由重温这些备受喜爱的故事，同时也可以将它们介绍给新的读者。如果阿加莎·克里斯蒂知道她的小故事们（她这样称呼自己的这些作品）仍然能给世界上这么多人带来如此巨大的阅读享受，该有多么高兴啊！
我认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首先它们是非常易于理解的。无论以哪种语言呈现，故事和情节都同样惊险刺激，呈现给读者的谜团都同样精彩，而书中人物的魅力也丝毫不受影响。我完全可以肯定，中国的读者能够像我们英国人一样充分享受赫尔克里·波洛和马普尔小姐带来的乐趣；中国读者也会和我们一样，读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侦探经典作品——比如《无人生还》——的时候，被震惊和恐惧牢牢钉在原地。
第二个特征是这些故事给我们展开了一幅英格兰的精彩画卷，特别是阿加莎·克里斯蒂那个年代的英国乡村。她的作品写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间，不过有时候很难说清楚每一本书是在她人生中的哪一段日子里写下的。她笔下的人物，以及他们的生活，多多少少都有些相似。如今，我们的生活瞬息万变，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依旧永恒。也许马普尔小姐的故事提供了最好的范例：《藏书室女尸之谜》与《复仇女神》看起来颇为相似，但实际上它们的创作年代竟然相差了三十年。
最后，我想提三本书，在我心目中（除了上面提过的几本之外）这几本最能说明克里斯蒂为什么能够一直受到大家的喜爱。首先是《东方快车谋杀案》，最著名，也是最机智巧妙、最有人性的一本。当你在中国乘火车长途旅行时，不妨拿出来读读吧！第二本是《谋杀启事》，一个马普尔小姐系列的故事，也是克里斯蒂的第五十本著作。这本书里的诡计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最后是《长夜》，一个关于邪恶如何影响三个年轻人生活的故事。这本书的写作时间正是我最了解她的时候。我能体会到她对年轻人以及他们生活的世界关心至深。
现在新星出版社重新将这些故事奉献给了读者。无论你最爱的是哪一本，我都希望你能感受到这份快乐。我相信这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阿加莎·克里斯蒂外孙阿加莎·克里斯蒂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马修·普理查德二○一三年二月二十日
序言
我的外祖母经常对我们说，她把写自传当成一种爱好。我认为特别是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完全如此。阿加莎有一个十分幸福且令人难忘的童年，她非常愿意把它写下来，并且文思如泉涌。然而，她每年都要被出版商催稿，直到完成“克里斯蒂的圣诞礼物”（出版商对她的所有小说的代指）之前，她都没有时间去做其他事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的外祖母创作她的自传。同时，这也是她极其忙碌、著作颇丰的年代。她从来没有真正被当时的一些大事件分过心。那些年，《控方证人》在伦敦被搬上戏剧舞台，还有一些她的日渐著名的故事的宣传活动——比如于一九五○年出版的她的第十五本书，《谋杀启示》。所有的事情照样进行，但她仍然愿意每年为她的传记写几万字，并且她可能并不愿意因为她口中的“真正的工作”而搁置传记的写作。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我认识的很多人都认为这部传记非常引人入胜，让人手不释卷。他们可能用了几个星期阅读它，而我的外祖母却花了十五年的时间写就它。
说是“写”自传，但我猜其实多半是口述，不过究竟是如何进行的，我也不太清楚。在我母亲去世后不久、我们清理外祖母在德文郡格林威的家的时候，发现几乎所有的书籍和手稿都存放在楼梯顶端、那个我们称之为“传真室”的房间里。我还在那里发现了一个装在旧纸箱里的老式根德牌磁带收录机和收在小纸箱里的许多盘磁带，磁带明显曾往来于我的外祖母和她的秘书之间。一开始我觉得它们没什么用，因为至少过了五十到六十年了，也许这台机器都动不起来了。
然而我又深深地意识到，记录在磁带上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声音实属罕见。仅有那几段已广为知晓的——包括英国广播公司一九五五年的采访，以及帝国战争博物馆收藏的一九七四年她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药房的经历，在那里她学到了许多毒药知识，日后都体现在了她的书中。我承认自己不精通机械，我也不相信能有人复活这些旧磁带中的精彩内容。幸运的是我有一个朋友，欧瑞恩·布朗，是电子技术方面的天才。他拿走了所有磁带，并找到了播放和转换它们的方法。几个星期的杳无音讯之后，一个星期五的早上，他打电话给我说：“我想我找到方法了！”然后我冲回了家乡考布里奇，穿越了五六十年的时光，再一次听到了外祖母的声音。
我无法描述那一刻是怎样唤起我的回忆的。我非常喜爱她，她的声音听起来近乎怪异。她有一种独特的说话方式，就是在句子中间有非常轻微的咳嗽声，我几乎忘记这一点了，毕竟她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而所有这一切向我涌来，唤起了我对她的记忆。在这些磁带中你还会听到她的狗在叫“汪”，就像回到了沃灵福德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唯一遗憾的是，我的外祖母没有保留所有的磁带。她是一个节约的人，我认为有一些磁带是她的打字员记下内容并寄回她之后她又重新使用了，因此早先的章节都被抹掉了，我们也就只有这本书后四分之一内容的录音。
对这些磁带的修复激励了我们重新出版外祖母自传的决心，并补充了一些只在第一版中出现过的照片。就像生命中的许多事情一样，这本书会历久弥新。马修·普里查德Pwllywrach二○○九年十二月
英国版出版前言
阿加莎·克里斯蒂于一九五○年四月开始撰写本书，大约十五年后，在她七十五岁时完稿。如此经年累月才写成的书，难免会出现重复与矛盾之处，但我们已进行删减整理。所有重要之处皆未遗漏。于是，这部自传完全如她所期望的那般呈现在公众面前。
她在七十五岁时结束了这本书的写作，正如她所说的那样：“是时候搁笔了，因为就生活本身而言，再无须赘言什么了。”在她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她的显赫成就人所共知——《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同名电影问世；话剧《捕鼠器》久演不衰；作品销量在全球年复一年地大幅增长，在美国占据了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这是她在英国和英联邦早已取得的位置；一九七一年，她被封为大英帝国女爵士。然而在她的心目中，这些额外的荣誉只不过是对她过往成就的嘉奖。一九六五年，她真诚地写道：“我感到满意，我想做的事都做过了。”
尽管这是一部自传，有如通常所见的自传一样的开头，但阿加莎·克里斯蒂从最初动笔直至完稿，都没有被年代束缚住。阅读本书的趣味，有相当一部分在于她写作时的兴之所至：有时她会停笔沉思女仆们难以理解的习惯或“上了年纪的回报”；有时她会跳写，因为她性格中孩子气的特质令她不由得联想起她的外孙。同时，她也感觉没有必要把每一件事都写进去。有些看起来重要的插曲——例如那次著名的失踪事件——并没有被提及，尽管在书中别处提及“失忆症的前兆”，为这起事件的真实面貌给出了提示。至于其他的，“我想我已经回忆了我想回忆的事情”，她以生动而不失尊严的态度叙述了她与第一任丈夫离异时的情形，因为她总是想记住生活中那些快乐和有趣的部分。很少有人能够从生活中萃取那么多强烈且多样的乐趣，这本书首先就是一首歌颂欢乐人生的赞美诗。
如果她能看到这本印刷出版的自传，毫无疑问，她会对那些为她的人生带来欢乐的人们表达感激之情。当然首先是她的丈夫马克斯和她的家人们。也许作为她的出版商，借此机会向她表达敬意并不为过。五十年来，她一直令我们欣喜。她坚持在出版发行的每一个方面都确保最高水准，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挑战；她的好心态和对生命的热情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暖意。她从写作中所得到的愉悦都体现在这些字里行间之中。而书页中没有告诉我们的是，她是如何做到把这份愉悦传递给所有参与她的工作的人们，把出版她的作品变成让我们不断享受快乐的事业与职责。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一个人，阿加莎·克里斯蒂都将长久地拥有她的读者们独一无二的挚爱。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
自序
尼姆鲁德，伊拉克一九五○年四月二日
尼姆鲁德（Nimrud）是古城卡拉（Calah）现今的名字，也是亚述（Assyrians）的军事首都。我们考古队的房子是用土砖砌成的。它平卧在土丘的东侧，包括一间厨房、一间起居室兼餐室、一间小办公室、一间工作室、一间绘图室、一间大的古物及陶器储藏室和一间冲印暗室。（我们都睡在帐篷里。）不过今年，我们的考古营地里又新添了一个大约三平方米的房间。灰泥地板上铺着草垫和几块色彩鲜艳的粗布毯子，墙上挂着一幅年轻伊拉克艺术家的画作，描绘了两头正在穿越集市的驴子，全由明艳的色块拼嵌而成。从朝东的窗户望去，可以看到库尔德斯坦（Kurdistan）境内顶着白雪的群山。房门外钉着一块四方的卡片，用楔形字体写着：BEIT AGATHA（阿加莎之屋）。
这就是我的“屋子”，我可以完全不受干扰地在里面认真地经营我的写作事业。不过考古发掘开始以后，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时间。物品需要清理和修复，还要拍照、贴标签、编写目录清单、装箱。不过在最初的一周或十天内，还是比较空闲的。
实话实说，想要集中精力面临很多障碍：在头顶上方的屋顶上，阿拉伯工人们欢快地互相喊叫着，蹦来蹦去，变换着那不牢靠的梯子的位置；狗在吠，火鸡在叫，警察的马晃着叮叮当当的链子；窗户和房门拒绝老老实实地关着，总会出其不意地突然打开。我坐在那张非常牢固的木桌前，身边放着一只阿拉伯人远行时带的那种漆得色彩缤纷的铁皮箱子，打算将我的稿件按进度放在里面。
我本该写一部侦探小说。可是，一个作家总会按他本能的欲望写作，而不是写他应该写的东西。我渴望写的，完全在意料之外，是我的自传。有人曾经告诉我，写一部自传的冲动，每个人或早或晚都会冒出来。它已经猝不及防地出现了。
转念一想，“自传”是一个如此宏大的名词。它意味着要确切地探究一个人完整的一生，将人名、日期和地点都按顺序整齐地排列出来。而我却只想伸手一探，碰运气抓出一把各式各样的记忆。
对我而言，人生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乐在其中又时时充满享受的现在，总是以飞快的速度转瞬即逝；模糊而不确定的将来，可以为它做很多有趣的计划，越不着边际越好，因为既然必定事与愿违，不妨就享受一下计划的乐趣；第三部分是过去：记忆和现实是一个人当前生活的基石。一种气味，一座山丘的形状，一首老歌，都会在突然间把你带回从前——这些琐事会让人带着难以名状的快乐脱口而出：“我记得……”
这是对上了年纪的人的一种回报，当然是令人愉悦的那种——这就是回忆。
不幸的是，你往往不只想回忆，还想谈论你想起的事情。你不得不反复地告诉自己，这对其他人来说是乏味的。他们怎么会对这些感兴趣呢？毕竟这是你的人生，而不是他们的，对吗？年轻人有时的确会顺从地对你表现出一种对于陈年往事的好奇心。“我想，”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孩子饶有兴致地问我，“您对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还记得很清楚吧？”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伤害，我回答说我还没那么大岁数。我也拒绝承认参加过印度兵变（Indian Mutiny），可是我承认我记得布尔战争（Boer War）——我应该记得，我的哥哥参战过。
首先跃入我脑海的是这样一幅清晰的画面：集市日，我随母亲走在法国迪纳尔（Dinard）的大街上，一个男孩携着一只装得满满的篮子猛地朝我撞来，擦伤了我的手臂并几乎把我撞翻在地。很痛，我开始哭。我想我那时大约七岁。
一向希望在公众场合保持坚忍克制的母亲规劝我。“想一想，”她说，“想想我们在南非的那些勇敢的士兵。”
而我当时是这样号啕大哭，叫嚷着：“我不想做一名勇敢的士兵，我要做一个胆小鬼！”
是什么力量令我们的记忆有所选择？人生就像是坐在一个电影院里。刷地一闪！这就是我，一个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吃着奶油蛋糕的小孩子。又刷地一闪！两年过去了，我正坐在姨婆的膝盖上，假装是刚从维特利先生的店里被买回来的小鸡，一本正经地反剪着双手，并为这机智的玩笑笑到近乎歇斯底里。
只有一个个瞬间——中间长久的经年累月都是空白。那时的我们都上哪儿去了？这也引出了培尔·金特的一个问题：“我自己，那个真正的我、完整的我、真实的我到哪儿去了？”
我们永远无法了解完整的自己，虽然有时候可以在转瞬之间了解一个真实的自己。我想，就我而言，记忆中的一个个瞬间看起来或许都无关紧要，却无疑描绘出一个内在的自我和最接近真实的自我。
今天的我，和那个一头浅黄色香肠式发卷、面容严肃的小女孩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屋檐下，灵魂存在并且不断成长着，滋生着本能、情趣、感情和智慧；而我自己，这个真实的阿加莎，还是同一个人。我不了解这个完整的阿加莎，这个完整的阿加莎，我相信只有上帝才了解。
于是我们全在这儿，小阿加莎·米勒、大阿加莎·米勒、阿加莎·克里斯蒂、阿加莎·马洛温，就要开始上路了——要到哪里去，没有人知道，却无疑使人生变得激动人心。我一直认为人生是激动人心的，而且还会继续这样认为。
因为我们对人生所知甚少，只了解属于自己的很细微的那一小部分——就像一个在舞台剧的第一幕有几句台词的演员，拿着他的分剧本打印稿，这就是他所知道的一切。他没有通读过完整的剧本，有什么必要读呢？他只不过是说一句“夫人，电话坏了”然后默默退场。
然而当大幕拉开，公演的日子到来之时，他就会倾听到全剧的进展，然后和其他的演员们排着队上台谢幕。
我想，一个人能参与到自己毫不知情的某些事之中，正是人生最吸引人的因素之一。
我喜欢活着，我有时会痛苦难耐，会绝望无比，会饱受忧愁的折磨。可是当一切过去之后，我仍然能很清楚地认识到，好好活着就是最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我打算做的就是去享受回忆的快乐，不要逼迫自己，时不时地写下几页。这个任务也许会持续很多年。可我何必把它当成一个任务呀，这是一件令人着迷的事情。我曾经看到过一幅我很喜爱的古老的中国画卷，画上有一个老人，坐在树下，正在玩翻绳游戏。画的名字叫《老叟闲趣》，这幅画我一直记忆犹新。
所以在做出决定后，我就要开始享受这番乐趣了，也许我最好现在就开始。虽然我并不期望自己能够按照时间顺序写下去，但我至少可以试着从头写起。第一章故居阿什菲尔德
哦！我亲爱的家园，我的安乐窝，我的住所
我的故居……哦！我亲爱的家园1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我的童年幸福快乐。我有一个我喜爱的家庭和宅院，一位聪颖耐心的保姆，父母伉俪情深，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也是一对称职的家长。
回首过去，我感到家庭里充满了欢乐。这要归功于父亲，他为人随和。如今，人们不大看重随和这一品性，注重的大多是某个男人是否机智聪慧、刻苦勤奋，是否对社会做出了贡献，是否在事情的规划中“举足轻重”。查尔斯·狄更斯在《大卫·科波菲尔》中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有意思：“你的哥哥是个大好人吗，皮果提？”我谨慎地问道。“哦，他是个多么好的人啊！”皮果提喊着说。
如果针对你的朋友和老熟人，试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你会惊讶地发现你很少能给出与皮果提相同的回答。
按现代的观点来看，父亲也许不会受到人们的推崇，他生性懒散。那是个有固定收入的时代，不少人不必工作，收入也足以维持生活，因此无须为生计而操劳，社会也不指望他们做什么事。我想，假如真的要父亲工作，他也未必能干得出色。
父亲每天上午离开我们在托基（Torquay）的家去俱乐部，中午乘马车回家吃午饭，午后又去俱乐部。整个下午都打惠斯特牌，傍晚准时回家，换衣服用晚餐。在打板球的季节，他整日消磨在他担任会长的板球俱乐部里。他偶尔也会组织安排几场业余舞台剧演出。他交游甚广，乐于款待客人，家里每周举行一次大型晚宴。除此之外，他和我的母亲每周有两三个晚上还会外出赴宴。
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他是一个多么惹人喜爱的人。他去世后，家里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而在本地，无论是商人、马车夫，还是老职员，老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过来说：“啊，我对米勒先生印象很深，我永远忘不了他。现如今像他这样的人可不多了。”
然而父亲并没有什么突出的特质，也没有特别的智慧。在我看来他有一颗质朴慈爱的心，很体贴同伴。他极富幽默感，能轻而易举地逗得人开怀大笑。他没有坏心眼，从不妒忌别人，出奇地慷慨大方，天性开朗温良。
母亲的性格则截然相反：她神秘莫测、引人注目，比父亲要倔强得多。她见解独到、腼腆害羞，我认为从根本上说，她是个生性抑郁的人。
家里的孩子和用人都对她死心塌地，她一开口，别人都会肃然听命，她完全有可能成为第一流的教育家。任何事情一经她的口，就会变得饶有趣味且意味深长。她讨厌谈话内容单调乏味，说话时总是从一个主题忽然跳到另一个主题，有时让人感到如堕五里雾中。正如父亲曾经对她说的那样，她完全缺乏幽默感。对于这样的罪名，她以委屈的语气辩解道：“这只是因为我觉得你的那些故事很乏味，弗雷德。”我的父亲为之放声大笑。
母亲大约比父亲小十岁。从十岁起，她就死心塌地地爱着他。那时候，父亲还是个放荡不羁的小伙子，往来于纽约和法国南部之间，母亲当时是个娴静、羞涩的小姑娘，坐在家中思念着他，在她的“小册子”中写几句小诗或随感，为他绣制钱包。顺便提一句，这只钱包后来一直被父亲随身携带。
真是典型的维多利亚式的爱情故事，但是其中也蕴含着深情厚谊。
我对我的父母很感兴趣，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而是因为他们完成了一项罕见的成就——一桩幸福美满的婚姻。迄今为止，我只见过四桩完全成功的婚姻。有没有什么成功的公式呢？我觉得应该没有。那四个例子的其中之一，是一个十七岁的女孩与一个比她年长十五岁的男人。他断言她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她则回答说她知道得很清楚，并在大约三年前就已经决心要嫁给他。由于婆婆和岳母先后搬来与他们同住，他们的婚姻生活变得相当复杂——大多数伴侣足以因此被拆散。这位妻子是个沉着的人，性格非常坚韧。我觉得她身上有我母亲的影子，虽然她没有我母亲的才华和机智。他们有三个孩子，如今都长期在外。他们已经相伴了三十多年，仍然彼此深爱。另一个例子是一位年轻的男子与比他年长十五岁的女人——一个寡妇。她拒绝了很多年，最后还是接受了他，他们幸福地生活了三十五年，直至她离开人世。
我的母亲克拉拉·贝默的童年并不如意。她的父亲是阿盖尔高地（Argyll Highlanders）联队的一位军官，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受了致命伤，不久便离开了人世，撇下我年轻漂亮的外祖母和四个孩子。当时外祖母才二十七岁，只能依靠为数不多的抚恤金生活。正是困难时期，她的姐姐嫁给一位美国富翁做续弦。她写信给外祖母，主动提出收养一个孩子，愿意将之视如己出、抚养成人。
在一个整日忧愁度日、拼命地做针线活来维持生计和孩子教育的寡妇看来，这样的救助是无法拒绝的。在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中，她选择了女儿，因为她似乎觉得男孩子将来可以靠自己找到出路，女孩子却需要在安逸的生活环境中长大。也可能这只是母亲一厢情愿的想法，其实是外祖母更喜欢男孩子。母亲离开泽西（Jersey）后，来到英格兰北部的一个陌生家庭。我想正是那种怨恨，那种深感被遗弃的心灵创伤，给她的人生观蒙上了灰暗的色调，使她缺乏自信，怀疑别人的爱。她的姨妈和蔼宽容，富有幽默感，却不会体察孩子的情感。可以说母亲享受到了一个舒适的家庭所能提供的一切，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唯一失去而又无法弥补的，是在自己的家里、与亲兄弟们在一起逍遥自在的生活。我经常在报上的读者来信栏中看到那些焦虑的父母的提问，想知道是否应该让孩子住到别人家里去，因为他们“能为她提供我们提供不了的优越条件，比如良好的教育”。我总是渴望大声疾呼：“别让孩子走！”她自己的家、亲人、爱和归属带来的安全感，没有这些，即使接受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又算得了什么？
我的母亲在这个新的环境中感到非常痛苦，每晚都是哭着入睡的。她面色苍白，日渐消瘦，终于一病不起。姨婆请来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大夫，大夫跟这个小女孩交谈之后，便对姨婆说：“这孩子很想家。”姨婆大吃一惊。“哦，不，”她说，“这不可能。克拉拉是个安静的乖孩子，从不调皮，她生活得很快乐。”大夫坐到小女孩跟前，又跟她聊了起来。“你有兄弟吗？有几个？都叫什么名字？”不一会儿，她就失声痛哭起来，吐露出内心的忧郁。
尽管道出了苦闷的原因，紧绷着的神经松弛了下来，但那种“不被需要”的悲凉感却一直留在她的心底，我认为这种对外祖母的不满至死未消。她渐渐地喜欢上了她的“美国姨父”，他也喜欢文静的小克拉拉。当时他已患病，小克拉拉经常给他读一本名叫《金河之王》（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的书，她非常喜欢书中的故事。不过，生活中真正使她感到慰藉的是姨父前妻的儿子弗雷德·米勒的定期来访，她称他为“弗雷德表哥”，那时他已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对自己的“表妹”格外亲厚。她大约十一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对他的继母说：“克拉拉有一双多么可爱的眼睛啊！”
一向认为自己相貌平平的克拉拉，听了这话以后郑重地跑上楼去，在姨妈的大梳妆镜前端详自己的模样。或许自己的眼睛真的很好看……她高兴得不能自已。从此以后，她的心就无可挽回地许给了弗雷德。
在美国，一位老世交对这个风流的年轻人说：“弗雷迪，总有一天你会娶你那个英国小表妹的。”
他很惊讶地答道：“克拉拉？她还只是个孩子呢。”
然而他对这个可爱的崇拜者总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一直保存着她写给他的那些充满稚气的书信和小诗。尽管他过去曾跟纽约的许多名媛和才女有过轻浮的罗曼史（其中包括詹妮·杰罗姆，即后来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夫人），但最后终于回到家乡，向安静的小表妹求婚了。
母亲以她典型的风格表示了坚定的拒绝。“为什么呢？”有一次我问她。“因为我又矮又胖。”她答道。
这是一个特别的回答，然而对她而言却是一个很正当的理由。
我的父亲不甘被拒，他再次求婚。而这一次母亲克服了她的忧虑，相当踌躇地同意嫁给他，尽管仍满怀他会“对她失望”的忧虑。
就这样，两人结婚了。我一直珍藏着一幅母亲身着结婚礼服的肖像画，从画上可以看到，一头乌发下她那张严肃得可爱的脸庞和一对浅褐色的大眼睛。
在我的姐姐出生之前，我们举家搬到了托基，住进一幢陈设齐全的别墅。在当时，托基是上流社会的冬季疗养胜地，就像后来的里维埃拉（Riviera）一样出名。父亲迷上了这个地方，他喜欢大海。他的朋友中有几位是本地人，其余都是来过冬避寒的美国人。我的姐姐玛吉就诞生在托基，她出生后不久，父亲和母亲就到美国去了，打算在那里长住下来。父亲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当时还健在，自从他的生母在佛罗里达去世后，他就住在新英格兰僻静的乡下，由外祖父和外祖母抚养成人。他很依恋两位老人，两位老人也渴望见到孙媳和小曾孙女。我的哥哥就出生在美国。后来，父亲决定回英国。可刚一到英国，生意上的麻烦事就又把他召回纽约。他建议母亲在托基租一套带家具的公寓，先住下来再说。
于是我的母亲和她的姨妈（也就是父亲的继母，我称她为姨婆），就在托基找寻带家具的房子。母亲回来时以胜利者的口吻宣布：“弗雷德，我买下了一幢房子！”
我的父亲听说后，几乎向后栽倒，他仍期望在美国定居。“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问。“因为我喜欢那幢房子。”母亲解释道。
她看过大约三十五幢房子，只发现了这么一幢令她喜爱的，而这幢房子仅供出售——房主不想出租。母亲拥有姨父留给她的两千英镑，她向受托保管这笔钱的姨婆提出请求，于是她们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幢房子。“可我们只在这儿待一年，”父亲嘟囔道，“最多一年。”
我的母亲，我们一直认为她有先见之明，她回答说他们随时可以再把房子转卖掉。也许她已经模糊地预见到，她的全家将在这幢房子中生活很多年。“一走进这幢房子，我就爱上了它。”她强调，“这里有绝佳的宁静气氛。”
这幢房子原先的拥有者是布朗一家，都是基督教教友会的教徒。布朗太太全家不得不离开生活了那么多年的宅子，当我母亲支吾着安慰她时，那位老妇人温和地说：“想及汝与汝子女将安居于此，我便以之为乐，我亲爱的。”
正如我母亲说的，就像是祈福。
我真的相信这幢房子是被赐福过的。这是一幢十分普通的别墅，远离托基的时尚区域，诸如沃拜瑞（Warberrys）和林柯穆（Lincombes），地处市区的另一端，在老城区托莫亨（Tor Mohum）。当时房子前面的道路几乎直通富饶的德文郡郊野。这幢房子的名字叫阿什菲尔德，我的一生，虽时断时续，但几乎一直住在那里。
父亲后来终究没有在美国安家。他非常喜欢托基，决定在这儿安顿下来。他安下心来到俱乐部打惠斯特牌，交朋友。母亲本来不喜欢住在海边，讨厌参加各种社交聚会，也不会玩牌。可是她在阿什菲尔德却过得很称心，举办大型晚宴，参加社交活动，甚至于当某天晚上没有活动待在家里时，她会急不可耐地向父亲打听本地的戏剧和当天俱乐部里的所见所闻。“没什么特别的。”父亲乐呵呵地答道。“可是，弗雷德，一定有谁说了什么有趣的事吧？”
父亲开始搜肠刮肚，却一无所获。他说M先生仍然吝啬得不肯买一份晨报，而要到俱乐部来看报，还坚持要将看到的新闻讲给其他的会员们。“我说，你们都看到西北边境发生的事了吧……”云云。每个人都对此极其反感，因为M先生是会员中最富有的人之一。
我的母亲早就听过这些了，自然并不满意。父亲则恢复了闲适满足的状态，斜靠在他的扶手椅上，把双腿伸近炉火，轻轻地挠着头（这是一种被禁止的消遣）。“你在想什么，弗雷德？”母亲发问了。“什么都没想。”父亲实话实说地答道。“你不可能什么都没想吧。”
这种说法令母亲陷入困惑。对她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她自己的思维总是敏捷如飞燕，非但不会什么都没想，往往还是同时想着三件事情。
很多年以后我才认识到，母亲的看法总是与事实有着些许差异。她眼中的世界，色彩要强烈得多，人们的好与坏都被放大。或许是因为她在孩提时代过于平静、拘谨，感情都深埋于心底，这使她倾向于用戏剧性的眼光看待世界，有时甚至接近于一出正剧。她颇具创造性的想象力实在太丰富，使她所看到的事物从不会单调、平凡。她拥有灵光乍现的直觉，总能出其不意地看透人们心中所想。我哥哥在军中服役时，曾陷入财政危机却不想让父母知道。某天晚上，母亲看到他愁眉苦脸地坐着。“怎么了，蒙蒂？”她说，“你借高利贷了。你是不是靠你祖父的遗嘱举债了？你不该这么做。你最好先去跟你父亲说说。” 这令蒙蒂十分震惊。
她的这种才能总是令家人们惊讶不已。我姐姐曾经说过：“如果我有什么不想让母亲知道的事情，只要和她共处一室，我甚至不敢去想那件事。”2
一个人很难知道自己最初的记忆是什么。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三岁的生日，就在那天，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当时，全家人聚在院子里喝茶，所在的位置就是后来在两棵树间挂了一个吊床的地方。
院子里摆着一张茶桌，上面放着许多点心，中间是我的生日蛋糕，上面覆盖着一层糖霜，中间插着蜡烛，一共三根。忽然，一件令人振奋的事件发生了——一只红色的小蜘蛛从洁白的桌布上爬了过去。那只蜘蛛小得难以察觉。我的母亲说：“这是幸运的蜘蛛，阿加莎，吉祥的蜘蛛来庆贺你的生日了……”那之后发生的事情在记忆中淡薄了，我只隐约地记得哥哥为多得几块奶油巧克力小蛋糕而吵闹不休，回忆支离破碎。
童年世界是那样美好、安宁而又激动人心。最使我着迷的要算庭院了。年复一年，院子对我来说越来越重要。我熟悉院中的一草一木。每棵树都有特殊的意义。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我就把院子划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部分。
首先是菜园，它的外围是毗邻公路的高墙。这片菜园除了可以供给我享用不尽的覆盆子和青苹果之外，激不起我更多的兴致。它就是个菜园而已，没有其他令我着迷之处。
接着就是庭院本身：一直延伸至小山坡下面的草坪，其中点缀着一些有趣的树木。有圣栎、雪松、惠灵顿树（非常高）和两棵不知什么原因分别与我的哥哥和姐姐对应起来的冷杉。蒙蒂的那棵可以攀爬（更确切地说是可以小心翼翼地爬到三根大树杈以上）。玛吉的那棵，如果探寻其间，可以找到一个座位——一段诱人的弯曲树干，可以坐在那里瞭望外面的世界而不被发现。还有我所称的松脂树，会流出气味强烈的黏黏的树脂，我会把它当作“珍贵的香膏”，小心地收集在树叶中。最后是鹤立鸡群的山毛榉——庭院里最高的树，会落下讨人喜欢的坚果，让我吃得津津有味。其实还有一棵紫叶山毛榉，但不知为何，在我的树木王国，它是微不足道的。
第三部分是小树林。时至今日，在我的想象中，它似乎还是大得像新森林。林中生长的大多是白杨树，其中蜿蜒着一条小径。它能使人联想到真正的大森林，阴森神秘，恐怖，广阔得漫无边际，让人有隐秘的快感。
顺着林中小径走可以到达网球场和门球场，就在饭厅窗户外面的高坡上。来到这里，树林的魔力就消失了，你会感到又回到了现实世界中。绿茵场上的姑娘们一手将裙摆撩起，一手挥动着门球杆，或者头戴硬草帽，打着网球。
每当“院中游戏”玩得尽兴之后，我就会回到幼儿室，奶妈总在那里，从不例外。屋子里陈设总是一成不变。也许是因为她上了年纪又身患风湿病，我并不很依赖她，更多情况下只是在她周围自己玩游戏。这些游戏都是我自创的，从开始记事的时候起，我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玩伴。对于最早的一批玩伴，我只记得他们是猫咪一家，但不记得他们谁是谁，也并不记得我自己是否也是其中的一员。不过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克洛弗，布莱基，另外还有三个，他们的母亲是班森太太。
奶妈很聪明，从不和我谈及他们，也不在我在她脚边低声讲话时插嘴。或许她很庆幸我能那么自在地自娱自乐。
然而有一天，当我从花园回来，上楼去用茶之际，一个可怕的打击来了。我听到女佣苏珊说：“她好像不太在乎玩具，是吗？她玩什么呢？”
然后是奶妈的回答声：“哦，她假装自己是一只猫咪，在和其他猫咪一起玩。”
一个孩子心中为什么会先天存在有如此强烈的保守秘密的欲望？得悉有人知道猫咪一家的事——即便是奶妈——也令我心烦意乱。从那天起，我要求自己再也不能在玩游戏的时候低声细语。猫咪一家就是我的猫咪一家，别人不必知道。
我当然也有玩具，事实上，由于在家里倍受宠爱，我有各式各样的玩具，不过大多数已经记不得了。只隐约记得有一盒色彩斑斓的珠子，我把它们串起来做成项链。我还记得我的一个无聊的表姐——已经成年，坚持逗我说我的那些蓝珠子是绿的，绿珠子是蓝的。我的感觉和当年的欧几里得一样：“而这是荒谬的。”但是出于礼貌我没有反驳她，她的这个玩笑就完全失败了。
记得我有一些娃娃：菲比，我不太喜欢她；还有一个叫罗莎琳德，又叫罗西，她有一头长长的金发，让我非常羡慕，但我很少跟她玩。我喜欢猫咪一家：班森太太相当穷困，让人同情。孩子的父亲班森船长，撇下一家人出海去了，难怪家里一贫如洗，猫咪一家的故事大概也就是如此结局。不过，我的脑子里还隐约有另一个更美好的结局，班森船长没有死，就在一家人陷入绝境的时候，他满载财富而归。
从猫咪一家我又想到了格林太太。格林太太养了很多孩子，最惹人爱的是小狮狗、小松鼠和小树，他们跟随我在院子里探险。他们一半像人，一半像狗，是介于人狗之间的一种难以定性的种群。
像所有教养良好的孩子一样，我每天都要“散一次步”。我特别讨厌散步，尤其是必须扣好靴子——那是必要的出门动作。我会落在后面，拖沓着脚步，唯一可以让我挨过这段时间的是奶妈的故事。她有六个经典故事，都是围绕她生活过的几个家庭和那些性格各异的孩子的。现在我一个也不记得了，只知道其中一个和印度的老虎有关，有一个是关于猴子的，还有一个关于蛇。都是令人兴奋的故事，我可以选择要听哪一个，奶妈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给我讲。
有时候，作为一种很高的待遇，我会被允许取下奶妈那顶带有雪白褶边的帽子。这时的她就好像恢复到了私人生活中，而不再处于履行职责的状态。然后我会万分小心地将一条宽大的蓝色缎带扎在她的头上——难度巨大，我得屏住呼吸，因为打蝴蝶结对一个四岁的孩子而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完成后我会倒退几步，陶醉地大叫：“哦，奶妈，你真美！”
她会微笑着用温和的声音说：“是吗，亲爱的？”
用过茶后，她便给我换上浆过的细棉布衣服，让我下楼到客厅里跟母亲一块儿玩。
如果说奶妈的故事的吸引力在于它们始终如一，以至于奶妈在我的生命中就代表了稳固，那么母亲的吸引力就在于她讲的故事总是丰富多彩，我们玩的游戏也变化多样，从未重复过。记得有一个关于一只叫“亮眼睛”的老鼠的故事，“亮眼睛”经历了各式各样的奇遇。可是有一天，母亲宣布“亮眼睛”的故事讲完了，我感到怅然若失，几乎要哭起来。于是我的母亲忙说道：“我再给你讲一个‘奇怪的蜡烛’的故事。”那个“奇怪的蜡烛”的故事讲了两段，我想那是一个侦探故事。但是很不巧，那时家里来了几位客人住了些日子，我们的游戏和故事被迫中断。客人走后，我向母亲询问故事的结局。先前，那故事讲到那个坏人慢慢地将毒药搓进蜡烛里面，正是最紧张的时候。而我母亲表情茫然，显然已将故事情节忘得一干二净。这个没有结局的故事因此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另一个令人愉快的游戏叫“屋子”，我们要把家里所有的毛巾都收集起来，铺搭在桌子和椅子上，建成我们的屋子。离开这一区域我们就要四肢着地。
我对哥哥和姐姐的记忆不深，大概是因为他们都住校。哥哥就读于哈罗公学（Harrow），姐姐在布赖顿（Brighton）的劳伦斯女校（Miss Lawrences' School），这所学校后来更名为罗丁女校（Roedean）。人们都说母亲很前卫，竟然把女儿送进了寄宿学校。父亲开明大度，认可了这种标新立异的做法。母亲则乐于做各种各样的尝试。
那些新的尝试大多是宗教方面的，我觉得她生来就有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她有祷告和冥想的才能，可是她的满腔热情和虔诚之心很难找到一种合适的崇拜方式。我的父亲因此受了不少折腾，被她带着去了一所又一所教堂与神殿。
母亲的信仰曾几次改弦易辙，都发生在我出生以前。她差点儿被罗马天主教吸收，却又转而改入唯一神教派（这就是哥哥未曾受过洗礼的原因）。后来她又成为一名初级通神论者，可是在听了贝赞特太太的讲座后又对其产生反感。在对拜火教有过一段短暂却热情的投入后，她回归了英国国教，这使我父亲颇感欣慰，尽管她仍怀有对“激进”教派的偏爱。她的床边有一幅圣法兰西斯的画像，她夜以继日地阅读《效法基督》。我的床边也总是放着这本书。
我的父亲是单纯、虔诚的基督徒，每天晚上都做祷告，礼拜天去教堂。他的信仰是平淡的，而不是深入内心的——不过他也不介意我的母亲常在她的信仰中增添一些花样。正如我说过的，他是一个随和的人。
我想父亲很欣慰于母亲皈依了英国国教，这样我降生的时候就可以在教区的教堂里受洗礼了。我随祖母得名玛丽，又随母亲得名克拉丽莎。阿加莎这个名字是在去教堂受洗礼的路上，母亲的一位朋友起的，她说这名字很好听。
我自己的宗教观念主要承袭自奶妈，她是个只读《圣经》的基督徒。她不去教堂，而是自己在家读《圣经》。我认为守安息日头等重要，忙于尘世间琐事是对万能的上帝最大的不敬。我确信自己是得到“拯救”的信徒，对此感到沾沾自喜。我拒绝在礼拜天做游戏、唱歌、弹钢琴，并且非常担心父亲的灵魂最后不能得到拯救，因为他礼拜天下午竟兴致勃勃地打板球，还取笑牧师，有一次甚至还取笑主教。
我的母亲曾一度热衷于对儿女们的教育，可是后来走向另一个极端——孩子不满八岁不能读书，这样对他的眼睛比较好，对他的大脑也比较好。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像她所希望的那样。每当别人给我读了一个我喜爱的故事后，我就会要来那本书研究。一开始我看不懂书中的内容，但渐渐地就弄懂了。每当跟奶妈外出时，我总是缠着她问商店的门牌或招贴板上写的是什么字。结果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读一本名叫《爱的天使》（The Angel of Love）的书了，继而给奶妈大声朗读起来。“太太，”奶妈第二天歉疚地告诉母亲，“恐怕阿加莎小姐已经会看书了。”
母亲异常苦恼，但这已是事实。还不到五岁，书就向我展示了故事的世界。从那以后，每逢圣诞节和生日，我要的礼物都是书。
父亲认为，既然我能看书了，就最好开始学写字。这倒不是一件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至今还能在抽屉里找到笔画歪歪斜斜，或是写满凌乱的B和R的破练习本。因为读书时我只注意整个词而没注意到单个的字母，因此区别B和R成了一大困难。
后来，父亲又说我最好也开始学点算术。就这样，每天早饭后，我会伏在餐室的窗台上做算术题。比起那些难以驾驭的字母来，数字要有趣得多。
对我的进步，父亲颇感振奋和自豪。我升了一级，可以做一本褐色的《习题集》了。我非常喜欢这本小集子，尽管内容不过是加减法，但它趣味无穷，很有吸引力。“约翰有五个苹果，乔治有六个，如果约翰拿走了两个乔治的苹果，乔治那天最终有几个苹果？”云云。如今想到这个问题，我很想这么回答：“这取决于乔治有多喜爱苹果。”不过当时我写下了四个，觉得自己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似的，还自告奋勇地加上一笔：“约翰有七个。”我喜好算术，母亲似乎感到意外，正像她自己也承认的那样，她讨厌数学，家里的来往账目总是让她手足无措，一概由父亲包揽。
童年生活中另一件令我激动不已的事情是：有一次我收到了一份礼物——一只金丝雀。它叫戈尔迪，非常温顺，在幼儿室里蹦来蹦去。它有时站在奶妈的帽子上，只要我一招呼，就马上飞过来落在我的手指上。它不仅是伴我嬉戏的小鸟，还是又一段神奇故事的开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有两个：迪基（小鸟）和迪基女士。他们骑着战马遍游了全国（实际上是我们的庭院），历尽千难万险，数次从强盗的手下死里逃生。
有一天，发生了一场大灾难：戈尔迪不见了。窗户开着，笼子没有锁，看来多半是飞走了。我仍然记得那漫长得可怕的一天，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总没个完，我哭了又哭也没个完。笼子被移到窗外，在里面的木条上放了一块糖。母亲和我走遍了庭院，呼喊着“迪基，迪基，迪基”。一个女佣兴高采烈地说道：“它可能被猫抓到了，很有可能是这样。”这让我立刻又泪如泉涌，我母亲威吓说要立即辞退她。
当我被送到床上躺下时，仍然止不住抽泣着握着母亲的手。此时一声欢快的叽喳声传来，迪基少爷从窗帘杆的顶端一跃而下，在幼儿室里飞了一圈，然后飞回了笼子。哦，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喜悦啊！整整一天——漫长而痛苦的一天——迪基一直在窗帘杆上！
我的母亲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以那个时代的方式开导我。“瞧，”她说，“你多傻呀，浪费时间哭了那么久。还没有确定的一件事情，就绝不要为它哭。”
我向她保证我再也不会了。
除了迪基的归来带来的愉悦，我还得到了别的。我意识到发生问题时母亲的爱和理解所带来的力量。在黑暗的痛苦深渊中，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就会得到安慰。她的安抚有着奇妙的吸引力和治愈的功效。生病的时候没有人能像她那样，给予你属于她的力量与生气。3
在我的童年生活中，占有最重要地位的人是奶妈，幼儿室是只属于我们俩的天地。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房间里的壁纸——淡紫色的鸢尾花爬满四壁，构成一幅漫无边界的彩图。夜里，我常常躺在床上，借着壁炉的火光或奶妈桌上那盏黯淡的油灯望着墙壁，图案显得格外动人。是的，我一生都热爱淡紫色。
奶妈坐在桌子旁缝衣服或修改衣服。在我的床铺四周围着一道屏风，我本应乖乖入睡，可我通常是醒着的，看着那一朵朵鸢尾花，试图弄明白它们是怎样交织在一起的，或者构思猫咪一家的历险故事。九点半，女仆苏珊送来奶妈的晚餐盘。苏珊是个大块头女孩，冒失又笨拙，经常撞翻东西。她会和奶妈低声细语。等她走了，奶妈就会过来，朝屏风后面看看。“就知道你还不想睡，我猜你想尝尝吧？”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