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学蓬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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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王——阎锡山秘事试读：
山西王：阎锡山秘事罗学蓬 著新华出版社1．荒草、孤坟、忠诚不二老侍卫张开的蜘蛛网在空中飘飘袅袅。透过几丝逾窗而入的光线，勉强能看到阎锡山死后蒋介石送的4个字：“怆怀耆
勋”。房前屋后，满目疮痍，野草萋萋，更增添了几分荒凉
落败的氛围。
离台北市区不远的阳明山七星岩公路旁边，有一条荒草丛生的山间小径，路的尽头，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阎锡山的墓园。与同在台北郊区泰山西坡、宏伟壮观气象万千，并树有巨大纯铜座像的陈诚墓园比起来，面积、规模和气派均远远不能同日而语……
阎锡山的安卧之地因久断香火而显露出的荒凉与冷寂，不免寒酸得让后人颇为感慨。
半个世纪以来，只有阎锡山昔日的贴身侍卫张日明，独自一人由青年到中年，由中年到垂垂白发翁，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孤零零的墓园。
半个多世纪如一日，张日明每天沿着既定的路线，在云雾缭绕满目青葱的菁山山麓阎氏故居和贴满墨绿瓷砖的圆形冢间来回巡视，沿着两旁一丈高的芒草小道拾级而上，时而眺望河口，驻足沉思，时而拭净墓碑，清理墓园。距阎氏故居数百米的圆形冢，墓碑上镌刻着“阎百川先生之墓”。
阎锡山墓地周围峰峦环抱，茂林修竹，圆冢方碑，坐北朝南，气势非凡。张日明于守墓之余，多年来还在墓园遍植桃花与樱花，更让墓园里终年四季花香飘散，益显空灵。
初出茅庐的张日明，因缘际会，在阎锡山身边当了10年侍卫。自阎氏去世迄今，目前与家人住在阳明山脚北头的张日明，每天搭乘公交车上山，打理故居环境，并在阎氏灵前上香奉果，未领取任何津贴，义务为阎锡山守墓长达半个世纪，而且还将继续站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
1949年，阎锡山在广州就任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后，虽然配属一个连的宪兵保护，但据阎氏晚年的秘书原馥庭回忆说：“当时广东的宪兵是靠不住的，部队随时都会叛变，所以专门从山西老家调来子弟兵担任干部队，侍卫阎院长。”
张日明就是这批专门从山西紧急调来的为数不多的子弟兵之一。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是1949年12月10日到台湾的，那时候，他与14名侍卫的任务是负责阎锡山的安全警卫。
阎氏辞官后搬到阳明山中的菁山，初期筑“草芦”而居，后来仿北方窑洞，兴建兼具军事防御与防空功能的“种能洞”与红砖结构的岗哨楼。
对每一位来“种能洞”的到访者，张日明都会指着岗哨砖楼介绍说：“屋顶、外墙，都留有机枪射击口，窗户内侧还加装钢板，这是为了防止攻击。”
张日明还说，阎氏故居早期曾拥有50余支各式枪支，俨然是一座军事堡垒。
阎氏故居原是农场形态，最多时期曾聚集50多位部属，包括秘书、副官、侍卫、随员、眷属、司机、厨师等，生活开销全数由阎氏独自负责。由于阎氏曾携带大量黄金到台，晚年没有缺钱的困扰，故居运作能够自给自足，而且所有跟随阎锡山的人员，薪资全部由阎锡山个人负责。“种能洞”是阎氏故居主体建筑，与红砖楼都已被台北市列为市定古迹。“种能洞”是阎氏亲自命名，呈现他以种能观察宇宙变化的“宇宙观”。这座碉堡式的民居，成为这位重要人物的最后归宿。
隐身在阳明山麓的“种能洞”，外墙与屋顶结构刚完成修复，阎氏庋藏近代史与抗战前后的军政要电、文献史料与图书，经原馥庭老先生协助整理后，近年已移交台“国史馆”，部分则由台北文化局现场清点封存，其余文件则散落一地。
走进客厅，让所有到访者惊叹的是，这间不及8平方米，设置着阎锡山灵堂的小屋，居然便是阎锡山晚年会见蒋介石、宋美龄、陈诚与陈纳德的人生最后舞台。
近五十年来，阎氏部属井国治、张日明等侍卫、副官，在“种能洞”设置阎氏灵堂，并经常上香祭祀。井国治于2001年间，在前往故居途中，因脑溢血去世后，看守故居和墓园的“勤务”，便全部由张日明老人一人承担。
阎氏遗像前的香案，除了烛台、鲜花、素果，供桌两侧还摆放阎氏主要著作《三百年的中国》《阎百川先生要电录》等。张日明说：“这几年有山西来的客人，或研究阎锡山的学者来过。有兴趣看看，就带几本回去。”
阎氏灵堂内高悬孙中山题赠的“博爱”横幅、蒋介石颁授的挽额《怆怀耆勋》，浸渍泛黄，弃置在迷漫着潮湿霉味的房间。
2004年2月下旬，山西旅游协会访问团拜访了台北山西同乡会。“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客人自然受到主人的盛情款待。台湾师范大学前校长、台湾孔孟学会会长、台北山西同乡会理事长梁尚勇；阎锡山生前机要秘书，随阎锡山从太原撤至台湾，在阎锡山最困难的时候虽也曾动摇，但终因老长官一句话而放弃逃离“种能洞”念头的原馥庭，也不顾年迈，前来出席。
台北山西同乡会总执事赵清福先生操着一口浓浓的五台乡音致欢迎词，还特意请阎锡山的堂侄儿阎志昭先生，陪同访问团参观了阎锡山建在阳明山中的菁山草庐——“种能洞”。
轿车行驶半个多小时后，来到一座铁栅栏大门口。这座大门之简陋寒碜完全出乎所有大陆客人的意料。它不到一人高，用普通的圆管焊接而成，上面刷有灰色的油漆，门垛是用红砖垒的，有一人多高表面无任何装饰。这样的大门在大陆乡下可以随处见到。客人们不知道这门是否就是当年的模样。
原先生默默下车，取钥匙开了旁门，一行人鱼贯而入。
门里向前是一条还算宽敞的柏油路，路两侧是自由生长的竹林和灌木丛。时值严冬，这些树丛与竹林显得破败了些，残枝东倒西歪，枯叶填满了路边的沟壑。他们沿着湿漉漉的修补过的柏油路前行。突然，一声犬吠打破了这里的苍凉与冷清，紧接着，犬吠之声此伏彼起，听声音这里养了不少狗。原先生一一把原来的车库、厨房、秘书室指给客人们看。这些建筑均已破败不堪，有的连门窗都没有了。再往前走地势渐低，一行人踏着台阶往下走，来到一座小小的铁栅门前。从这里再往前看，眼前豁然开朗，远处居然是台北市区的景色。
就在这座小小的铁栅门的门垛上，有一块高不过2尺、宽不逾8寸的水泥抹成的黑色牌子，上面5个描金黑体字“阎院长故居”。
大概是犬吠声告诉这里的主人来了稀客，从旁边的水泥小屋中走出一位笑眯眯的老人。此君身材高大，大脸盘，头戴一顶鸭舌帽，身穿一件及膝的瓦灰羽绒服，黑色皮鞋擦得干干净净。
经原先生介绍，方知这位先生叫张日明，朔州人，原任阎锡山侍从警卫副官，19岁开始跟随阎锡山，从1950年来到这里，一直没离开过。张先生见来了山西老乡，高兴得不行，可他不善言辞，客气几句就没词了，只是笑眯眯地看看这位，再看看那位。
菁山距台北市20多公里，系阳明山之一廓。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后，自掏腰包在这里亲自设计、监造了5间带有明显山西窑洞风格的砖石建筑，这也算得是他和日思夜念梦牵魂绕的家乡，最后的一点难舍情结吧。
阎志昭介绍说，窑洞刚建成时，窑顶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稻草，可几场台风过后，稻草就被刮得不见了踪影，主人只好在窑洞上抹了一层厚厚的水泥。
来自阎锡山家乡的客人们全都看过山西河边村阎家老宅的富丽堂皇，很难想象台北菁山阎氏故居竟然如此简陋寒碜。
客人们走进“种能洞”，不到8平方米在的正屋曾是阎锡山的客厅兼书房，现在是简单的灵堂。阎锡山的黑白遗照前是一张长桌，摆着灵牌、供品。
窑洞墙壁厚得难以想象。窗户很小，光线十分暗淡。当年阎锡山住的一排特意设计为窑洞似的房间面积不大，分别为客厅、卧室、书房。空置了近半个世纪，里面早已杂乱无章，简朴的家具上铺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客厅里摆放着上世纪50年代的沙发，早已破烂不堪。书房里靠墙立着书柜，柜里堆着尘封已久的书籍，阎锡山晚年所著《世界大同纲要》《三百年的中国》摆在醒目的位置。书案上堆着发黄的书和稿笺。书案下边，几个书画框子歪歪扭扭倒在地上。卧室里更乱，让人几无立足之地，光线也更暗，张开的蜘蛛网在空中飘飘袅袅。透过一丝窗光，勉强能看到阎锡山死后蒋介石送的4个字：“怆怀耆勋”。房前屋后，满目疮痍，野草萋萋，更增添了几分荒凉落败的氛围。
原先生对客人们说：“阎先生平时在这屋睡觉，枕边要放纸笔，想起什么来，可随时记下，第二天再口述给我们整理。当时我们一共有8位秘书帮他工作。”
客人提到了大陆的李蓼源先生，原先生高兴地说：“我们是好朋友，40年代初一起到吉县二战区工作。好人哪，40年代后期差点送了命。”
原先生讲的是1945年至1948年，李蓼源先生被阎以“通共”之罪名抓捕囚禁3年、差点儿秘密处死的恐怖经历。
走出窑洞，客人们发现门口的墙上镶嵌着一块极不规则、质地很次而又发黄的石刻，仔细看才能分辨出字迹。原来是阎锡山搬来这里(1)后刻下的碑文，名曰“种能洞”。
这个名字正如当年抗战时阎锡山将行营所在之地改名为“克难坡”，带有阎氏语言的鲜明特点：令人难得其解。碑文系白话，浅显易懂，主要是交代为什么要在到这深山沟里来建这处窑洞式住所。让客人们同样惊奇的是，阎锡山躲进深山，两耳不闻窗外事，目的竟然是为了躲避“台湾的炎热与台风的侵袭”。
阎志昭先生说，阎锡山住进“种能洞”后，不会客、不出山，不与外界联系，过着古人般的隐居生活。阎锡山的儿孙亲眷都在美国和日本，居台的阎氏家人只剩下他一个，也只是在大年初一上山给堂伯父拜个年，逢堂伯父生日时上山去磕几个头，除此以外，彼此几无往来。
原先生说，这里曾经接待过好些要人名流，如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陈诚、何应钦、张群。其中蒋经国每年春节都要来给阎先生拜年。张日明先生插话，这一片陈水扁要搞什么土地同化，规划了商业区、住宅区，要征用。客人们指着这一片零零散散的建筑问，这些怎么办呢？二位老人均摇摇头叹气，不再说什么。我们客人们来到一座二层红砖楼房，这是当年菁山草庐的警卫室，那时共有30名警卫人员，蒋介石还另派一个排的宪兵驻在门外负责外勤，再加上主人与随从勤杂，这里当年共驻有百余人，也不算太寂寞。
阎锡山的墓园位于距离故居几百米的一道斜坡上。此处峰峦环抱，坐北向南，能远眺台北，为阎锡山生前自己所选。最引人注目的是墓前斜坡上，用水泥筑成一个3米多高的“中”字。圆形的墓丘饰以灰绿色的马赛克贴面，其间用水泥塑有“世界大同”4个大字。在“世界大同”的间隙处下方，又分别嵌有4个“中”字。据介绍，墓内中线也筑有“中”字，取意于阎锡山认为：处世、为人、为政，都要“发于仁，归于中”。“美不过乡中水，亲不过故乡人”。见了故乡人，昔日的侍卫官张日明老先生尤为兴奋，他热情地引领着山西老乡参观“种能洞”和阎锡山墓园，回答老乡们提出的各种关于阎锡山的问题。
让客人们印象很深的是，虽然阎锡山已去世几十年，一提起阎锡山的名字，张日明脸上、眼中依然充满发自内心的景仰神态，对老长官的深切怀念之情，点点滴滴，溢于言表。他说：“1960年5月21号那天，谁也没想到老先生会走得那么快，对我们来说……哎呀，那就是天塌下来了啊！”
张日明老先生话不多，谈起自己昔日的老长官，他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虔诚与敬畏，憨厚的脸上满是恭敬和感激：“他是个好人，待我们像自己的娃娃一样。”
忠诚也是有力量的。2006年10月，台湾著名作家李敖曾到阎锡山故居做节目。为避免在评论阎锡山时让张日明感到不快，他特别请工作人员支开张老先生——向来敢说敢骂的李敖，也不好意思在张老先生面前批评其心目中最尊敬的主人。
可是，张老先生坚持不肯离开，一定要在现场听李大师如何评价他的老长官，倘若这位李大师若像攻击蒋氏父子般对阎锡山出言不逊，那可没完。
这事儿一下就变得来很有意思了，中国有句人人皆知的老话，“打狗还要看主人”，可偏偏到了这“种能洞”中，却颠了个个儿，成了“欺主还要看仆人”了。
拳头不打笑脸，李敖最终的总结评价是，“阎锡山还是有很多长处的”，“基本上比起蒋介石这些人，他还是好的”，“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再也看不到阎锡山这么有特色的人了，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蛋”……让张老先生没有当面与他翻脸。
见了山西老乡，张日明尚未开言，眼睛已经泛上潮红，浓浓乡情更是溢于言表：“50年没见到家乡的人了，小时候我们朔县城是什么样子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城南有条恢河，城北有个圪塄，哪里有棵大柳树，哪里有块大石头，我都忘不了啊……”张先生热泪盈眶，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客人又问阎志敏、阎志惠的情况。
张日明说：“不孝之子啊，从不回来看看，我也不跟他们联系。小时候老长官对他们多好，现在他们看也不看，快40年了连个信也没有。”
原先生道：“多年以前听说志敏夫人偷偷来上过坟，也没跟我们联系。”
张先生接着说：“志敏这辈子没受过苦，志惠曾到巴西混过，遭了人骗，惨得很。回到美国后生活困苦，还帮人开过运货的卡车以维生，这辈子混得不好。不过再怎么样也不该对他的父亲如此不闻不问吧？前些年市里要征这块地，我赶紧告诉原先生，原先生给他们兄弟俩写了信，又托人捎了话，都没回音，好像这和他们无关，叫人心寒啊。”原先生接过话题说：“这地方陈水扁市政府要征用，消息是今年4月份传出来的，8月份请了8位教授研究论证，大家说阎先生是历史名人、国民党元老，这里不该拆毁的。报告到行政院，9月份批下来了，不征用了。”
客人们问起张日明的家庭、身世、生活、子女时，老人告诉他们，朔县老家还有他的弟弟和妹妹，但没钱，没有办法回大陆去看看他们。因为当初他们是阎锡山的私人随从，并没有纳入军队的编制，阎锡山就是他们所有人的“主子”和衣食父母。穿了一辈子的军装玩了一辈子的枪，末了却不能算个兵！什么荣军退休金、养老金与他们一概无缘。40多年了，他一无所有，独自住在这深山沟里默默地守护着阎氏故居和墓园，吃的穿的，一靠从地里刨，二赖儿女们接济。
谈到家庭，老人沉思片刻后说，原来不想在台湾成家，国民党曾宣称“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做梦都想着回山西老家去成家立业。可好几个五年都过去了，才发现光复大陆不过是睁着眼睛说梦话。梦醒后，才手忙脚乱赶紧去台北找个女人成了家。因为自己各方面条件差，也就直接影响到孩子，受教育少了就难得有出息，如今全属台北的底层平民。
他还说，阎锡山避居山中后，经常和秘书、侍卫一起开开小组学习会，深居简出很少露面。但1960年阎锡山去世时场面却非常隆重，蒋介石亲临致祭，题颁悼匾，同时还有1500多人的送葬队伍。几十年来，阳明山上的住客越来越多，阎锡山故居的门庭却依旧冷落。上个世纪90年代，陈水扁担任台北市长时，还一度借修路，差点儿把阎锡山的坟推了，是他慌不迭找了山西同乡会出面，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向有关方面上书陈情。后来台北派了几位国史和文化方面的专家到这里考察一番，最后说阎锡山的墓不能推，公路得给他让道，这才把墓园保存了下来。
临别时，老人依依不舍，他托客人们向家乡人问好，向朔县的弟弟妹妹，以及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侄儿侄女们问好。
他站在公路边，目送海峡那边过来的家乡人上车，汽车刚发动，眼中已是老泪纵横。
客人们心中酸涩，强扮笑脸争相向他挥手告别，祝福他有生之年，能够回一趟祖国大陆，和亲人团聚。
同年6月，台北山西同乡会由梁尚勇、原馥庭率领，回乡观光寻根。客人自然变成了主人，安排得风风光光，照顾得无微不至，连省市领导也都拨冗出面亲切会见，席间作陪，给够了面子。可令曾去台湾访问的主人遗憾的是，16名团员中，没有张日明。他们当然清楚是何原因，不是他不想回来，而是因他仅是一个上不了档次的“穷大兵”。
据中新社报道，2011年5月23日举行了阎锡山台北故居捐赠台北市政府的仪式。台北市文化局表示，将在原有调查研究基础上，依规定办理后续经费编列，全面进行整地修复工程及再利用计划，并继续口述历史、学术研究等收集整理，为故居进行妥善保存与规划。(1) 笔者注：“种能”是阎锡山的宇宙观，即世界万物的根本是种子，种子功能无穷大。2．原馥庭：被阎锡山带到台湾的秘书到台湾后，阎先生做的第一件事是辞去了“国防部长”
和“行政院长”。辞职是他自愿的，阎先生是个明白人，他
之前曾经说过一句话：“需要我，赶也赶不走；不需要我，
留也留不住。”
阎锡山昔日历任秘书迄今在世的仅有两位，一位是现居台湾的运城人氏原馥庭，另一位是现居太原的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著名历史学者李蓼源。
到现在原馥庭仍保留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从抗战开始一直到1960年阎锡山去世，他担任秘书20多年，一直没有离开过阎锡山。2004年他曾把从大陆去的山西老乡特地请到台北市一家山西饭店吃午饭。他说这是同为山西人的徐永昌从太原带来的厨子开的，几十年来虽几经易手，老板换了好几位，不过饭店的山西风味倒是始终如一地保持下来了。
原老感叹说：“战乱时分，老百姓受的苦，遭的罪，那真是一言难尽。所以咱们中国能有今天，不容易啊，两岸同胞都要倍加珍惜！”
这是原先生的肺腑之言。
在此番做东及次年参加台北山西同乡会暮归故里的日子里，原先生在各种场合谈到了他当初追随阎锡山离开山西后的经历。
原馥庭回忆说：
我迄今还记得很清楚，阎先生接到代总统李宗仁从南京发来电报的那天，是1949年的3月29日。那时候国共双方决定4月1日在北平举行和谈，李宗仁特地召集阎先生与居正、白崇禧、张治中等人去南京，在代表团启程前夕，商讨和谈问题。当时太原大战在即，阎先生在各种场合都高调宣示，决意与太原共存亡，他从内心是不愿意在这样紧要的关头离开的。但是李代总统专电邀请他前往南京商谈国是，他不去也不成。后来有的人写文章说他是说一套，做一套，让部下留在太原与共军拼命，自己找个借口溜掉了。有好几本书上都这样丑化阎锡山，说他装腔作势，要和大家共存亡，但事实上，就在三军将士受其蒙蔽，为其卖命的时候，阎锡山却偷偷搭乘专机逃出太原，一去不回头！为了掩人耳目，尽快脱身，他甚至连一向心爱的五妹子也弃之不顾了。还有本书里说，到了1949年3月初，太原空中交通已被解放军炮火所控制，只有西门外洪沟小飞机场尚能使用，阎锡山便急电在南京的军事代表杨爱源，叫杨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请求，向代总统李宗仁提议，调他为行政院长，但李不同意，未能实现。到3月下旬，阎锡山又打了一个电报给铨叙部部长贾景德说：‘为拯救晋民，咱拟在中央占一位置，名位高下，在所不计，副主席亦可。’贾向李代总统请求，先去一电，请其来京，俾脱险境，李许可了。
原馥庭先生认为以上诸种说法毫无根据，纯属诬蔑丑化阎锡山人格的妄测之言。当时连他们几位跟随阎先生同赴南京的人员，也全都以为要不了三五天就会回来，出发前连家也没顾得上回一趟，亲人也没顾得上见一面打个招呼就走了。“拿我本人来说，自那天匆匆一走，父母天各一方，阴阳永隔，连一对亲生儿女，也是几十年后才偷偷摸摸从台湾跑到香港见上一面。”
阎锡山的另一位留在大陆的秘书李蓼源先生也在《阎锡山离晋去台始末》一文中，记述了阎锡山试图从南京返回太原所做的种种努力：“但四野炮兵第1师高射炮部队的到来封锁了太原的天空，也断绝了阎锡山回家的路。太原守军发去电报说机场全部被毁，飞机已无法降落，阎锡山最终才放弃了返回太原的计划。”
关于阎锡山离开太原的情形，我们还是听听他本人在日记中是怎么说的吧。
1949年3月29日：“李代总统电召赴京，商决党国大事。晚8时抵南京。”
4月11日：“去奉化。蒋总裁云：‘太原固重要，太原是国家一隅，若国家不保，太原亦无法保存，望你多留南京，做团结工作。’”
4月12日：“返京。参加和谈会议。李代总统亦一再嘱多留京。”
4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政治委员会委员于广州联席会议，电邀赴穗，同谋挽救危亡。”
4月19日：“太原飞机场不能降落。接太原梁代主席化之电称，请勿再图返省，解救危急，只有大量空军，希望能使飞虎队用国家空军名义大量出动。”
4月21日：“复接梁代主席化之电话，共军增加炮兵部队甚多，恐城陷在即，目前已经应处理之人及事，处理完毕。职一定遵命集体自杀，并本尸体不见敌人面之昭示，一切准备妥当。复接阎慧卿电话云：一定遵命率家人自杀，并焚其家屋，请勿为念。”
4月22日：“由京到沪，以无线电话，继续指挥作战，并勉励全体文武干部，成功是国家民族的需要，成仁是自己的收获。所愧者，不能与大家共同牺牲，惟我—定要对得起大家。”
4月23日：“10点后，与太原联络中断。于联络中断之前，太原表示：一定巷战到底。”
4月24日：“太原失守。又接在穗中委全体电促速往穗，共商国是。原拟先飞溪口再飞穗，后因机场不易降落，改定先行飞穗。”
原馥庭说在山西当首领不容易，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山西一直处于战火中，没有安顿下来。光是1912到1927北洋15年，山西就被进攻过10次。比如1925年冯玉祥就曾占领大同13个县中的大部分；北伐之初，张作霖也占了大同好几个月，不过后来马上被打退回去。他还谈到阎先生有4个秘书，一个是北部五台山的代表，一个是娘子关的代表，一个是东部的代表，原馥庭则是运城的代表。这是因为不同工作需要配备的，也是让周围人看，阎锡山能把各方面都照顾好，不偏不倚。山西像一个小国家，要让身边人都拥护他，也要花很多心思才行。在外人眼里，阎锡山这个“山西王”很风光，但在原先生这样的身边人看来，阎锡山其实是个劳碌命，这一辈子做官做得很苦。也许是因为对这一切已经厌倦，阎锡山也很早就决定离开台北，搬到山上去住。他就是要主动做出退出政治的姿态。
原馥庭回忆说，有一次，台北市长高玉树想到山上看阎锡山，下了车站在那儿等。高玉树并不是蒋介石的人，可是阎也不见。原馥庭只好对高玉树说：“对不起，阎先生不在山上。”那时候政治气氛也十分敏感，他不想让情报人员以为他拉帮结伙。
原馥庭晚年在回忆阎锡山的文章里写道：
在台北待了半年后，阎先生带着我们随行人员四五十人搬到台北市郊的菁山居住。菁山原是日本人废弃的茶园，一片荒芜，山上的荒草长到了一人多高，当地的老人都割草挑担卖到造纸厂。日本人占领台湾时，山上还有游击队。这里非常偏僻，交通不便，平时进城要步行30分钟才能到达公路。附近也没有村落，也没有电灯、电话、自来水。走山路的时候，经常看见野兔四处乱窜。
阎先生租了这块地，盖了9间房子，以茅草为顶，竹片糊泥为墙，房子十分简陋，台风又把草顶给吹掉了。有一次屋里还漏了雨，我们就撑了一把大伞，挂到他床上头，所以阎先生还有过打着伞睡觉的经历。
为了对抗台风和地震，阎先生后来想起了自己家乡山西的窑洞。我们让工人就地取材，用石头水泥又建了5间房。当时蒋介石给他阳明山的另一套日本人留下的好房子让他住，阎先生谢绝了。
当时，山上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喝的是用竹管接的泉水。不久，蒋氏夫妇上山去探望他，路况很差，车子颠簸不已。回到台北后，蒋介石就让人装了一个军用电话，以解决和外界的联络问题。陈纳德和夫人陈香梅来山上探望阎先生时，赠了他一台发电机，可是阎先生为了节省用油，仍然点蜡烛工作，直到3年后电力接通。
为了改善生活，我们自己在山上养猪养鸡耕地，一梯一梯地种橘子。跟随他到台湾的侍从人员有四五十位，阎先生用钱也很仔细，一个人一个月在大厨房的伙食大约是100块。这个标准吃了大概有10年，也没有涨过。后来厨子说大家吃得太苦了，阎先生听了这话，才又加了点钱买肉。刚一增加伙食标准，阎先生就走了。当时很多卫队的青年人跟着他到了台湾，他也用不了那么多警卫，为了替大家张罗生计，他还曾开过印刷厂。但后来他也养不起这么多人，很多老部属也就慢慢地离开了。
那时候我也多少有些动摇，犹豫着该不该继续在山上待下去。当时一个朋友希望我到台北一个机关里做事。有一天我跟阎先生提了此事，他听罢沉默了许久，说了句：“你不能离开我。”我就又留了下来。
阎锡山在菁山一住就是10年，一心读书写作，非重大的活动不轻易进城。他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7点起床，然后写作。午饭后休息两小时，下午会见客人，或者读书、思考问题，晚上22点准时入睡。
1959年，阎锡山77岁。一天晚上，他伏案写作完毕，准备上床休息时，忽感心脏不适。第二天，便到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检查身体。经医生诊断，已患有比较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劝他住院治疗。他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因记挂着他尚未完稿的《三百年的中国》一书，没等痊愈，便匆匆赶回了菁山。
外界都以为阎先生是“山西王”，很有钱，但到了台湾来看，他的生活非常简单，家庭也是非常普通的。不知为什么，阎先生和家人并不亲近。阎先生的第一位太太在太原抗战第二年就去世了；后来又娶了一位，这位夫人和他同岁，家里非常有钱，她没有生孩子。他们向来不住在一起，阎先生只有星期六下午才和太太见一面。这样好多年了，我们也不能问。我记得是1952年左右，这位夫人也去世了。他的孩子很早就去了美国，也很少回台湾。
搬到山上后，他几乎很少出门。他的生活非常规律，头一天晚上我们把他第二天的日程安排好：几点几分干什么，给这个人10分钟，等等。他不愿意浪费一点点时间。除了侄子阎志昭偶尔来访外，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写文章上。不过，他的写作方式是“动脑不动手”，每天他起床后，总有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听候他的命令，他口述自己的想法，我们几个记录、整理。比如某天他有感而发，就让我们写下这句：“喜怒不形于色，深沉可，阴险不可。”他睡觉时，身旁有支钢笔，有什么感想，他也随时写出来，交给我们整理。
阎先生平素话不多，阎先生的会客室门上写着三个大字：“持得住。”我们和他一句都不敢多嘴。跟随他这么多年，我几乎没有几张和阎先生的照片，因为不敢张嘴提这样的要求怕打扰他。我记得有一年他请了一位客人来吃饭，客人还没有来，副官拿相机给我们拍了一张合影，单独照相的机会几乎没有。
有的朋友来信对他说：“你在台湾寂寞，可以参加宗教活动。”阎先生回信说：“我一天到晚忙得很，我估计再有三年五年，我把该写的写完了，我并不寂寞。”
有人对我开玩笑说：“阎锡山是前世五台山的老和尚，你是今世的小和尚。”
阎先生一直患有心脏病，但他那时把注意力都放在他的《三百年的中国》一书上，所以医生劝他住院他不肯。
1960年5月20日，蒋先生有一个庆祝会，阎先生因为重感冒加上气喘，就没有参加。第二天，他的身体就出了状况，浑身出汗，在床上坐也不行、躺也不行，我们把台大医院的内科主任请来，医生让他马上进医院接受治疗。等到了医院，人已经不行了。
阎先生的墓地就选在他生前居住的菁山草庐后，我们挑了两样东西随他下葬：一支是他平时记东西用的钢笔，非常普通；还有一把剪刀——他生前一个人闲着想事情的时候，经常拿这把剪刀剪胡子。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曹振武与原馥庭多有交往，后撰《爱国老人原馥庭》一文，发表在《党史文汇》2010年第1期上。摘引如下：
原馥庭系山西省河津县和井村（现属万荣县）人，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生，现已97岁。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抗日战争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部秘书。1949年将一双儿女留在原籍，同夫人去了台湾，任阎锡山首席秘书。阎锡山逝世后调任台湾当局少将参议。李登辉上台后搞台独，原馥庭坚决反对，愤而辞职。
原馥庭身居海岛，心系大陆，无时不在思念故土。两岸隔绝数十年，骨肉生死难明，原馥庭唯恐今生难见亲人一面，于1989年与夫人携晚辈到香港，同在大陆离散40年的子女团聚6天，以慰天各一方，梦寐思念之情。1993年，两岸关系初晴，冰山渐消，原馥庭回到离别44年的和井村扫墓祭祖。此后他几乎每年皆回山西探望，受到省地县乡各级领导和家乡父老的热烈欢迎。
原馥庭亲眼见到祖国大陆由贫变富，由弱变强，山西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突飞猛进，人民生活丰衣足食并日益提高的事实，甚为感动。1998年他参观万家寨引黄济晋水利工程时，赋诗盛赞山西党政领导其功不在禹下：“石楼临晴空，南眺出千里，人怜山气佳，予叹禹功美。”参加山西大学承办的“近代史研讨会”后，他赴五台山参观，途经忻口见抗日战场遗迹，回想此役有4万余官兵为国牺牲，至感悲痛，泣不成声。此后，友人邀他再游五台山，他婉言相谢，实则是不忍再看忻口伤心之地。他说：“忻口战役坚持23天，牵制日军速战速决三月亡华之妄想，亦使南京得以从容西迁，功不可没。是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敌寇的典型之战，后人不可忘记。”3．从河边村走向都督府一个年仅28岁来自滹沱河边的农村青年，在毫无家庭
背景的情况下，以其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老练与勇敢果断而
少年得志，雄踞于三晋。在中国历史上，不说绝无仅有，至
少也极为鲜见。
阎锡山在台湾菁山之中的坟茔冷冷清清，然而他在山西却分明早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符号。政府化钱修葺了河边村庞大的阎府，如今成为一个游人如织的著名景点。
阎锡山参加同盟会，革了清政府的命，取得了晋绥两省的统治大权。对外实施“保境安民”，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加强编练军队，率领起义军和清政府的军队进行了多次战争。于是就有民谣唱道：“初三、十三、二十三，河边出了个阎锡山；阎锡山，灰拾翻，打倒巡抚做省长。只领兵，不关饷，打仗到了娘子关，一炮吹了个响亮儿光。”
五台话中“灰拾翻”就是“瞎折腾”“胡闹”“不务正业”的意思。
阎锡山当上山西都督后，第一要务便是大抓教育普及，强力推行全省各地大办学校，没有校舍就搬了庙里的神像当教室。这自然要引起一些守旧派的反对，所以那时候一首民谣很快便传遍了三晋大地：“初三、十三、二十三，河边出了个阎锡山。灰拾翻，剃了辫子留了洋、搬了神像立学堂。”
五台县石村的学校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起来的，学校设在关帝庙，说搬神像只是搬了两廊厢房里的神像，正殿里的大塑像并没有动，各村都是如此。校长徐明性剪了辫子，因为行七，人们都叫他七秃子。多数老师和学生都还留着辫子，徐校长在学校宣传剪辫子，批评辫子是猪尾巴，说留辫子是清朝的规矩，应该剪掉，但是宣传是宣传，行动的人却很少。
一年后过大年的那天，学校院坝上锣鼓喧天。学生们，还有村里的许多人都以为来了戏班子，拥到学堂去看热闹，突然大门关上了，徐校长宣布要剪辫子：“谁要出去，剪了辫子再走！”几个青年人拿着剪子守在大门口。有些大人怕得要命，有哭的、有闹的，但是不管怎么抵抗，进了学堂的，辫子都被剪了。当时人们对辫子只有一个顾虑，害怕清朝复辟后杀头。原来男人们留辫子，都是把头的四周剃光，只在后脑勺上留上片头发，即所谓辫盘子，等长大后，才结成辫子。现在从脑后一剪，辫盘子上还留着一些长发，辫不起来，只好用一段铁丝卡在头上，以防散乱，这就是剪辫子之后人们的发型。以后人们(1)剪辫子的逐渐增多，到阎锡山后来推行“六政三事”的时候，五台县人的辫子都已剪掉了。
阎锡山提倡女人放脚，也是早在推行“六政三事”之前，首先拿他的老家五台开刀。
在东冶一带推行女人放脚是大力推行阎锡山新政的民间机构“保安社”。滹沱河北岸的东冶、槐荫等村是赞成放脚的，但受到南岸河边、建安等村的反对，他们说：“阎锡山实在管得宽哩，连女人们的脚也要管。”南边各村人，会打拳的不少，以河边人曲汝霖和宋周全为首，组织起一两千人的队伍，到东冶来打“保安社”。“保安社”的人着了急，关起大门上了房，那天东冶正好赶会，人越聚越多，河南岸各村闹事的就说“保安社”怕他们，气势越来越凶。前来维护秩序，保护“保安社”的警察想驱散群众，便朝天放了一枪，围在外面的人却说，没枪子儿不要怕。闹事的人挤得更凶了，有的还挤上前去夺警察的枪。警察头目于是下令朝人群里开枪，当场打死十几人，群众一哄而散。
过了几天，省里派人把曲汝霖和宋周全抓走了。到太原后，曲被杀头，宋陪斩，被刽子手在脸上篦了一刀，吓得昏倒在地。后来宋周全在河边村杀猪卖肉，有人要提起他陪斩的事，吓得他就尿裤子。
从此以后，没有敢抵抗放脚了。原来缠脚时，女人们穿的是木底鞋，现在突然放了裹脚布，女人们一下子都不会走路了，全都得扶着墙，才迈得开步。“保安社”派人挨户检查，不放脚的要罚款。最初，查脚的走了，多数又把裹脚缠上，外面穿一双大袜子包上，查脚的一进村大家便互相通风报信，应付检查。后来，为了方便，查脚的都带一个女的，以便逐个脱掉袜子检查。天长日久，年轻的不再缠脚了，年纪大的也都放了脚，只有少数脚趾已经变形的矫正不过来了。
可见在当时那个革旧鼎新的年代，人们对阎锡山在治理山西时所采取的激进手段的不理解，不支持。但事后看来，没有一个不佩服的，都说他有胆量，有眼光，为山西，为家乡做了好事。
后来禁烟禁赌，进行得都很顺利，因为赌博吸大烟向来就是正派人所反对的。
当上山西省都督的当年春节，28岁的阎锡山要回河边村老家过年。因为是当“大官”后第一次省亲，部下亲信们都认为阎督军这次一定会“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因此就安排得异常隆重排场，要显示显示督军大人的威严和气派。于是拟了一份筹备计划，有庞大的随从队伍，携带贵重的各色礼品，准备笔挺的洋服和炫目的军服，光大小车辆就备下30多辆。计划呈给阎锡山后，阎锡山眯起眼看了一番，却摇了摇头，提起毛笔全都划了叉叉。
部下吃惊不小，心想如此安排还不满意，这当如何是好？
不料，阎锡山只要一辆比利时驻天津领事鲍莱尔送他的英国老爷车，随员也只有两名侍从和一名司机。
车到河边村村头，阎锡山即吩咐停车。下车后，他取出母亲陈秀卿给他一针一线缝制的一件中式棉袍，认真穿戴起来。两名侍从则穿着黑色爱国布（市布）袍子，戴瓜皮小帽，同样不起眼。阎锡山一路走，一路和村民抱拳打躬，笑脸招呼，见了长者，则更显谦恭，站在路上与之叙谈家常，看见老汉们就作揖，看见穿制服的老师们就举手敬礼，看见村里的知识分子就鞠躬，看见娃娃们就摸摸头拍拍肩膀，挺和气的。从村头到家门，足足走了个把钟头。第二天到川至学校慰问师生，阎锡山还吩咐手下赏给夹道欢迎他的学生们每人一块银元。
返城路上，侍从请教为何如此？
阎锡山答：“民为本，我为仆。手握权柄之人，岂能以严威慑于父老乡亲？苟能蔽令伯之忠孝，子厚之谦恭，有德于百姓，则伯川可少过矣！”
从这次返乡省亲以后，阎锡山凡是回河边村，就用不着再吩咐了，属下比照那一次回乡规格去安排就对了。这个习惯，阎锡山从当上督军后的初次回乡起，直到离开大陆方止。
但仅以此例便认为阎锡山不讲排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回家乡如此，倘若到其他地方，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
阎锡山对自己的保卫工作尤为重视。居家时有内线警卫和贴身侍卫两层保护。阎锡山居住区百米范围内，里里外外、或明或暗足足有不下200人。
阎锡山倘一出行，下面就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内警队、侍从队、外线警卫部队各司其责，立即布岗。抗战时期，行营始在秋林，后移到吉县黄河壶口瀑布附近的克难坡，一住七八年，每逢出外，总是骑一头黑毛驴。说是骑毛驴，却与平常老百姓的骑法不同。用土话说，就是骑在驴上大撒手（即双手一不牵缰绳，二不抓鞍鞒），因而直到现在，每每说到干什么不用操心，不负责任时，都爱用：“阎锡山骑毛驴——撒手不管”来形容。
如果想知道这则歇后语的来历，便需要回到阎锡山初来吉县的时候。
吉县位于吕梁山南端，西临黄河，东接临汾，南连乡宁，北依大宁，到处沟壑纵横，梁峁交错，素有“地无三尺平，抬腿就爬坡”的说法。村与村之间，村与城之间连接的道路，像鸡肠子一般，又细又陡且不算，走三步一转向，行九步三掉头，脚底石子滚，身子半腾空（一边靠崖，一边临沟）的路段随处可见。阎锡山一到吉县，一没法坐黄包车，二不敢坐轿子。蒋介石送阎锡山一辆黑色小轿车，一来汽油不好弄，二来根本没有车走的公路。因此，对阎锡山的行走问题，难坏了一大帮侍卫官。
一天，阎锡山从克难坡出来转悠，见几头身负水桶的毛驴不用人赶，从城北垣盘山道上前后有序地一路小跑，自动来到坐在河边的两位老汉跟前，待老汉给背上水桶加满水，便又自动从向山坡小道返回，一时觉得很有趣，便走上去问道。“老乡，你们这搭的毛驴咋能调教得这么听使唤哩？”
老汉抬头见阎锡山像个当官的样子，因为身子后头还站着几位挎盒子枪的。便也有意向阎锡山卖弄起来：“俗话说‘川道骡子草地上的马，山路上的毛驴用不着打’长官敢情是打大地方来的，咱这山区人就时兴使唤毛驴，用着顺当。”
另一位老头插话道：“长官有所不知，毛驴这畜生能着哩，人称鬼驴，就是精灵得很的意思，夜里走路前头有一点响动，也都能听到，早早停下来，不往前走半步；白天走单边道，知道避崖畔，叫人少操好多心，若按老百姓的讲究，黑驴左蹄还是一种最避邪的镇物呢！”
听了两个老汉的话以后，阎锡山便随口来上一段打油诗：“毛驴虽小灵性大，不用扬鞭奋蹄疾。背负水桶忠职务，崎岖路上凶化吉。”
张逢吉机灵地逢迎道：“困难时期，我们每个弟兄都要像毛驴一样，对自己担负的工作，自动、彻底地忠于职责，何愁社稷不能复兴，倭寇不能驱逐！”
几个侍卫一听，灵性一动，便设法在村里弄来一头浑身上下一根杂毛也没有的小黑驴，再经过一番涮洗打扮，作为阎锡山的坐骑。
阎锡山一见便心里欢喜，骑上也很舒坦，一高兴也和侍卫官开起了玩笑，说：“要好好饲养，给它一个将官的待遇。”
阎锡山骑毛驴出远门时，文臣、武将、副官、秘书、侍从、参谋大群紧随其后。副官们有持暖壶的，有持坐垫的，有持斗篷的，有提公文包的，浩浩荡荡，蔚为壮观。沿途阎锡山的警卫部队和当地驻军，早就布置了警戒线。士兵荷枪实弹，面向外立。阎锡山的警卫军长傅存怀骑着高头大马，带着护兵沿警戒线来回巡视检查。在中国旧军阀中，侍从人员之多，威风之大，恐怕阎锡山算得第一了。
1941年陈诚到克难坡拜会阎锡山。他身着黄呢军服，佩武装带，穿高腰黑马靴，仅带秘书、副官各一人，侍从两人，轻装简从，至为精干。阎锡山的侍从人员见此情景，私下纷纷议论：“看看人家陈长官，我们老总的派头也太大了！”
阎锡山素来极重视教育，外出视察总免不了到当地学校走一走，慰问一下老师，看望一下学生。他在由他创办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的开学典礼上宣称：“今后哪个县的县政府比该县的中学阔气，我就枪毙那个县的县长！”
虽然此后并没有哪个县长果真因此“罪名”被他抓起来毙了，但以阎之尊，出此之言，其威慑力自不待言。所以抗战前山西的教育，才能得以扬眉吐气地走在全国各省前列。
作为山西首辅，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阎锡山能以身作则，为人表率。他一登上督军宝座，便号召全省打烂庙宇神像办新式学校。他的老家河边村自然率先响应号召，砸了村西阎王殿里的神像，办起了一所小学校。当时，河边小学只有初小4个年级，300多个学生。由于不兴男女同校，又在阎王殿隔壁和尚庙办起了一所女子学校。后来，学生逐年增加，村里一些掌权乡绅，感到堂堂一个河边村，阎都督的家乡，又是全省的“模范村”，没一个能起示范作用的小学校实在说不过去，遂号召村民集资，兴建完善河边小学。
阎锡山知道后，大为赞扬：“这事办得好，应该让娃娃们有个好的学习环境，”为此，他慷慨解囊。不久，就在关帝庙遗址上盖起了一座崭新的小学校。“样板学校”竣工后，阎锡山由族长、村长陪同，前往参观。只见校舍宽敞，设备齐全，不但有12排教室，教师宿舍，还有大礼堂、体育场、篮球、足球、乒乓球场地，十分满意，再三夸奖表扬，还亲自给学校题写校名，起了个名字叫“实生活小学校。”“实生活”？啥意思？在场的人谁也弄不懂，弄不懂也不敢问，反正阎督军说甚就是甚，都是“最高指示”，大家照办就是。“实生活小学校”建成后，阎锡山每次回家，都要到学校散步，对老师嘘寒问暖，送上点小礼物，鼓励学生刻苦学习，将来报效国家。因此，不但本村的孩子抢着上学，邻村有钱人家的孩子也托人说情到河边村来念书。但当时人们受封建礼教束缚，不准女孩子念书，所以女子学校却是门可罗雀，冷冷清清。阎锡山知道后，就让阎府的女孩子带头上学。他把堂妹阎慧卿（即后来大名鼎鼎的“五妹子”）、阎竹梅送到女子学校。有他带头，其他人也就把女孩子送到学校念书来了。不过，穷苦人家的孩子，仍然无钱上学。阎锡山索性将两校合并为一校，穷家儿女，也可免费上学。这所学校，后来升格更名为“川至中学”，近百年间培养了不少人才，发展到今天，就变成了定襄高级职业中学校。
1917年冬，阎锡山再次回到河边村。(2)
第二天，雪下得很大，学生们被通知到川至中学的院坝上去听阎锡山讲话。这天他换了衣裳，戴着有缨穗的高帽子，穿着督军的草绿色厚呢大礼服。他开口便道：“人不是纸糊的，下雪不是下刀子，你们今天能来，还是不错的。”接着就讲军国主义，他说：“现在世界上是弱肉强食，要是没有力量，国家就无法保存，所以我们也得实行军国主义。中国若不实行军国主义，在世界上就站不住脚。”讲到最后又说，“你们现在年轻，当学生还没有野心，心里觉得能当上个老师、校长就不错了。但大了以后，就不是这样了。蹦跶几天，就觉得当校长不如当县长，当了县长又想当道尹，当了道尹又想当督军，还想当总统，当了总统还想坐皇帝。坐了皇帝又想长生不老。人的欲望没个够，所以啊，需要从小的时候就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要想做不到的事。思想端正了，才能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你们闭上眼，看能不能听到河水哗哗地流？可能听不见，但是经常静下心来照我说的这样去想，照我教你们的这样认真地去听或有或无的流水声，久而久之，人就会变得来清心寡欲，就没有大的奢望了”。
阎锡山绝非等闲之辈。他少年老成，志向高远。据史书记载，他6岁发蒙，入村私塾，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学起。三年以后，转入村义塾，研读《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左传》及《纲鉴易知录》等。到15岁习商止，“四书五经多能随口道出，纲鉴大事亦知概略”，传统文化的根基由此养成。
阎锡山虽然从小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但对传统文化派生出来的八股取士制度却深恶痛绝。“所以我常说，假如把作八股文的精神用于研究物质科学，其成效不知有多少倍。”
也正因为如此，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他对自然科学与近代军事兼收并蓄。1902年，在太原当店员的阎锡山，考上了山西武备学堂。进入山西武备学堂后，阎锡山在学习军事科目的同时，开始接触数学、理化、史地等学科，自然科学的声、光、电、化给青年阎锡山展现出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新世界，引起了他浓厚的学习兴趣。由于勤奋刻苦，武备学堂三年的学习，阎锡山学、术均佳，尤擅操典。
1904年，阎锡山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
留学日本的经历，更使阎锡山得以走出国门看世界，亲身体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近代文明，进一步涉猎西方文化。一踏上日本的土地，阎锡山首先感受到的是日本先进的社会秩序。他说：“日本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其次是接受了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由于对清廷腐败和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不满，“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由于了解了外面的世界，认识到“政治不可失时，若不能适合时代的需要，一定要被时代所抛弃”。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阎锡山于1905年10月加入同盟会，曾会见孙中山并参与制定了同盟会的“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1906年，他参加由黄郛、李烈钧等人在东京组成的同盟会中的军事组织“铁血丈夫团”。铁血丈夫团约于1906年底前后组建完毕。(3)参加者多属同盟会员中留日陆军士官学生，共计28人。蒋介石、张群为1908年加入的后期团员。
武昌起事后，各地纷起响应，“铁血丈夫团”的同志，都做了全国各省都督和军、师长级的统兵将领。
作为一名有可能在未来担纲大任的军事将领，那时的阎锡山便表现出了不同凡响之处。
民国纪元前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历1906年）奉中山先生之命，偕盟友赵戴文各携炸弹一枚，返国布置华北革命。至上海港口时，因知海关检查甚严，乃将赵戴文所携之炸弹亦集于己身，并向赵君说：“如检出来，我一人当之，你可不承认与我是同行之友。检查时，我站前列，你站后列。”
赵君说：“我站前列，你站后列如何？”
我说：“站后列有畏惧检查之嫌，易被注视，仍我站前列为宜。”
果然检查人员检查后列较前列细密，我遂得渡此难关。其后我向赵君说：“越危难处越不可畏缩，畏缩则引人生疑。”
行抵汉口，在一家旅馆中，很凑巧地看到墙壁上有墨笔写的两行字：“事到难为宜放胆，人非知己莫谈心。”我想那一定是革命党人(4)所题，若非革命党人，脑筋中就不会动此感想。
山西辛亥事起当晚，全省的一把手陆钟琦就被革命军杀了。陆巡抚并非死在阎锡山的刀下，可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主宰山西的大权握在手中的却是新军团长阎锡山，这个中，就有故事。
阎锡山回忆说，他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到太原。当时的太原，只有一旅新军，一旅旧军，各下辖两个团，新军旧军各4000余人。过了大约一年工夫，阎锡山便当上了新军里的一名团长（那时还称标统），将一半新军控制在自己手中。阎锡山新官上任，刚当上团长，马上又赶到北京紫禁城里去大大地露了一回脸。清廷举办留学生朝考，阎锡山到底去日本学了些真本事回来，朝廷一放榜，轻轻松松就让他中了个武举。那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回到太原虽仍是个团长，但此时的团长头上加了顶举人的帽子，风头一时盖过了他的顶头上司、旅长（那时称协梳）谭振德。紧跟着，雄心勃勃的阎锡山挑头，与赵戴文、温寿泉、南桂馨一铁盟友成立了一个“山西军人俱乐部”，利用这作为平台，开始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
武昌起义爆发后，巡抚陆钟琦很紧张，也知道阎锡山是新军里的领军人物，便赶紧将在北京的儿子陆亮臣召到太原，与阎锡山拉关系。原来这陆大公子，和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
行客拜座客，陆亮臣到太原的第二天一早，即来拜望阎锡山。几句寒暄后，便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即专为与兄研究晋省对武昌事件当如何应对。百川兄有何高见，愚弟可向家父转达。”
阎锡山留有余地，小心答道：“武昌事件的真相，我尚不知，黎远元究竟是为革命而起义，抑或别有原因，我也不明白。你我现在就谈如何应对武昌事件，是不是为时尚早？”
陆公子踌躇片刻说：“我们可以再观察两天，不过，假如你们真要家父离开。也没有什么，我会配合老兄的。”
阎锡山笑道；“你这话说哪里去了，你我是同学，更说不到这样的话。”
阎锡山送陆公子出门。分手时，陆公子又道：“过两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和姚协统一起谈谈？”
阎锡山爽快答应：“行。时间，地点，由你定。”
候在外面的赵戴文等军官一见陆公子登车离去，马上钻进屋子问阎：“陆公子来干么？”
阎锡山冷冷一笑，说：“我一眼就看穿了他父子俩的花花肠子，我已得到可靠消息，陆巡抚已经决定将太原的订购的5000支德国造步枪，借3000支给河南，随带子弹，而且已经运走了一部分。另外就是把我新1、2团全部调往临汾和代州，由巡防营来接管太原防务。”
赵戴文；“他们倒是先下手为强了。百川，事情既已如此急迫，是不是马上把弟兄们叫来，商量个办法。”
阎略一思忖，断然道：“革命是个玩命的事，一商量就容易走漏风声。大丈夫当断则断，看谁下手快？”
9月初8日（阳历10月29日），阎锡山率兵将旗人管带瑞墉抓了起来，然后立即带领1、2两标向巡抚衙门冲去。
协统谭振德站在大门前高声制止，被起义士兵乱枪打死。
枪声一响，阎锡山奋不顾身冲在最前面，抚署卫兵未作抵抗便纷纷溃散。
阎锡山率兵进得三堂，只见陆巡抚衣冠整齐，立于三堂之上。陆公子亮臣也立于旁边。
陆公子喊道：“你们不要动枪，什么事都可以商量！”
陆巡抚倒不失为大清朝的忠臣，朗声喝道：“用不着，你们要造反，就照我身上打吧！”
阎锡山还来不及发声，只听身边枪声暴响，陆氏父子訇然倒下，血溅三堂。
阎锡山率部杀死太原巡抚陆钟琦，一跃登上了山西省都督的宝座。从拥袁称帝与反对护法的相继失败，接受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力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这样政策的阎锡山，虽然在后来的北伐、中原大战中屡次失意，但是都能够在疾风骤雨之中始终屹立不倒。
一个年仅28岁来自滹沱河边的农村青年，在毫无家庭背景的情况下，以其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老练与勇敢果断而少年得志，雄踞于三晋。在中国历史上，不说绝无仅有，至少也极为鲜见。
创业难，守业更难。奇的是无论在袁世凯时期，或国民政府时代，阎锡山都能够巍巍乎屹立于三晋大地，“山西王”一当，就是38年。
阎锡山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像当时许许多多的军阀那样，一朝权在手，便开始搜刮地皮，祸害百姓，而是以极大的精力图谋发展山西实力。他坚持守土以自保，使山西相对稳定，比其他省少受兵祸连甲之苦。阎锡山醉心于搞建设，在山西发展起体系较为完备的近代工业。同时，他对移风易俗，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也是不遗余力，做了很了不起的贡献。孙中山来太原做演讲时，对山西的进步与成绩也是赞赏有加。
进入三十年代，阎锡山又提出“植树造林、工业兴省，按劳取酬”的口号，并广为推行实施。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抗战爆发前的5年里，山西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5年里累积的资本比1932年前15年的总量还多；粮食和农副产品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有人将这段时期的经济成就归功于阎锡山。这当然是事情的一面，如果没有他的决策、头脑和手段，山西不会写就这段历史。
也就是那一年，山西省的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上海和广东，“模范省”绝非浪得虚名。
在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上，要占有材料，尊重史实，要设身处地，一分为二，不能为了某种需要而扭曲历史。每个人都是时代、环境的产物，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阎锡山有其反动的一面，但是也有其开明、进步的一面，这正是他有别于其他军阀的闪光点。
阎锡山理政一是管得细，细得匪夷所思；二是抠门儿，抠得啼笑皆非；三是能为人表率，六亲不认。作为山西省的最高统治者，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二十多年里，阎锡山以“保境安民”、“工业兴省”为号召，制订并实施“六政三事”“省政十年建设计划”，开办规模与经济实力在北方首屈一指的“西北实业公司”，都是其他军阀想不到，更做不到的重大举措。
阎锡山不单对军政大事日理万机，还颁布《人民公约》，要求人人遵行不悖。公约写道：“近年来人情愈坏，家庭中最不好的事，莫如继母虐待儿女，以及婆婆虐待媳妇。还有一件最不好的习惯，就是夏天在街前吃饭……”
看看，堂堂一省之尊，管到何等琐屑地步？
至于娼赌盗毒，更在严惩不贷之列。山西各城镇繁华路口，均立有镌刻着阎锡山“上谕”的石碑，碑文大抵是惩恶扬善、倡导仁义礼智，鼓励兴办教育之类的警句格言。
阎锡山长子志恭少亡，次子志宽长得一表人才，谈吐不俗，聪明而好思考，阎锡山视其如掌上明珠，每次乡居时外出散步，必让志宽随其后，于闲谈中细加教诲，只望琢璞成玉，届时好“承续大统”。偏偏这个宝贝儿子，24岁时一场暴病，让他死在洋人在成都办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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