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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8 11: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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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君子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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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史记

香港电影史记试读:

“正史”画皮下的“野狐禅”

2013年3月2日,在北京做《武侠大宗师:张彻》一书的影迷沙龙,有人问我是否出身电影研究专业,我指着另外几位作者迈子、阿蒙、小葵说:“我们都只是影迷、发烧友而已,因为蛋吃多了,想见识下蛋的母鸡,最终走上不归路。”现在,我们用了两年多时间编写的《香港电影史记》问世了。作为业余票友,敢碰这样专业的题目,一方面肯定是“无知者无畏”,一方面也必然诚惶诚恐,但无论如何,书已在您手中,不妨暂放心绪,容我细说端详。香港电影于内地观众而言,最难忘怀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提供的娱乐性和新鲜视野;但在痴迷多年的影迷看来,港片更意味着我们的青春记忆和趣味寄托。以我为例,从浮光掠影的录像厅时代,到刨根问底的影碟发烧友,再至从事媒体及电影相关工作的半个圈内人,我对港片的了解也经历了“分析演职员表字幕的揣测”、“翻阅书籍网站资料的积累”、“走访影人再忆当年的印证”三个阶段。这十几年日积月累,心底不免萌生一个念头:能不能做一部影迷自己的香港电影史?做影迷多年,当然拜读过诸位前辈专家写的香港电影史:已故的余慕云老师所著《香港电影史话》掌故丰富,资料性最强;香港浸会大学的钟宝贤教授所作《香港影视业百年》用尽图片、数据资料及影人口述,生动描摹香港电影工业概貌;学者罗卡与澳大利亚学者Frank Bren合著《香港电影跨文化观》从“跨文化”视角关注香港电影与西方、东南亚、内地的历史源流;内地赵卫防博士所著《香港电影史》则是一本全方位分析论述港片工业、美学、意识形态发展历程的编年史专著,如此种种,各有特点,受益匪浅之余,我时常思忖:换作是我,会怎么做?2010年12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刘汀兄邀我做一本关于香港电影的书。也是聊得投机,一时头脑发热:干脆搞一本“我的香港电影史记”!即便是珠玉在前,就算是自取其辱,也该在出招之后!立即找来阿蒙、迈子、小葵、阿随、燕小六、竹聿名一班同道谋划开工,一做就是两年,中间屡经周折,几次推翻体例,常有退缩之意,多亏众志成城,才结今日之果。既有针对香港电影产业历史的专业阐述,又有兼顾读者影迷“以人为本”的通俗诉求,是我们做《香港电影史记》的衡量标准。为此,我们大胆参考了《史记》司马迁所创之体例,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反映产业历史演变内容,分为企业本纪、公司世家、导演影星列传、书(名词解释)、表(大事记)凡五种。全书计十二卷,每卷“龙头”为一个大企业本纪,下列相关或同期的公司世家、导演影星列传,以及书。书末另附香港电影百年大事表。本纪 从产业角度入手,选择对香港电影史有影响力的知名或大型公司,分别为民新、长凤新/银都、电懋/国泰、中联、光艺、邵氏、嘉禾、金公主/新艺城、德宝、永盛/中国星、寰亚/英皇。这些企业往往有明确的运作制度,在电影制作、发行、宣传、新人培养甚至制片厂等方面都有严格的分工和规章,运营模式亦各有所长。另外,有鉴于香港电影与台湾市场、公司及影人的联动(20世纪60—90年代)一度十分密切,是以特设一卷本纪,专写“台湾势力”。世家 主要是大型企业的子公司或外判制下的卫星公司,以及同期的中型和独立制片公司。又如一些知名导演、演员自组的公司和工作室,视其格局影响,也酌情放入世家。列传 对香港电影及其产业发展影响深远的电影人,包括导演、演员、编剧、摄影、美术、音乐、剪辑、配音、动作指导等。书 是香港电影重要类型、重要事件的名词解释。表 是香港电影与社会百年大事对照表。必须承认,由于刻意沿用《史记》体例,我们在企业、公司、影人的划分组合上确实大费脑筋,比如某些影人开设过多家公司(曾志伟就先后创办“好朋友”、“儿童城”、“UFO”),又同时为嘉禾、新艺城、德宝或者寰亚、英皇、中国星拍戏,谭家明、许鞍华、萧芳芳、郑秀文……我们应该划到哪里?毕竟,这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权更替“大史记”,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合纵横“大时代”。但无论如何,作为一本旨在展现“英才辈出俊杰争锋”的人物传记书(其实更像一部《香港电影史词典》),我们已经尽量遵循出身、来历、渊源划分香港电影势力版图,有些考虑可能尚欠周全,遗珠遗憾也在所难免,还请方家海涵。如此体例,或许会令《香港电影史记》遭遇争议,但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抛砖才能引玉!我们自认做了一部有趣甚至另类的电影书——顶着“正史”名头,实则做了部“野狐禅”,恐怕也只有发烧友才耍得出来吧,哈哈,一乐也。最后感谢吴宇森、徐克、杜琪峰、尔冬升导演担任本书顾问,虽然有点“拉大旗作虎皮”的意思,但能得到他们的指点和认可,已是我们做这本书最大的动力和欣慰。魏君子2013年3月12日

卷一 黎氏兄弟本纪香港电影的开荒者(1912—1945)

黎北海(1889—1955),广东新会人,香港电影事业开拓者。黎民伟(1893—1953),黎北海之弟。黎氏兄弟拍摄了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故事短片《庄子试妻》,创建了香港第一家华人自资电影公司——“民新”,是香港电影事业的先驱和早期代表人物。

据1897年香港《孖剌沙西报》载,萨维特4月26日在香港放映短片,自此电影传入香港。

1898年,香港开始有了商业性的电影放映活动,1907年出现第一间完全属于华人资本的电影院,电影制片却要等到1909年,本杰明·布拉斯基在上海开办亚细亚影戏公司,其间在香港摄制《瓦盆伸冤》和《偷烧鸭》两部电影。《瓦盆伸冤》因无资料遗存和当事人见证而无从查考,《偷烧鸭》则在导演关文清见证下,被公认为香港最早的电影。该短片导演为梁少坡,由黄仲文、黎北海、梁少坡演出。后来黎北海与六弟黎民伟组建人我镜剧社,适逢1913年布拉斯基转让亚细亚影戏公司,来香港开设华美影片公司,邀请人我镜剧社拍摄《庄子试妻》。该片由黎民伟编剧,黎北海导演,改编自当时的粤剧《庄周蝴蝶梦》,演员方面则是黎北海饰庄周,黎民伟饰庄妻,黎民伟第一任妻子严珊珊饰婢女,由此拉开了香港电影历史的正式开端。

有研究者认为,华美由黎民伟创办,至少也是他与布拉斯基合资或合股开设,实际情况或非如此。黎民伟、黎北海兄弟的人我镜剧社与布拉斯基的华美公司合制《庄子试妻》,是两家独立机构就一个项目展开的合作,由华美付给人我镜剧社酬劳,属于雇佣性质。其时黎氏兄弟对电影也不甚了然,黎民伟后来撰文回忆道:“我观片(即《庄子试妻》)后甚为惊奇,莫名其妙,何以庄子的灵魂,忽隐忽现?如何制法?由好奇心驱使,乃与罗永祥君从美国购买摄影书籍回来研究,互相经数年之浸润。”

拍完《庄子试妻》后不久,布拉斯基即结束华美离开香港,“门外汉”黎民伟想创建电影公司拍戏便只能仰仗美国摄影师万维沙,但对方1914年返美后一直未归,黎氏兄弟只好自行研究。其间法国百代公司在香港开设分店,经营有关电影设备,极大地推动了香港电影放映业的发展。1921年,黎海山、黎北海、黎民伟三兄弟投资创建新世界戏院,1922年年底在报上招股创办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但20年代香港社会对电影了解有限,是以参股者并不多,“民新”主要投资者还是黎氏三兄弟。

1923年,香港第一家华人自资电影公司——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简称“民新”)正式成立,大哥黎海山任董事长,六弟黎民伟任总经理,四哥黎北海任经理,技术主任罗永祥,公司秘书梁少坡。“民新”斥资10万港元从美国订购大批电影器材,又以450港元月薪及包往来船费、食宿费的高额报酬聘请德国摄影师,准备大展拳脚。与此同时,由于黎民伟的同盟会会员身份,“民新”的成立还得到了孙中山的鼓励,并获赠“天下为公”横幅。但黎民伟当时的主要业务还是做经纪买卖,用赚来的钱投资电影制片,严格说起来,做电影公司还是业余爱好所致。“民新”创办之后,由于场地迟迟不获港英当局批准,摄影师无法开展工作,只能露天试拍镜头,黎民伟有感“诸事掣肘”,只好转而拍摄不受场地限制的新闻纪录片,于是将镜头转向孙中山及其一系列革命活动,为此孙中山曾签署大元帅令:“兹有民新影画制片公司,来前敌摄映,仰各军一体知照。此令。”据说这是孙中山先生对中国电影所作的唯一的手令。此后黎民伟与罗永祥及摄影师彭年随军经历八省,纪录北伐全过程。而在等待港英当局批地的同时,黎民伟在罗明佑的帮助下去北平拍摄了梅兰芳的京剧戏曲片段,开创了香港电影史戏曲片的先河。但直到黎民伟从北平回来,香港厂房用地仍未获批,无奈之下,“民新”只得在广州开设分支行,并公开招聘演员,开办培训班,由关文清、黎北海、梁少坡任教,所录取30名学员后来都参与了“民新”创业作《胭脂》的摄制工作。《胭脂》改编自蒲松龄《聊斋志异》,黎北海编导兼饰宿介,黎民伟饰男主角鄂秋隼,女主角胭脂由黎民伟第二任妻子林楚楚饰演,罗永祥担任摄影,关文清化妆。影片大胆将原著古代时空背景移植到民国初年,主题以“万恶淫为首”的传统伦理警戒世人,拍摄历时三个月,片场八本,耗资9000港元,于1925年2月23日在黎氏兄弟的新世界影院公映,映期长达一周,场场爆满,票房拆账达6000余港元,创下当时在香港公映的电影票房纪录。《胭脂》虽然成功,但票房并未收回成本,加之黎氏兄弟为筹建“民新”投入的大量资金(比如订购器材),他们已经无力再拍第二部。黎民伟与黎北海对公司日后发展产生分歧,经协商,黎民伟拿了留在香港的机器携眷属去上海另组“民新”,至于在广州的班底则全部交给黎北海处理。大哥黎海山尽管是董事长,但对电影是门外汉,做股份只是为了完成两个弟弟的心愿,如今黎北海、黎民伟分道扬镳,他也就不加干涉,不再过问电影事了。

1925年5月4日,香港“民新”宣告解散,距1923年成立之日还不到两年。但就在这两年间,香港社会纷纷投资创建电影公司,截至1925年“省港大罢工”前夕,已有17家,包括大汉、两仪、光亚等。其中卢觉非导演的短片《金钱孽》(大汉出品)公映时间比《胭脂》还早近四个月,是第一部在香港拍摄、由香港人投资并拍摄的香港电影。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早期电影公司已有投机跟风之弊端,17家公司只有六家生产影片,其余的一片皆无。当然,这也跟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有关,港英当局下令停止所有娱乐活动,包括电影放映,迫使所有电影公司相继倒闭。

1928年,“省港大罢工”造成的影响仍在,市面上已经没有一家电影公司。还是黎北海重出江湖,与香港富商利希慎合作,以黎民伟留下的部分“民新”器材为本,创建当时香港唯一的电影公司“香港影片公司”。有了广州办学的成功经验,黎北海这回继续在香港公开招生,成立“香港演员养成所”,培养了演员朱普泉、许梦痕,编导麦啸霞等电影从业人员。与此同时,黎北海筹拍香港影片公司创业作《左慈戏曹》也颇下本钱,服装布景务必精益求精,但该公司拍完第二部《客途秋恨》便并入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简称联华影业公司),改名为“联华三厂”,黎北海任厂长。当时是1931年,联华三厂除了旧部关文清、梁少坡、罗永祥,演员也有了黄曼梨和吴楚帆,公司从规模到人才都有了很大扩充。

联华三厂共出品了四部电影,分别是《铁骨兰心》、《古寺鹃声》、《夜半枪声》、《暗室明珠》,题材各异,分属于爱情片、伦理片、侦探片和农村片,对香港电影具有开创性。但黎北海仅在《铁骨兰心》中担任制片主任,中途便离开与学生唐醒图创办中华制造声默影片有限公司,创业作《傻仔洞房》为香港首部有声片,之后接连拍了《良心》、《繁华梦》、《扭计祖宗》等片,但因公司资金不足、出片缓慢导致运转不灵、负债累累。1934年7月《薄幸》上映,这也是黎北海及其公司的最后一部粤语片。此后,黎北海退出影坛,靠经营小食品店为生,直到1936年黎民伟在上海恢复“民新”,请他做总经理,才有了一次短暂的复出机会。

原来,黎民伟与黎北海分道扬镳后,在上海再组“民新”,但公司与李应生合组,与香港“民新”关系不大。黎民伟一生共执导(包括与人合导)四部影片,都是在上海“民新”期间完成,分别是《复活的玫瑰》、《战地情天》、《祖国山河泪》和《蔡公时》,1929年,上海“民新”倒闭,黎民伟随后加入联华影业公司,1936年公司内部改组,黎民伟随罗明佑退出,宣布在上海重新成立“民新”,并称之为“复兴”。纵然黎氏兄弟再度联手,但大势已去,只一年多的时间,刚拍了三部电影,上海便告沦陷,黎民伟携眷返港,黎北海则留守上海,重组“民新”又成泡影。

1948年,黎北海得以返回广州、香港居住,靠卖小食品度过余生(1955年病逝)。黎民伟抗战期间在港借债组建启明制片公司继续拍戏,胜利后在永华影业公司担任洗印技术顾问,终身为电影事业奋斗(1953年病逝)。彼时彼刻,同样经历过“沦陷”的香港影坛已是今非昔比,黎氏兄弟的电影传奇虽然告一段落,但香港电影的开拓大业才刚刚拉开序幕……

世家

联华:罗明佑毁约“海外联华”

罗明佑(1900—1967),广东番禹人,生于香港,中国电影事业家。他与黎氏兄弟渊源颇深,组建联华影业公司时,黎民伟曾与之共进退。20世纪30年代将黎北海的香港影片公司改组为联华三厂。

联华影业公司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大的民营电影机构,它集制片、发行、放映及印刷业于一身,效仿美国好莱坞,意图成为中国影坛的“托拉斯”,兴盛时旗下多达七个制片厂。

联华影业公司发起人为罗明佑,他于1919年在北平开办真光影戏院。1927年,罗明佑担任华北电影公司总经理,掌管平津六家颇具规模的影戏院。1929年华北电影公司与黎民伟的上海“民新”公司在北平合拍了《故都春梦》(阮玲玉主演)。影片上映后反响热烈,罗明佑遂以华北电影公司和上海“民新”为基础成立联华影业公司,同时拉拢吴性裁的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但杜宇的上海影戏公司、陈铿然的友联影片公司入伙。其时正逢黎北海的香港电影公司出盘,经与罗明佑、黎民伟协商后,将公司改组为联华三厂。“联华”总部设在香港,运营中枢却在上海,又奉行“独立制片”,各制片厂虽然皆归罗明佑领导,制作影片对外统称“联华出品”,但拍摄成本独立核算,彼此只是松散的联盟关系。在时局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联华”这种管理体制的直接后果是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和派系,各厂题材、审美存在差异,作品自然也艺术参差、倾向不一,如此种种,导致公司在运营过程中险象环生。

以联华三厂为例,或因罗明佑住在香港之故,经常主导该厂制片工作,导致与黎北海关系紧张。黎北海名为厂长,却只在联华三厂创业作《铁骨兰心》中担任制片主任,之后出品的两部电影就再无他的参与。不久,黎北海选择离开,由摄影师罗永祥接任厂长,拍完《暗室明珠》后,联华三厂陷入停顿。其间罗明佑与大观声片有限公司老板赵树燊协商合建“海外联华”,针对海外华侨观众,并拟用联华三厂做基地,随后又专门为此事赴欧洲、美国、日本考察电影,一度到具体实施阶段。谁知罗明佑返回上海后,发现“联华”经营状况不佳,只好收缩机构,宣布裁撤联华三厂,“海外联华”也因此被他毁约。而与此同时赵树燊已在联华三厂的香港基地拍摄了三部电影,并于1934年以“海外联华”的名义发行,所以周承人、李以庄在其所著的《早期香港电影史》中,将“海外联华”视为实有而名虚的公司。

随着中日战局的变化,“联华”几经改组,罗明佑遭遇内外交困的危机,在求助当时的国民政府无功而返之后,最终退出了“联华”。罗明佑晚年主要在香港活动,因他信仰基督教,20世纪50年代虽然还从事电影拍摄工作,但已是布道与制片兼顾,所拍《重生》(1950)、《人道》(1955)可以视作香港“福音电影”的前声。

大观:开创彩色阔银幕立体声港片

赵树燊(1904—1990),广东中山人,香港电影事业家,监制、编剧、导演,香港彩色电影、立体声、阔银幕创始人,因罗明佑的“海外联华”计划,成立“大观”影业,后公司从美国迁至香港。

1932年,罗明佑派关文清去美国旧金山推销“联华”作品,同时考察录音设备和“有声电影”拍摄情况。其间与当地华侨领袖赵俊尧之子赵树燊结交,筹划成立了大观声片有限公司(简称“大观”)。赵树燊从小热爱电影,父亲曾向一家好莱坞公司认股3000美元,只为能让儿子参加制片工作,他因此得以担任摄影和布景助手,积累了一些制作经验。在关文清的指导下,赵树燊组建大观声片有限公司,挖掘粤语青年演员新靓就(即关德兴)和蝴蝶主演创业作粤语片《歌侣情潮》。由于反响不错,罗明佑遂邀赵树燊来港商谈合组计划:“联华”和“大观”合组一间大公司,以联华三厂为基地,添置录音设备,开拍大量有声片,此即“海外联华”之来历。赵树燊遂来港摄制《破浪》、《难兄》、《浪花村》三部默片,以“海外联华”名义发行,其中《破浪》为香港第一部体育片。

谁料罗明佑因“联华”经营状况不佳单方面毁约,只安排赵树燊和关文清带着“大观”的录音设备来上海,以在“联华”场地拍片不计租和“联华”用“大观”录音设备不计租作为交换。赵树燊闻听大怒,对关文清道:“叫我们去上海拍粤语片?笑话!……我料(美国的)董事们一定不答应迁沪,既不迁沪,则联华便无形中脱离。由大观承担一切,那时我和你可以放手大干一番了。”(关文清:《中国银坛外史》,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6)“大观”遂由美国迁至中国香港,第一炮为《昨日之歌》,讲述有妇之夫弃糟糠在外面鬼混堕落,最终浪子回头的故事。男主角关德兴,女主角则从社会招考,最终选中李绮年。之后二人又联袂主演了改编自舞台剧的《残歌》。两片皆由赵树燊执导。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观”是香港最重要的制片公司之一,该公司主要导演为关文清和赵树燊,多启用关德兴、吴楚帆、李绮年演出,影响最大的作品当属关文清于1935年执导的抗日题材电影《生命线》。1937年赵树燊与苏怡等联合执导全港电影工作者义演的抗日爱国片《最后关头》,传为佳话。除严肃题材及爱国电影外,“大观”还摄制了讽刺喜剧《摩登新娘》和《大傻出城》,都有不错收益。赵树燊本人亦是香港彩色阔银幕立体声影片的创始者,1951年又以太太之名创办“丽儿”彩色影片公司,开拍多部“丽儿”主演的彩色故事片。“大观”也在香港钻石山兴建片场,后数度易手,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片场之一。

凤凰:卢根壮志未酬

卢根(1888—1968),祖籍广东香山,1919年从事电影事业,曾一度垄断香港与内地的西片发行,与“北方影院大王”罗明佑曾合组华北影业公司,后成立凤凰影片公司,建在联华三厂旧址上。

20世纪20年代,最早在香港经营影院的卢根开始独家代理西片在香港和内地的发行,进而收购经营香港、上海、北京大量影院,与罗明佑合作成立华北电影公司,同时出任当年中国影院托拉斯组织联合公司的董事长,人称“中国电影院大王”。1933年,卢根开办代理国外S—MPLEX放映机和R.C.A电影声机等电影设备的振业公司,不久也效仿罗明佑进军制片业,由彭年主持制片业务,从上海聘请侯曜执导喜剧片《呆佬拜寿》,因票房大获成功,卢根遂于1935年斥资百万港元创办凤凰影片公司,试图建立香港第一家制片、发行、放映一条龙的电影企业。“凤凰”建在联华三厂旧址,卢根除兴建新的摄影棚、添置新型录音及摄影设备外,还网罗各地人才——《呆佬拜寿》的主创侯曜,以及演员子喉七、黄曼梨和彭年当然是基本班底,又从上海请来导演李应源、莫康时,演员王元龙、王次龙,技术人员李文光等,同时在港开办演员训练班,录取200多人,其中男女老幼,各色人等均有,开设表演术、国语(即内地普通话,港、台地区称为“国语”)、粤语课程。当时香港一个人每月生活费6港元足够,“凤凰”给学生每人每月10港元,三个月后增至30港元,比之后来影视公司培养新人的待遇还要优厚。凡此种种,可见卢根雄心勃勃,不仅要做大公司,而且视野格局不止香港本土的粤语片,从开设课程看,他也有意开拍国语片。

凤凰影片公司1935年先后公映了两部电影,分别为《傻佬拜寿》和《标准老婆》,其实都可视作《呆佬拜寿》的延续。《傻佬拜寿》只是在《呆佬拜寿》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添加了一些笑料而已,《标准老婆》则是《傻佬拜寿》的续集,讲述傻佬在老婆的耐心引导下终于成材的故事。“凤凰”出品的这两部戏导演不同,前者为彭年,后者为李应源,主演都是子喉七和黄曼梨。

卢根本想借“凤凰”大展宏图,不料却因生意破产,导致连莫时康执导的《落日》都未来得及上映,公司就被迫停产结业。历史不能假设,所以卢根的“凤凰”只能是壮志未酬,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的一段遗憾。

全球、南粤:朱箕如、竺清贤联手粤剧名伶

朱箕如(?—?),商人,美国华侨领袖,后成立全球影片公司。竺清贤(1905—1983),浙江宁波人,摄影师,后成立南粤影片公司,他与朱箕如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香港电影公司代表人物,分别联手粤剧名伶开拍粤剧电影,最终遭遇困境相继退出电影业。

1933年,上海天一影片公司(简称“天一”)制作的粤语片《白金龙》成功打开南洋市场,赢得高额票房利润,不仅让邵醉翁兄弟筹建“天一港厂”,还引发香港内外投资粤语片的热潮,不少电影公司纷纷成立,其中最有名者当属朱箕如的全球影片公司(简称“全球”)和竺清贤的南粤影片公司(简称“南粤”)。这两家公司共同之处在于借有票房号召力的粤剧巨星打开局面:“全球”联手薛觉先,“南粤”则力邀马师曾。

1934年,曾在上海“天一”做过编剧的苏怡应美国华侨领袖朱箕如之邀,担任“全球”厂长兼编导主任。苏怡后来回忆说:“因为粤剧名伶薛觉先的《白金龙》赚了大钱。当年薛觉先和马师曾是齐名的。‘全球’的股东和马师曾渊源甚深,特别是朱箕如对马师曾有过恩惠。他们认为如果马师曾把他的舞台名剧搬上银幕也会赚大钱。该厂宗旨力矫神怪及令社会发生不良影响之片,营业性质,一方虽在谋利,然一方亦必顾及社会。”“全球”厂址选在香港湾仔,又请来曾在美国环球电影公司担任摄影师的李文光负责公司摄影和技术工作,负责美术的为高威廉。“全球”自1934年开张至1937年结业,共拍摄了七部半电影,其中《野花香》、《回首当年》、《二世祖》和《妇人心》都改编自马师曾的舞台粤剧,除《回首当年》由游观仁和陈波儿主演外,其他三部皆为马师曾和谭兰卿领衔。在香港影史上,“全球”还创造了两个第一,创业作爱情悲剧片《夕阳》改编自西班牙作家易班雅的作品,《红伶歌女》则是香港首部

歌舞片

,这两部电影都由从美国回来的关鼎任编导。

1935年,发明中国第一部录音机的摄影师竺清贤与曾任上海晨钟电影公司制片主任的王鹏翼在香港合伙创办南粤影片公司。竺清贤看好粤语片市场前景,又因与薛觉先、唐雪卿夫妇交好,可以联合拍戏,所以信心十足。“南粤”创业作为取材于广东民间故事的《梁天来告御状》,第二部便是由薛觉先执导的《沙三少》,该片同样改编自广东民间传奇,由薛觉先、薛觉明、薛觉非三兄妹联合演出,成绩喜人。“南粤”乘胜追击,开拍由汤晓丹与薛觉先联合执导的《俏郎君》,薛觉先和唐雪卿戏中分饰孪生兄弟和姐妹,在香港首次利用“分身术”的摄影特技,同时出现在银幕上互相对话甚至打闹,成为该片最大卖点,吸引观众踊跃观看,票房喜人。薛觉先与“南粤”合作期间,还发掘了张瑛演出《桃李争春》的配角,为后者将来在影坛大放异彩打下基础。1935—1940年间,“南粤”共拍片30部,主要为粤语片,其他还有两部国语片、两部越南语片和一部厦语片。“南粤”和“全球”另外一个相似之处是除了自己拍片,还为其他公司代拍包拍电影,“全球”是因为资金周转不灵,被迫改变经营方针,代别人拍片以赚取厂租费,比如曾先后代“和乐”公司拍《儿女债》,代“醒图”拍《温生才炸孚琦》,代“丽影”拍《新青年》等。1937年,朱箕如将片场与设备廉价转与电影导演冯志刚,结束了“全球”的历史。“南粤”最卖座的作品是粤语片《第八天堂》,创下1939年香港最高票房纪录。1941年,竺清贤移居印尼,转而经营日用品工厂,“南粤”作为香港早期电影史最重要的电影公司之一也画上了句号。

列传

关文清:香港早期电影先驱

关文清(1894—1995),广东开平人,导演、编剧,早期香港电影开拓者,曾加入黎氏兄弟的“民新”和黎北海主导的联华三厂工作。

关文清是香港早期电影的先驱,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与黎氏兄弟一起为港片开荒。作为曾参与摄制好莱坞影片《残花泪》和在加州电影学院主攻编导的“海归派”,关文清被黎氏兄弟成立的“民新”公司聘为顾问,先是担任第一期“演员养成所”的教员,然后在香港第一部故事长片《胭脂》中负责化妆,原来只有他这个美国科班出身的才懂怎么化时装戏的妆。

拍完《胭脂》不久,香港时局动荡,包括“民新”在内的香港电影公司或倒闭或迁往内地,关文清也离开香港在广州创办南越影片公司,出品《添丁发财》,其间数度赴欧美考察,1926—1927年间,相继担任美国东方影业公司英文独幕剧《太子求剑》编导和美国米高梅公司影片《吴先生》顾问。1928年,关文清带多部教育片回国,并在家乡广东开平县创办英文学校。1930年,罗明佑成立联华影业公司,关文清应邀担任黎北海主导的联华三厂编导,执导《铁骨兰心》、《暗室明珠》等默片,其中《夜半枪声》为香港第一部侦探片。

1932年年底,关文清受罗明佑之托,携本公司摄制的纪录片《十九路军光荣史》赴美国、加拿大公映,希望在海外募集资金。到达旧金山时,关文清与当地华侨领袖赵俊尧之子赵树燊一见如故,二人合组大观声片有限公司,启用年轻粤剧演员新靓就(即关德兴)和蝴蝶主演粤语有声片《歌侣情潮》,在旅美华侨当中好评如潮。1935年,因“大观”与罗明佑筹备的“海外联华”搁置,赵树燊将公司总部搬到香港,改组为“香港大观声片有限公司”,关文清作为核心主创,陆续执导了《生命线》、《抵抗》、《边防血泪》、《公敌》等抗战爱国影片。台儿庄大捷后,关文清携纪录片《台儿庄大会战》赴美公演,并亲自登台演出自编自导的爱国宣传剧。

在“大观”期间,关文清还执导了讽刺旧式婚姻的喜剧粤语片《摩登新娘》(上下集),他与赵树燊都在美国学过电影,主动在电影道具、服装、舞美、摄影及主题方面追求新潮,相比邵醉翁、文逸民注重传统风格的“土派”导演更显洋气。在香港影坛,关文清德高望重,一度为粤语片事业奔波呐喊,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将执行禁止粤语片拍摄的法令,关文清受香港粤语电影工作者组织“华南电影协会”的委派,与蒋爱民、曹绮文一起前往南京请愿,据理力争。1941年,香港沦陷,关文清成为日军争取对象,被要求参与拍摄《香港攻略战》,他只好相约香港影界9位著名编导及演员集体逃亡。

1945年香港光复后,关文清回港自组山月影片公司,从创业作《复员泪》至1969年最后一部《查理捉猫记》,加上战前执导的影片,合计50多部。70年代,关文清出版了《中国银坛外史》一书,对早期香港电影和影人进行了详细回顾和论述,是研究港片的珍贵史料。1995年,关文清病逝于美国,终年101岁。

薛觉先、马师曾:名伶争雄,开创粤剧电影潮流

薛觉先(1904—1956),广东顺德人,粤剧名伶,人称“万能老倌”。马师曾(1900—1964),广东顺德人,粤剧名家,人称“一代伶王”。他与薛觉先将舞台粤剧搬上银幕,令粤剧电影风行香港四十年之久,并成为一个独特类型。

20世纪30年代,香港电影步入有声片时代,邵氏兄弟的“天一港厂”将薛觉先戏班的粤剧名作《白金龙》搬上银幕,大获成功的结果之一便是开创了港片新类型——改编自粤剧的歌唱片开始风行。作为那个时代最红的“粤剧老倌”,薛觉先与马师曾自然成为电影界争相拉拢的宠儿,粤剧界双雄之战因此延续到大银幕上,他们的“粉丝”纵然水火不容,二人也时有不和传闻,但都无损彼此之间的友谊。

早在默片时代,薛觉先就化名“章非”在上海创办非非影片公司开拍《浪蝶》,并与招聘的女演员唐雪卿结为夫妇。1933年,邵氏兄弟的“天一港厂”有意打开广东市场,与薛觉先一拍即合,遂将其代表剧目《白金龙》搬上银幕。《白金龙》其实是改编自美国影片《郡主与侍者》的中国情景粤剧,戏名和主人公名字来自南洋烟草公司“白金龙”牌香烟。而电影版一经上映,不仅在广东、香港、澳门卖座鼎盛,更在南洋一带大收旺场,薛觉先便与“天一港厂”乘胜追击拍了《歌台艳史》,这是薛觉先在上海拍摄的最后一部粤语片,也是上海在新中国成立前拍摄的最后一部粤语片。1934年年底,薛觉先去香港为“天一港厂”拍摄了《毒玫瑰》,该片也很卖座,但因版权问题引起诉讼,纠纷长达两年才告解决。

1935年,薛觉先加盟竺清贤的南粤影片公司,执导《沙三少》、《俏郎君》(与汤晓丹联合导演)等片。不久薛觉先又自组“觉先”,出品《荼薇香》等作。1937年,薛觉先又为邵氏兄弟“天一港厂”的后身“南洋影片公司”开拍《续白金龙》,摄制期间连遭火灾,上映却是疯狂卖座。1940年,薛觉先连演四部粤剧歌舞片,其中《风流皇后》是他战前唯一的古装片,原来战前香港改编自粤剧的电影绝大部分为时装剧,如果是古装剧,观众会认为不如看舞台演出,由此也可见当时粤剧还是很兴盛。

粤剧界“薛马”争雄时代,以改良粤剧为己任,改变了旧戏班依靠“开班师爷”撰写剧本的习惯,薛觉先和几个编剧一起“度桥”,马师曾则设立“编剧部”,这种集体创作的方式迅速提高了粤剧的品质和产量。马师曾因与薛觉先齐名,在《白金龙》大卖之后,也被“全球”公司邀请入股,开拍其粤剧代表作,首部电影即为曾被广州禁演的名作《野花香》。之后“全球”出品的《回首当年》、《二世祖》、《妇人心》也都改编自马师曾的粤剧代表作。值得注意的是,马师曾拍粤剧电影都是在自己的太平剧团夏休时进行的,而相比薛觉先经常集编、导于一身,马师曾则专注于表演。

抗战结束后,薛觉先与马师曾继续投身粤剧和电影事业,与当年“薛马争雄”对峙情形不同,彼时二人时而联合舞台演出,或联手拍摄影片,还曾合组“真善美”剧团,与红线女等演出《蝴蝶夫人》、《清宫恨史》等剧。20世纪50年代,“粤剧双雄”相继从香港回到广州,薛觉先于1956年演出《花染状元红》时脑溢血突发病逝,终年53岁。马师曾于1964年因气管癌合并心力衰竭抢救无效,于北京逝世,时年64岁。

影画戏

影画戏是电影诞生之初对它的称谓,在英语中被称为motion picture,即活动画面,又名“奇巧洋画”、“西洋影戏”。1896年1月,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雇用了20多名摄影师到世界各地放映卢米埃尔电影厂拍摄的影片。1897年4月23日,莫里斯·萨维特教授乘坐“秘鲁号”从旧金山抵港,香港幸运地成为电影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当时出现了蔚为壮观的“影画戏”放映热潮,重庆戏院、高升戏院、喜来园是最主要的放映场所。

禁拍粤语片风波

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电影检查会提出,为统一国语,禁止方言电影的拍摄,该会又在1937年年初明令从当年7月1日起执行禁止粤语片拍摄的法令,而且凡在香港拍摄的粤语片,禁止进入内地发行。国民政府的“禁拍令”引起了香港粤语电影人的强烈反对,当时正在杭州拍摄西湖外景的关文清,受香港粤语电影工作者组织“华南电影协会”的委派,和蒋爱民、曹绮文一起前往南京请愿,提出了5条疑问和建议,要求国民政府解除法令。其中前两条更是道出了香港众多粤语影人的内心不平:“(1)粤语与其他各省的方言,是我国几千年历史的结果,并非影片所造成。若无罪被禁,何以服众?(2)按广东全省学校,仍用本地语言授课,大戏依然用粤语词曲演唱。今两者不禁,而只禁电影,于理似不公平。”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无暇顾及“禁拍令”的实施,而且抗战全面爆发后内地资深的电影人才大量南迁,才改变了粤语片的命运。

国防电影

“左翼”文艺运动领导人于1936年2月提出的电影创作口号,以及随后摄制的一批以抗战为题材的影片都被称为国防电影。香港国防电影的拍摄始于1937年抗战爆发后,蔡楚生、司徒慧敏、夏衍、汤晓丹、谭友六等一批上海电影人南移:由袁耀泓投资的新时代公司,支持蔡楚生与司徒慧敏拍摄了《血溅宝山城》;中国电影制片厂派罗静予组建大地公司专拍国语片。同时,香港本地进步电影人成立华南电影赈灾会,拍摄了《最后关头》、《女战士》、《血肉长城》、《大义灭亲》、《战云清泪》等抗战爱国电影。“大观”公司董事赵树燊导演了《肉搏》、《四十八小时》等反映香港民众抗战决心的国防电影。

粤剧电影

粤剧电影概指内容与粤剧有关的电影,粗略可分为粤剧纪录片、粤剧戏剧片、粤剧歌唱片、粤剧故事片、粤剧折子戏片和粤剧杂锦片。1913年,香港通过舞台纪录的方式制作了第一部黑白粤剧电影《庄子试妻》,经过30年的发展,粤剧电影于五六十年代达到顶峰,仅50年代便生产了515部(同期电影产量为1519部)。个别制作周期短、质量粗陋的粤剧电影被称为“五日鲜”、“七日鲜”。70年代后,随着香港其他类型电影的发展繁荣,粤剧电影逐渐衰落,到了80年代走向没落。从1913年到1986年,据不完全统计,粤剧片出产过963部。粤剧电影影响深远,神怪片、武侠片、黄飞鸿系列,甚至是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均能从其独特艺术形式与文化观念中找到创作灵感。【本卷正文撰写:魏君子;书:孟巧乐】

卷二 长凤新/银都本纪飞越黄昏(1949—)

抗战结束后,国共内战随之而起,为躲避战乱,从1947年至1949年,大批电影人陆续从上海赴香港定居,并在此重新发展电影事业,而在一众南下影人中,亲共(产党)的左派与亲国(民党)的右派也在有意无意地分化为两大力量。

内战期间,不少来港影人曾加入李祖永的永华影业公司,先后拍摄《国魂》、《大凉山恩仇记》、《清宫秘史》等片,当时主理“永华”的李祖永和张善琨虽非左派影人,但无碍彼此合作;此外,诸如蔡楚生、史东山、欧阳予倩、司马文森等左派影人也在此时来港成立“大光明”、“南国”、“南群”等电影公司,制作爱国影片。但这几家电影公司并非如后来的“长凤新”(即“长城”、“凤凰”、“新联”)那般扎根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几位影人陆续回到内地拍片,电影公司也先后解散,但它们大可被视作“长凤新”的先声。

1949年,张善琨因与李祖永经营理念不合而离开“永华”,另行成立长城影业公司,袁仰安、胡晋康分别被委任为总经理及经理;同年7月,旧“长城”推出创业作《荡妇心》(岳枫导演),其后一年半间制作7部影片,在市场上有一定反响。然而在1950年1月,因财政混乱、市场失守及政治立场等因素,张善琨离开旧“长城”,袁仰安随之携手费彝民与吕健康等将之改组为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并将多位由上海来港的国语片影人罗致旗下,随着同年创业作《说谎世界》(李萍倩导演)以连满82场的放映纪录获评为“1950年香港电影代表作”,

左派电影

阵营的重要力量正式兴起。

1950年,南方影业公司、五十年代影业公司及龙马影业公司等同属立场亲左的电影公司相继成立,一方面提升了左派电影的声势,另一方面亦顺应本土国语片兴起的市场潮流。但1951年主理“龙马”的费穆病逝,“永华工潮”又致十位爱国影人遭港英当局驱逐出境,“五十年代”也分崩离析,两家公司遂于1952年10月被朱石麟合并为凤凰影业公司,并于1953年推出创业作《中秋月》(朱石麟导演)。当时,“凤凰”出品的国语片大多由朱石麟挂名“总导演”。

而在“凤凰”尚未诞生前,另一家由卢敦、邓荣邦、陈文等创办的新联影业公司已于1952年2月29日成立。与“长城”、“凤凰”不同的是,“新联”一贯以拍摄粤语片、依靠港澳及南洋市场为主,且无论在政治立场抑或运作理念上皆与成立于1949年的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简称“华南影联”)不谋而合,故整个50年代,“新联”非但与“华南影联”关系密切,更支持其成立“中联”,而“华南影联”成员之一的吴回亦是“新联”创业作《败家仔》(1952)的导演。“长凤新”成立后,在港的“亲台”电影阵营地位岌岌可危。1954年,包括张善琨在内的影人组织成立“自由总会”,令香港影坛一度形成“左右对立”的市场关系。“长凤新”尽管失去了台湾市场,却因“立足香港,背靠祖国”而得以在创作及产量上维持活力,例如进入内地拍片获得协助(在杭州西湖实地拍摄的《苏小小》、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实地拍摄的《董小宛》、在内蒙古阿巴嘎旗实地拍摄的《金鹰》等皆从中受益),持续对左派电影提供生产补贴,以通过南方发行公司采购后在内地发行的方式引进影片,协调版权问题等,而成立于1958年11月28日的清水湾制片厂更是当时全港规模最大的电影制片厂,为“长凤新”提供了稳定的电影生产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后期张善琨与李祖永先后病逝,“永华”、“新华”不支而止,“右派”电影公司渐由“电懋”与“邵氏”取代。但较之以往水火不容的对抗局面,“电懋”、“邵氏”却暗中与“长凤新”合作。例如“邵氏”每年以每部12万港元的价格收购“长城”制作的10部影片,并与“长城”签订代理发行协议,“电懋”也曾购买“凤凰”出品的影片。

直至1966年,“长凤新”步入全盛时期:当年总产量多达262部,其中“长城”115部、“凤凰”69部、“新联”78部;四度高踞全年国语片卖座冠军(1951年《禁婚记》、1952年《新红楼梦》、1954年《欢喜冤家》、1955年《大儿女经》);“凤凰”于1964年制作的《金鹰》成为香港电影史上首部票房超过百万港元的故事片,1965年制作的《变色龙》成为打破全港票房纪录的黑白片;1965年“新联”的《东江之水越山来》成为香港电影史上首部票房过百万港元的纪录片……

1966年内地爆发“文化大革命”,“长凤新”出品的影片一概被斥为“执行文艺黑线的产物,在港澳及海外大量放毒”,一众影人被下放至农村、工厂或返回内地“体验生活”,并学习拍摄“革命样板戏”及“工农兵电影”;1967年5月,香港因“六七暴动”被港英当局视为“社会动乱”,继而进一步迫害左派影人,除将傅奇、石慧夫妇逮捕入狱并递解出境外,其他如“新联”董事长廖一原、“凤凰”导演任意之等亦被警察逮捕,同年朱石麟因《清宫秘史》遭批判含冤猝逝、夏梦脱离左派阵营移民国外等,同样令“长凤新”人才大量流失……

1970年后,“长凤新”开始整顿创作,有限度地脱离政治阻力去尝试拍摄写实影片,先后催生胡小峰的《屋》(1970),蔡昌的《肝胆照江湖》(1970),黄域、吴佩蓉的《小当家》(1971)等片;同时,又资助多家独立制作公司运作,如飞龙电影公司及现代制片公司等。

然而对题材限制的挑战非但未能让“长凤新”在市场上取得突破,舆论批判更是此起彼伏。直至1974年,《屈原》风波令左派电影的艰难形势达到顶点,自导自演本片的鲍方忆述:“拍《屈原》的时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内地在搞斗争,说秦国不能反,秦国是大一统,谁要反统一谁就是叛逆,又说张仪是正面人物,好像屈原变成个大反派,这样《屈原》就不能拍了。后来我们还是根据史实拍了出来,拿去宣传,黄霑看过片子,在《明报》写了短文,说南后影射江青,我们的领导就不敢放映,一直等到四人帮垮台,片子才拿出来公映。”

1966年至1976年,“长凤新”的总产量下滑至99部(“长城”37部、“凤凰”37部、“新联”25部)。而1976年朱枫执导的《泥孩子》(“凤凰”出品)虽以3天超过50万港元的票房收入为“长凤新”在商业上带来一些好处,却又因毛泽东逝世而不得不改变放映时间,前路波折重重。“四人帮”倒台后,“长凤新”努力恢复生产,1978年张鑫炎执导的《巴士奇遇结良缘》反应不俗,重新为左派电影打开局面。但由于经历“文革”冲击,“长凤新”在创作理念与市场探索上始终停滞不前,反而因“各自为政”造成财政、资源的持续浪费。1979年,“长城”与“凤凰”首次合组中原电影制片公司;1982年11月,“长凤新”与“中原”合并,并将清水湾制片厂、南方影业等纳入体系,正式改组为银都机构有限公司。“银都”成立前后,“长凤新”乃至整个左派电影的颓势已渐扭转,市场上既有票房大卖的《少林寺》、《今古奇观》、《少林小子》等片,又有屡获殊荣的《父子情》、《投奔怒海》、《半边人》、《似水流年》、《美国心》等片,而独立资金的“青鸟”与“凤凰”资助成立的“宙斯”等也都成为左派电影的发展力量。

80年代后期开始,“银都”进一步调整政策,一方面以成立卫星公司和“以院养制”等方式支持刘国昌、张之亮、关锦鹏等新锐导演拍片,以避免台湾当局审查,在此期间,诸如“金采”、“影幻制作”、“映之道”、“华映”等陆续成立,并先后制作《喜宝》、《人在纽约》、《庙街皇后》、《飞越黄昏》、《笼民》等多部经典影片;另一方面,“银都”继续支持李翰祥等老导演在内地拍摄《西太后》、《敦煌夜谭》等片;同时,“银都”亦投资《最后的贵族》、《秋菊打官司》等内地影片,并制作规模甚大的合拍片《西楚霸王》等,成功兼顾两岸的电影交流及市场口味。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CEPA签订,合拍片大势随之而起,而“银都”始终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从“长凤新”到“银都”,风采仍在继续,近年其与王家卫合作的《一代宗师》便是明证。

世家

五十年代影业公司:香港电影集体制度的开创者

芸芸香港电影公司,谁是集体创作制度的典范?多数人定会回答:当然是“新艺城”及其七人“奋斗房”!诚然,“新艺城”得以在80年代叱咤风云,与其实施集体管理的运作模式关联甚大,但从影史而言它却非开创者,因为早在1950年,由王为一、刘琼、舒适、程步高、司马文森、韩非、白沉等一班由上海来港的电影工作者创办的五十年代影业公司,便在此模式上走出了第一步。

作为一家由爱国进步影人创办的电影公司,“五十年代”在其创业宣言上拥有很鲜明的理想色彩:“我们公司是一群电影文化工作者所组织成的生产合作性质的公司。我们的资本就是我们的劳动力。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理想,我们意愿通过电影艺术,完成我们服务社会的意愿——特别是服务于海外侨胞的志愿。我们认定电影是一个庄严的事业,它的任务是启发群众和教育群众,它应当是真理和艺术结合一致的产品。”

如何解释“生产合作性质”及“资本就是劳动力”?事实上,“五十年代”并无“老板”与“下属”之分,因全体工作人员都是老板身份,公司每开新戏,无论题材选择、撰写剧本、修改情节抑或导演执行等环节,皆在集体主义的环境下完成。再者,走合作社路线的“五十年代”亦不接受幕后金主投资,而是一方面由银行或发行公司贷款,另一方面则由全体工作人员将其工资报酬用于拍片。此外,在拍片期间,全体工作人员亦不收取其他酬劳,只从中支取必需的生活费用,但这笔生活费不能超过全部报酬的50%,另外50%则作为股金,甚至于每位工作人员应得多少报酬,都要经过民主评议的方式共同决定。“五十年代”成立后,于1951年到1952年先后制作《火凤凰》及《神·鬼·人》两部影片,前者由王为一执导、司马文森编剧,以一位留学归国的美术青年经历思想改造后,其绘画作品终由脱离现实变成融合群众为剧情,上映后反响甚佳,甚至被誉为“1951年(香港电影)的最大成就”。为听取更多业内意见,“五十年代”还专程举办了一场座谈会,当天包括李萍倩、李铁、岳枫、陶秦、袁仰安等皆出席座谈会。

至于后者,同样有大批影星参演(当年影片广告打出的卖点为“二十巨星参加演出,如此阵容,空前绝后”),但剧情变为三段式类型,并由顾而已、白沉及舒适分别执导“神”、“鬼”及“人”部分,可见“五十年代”力求突破传统套路的诚意及尝试。

然而,就在“五十年代”以其开创的集体主义模式迈步前行之际,1952年1月10日凌晨,司马文森、刘琼、舒适等八位影人却被港英当局递解出境,“五十年代”随之瓦解。其后,其他留在香港的“五十年代”成员则转而为龙马影业公司拍片,最终一同加入“凤凰”。

如今回顾,“五十年代”虽仅制作了两部影片便告终止,但这种“不分你我”的兄弟班模式成为日后朱石麟成立“凤凰”的一大基础,而“中联”提倡的“二十一位股东”集资运作之手段,也多少从“五十年代”中受到启发,可谓为战后香港电影工业增色。

龙马影业公司:朱石麟承费穆遗志

费穆(1906—1951),字敬庐,号辑止,籍贯江苏,生于上海。1930年在上海开始其电影生涯,1933年执导首部作品《城市之夜》,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具成就的中国导演之一,代表作包括《天伦》、《狼山喋血记》、《孔夫子》、《小城之春》等片。朱石麟(1899—1967),导演、编剧,1923年入华北电影公司任编译部主任,因编写《故都春梦》声名鹊起。1932年正式投身电影界做编导,1946年到香港,之后以《清宫秘史》引起轰动。50年代是其创作高峰期,代表作有《误佳期》、《一板之隔》。

1951年1月31日,曾执导《小城之春》等经典佳作的大导演费穆因突发心脏病在香港猝逝,享年45岁。此时,他的新作《江湖儿女》尚未完成。费穆的去世,对战后的中国电影而言无疑是损失甚巨,且作为他赴港后一手创办并掌舵的电影公司,诞生仅一年的“龙马”也随之遭遇困境,前路何去?

1950年,费穆在文华影业公司老板吴性裁支持下成立了“龙马”,尽管规模有限,但在其眼中,这家新公司必将助其实现“联合一批有理想、有才华的电影人,生产一些有艺术生命力的优秀电影”的梦想,因此,“龙马”成立后设立的最重要部门,便是由费穆的好友朱石麟担任负责人的“编导委员会”。自此,公司在朱氏的召集及筹划下,逐渐开展影片的创作拍摄工作。

1951年2月23日,由朱石麟执导的《花姑娘》正式公映,这部改编自莫泊桑小说《羊脂球》,以妓女“花凤仙”舍身取义为题材的影片,在宣传海报上打出了“看此风尘奇女子,拼撒血泪矢丹忱”的标语,足见其贯彻了强烈的抗日民族精神。《花姑娘》上映后,即刻收到观众及影评界的一致好评,由此为朱石麟打了一剂强心针,其后,他再以韩非及李丽华为男女主角,并与白沉联合执导,拍摄新作《误佳期》。

与《花姑娘》不同的是,《误佳期》并未选择改编外国名著,而是从《马路天使》中得到灵感,并将之改编为香港化的剧情。同时在影片的整体格局上,亦有别于《花姑娘》塑造的大时代气息,转为强调本土风貌。值得一提的是,为迎合香港市场,《误佳期》更特意制作了国粤语双版本公映,在当时而言,可谓为数不多的“双语”作品。《误佳期》在1951年8月5日公映后,观众的反响较《花姑娘》更为强烈,此片的卖座盛况,在当年的宣传海报上亦有提及:“最初两周天天满场,场满第三周仍直落,五场狂满,盛况空前”,“国豪破例献映两个半夜场,正式映期因西片关系仅映两天共十场,每天均破纪录”。据资料显示,《误佳期》共在香港放映了130场,可谓轰动一时。最终影片以10.2万港元的票房高踞香港全年最卖座港片季军,对于一家成立仅半年,只拍过一部影片的电影公司而言,亦是佳绩。

然而,费穆与“龙马”的缘分终止于1951年。费穆去世后,由于自身生意上遭遇财政问题,吴性裁亦随之撤走了“龙马”的资金。眼见于此,与费穆已有二十余年交情的朱石麟自是心痛,但摆在他面前更紧要的现实则是完成好友的遗志,竭尽全力将“龙马”保持下去!最终,在他的主控下,“龙马”的招牌又陆续出现在《一板之隔》、《江湖儿女》、《青春颂》、《水火之间》(改编自独幕剧《风雨牛车水》,曾获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荣誉奖”)等片中,其中拍于1952年的《一板之隔》至今仍被称作朱石麟的电影代表作之一,并居当年十大卖座国语片第六位,更与《水火之间》一同成为被选入《世界电影辞典》的名作,可见尽管费穆已逝,朱氏主掌的“龙马”依然在商业及艺术方面保持相当的水准。

1952年,朱石麟成立了凤凰影业公司,一方面吸收了“龙马”时期的以员工劳动及报酬为运作资本的模式,另一方面又拉拢了“五十年代”中部分左派影人被递解出境后留下的人员,如今看来,若无“龙马”的运作经验在先,朱石麟实难在经历短暂的“过渡期”后决心成立“凤凰”。“龙马”在左派电影阵营的历史中留下的痕迹并不清晰,但纵观其出品的九部影片,却部部都是不折不扣的经典。且正因它的出现,“凤凰”方得以登上银幕舞台,正如张燕所言:“‘龙马’的最大贡献,是培育和坚定了朱石麟从事进步电影创作的信念,为之后‘凤凰’的良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青鸟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夏梦制作三部曲

夏梦(1932—),原名杨濛,祖籍江苏苏州,生于上海,是著名的“长城三公主”之一,并位居“大公主”,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语片影坛最负盛名的女演员之一。

1981年年底,时年34岁的许鞍华带着一班工作人员前往海南岛,准备开拍新作《投奔怒海》。此前,由于赴内地取景之事被港报披露而招致台湾“新闻局”调查,未免失去机会,许鞍华索性放弃台湾市场,改用真名拍片。事实上,最早建议许鞍华以“出真名”方式拍《投奔怒海》者不是别人,正是该片的监制,青鸟电影制片有限公司老板夏梦。

虽因左派演员身份,夏梦在名气上无法与林黛、李丽华、凌波、葛兰、尤敏等相提并论,但在众多影人眼里,始终只有夏梦才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之无愧的影坛美人之首,且堪称当时无出其右的集现代与古典美于一身的女星。

1950年,夏梦在偶然之下被李萍倩发掘,翌年首次担任女主角的《禁婚记》就以13.3万港元的票房收入成为全年国语片卖座之冠。自此,其事业风生水起,古今题材信手拈来,诸如《新寡》、《日出》、《三看御妹刘金定》、《新婚第一夜》等在当时皆大受欢迎,而夏梦从形象到演技,更是成为无数观众影迷的梦中情人,甚至金庸也不禁为其倾倒,直言:“西施怎样美丽谁也没见过,我想她应该像夏梦才名不虚传!”

从1951年至1968年,夏梦共计在“长城”及“凤凰”参演过40余部电影,在国语片影坛亦算多产。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从1953年至1961年,“长凤新”共有约23部影片引进内地放映,而当中由夏梦主演者便有5部,自为不少内地观众所熟悉。

然而,夏梦的演员生涯却止于“文革”。1967年年初,她随一众“长凤新”影人赴广州访问,同年9月,因叹于形势的混乱,夏梦遂移民加拿大,直至1969年回港经营制衣厂生意时,已完全弃影从商。

因此,夏梦在十多年后复出,一度令不少圈中人士及观众影迷为之雀跃,但让夏梦决定成立“青鸟”之功,或应归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1979年1月30日,廖承志专程接见并宴请“文革”后首次回到国内的夏梦及其夫婿林葆诚。席间,他极力游说夏梦回到电影界。起初夏梦自谓年纪已长,不适合拍戏,但廖给了她一个建议:如果不想做演员,做幕后也是可以的。

最终,出于对电影行业兴趣仍在,夏梦卖掉了自己的制衣厂,用这笔资金成立了“青鸟”。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夏梦属左派影人,“青鸟”本身却无“长凤新”幕后资助,原因在于,以“独立公司”形式运作,更便于电影宣传。“青鸟”成立之初,正值“香港电影新浪潮”如火如荼,不少新锐影人纷纷由电视台跳入影圈,本身热衷于与年轻导演合作的夏梦不愿放弃良机,最终找到许鞍华开拍创业作《投奔怒海》。拍摄期间,夏梦亲力亲为,无论许鞍华到“珠影”挑选内地演员,抑或制片崔宝珠到广州电视台找制片人员等事宜,都由其负责协调而成,一番努力下,《投奔怒海》终于1982年3月杀青。

影片完成后,夏梦开始筹划宣传,岂料却因在非左派报纸上刊登全版广告而得罪了不少左派媒体人,再经好事者“挑拨离间”,声称影片“指桑骂槐”云云,终令《投奔怒海》在内地市场遭禁映。为此,夏梦着实承受了不少委屈。

但出乎她意料的是,《投奔怒海》在香港却爆冷卖座!原因在于,影片公映期间,正值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就香港主权问题谈判,一时间令观众“对号入座”,终将影片推上票房1500万港元大关,这是当时港产文艺片的最高票房纪录(直至1987年方被《秋天的童话》打破)。1983年,《投奔怒海》又在第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夺得包括“最佳电影”及“最佳导演”在内的五项大奖,并入选“十大华语片”之列。时至今日,《投奔怒海》依然是各大组织机构“百大香港电影”乃至“百大华语电影”评选活动中的常客。《投奔怒海》在商业与艺术上的双重成功,奠定了“青鸟”的影坛地位。1983年,夏梦首次尝试拍摄儿童功夫片,并与峨眉电影制片厂合作(亦是该厂首部合拍片),赴四川取景拍片,这便是为许多内地观众所熟知的《自古英雄出少年》(牟敦芾导演)。

1984年,夏梦与严浩合作了《似水流年》。在她看来,这部新作在题材上并非商业片,但为吸引更多观众,她甚至找来日本音乐大师喜多郎做配乐,并由梅艳芳演唱主题曲。《似水流年》公映后,票房虽未如《投奔怒海》般卖座,却在艺术上口碑甚佳,更荣膺第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等五项大奖,而这更是夏梦成立“青鸟”以来,二度赢取该奖项的最高荣誉。

但在《似水流年》之后,夏梦停止了“青鸟”的运作,将公司卖给了戏院商江祖贻。尽管“青鸟”只存在了短短数年,出产影片亦仅有三部,但它为香港电影留下的经典印记,却在三十年后依然夺目耀眼。

影幻制作:张之亮两夺金像奖最佳

张之亮(1959—),祖籍广东顺德,生于香港,是香港影坛多面手之一,在导演、编剧、监制、策划等领域皆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并以《笼民》荣膺第12届金像奖“最佳导演”。2000年以来陆续执导了《慌心假期》(2001)、《墨攻》(2006)、《车票》(2008)、《龙门飞甲》(2011,与徐克合导)、《肩上蝶》(2011)、《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2012)等片。

1992年11月12日,香港影坛突然爆出一件大新闻:由影幻制作公司出品的新片《笼民》在上映前夕被香港电检处划为“三级片”,原因是片中人物对白夹杂部分粤语粗口!“电检处”的审查结果令身为导演的张之亮哭笑不得。在他看来,《笼民》本应成为一部“让年轻一代认识到低下阶层的劳苦与境况”的社会言志之作,一经印上“三级”logo,则意味着影片失去了大批青少年观众。非但如此,《笼民》因“粗口”遭评“三级”,更让张之亮忆起香港实施电影分级制后的一项条例——“检查员决定一部影片应属第二级或第三级时,应考虑影片内这类语言令人厌恶的程度”,因而深感委屈:加入一些较粗俗的字眼,无非是借此表达这些草根阶层人士发泄情绪时的作风,但为何会与那些遍布粗言秽语的影片“相提并论”呢?

虽然《笼民》审查风波让不少影圈中人大感不忿,但“电检处”令下无法挽回,同年11月19日,该片还是被打上了名不副实的“三级”logo排于银都院线公映,结果票房仅得170多万港元,商业上可谓惨败而归!

不过,在翌年的第1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笼民》一举斩获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及“最佳男配角”在内的四项大奖,而当张之亮以监制身份上台领取最高荣誉时,由其主掌的“影幻制作”之名亦随之给众人留下深刻印象。

出身第10期无线艺员训练班的张之亮,80年代初便加入“新艺城”从事制片工作,其后又获曾志伟引荐而跳入洪金宝的“宝禾”担任策划,而1987年执导的处女作《中国最后一个太监》,便是洪金宝极力游说邹文怀答应投资而成。《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在票房与口碑上皆获成功,也奠定了张之亮的导演地位,但此时的他并不满足于为电影公司打工,而是希望自己创办公司,制作一些具有个人特色的作品,此时,正值“银都”大力扶植青年导演,但为免其被台湾地区封杀,因而以“不具名”方式支持他们成立新公司,并为其影片提供拍摄资金。

1989年,张之亮在“银都”支持下成立了梦工厂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经理,同年执导创业作《飞越黄昏》。《飞》成本并不高,但维持了张之亮的电影风格:注重剧情,且着墨于小人物阶层的喜怒哀乐。影片上映后赢得一致好评,更在第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一举夺得“最佳电影”等三项殊荣,并入选当年“十大华语片”。

1990年,张之亮又获“银都”支持成立了影幻制作有限公司,创业作则是描绘香港特技人生涯的《亡命双雄》。1991年,“影幻制作”推出第二部影片《婚姻勿语》,但此番张之亮仅任监制,编导之职则落在李志毅身上。《婚》票房虽不算成功,却为女主角叶童赢得第1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桂冠,而李志毅在片中打造的新派中产阶级风味,亦与当时另一位走同类路线的陈可辛不谋而合,由此成为日后加入“UFO”的基础。

不过,“影幻制作”前两部影片皆属文艺题材,在本地票房及海外市场方面反响有限。因而在1992年,张之亮执导了他首部警匪片《誓不忘情》,并从头到尾在深圳取景,在当年而言无疑特别,但因不善拍摄通俗枪战,《誓》的成绩只能说是失败。

此时,张之亮的精力实质倾注在《笼民》身上:起初,一位社会新闻记者向时任“银都”副总经理的张鑫炎提供了关于香港笼屋居民生活状态的素材,张鑫炎遂将之提供给张之亮,对此饶有兴趣的张非但随之将“笼民”搬上银幕,更与编剧吴沧洲、黄仁逵多次探访笼屋,而演员阵容亦破天荒以“全男班”露面——没有一个女角。

1992年4月,《笼民》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首映,席间大获舆论好评,其后更获参选多个国际电影节,可谓当年香港电影的代表作之一。然而,在《笼民》屡获褒奖期间,送审的版本却得到“电检处”“必须删去33处夹有广东粗言秽语的片段方可做二级放映”的回应,尽管张之亮多次据理力争,仍无法改变结局。但如今看来,虽被划为“三级”,却保留了较完整的篇幅,对《笼民》而言,又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呢?

1993年4月,当《笼民》赢得金像大奖时,张之亮已不再坚守“影幻制作”,而是选择加入“UFO”,并在数年间执导《抢钱夫妻》、《记得香蕉成熟时3》、《仙乐飘飘》、《等着你回来》等片,而他与“影幻制作”的最后“关系”,仅是在1994年监制了一部《正乞儿》,其后,该公司便宣告正式终结。

尽管“影幻制作”产量不多,但于张之亮而言,此时无疑是其电影生涯中一段相当重要的历程,而诸如《飞越黄昏》及《笼民》等片取得的艺术成就及影坛地位,亦可谓“银都”扶持“卫星公司”的一大成功典范。

世家·相关

永华:李祖永大手笔,昙花一现

李祖永(1903—1959),香港制片家,浙江宁波人,出身于江南望族。年轻时从事印刷行业,并曾为南京国民政府管辖的中央银行印刷钞票。1947年在香港独资组建永华影业公司,声势浩大,但昙花一现,“永华”片场后被“电懋”收购。

国共内战爆发后,内地时局动荡,香港成为“福地”,许多内地影人、文人纷纷南下,国语片因之而兴。1947年,由上海来港定居的宁波阔少李祖永与“上海电影大王”张善琨一拍即合,决定组建永华影业公司。

因有张善琨助阵,李祖永信心满满,拿出高达300万美元的天价资金筹划他的电影王国。而在张氏的策划及实施下,“永华”最终成为拥有制片厂、办公室、化妆间、冲印室、放映室及片库等设施建筑的大型电影机构,这亦是当时中国影坛规模最大的电影机构。“硬件”齐全后,李祖永又在“软件”上下足功夫,一方面从国外购买了大批当时最先进的器材设施,另一方面又聘请多名好莱坞专家为其把技术关。由此可见,当时的“永华”在规模与设施上非但为中国电影之翘楚,更可比肩好莱坞一流电影公司!

与此同时,“永华”还建立起较完善的组织机构,除李祖永自任总经理,尚有协理、经理等管理层职位,在电影环节方面,非但设立编导部、宣传部、剧务科、美术科、服装道具科等部门科室,更成立演员训练班,于北平及上海两地选拔有志青年,而芸芸获选者中,便包括初出茅庐的李翰祥。

这时内战正打得不可开交,大批影人因躲避战乱由上海南下香港,李祖永又趁势让张善琨出面,将多位才华横溢的编导、演员罗致旗下,包括刘琼、陶金、周璇、舒适、钱千里、鲍方、罗维、欧阳予倩、朱石麟、卜万苍、李萍倩、程步高、吴祖光等,几乎到了“一网打尽”的程度。

台前幕后尽占天时、地利与人和,“永华”于1948年推出了创业作《国魂》。这部改编自吴祖光舞台剧《正气歌》,以文天祥殉国事迹为蓝本的古装历史巨制投资高达百万港元,在当时而言创下了中国电影的成本纪录,而这笔巨款除用于大批先进摄影器材、多达72堂的大小布景及2146套之多的道具服装,还有一众大明星的片酬及超过1500名临时演员的费用。《国魂》的票房相当喜人,尤其在香港与广州两地,它皆成功刷新卖座纪录,且在李祖永“远销海外”的策略作用下,《国魂》还得以于部分欧美国家放映,因而成为香港电影史上首部进入国际市场的影片。《国魂》后,“永华”又以宫阙片《清宫秘史》奠定基础,这部杰作除拥有严谨的制作、奢华的布景及一众演员的倾力演出,还首次在中国电影中使用了背景放映机,故非但在商业上获得更大成就,而且于欧美及中东地区的多个国家进行放映,更先后入选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及第7届世界电影节,并获得后者颁发的铜制“纪念奖”。如今看来,《清》是首部参选海外电影节并获得奖项的香港电影。

然而,由于公司运营乃至影片成本皆太高,加上内地局势动荡致多地票房收入无法汇回香港,《国魂》与《清宫秘史》最终并未让“永华”赚到什么钱。其间李祖永亦与张善琨发生矛盾,结果张氏于1949年另组“长城”,“永华”变为李祖永一人独大。

踏入50年代,眼见张善琨因左派影人掌控旧“长城”而被迫退出,立场反共的李祖永亦不免担忧“新华”将同受左派思想渗透,因而决定亲自审阅剧本,并加强对片场运作的控制。岂料“百密一疏”,由于李萍倩以现场改剧本方式拍出立场偏左的《落难公子》,李祖永发现后怒将拷贝烧毁,自此与公司旗下的进步影人矛盾频生;1951年,因“永华”财政困难致员工薪金无法发放,部分影人于该年下半年罢工讨薪,这便是震惊一时的“永华工潮”,继而成为八名左派影人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的导火线。

经历工潮事件,“永华”的经济状况仍未好转,到1952年便因资金周转不灵而不得不向国际影片发行公司(陆运涛主持)借贷。与此同时,“永华”先后开拍多部商业题材影片,如《春天不是读书天》、《拜金的人》、《翠翠》、《嫦娥》、《巫山盟》、《玫瑰玫瑰我爱你》、《金凤》等,企图在票房上挽回颓势,但事倍功半,莫说令公司起死回生,连债务亦一拖再拖……

195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永华”的片库,令李祖永雪上加霜。1955年,“国际”向法院申请将“永华”清盘,李祖永唯有向台湾当局求助,并得对方通过“中央”电影事业公司提供了50万港元的贷款,由此令“永华”暂时躲过了遭清盘的厄运。

台湾当局这个忙可没白帮,资金入驻“永华”后,公司随之被改组,并增加了三名董事,除陆运涛和亚洲影业公司的张国兴,还有时任台湾“中央”电影事业公司董事长的戴安国(这亦可解释为何1956年“永华”仅出产了唯一一部歌颂国民党“空军”的《飞虎将军》)。当然,此时李祖永也已对公司回天乏术,甚至失去了自主拍片的权力,因董事会又将欧德尔聘为“永华”厂长(实质乃代管人),李氏若想拍片,必须得他点头同意。

1956年始,“永华”命运渐至尾声。该年,陆运涛将公司全盘接收,继而成立了“国泰机构”。1957年,“永华”在出品了最后一部影片《狗凶手》后彻底结业。1959年12月23日,56岁的李祖永中风病逝。尽管“永华”在香港电影史上仅停留了短短十年,但它为提升本土电影工业做出的贡献却无法磨灭。60年代《清宫秘史》在内地遭受政治批判,亦为“永华”添上了更多的传奇色彩。

新华:张善琨拓展台湾市场

张善琨(1907—1957),祖籍浙江吴兴,人称“上海滩电影大王”,另因善于宣传,亦被称作“噱头大王”。上海沦为“孤岛”后,张善琨留守当地,边拍戏边进行国民党地下抗战工作,其间还结识了“华影”的副董事长川喜多长政。抗战结束后,张善琨得南京国民政府除去“汉奸”之名,继而再因国共内战南下香港。童月娟(1914—2003),原名万秀英,浙江杭州人,在当地出生,为著名右派影人。1933年与张善琨结婚,上海沦陷后曾参与国民党的地下抗日工作。1946年随夫定居香港,共同经历创办“永华”、“长城”及“新华”的岁月。张善琨逝世后,她成为“新华”的掌舵人,一直将之运作至80年代。

1957年1月7日,新华影业公司掌舵人张善琨在日本东京拍摄《凤凰于飞》时突发心脏病逝世,享年52岁。张善琨对战后香港电影工业可谓贡献良多,却亦因对电影投入过甚而致操劳身故,故噩耗传出,影坛上下皆一片扼腕之声。

自来到香港,张善琨的电影人生先后经历三家公司:1948年,他先是协助李祖永成立“永华”,虽无头衔,权力却最大;1949年,因与李祖永意见不合,张善琨遂退出“永华”,另行成立长城影业公司,创业作为《荡妇心》(岳枫执导)。“长城”早期的运作是成功的,《荡》片后,公司制作的诸如《一代妖姬》、《血染海棠红》、《王氏四侠》、《豪门孽债》等都有可观反响。然而随着新中国成立,张善琨顿时面临几大难题:内地市场失守,个人经济难支,与时任公司总经理的袁仰安发生矛盾,最终唯有再次退出。

1951年年底,张善琨决定重启“新华”招牌,由此成立香港新华影业公司,创业作是同年屠光启执导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当时,甫复兴“新华”的张善琨旗下并无甚演员,唯有邀请已退出影坛数年的陈云裳担任女主角,最终《月》片票房共收得9.4万港元,在全年十大卖座国语片中位居第五,亦算为“新华”赢得了前行的机会。

1952年1月15日,张善琨又在台北登报,宣布收回他掌控“长城”时出品的数部影片之版权,并改由“新华”出品,交予其创办的中国联合影业公司发行。因此,在“新华”1953年上映的三部影片中,《小凤仙》与《彩虹曲》便属旧作,但好在两片都颇受欢迎,前者令“小凤仙装”一度成为装束潮流,后者则是“金嗓子”周璇在香港参演的最后一部影片,并为中国电影史上首部翡翠七彩歌舞片。1954年,张善琨动用九位导演、五位编剧及40余位影星联手拍摄了一部以黄花岗72烈士起义殉国的悲壮事迹为题材的《碧血黄花》,该片上映后非但打破台湾电影票房纪录,更得蒋介石亲手颁发荣誉奖,成为“新华”最轰动的代表作之一。

此前几部作品的成功,令“新华”进一步加快其拍片步伐,到了1955年,其产量已升至五部,仅次于“长城”;1956年更跃为九部,与居首的“邵氏”仅有一部之差,发展势头可见一斑。

当然,“新华”如此突飞猛进,一方面固然在于张善琨坚持以拍摄商业题材为重,另一方面也在于其拥有更稳固的成员班底:以1955年为例,全年国语片产量最高的导演易文及女演员李丽华所拍摄的影片便皆为“新华”出品。可见,“新华”经过两年的奋斗,已然成为香港国语影坛的重要力量。

事实上,1955年亦是“新华”在港复业以来最关键的时期。就在这一年,张善琨在戛纳与他的老朋友川喜多长政重逢,这次见面的结果,则是张氏在川喜多的牵线下,开始与日本的“东宝株式会社”展开合作,而这也正是一直梦想掌握制作阔银幕彩色片技术的张善琨求之不得的。“新华”与日本方面携手的首部代表作是易文执导的《海棠红》,为此张善琨还亲率30余位影人赴东京拍片取经,最终成就了这部中国第一部伊士曼七彩影片,而其后的《樱都艳迹》(1955)及《蝴蝶夫人》(1956)等片,也都延续了《海》片的制作模式,在当年颇受欢迎,而至张善琨逝世,“新华”已有四部影片赴日取景并以彩色银幕上映。同一时期,“电懋”也在日本取景拍摄了多部影片。

说到张善琨对国语片的另一大贡献,便是在1956年执导了开国语歌舞电影先声的《桃花江》,该片非但在台湾地区及东南亚都创下新的卖座纪录,女主角钟情及合导(实质是现场执行者)的王天林也得以大红,歌舞片热潮更因此在国语影坛兴起。若非其后张善琨突逝,“新华”的成就或许更为傲人。

张善琨逝世后,童月娟随之接管“新华”,并由1957年至80年代间担任了30多部影片的监制。因知丈夫生前酷爱拍歌舞片,她在其后数年所制作的影片亦多数以此为类型题材,并一概以彩色阔银幕公映,直至1966年的《浪淘沙》后方告结束。

很明显,童月娟远不及张善琨懂得研究掌控电影题材,只能直接追随市场上的各种赢利类型而行,因而在国语歌舞片式微后,她一方面以不断跟风作为维持“新华”生存的拍片策略,另一方面为节省成本,也多选择赴台湾地区拍外景或聘请台湾导演。

当然,在这样的运作模式下,六七十年代的“新华”也从未拍出什么经典之作。而在此期间,童月娟也一度淡出对“新华”的经营,并于1973年出任“自由总会”主席,从此,她足足在该岗位上服务了20年,直至1993年方辞去职务。

1985年,在担任最后一部影片《一脱求生》监制后,童月娟结束了“新华”的拍片业务;1993年,她于第3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颁奖典礼上获得“终身成就奖”;1995年在担任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嘉宾时,她更在台上数次对在场人士呼吁加入“自由总会”,成为当晚令人难忘之景象。

嘉民:香港与内地合拍“急先锋”

朱牧(1938—2007),50年代开始从影,做过演员、副导演、编剧、导演、监制等,80年代初与妻子韩培珠成立的嘉民影业公司,对香港与内地合拍片的发展历程有重要意义。

1984年,由徐小明执导的少林功夫片《木棉袈裟》在内地卖座鼎盛,还获该年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发的“优秀故事片特别奖”,迄今仍是继《少林寺》后最为影迷所津津乐道的经典;1985年《木》片在港公映,又以1500多万港元的票房收入成为全年十大卖座片之一,受欢迎程度毋庸赘言。

不过,《木棉袈裟》并非如《少林寺》或《少林小子》般由“长凤新/银都”制作,而是出自由朱牧、韩培珠夫妇创办的嘉民影业公司。严格来说,“嘉民”并不是改革开放后首家赴内地拍片的香港电影公司——1980年,由杨吉爻成立的香港海华电影公司就与福建电影制片厂合拍过一部《忍无可忍》,但以香港影人北上洽谈合作的角度而言,朱牧夫妇却早在1979年便付诸行动,而当时中国电影合拍公司尚未成立,故称之为“急先锋”,并不为过。

自1962年参演《杨贵妃》后,朱牧的电影生涯便与李翰祥密不可分。翌年李氏受“电懋”“策反”出走台湾另组“国联”,身为公司副总的朱牧便助他从“邵氏”带走大批人才;1972年李翰祥重归“邵氏”,朱牧则由《大军阀》开始陆续参演他执导的多部影片;1974年朱牧加盟“嘉禾”,执导的《至尊宝》、《花飞满城春》、《拍案惊奇》、《阿茂正传》等片皆由李翰祥化名“司马克”撰写剧本;后来,李翰祥得以开拍《火烧圆明园》及《垂帘听政》,也是得朱牧多次奔走力促而成。

此外,朱牧也曾于1973年成立大地影业公司,旗下演员包括当时只有19岁仍名“陈元龙”的成龙,但因出品的《顶天立地》及《女警察》都不卖座,很快便关门大吉。1978年,朱牧再成立三羊影业公司,创业作为《说谎世界》。至于“嘉民”,则是朱牧助李翰祥北上却遭过河拆桥后,因不服气而创办,颇有与李氏成立的“新昆仑”一较高下之意。《木棉袈裟》一战告捷,同年朱牧夫妇又以“三羊”之名制作了一部《少林俗家弟子》,“嘉民”则负责影片发行。1985年张彻北上,除邀朱牧担任其首部合拍作《大上海1937》监制一职,全片从实地取景到题材审查等环节,亦由韩培珠出面协调解决。1987年,“嘉民”再与徐小明合作了《海市蜃楼》,香港票房超过1600万港元,为全年二十大卖座影片之一。1988年《大》与《海》在内地上映,收入(当时内地仍算卖出的拷贝数量)高踞全年冠亚军之列,“嘉民”也由此攀上顶峰。

1990年,“嘉民”拍出了由程小东执导的《古今大战秦俑情》,该片非但是早期合拍片史上罕有的国际级大制作,至今亦被奉为华语奇幻穿越题材片的开山鼻祖,而为精益求精,朱牧夫妇还专程拉来徐克参与影片制作。事实证明,《古今大战秦俑情》反响较“嘉民”先前的所有影片都要成功,在香港还以近2100万港元票房位居全年前五,其后又夺得西班牙科幻影展“最佳电影技术奖”,并被评选为全年“十大华语片”之一。

就在朱牧夫妇风生水起之际,李翰祥却是处境不济,故为重振旗鼓,他一度邀其重新合作,但此时朱牧对电影已是意兴阑珊,不久便告退出,反而是韩培珠仍兴趣未减,先后监制了张艾嘉执导的《梦醒时分》(1992)及吴天明执导的《变脸》(1995)。

列传·导演

李萍倩:在娱乐中使观众上进

李萍倩(1902—1984),原名李椿寿,祖籍安徽桐城,生于浙江杭州。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活跃于上海影圈,战后来港并加入“长城”,自此亦拍摄出不少经典作品,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长城”最具成就的导演之一。

1947年,李萍倩由上海至香港定居,并在此延续电影事业。此前,他曾在上海成立神州电影公司,并在“天一”、“新华”、“国泰”及“文华”等电影公司担任过导演,在当时的上海电影界颇具影响。其后,他受李祖永之邀加入永华影业公司,并于1949年拍出《春雷》,而在当年的广告上,该片被称为“永华公司继《国魂》、《清宫秘史》第三部更优秀凄感巨片”。然而,由于政治立场等原因,李萍倩与“永华”的合作并不愉快,并最终转投“长城”。

李萍倩加盟“长城”的首部作品是《一代妖姬》,其后袁仰安、费彝民等人取代“旧长城”老板张善琨改组公司,李萍倩则再次受邀为“新长城”执导创业作《说谎世界》,影片由陶秦改编自吴铁翼1948年撰写的同名剧本,在港公映后曾创下映满82场的惊人纪录,最终令“长城”获得19万港元的可观利润,更在《星岛晚报》电影票选中获“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女主角”三奖,李萍倩一战告捷。

1951年,李萍倩又与陶秦合作《禁婚记》,该片亦是“长城大公主”夏梦的银幕处女作。《禁》片于当年8月21日公映后,“首轮映初收入港币13.3万元,创这一年所有国语片收入的最高纪录,是全年卖座纪录最佳的影片”(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第四卷,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2000)。

1952年,李萍倩再为“长城”执导《蜜月》、《方帽子》及《百花齐放》等片,其中《蜜》以10万港元票房高踞全年“十大卖座国语片”季军,足见他在创作上走“温情写实,寓教于乐”路线的喜剧作品已在商业上占得稳定席位。

商业领域的佳绩并未停止李萍倩的创作脚步。1953年“长城”出品的八部影片中,便有一半出自他手,其中《寸草心》及《绝代佳人》(改编自信陵君与如姬的故事)分别获印尼政府颁发奖状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1949—1955年优秀影片荣誉奖”。其中《绝》片预算高达25万港元,在当年而言可谓大制作。值得一提的是,李萍倩还首次在《绝》中将金庸(笔名林欢)提为编剧,其后两人又于1956年合作了《三恋》。

1955年,李萍倩邀红线女主演其执导的《我是一个女人》,这既是红线女返回内地前的最后一部影片,亦是她主演的首部国语片。1957年,李萍倩一口气执导了三部影片,占“长城”全年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其中《望夫山下》更被誉为悲剧伦理片的经典。1960年,李萍倩执导《笑笑笑》,风格仍是“笑中有泪”的正剧拍法。1961年“长城”出品六部影片,李萍倩再以三部作品高踞产量之首,此时,他已在“长城”执导了二十多部影片。到了1962年,他还执导了首部越剧片《三看御妹刘金定》。

1963年,因见去年“新联”出品的《苏小小》及《湖山盟》亲赴杭州西湖取景,李萍倩在拍摄《雪地情仇》时,也前往长白山拍摄外景。1964年,他又执导了“长城”首部彩色阔银幕影片《三笑》,《三笑》与《三看御妹刘金定》同属戏曲片,曾在“文革”结束后于内地放映,以当时反响而言,恰可谓“风靡一时”,而《三笑》至今仍是李萍倩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李萍倩从影多年,得以形成独树一帜的拍片风格,得益于他一贯坚持的创作策略——编导的意图要与观众连在一起,不要自视过高,忽略观众;要拍观众喜爱的影片,在娱乐中使观众获得上进;可以参考外国影片,但是必须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外国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与中国不同,不能照搬如一;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有自己的习惯传统和生活基础,改编世界名著应本着这种精神,否则便是“抄袭”,不是“创造”;新鲜、灵活的手法来自生活,因此编导与演员都要深入生活中去,不熟悉影片主人翁的思想感情,拍出的影片就不是有血有肉的影片,而是精神不饱满,没有深度,不感动人……(《李萍倩畅谈导演生涯》,载《娱乐画报》,1967年5月)

1965年拍罢《艳遇》及《烽火姻缘》后,李萍倩从“长城”退休,但仍为“长城”担任艺术顾问一职,此外还曾担任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会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及第四届中国文联委员等。

陈静波:香港首位“百万导演”

陈静波(1921—1995),祖籍福建闽侯,生于上海,其电影生涯始于香港,事业巅峰则出于“凤凰”年代,非但是朱石麟的入室弟子,更凭《金鹰》成为首位票房过百万港元的香港导演。

直至1946年移居香港前,上海一直是陈静波的人生舞台,但他家庭并不穷困,其妻朱虹曾忆述:父亲是高官,有几个妻妾,陈静波的妈妈是最小的。少年时期,陈静波便对话剧产生浓厚兴趣,从1940年开始,曾陆续参加过当地几个剧团并担任演员,甚至被父亲“下令”禁止,他也宁愿偷跑去剧团演戏……

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陈静波遂于1946年随剧团到香港。抵港后,陈静波辗转进入李祖永的永华影业公司,起初学习化妆,1949年,他的名字首次出现在《火葬》(袁俊导演)的工作人员名单里。

1951年“永华”爆发工潮,陈静波参与其中,结果被李祖永辞退,他随即转投费穆的龙马影业公司,并结识朱石麟。不久费穆逝世,陈静波先在“长城”制作的几部影片如《蜜月》、《绝代佳人》及《孽海花》中饰演配角,1952年朱石麟另组凤凰影业公司,陈静波再度加盟,但不仅是受聘任职,而是被朱石麟收为“入室弟子”,并随他学艺多年,直至“长凤新”合并为“银都”,他足足为“凤凰”服务了30年,未曾离去。

陈静波在“凤凰”的首部作品,是在朱石麟执导的创业作《中秋月》(1953)中做副导演,该片正是朱氏代表作之一,罗卡曾将之评价为“温和敦厚中渗透着对势力社会的批判讽刺,真正做到悲中有喜,笑中带泪,堪称悲喜剧中的杰作”。其后朱石麟再以“龙马”之名拍摄《乔迁之喜》(1954)及《水火之间》(1955),陈静波皆继续他的副导演之职。

1956年,朱石麟首次将陈静波提拔为导演,两人与龙凌(朱为总导演,陈、龙为执行导演,是为“凤凰”的主要工作形式之一)拍出《少奶奶之谜》,该片改编自魏晋南北朝玄撰小说。同年朱石麟为“长城”执导《新寡》,陈静波亦为导演之一,而该片非但得《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5日)刊载影评,还被《北京日报》及北京广播电台选为“1957年中国十大优秀影片”之一。

1957年,陈静波参与执导了《男大当婚》,该片对他人生最重要的意义,无疑在于与朱虹相识——当时,另一位执行导演罗君雄主要负责影片的镜头灯光,而调教演员的职责自然落在陈静波身上。最终,《男》让朱虹一炮而红,也从此展开与陈静波的情缘。

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陈静波先后与龙凌、罗君雄、任意之及鲍方等组成“执行导演”阵容,在朱石麟的带领下拍出《同心结》(1959)、《真假千金》(1959)、《称心如意》(1959)、《小月亮》(1959)及《有女初成长》(1960)等片,导技日臻娴熟,这一切自然也被恩师看在眼里。同年,在朱石麟鼓励下,陈静波首次独立执导《五姑娘》,该片非但由朱氏亲自撰写剧本,甚至影片广告也称其为陈静波的“精心导演”之作。其后,陈静波又独立执导了《我们要结婚》(1962)及《八人度蜜月》(1963)两部影片。

1964年,“凤凰”将蒙古族作家朝克图纳仁的同名小说改编为《金鹰》,导演一职再次落在陈静波身上,而此番对他挑战最大之处则是走出香港,前往内蒙古阿巴嘎旗取景。为此,陈静波不辞辛劳,克服种种困难,终率剧组将影片完成。《金鹰》于1964年12月17日公映后,票房居高不下,最终达到破纪录的百万港元。因此,以百年影史而论,陈静波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首位“百万导演”!《金鹰》成为陈静波毕生代表作,也坚定了他的导演之路,然而就在1967年1月5日,恩师朱石麟因其旧作《清宫秘史》遭内地批判而突发脑溢血逝世,陈静波为此悲痛不已,全年未拍一部影片。1969年,陈静波为“长城”执导《虎口拔牙》,并首次让曾与他合作密切的鲍方之女鲍起静出演女二号。

1970年,陈静波与朱虹结婚,其后导演作品甚少,但仍有另一部代表作,便是与朱石麟之女朱枫合导的《泥孩子》(1976),该片被誉为“左派写实路线在70年代最突出的作品之一”,且两位导演为达到效果,不惜耗费巨大精力,最终将山泥倾泻场面拍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如今看来,《泥孩子》可谓“长凤新”在“文革”末期对创作的一次重要突破。

1979年,陈静波为“凤凰”执导了最后一部影片《奇人奇事奇上奇》后,便全力担任“凤凰”经理一职。同年,他力邀刚从香港电台电视部离职的导演方育平加盟“凤凰”,并支持他开拍处女作《父子情》(1981),朱虹亦在片中演出。1980年,他又支持刘松仁等成立“宙斯”,并投资开拍《碧水寒山夺命金》。“银都”成立后,陈静波又担任董事副总经理,监制《半边人》、《闪电战士》等片。

1995年,陈静波病逝,享年71岁。生前,他还担任过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副会长。

罗君雄:香港纪录片代表

罗君雄(1919—2009),祖籍广东,生于珠海,1931年移居香港,既是“凤凰”旗下的重要导演之一,也是香港纪录片发展史上的代表人物之一。

纵观“银都”60载,大可发现除生产众多题材各异的影片外,纪录片亦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环,尤其是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曾陆续催生如《红花朵朵向太阳》(1966)、《万众欢腾》(1969)、《友谊花开》(1972)、《欢乐的广州》(1972)、《万紫千红》(1974)、《杂技英豪》(1974)、《桂林山水》(1975)、《中国体坛群英会》(1976)、《武夷山下》(1976)、《上海》(1978)、《云南奇趣录》(1979)、《新疆奇趣录》(1981)、《中国民族体育奇趣录》(1983)、《大西北奇观》(1984)、《神秘的西藏》(1985)、《中国三军揭秘》(1989)等,内容涵盖国际乒乓球赛、全国运动会、杂技团表演、内地自然风光及城市介绍、民族地区风土人情乃至海陆空三军风貌等等,可谓丰富多彩。

此外,从“长凤新”到“银都”拍摄的芸芸纪录片中,亦不乏取得优异票房者,但真正为纪录片首创百万港元纪录者,则是曾任摄影师及导演多年的罗君雄。

1937年7月,时年18的罗君雄首次踏入影圈,第一份工是在“大观”片厂做学徒。1941年,他首次被提拔为摄影助理,并于同年参与《万世流芳》(蔡楚生导演)的拍摄工作。其后香港沦陷,罗君雄逃往广州湾,至1946年方重返香港。1948年,他首次为李铁执导的《清宫怨》担任摄影师,同年“大观”重开,他又回到“老东家”工作。1950年,罗君雄转投蔡楚生的南国电影公司,首部影片为王为一执导的《珠江泪》,年底“南国”结束,罗君雄再加入费穆的“龙马”,不久费穆逝世,罗君雄则在朱石麟的邀请下转投“凤凰”,正式成为“长凤新”的一分子。

1960年,罗君雄首次独立执导《草木皆兵》。1963年,他首次扛起摄影机拍下香港“水荒”期间的社会百态,并将之剪成《水荒新闻纪录片》。该片公映后,立即引起港英当局重视,随之要求广东省协助解决“水荒”问题;亦因此片,罗君雄得以受香港新华社之邀拍摄广东对香港的供水过程,最终他将素材整理剪辑,拍出《东江之水越山来》。

以片时而论,《东》可谓在港公映的第一部长篇纪录片,而该片推出后,令刚度过“水荒”不久的香港观众为之共鸣,结果票房突破百万港元大关,这非但是“长凤新”自《金鹰》后第二部获百万收入的影片,也是香港电影史上首部获百万收入的纪录片。196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罗君雄又与其他五位导演(包括张鑫炎及鲍方)联手拍出以国庆文艺演出为题材的大型纪录片《红花朵朵向太阳》,在当时被称作“史无前例的合作”。

1978年执导《祥林嫂》后,罗君雄不再拍摄剧情片,转而全力制作纪录片。踏入80年代,他先后推出《中国神童》(1985)、《神州大地女儿国》(1986)及《中国三军揭秘》等,1993年,他与家人移民加拿大多伦多。

张鑫炎:武侠片一代宗师

张鑫炎(1934—),生于浙江宁波,16岁加入国联影业有限公司做小工,翌年再入南洋片厂学习洗印技术及剪辑,1952年开始担任剪辑师,首部公映的影片为《真假欧阳德》(顾文宗导演),后加入“长城”,担任过剪辑、副导演、编剧、导演等职。他是香港乃至华语电影史上最重要的武侠动作片导演之一,其执导的《云海玉弓缘》率先将“吊威亚”移入香港电影,而《少林寺》更堪称华语片的盛名之作。

1982年,华语影坛诞生了一部惊天动地的经典之作——《少林寺》,非但内地赴影院观看的观众超过5亿人次,在香港票房也冲破1600万港元,最终还获得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特别奖”,至今对华语功夫电影仍有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对许多观众影迷而言,《少林寺》的巨大成功也使导演张鑫炎之名重新回到他们久违的记忆里。

事实上,纵观张鑫炎的电影生涯,实与功夫武侠题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担任过多部由胡鹏执导的“黄飞鸿”系列电影的剪辑师,但在这些“黄飞鸿”片中,真正以“张鑫炎”之名出现在工作人员名单中者竟寥寥可数(如1956年的《黄飞鸿官山大贺寿》),其他若非不出其名便是误写为“张兴炎”。

1957年,张鑫炎先为“新华”担任剪辑师,后又转投“长城”。1964年,他首次与李启明合导《心上人》,票房、口碑皆佳,但对张鑫炎来说,他更喜欢拍的类型是武侠片,因此随即与傅奇一拍即合于同年合导《五虎将》,1966年,两人又合导了被誉为“新派武侠片”的《云海玉弓缘》,较邵氏的“武侠新世纪”起步更早,并奠定了张鑫炎的导演地位。

但好景不长,《云》片公映后,内地便爆发“文化大革命”,大批“长凤新”电影工作者被召回内地“体验工农兵生活”,便于回港后创作“工农兵电影”,张鑫炎亦不例外。故如今忆起,张仍觉苦不堪言。

虽则艰难,张鑫炎仍积极突破创作空间的桎梏:1967年与李启明合导的《双枪黄英姑》依然是功夫武侠片,首周便有超过20万观众入场观看,可谓“文革”时期左派电影公司在香港的最佳成绩。1968年,张鑫炎终于得到独立执导的机会,拍摄他的处女作《迎春花》,同年又执导了《过路财神》,而两部皆为喜剧题材。

70年代后,“长凤新”在创作上进一步调整政策,张鑫炎亦得以继续拍摄武侠片,因而催生出《侠骨丹心》(1971,编剧为梁羽生)、《红缨刀》(1975)及《大风浪》(1976)等片,在当时几乎只生产纪录片的左派电影公司中显得尤为难得。1976年“文革”结束,“长凤新”积极恢复电影创作,张鑫炎更是首先发力,拍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时装喜剧《巴士奇遇结良缘》。

然而,《巴》尽管为左派电影在类型创作上带来突破,实质却仍与潮流脱节。1979年,张鑫炎回归到他擅长的武侠片类型中,先赴黄山取景拍摄《白发魔女传》。1981年,张鑫炎接替身体欠佳的导演陈文赴河南嵩山拍摄《少林寺》,入组后,他即着手修改剧本,并将最初的男主角吴刚(亦是“长城”演员)撤换,最终在北京体委找到了年方十八的李连杰。《少林寺》一经公映,当即轰动华人影圈。1984年,张鑫炎再接再厉执导了《少林小子》,香港票房超过2200万港元,高踞全年公映影片票房季军之余,也是全年最卖座的武打电影。1986年,张鑫炎担任“银都”机构副总经理,不过由于年纪渐长,张鑫炎的作品也越来越少,80年代后期只执导了一部《黄河大侠》。1993年,他参与执导《黄飞鸿之男儿当报国》,香港卖座惨败,内地却不乏观众喜爱。1994年,张鑫炎卸任“银都”副总经理一职。1996年,他又协助袁和平执导《太极拳》并兼任剪辑。

2004年,张鑫炎与徐克合作将梁羽生的小说《七剑下天山》改编为同名电视剧,这亦是他的收官之作。现今,张鑫炎的圈中职务是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荣誉副会长,而他的电影作品更是华语武侠电影史上不可遗忘的重要篇章。

胡小峰:左派写实电影名家

胡小峰(1925—2009),“长城”最重要的导演之一,尤其擅长拍摄写实题材,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便是《屋》。1970年,对受极左思潮破坏而致创作停滞的“长凤新”而言,正处于一个调整创作政策的阶段,力求突破工农兵题材的教条掣肘,而在众人努力之下,左派电影亦迎来一轮短暂的“抬头”岁月。其中于该年3月4日公映,由胡小峰执导的反映工人受剥削而被迫上山盖房的《屋》,便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代表之一,至今仍被称为“写实影片的佳作”。

胡小峰出身戏剧,早年曾在上海多个剧团担任演员,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9月从上海南下香港,并加入影坛。1947年,他参演了首部影片《长相思》(张石川导演),翌年恰逢李祖永及张善琨成立永华影业公司,胡小峰报考演员后被录取,并随之参演了《国魂》。新中国成立后,胡小峰受进步思想熏陶,加入了左派影人创办的“读书会”,但随着“永华工潮”爆发,参与“读书会”的人不得不离开“永华”,胡小峰亦在其列,幸而王为一、刘琼、舒适等人很快成立了五十年代影业公司,他总算找到了另一个落脚之处。

胡小峰在“五十年代”的首部影片,是在创业作《火凤凰》(王为一导演)中担任剧务,其后,他又加入费穆的“龙马”公司担任演员。事实上,早在1951年,胡小峰便在“龙马”创业作《花姑娘》中担任过副导演,据其所言,“基本上,编剧和导演都是从朱先生(即该片导演朱石麟)那儿学的”,而朱石麟对胡小峰亦颇为赏识,更邀请他加入公司的“编导委员会”。

其后,胡小峰为刘琼执导的《青春颂》担任副导演,其间,他又加入了长城影业公司。岂料,当《青》拍摄过半,刘琼等人于1952年初被港府遣出,胡小峰则因此“晋升”导演将余下戏份拍完,影片公映时,片头便打出“导演刘琼、胡小峰”的字幕。

在“长城”的日子里,胡小峰先后担任《儿女经》及《孽海花》的副导演。1955年,他开始正式做导演,先与苏诚涛合导了《大儿女经》等三部影片,而1958年的《眼儿媚》则是他首次独立执导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胡小峰还于1960年与金庸(化名林欢)联手执导了越剧片《王老虎抢亲》。“文革”之前,胡小峰先后执导了十多部影片,但随着“长凤新”受政治干涉,他亦被迫减产,甚至一度转拍民间纪录片。1970年,他虽然有机会拍出代表作《屋》,却因片中出现工人抽烟喝酒的镜头而被部分极左人士从“丑化工人形象”批判到“损害无产阶级的形象”之地步,令他蒙受不少不白之冤,包括“有资产阶级思想”及“受了美帝电影毒害”云云。

不过,《屋》仍旧成为当时左派电影的佳作之一,胡小峰亦在其后几年继续他的导演工作,1976年改编自莎士比亚名著《威尼斯商人》的《一磅肉》,则是他的另一部代表作。“文革”结束后,胡小峰又陆续执导了几部影片,直至1985年拍摄《疯狂上海滩》后,他便正式退出影坛。

“凤凰”三女将:任意之、陈娟娟、朱枫

任意之(1925—1978),父亲为电影人任彭年。她1945年赴港,为父亲担任助理及演员,1948年首次负责父亲执导的《女勇士》的助理导演工作,1953年加入“凤凰”,曾任公司编导室主任。陈娟娟(1928—1976),出身童星,在上海长大,曾于1934年首唱中国第一支电影儿童歌曲《牧羊女》成名,1948年赴港,1950年加入“长城”,1953年转入“凤凰”,首部影片为朱石麟执导的《水红菱》,其后又陆续参演了十余部影片。朱枫(1936—),朱石麟之六女,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后加入“凤凰”,于1970年晋升导演。她曾担任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并曾与弟弟朱岩合撰《朱石麟与电影》一书。

1974年,由“凤凰”出品,拍摄广州杂技团来港演出的纪录片《杂技英豪》轰动全国,片中层出不穷的杂技表演场面令平日看惯样板戏或革命题材片的内地观众大开眼界。更值得一提的是,《杂》片与同年“长城”出品的另一部纪录片《万紫千红》(拍摄北京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更成为当时极其罕见的能获准在内地放映的“长凤新”影片,意义重大。

如今,《杂技英豪》仍令影迷难忘,但多数人并不知道导演是谁,甚至当年在香港公映,亦未在片中或海报上注明导演身份。殊不知,该片实造就了一次空前的“三人行”:在任意之、陈娟娟及朱枫三位女导演协作下,该片仅五日便告完成。

较之唐书璇、许鞍华、张婉婷、罗卓瑶等人,任、陈、朱三人说不上是具有个人风格与特色的女性导演,甚至更近乎以技巧服务题材的“执行者”。但三人得以在影坛展露才华,却能使我们从中得悉“凤凰”掌舵人朱石麟的爱才之心:先是提拔新人做副导演,待其了解电影技巧后,他本人再以挂名“总导演”的方式,将“凤凰”制作的影片交由这批年轻编导执行,自己则负责在现场指导他们拍摄,不出数年,便能让他们具备担任正式导演的能力,从而为“凤凰”拍出更多优秀作品。可见,无论男女,只要是热爱电影的人才,朱石麟便乐于栽培,而其精神亦影响了“凤凰”的其他成员,因而实现人才辈出,承前启后。

1953年,任意之加盟“凤凰”,并担任创业作《中秋月》的副导演;两年后,她被朱石麟提拔为执行导演,首部参与的作品是《阖第光临》。到了1957年,她又与文逸民协助朱石麟导演《雪中莲》,并首次与朱氏合撰剧本,从而拓展出“能编善导”的创作新途。

此外,在《雪》片中饰演女主角“严凤英”的陈娟娟,更一口气从少女演到老妇,将这个性格坚毅却命运凄苦的单身母亲塑造得丝丝入扣,非但成为她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拉开了与任意之合作的序幕。

1961年,在参与多部影片的编导工作后,功力渐长的任意之首次独立执导了《满园春色》、《阑闺阴梦》。回顾之下,她实称得上是战后香港影坛的首位女性导演。但更具意义的是,她还在《阑》片中首次将陈娟娟提为副导演,由此开创了两位女性导演合作拍片的先例,至今仍是香港电影史上的一抹亮色。十年后,任、陈两人还首次以“联合编导”身份拍出《三个十七岁》,再为香港女导演创新绩。

此外,朱枫也于1961年加入“凤凰”为父亲担任助手,自此,“凤凰”便拥有了三位编导女将,而这在当时的香港电影公司来说,可谓独一无二。

整个60年代,任意之在“凤凰”自编自导了《四美图》(1963)、《合家欢》(1964)、《含苞待放》(1966)、《白领丽人》(1967)等片,反响不一。陈娟娟则既做演员又当副导,1964年,她随陈静波赴内蒙古阿巴嘎旗拍摄武侠片《金鹰》,上映后成为首部达“百万票房”的香港影片,成就事业的新高峰。到1969年,陈娟娟终首执导筒,与许先合拍《英雄后代》。

相比之下,朱枫早期的作品甚少,父亲病逝后,她继续留守“凤凰”,并逐渐成为旗下的主要导演。1970年,她首次自编并与唐龙合导“凤凰”的首部大型歌舞片《海燕》;1973年又拍出以女工因受工厂资本家剥削而奋起反抗为剧情的《姐妹同心》;而1976年与陈静波合导的《泥孩子》,更被誉为左派写实电影的代表作之一。

1977年,任、陈、朱本欲在《杂技英豪》后再度合体,将美国科幻小说家詹姆斯·冈恩的小说《不死的人》改编为电影版,岂料该年陈娟娟因误服药物致心脏休克猝逝,翌年任意之也因病辞世,“三人行”成为绝响。

其后,朱枫再为“凤凰”执导了几部影片,而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则是纪录片《大西北奇观》(1984),自此,她也成为“凤凰”改组为“银都”前最后一批导演。

方育平:新浪潮冷门大师

方育平(1947—),生于香港,是香港电影史上最传奇的导演之一。其执导的《父子情》及《半边人》非但多次入选“十大香港电影”行列,甚至只要有机构评选“百佳华语电影”或“百佳香港电影”,两作都几乎从未落选,堪称奇迹。

在香港电影金像奖史上,有一位导演曾创下令人目瞪口呆的获奖纪录:整个80年代仅执导过三部影片,却三次为其夺得“最佳导演”殊荣!其后虽有杜琪峰与之打成平手,亦再有许鞍华以一奖之数超越,但与此人高达百分之百的命中率比起来,依然颇有距离。

这位导演,便是许多观众影迷眼中迄今仍显神秘的方育平。称其“神秘”,是因其30年来仅执导过六部影片,且能完整睹尽者屈指可数,加上其作品既无大明星参演又未曾出现武打动作、癫狂幽默甚至暴力色情等当时影坛物尽其用的“卖座元素”,故始终被奉为模糊不清的传奇。但绝不可否认的是,正因曾经拥有方育平,香港电影在艺术创作及类型题材上才拥有了更多彩的面貌。

早在未入影圈时,方育平便开始建立独特的个人风格,如为香港电台制作的《狮子山下》拍摄单元剧《野孩子》,就以写实手法包装伦理题材,贴近生活的真实面貌,关怀社会底层人士,在光影胶片中演绎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结果,《野》夺得当年亚洲广播协会“最佳青年导演奖”,非但为方育平未来事业奠定了基础,也拉开了他“得奖运”的序幕。

1979年,方育平加入“凤凰”,并于两年后推出处女作《父子情》。在该影片中,他大力发挥其写实主义风格,将全片拍得温馨质朴、沁人心脾,非但成为第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大赢家,亦确立了其艺术片导演的稳固地位。

此时,香港电影已踏入繁花盛放的黄金时代,其间多位新浪潮导演也都在短时间内陆续推出数部新作,但方育平却逆此而行,在慢工出细活中完善创作,并进行更新颖的创作尝试。1983年,他带来为评论界所盛赞的作品《半边人》,该片运用“半实录半戏剧”的拍摄手法及非专业演员演出,堪称香港乃至华语电影史上别具一格的杰作。此外,《半》片还让方育平二度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及“最佳导演”。

当然,方育平生存其间的终究是个越发商业化的香港影坛,作品遭市场进一步“边缘化”甚至淘汰也注定是其难以扭转的客观规律。1986年,“长凤新”已合并为“银都”,在其支持下,方育平又拍出一部《美国心》,并再获第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

然而,《美》片在普遍观点里实非他的“锦上添花”之作,故三度夺魁后,诸如“评选保守”、“书生观点”、“有失偏颇”等争议便一度令金像奖尴尬起来。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一位导演竟能对金像奖的评选制度产生如此影响,也属难得。《美国心》在商业上是不成功的,票房仅得113万港元,至此方育平的“神话”光环也渐渐暗淡起来。1990年,他以舞牛制作公司之名执导以舞蹈工作者为主角的《舞牛》,但既不叫好又不叫座,票房低到50万港元,位居全年121部港产片中第117位!《舞牛》的失败,令方育平从此成为香港电影风云变幻中的又一位“边缘人”。90年代开始,他仅执导了《一生一台戏》及纪录片《藏道》,而当时其事业的重心则转移到电视制作及戏剧导演上,并曾编导舞台剧《美国酒店》及参与城市当代舞蹈团的多媒体演出。2006年,他移民加拿大,虽未再执导影片,但仍拍摄多部录影作品;2009年,香港电影资料馆首次为他举办《荧影相随:戏·梦·人生──方育平回顾展》,借此肯定其艺术成就。

尽管从影多年,方育平始终予人“非主流导演”的印象,但他为香港电影工业带来的“另类”影响,却足谓深远。毕竟,在连王家卫亦难脱“商人”之名的香港导演行列里,他称得上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绝不从俗,却能够以冷门艺术题材打动人心的大师级导演,纵观香港电影百年史,其贡献更显弥足珍贵。

严浩:从《似水流年》到《滚滚红尘》

严浩(1952—),祖籍江苏吴县,生于香港,其父严庆澍曾于《大公报》、《新晚报》担任要职,并曾以“唐人”为笔名撰写长篇章回小说《金陵春梦》、《北洋军阀演义》等。严浩擅长执导文艺题材影片,其中《似水流年》及《滚滚红尘》让他分别获得第4届金像奖及第27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香港电影诞生了一股短暂却辉煌的“新浪潮”,迄今为止,它始终被视作香港电影百年史上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至于这股浪潮的先锋者,则公认是拍于1978年,以临时演员的喜怒哀乐为题材的《咖喱啡》,而该片的导演严浩,也由此拉开了他光影生涯的序幕。

1975年,从伦敦电影学院毕业的严浩回到香港,成为“TVB”菲林组(用胶片拍电视剧的创作组)的首批编导之一,同事中还包括其师姐许鞍华。1978年,严浩与陈欣健、于仁泰合作成立影力电影公司,创业作《咖喱啡》票房达200多万港元,位居全年十大卖座片之一。但严浩并未因此继续“影力”,而是转投“嘉禾”,并先后执导了少年犯罪片《夜车》(1979)及搞笑喜剧《公子娇》(1981),此时,他也开始在作品中添注更鲜明的主题。

1984年,严浩在夏梦的青鸟电影制片有限公司支持下,赴广东潮汕执导乡土文艺片《似水流年》。这是“青鸟”的收官之作,却一举夺得第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等在内的多项大奖,而严浩也因此踏上新高峰。然而,由于用真名在大陆拍片,严浩也一度遭台湾方面封杀,唯有写“悔过书”才能过关,为此他也付出三年未拍新戏的代价。

1987年,严浩赴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执导了《天菩萨》,虽然是冷门题材,但严浩对内地风土人情、文化观念几乎全无隔阂的拿捏及掌控,却成为当时香港影坛一个少有的异数。也正因如此,1988年,严浩受徐克的电影工作室之邀,以身兼编、导、演三职开拍《棋王》,岂料没过多久,两人便因在创作与风格上理念不合而将《棋王》停拍,而这亦成为严浩事业的一个低潮。

1990年,严浩与原作者三毛一同将小说《滚滚红尘》改编为剧本,并在徐枫的汤臣(香港)电影有限公司支持下拍成电影。结果,《滚》片在台公映时非但以1400多万(新台币)票房成为全年最卖座的华语文艺片,在香港影市收入也超过600万港元,成为严浩从影以来在港票房最高的作品。更令人咋舌的是,影片还在第2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上获得12项提名,并最终夺得包括“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等在内的八项大奖,至今仍是金马奖获奖数量纪录的保持者。《滚滚红尘》在商业及艺术上的双重成功,也令严浩在翌年得到复拍《棋王》的机会。当然,此时严浩依然无法与徐克磨合,最终唯有硬着头皮将之完成,而《棋王》尽管票房惨淡又拿不到任何奖项,但在多年后的今日,依然有许多影迷对此津津乐道。

自90年代中期始,严浩开始将创作视角置于内地农村,力求在乡土实景及朴素气息中突出对人性命运的探讨及思考,“宿命”在其作品中的价值与意义更是不降反升。1995年,他将张成功小说《苦海中的泅渡》改编为《天国逆子》,令斯琴高娃成为第一位夺得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奖影后的内地影星。值得一提的是,十年前,亦是严浩以《似水流年》让她做了首位来自内地的金像奖影后。1996年严浩再接再厉,将莫言的《姑奶奶披红绸》拍成《太阳有耳》,并夺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而这两部作品的问世,亦令评论界坚称:芸芸香港导演里,唯有严浩能将内地题材拍出与内地导演无二的面貌!

但遗憾的是,《天国逆子》在香港乏人问津,《太阳有耳》更是没有戏院愿意排片放映,最终只有先后于研讨会及艺术中心放映两场,才能让相当有限的观众得机一睹。自此,严浩的作品越来越少,十年间只有《我爱厨房》(1997)、《庭院里的女人》(2001)及《抹茶之恋味》(2005,另名《鸳鸯蝴蝶》),但与其说是他创作力不复以往,不如说这是他对个人风格的坚持:淡而有味,言之有物,不盲目商业化,追寻命运的价值与身份的定位。

2012年,严浩推出了他的新作《浮城大亨》,反响虽不尽如人意,但幸运的是,时隔7年,观众依然在香港的情怀、历史的变迁、命运的冲击、人性的坚守里,找回了原来的严浩。而此时对严浩来说,其不循北上大潮而行的态度无论会否被唤作“独行者”已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终究能作为香港电影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延续着属于自我的创作。

列传·影星

鲍方:能导能演老戏骨

鲍方(1922—2006),原名鲍继焕,祖籍安徽歙县,生于江西南昌,是“凤凰”最著名的演员、导演之一。

鲍方的电影生涯始于1948年,当时他刚由桂林来到香港,便在欧阳予倩推荐下加入李祖永的永华影业公司。同年,他在《国魂》中饰演“老狱卒”一角,这亦是其电影处女作。

尽管《国魂》未捧红鲍方,却很快让他得到出演主角的机会。1949年,他获邀出演《大凉山恩仇记》中的男二号“郑明”,戏份仅次于刘琼,比起两人在《国魂》时的差别,他已可谓“一跃而起”!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永华”亏损严重,《大》并未给鲍方带来更多的机会。因此,他于1950年离开“永华”,先做过一段时间记者,又担任影片配音师,继而陆续为多家独立公司拍片,直至1955年,已演出过十余部作品。

1954年,成立“凤凰”不久的朱石麟邀鲍方加盟,向来声称“喜欢的电影是倾向于文化知识”的鲍方与之一拍即合,以不到1000港元的月薪成为“凤凰”的主要演员。1955年,鲍方参演在“凤凰”的首部影片《一年之计》,其后又参演过“长城”出品的《大富之家》、《三恋》、《鸣凤》等片。1960年,他首次参与导演工作,与朱石麟、陈静波合导《有女初成长》,其后又与陈静波合导《乱点鸳鸯》(1962)及《对窗恋》(1962)两部影片,1964年首次独立执导处女作《假婿乘龙》,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颇受欢迎。

1966年,鲍方为“凤凰”执导《画皮》,更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赞赏:“有艺术性又有思想性,也有教育性。”结果,鲍方说了一句:“后头有一段描述主角把画皮撕下来变成狰狞的鬼,跟大师斗法的戏,那段戏太简单了,不够恐怖。”而被陈毅笑骂:“要那么恐怖干吗?你不要搞恐怖主义呀!”传为影圈佳话。同年,他还执导了武侠喜剧《我来也》,由此捧红男主角江汉。

然而就在这一年,内地爆发“文化大革命”,令“长凤新”发展遭到重大打击,鲍方亦深受其害。直至1974年,他仅执导了四部影片,其中《沙家浜歼敌记》(1968)及《大学生》(1970)更是立场明显偏“左”的“样板”之作。

1974年,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并赠其《楚辞》的新闻,令鲍方萌生创作《屈原》的念头,最终力排众议自导自演。岂料,《屈原》上映前夕,黄霑看过宣传片段后在报纸上撰文称:“香港左派胆子真大啊,这不是借屈原讽刺毛泽东和江青吗?”此评论一出,当即引起轩然大波,其后新华社更下令抽走影片,最终“凤凰”唯有对外声称“影片拷贝损坏”而将《屈原》停映,令鲍方备受打击。所幸,粉碎“四人帮”后,《屈原》终以“文革”后第一部引进的香港电影之身份在内地公映,并成为鲍方电影生涯的代表作。

80年代后,鲍方一度脱离幕前演出,仅执导了《密杀令》(1980)及《崂山鬼恋》(1984)两部影片。其间,他受王天林之邀加入“TVB”,并演出首部电视剧《京华春梦》,而1982年的《万水千山总是情》则是他电视生涯的代表作。1983年,鲍方从“凤凰”退休,除参演电视剧,便是在多部影片中客串一角,1997年的《四季约会》,则是他最后一次电影演出。

1999年2月,鲍方妻子刘苏(亦是演员)病逝,其后他本人在广西拍摄“TVB”剧集《茶是故乡浓》期间中风昏迷,三个月后方才苏醒,从此不再参与演出工作,同年,他获得中国香港电影金紫荆奖“终身成就奖”。

傅奇:“长城”硬小生

傅奇(1929—),原名傅国梁,祖籍浙江宁波,生于辽宁沈阳,20岁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1950年定居香港。后成为“长城”当家小生,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影坛红极一时。

傅奇之所以能踏入光影银幕的世界,实有“因缘际会”的成分在内:1952年,他随友参观长城电影制片公司摄影棚,其间被时任公司董事长的袁仰安赏识,并成功通过试镜成为“长城”旗下演员。同年,他在处女作《蜜月》(李萍倩导演)中出演主角,并与饰演女主角的石慧相识相恋,1954年3月6日,两人共结连理。

婚后,傅奇的演艺事业越发红火,一方面在多部类型各异的影片中出演主角,并凭借其宽广的戏路及精湛的演技跻身当红小生行列,另一方面又积极参与幕后工作。1955年,他首次在《不要离开我》中兼任主角及副导演(导演是袁仰安)。1959年,又参与撰写《真假千金》(罗君雄、陈静波、朱石麟导演)剧本。1964年,他首次参与导演工作,与张鑫炎联合执导功夫片《五虎将》。1966年,与张氏合导《云海玉弓缘》,非但带出刘家良与唐佳这对日后名扬武侠片的武指组合,更首次为武侠飞檐走壁的特技发明了“吊威亚”,对华语电影工业影响深远。

作为左派影人,60年代经历香港政治动荡的傅奇也毅然走上抗争前列,因而成为港英当局的“眼中钉”。1967年5月,“六七暴动”拉开帷幕,傅奇曾携石慧参加九龙英姿青洲水泥厂工人罢工的“慰问团”,并参与港督府外的抗议活动。5月16日,“六七暴动”事态升级,一众左派人士于当日宣布成立“反抗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傅奇加入“斗委会”成为常务委员之一。7月15日,多名荷枪实弹的港警闯入傅奇夫妇位于又一村花圃街18号的家中将两人逮捕,随之押送至位于摩星岭的“白屋”。其后,两人遭港英当局以“涉及当前动乱”之罪名控为“政治犯”,在狱中度过长达八个月的囚禁生涯。

1968年3月,港英当局企图将傅奇夫妇递解出境,为此除将两人与其他狱友隔离关押,又向傅奇出示一份内容为所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者而自愿返回中国”的文件让其签字,但被傅奇坚拒。据曾出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左派人士蔡渭衡回忆,港英见傅奇拒绝“自愿出境”,曾威胁要强行将他们夫妇俩送往台湾地区,傅奇义愤填膺地将之控诉为“政治谋杀”,更疾呼:“我敢保证,能去到台湾的不会是两个人,而是两具尸体!”同时又声称:“如果要强行将我们递解去深圳,我们就坚决不过去!”

傅奇夫妇的态度令港英当局大感头痛,但仍于1968年3月14日将两人带往罗湖,并于当日中午12时要求他们“走过去”。岂料,傅奇夫妇走到罗湖桥中间便停步不前,坚持不肯踏过界,最终,港英当局见对傅奇夫妇无可奈何,唯于翌日(3月15日)同意他们回港。随后,重返香港的两人再被逮捕送回摩星岭集中营,此时距他们踏上罗湖桥已过了31个小时。傅奇夫妇此举日后被舆论称作“罗湖桥头抗争事件”,传为佳话。

重获自由后,傅奇很快返回影坛,参演《社会栋梁》(1968)、《玉女芳踪》(1969)、《侠骨丹心》(1971)等片,1975年的《红缨刀》则是他最后一次幕前演出。“文革”结束后,傅奇引退幕后,并担任“长城”总经理。1982年“长城”与“新联”合并为中原电影制片公司,傅奇则担任《少林寺》之策划。1983年“长凤新”合并为“银都”,傅奇成为公司首任总经理,并于翌年首次监制《少林小子》。其后,又陆续监制《神州大地女儿国》(1986)、《黑太阳731》(1988)、《童党》(1988)、《中华英雄》(1988)、《黄河大侠》(1988)等片,并出品许鞍华执导的《书剑恩仇录》(1987)及《香香公主》(1987)。

80年代后期,傅奇夫妇退出影坛移居加拿大,自此在温哥华颐养天年。1995年,两人同获“中华影星”殊荣。据近年采访称,夫妇俩平日以绘画、运动及听歌剧为爱好,闲暇时则乘游轮游览多国。

傅奇夫妇育有二女一子,其中幼女傅明宪曾进演艺圈拍片,首部作品为《开心鬼放暑假》,但出品公司“新艺城”担心台湾当局发现傅明宪为左派影人子女而惹来麻烦,傅明宪遂改名为“孙慧”(其母石慧原名孙慧丽,取其前两个字)。

石慧:革命情侣斗罗湖

石慧(1935—),原名孙慧丽,祖籍浙江吴兴,生于江苏南京。1951年,16岁的石慧赴长城电影制片公司试镜,并为导演卜万苍所赏识,随之先于卜氏创办的泰山影业公司参演处女作《淑女图》,其后再正式加盟“长城”,为当时著名的“长城三公主”之一。

与丈夫傅奇相同的是,石慧加盟“长城”后便能以新人身份晋升为主角,但说到产量,她却凌驾于傅奇之上:仅1952年,她就一口气在《百花齐放》、《一家春》及《蜜月》三部影片中饰演女主角。

凭借《百》与《一》的出色演出,石慧得以在香港及南洋等地区迅速走红,非但与早其一年加入“长城”的夏梦成为公司的两大当家花旦,就连《长城画报》都将她的成名速度称为“影坛史无前例”,可知“长城”勇于捧出新人担纲主角的做法,实乃先人一步的良策。

值得一提的是,石慧在拍摄《一家春》期间,傅奇也加入“长城”。其后,两人首次于《蜜月》中合演情侣,上映后颇受欢迎,“长城”遂将两人捧为“银幕情侣”。1954年3月6日,两人终于结为夫妻,当时傅奇25岁,而石慧只有19岁,堪称影坛最年轻的“夫妻档”!此外,傅奇与石慧结婚后两周,由傅奇及乐蒂主演的《都会交响曲》公映,“长城”特意将之前拍的婚礼实况剪辑为《傅奇、石慧结婚特辑》,并在《都》放映结束后免费加映,可谓一次相当有趣的“话题营销”。

结婚生女后,石慧的形象及事业并未受到影响,反而渐成50年代国语影坛最红的女明星之一,与夏梦、陈思思并称为“长城三公主”。直至60年代初,石慧除参演多部影片,更曾与丈夫一同尝试幕后,1955年的《不要离开我》便由傅奇担任男主角兼副导演,石慧则担任女主角兼场记。此外,石慧还尝试在银幕上大展歌喉,1957年的《妇唱夫随》(朱石麟导演)便由她亲自演绎片中的几首主题歌,堪称多才多艺。

1960年后,石慧继续活跃影坛,1961年更首次为胡小峰执导的《旧梦重温》担任副导演,并现场“调度”饰演男主角的丈夫傅奇。60年代中期,石慧除参演《龙凤呈祥》(1964)、《蟋蟀皇帝》(1966)等代表作,又于1964年在香港大会堂举办女高音独唱会,是为首位在港举办美声独唱会的女高音歌手。

1966年内地爆发“文化大革命”,同年的《小忽雷》则成为石慧遭逮捕前的最后一部影片。1967年5月香港掀起“六七暴动”,傅奇加入“斗争委员会”,石慧则投身街头抗议活动,当时曾有记者拍到她在示威人群中挥动《毛主席语录》的照片。同年7月15日,港警将两人逮捕关入集中营,但石慧拒不屈服,更与丈夫一同在罗湖桥头反抗港英当局的递解行动,最终成功回到香港。

重获自由后,石慧于1969年恢复演出。直至1970年,她在参演最后一部作品《冤家》后淡出幕前,但仍担任“长城”演员室主任、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理事长等职,在其影坛的最后岁月,亦曾积极发掘新人,冼杞然便是其一。

1988年,石慧退出影坛,在北京举办个人画展后,随夫移居加拿大,过着与世无争的休闲生活。尽管30年未再目睹石慧在银幕上的风采,昔日“长城三公主”的美誉,却永远留在了观众影迷的记忆深处。

陈思思:俏公主

陈思思(1938—2007),原名陈丽梅,60年代“长城”一线女星,与夏梦、石慧并称为“长城三公主”。

1953年,15岁的陈丽梅随家人迁居香港。一次偶然的机会,好友极力动员她去报考长城电影制片公司,陈丽梅抱着好奇的心理前往。未施粉黛、一袭长裙的她,吸引了主考官的目光。由此,陈丽梅顺利进入“长城演员训练班”,取艺名“陈思思”。

1956年,陈思思首次亮相《红颜劫》,继而在“长城”重要作品《鸣凤》中饰演配角“婉儿”,而饰演女主角的石慧,是彼时与夏梦并肩的“长城”当家花旦。1957年,陈思思迎来了成名作《红灯笼》。在这部电影中,她塑造了一个豪放俊逸然而又勇敢坚贞的绿林女英雄形象。后来更相继主演《魔影》(1957)、《金美人》(1959)、《香喷喷小姐》(1958)等片。

1964年,由李萍倩导演、易文编剧的《三笑》,将陈思思推向演艺生涯最辉煌的时刻。对于这个流传千年的才子佳人神话,聪慧美丽的丫鬟“秋香”,早经戏剧和电影深入人心。对香港观众而言,亦早有白雪仙在粤剧中泼辣“秋香”珠玉在前。而在这部黄梅调电影中,陈思思饰演的秋香,平添了俏丽和妩媚,她的肢体语言婀娜多姿,抚琴、甩袖、俯身下拜,每一个动作都准确到位。陈思思亲自演唱的小调,更成为街头巷尾、经久不衰的时代之音。

此后,陈思思跃居“长城”当家花旦之位,在《云海玉弓缘》中扮演豪爽、多情的侠女厉胜男。在歌唱片《双女情歌》中分饰姐妹两个角色,性格一刚一柔,在演技上有所突破。彼时,夏梦、石慧、陈思思并称为“长城三公主”,常齐聚出席各类慈善活动,是香港最耀眼的明星。

陈思思的个人生活也令影迷津津乐道,1961年她与当时凤凰影业公司的英俊小生高远结为佳偶二人合演影片《金美人》、《飞燕迎春》,以情侣组合身份亮相。但1970年二人离异后,陈思思一度息影,八年后才重投“长城”,复出后声望已大不如前。“凤凰”公司《密杀令》,为陈思思正式封山之作。

朱虹:百万女星

朱虹(1941—),原名朱圆圆,祖籍云南昆明,1941年在当地出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她是“凤凰”首屈一指的当家花旦。

1964年12月17日,由凤凰影业公司出品,并以“首部赴内蒙古取景的香港电影”为名的古装巨制《金鹰》正式公映。影片一经推出,便在全港掀起观影热潮,最终票房冲破百万港元大关。事实上,《金鹰》非但是香港电影史上首部“百万影片”,女主角朱虹更在芸芸香港女星中先拔头筹,摘得首个“百万女星”之名!

不过,当年朱虹得以加入影坛,实乃无心插柳的产物:某日去片场只为旁观拍戏,却因长得一副漂亮的容貌而被推荐给在现场的朱石麟。后来“凤凰”导演任意之更亲自来朱虹家中邀她拍戏,还保证“我可以让你边拍戏边读书”,朱虹自此与银幕结缘。

1957年,朱虹参演了处女作《男大当婚》,反响不俗。翌年,她又陆续参演了《夜夜盼郎归》及《情窦初开》两部作品。事实上,朱虹可谓当时国语影坛的幸运儿,作为其第三作的《情》前后在影院放映了四个多月,“有两家戏院分别连续放映了一个多月,当时这是一个纪录,国语片未试过做这么长的时间。”也正因《情》的巨大成功,在《夜》海报上仍为“凤凰新星”的朱虹名气顿时来了个“三级跳”,跻身“凤凰”当家花旦之列!《情窦初开》后,朱虹又陆续在“凤凰”演出了十多部影片,号召力今非昔比,到了1964年的《金鹰》,又成就她演艺事业的新高峰。但在《金鹰》打破票房纪录后,朱虹亦如其他红星般,开始被其他电影公司轮番挖角,但皆为她婉拒,原因正如其言:“我们一腔热情,满心抱负,为了公司运作下去也要拍!”这亦是当年众多爱国进步影人的精神写照。

1966年内地爆发“文化大革命”,香港左派电影遭受重大打击,但朱虹仍在此阶段主演了《烽火孤鸿》、《沙家浜歼敌记》、《虎口拔牙》、《大学生》等片。1970年,她与陈静波结婚,自此四年未再拍戏,直至鲍方邀其参演《屈原》方告“复出”。然而,由于《屈原》一度遭封杀禁映,朱虹的这部“复出之作”,直至1977年才得以上映。“文革”过后,朱虹在电影上仍无增产之意,反意欲退居幕后,1981年的《父子情》,便是她迄今为止最后一部影片。后来,“长凤新”被合并为“银都”,朱虹亦在此时转任行政公关之职。1988年,身为总经理的傅奇邀朱虹担任《黑太阳731》的执行监制。结果,《黑》片不仅成为“电检处”推行三级制后首部被划为“三级片”的华语电影,还在当年拿到过千万港元的票房成绩,至今仍是最令内地观众难忘的影片之一。

90年代后,朱虹参与协助电影资料馆建立“口述历史”资料库,同时又策划出版书籍《情系香江五十年》等电影书籍,以各种方式为香港电影尽心尽力。如今,她则成为云南省政协委员。尽管朱虹已有30多年未出现在银幕上,但作为“凤凰”当家花旦的她,却代表了香港电影的一个辉煌时代。

白茵:“新联”花旦

白茵(1942—),原名陈惠贤,祖籍广东新会,1942年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童年赴港定居。她的电影生涯始于“新联”,且为“新联”当家花旦,是20世纪60年代最红的粤语片女星之一。“长城”有夏梦、石慧及陈思思“三公主”,“凤凰”则有朱虹稳坐花旦之首,那么“新联”又由哪位美人当家?正乃白茵是也!

1959年,“新联”开拍《骗婚》,年仅16岁的白茵获得了试镜的机会,但当时她仅视其为一份“暑期工”。然而,在《骗婚》导演卢敦眼里,白茵却是一个可塑之材,非但让她担纲女主角,更为宣传影片而特地举办一场“白茵造像晚会”。《骗婚》公映后,虽不至让白茵大红大紫,也总算为她赢得了名气。

1961年,“新联”宣布开拍由李晨风执导的《苏小小》及《湖山盟》,且得上海电影制片厂支持赴杭州拍摄外景,而两片的女主角“苏小小”及“连琐”,则尽皆落在白茵身上。对于首次饰演古装角色,白茵可谓打起十二分精神,甚至由四位导师亲自教导各个细节。

1962年4月17日及9月12日,《苏小小》及《湖山盟》先后公映,一时间盛况空前,其中《苏》更多次加映场次,并在日后重映长达十余次(至1979年仍有重映),最终高踞香港全年粤语片票房冠军,而《湖》亦获成功,于全年粤语片中摘得亚军宝座。两部主演影片成为全年最卖座的第一和第二名,对白茵而言,无疑是前所未有的成绩,且无论当日还是现今,都始终有许多观众影迷为其在片中美丽动人的形象及温婉隽永的表演所折服,全不让西湖实景专美。《苏小小》与《湖山盟》奠定了白茵“新联花旦”之地位,也让她成为粤语影坛炙手可热的红星之一,更引来其他电影公司出面挖角。但面对水涨船高的片酬诱惑,白茵始终不为所动,反而兢兢业业为“新联”服务近20年,用她本人的话说就是:“我一心一意是‘新联’,目标就是我家、‘新联’两个地方,没有灰色地带。”“没有‘新联’就没有白茵,我不会这样离开。”

但1967年后,受极左思潮波及的“长凤新”产量不断下滑,其中“新联”1971年及1972年更陷入全面停产状态,白茵的电影事业自然受到打击。因此在1970年拍罢蔡昌执导的《肝胆照江湖》后,她一度淡出银幕,直至1976年方在“新联”出品的唯一一部故事片《至爱亲朋》中出演女主角。

1977年后,白茵事业转向电视领域,但在“新联”被合并为“银都”前,仍参演其出品的最后一部影片《势不两立》(1980)。至此,白茵已演出了近30部影片,而除了张活游夫妇合组的“山联”出品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外,其余影片无一不是“新联”出品。

1987年,白茵复出拍戏,1996年在参演最后一部影片《偷偷爱你》后,她再次退出银幕,回到她早已适应的电视圈,直至2012年年底正式退休。值得一提的是,白茵虽已十余年未再拍戏,却并不意味着她与电影再无联系。相反,她自2000年后为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工作至今,并担任副理事长,此时距她凭《苏小小》大红大紫,也已过去半世纪了。

江汉:我来也!

江汉(1939—),原名姜永明,生于辽宁省沈阳市,后在香港长大。他曾做过童星,后成为朱石麟的凤凰影业公司当家小生之一,代表作为武侠喜剧《我来也》。

虽曾做过童星,但江汉长大后之所以加盟“凤凰”,全因朱石麟的极力邀请。当时,年方十八的江汉外形俊朗、气质阳光、身型健硕,正是银幕小生的典型标志,何况经历《一板之隔》的合作,朱石麟亦对江汉的表演天赋赞赏有加。

江汉在“凤凰”的首部影片,是由朱石麟、文逸民及罗君雄执导的《野玫瑰》,处女作便任男主角,还与已在影坛大红大紫的朱虹演感情戏,对他无疑是一段难忘经历。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江汉陆续参演《十七岁》、《五姑娘》、《有女初成长》及《雷雨》等国语片。1961年,他在“新联”出品的《海角追踪》中出演男主角,而这亦是他从影以来的首部粤语片。自此,江汉逐渐成为当时少数同时活跃于国语、粤语片圈并皆具名气的影星之一。

尽管出身左派电影公司,60年代初的江汉并非只为“长凤新”拍戏。自1962年的《峨眉三剑侠》始,他为有“粤语武侠片专业户”之称的峨眉影片公司演出了多部影片(皆由李化执导),其古装大侠形象同受欢迎。眼见于此,“凤凰”在开拍《刘海遇仙记》时,亦请江汉出演男主角。

1966年,江汉已成为“凤凰”及“新联”的当家小生之一,演出影片超过40部,当中不乏与“长凤新”花旦如石慧、朱虹、王葆真及白茵等合作之作。就在这年,鲍方执导武侠片《我来也》,江汉则在片中饰演神偷“我来也”。《我来也》上映后大受欢迎,连新加坡、马亚西亚一带亦反响热烈,直至20多年后的1998年,新加坡仍制作了一部以“我来也”为主角的电视剧《怪侠神偷》,可见其影响力深远。此外,内地在“文革”结束后亦曾放映过不少“长凤新”的影片,当中便包括《我来也》,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内地观众对“我来也”记忆犹新。而正因影片获得成功,1968年,鲍方还与唐龙合导了续集《我又来也》,并由江汉再演“我来也”。

60年代后期,江汉与鲍方合作频繁,包括《沙家浜歼敌记》及《大学生》等。踏入70年代,江汉银幕作品不多,但仍有代表作问世(如《泥孩子》等)。1978年后,他还参与执导了《荡寇群英》、《泰山屠龙》等功夫片。

1979年,江汉将事业重心移入荧幕。1980年,他在“凤凰”总经理陈静波支持下,与刘松仁及丁亮等人合作成立宙斯影片制作公司,并担任《碧水寒山夺命金》的策划及演员,而这亦是杜琪峰的导演处女作。同年演罢鲍方执导的《密杀令》后,江汉再次减少幕前演出,转为策划《爵士驾到》(鲍德熹导演处女作)及《乱世英雄乱世情》(刘松仁执导),并为纪录片《今古婚俗奇观》做国语配音。

1992年,江汉从“亚视”转投“无线”,并在此服务至今,其间偶尔做玩票演出,他迄今为止参演的最后一部影片是2006年的《我要成名》。

周聪:“新联”、“光艺”双线小生

周聪(1932—),原名冼锦荣,祖籍广东番禺,他虽曾为多家电影公司拍片,但他既是“新联”力捧的第一代小生,又担任过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理事长及副理事长等职,可谓不折不扣的“新联人”。

1969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四个年头,而“长凤新”则在遭受极左思潮及“六七暴动”冲击后,一度创作停滞、人才流失、产量萎缩,几乎无法在“常态”下从事电影制作。

既然难以“长凤新”之名发展创作,左派阵营遂转以支持成立独立制片公司的方式拍片,其中一家便是由周聪及李兆熊(李晨风之子)合组的现代制片公司。事实上,“现代”公司非但是“文革”期间唯一一家由“长凤新”幕后扶持的电影公司,也是有“新联第一代小生”之称的周聪从影以来成立的唯一一家电影公司。

20世纪50年代已投身粤语片圈的周聪,加盟的首家公司并非“新联”,而是由黄卓汉成立的岭光影业公司,并于1955年担纲处女作《碎琴楼》的男主角。翌年,在太平戏院司理黄庆华的引荐下,周聪转投“新联”,成为旗下首位小生,1957年的《烈女香香》则是他在“新联”首部出演男主角的作品。其后,他更与“新联”的当家花旦白茵组成银幕情侣。

60年代初,周聪陆续主演了“新联”出品的《湖畔香魂》、《苦命女儿》、《苏小小》、《湖山盟》等影片。1962年,在得到廖一原的同意后,周聪受秦剑及陈文之邀转投光艺制片公司。其后数年,他一直为“光艺”与其姐妹公司“新艺”拍片,这非但是他产量最丰富的时期,也让他稳坐“新艺小生”之首,名气并不逊于“光艺”的谢贤、胡枫、龙刚等人。

1966年,周聪重返“新联”,并于三年后成立现代制片公司。尽管得“长凤新”资金支持,“现代”却并非如三家公司般紧随政治而行,反拥有较自由的创作空间。当然,在整体的拍片思路上,“现代”仍如“新联”般,走上寓教于乐、导人向善的路线。

1970年,“现代”推出创业作《意乱情真》,由李兆熊编导,周聪担任男主角,影片完成后由“新联”排片放映。1972年,“现代”又拍摄了《群芳谱》及《半生牛马》两部影片。前者触及飞仔、吧女、高利贷等话题;后者更以香港“散仔馆”(类似于贫民聚集的“笼屋”)为剧情背景,是当时左派电影中为数不多的写实题材。但由于未能跳脱阶级观及批判意识的局限,两片都未能像龙刚的《飞女正传》那样成为社会写实片的代表作。1972年后,“现代”也结束了其运作。“现代”结束前后,粤语片市道已处绝境,周聪也一度淡出银幕,转入电视圈,直至1976年“新联”邀其主演《至爱亲朋》方才复出,而他亦担任了影片的副导演一职。1978年,由李晨风执导(亦是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的《辣手情人》,则是他为“新联”演出的最后一部电影。

踏入80年代,周聪专注于电视事业,在“TVB”参演了多部电视剧集,但“长凤新”合并为“银都”后,他亦曾于“银都”戏院任职。90年代后期,他又连任三届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理事长,直至2005年方才卸任。

方平:转做幕后的明星监制

方平(1951—),祖籍广东潮州,前“长城”著名小生,今为华语影坛的著名监制。

1968年,为扭转产量急剧萎缩、拍摄题材受限、创作人才流失、影星青黄不接等颓势,“长凤新”联合举办了一届规模空前的演员训练班,学员达25名之多,而这批新人除出身“根正苗红”,还要完成长达一年的培训课程方有机会拍片。

在这批学员里,如今仍有几位在影坛赫赫有名。除鲍起静、吴沧洲(曾凭《笼民》获金像奖“最佳编剧”)、施扬平(《南北少林》、《中华英雄》、《西楚霸王》等片编剧)外,最为人所熟知者便是方平。

考入“长凤新”演员训练班时,方平只有17岁,但成为演员后,他即做上了“凤凰”出品的《天堂奇遇》男一号。1974年,在拍罢《球国风云》后,方平再转入“长城”,参演《万户人家》及《一磅肉》,小生地位得以巩固。

1977年,经历“文革”破坏的“长凤新”在创作上逐渐抬头,张鑫炎率先突破题材限制执导了《巴士奇遇结良缘》,而方平则在片中饰演主角——巴士售票员“阿义”。《巴》于1978年2月6日上映后,除两周内票房超过百万港元,还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引进内地放映的香港电影之一。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内地观众看来,《巴》可谓最令其难以忘怀的经典回忆,因该片除让他们一睹当时香港的社会风貌,也令勤奋上进、勇敢正直的“阿义”成为年轻人的榜样。作为男主角,方平自然在内地名气大增。

1979年,方平担任张鑫炎执导的《白发魔女传》男主角。在黄山拍摄期间,剧组遇见在此视察的邓小平,邓主动对方平说:“我认识你,我们可以一起拍照吗?”更珍贵的是,《白》片也为方平带来与银幕拍档鲍起静的姻缘,两人于1981年结婚。

1982年,方平出演岳父鲍方执导的《崂山鬼恋》男主角,并首次担任影片副导演。1982年11月,“长凤新”合并为“银都”,方平随之离开,1986年,他又出山成立了金采制作公司,创业作是改编自亦舒小说的《喜宝》,而方平不仅担任监制及策划双职,还邀小舅子鲍德熹(当时还叫鲍起鸣)担任摄影师。

1989年,因得李连杰应允合作,方平一度欲主攻台湾市场,却因李氏被罗大卫拉去“嘉禾”而夭折;但同年他再以“金采”之名与台湾片商蔡松林的学甫有限公司合作出品《人在纽约》(方平担任监制),在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上夺下包括“最佳剧情片”在内的八项大奖,不仅创获奖数量纪录,也可谓方平从事幕后领域的代表作。

1990年始,方平进一步拓展幕后工作,数年间除监制、策划了《小偷阿星》、《血在风上》、《洪熙官》、《九纹龙的谎言》、《烈火青春1998》、《濠江风云》等片,亦执导过《弃卒》、《绣绣和她的男人》。值得一提的是,其间已人到中年的方平还在多部影片中转演多个阴险奸诈的“老大”或奸商角色,如《富贵黄金屋》、《侠圣》、《真心英雄》等,同样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1999年,方平以一部《真心话》展开了与尔冬升的长期合作。十余年来,两人携手的包括《忘不了》、《旺角黑夜》、《早熟》、《神经侠侣》、《千杯不醉》、《新宿事件》、《窃听风云》、《一路有你》、《枪王之王》等片,在商业或艺术上各获成功,他们亦成为华语合拍片浪潮中最出彩的“黄金搭档”之一。与此同时,方平亦为“银都”监制了《桃花运》、《老港正传》、《李献计历险记》等片,加上频频参与幕前演出,虽至花甲之年,其电影事业却依然精彩纷呈。

鲍起静:从“祥妹”到“贵姐”

鲍起静(1949—),圈中人称“鲍姐”,1966年首次参演“凤凰”的《我来也》,后成为“长城”花旦之一,2010年获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殊荣。

2010年4月18日,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举行。当晚,已踏入花甲之年的鲍起静凭借《天水围的日与夜》的“贵姐”一角荣获影后桂冠,而这亦是金像奖影后连续四年为内地女演员夺得后,首次颁予香港女演员。当鲍起静获奖时,现场人士纷纷站起鼓掌致意,身边一众好友更是激动得当场洒泪,堪称全晚最感动人心的一幕,也足见她在圈中德高望重的地位。

鲍起静自幼在香港长大,1966年,她在读中学(属左派子弟学校的香岛中学)期间,其父鲍方曾想将她送往广州就读,但因“文革”爆发作罢。同年,因父亲执导武侠喜剧《我来也》,鲍起静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银幕角色:在片中饰演“祥妹”一角。加上受家庭影响,对表演早已兴趣盎然,经此“触电”后,鲍起静便决心投入演艺圈。

1968年,中学毕业的鲍起静考入由“长凤新”举办的演员训练班,同学包括方平、蒋平、施扬平、吴沧洲、林炳坤等,为期一年。1969年,鲍起静毕业后被分配入“长城”成为基本演员,当时其月薪为200港元。这一年,她首次担任了《虎口拔牙》(陈静波导演)一片的女主角,并拿到第一笔片酬:700港元。1970年,其训练班的电影课老师唐龙开拍《海燕》,鲍起静又得到了在片中饰演“阿翠”一角的机会,这也是她首次与方平在银幕上合作。

1971年,鲍起静再次挑起“女一号”大梁,在《小当家》一片中饰演命运坎坷,在双亲离世后含辛茹苦地抚养四个弟妹的少女“阿兰”。当时22岁的她因面容美丽、表演出色,受到不少影评人的赞赏。《海峡时报》的阿特李察便将《小》片称为“因具有现代的主题、完善的人物形象和优良的演技而使我感动的影片”。《小当家》后,鲍起静又陆续参演了《三个十七岁》、《阿兰的假期》、《屈原》、《万户人家》、《大风浪》、《一磅肉》等片,当中尤以在与父亲二度合作的《屈原》中饰演的“婵娟”一角最令人印象深刻——迄今为止,“婵娟”抚琴弹奏《橘颂》一场仍为许多内地观众所津津乐道。

1979年,鲍起静赴黄山拍摄张鑫炎执导的《白发魔女传》,其间更偶遇邓小平并与之合影留念。同年,鲍起静事业渐从电影转向电视,并加入“丽的”(“亚视”前身)服务至今,是为“亚视”元老级演员之一。

80年代初,与方平结婚后的鲍起静一度暂停电影事业。直至1985年赴美留学的弟弟鲍德熹回港执导处女作《爵士驾到》,她才首次重返大银幕客串一角。其后,人届中年的鲍起静仍以电视剧为主,而平均每年参演一两部电影。1991年的《Beyond之莫欺少年穷》,是她与方平继《白发魔女传》十余年后再度合作,此时她已转演慈母角色。

不过,由于鲍起静面容慈祥,加上演技精湛,其饰演的一系列母亲形象同样深入民心,在《千言万语》里饰演的“李绍东”(李康生饰)之母,更是她这一阶段的代表作。

2000年后,鲍起静陆续参演了十多部影片。如今,她仍活跃于演艺圈,这厢继续参演电影,那厢为“亚视”主持节目、演出剧集,堪称“劳模”。

左派电影

左派电影是由香港新华社领导的进步电影力量。其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蔡楚生、司徒慧敏、夏衍等电影人南下掀起的进步电影浪潮。在五六十年代声势强大,左派电影公司“长城”、“凤凰”与“新联”,创作力旺盛,所拍影片产量大、水平高——“长城”坚持以社会写实为创作主导,“凤凰”着手描摹小市民、小人物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情感,“新联”则是家庭伦理粤语片的中坚力量。李萍倩、朱石麟、吴回、李晨风、秦剑、李铁等著名导演,以及楚帆、白燕、张瑛、张活游、黄曼梨、李清、容小意、红线女等著名影人,均位列左派电影人的队伍。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由于政治风向的转变,左派电影受到致命冲击,呈现严重亏损、无以为继的状态,市场让位于“邵氏”、“嘉禾”公司。1982年11月,“长城”、“凤凰”、“新联”、“中原”四家公司合并,正式成立银都机构有限公司。“银都”继承了左派电影深刻写实的宗旨,与当时香港电影新浪潮紧密结合。方育平的《半边人》和《美国心》、张之亮的《笼民》、刘国昌的《童党》等影片都有其功劳。同一时期,“银都”获取回内地取景拍片的优待,拍摄了由张鑫炎导演、李连杰主演,轰动海内外的《少林寺》。90年代,一些左派投资人在内地设立影院,如哈尔滨著名的“银都电影院”。【本卷正文撰写:蒙玮迪;书:孟巧乐】

卷三 电懋/国泰本纪影坛乌托邦(1951—1971)

陆运涛(1915—1964),祖籍广东鹤山,著名电影制片人,创办“国泰”和“电懋”影业公司。1964年因飞机失事身亡,“电懋”因此由盛转衰。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圈,“邵氏”、“长凤新”、“电懋”花开三朵,各有芳芬。其中“电懋”的明显洋化、与祖家较疏的联系,带着几分率性与洒脱,在动荡的时局中,俨然是一个现代乌托邦。而这个乌托邦,最终收尾得格外奇谲惨烈。“国泰”是属于陆氏的传说。陆氏家族本姓黄,1858年,13岁的黄如佑从广东漂洋到达新加坡,改名陆佑,家族业务不断扩张。待他逝世后,第四任妻子林淑佳开始掌管陆佑遗下的庞大家业:组织联营戏院集团有限公司,在吉隆坡兴建首家联线戏院——光艺戏院,在新加坡买下地段兴建“国泰”大楼……其时尚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的长子陆运涛,亦被登记为“联营”股东之一。陆氏家族逐步朝电影圈迈进,“国泰”王国隐隐现出轮廓。

1946年,学成归来的陆运涛,与英国兰克影业公司签订协议,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发行上映兰克影片。1947年起,他在槟榔屿买下多间戏院。1948年4月,陆运涛成立国际戏院有限公司,又以合伙形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建立多所新式戏院,引进阔银幕、新式放映机等,希望达到“(通过新颖、精致的娱乐产品)为东南亚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带来(新形式的)娱乐”。(陆海天:《崇尚的理想》,载《国际电影》,第3期,1955年12月,10页)占天时地利人和之势,短短数年间,陆氏旗下戏院达40多间,每月观影人次超过100万(相等于当时新加坡的总人口)。1951年,陆运涛在新加坡成立国际电影发行公司,专营电影发行。1953年,他与富商何亚禄成立国泰克里斯制片厂,拍摄马来语影片,开展制片业务,创业作《真假王子》为首部马来语彩色片。这一切都为“国泰”日后的兴隆打下了厚实的基石。

50年代,“陆氏”、“邵氏”和“光艺”三大片商先后将目光投转到香港,北上变成制片商,建立制片基地,流水作业供片旗下院线。1953年,星洲国泰机构登陆香港,成立子公司国际影片发行公司,由英籍犹太人欧德尔执掌,朱旭华协助,负责在港购片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上映。同年(一说1954年),“国际”成立“粤语片组”,以试验性质开拍吴楚帆、紫罗莲主演的粤语片《余之妻》,十年间共拍摄包括《璇宫艳史》、《魂归离恨天》等在内的近40部粤语片,另制作过三部国语片,其中《春色恼人》还获得第6届亚洲影展“金爵奖”。模仿当时美国的联美公司,“国际”以借贷或预缴形式,支持部分独立公司拍戏,再由旗下院线上映成片,严俊主持的“国泰”(《菊子姑娘》)、朱旭华主持的“国风”(《苦儿流浪记》)、白光主持的“国光”(《鲜牡丹》)、秦剑主持的“国艺”(《大马戏团》)便受惠于此。此外,“国际”还打破了当时西片垄断首轮映期的局面,携手“永华”、“龙凤”、“自由”等制片公司,与“璇宫”、“仙乐”及“金城”三家戏院组成联合院线,从1956年农历年开始,长期上映国语片,反响颇为热烈,《菊子姑娘》更打破西片票房纪录。凡此种种,陆氏家族在香港影业的影响力日盛。

对“国际”来说,1955年是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国际”开始接管衰落的“永华”片厂及其制片业务,陆运涛任董事长。第二年,欧德尔被调往新加坡,“国际”与“永华”正式合组,成立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由钟启文任总经理、宋淇任制作部经理、林永泰任发行总经理。打着“巨片标志·荣誉之征”的旗号,“电懋”推出创业作《青山翠谷》,雄心勃勃地踏上征途。

和传统家族式经营的“邵氏”、“光艺”相比,“电懋”管理班底主要回流自欧美,推行的是取经于欧美电影公司的“垂直整合”模式。一方面,成立张爱玲、姚克、宋淇及孙晋三组成的剧本编审委员会,选择和提供剧本,延请易文、陶秦、岳枫、左几、王天林等名导。据导演王天林透露,当年操剧本大权的是宋淇:“剧本先交制片部,制片部从中选几部最优秀的给钟启文,再由钟决定分派给哪个导演……至于选角方面,多是宋淇提议,我再加一两个人选,大家一起参考一下。也不是完全由一个人决定,总之是大家都可以提意见,再一起考虑。”一方面,“电懋”仿效好莱坞片厂制流水作业生产,引入全年制作计划、财政预算及剧本策划,同时拍摄多组不同电影,将大量质量稳定的影片推向市场,满足旗下院线的庞大需求。考虑到国语片在当时香港影坛反响并不热烈,“电懋”早期电影往往先在东南亚的院线上映,再回流香港,比如《龙翔凤舞》便是在新加坡首先公映并且票房表现出色,才回香港上映。这种经外销再转入口的罕见电影营销和发行方法,随国语片日益抬头才慢慢转变。

宣传方面,“电懋”成立国泰电影画报社,1955年10月在香港发行由新加坡创刊的《国际电影》杂志(先后由朱旭华、黄也白、陈立主编),用以宣传影片制作和明星动态,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旧金山等27个地方发行,发行量达10万。每逢电影上映前,还会发行电影特刊及明星月历进行预热(《一部电影的完成》,载《国际电影》,第2期,1955年11月)。同“邵氏”相同,“电懋”也有规模不小的演员训练班,教授新人包括片场及舞台实习、国语进修、化妆技巧、演说风格及社交礼仪等课程。一旦发现潜质上佳者,会立刻进行策略包装,量身定做“个性明星”。好比《四千金》里,穆虹的温顺贤良、叶枫的性感诱人、林翠的活泼好动、苏凤的小鸟依人,各有各的曼妙。男演员方面,陈厚的灵活矫健、雷震的斯文内向、张扬的风流倜傥、乔宏的鲁钝憨直,也都一一命中女观众心理。对这些业已走红的明星,钟启文采用好莱坞的控制方法——公司代为接见传媒,全盘处理包括明星婚姻在内的私生活。至于海外,“电懋”格外重视日本市场的开拓,自1961年与日本“东宝”合作起,主打推出尤敏主演的《香港之夜》、《香港之星》和《香港·东京·夏威夷》,在日本刮起一股“尤敏风”。1965年7月起,《国际电影》还增添了“东宝之页”专栏。种种宣发策略加上“国泰”幕后强大的发行网络助阵,“电懋”迅速形成与“邵氏”双雄鼎力的局面。

相较古典气质浓郁的“邵氏”,这一时期“电懋”的创作重点主要是些漂亮时尚的喜剧、歌舞片和都市爱情文艺片,洋溢着烂漫的摩登青春气息,通俗而不低俗,高雅但不高深,“在叙事结构、类型手法及影机运动等方面,明显受好莱坞影响”。《曼波女郎》、《空中小姐》、《情场如战场》、《龙翔凤舞》、《野玫瑰之恋》……这些电影好似一个万花筒,拼凑出现代都市五光十色的图景:流行风尚(模特儿选美、健身比赛、交际舞),新兴工业(航空业、时装业、汽车业、酒店业),现代生活方式(分期付款、社交应酬、女子公寓)。在那困窘动荡的时代,它们连同那些风姿绰约的明星,给普罗大众造出一个飘渺美好的梦,成为不少年轻男女效仿的“样本”。

不过,陆运涛的侄女朱美莲在接受香港电影资料馆访问时追忆:在制造明星方面,“电懋”十分成功,令明星在观众心目中显得高不可攀;但以商业角度而言,“电懋”影片的赢利并不多。与在香港和海外市场均和“电懋”有多处叠合的“邵氏”相比,“电懋”是想“营造一个具有崭新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的现代化世界”;“邵氏”则是“观众至上”,时装片无法匹敌电懋,就拍古装片。1959年“邵氏”的《江山美人》令“电懋”的“时装戏”在其华丽的古装服饰面前相形见绌,被戏谑为“烂衫戏”,当年“电懋”的《龙翔凤舞》虽票房位居第二,收入却只及其一半。为反击“邵氏”古装彩色巨片的路线,陆运涛只好不断抛出大制作影片抗衡,比如长逾三小时的史诗电影《星星、月亮、太阳》,网罗了尤敏、葛兰、叶枫等巨星,然而虽在1962年的“金马奖”上击败“邵氏”的《杨贵妃》和《千娇百媚》,拿下年度最佳电影,但论整体收益,显然不如“邵氏”灵活务实。因此,欧德尔甚至以“灾难性”形容“电懋”的经营,“电懋”只制造好影片,而没有赢利,当时亏损高达2500万新加坡元。

对“电懋”而言,最关键的隐患或许来源于热爱电影的陆运涛。陆运涛长期在新加坡,把香港的业务先后交给欧德尔和钟启文掌管,决策权却还是掌控在他手中,远程遥控外加全权下放的模式使其无法通晓香港公司的巨细事遗,人事安排如潜藏的炸弹,随时有可能引爆。1962年8月,钟启文不堪忍受人事纠纷和绯闻困扰,离开“电懋”转投“丽的映声”。同年,孙晋三逝世,宋淇请辞。陆运涛只好空降“电懋”,亲任总经理一职,加大投资力度,摄制了多部彩色阔银幕电影。1963年1月,宣布支持台湾国际影业公司为“电懋”在台湾的制片基地,以新台币1000万元支持其与香港“电懋”的外围公司大量合作拍片,另又合共投资美金500万元支持“‘邵氏’叛将”李翰祥在台成立“国联”。影圈中人称,“电懋”由陆运涛直接掌帅后,成功登陆台湾,正出现“中兴之象”(黄卓汉:《电影人生:黄卓汉回忆录》,台北,万象图书出版公司,1994,90页)。

一山不容二虎的古训,同样适用于电影圈。50年代末开始,“电懋”和“邵氏”开始以整垮对方为目的的非常规操作,竞争转入恶性阶段:互挖人才,甚至釜底抽薪。比如林黛主演《江山美人》走红后,陆运涛便亲自赶赴香港约她吃饭,使她不再独投“邵氏”怀抱,“绿杨移作两家春”。此外,陆运涛还说服严俊、秦剑和李丽华夫妇与“电懋”合作,请与“电懋”有长期宾主关系的陈厚游说妻子乐蒂跳槽。李翰祥的出走背后也有“电懋”一臂之力。不甘示弱的“邵氏”,则以高薪请来“电懋”名导陶秦和岳枫。两大公司亦频出“双胞案”,抢拍相同题材影片。以《红楼梦》为引子,先后抢拍《梁山伯与祝英台》、《武则天》、《杨贵妃》、《七仙女》等多部电影。这种“一损皆损”的斗气式竞争,对两家公司长久发展而言都绝非良策。但由于“电懋”长于精致有格调的时装戏,短于大气魄的古装片,又始终维持平稳水平,不肯积极挖掘新潮流,且大事都要向新加坡方面报告候准,步伐总慢人一拍,屡屡处于下风,更是被动非常。

1964年3月5日,在港九影剧自由工会主席胡晋康主持下,“电懋”与“邵氏”言和,签订“君子协定”,“宣布今后:一、不拉对方公司的编剧、导演、演员或其他重要职员;二、不再闹双胞案,每一月或二月,双方制片部门的负责人以茶叙方式会面交换意见;三、严俊所拍之《梁山伯与祝英台》及《孟丽君》(1963拍摄)会交‘电懋’发行;四、李翰祥与‘邵氏’之合约限制宣布解除、‘国联’之《七仙女》可在香港及东南亚公映,而‘电懋’亦同意李翰祥可为其他公司服务……”(《邵电和解后的影坛大势》,载《银河画报》,第72期,1964年4月,6页)刚缓过气的“电懋”,却天降横祸。6月20日,陆运涛夫妇赴台参加第11届亚洲影展,回程途中乘坐的飞机爆炸,陆氏夫妇与“电懋”高层王植波、周海龙等58人均罹难,无一生还。在陆运涛的追悼会上,邵逸夫亲临致祭,后又坦言:“如今我失去了对手,今后无人竞争,进步亦很有限。”影坛忽失泰斗,“邵氏”确有高处不胜寒之感。

这场突变使“电懋”受到致命一击,陆老夫人委派女婿朱国良接手管理陆家企业,无心恋战,只求所有企业平稳做生意。1965年7月,“电懋”易名国泰机构(香港)有限公司,由星洲国泰机构直接领导。为“保持水准”,管理层订立如下做法:(1)不再制作粤语片,“因为粤语片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市场渐渐式微”;(2)所有影片改为七彩大银幕制作,淘汰黑白片;(3)片厂每年限量生产12部电影,如情况许可,最多可生产15部。自此,原创班底分崩离析,乐蒂自杀,当红影星葛兰、尤敏宣布息影,其他众多主创纷纷跳槽,出品越来越少。

翌年,香港全年上映的34部影片,有20部是“邵氏”出品。加之“邵氏”清水湾影城扩建完成,成为亚洲最大的摄影厂,邵逸夫坐上银坛霸主的宝座。即便1969年“国泰”改变制片路线,以民初动作片为主,用新人和低成本制作了不少佳片,在年产量上一度超越“电懋”时代,也未能改变其走低态势。俞普庆的去世和副总经理杨曼怡的离职,更令其制片业务再度萎缩。1971年,“国泰”结束在香港的电影制作业务,把牛池湾斧山道的永华片厂交由“嘉禾”管理,以《大贼王》(1974)作为标志,终告落幕。

尽管如此,“国泰”仍始终延续着在新加坡的电影发行业务,其中《少林寺》还打破了“国泰”发行影片50年来最高的票房纪录。1999年“国泰”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上市,陆运涛的电影梦也算有了个寄托。外表西化的“电懋”,在不长的岁月里,尊重文人传统,走中产化和青春化路线,度身打造旗下明星的成果不俗,出品了一系列时装片特别是都市喜剧和歌舞片。其管理模式和制片口味影响了后来的“嘉禾”等公司,尤其“UFO”对港人中产阶层生活认同感的再唤起,仿若就是其多年后的一个轮回。然而,它的迅速陨落反映出华人家族公司在大权过度集中、继承不力方面的隐忧,其历史吊诡之处,值得每一个人深思。

列传·导演

左几:粤语大导

左几(1916—1997),原名黄又基,广东南海人,导演、编剧。“国际”参与制作的投石问路之作,就是他编导的粤语片《余之妻》(1955),此外尚有《爱情三部曲》及《火》。1959年脱离“电懋”前,左几在“电懋”执导了17部粤语片。

自1937年始,左几便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编剧(第一个剧本是《卖花女》)、场记、电影冲印、剪辑等。1947年,他和望云合导《小夫妻》,至1969年,共执导70多部电影。除一部潮语片外,其余皆是粤语片,且执导的影片多为自己编写剧本(笔名何愉)。

对于“电懋”,左几是绕不过去的符号。在粤语片组的基本导演中,他的作品数量最多,最具个人风格,在各种题材类型的尝试性突破方面也最为大胆。他素以制作严谨见称,入片场前手上定有预先写好的分场大纲,工作认真。富文学修养的他,一大特点是喜欢且擅长重新演绎舞台/文学/电影经典。如改编自巴金作品的《爱情三部曲》、源于勃朗特名著《呼啸山庄》的《魂归离恨天》、改编自郑惠同名小说的《黛绿年华》、取材于好莱坞电影《红颜恨史》的《美人春梦》……有别于当时或通俗保守或谐趣幽默的粤语片,左几较偏爱奇情偏锋的题材,某些作品甚有Camp乃至Cult的怪趣味。比如《魂归离恨天》里对男女主角至死不渝爱情的尽情讴歌,全然不顾忌这一段情感的有违伦理之处(先是男女主角名分上的兄妹关系,再是女主角成为有夫之妇),且把男主角几近病态的偏执善妒拍得深入肌理;《琵琶怨》中流氓大亨跛七(吴楚帆饰)和唐小玲(芳艳芬饰)二人的疯狂矛盾、互相折磨的虐恋式忘年交,欲生欲死,感情铺陈得格外饱满浓烈。

除自承“比较适合自己发挥”的文艺片外,左几还拍摄了大锣大鼓的古装半粤剧片《半世老婆奴》、奇装异服加性感噱头的宫闱闹剧《璇宫艳史》、《璇宫艳史续集》及志怪奇趣的《月宫宝盒》。他创作的用心哪怕在商业噱头之作上亦能体现。比如《璇宫艳史》及其续集,他令“电懋”重本投资,搭建宽敞时尚的欧陆皇室场景、游轮夜空舞会,即使短短的过场戏也“强调场景纵深的运机与远近兼顾的精致蒙太奇叙事”,打破了“当时已趋于单调、简陋的舞台式视觉”,轰动一时。

相对于后期的《帝女花》、《落霞孤鹜》、《一水隔天涯》等粤语佳作,具有扎实编导风格的左几在具稳定环境的“电懋”时期,已渐入成熟阶段。1968年,他加盟“丽的映声”,曾主理其编剧组、演员训练班,1981年升任创作组经理。退休移居加拿大后,他创办影视协会,在剧艺工作上仍孜孜不倦发挥余力。

易文:文艺圣手

易文(1920—1978),原名杨彦岐,又名诸葛郎,北京人,编剧、导演。自1956年进入“国际”,到1970年经张彻介绍转入“邵氏”做策划经理,期间为“电懋”拍摄了近40部电影,并因《星星、月亮、太阳》(上下集,1961)获第1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

秉承欧美电影公司开放自由的片厂文化,“电懋”给予编导更多的创作空间,文艺电影得以抽枝开花。其中,易文便是炮制摩登文艺片的圣手。

长在书香世家的易文,对诗词、古文、书法等都兴趣盎然,曾在重庆、上海任多家报馆的编辑。南下香港后,他以易文为笔名,替《星岛日报》等报刊写稿,并从1948年起从事剧本编写工作,后得“新华”老板娘童月娟器重,出任电影导演。

易文偏好“新感觉派”文学,他早期所拍电影题材较为传统,内容也较沉重,恍如作家笔下那个醉生梦死又虚无颓废的大都会,对故园的怀缅之情浸透惶惑与哀伤。由于其父杨千里曾任职于国民政府,步入影坛的易文与有“影画大王”之称的张善琨关系密切,为台湾市场所包纳。其本身的才华加之人脉关系,使易文获“国际”垂青,于1956年签下三年基本导演合约。同年,易文即抵台拍摄“中影”与“国际”首度合作的《关山行》,逐渐成为“电懋”最为器重的导演之一,举凡大制作,多交予他手。易文在“电懋”放开怀抱,全情投入,未几便大放异彩,迸发出创作生涯最璀璨和激情的火花,拍出多部极富都市味的文艺佳作。能编能导能填词的他往往包办电影插曲,如《我爱恰恰》、《神秘女郎》都广为人传唱。此外,借张善琨的穿针引线,易文还成为首位到日本拍电影的香港导演,《樱都艳迹》、《蝴蝶夫人》等片让他接触到当年最先进的伊士曼彩色胶片,于技术方面获益匪浅。

如其妻子所言,易文最适宜“炮制小情小趣闺房戏”。他的电影影像风格并不强烈,但渗透着浓厚的人文情怀,且“善于在传统的格局中表达出前卫的感情意念”。更重要的是,“电懋”当红女星云集,易文恰恰对处理女性角色甚有心得。据与他合作颇多的葛兰回忆,易文对她都是量身打造剧本,甚至她喜欢戴大手表的习惯,易文也会特别留意。女星在他镜下往往能发光发热,两者相辅相成。其中,歌舞片《曼波女郎》可谓其风格的最佳体现者,戏中一众青春男女在舞场尽情玩乐,无忧无虑,尽展中产阶级生活的天真与美好。在镜语方面,一如其不愠不火的性格,易文尽量把较重声色之娱的歌舞片处理得含蓄敦厚、朴素清雅,史诗巨制《星星、月亮、太阳》(上下集)于大时代的悲壮气魄上就体现欠佳。

此外,易文出版过八部小说和散文集,在1967年成为百代唱片公司的合约词人,词作数量甚多,还曾翻译《好莱坞工作临场路》,才华横溢。

王天林:大娱乐家

王天林(1928—2010),浙江绍兴人,导演、演员。在“电懋”近20年间拍摄了30多部电影,且因《家有喜事》(1959)获第7届亚洲影展“最佳导演”奖。

托电影买办叔父王鹏翼之便,19岁的王天林随叔父来港,从胶片洗印慢慢做上录音、场记,并很快被洪仲豪(洪金宝的祖父)赏识,不足22岁便执导了处女作《峨嵋飞剑侠》。随第三次“粤语电影清洁运动”的展开,王天林降为国语片副导演,几乎逢片必接的他很快赢得“副导演王”殊荣。1956年,他受邀与张善琨联名执导《桃花江》,上映后大受欢迎,掀起了歌舞片潮流。

1958年,王天林赴泰国拍摄《地下火花》,结识“电懋”高层宋淇,因为“肯拍粤语片”,加入粤语组。在“国泰”第一年,王天林便拍了三部截然不同的电影——闹剧《两傻大闹太空》、黑帮警匪片《铁臂金刚》、文艺小品《家有喜事》。《家有喜事》获奖后,其他人对他另眼相看,自此有了改编剧本的生杀权——多年后,回想在“电懋”工作的十多年,这也是他最开心的阶段。

和“电懋”易文、唐煌等南来高知影人不同,王天林属于典型片场出身的导演,电影知识全靠自己吸收学习和把握机会。但他以对现代生活的敏锐触觉和对西方电影语言的巧妙运用,在“电懋”这个管理和制作上都较洋派的制片厂迅速找到位置,如鱼得水。他的电影之最大特点就是兼容并蓄,几乎什么类型的片子他都能手到擒来,且脚踏国、粤片两条船,真正做到了游走自如。

在家庭伦理喜剧片《南北和》、《南北一家亲》和《南北喜相逢》中,王天林顺理成章打破国、粤语片界限,表现出粤语和国语文化相斥相吸的“欢喜冤家”关系。较短的分幕和明快的节奏,热闹而有趣,是将西片取材中国化的典范。其代表作、国语歌舞片《野玫瑰之恋》,奔放狂野,激情四溢,其“镜头调度、情调、气氛、节奏,与葛兰的声线、形体、表情的高度配合,精彩得简直扣人心弦”(罗卡语)。这部让王天林信心爆棚的黑白片,因“邵氏”向亚洲影展大会投诉其剧情抄袭《卡门》而被取消参展资格,令王天林懊恼不已。精致含蓄、不落俗套的文艺小品《啼笑姻缘》和《小儿女》,则是王天林强悍生存能力的见证。值得一提的还有恶搞式武侠电影《神经刀》,戏讽日本盲侠系列、张彻的《独臂刀》及胡金铨的《龙门客栈》等片,改变了武侠电影里主角行侠仗义的精神,嬉笑怒骂着颠覆了“大侠”观念,可以说影响了后来70年代末80年代初包括《醉拳》等一系列功夫喜剧。

70年代初,“国泰”颓败,王天林前往台湾地区发展,后进入“香港无线”,监制了《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等名剧,更栽培出三位电影名导:林德禄、林岭东与杜琪峰。回顾往事,王天林淡然表示,这辈子都是为生计谋,拍的戏虽多,拿得出手的少。老来怕寂寞,1989年开始,他频繁亮相于“银河映像”的作品,只因“可以待在片场,有人聊天”。《黑社会》中深藏不露的“邓伯”让他晚年被提名了一次金马奖“最佳男配角”。他最得意之处是,2004年随《黑社会》共赴戛纳电影节,当他拄着拐杖踏上红地毯时,杜琪峰、古天乐、梁家辉、任达华、林家栋搀扶着他,一字排开,沿途还有上千名群众夹道欢呼,难怪他会感慨:“这一切都值得了!”他给后进的建议分外务实:“别老是讲艺术,讲艺术是假的,拍电影就是要能挣大钱!”

列传·影星

周璇、白光:歌女妖姬

周璇(1920—1957),原名苏璞。20世纪40年代上海红歌星,被誉为“金嗓子”,银幕上多出演清贫单纯女子。白光(1921—1999),原名史永芬,20世纪40年代上海红歌星,银幕上多出演荒淫的坏女人,被誉为“一代妖姬”。

20世纪40年代,上海最著名的七大歌星包括李香兰(山口淑子)、周璇、姚莉、龚秋霞、白光、白虹、吴莺音。其中“天涯歌女”周璇与“一代妖姬”白光先后赴港拍片,前者多扮演清丽淑女,后者则常出演狡诈荒淫的坏女人。在上海影人南下的热潮中,她们将沪式歌舞片的血脉,埋入混沌发展的香港电影之中。

周璇自幼身世坎坷,经两任养父母照料,在13岁时,加入黎锦晖创建的明月歌舞团(又名联华歌舞班)。她容貌清丽,又创新了自然发声的唱法,很快成为大上海最红的歌星,有“金嗓子”之称。较周璇而言,白光受到过良好的艺术教育,学生时代曾参加北平沙龙剧团,出演过曹禺的名剧《日出》,1937年更赴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攻读艺术学,后在《东亚平和之道》中担任女主角。

抗战前,周璇和白光不仅位列上海七大歌星之列,更各自有电影代表作问世,二人亦歌亦影,在当年大放异彩。周璇主演的《马路天使》(1937)成了30年代中国电影的代表作,片中歌曲《天涯歌女》和《四季歌》更是当年家家传唱的时代之音。白光的电影成名作为《桃李争春》(1943),她在片中演反派,妖娆肉感的角色,令她一鸣惊人。而周璇与白光的银幕最经典形象,早在她们的成名作中,已一锤定音了。

抗战胜利后,周璇应“大中华”公司老板蒋伯英之邀,赴港拍摄《长相思》(1946)、《各有千秋》(1946)及黑白喜剧片《花外流莺》(1947)、《歌女之歌》(1947),更出演由吴祖光导演、编剧的《莫负青春》,该片根据《聊斋》故事改编,周璇在该片中扮演了女主角阿绣,并演唱了片中的插曲《小小洞房》、《莫负青春》、《阿弥陀佛天知道》、《月下的祈祷》和《桃李春风》。

1948年,周璇出演了最重要的代表作宫闱历史巨片《清宫秘史》中的珍妃一角,该片由多位巨星联袂出演,耗时半年拍摄。周璇在片中演唱了《御香缥缈曲》和《冷宫怨》两首插曲。这部电影是《马路天使》外,周璇最重要的代表作。

1948年至1959年期间,白光主演了18部香港电影,并监制及自编、自导、自演了其中的《鲜牡丹》(1956)和《接财神》(1959)。在这些电影中,白光出演的多为风骚荒淫的坏女人,“一代妖姬”名号就此叫响。最令白光引以为荣的,是根据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小说《复活》改编的《荡妇心》(1949),这是第一部在香港西片院线上映的华人影片,连香港总督也前往捧场。

1950年,周璇回沪发展,次年一病不起,于1957年离世。1953年,白光赴东京经商,自此亦远离喧嚣的电影圈。而50年代的香港影坛,脱离了大上海纸醉金迷的靡靡之音,即将迎来“侠女”的时代。

李湄:泼辣旦

李湄(1929—1994),原名李景芳,吉林人。在“电懋”演出15部电影。

港姐史上,常有些无缘夺魁的佳丽最终在电影圈吐露芬芳。1952年的“香港小姐”竞选中,有个人叫李湄。

李湄幼时家境优裕,曾就读于华北大学政治系。20岁时,她移居香港,先后做过打字员、服装设计师、新月唱片公司作词人。因钟情于表演,李湄进入“长城”,但未受重视。一年后,她改名李倩,转投民生影业公司,文笔流畅的她转而担任编剧,完成首作《黄金世界》。写着写着,李湄竟把自己演绎进了剧本,出演了《黄金世界》。虽然李湄主演的第一部电影是《流莺曲》,但使其成名的却是《名女人别传》。黄卓汉以“1953年是李湄的”作为该片宣传口号,轰动当年影坛。

两三年内拍了10多出独立制作为主的电影后,李湄被影评人曲梦涯盛赞为“在白光辍影期间,中国影坛演技最好的女星”。1955年12月,她签约“国际”,在先发作品《春色恼人》中出色演绎了一位性感撩人的寂寞伤春女。生活中,她作风豪放,又极善于拿捏肢体语言和表情。眼含风流,声线魅惑,优雅地抽着烟,穿着剪裁贴身的旗袍,成为她的“注册商标”,林翠甚至用“每一寸都是女人”来形容她。有一晚童星邓小宇的父母跳舞,见到“穿着低胸晚装,妖艳地、风情地跳ChaChaCha”的李湄,在心中暗叫不妙:“这样一个女人,怎可能演贤妻良母!”这冷傲深沉的野性韵味,令李湄的银幕形象以性感成熟的现代女性见称。《同床异梦》中她塑造的女明星,就颇具现实意味:热衷社交,喜欢名牌珠宝,有许多桃色绯闻,和电影公司老板关系复杂……

李湄不但文采兼备,且能歌善舞,得意之作《龙翔凤舞》一开场,便是她身裹薄纱,躺在大鼓上跳肚皮舞,随后又大跳恰恰舞等多种流行歌舞,风情万种。另一歌舞片《桃李争春》,她则扮演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香港歌后”陶海音,与叶枫争艳。在《海上彩虹》一折,她身着黑纱礼服,露出凝脂般的美腿,手持飘带轻盈飞舞,真让人“浑身热腾腾”。为“摸清戏路,扩展表演广度”,李湄还成功挑战过《雨过天青》中不辞辛劳受尽委屈的贤妻良母。

除演电影外,李湄还为百代公司录制过唱片,在日本东京主演歌舞剧《香港》,也创办过自己的电影公司——北斗,自任制片及女主角,出品包括张彻导演的《野火》在内的电影。1967年,她以告别作《国际女间谍》息影,与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官员结婚并定居美国经商。

葛兰:曼波女郎

葛兰(1934—),原名张玉芳,浙江海宁人,艺名由其英文名Grace译得。为“电懋”拍摄近20部电影。

1949年随家人移居香港,在独立制片公司拍过不少国语片后,葛兰迎来了转机:1955年,她两度赴台湾地区演出,大跳动感曼波舞,掀起超级热潮,回港后旋即被“国际”招揽至旗下,首作《惊魂记》即被推荐角逐第3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奖。随后在应时制作《曼波女郎》中,她一面高歌着《我爱恰恰》,一面教陈厚跳舞,对时髦玩意儿样样精通,尽展不拘小节、自由自在的洋化做派,及时荣升为香港新一代女性羡慕的偶像,站稳一线女角位置。

在读期间的葛兰,常参与戏剧表演,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三那年,她瞒着父母投考名导卜万苍创办的泰山影业公司,以最高分被录取,在《七姊妹》中崭露头角。获卜万苍推荐,她师从昆曲名小生俞振飞、歌唱家黄飞然先生及叶冷竹琴女士学习昆曲、表演艺术及西洋声乐。受过正统声乐训练的她,在西方古典声乐基础上糅合中国曲艺特点,演唱颇具特色,成为她在“电懋”声名大噪的“独门绝学”。

多才多艺的她,平日总是“笑眯眯”的。“电懋”为其打造的形象,常常是那些无忧无虑的中产家庭书院女,性格直率而略带鲁莽,敢于表达感情,载歌载舞花样百出。影评人何观(张彻笔名)曾言,葛兰的唱歌在“时下国产片女演员中是不做第二人想的”,正因此故,葛兰自入影坛,总是逢片必唱。她自觉无法“专心演戏”,便接拍了“一出没有歌的”影片《情深似海》。这是葛兰演艺生涯中难得的收敛之作,专心诠释与雷震无惧生死的爱恋,造就影评人白涛赞誉的“自我克制的表演”与“动情的旁白”。而她最令人瞩目的作品,当属“电懋”不惜重金邀得服部良一襄助的《野玫瑰之恋》(1960)。她在片头咬着野玫瑰潇洒亮相,开口唱出根据歌剧《卡门》改编的名曲:“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游戏,一点也不稀奇;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特色花腔与飞扬裙裾令野性风情横溢舞厅;其后电影又不断渲染这个“北角卡门”内心的热情善良,乃至为爱郎牺牲化身为茶花女和蝴蝶夫人。不受世俗约束的独立个性和传统女性的浪漫痴情融为一体,其魅力燃烧着每寸胶片。

1961年,葛兰与望族之后高福全成婚,停影十个月后复出,主演《叫我如何不想她》。演罢《啼笑姻缘》,她正式退出影坛,专心相夫教子,并跟随名师钻研京剧,更曾在1979年登台演唱梅派名剧《生死恨》。时至今日,她的歌、她的节奏,仍能给困在俗世的疲倦男女洗去霉气和秽气。正如蔡明亮的《洞》末了打出的字幕:“两千年来了,感谢还有葛兰的歌声陪伴我们。”

叶枫:长腿姐姐

叶枫(1937—),原名王玖玲,湖北汉口人。在“电懋”拍摄了27部电影。

从小学京剧、身材高挑丰满的叶枫,初入影坛之路走得颇为艰辛。她不到17岁就被赴台选角的美国环球公司录取为基本演员,可惜拍片计划告吹。1954年年初,叶枫随朋友到香港永华电影公司看李丽华拍片,被导演李翰祥发掘,引介给老板李祖永,加入“永华”并获邀主演电影《橱窗美人》,但公司财务不支,计划搁浅。其后“新天”及“国风”两家公司亦曾与她接洽拍片,却终究虎头蛇尾。熬了三年,叶枫的明星梦仍是泡影,成为同行口中“命途多乖”的新人。

至1957年,叶枫才等来柳暗花明日——应宋淇之邀加入“电懋”,获《四千金》演出机会。电影虽以林翠为主,但她饰演的二姐,戏内豪放率性,屡夺大姐男友并对父亲反唇相讥:“玩玩有何不可?”戏外工作态度“异常洒脱”,拍摄出浴镜头毫不扭捏作态,其野性冷艳十分抢眼。电影上映后,她即与“电懋”签订了两年基本演员合约,在出演的八部片中的五部担任主角。

叶枫有两个昵称最为出名:“长腿姐姐”及“睡美人”。前者源自她170厘米的高挑身材;后者,据她解释,是因她不仅爱睡觉,平日闲时也老爱躺在床上,甚至喝水也是“卧而饮之”,不免给人“侍儿扶起娇无力”的感觉,便有了这个雅号。“电懋”认为两个雅号噱头十足,陆续开拍过同名电影。其中《长腿姐姐》更以有意攀升的镜头,拍摄其和矮个子男人共舞等画面,夸张她的一双玉腿。但身高亦给叶枫带来不便,在“电懋”时期,她常只能与“影坛雄狮”乔宏对戏,也曾自嘲“像我这么高头大马的身材,穿上古装活像个红番女”。

野女郎叶枫的戏路多偏放浪不羁。无论是赤脚在酒吧长台上跳舞的《兰闺风云》,还是好整以暇、慵懒迷人的《睡美人》,抑或英姿勃勃、进取独立的“太阳”亚南(《星星、月亮、太阳》),其形象始终浪漫冶艳。此外,叶枫声线低沉醇厚,是继白光之后又一条诱惑力十足的嗓子。早在拍摄《四千金》时,她就牛刀小试。一年后她在慈善晚会演唱白光名曲《秋夜》,大放异彩,从此开始唱演俱全的银幕生活。自《桃花运》演唱主题曲《桃花运》和插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后,她便获得作曲家姚敏青睐,签约百代唱片公司,灌录了多首流行不衰的名曲。

叶枫敢爱敢恨的性情更是一绝,从少女时期与篮球选手的纯爱,赴港初期与印度商人的异国婚姻,到和张扬、凌云的“摄影棚恋情”,她从不讳言,本色而坦荡。在“电懋”和“邵氏”缠斗期,“邵氏”口头承诺由叶枫主演《妲己》、《蓝与黑》,她遂另选东家,可惜未如预期,便慢慢淡出了影坛。

林翠:学生情人

林翠(1936—1995),原名曾懿,广东人。在“国泰”12年间,参演28部电影。“林翠是个非常可爱的朋友,她常调侃自己让人欢乐,而且气度宽宏。”在葛兰心中,林翠永远是恢宏大度的暖暖春阳。

1953年,制片家黄卓汉主持的自由影业公司登报招考演员,心高气傲的林翠与哥哥赌气,剪下一张合照,寄出报名信:“我是十七岁,正合你们的要求,你们所提的条件我皆具备,请录用。”竟接到试镜。初试时,黄卓汉与导演秦剑以国语发问,精通上海话、粤语及英语的林翠,单单国语不流利,为藏拙索性用一连串的“NO”作答。主考官看中她勇敢不做作,是纯正女学生的典型,破格任用。考入“自由”后,林翠即向演员红薇学习国语,很快摆脱“NO小姐”生活,并凭处女作《女儿心》成为公司台柱,获称“学生情人”。在“自由”三年期间,她出演《终身大事》等片,还被外借给“艺华”拍《化身姑娘》,小有名气。“自由”困顿后,林翠于1957年加盟“电懋”,同时为“邵氏”拍片,不久便扎根“电懋”,蜚声影坛。

以学生妹形象崛起的林翠,如影评人闻天祥形容:“不够艳丽,也不够温柔,但是浑身上下都是活力个性!”爽朗洒脱的她,有股飞扬健康的神气,在当时的女星中恰如一股清泉,气质脱俗。因此,她常出演顽皮勇敢、有正义感,甚至带些男孩子气的角色。个中典范是《四千金》中手持西洋剑的希棣,唱着“左一剑,右一剑”的《剑舞歌》,好不鬼马!影评人邓小宇赞曰:“如果你受不了麦灵芝,不要立即武断地放弃天下间一切tomboy(指喜欢穿中性服装的女孩),看过当年的林翠,你才知道原来tomboy也一样可以很可爱。”

跨越语言隔阂后,林翠开始引吭高歌,《女儿心》中的《太阳驱走了黑暗》,《流浪儿》里的《甜蜜的爱情》、《最好是春天》等都广为传唱。她虽未受过专业声乐训练,但嗓音柔顺平稳,亲切喜人,很受观众欢迎。动感的她还在《青春儿女》中大秀技能,游泳、滑水、骑马和跳牛仔舞等耍得虎虎生风。生活中,林翠同样游戏人间,偶然会睡得误了该到片场的时间,好友葛兰常负责叫她起来开工。经与秦剑和王羽的情感风波,林翠于1969年转投“邵氏”,出演了几部不甚理想的“007式”电影,于1957年与王羽离婚。同年,她创办真纳影业公司,出品《十三不搭》和《香港式离婚》,其后移居美国,到80年代末才重新活跃于台湾电视圈。

尤敏:玉女明星

尤敏(1936—1996),原名毕玉仪,广东花县人。在“电懋”完成18部佳作,其中《玉女私情》、《家有喜事》令她获第6届和第7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奖,凭《星星、月亮、太阳》成为首届金马奖影后。

尤敏是粤剧名伶白玉堂之女,9岁时便在父亲的戏班粉墨登场,于《黄飞虎传》中饰演童角。因父母演出繁忙,她被送至澳门交由外祖母照顾。1952年,外形清丽的她被“邵氏”老板邵邨人相中,认为她是可造之才,遂罗致影坛。据传,尤敏将自己喜欢的姓和名分别写在白纸上,揉成纸团随意抽出,得艺名“尤”“敏”二字。

尤敏入行首作是《玉女怀春》,此片虽从未公映,使她结下与“玉女”的不解缘。在“邵氏”期间,尤敏主演作品21部,还演唱电影插曲。但初期演技生涩的她,熬了六年,仍如《好女儿》宣传卡所写,还是“国语片中蹿红速度最快的新星”。

1958年,尤敏转到积极争取其加盟的“电懋”,由于形象与主要制作清新文艺风的“电懋”相吻合,很快找准了市场。她在“电懋”头炮作品《玉女私情》中,演绎一个在养父与生母间作艰难抉择的少女,其凄婉动人的表演,令观众潸然泪下。随后的喜剧片《家有喜事》,起初她认为自己“个性倔强而具自卑感”,“不可能了解这个角色的性格,担心演出来不理想”,在编导鼓励下她努力塑造人物,继而蝉联两届亚洲影后,气势直逼林黛。而在《星星、月亮、太阳》一片中,尤敏赋予了“星星”阿兰“孤独凌清的心理和忧郁性格”,凭自然含蓄的演技与清雅柔美的气质杀出重围,夺下首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风光无限。“具有东方妇人之美”(电影制片人川喜多长政语)的尤敏,还是战后首位成功打入日本市场的女星。1961年,日本东宝电影公司与“电懋”联合拍摄《香港之夜》,与宝山明配戏的尤敏亲自为华语、日语及英语三种拷贝配音,影片在日本公映时打破同期中外电影票房纪录,连续热映三个月,被封为“香港的珍珠”。其后她又与“东宝”合拍了《香港之星》、《香港·东京·夏威夷》等片。据传,在拍摄《三绅士艳遇》时,参与演出的三船敏郎曾言,他能与尤敏合作是最荣幸的事。

大致来说,尤敏演技内敛,最适合出演身世飘零、备受欺凌的柔弱角色,其时装造型胜于古装,悲剧胜于喜剧,少女戏胜于其他一切戏路。在《香港之星》中,她便是以高雅、温柔的传统气质击败性格爽直的现代女性团令子,成为中日男性理想化的梦中情人。岑建勋认为,要用神话学的“原型”来视尤敏,她是善良轻灵、纯洁平和、温暖美丽的化身。影评人迈克也曾说,尤敏的圣洁从来在遭质疑的范围以外。1964年,尤敏拍罢《深宫怨》后急流勇退,下嫁富商高福球,自此默默淡化,隐没于红尘。

白露明:“电懋”之花

白露明(1937—),原名许丽琼,生于香港。在“电懋”六年,出演25部“电懋”作品,其中约15部为粤语片。

白露明自幼爱好粤剧,曾追随名伶薛觉先、唐雪卿夫妇学艺,以艺名筱绿川和本名客串小角。1955年,在粤剧老师林邵游及谊母(即干母,干妈)任剑辉劝说下,她投考“大成电影”演员,为蒋伟光所青睐,步入影坛,取艺名白露明,主演《有女万事足》,获美称“银坛靓女”。

1958年,已出演《儿心碎母心》等约10部作品的白露明,经林永泰邀请,过档“电懋”粤语组。其时粤语片组基本女星只有她一人,其他主角都靠外借,她遂成“电懋”力捧要与“邵氏之宝”林凤分庭抗礼的对象。首作即为与吴楚帆搭档的《美人春梦》,并屡屡以“丁皓的好姐妹”身份出现在杂志彩页、封面上。为人低调的白露明不负众望,于卖座片《苦心莲》中饰演命途多舛的“惨情靓家嫂”,情绪拿捏得准确,将人物塑造有血有肉,台柱地位就此奠定。而在其主演的《南北和》破尽当年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区票房纪录后,她便开始“国粤双栖”,首部主演的国语作品为《游戏人间》,其他有《好事成双》、《人之初》等。

1964年年底,“电懋”粤语片组解散,她以《自作多情》为息影下嫁,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丁皓:小情人

丁皓(1939—1967),原名丁宝仪,祖籍广东东莞。在“电懋”演出了22部电影。

身为官宦世家长女的丁宝仪,幼随父征战,辗转西南多处省区乃至越南,直至“二战”后才往上海读书,10岁迁往香港。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动荡的“候鸟”生活,赐予她两份礼物——语言天才及仿演天赋。50年代,她投考“国际”粤语演员组,因名额已满只得改考国语组,同期取录的还有苏凤、雷震等人。招录她后,“国际”聘请陈又新老师专门教授她国语。

一众新演员的处女作《青山翠谷》(1956),由綦湘裳为影片谱曲。綦在教新人唱歌过程中,发现丁宝仪的表现最为活跃,发问最多。明眸皓齿的她得到导演岳枫喜爱,被冠艺名丁皓。谁料,半途杀出另一个“丁皓”——“白光”自日本发掘来的新人张显瑛。为避掠美之嫌,双方定下君子协定:张显瑛叫“大丁皓”,把“小丁皓”让与丁宝仪。听来活泼趣致的“小丁皓”恰贴合丁皓玲珑俏皮的纯真气质,片未上,名先扬。

丁皓天性跳脱,在娱乐圈是个异数。戏里戏外都抱着洋娃娃不放,入睡前有吸吮奶瓶的习惯,又喜欢和人斗嘴,被记者视为“制造尴尬场面的天才”。为“没分寸”的负面新闻所扰,她前期主演的电影多在B级文艺、笑闹喜剧和惊悚鬼片里打转,无甚亮点。直至她决心“改皮归正”,“电懋”特别是钟启文方开始不遗余力地提携她。导演陶秦特别为她量身定做新剧本《小情人》,细心加以点化。故事虽简单,但正切合她含苞欲放的少女形象,遂获“小情人”美誉。此后,唐煌导演的《母与女》由她担任主角,卖座片《南北和》系列她也有份参与,饰演京菜馆老板刘恩甲的女儿。为讨好地域特点明显的母亲,教分不清“舌头”与“石头”的张清讲国语,倒是巧妙呼应了她主演的20多部国语电影中乔装“外省人”的身份。

年轻活泼是丁皓的最大资本,在都市气息浓厚的文艺轻喜剧里,偶尔犯点小错,使点性子,必要时辅以楚楚可怜的泪眼,诸如《母与女》的小玲,便是青春无敌的代表。女扮男装也是她俏皮不定的变数之一,《游戏人间》的宣传刊物上,她被兜售的主要形象就是一名乖巧的小男生。

慧黠娇纵的小丁皓片酬曾一路涨至3万港元。1963年年底,她与“电懋”关系破裂,旋即结婚,又仓促离了婚,再以自由身返至熟悉的水银灯下,却发现时不我与。1965年与夫分居后,事业爱情两不顺的她,于1967年手执儿子照片仰药自杀于洛杉矶。

王莱:千面女星

王莱(1926—),原名王德兰,山东人,4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在“电懋”12年间参演超过50部作品,并凭借《人之初》获第3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

出身官宦世家的王莱,于北京成长,在学时即有“话剧皇后”之称。1944年自北平师范大学女子附中毕业后,她离家出走,与上海艺人剧团的团长贺宾共组家庭。婚后,她和丈夫游走于各地演出舞台剧,并在1949年合组华光剧团,改艺名为王莱开始正式演戏,可惜首作《神龛记》却遭禁映。

1952年8月,王莱赴港发展,向罗维推荐话剧剧本《美男子》成功并参演一角,之后以自由身先后效力多家公司。在日本拍摄《红娃》时,她被“电懋”总经理钟启文网罗加盟,担任基本演员,几乎无片无其身影。先结婚生子,26岁才接拍处女作的她,与青春少女几乎没有竞争机会,只能付出更多心力,隐藏青春岁月,超龄演出。自《满庭芳》首次挑战老太太的角色得到赞誉后,她便成“电懋”“专业长辈”,年轻的弃妇、严肃的老师、酗酒的赌徒、孤僻的老太太……都惟妙惟肖,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对此,邓小宇有精妙形容:“无论她演什么角色,永远恰如其分地保持身份,不亢不卑,不会流于低俗,即使是演泼妇、风尘女子,她也能表现出角色高贵的一面,有其尊严和涵养。”

这与她丰富的舞台经验有关,更与她“肯把自己尽量融进表演”的专业态度密不可分,故而在70年代游走港台两地效力的她,才能独步影坛,成为迄今为止夺得金马奖“最佳女配角”次数最多的演员。

乔宏、陈厚、张扬、雷震:“国泰”四小生

乔宏(1927—1999),塑造众多银幕硬汉形象,早年为女星白光所提携,星途坦荡,被喻为“闪电小生”。1996年,凭《女人四十》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项。陈厚(1931—1970),原名陈尚厚,塑造了风流倜傥的富家公子哥形象,表演诙谐幽默,被誉为“喜剧圣手”。张扬(1930—),原名招华昌,广东南海人,外形俊朗,银幕形象较为优柔,塑造了众多“居家男人”形象。雷震(1933—),原名奚重俭,女星乐蒂之三兄。外表俊朗而忧郁,被誉为“忧郁小生”。

20世纪50末期,“电懋”培养出多位各具风格的小生,这其中,乔宏、陈厚、张扬、雷震是具有代表性的四个人,并称为“国泰四小生”,占据了数年女性市场。他们有的是一夫当关的银幕硬汉,有的是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有的做温文儒雅的居家男人,有的则是令女性观众颇为心疼的忧郁小生。

乔宏,外形俊朗、体型健硕,被誉为“影坛雄狮”和“铁汉子”。其银幕处女作是1949年张彻执导的《阿里山风云》。1956年,他受女星白光力邀担任《鲜牡丹》一片男主角,一炮而红,从此踏入影坛。1957年加盟“电懋”,拍摄了《空中小姐》、《长腿姐姐》、《深宫怨》等影片。六七十年代,乔宏拍摄了一系列名导佳作,被写入影史,其中有易文执导的《西太后与珍妃》、唐

璇执导的《董夫人》和胡金铨执导的《侠女》等。晚年,他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夺宝奇兵2》中,饰演上海大亨一角。1996年,在许鞍华执导的《女人四十》中,他凭借公公一角,获得金像奖影帝,也令观众领略到他精湛的演技。

陈厚,外形放荡不羁,精通舞蹈,是国语片中少有的能够载歌载舞的公子哥儿代言人。1953年拍摄处女作《秋瑾》,凭借《桃花江》一片成名,签约“新华”、“邵氏”、“电懋”等公司。先后与多位当红女星合作拍摄多部影片,如《海棠红》、《曼波女郎》、《四千金》、《情场如战场》、《龙翔凤舞》、《云裳艳后》、《千娇百媚》、《花团锦簇》、《小云雀》等。

张扬,在“四小生”中外型最为英俊,在银幕上多饰演温文儒雅的正人君子,出演了许多性格优柔的居家好男人。1953年,张扬签约“邵氏”,成为基本演员,与尤敏、李丽华合作《黑手套》和《少奶奶的秘密》。三年后转投“电懋”,与林黛合演的《红娃》大获成功,从此一跃成为一线男星。“电懋”的经典时装片中,几乎都有张扬的身影,如《情场如战场》、《雨过天晴》、《同床异梦》、《野玫瑰之恋》、《星星、月亮、太阳》等。

雷震,外表清瘦而忧郁,被誉为“忧郁小生”。1956年,雷震考入“电懋”演员训练班接受演艺培训,银幕处女作为《青山翠谷》,以《金莲花》一举成名,先后主演了代表作《四千金》、《香车美人》、《空中小姐》、《爱的教育》、《教我如何不想她》、《西太后与珍妃》等多部影片。1968年,雷震创办金鹰影片公司,出品了《风尘客》等影片,1971年退出影坛转做经营电影冲印工作。晚年客串《古惑仔之猛龙过江》、《花样年华》等影片。书歌舞片

1956年,“新华”公司张善琨执导了开国语歌舞电影先声的《桃花江》,该片非但在台湾地区及东南亚都创下新的卖座纪录,女主角钟情及合导(实质是现场执行者)的王天林也得以大红,歌舞片热潮更因此在国语影坛兴起。“电懋”随后推出了王天林导演的《野玫瑰之恋》、易文导演的《曼波女郎》,将这一潮流推向高潮。“邵氏”则推出了《花团锦簇》和《千娇百媚》,着力模仿好莱坞,以豪华的歌舞场面著称。粤语歌舞片方面,1960年,“光艺”出品的《难兄难弟》中,胡枫与谢贤对唱对跳,在当时疯魔了万千少女。1966年,萧芳芳、陈宝珠、薛家燕、胡枫合演时装歌舞片《彩色青春》,开启了粤语片的歌舞时代。1967年,胡枫在《我爱阿哥哥》中表演的阿哥哥舞,激起了香港年轻人对这一舞种的狂热,成为一代人的记忆。【本卷正文撰写:周晓晓;书:孟巧乐】

卷四 中联本纪理想年代(1952—1964)

提及“中联”的酝酿与诞生,总不离两件对香港电影工业影响深远的大事。其一是发表于1949年4月8日的《粤语片清洁运动宣言》,号召“让光荣与粤片同在,让耻辱与粤片绝缘”,为“中联”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二是1949年7月10日组织成立的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简称“华南影联”),是为日后“中联”沿用的组织雏形:非但其常务领事如吴楚帆、张瑛、李铁、黄曼梨,理事如吴回、秦剑等在数年后成为“中联”主要成员,其“保障粤语片工作者合法权益”的运作意义,亦与“中联精神”异曲同工。

三年后,粤语片的制作环境虽得以改善,市场的类型走向却越发畸形混乱。1952年,由于粤剧歌唱片风靡影坛,部分伶人老倌渐渐养成“耍大牌”的毛病,有时甚至夸张到整个剧组要为一个伶人等到半夜才能开拍,而影星们对此怨声载道之余,更为粤语片陷入另一个“粗制滥造”的创作窘境而心痛不已,最终引发“伶星分家”事件(影星演出影片不再与伶人合作),这也成为“中联”诞生的直接诱因。

1952年2月29日,新联影业公司成立,大批粤语影人先后加盟并在其支持下拍片,无形中也为“中联”提供了运作上的启发。不久,吴回、陈文等人便向同行建议,另行成立电影组织。其后,吴楚帆、张瑛、白燕、李晨风等人进行多次聚会,共同商讨注册公司、协调发行、沟通戏院等事宜。1952年10月10日,众人于九龙新乐酒店303号房成立办事处,并通过两项决议:其一是经梅绮提议,将新公司取名为中联电影公司;其二是以改编自巴金同名著作的《家》为创业作。“中联”筹备期间,参与此事的电影工作者共有20位,除影星外,还包括何苍泽、黄超武及周坤玲三位伶人,但当时“伶星分家”越演越烈,三人遂因身份不便退出,刘芳与珠玑随之加盟,继而形成“中联”首个股东阵容:演员吴楚帆、张瑛、张活游、白燕、黄曼梨、紫罗莲、李清、小燕飞、梅绮、容小意,编导李晨风、吴回、秦剑、珠玑、李铁、王铿,制片人陈文、刘芳、朱紫贵,共计19人。“中联”成立之初,资金仅有6.6万港元,为保证公司顺利运作,成员非但自减薪酬,更成立“三人委员会”,以“导演议定演员,演员议定编、导、制”的方法评定工资,最终分成4500港元(吴楚帆、张瑛、张活游、白燕、李清、紫罗莲)、4000港元(小燕飞)、3500港元(梅绮、容小意)、3000港元(黄曼梨,全体导演)及1500港元(全体编剧、制片)五个等级。此外,经民主推选,“中联”又形成一位董事长(吴楚帆)及六位副董事长的领导层,可见,虽则规模有限,各项机制却相当清晰。

1952年11月15日,随着《家》于九龙“大观”片场举行开机记者会,“中联”在多达千余位宾客的观礼下正式成立。《家》由吴回导演,兼以“三生四旦”(“三生”为吴楚帆、张瑛、张活游,“四旦”为梅绮、黄曼梨、容小意、紫罗莲)为演出阵容,相当豪华。岂料1952年年底,当“中联”提出于1953年元旦放映此片时,戏院商竟以“信心不足”为由拒绝,改映仍得时令的歌舞片,足足将《家》的映期拖了一周!

1953年1月7日,《家》正式公映,“中联”上下不免战战兢兢,甚至在上映前仍要重看毛片拷贝,以确保万无一失。令影圈内外始料未及的是,“戏院竟连日爆满,售票处窗口天天排着长队……结果映至最后一天,《家》片的收入竟两倍于在元旦上映的歌唱片”(黄曼梨语)。《家》的票房为25万港元,对于一家成立不久的公司而言可谓一鸣惊人,更为“中联”赢得稳定的发展空间:一方面令本地戏院商由刁难排斥变为门户大开;另一方面,时任“国际”公司(陆运涛的“国泰”机构在香港的子公司)经理的英籍犹太人欧德尔多次以高价向“中联”购买片花,并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区放映,此举既能维护香港市场,亦能打入南洋,更为“中联”带来稳定的运作资金,以支持其继续拍片。

仅1953年上半年,“中联”便先后摄制《苦海明灯》、《千万人家》及《危楼春晓》三部影片,市场反应可观。其间,“中联”也渐形成有别于多数粤语片的制作模式:主题健康、有教育意义;剧情设置兼顾娱乐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类型不随波逐流,反而另辟蹊径、自开风潮;杜绝赶工速制的“七日鲜”,以多于一倍(或以上)的周期拍摄;成本超乎一般粤语片的数万港元,升至六位数(10万港元或以上,《苦海明灯》更高达20万港元);成立“编导委员会”,剧本经全体成员多番讨论并一致通过后方可开拍。得此推动,“中联”出产的影片很快为观众留下“制作精良、态度严谨、主题深刻”之印象。

1953年6月,“中联”迁址九龙乐宫大厦307室,并易名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该年12月22日,“中联”推出当年最后一部作品《春》。

1954年,“中联”迎来两位新成员——马师曾、红线女夫妇,两人各以1.5万港元为股本,令股东增至21位。自此,“中联”非但以21颗星组成半圆图案为标志,公司的人事规划也发生变动:吴楚帆为董事长,白燕为副董事长,秦剑为董事会秘书,刘芳为公司经理,张活游与紫罗莲则担任财政一职;设五个行政部门,吴回为营业主任,李晨风为编导主任,朱紫贵为制片主任,陈文为发行主任,黄墅为宣传主任。

1954年至1955年左右,是“中联”发展最蓬勃的时期:《秋》作为“激流三部曲”终篇被搬上银幕,1954年2月17日映后以25万港元高踞全年票房冠军。1955年,“中联”生产7部影片,数量为历来最多,且因其出品深入民心,过往一贯制作国语片的“邵氏”与“电懋”也于同年增设“邵氏粤语片组”及“电懋粤语片组”,企图在“中联”声势下分一杯羹。1955年9月,“中联”又创办了《中联画报》,介绍每月新片,报道影界动态,向读者宣扬电影艺术……多管齐下,“中联”业务得以持续扩展,影响力更是今非昔比,正如其宣传海报所称:“有此商标,保证佳片。”

但自1955年,“中联”形势却不复以往。追根溯源,首先在于人才分道扬镳:1955年,秦剑与陈文获“星洲娱乐”巨子何启荣、何启湘兄弟支持,合组光艺影片公司;1956年,先是马师曾夫妇返回内地,继而张瑛也离开“中联”成立华侨影片公司;1957年,小燕飞也退出影坛赴美定居,“中联”成员仅余15位。

1956年,代表右派电影阵营的港九电影戏剧界自由总会(简称“自由总会”)成立,令香港影坛进一步“左右对立”。当时由于“中联”成员皆为“华南影联”之会员,且与代表左派电影阵营的“新联”合作频繁,遂被“自由总会”列入“黑名单”。自此,不单是打上“中联”标志的影片,其成员与外界合作的影片也不得出现在右派势力掌控的市场范围内,唯有依靠港澳及东南亚的有限市场回收成本、赚取利润,收入下滑无可避免。

赢利不济,非但“中联”本身有“入不敷出”之虞,成员的个人生活也欠理想:此前,一众成员曾订立信约,表示不接拍除公司出品外与其他方面合作的影片,但“中联”毕竟年产有限,“按劳取酬,收入投资”的方式明显无法长期支撑公司开支,对几位圈中红星而言,更直接导致其收入锐减,其中吴楚帆一年退还的片酬定金就达两三万港元,以当时而言相当不菲。

为扭转劣势,众人决定以“子公司”或“个人小组”等手段另行拍片:1953年,吴回率先成立星联影业公司,其后众成员纷纷效仿,成立公司总数达7家之多,为战后影坛罕见。至于同年另一个名为“中联小组”的团体,则是“中联”成员实行相互组合拍片的产物,并先后制作了《往事知多少》(珠玑导演)、《情劫姐妹花》(秦剑导演)及《双雄斗智》(吴回导演)等片。“外拍”策略固然缓和了众人的生活压力,但“中联”却因这种“分散制作”而渐分崩离析,无形中加速了其衰落。至于人事,60年代后“中联”成员也渐因子公司发展或其他原因而无暇兼顾,如吴楚帆于1961年为专注于“华联”工作而辞去董事长职务,由白燕接替,1964年白燕退出影坛,李晨风成为第三任董事长,但此时“中联”已接近停产了……

虽言“揾食艰难”,“中联”同人仍奋发图强:1957年年初,“中联”由乐宫大厦搬迁至九龙香槟大厦六楼A座,这也是公司结束前最后一个办公地点。同年,《春》又获文化部颁发“1949—1955年优秀影片荣誉奖”,吴楚帆亲自赴京领奖,与巴金相拥而泣,传为一时佳话。

1959年,“中联”再次拓宽视野,成立演员训练班及配音训练班,诸如吕奇、杜平、罗敏等皆自此而出。同年,“中联”又成立“播音组”并招考播音演员,当时张活游之子楚原亦是学员之一,还有后来成为播音员的林彬等。

此时的“中联”,尚有一个更显而易见的变化,即影片类型逐渐转变,不再局限于严肃伦理、社会写实题材,反而偏重商业及娱乐性,尤以悬疑犯罪、惊险探案甚至奇情恐怖为多,于1960年11月10日公映、庆祝“中联”成立八周年(将十周年纪念提前举行)的《我要活下去》,便是代表作。事实上,从1959年至1964年,“中联”共计出产15部影片,只有1部是与过去创作路线相近的传统伦理片(《人伦》,李晨风导演,1959)。

然而,60年代的“中联”仍难掩“迟暮”之尴尬:一方面固然因演员年事渐长,既难与“光艺”的谢贤、南红、嘉玲等相提并论,也未能培养出有力与之抗衡的影圈新人;另一方面,“中联”虽突出商业,却始终不忘“寓教于乐”,加之观念不脱“老一辈”的时代、人文感怀,风格往往与潮流脱节;更重要的是,由于“中联”影人50年代多拍伦理片或写实片,如今驾驭娱乐题材,常有眼高手低、不伦不类之感,观众自难满意。故,尽管“中联”努力进取,却未能脱胎换骨。

1964年,“邵氏”国语片崛起,渐独霸一方,曾助“中联”卖片花入南洋的“电懋”又因陆运涛逝世阵脚大乱,粤语片势力不断衰落,影人大感难以为继。同年8月19日,在《香港屋檐下》(李晨风导演)上映后不久,“中联”很快停产,公司运作也进入半停顿状态。

1966年梅绮病逝,“中联”再失一员。1967年,香港掀起“六七暴动”,左派人士被港英当局迫害,连带“中联”也遭波及。同年,吴楚帆移民加拿大,黄曼梨退休,“中联”正式宣告结束。

屈指一算,“中联”由绚烂归于沉寂的岁月,不过15年光景,但其为提升粤语片质素而精益求精、不粗拍、不滥拍的行业态度,以及对后世的意义与影响,却可借用1956年3月25日吴楚帆主讲的“粤语片演变史”中的一句话加以概括:“‘中联’是粤语片的一个革命,一个里程碑。”

列传·导演

李晨风:文艺大导

李晨风(1909—1985),原名李秉权,广东新会人,在广州出生。圈中人称“叉伯”。他从影时除与李铁、秦剑并称为“粤语片导演三杰”,更被誉为“五六十年代粤语文艺片的代表人物之一”,影响深远。

李晨风幼年父母双亡,得祖母与姑姑抚养成人。1925年毕业于广州市立第四高等小学后,进入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就读。1927年,他考入岭南大学附属戏剧学院,与堂叔李化等人合组剧团演出文明戏。1929年,他又考入欧阳予倩担任校长的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的戏剧学校表演系,并与吴回、卢敦等成为同学。

1933年,李晨风赴港定居,正职为教师,工作之余则从事话剧的撰写、演出工作。1935年,他开始涉足影坛,起初为特约演员。1937年首次参与《温生才炸孚琦》的编剧工作,并在片中饰演一角。

其后,李晨风陆续参演《气壮山河》(1938)、《薄情郎》(1940)、《大都会》(1941)等片,并独自创作《斩龙遇仙记》的剧本。1941年,他与吴回合作编导处女作《阮氏三雄》,剧情取材自《水浒传》。

然而,就在李晨风事业有所起色不久,日军于1941年12月攻占香港。目睹电影工业落入侵略者之手,李晨风遂带上妻子李月清与五个子女逃往广州湾(即湛江),并与吴楚帆等人合组明星话剧团演出话剧为生。随着广州湾告急,李晨风夫妇又与吴回、谢益之、黄曼梨、黄楚山等辗转于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继续以明星话剧团名义演出。

抗战结束后,李晨风于1946年返回香港,起初仍担任编剧,作品包括《狂风雨后花》(1947)、《天赐良缘》(1947)、《泪洒相思地》(1949)、《百子千孙》(1948)、《七月落薇花》(1948)等,并不时参与幕前演出。1949年,他首次独立执导影片《守得云开见月明》,自此踏入导演行列。

1949年4月,李晨风还参与发起“粤语片清洁运动”,同年7月,又成为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会员之一,其堂叔李化则出任该会秘书。

50年代初,李晨风陆续执导了几部影片,并于1952年参与组建“中联”,除为21位股东之一,又出任编导主任一职。1953年,李晨风受“新联”之邀,执导公司成立后第二部影片《再生花》(1953年5月22日首映),而他为“中联”执导的首部影片,则是改编自巴金“激流三部曲”的《春》。1955年,他与吴楚帆合组华联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并自编自导创业作《寒夜》,其后再分别为“中联”及“新联”执导《春残梦断》(1955,改编自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及《发达之人》(1956)等。

1957年,《春》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荣誉奖”,是为李晨风从影以来赢得的最高荣誉。1959年,为筹建“华南影联”会址,李晨风与李铁、罗志雄及吴回联手执导《豪门夜宴》,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空前的集体创作。

60年代初,李晨风开始为“峨眉”执导数部武侠片,包括《碧血剑》(上下集,1959)、《书剑恩仇录》(上下集,1960)等片,又为吴回的“华侨”执导过《金粉世家》(上下集,1961)等片。此外,他还为“长凤新”执导过多部古装国语片,包括赴杭州西湖取景的《苏小小》及《湖山盟》(1962,皆为“新联”出品)。但说到他此时的代表作,仍首推1960年由吴楚帆及李小龙合演的《人海孤鸿》。

不过,60年代后的李晨风虽在导演作品上保持产量,却甚少自撰剧本,而是交由三子李兆熊负责(或父子合编),1965年的《八个凶手》,则是他最后一次担任编剧。

1964年,李晨风接替退出影坛的白燕成为“中联”第三任董事长,并执导《香港屋檐下》。1967年“中联”结业后,李晨风父子与演员周聪于1969年合组现代制片公司(主要运作者仍是李兆熊与周聪),并执导创业作《非牛非马》(1972),其后又执导《群芳谱》。

1978年,李晨风执导《辣手情人》后宣布退休。

吴回:熟手工匠

吴回(1912—1996),原名吴耀民,祖籍广东新会,生于广州。为“中联”21股东之一。

说到最为内地观众影迷所熟悉的香港电影之一,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地想到周星驰主演的《九品芝麻官》,其在CCTV6播放的频率,更让不少人几乎能熟到将所有剧情和经典对白倒背如流!

片中,主角包龙星的老爸亦叫人难忘,诸如以“金鸡独立”敲打儿子、临死前交出半块“烂饼”等,皆是一说就能在脑海中显影的桥段。而说到饰演该角的这位老者,正是粤语片时代有名的“工匠导演”吴回。

1939年,话剧演员出身的吴回开始从影,首部参演影片为《血泪情花》(1939)。1940年,他首次在《斩龙遇仙记》中出任制片一职,从此以幕后为工作重心,并于1941年执导处女作《今宵重见月团圆》。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吴回携妻女逃往广州湾,继而与张瑛、黄曼梨、卢敦、黄楚山等组成话剧团,以表演话剧为生,从广州湾演到南洋一带,过了六年颠沛流离的日子。1946年,他重返香港,并执导《泪洒相思地》(1947)回归影坛,直至1949年,他已先后拍出十多部个人作品。

1949年,吴回与众粤语片同行一并发起“粤语片清洁运动”,并于同年加入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1952年,他加入新联影业公司,并为之执导创业作《败家仔》。有趣的是,由于“新联”创办之初缺乏资金支持,故需向银行借贷方能开戏,而在《败》开拍前夕,曾有同行嘲讽一家新公司竟以“败家”为首部片名,实在太不吉利。岂料,《败家仔》上映后非但取得空前的票房佳绩,更首开“粤语伦理片”之类型题材,吴回也得以名声大噪。

同年,吴回又参与创办“中联”,成为21位股东之一,并出任营业主任。而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个任务,则是执导创业作《家》,影片上映后再获好评,该片成功为“中联”打响招牌之余,更让吴回成为粤语影坛炙手可热的重要导演。1953年,在得“中联”众人通过“在以‘中联’为大名义下,自行组建电影公司开拍影片”的决议后,吴回率先成立星联影业公司,数年后又成立了“特艺影业公司”,执导《勾魂使者》(1956)及《捉奸记》(1957)两部影片,皆由楚原编剧。此外,吴回亦先后加盟刘芳创办的永联电影公司及张活游、白燕夫妇创办的山联影业公司。

1959年,吴回与李晨风、罗志雄及李铁合作为“华南影联”执导《豪门夜宴》,传为一时佳话。整个50年代,吴回执导的影片产量超过130部,堪称粤语片影坛罕见的多产导演。

踏入60年代,吴回电影产量减少,但仍为后期的“中联”执导《人》(1960)、《鸡鸣狗盗》(1960)及《银纸万岁》(1961)等影片。1964年,为团结粤语片明星并振兴影坛,几乎所有的粤语影人合作成立了香港电影演员影业公司,并为购买会址开拍《吉堂满庆》,而担任该片总导演一职的正是吴回,协助其拍摄的导演更达23位之多,成为当时影坛一件轰动的盛事。

1970年,在执导《独掌震龙门》后,吴回暂离导演行列,直至1974年方复出执导《太平山下》。其间,他一方面在电影中客串角色,另一方面则转投电视圈,在“丽的”担任过策划、演员及编导等职。1977年,他独立执导了最后一部影片《乱龙搏懵》。1979年与杜平合导的《懵仔傻妹妙侦探》,则是他最后一部导演作品。

从1941年到1979年,吴回执导的影片已超过200部,评论界对此有如下概括:“他不能说形成过一种很强烈的个人风格,他只是个很熟练的技匠,当遇上一个好剧本时,便会拍出好作品。”

80年代后,吴回继续在多部影片中客串演出。1994年,他获香港电影导演会颁发“终身成就奖”,以表彰其半世纪来为香港电影做出的杰出贡献。

珠玑:高产能者

珠玑(1920—1988),原名朱日川,祖籍广东顺德,在广州出生,其父朱晦隐为粤剧团开戏师爷,其二哥朱超是演员及副导演,其妹朱日红曾与李香琴、任冰儿、梁素琴、黎坤莲、金影怜、许卿卿、英丽梨及谭倩红组成“九大姐”,位居“八姐”,更是影坛著名的幕后人才。

1932年,珠玑随家人赴港定居。1933年,他加入“天一港厂”,学习剪辑、冲印等幕后工作,不过让他首次在幕前挂名的身份却是演员,即1939年出演的《医死阎罗王》。

其后,珠玑进入“南粤”公司,担任剪辑师。1941年,他自编自导处女作《出墙红杏》,又于同年执导《燕双飞》及《母慈子孝》。12月香港沦陷后,珠玑也一度无戏可拍,直至1947年才重返影坛执导《卿本佳人》。1949年,他成立发达影片公司,创业作为自制、自编、自导的《原来我负卿》,其后又有《辣手碎情花》及《奇侠雌雄剑》(上集)等。

1952年,珠玑参与组建“中联”,为公司21位股东之一。1953年他执导了“中联”成立后的第三作《千万人家》。1955年又将狄更斯的小说《远大前程》改编并拍成《孤星血泪》。而1957年的《血染黄金》,则是他为“中联”执导的最后一部影片。

五六十年代,珠玑除参与“中联”制作,也为其他粤语片公司拍戏。1960年,他成立海洋影片公司,并自导创业作《西施》,其后还有《孝感动天》(1960)、《真假洞房春》(1962)。

事实上,珠玑不仅是五六十年代香港粤语片最具代表性的导演之一,更是粤语片史上最多产的导演之一。从1941年至1969年,他已执导了多达270部影片。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珠玑在为“金华”公司执导粤剧片《三司会审杀姑案》时,首次将其妹朱日红提为副导演。珠玑退出影坛后,朱日红继续在香港影坛滚打,70年代后期始为麦嘉赏识,并担任麦氏成立的“嘉宝”、“奋斗”及“新艺城”绝大多数影片的副导演,堪称香港电影黄金时期的“副导演王”。

1969年的《威风大少恶千金》,是珠玑执导的最后一部影片。退出影坛后,珠玑曾在《新电视》周刊上撰写《怀旧集》专栏。1988年因病辞世,享年68岁。

李铁:平民导演

李铁(1913—1997),原名李毓祯,祖籍广东象山县(今中山),在香港出生,他是五六十年代最著名的粤语文艺片导演之一,拥有杰出成就。

能够被誉为“粤语片导演三杰”之一(另两位是李晨风及秦剑),李铁自然是五六十年代粤语片中最有个人风格的影人之一。其擅长的一种是底层小市民社会剧(如《危楼春晓》),以“平民化”的嬉笑怒骂引发共鸣,另一种则是描绘“红颜薄命”,借此控诉社会弊端的女性悲剧(如《程大嫂》),因此他的许多影片,都会让观众随着女主人公的坎坷命运潸然泪下。时隔半世纪,这些影片依然被视作港产现实主义影片的经典。

早在童年时,李铁便参加过多部话剧演出,1930年投考联华影业公司,为第一期演员训练班学员,由于成绩优异,曾得黎北海赏识,并被其鼓励尝试编导工作。1932年,李铁以“高材生”身份从“联华”训练班毕业,随之参演处女作《夜半枪声》(饰周怀远),并结识吴楚帆及黄曼梨。

1935年,他担任关文清执导的《生命线》副导演,翌年为唐醒图的大时代声片公司执导创业作《六十六号屋》,这也是他首部担任导演的作品。1937年的《人生曲》,则是他的早期代表作,除影片票房可观,出演男主角的吴楚帆更荣膺“华南影帝”称号。

1941年12月5日,李铁执导的《千金之子》在港公映,20天后香港便告沦陷,当时无戏可拍的李铁选择留在香港组织剧团演出,直至抗战结束,他才有机会重新拍片。1947年12月7日,他执导的《何处是侬家》公映,距上一部作品恰好6年。

1947年至1949年,李铁导演的作品仅有6部,但值得一提的是国语片《朱门怨》(1948),是为其力邀当时仍在上海做银行主任的张瑛回港复出的首作。1949年4月,李铁参与发起“粤语片清洁运动”,并参与组建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同年7月“华南影联”成立后,他当选为常务理事。

1950年,为筹募“华南影联”会址经费,李铁与其他九位导演联手执导了《人海万花筒》,促成了战后香港电影界的一次“大聚首”。1952年,李铁成为“中联”的21位股东之一。

1952年至1959年,李铁为“中联”执导了五部影片,除早期的《危楼春晓》,亦有《爱》(上下集)(1955,与秦剑、珠玑、李晨风合导)、《天长地久》(1955)及《香城凶影》(1958),其中《天》及《香》分别改编自德莱瑟的《嘉丽妹妹》及李我于绿邨电台发表的同名“天空小说”。其间,他也为“新联”、“光艺”、“光华”、“大成”等粤语片公司拍摄多部不同类型的影片。

1959年,李铁自资成立了宝鹰影业公司,执导了多年后仍被奉为“粤语电影经典”的《紫钗记》与《蝶影红梨记》,曾得粤剧名伶任剑辉与白雪仙(亦是影片主角)交口盛赞,这也是李铁与剧作家唐涤生合作的巅峰之作。

60年代后,李铁仍有多部影片面世,代表作包括纪念“中联”成立八周年的《我要活下去》(1960),其后“中联”式微,李铁仍为之执导《吸血妇》(1962)及《血纸人》(1964)两部影片,但风格已从《危楼春晓》的人文关怀转变为商业化的恐怖悬疑。

1967年“中联”结业,同年李铁的“宝鹰”也在拍摄完《一见痴情》后结束,此时粤语片一蹶不振,李铁的作品数量也明显下滑。踏入70年代后,他仍有数部作品推出,如《重逢》(1971)、《三笑姻缘》(1975)、《老夫子》(1975)、《紫钗记》(1977)等。

1985年,李铁在执导豫剧影片《包青天》后退出影坛。1994年,他获香港电影导演会颁发“终身成就奖”。

列传·影星

吴楚帆:华南影帝

吴楚帆(1911—1993),原名吴钜章,祖籍福建泉州,生于天津,当时其父任职于天津英租界工务局。在家中排行老二,故多年后曾被同行称为“吴二哥”,其大哥是喜剧演员高鲁泉(原名吴钜泉,生于1909年)。

若有香港电影百年史上的“百大经典对白”评选,毫无疑问,有两句非但定会入选,且排名亦绝对靠前:其一是《危楼春晓》(1953)里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另一则是出自《香港屋檐下》(1964)的“食碗面,反碗底”。至于这两句“金言”,无一不出自“华南影帝”吴楚帆之口,其对香港电影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吴楚帆1932年因得罗明佑赏识而加入影坛,同年他在处女作《夜半枪声》中出演男主角钱如明一炮而红,而其后如《战地归来》(1934,香港出品的首部抗日影片)及《生命线》(1935)等,他以饰演爱国青年角色亦皆广得观众喜爱。1937年,吴楚帆主演李铁执导的《人生曲》更让他赢得“华南影帝”称号,是香港电影史上首位得此荣誉的演员。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日军政府为宣扬击败英军的“战功”及其“大东亚共荣圈”战略,遂开拍《香港攻略战》,吴楚帆成为第一个被其点名征召的男主角。因拒绝为日寇服务,吴楚帆逃往澳门,再辗转来到当时仍是法属殖民地的广州湾(即湛江)落脚,而与他同时来到广州湾的张瑛、白燕、黄曼梨等人,后来皆成为“中联”的重要成员。

吴楚帆在广州湾的日子相当艰苦,一度转做香烟小贩及货船经纪以糊口,但其爱国心依然热忱,因而与卢敦、张瑛、黄曼梨、白燕等一同创办明星话剧团,于当地演出话剧,宣扬抗战理念。到了1943年,日军侵占广州湾,吴楚帆又被迫远走越南,直至抗战结束后,他才于1946年返回香港,重启他的电影事业。

1946年,吴楚帆担任《郎归晚》的男主角,这亦是香港光复后首部公映的粤语片,曾在当地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区大受欢迎,为粤语片打开海外市场奠定了基础。其后,从1947年至1949年,吴楚帆主演的电影作品已超过40部,名气居众粤语片影星之首,风头一时无两。

身为香港电影界的一分子,吴楚帆无时不以行动推进影圈风气的良性发展,堪称贡献良多:1949年,因不满粗制滥造的神怪武侠片充斥影坛,吴楚帆与多位影人合力发起了“粤语片清洁运动”,其后又参与成立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出任副理事长及常务理事。

而在1952年,因眼见伶人“耍大牌”现象日趋严重,吴楚帆更力促影星发起“伶星分家”运动。事实上,吴本人也是受害者之一,事缘某次与新马师曾合作时,被迫等足对方一个晚上,且新马师曾到场后还得先等他拍完,受气之甚不必多言;更何况在吴楚帆眼里,这类伶人挂帅的歌唱片本身还缺乏教育意义,分家一举,实乃为港片利益着想的责任感所使然。

1952年,吴楚帆与其他18位同行发起成立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中联”成立后,吴楚帆陆续在前三部影片《家》、《苦海明灯》及《千万人家》(皆拍摄于1953年)中出演主角,其中《家》更让他于1956年被内地选为“五十年代中国五个最受欢迎的男演员”之一,而同样由其担纲的《春》则获得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荣誉奖”。此外,因在同为“中联”的写实片《危楼春晓》中饰演乐于助人的男主角“威哥”,吴楚帆还一度成为最受香港百姓崇敬的人物,就连走在街上都有人唤其威哥,可见其在银幕上的正直形象极其深入民心。1954年,同由吴楚帆主演的《秋》高踞香港全年粤语片票房冠军,更令其事业直攀顶峰。

1955年,“中联”在通过自行创办公司拍片的策略后,吴楚帆遂于1955年与李晨风合组华联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出品《寒夜》(1955)、《人海孤鸿》(1960)、《火窟幽兰》(1961)等,他本人更亲任这些影片的监制一职,其中兼任编剧并与已成年的李小龙合演的《人海孤鸿》片,更是他后期的代表作。

60年代后,吴楚帆淡出“中联”,并于1963年另立新潮电影公司,创业作为《大富之家》,这亦是香港电影史上首部彩色阔银幕粤语片。至于翌年的次作《香港一妇人》,则是他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担任导演的作品。

1967年,吴楚帆移民加拿大。1968年2月22日,其参演的最后一部影片《社会栋梁》公映,截至该年,其个人作品已超过250部,无论从产量还是从名气而言,皆位居“粤语片四大小生”头把交椅。

70年代,吴楚帆偶尔回港客串电视剧(如“TVB”首部长篇剧集《狂潮》等),但未再涉足影坛。1993年2月22日,他在加拿大与世长辞,享年82岁。同年,他获第1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追颁“终身成就奖”。当晚,非但身为颁奖嘉宾的周润发因怀念前辈而在台上哽咽,全体来宾更起立向在场的其他“中联”成员鼓掌,此时尽管吴楚帆已无法亲眼见证这一最高荣誉的致敬,但他对香港电影做出的巨大贡献,却足以永垂影史,永不磨灭。

张瑛:200部之男主角

张瑛(1919—1984),原名张溢生,祖籍福建,在香港出生,其父为药材商,曾在南北行开设“福和兴药材行”,他因在家族中排名第十四,故在圈中有“十四哥”之称,年龄较长时又被称为“十四叔”。

1988年10月29日,由冼杞然执导的《又见冤家》在港上映。事实上,这不过是一部早在1984年就完成的“冷藏之作”,而且只放映了两天就被下档,票房也仅得80多万港元,收不到什么反响自属意料中事。

虽然影片本身无甚可言,但对不少粤语片影迷而言,它却有着别样的意义,因为这是“千面小生”张瑛的遗作。1984年的12月12日,张瑛便是在加拿大演出该片时中风病逝,享年65岁,这部《又见冤家》,也因而成为其演员风采的谢幕。

因醉心于演艺,张瑛于1937年加入了大鹏影片公司,并参演处女作《夜明珠》。1938年,他转投大观影业公司,演出了十多部影片。1940年得薛觉先赏识,在其监制的《蝴蝶夫人》中饰演男一号,自此跻身当红小生行列。同年再演《人海泪痕》,更成为继吴楚帆后第二位获“华南影帝”称号的粤语演员。

1941年12月24日,张瑛与首任妻子梅绮结婚,翌日香港沦陷,其事业陷入低潮。1942年4月日军政府宣布开拍《香港攻略战》,并邀包括张瑛在内的多位演员参演,张瑛很快携梅绮逃往广州湾,参与明星话剧团,以演出话剧为生;后广州湾情势告急,张瑛再往桂林,并在当地结识马师曾,于其剧团负责剧务、布景等幕后工作。

抗战结束后,张瑛曾在上海任某银行主任,后重返香港,参演的首部影片为《金屋藏娇》(1946)。1948年,他独资创办大群影业公司,并担任创业作(也是唯一一部影片)《此恨绵绵无绝期》监制,同年与吴回合作执导的《蝙蝠大盗》,是他第一部导演作品。

整个50年代,是张瑛演艺事业的鼎盛时期,影片产量超过200部,其子张炜曾撰文称:“他是香港电影界主演影片最多的男演员,曾经在同一日同一条街道上分别拍三组戏,只是身上穿的衣服不同;他曾经一年内主演过四十七部影片,很可能是一个世界纪录。”由于相貌英俊、气质优雅、演技出众,并曾演出不同类型的角色,他一度被观众誉为“千面小生”,更与吴楚帆、张活游、李清合称为“粤语片四大小生”。

与此同时,张瑛又多次参与幕后工作,1956年首次自编自导《家和万事兴》,而与谢虹合导的《第七号司机》(1958)则是他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1952年,张瑛与吴楚帆等人合作创办中联影业公司,是公司的21位股东之一。1957年,他再得澳门富商何贤支持,与谢益之合组华侨电影公司,并成为与“新联”、“中联”及“光艺”并列的“粤语片四大公司”之一。据统计,50年代后张瑛(参与)创办的电影公司达六家之多,除“中联”与“华侨”,尚有“瑛业”、“豪华”、“中原”、“大中”等。

60年代粤语片式微,张瑛事业亦不复从前,尤其1965年至1969年,其参演的影片仅有12部,故1969年拍罢《狂龙》后,他一度淡出影坛,赴夏威夷投资地产生意。70年代初,他将事业重心移入电视界。1972年张瑛重返影坛,但以饰演配角居多,其中与李翰祥的合作,竟让张瑛视作令他自己“演技开窍”的经历,可见其对表演的认知可谓“活到老,学到老”。

张瑛一生演出过400多部影片,堪称粤语片时代最杰出的影星之一,他生前在圈中人缘颇佳,义子、义女众多,当中便包括万梓良。

张活游:忠厚小生

张活游(1909—1985),原名张乾裕,祖籍广东梅县,生于广州,儿子楚原(原名张宝坚)、儿媳南红皆为影坛名人,女儿张玉珍则是粤剧花旦,可谓是著名的演艺世家。

在许多观众影迷眼里,黑白粤语片或许已成为一个很久远且神秘的符号,但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我们依然能从不少影片的对白台词中,找回那个年代及影人的零星记忆。我们或许不能全然了解话中所指的演员曾经的银幕风采,但不知不觉中,却已能下意识地想到这些名字,而一旦有机会重温他(她)们的经典作品,便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就是他(她)啊!

芸芸之中,“张活游”无疑是我们在港片中最常听见的粤语片演员名之一,且其所代指的往往是一些忠厚老实、文弱谦和甚至时常备受欺凌却难以反抗的人物,个中原因,是在于张活游在粤语片时代所饰演的,几乎全都是这样一类人物。由此可见,他的形象特点是何等深入民心。

张活游出身并非电影而是戏剧,早年他曾是广州粤剧养成所的第二期学员,并曾在“彩云天”、“凤来仪”等戏班中进行演出。1939年,他因在电影处女作《大破铜网阵》中饰演主角展昭,大受欢迎,继而又在《三戏白菊花》中演出该角,到了40年代初,他已在香港影坛名气渐响。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张活游并未如吴楚帆、张瑛、黄曼梨、卢敦、白燕等逃往广州湾,而是在广东其他地区以演出粤剧为生。抗战结束后,他返回香港,并于1946年参演了首部影片《闪电姑娘》。1948年,由于名气高涨,张活游的电影产量从1947年的7部飙升至18部。而在1949年,由他主演的《萧月白》(上下集)更刷新票房纪录,据悉,该片仅在港九地区就上映了250场,而最终赚来的钱还让制片人买下一家“环球影院”,其卖座程度可想而知。《萧月白》的成功,随即让张活游跻身于“粤语片四大小生”行列,与吴楚帆、张瑛及李清平起平坐。而其1949年的电影产量,也从1948年的18部升至27部,从此踏入事业的蓬勃期。

1949年4月,面对粤语片“粗制滥造”的不良现象,张活游参与发动了“粤语片清洁运动”,同年7月则成为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会员。1952年,张活游参与“中联”的组建工作,“中联”成立后改编自巴金“激流三部曲”的《家》、《春》、《秋》皆有其参演。1954年,张活游与白燕及吴回合作创办了山联影业公司,自创业作《芸娘》后,又陆续出品了六部影片。

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便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影片上映后票房口碑大盛,甚至成为60年代最受欢迎的粤语片之一。当然,更重要的是,张活游的儿子,担任影片编导的楚原,因此而在影坛大红。

1962年,楚原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南红合作创办了玫瑰影业公司,创业作《含泪的玫瑰》一炮而红,其后更在《黑玫瑰》中成功开创女侠“黑玫瑰”这一经典的“珍姐邦”形象。而在1966年,为支持儿子、儿媳公司新片,本极少参与幕后工作的张活游破例出任了楚原执导的《黑玫瑰与黑玫瑰》一片策划,兼首次在片中饰演大反派“金阎罗”,于银幕上与谢贤及南红交手。

1969年,在演罢《春雨秋心》后,张活游宣布退出影坛,其后十多年,只在《势不两立》(1980)中客串一角。截至此时,他在银幕上已演出超过250部影片。整个70年代,电视成为其事业的重心,自加入“无线”以来,张活游多年服务于此,并参演多部剧集。到了1982年后,张活游便基本淡出幕前。但值得一提的是,十年后的1992年,楚原也停止了他的导演工作,转入“TVB”参演电视剧,并在十年后逐渐淡出,其轨迹与父亲可谓不谋而合。

紫罗莲:名如花靓

紫罗莲(1924—),原名邹洁莲,祖籍广东云浮,为“中联”21位股东之一。

童年时由于父亲任职粤剧团,其姐邹洁云又是粤剧名旦,因而紫罗莲幼年便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戏班学习戏剧表演。1938年,她加盟名伶马师曾主持的“太平剧团”,并担任二帮花旦(即第一女配角)。当时正值“薛马争雄”时期,紫罗莲亦有机会参与多部粤剧演出,由此在圈中成名。1939年,紫罗莲参演“南粤”出品的《第八天堂》,从此变为银幕演员。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由于日军政府征召演出《香港攻略战》的影人大多已逃走,日方唯有打起紫罗莲主意。为放松紫罗莲的戒备,日方于1942年4月3日在《华侨日报》上刊登“日电影界在港摄制攻略香港影片,白燕、吴楚帆、陈云裳等分任要角”的假消息,令紫罗莲落入陷阱。入组《香》后,紫罗莲先是发现吴、白等人并未参与,其后日方再以“杨工良、谢益之赴日拍片”的假消息将之骗至日本拍外景,结果,紫罗莲非但两次上当,更被日方威胁“再主演三部宣扬‘大东亚共荣’的影片”。

尽管在《香》中戏份颇少,但演出“中日亲善”影片的经历仍让紫罗莲痛苦万分,为拒做汉奸,她遂在返港后求助于当地的地下革命工作者,最终在廖思慎(后成为其丈夫)的帮助下逃出香港,前往内地。

1945年抗战结束,紫罗莲得以重返香港。其后演出首部影片《含笑饮砒霜》(1947),直至“中联”成立前夕,她共计参演了60多部电影,在粤语片女星中算是不俗。

1952年,紫罗莲参与组建“中联”,成为21位股东之一,当时“中联委员会”为她划定的片酬为4500港元(一级),凌驾于小燕飞、黄曼梨、梅绮、容小意之上,与白燕平起平坐。其后,紫罗莲参与了多数“中联”影片的拍摄。1954年,随着“中联”多位成员另组公司拍片,紫罗莲亦成立了一家紫罗莲电影制片有限公司,该公司出品的唯一一部影片,便是她本人身兼编、导、演三职的《马来亚之恋》。

不过,这部《马来亚之恋》却可谓紫罗莲电影生涯中的重要之作:在题材上,影片选择以马来亚华侨团结互助,为侨胞创办义工学校并推广华文教育展开,颇有“中联”影片那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气息;在阵容上,紫罗莲也得到多位“中联”同事如吴楚帆、张瑛、张活游等人参演其中,这在当年可是卖座的保证;在场面上,紫罗莲更专程前往马来西亚拍摄,因而片中出现了不少当地的著名景观……这些条件集合起来,影片自然大受欢迎,最终还以13万港元的票房收入成为全年十大卖座粤语片之一。

60年代后,“中联”成员分道扬镳,紫罗莲则与白燕同于1964年退出影坛,她参演的最后一部影片为《恨海情天》。由于信奉基督教,紫罗莲引退后在教会担任义工,虽不至如梅绮般投身传道,但多年热心于服务社会的态度,却是其作为虔诚的基督徒的表现。

80年代后,紫罗莲赴美定居至今,偶尔回港探亲访友,是“中联”为数不多仍在世的主将之一。

白燕:不屈贤妻

白燕(1920—1987),原名陈玉屏,祖籍广东惠州,生于广州,在圈中人称“扁姐”、“扁姨”。

纵观五六十年代的粤语片影坛,最能将命运波折的苦情戏演至入木三分者,无疑就是张活游与白燕这对银幕搭档,因而当时曾有“家家有白燕,满街张活游”这一说法。

说到白燕擅长的角色,往往都是生活遭遇连串不幸但依然与家人同甘共苦,最终迎得幸福未来的贤妻良母,而这亦是当时香港妇女的普遍写照。白燕能成为当时最红的银幕女星之一,实与其这类接轨生活、惹人共鸣的形象及其演技密不可分。

白燕早年曾就读于广州教忠女子中学,1936年,她投考广州“国际”电影公司并被录取为演员,继而得到参演处女作《并蒂莲》的机会。岂料当时的“国际”经理亏空公款,导致公司资金周转不灵,令影片未能完成。1937年,导演陈天在香港参与成立启明影业公司。在他的赏识下,白燕遂由广州至港,由此演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锦绣河山》,当时与她配戏的是“华南影帝”吴楚帆。

1938年,白燕加盟大观声片公司,以一部《上海火线后》走红影坛,其后的1938年至1939年,白燕合计主演了19部影片,可谓产量激增,她本身也成为粤语片红星之一。然而,由于名气渐响,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她与吴楚帆先后成为控制香港影界的“大日本映画社”征召的男女主角,后在卢敦知会下,白燕回到广州,辗转至桂林等地后,再到广州湾与其他逃亡至此的影人会合。

抗战结束后,白燕重返香港,与吴楚帆合作光复后首部粤语片《郎归晚》。1949年,她参与发动“粤语片清洁运动”,1952年又参与组建“中联”,除为21位股东之一,更担任公司副董事长。“中联”成立后,她参演的首部影片为《苦海明灯》(1953)。

白燕不仅演出苦情戏尤能打动观众,还因貌美,在银幕上甚少如黄曼梨般演出年长角色,加上片中造型气质不凡,亦被影坛称为“影坛常青树”。

除幕前演出,白燕亦于1954年与张活游及吴回创办山联影业公司,创业作为《芸娘》。至1964年停结业,“山联”陆续拍摄了六部影片,大多数皆由程刚撰写剧本。其中,白燕从影以来首次担任监制的影片,是张活游之子楚原于1960年执导的《可怜天下父母心》,该片多年来屡次在香港经典影片评选中榜上有名。

1964年,白燕在参演《疯妇》后宣布息影,而1965年4月15日公映的《沧海遗珠》,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大银幕上的作品,也是她从影以来唯一一部国语片(由“长城”出品)。1987年5月6日,白燕因骨癌在香港病逝,享年67岁。

梅绮:人戏合一

梅绮(1923—1966),原名江端仪,祖籍广东南海,生于北京,其父为人称“江太史”江孔殷,“南海十三郎”江誉缪则是其叔父。

在芸芸粤语片演员中,梅绮的作品产量并不多,但她涉足的角色类型却颇广泛,包括妓女、丫鬟、佣人、老姑婆、交际花、杀人犯、势利阔太等,年龄跨度从花样年华至垂暮老年,都被她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为此甚至不惜牺牲形象,可谓敬业。

若要用一个词组形容梅绮对塑造角色的投入程度,最合适者无疑就是“入戏太深”——为了一个需要演出的角色,她甚至甘愿牺牲自己在现实中的情绪状态,结果一度因难以抽离而患上失眠及神经衰弱症。但无论如何,身为演员,能够拥有如此敬业的精神,便足以被影坛后辈推崇敬重。

1929年,梅绮首次以“江丽丽”之名参演上海大长城电影公司出品的《聪明笨伯》。30年代中期赴港定居后,加盟南洋影片公司,参演的首部影片为“南海十三郎”执导的《百战余生》(1937)。1940年转投大观声片公司,参演的首部影片为《从心所欲》(1940),其后作品还有《学宫春色》(1941)、《千金之子》(1941)、《夜上海》(1941)等。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梅绮随丈夫张瑛逃往广州湾,并加盟明星话剧团演出话剧为生,但随着广州湾局势紧张,又不得不辗转于桂林、越南、广州等地,至抗战结束后方才返港。

回港后,梅绮已与张瑛离婚,但两人依旧不避嫌地在《非眷莫问》、《此恨绵绵无绝期》等片中合作,并于1952年一同踏入中联影业公司21位股东行列,继续合作“中联”出品的多部影片。

在50年代,梅绮的演技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而在她眼里,这等动力实来源于自身的一股“傻劲”:“我常常有一股傻劲,不管人家说我傻头傻脑也好,说我敢于尝试也好,凡是派到我的角色,我从不加以选择。就算有些角色,在人家说,可能是不肯演的,可是我却偏偏要试试看。”(梅绮:《戏剧的人生》,香港,文宗出版社,1956)

事实上,梅绮得以胜任各种角色,也得益于她时常观察周边人物的行为举止。例如,在《金兰姐妹》中饰演的老女佣,蓝本便出自一名为其工作十多年的女佣;而在《大地》中为演出妓女“荷花”一角,她亦在神态举止上模仿被祖父纳为侍妾的一位祖母。由此,她形成了个人的一套表演方法。正如其所言:“我们演戏,对任何一种人物,都得熟悉,演来自然觉得生动,要是对剧中人物陌生的话,那演来就费力不讨好了。”

1953年,梅绮参与吴回主持的星联影业公司的工作,担任《日出》(1953)的监制。1957年又参与金门影业公司的工作,先后监制《花神》(1957)及《驸马艳史》(1958)。这些作品是其演艺生涯中为数不多的幕后创作。

但由于早年信奉基督教的缘故,梅绮的人生重心逐渐脱离银幕。1962年演罢《心心相印》之后,她宣告退出影坛,投身于传道工作,引起业内轰动。其后,她用回本名“江端仪”,于1963年7月在港创办“基督教灵恩布道团”(新约教会)。

黄曼梨:悲情圣手

黄曼梨(1913—1998),原名黄文素(另名黄兰茵),祖籍广东中山,在香港出生,圈中人称“Mary姐”,同为“中联”21股东之一。

过去,香港电影金像奖有个“硬性规定”:无论台前幕后颁奖,若获奖者未能前来,都须由代领者亲自上台领奖,因此金像奖从未有“会场外颁奖”一说。

但金像奖对此的首度破例,便是由黄曼梨而始:在第14届颁奖礼时,82岁高龄的她在家中接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且由周润发亲自将奖座送至。当时,黄曼梨可谓“少数由默片时代已经开始从影而至今仍健在的电影工作者”,金像奖特别为她追颁“终身成就奖”,无疑是对她60余年电影生涯的肯定与赞誉。

1930年,时值上海暨南影片公司演员班招生,当时仅17岁的黄曼梨前去投考并获录取。从演员班毕业后,她以“黄曼丽”为艺名,在默片《江湖廿四侠》及局部配音的《火烧白雀寺》中出演配角。

1931年,她与“暨南”合约到期,继而返回香港,适逢联华影片公司在香港设立分厂(即“联华三厂”),黄曼梨签约成为公司演员,并于1932年参演首部默片《古寺鹃声》。1935年,因罗明佑裁撤“联华三厂”,黄曼梨转投大观声片公司,并于1935年演出首部有声影片《明日之歌》。30年代中期始,随着影片产量不断增加,黄曼梨在香港影圈亦拥有一定名气。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其丈夫谢益之因日军政府找其拍《香港攻略战》而逃往澳门,其后黄曼梨亦离开香港寻夫,并辗转至广州湾,成为众人组建的明星话剧团成员之一,后来还到越南演出话剧,至1946年返港。幸运的是,战后香港电影工业逐步恢复,作为战前已有名气的影星,黄曼梨很快得到参演粤语片的机会,而她的首部作品则是《胡不归》(下集)。

1949年,黄曼梨参与了两件影圈大事,一是发起“粤语片清洁运动”,二是推动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成立,并担任两届“影联”理事。1952年,她又与吴楚帆等一众同行商议组建“中联”,成为公司的21位股东之一。

萧芳芳曾这样评价黄曼梨:“她是1930年至1995年演戏最好的中国女演员(之一),她不但演技超出了年龄的限制,更能一字不漏地背下临场交给她的五纸对白,甚至能准确无误地在对白里念到的某一个字处流眼泪!”(据萧芳芳在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的讲话整理)

此言不假,黄曼梨从影多年,演出角色数不胜数,从贤妻良母到阴险长辈,或楚楚可怜或令人发指,可谓“好人令人动容,坏人令人痛恨”。此外,由于黄曼梨在银幕上常演悲情戏,且往往声泪俱下地演绎对白,有时甚至到了感染工作人员落泪的地步,故在影坛留下了“悲情圣手”之名。

踏入60年代,“中联”发展不如往昔,主要成员分道扬镳,有一段时日,“中联”开戏,能起用的女演员仅余黄曼梨及容小意!而为保证生活,黄曼梨亦陆续为其他粤语片公司演出不少影片。1964年后,她离开“中联”,另寻发展。

1966年,黄曼梨因罹患神经衰弱症而退休。1967年,张瑛的“华侨”公司开拍新戏,诚邀黄曼梨参演,黄看在与张多年好友分儿上,接拍了《小姐、先生、师奶》及《蒙查查的爱情》两部作品,影片完成后,她便正式退出影坛,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1986年,她于《梦中人》中出演“盲婆”一角,但此番重新拍戏只属玩票,而非复出。

红线女:南国红豆

红线女(1924—),原名邝健廉,生于广州,是享誉海内外的粤剧表演艺术家,开创了独树一帜的“红腔”。

红线女在港短短八年间,拍摄了105部影片。与当时大老倌的“七日鲜”作品不同,红线女所拍影片,均保证了一定质量,除了粤剧改编外,还涉及了名著改编、家庭伦理片等。她在伶人与影人对立最为严重的时候,不惜得罪同行,毅然加入“中联”,拍摄优良影片,此种精神至今为人称道。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全国各地进行抗日巡演的名伶们逐渐回归正常生活。1946年,原已唱响粤、沪的红线女来到香港,连续一个月不间断演出粤剧戏目《我为卿狂》,轰动全港,次年,她便在粤剧电影的如火如荼中拍摄了银幕处女作《藕断丝连》。

彼时,红线女已是好莱坞电影的影迷,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亦十分熟悉,这令她在电影中的表演十分自然,并无其他大老倌面目表情较为夸张的缺点。

1952年,红线女主演了张瑛自资拍摄的瑛业影片公司创业作《一丈红》,在其中饰演颠倒众生的舞国皇后“一丈红”。在这部时装剧中,红线女将“一丈红”早年的刁蛮任性和落魄后的悔恨难耐表现得淋漓尽致,她的电影事业由此大开。第二年,红线女主演由秦剑导演的《慈母泪》(1952),该片由“天空小说”改编,上映时轰动全港。红线女演出的年龄跨度极大,将主人公年老后的神态、装扮处理得极佳。

其后,“中联”拍摄了由巴金“激流三部曲”改编的影片《家》、《春》、《秋》。红线女加入“中联”后首部影片,即为演出《秋》中与大少爷相恋的婢女翠环。红线女塑造的翠环,楚楚可怜,柔中带刚,有很强的个人特色。

红线女的演技在《胭脂虎》(1955)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在这部她一人分饰母女二人的电影中,红线女化身“复仇女神”,为生母报仇,以美色挑拨仇家父子关系,最终实现复仇计划。

在“中联”期间,红线女及丈夫马师曾遭遇了“伶星分家”事件。该事件由吴楚帆领导,他认为粤剧电影并无教育意义,伶人加盟电影会将梨园的一些不良风气引入,希望“中联”能够通过“伶星分家”来清洁电影圈。在这样的前提下,红线女与马师曾不计薪酬,先后加入“中联”,令粤剧同行不满,两人的舞台演出一度受到阻碍。

1955年,红线女拍摄了唯一一部国语片《我是一个女人》,该片由“长城”出品,讲述已婚女子为寻求独立外出工作,在事业和家庭两难兼顾之下,闹至离婚,最终由婆婆从中调解,夫妻俩和好如初。

1955年,红线女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回归内地发展。

列传·同代

唐涤生:粤剧鬼才

唐涤生(1917—1959),原名唐康年,广东中山人,著名粤剧与电影编剧。其所写剧本高雅清新,为提高粤剧水准做出了历史贡献。

少年时,唐涤生在上海白鹤美术专门学校攻读,同时在沪江大学进修,课余时间参加湖光剧团,在该团演出田汉名著《归来》时,担任了舞台灯光与提场工作。

1937年,唐涤生在战乱回乡的途中,写出了第一个剧作:以珠江口渔民杀敌斗争为题材的话剧《渔火》。1938年秋,唐涤生经堂姐唐雪卿介绍,进入姐夫薛觉先的“觉先声”剧团担任剧本抄写。

此间,薛觉先提出了诸多粤剧改革,其中一条即“是顺着电影化、话剧化的潮流而走的”。唐涤生在他的鼓励下,于1938年写出了第一个粤剧剧本《江城解语花》(男主角是白雪仙的父亲白驹荣),1939年又写成首部电影剧本《大地晨钟》(翌年以艺名唐丹客串同名电影一角)。

唐涤生的授业老师是粤剧四大家之一的冯志芬,他“重文轻俚”的艺术观点深深地影响了唐涤生,冯教导其向国内外名著、电影、演义小说、名剧等中汲取创作源泉。在香港沦陷的三年八个月里,他创作了126部已演出的粤剧作品,仅1944年便写了58出剧本。

1945年,唐涤生为任剑辉、白雪仙在澳门的“新声”剧团开过一出《白杨红泪》,年仅19岁的白雪仙当时已觉得唐涤生不同凡响。1953年8月,唐涤生力劝白雪仙担当正印花旦,连同任剑辉、陈锦棠、梁醒波、靓次伯、凤凰女等组成鸿运剧团。1956年年底,白雪仙组建仙凤鸣剧团,唐涤生出任该剧团的剧务。

1956年,第一届仙凤鸣剧码《红楼梦》于利舞台首演。1956年11月,仙凤鸣剧团第二届剧码《牡丹亭惊梦》问世,唐涤生大量化用汤显祖的原词,进行粤剧文本高雅化、书面化的实验。演出后,观众普遍反映曲词宾白典雅清新,别具一格。第四届剧码《帝女花》则获得了空前成功,时至今日,几乎成为“粤剧”的代名词。

不久,粤剧电影的兴起又为唐涤生开拓了新的领域。在当时,一张电影票才几角钱,而一张好一点的戏票则要七八元,电影花费的时间少,内容更富现代气息,于是怪现象产生了,粤剧电影抢了粤剧行的生意,伶人们从戏院走上银幕。这种投机性的一拥而上,导致了“七日鲜”与“云吞面导演”现象比比皆是,但唐涤生不肯如此。据李铁导演回忆,唐涤生粤剧剧本改编的《紫钗记》(1959)和《蝶影红梨记》(1959),每套成本都超过12万港元。

1938年至1959年,唐涤生共作曲词446种。在电影领域,他导演了10部影片,配乐8部,编剧31部,演出2部。累累的著作,既成就了他的不朽,也猎取了他的生命。1959年,《再世红梅记》的首场演出,唐涤生因脑出血晕倒在观众席,送至医院不治而亡。

唐涤生的人生故事曾被杜国威的《南海十三郎》(1997)收纳,台词中有关于“文章有价”的一番肺腑之言,既道出了唐涤生一生所不懈的追求,亦是杜国威这一代港片编剧的表白和言志。

新马师曾:谐剧伶王

新马师曾(1916—1997),原名邓永祥,广东顺德人,一代粤剧大老倌,唱腔自成一格,出演三百余部电影,幽默诙谐的形象令人过目难忘。

新马师曾9岁随何寿年学习粤剧,10岁时入“一统太平”班赴四乡演出,因演戏时模仿名伶马师曾,改艺名为“新马师曾”。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马师曾参与“觉先声”及“定乾坤”等剧团,自组“玉马男女剧团”到处参演。17岁,新马师曾先后跟随薛觉先、京剧名伶林树源、盖叫天学艺,唱腔自成一格。

早在1936年,新马师曾就曾主演天一电影公司出品、汤晓丹导演的《美满姻缘》(1936)。20世纪50年代,粤语片进入巅峰。粤语电影吸收了粤剧中的“二傻”逗趣的人物设置,产生了大量喜剧拍档。这类电影大多以诙谐搞笑的喜剧演员挂帅,桥段不外乎“大乡里出城”、“癞蛤蟆想食天鹅肉”之类的故事,新马师曾和邓寄尘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一对,代表作有“两傻”系列和“世界”系列,而两人的角色特点则是一个扮傻一个充机灵,有时甚至会在现场演出时“爆肚”(即兴讲对白),就连电影中的插曲如《厨师之歌》、《木匠赌仔自叹》、《看更之歌》等,也同样反映了小人物的自叹自嘲,广为流传。

此外,新马师曾拍摄了以自己为主角的三部喜剧《新马仔瓜棚遇鬼》(1955)、《新马仔拍拖被辱》(1967)、《新马仔蒙查查揾食》(1967)。他和邓寄尘的表演,影响了70年代的许氏兄弟的都市喜闹剧和早期的周星驰电影。

50至60年代,粤剧电影的拍摄达到了最高峰,特别是1956年至1959年,古装粤语电影几乎独霸银幕。据统计,1958年上映的百多部粤语片中,戏曲片占了接近六成。1963年,新马师曾自编自导《万恶淫为首》,片中的插曲《乞食》广为传唱(尤其是那句“冷得我腾腾震”)。新马师曾一生共拍摄电影311部,其中有流传至今的经典喜剧,亦不乏粗制滥造的“七日鲜”作品,且他的“耍大牌”举动在当时的影坛亦是“赫赫有名”。

步入70年代,由于任剑辉、白雪仙在舞台和电影界的全面退出,粤剧行业势头跌落到最低谷。70年代至今,香港拍摄的粤剧电影仅有三部,即《帝女花》(1976)、《紫钗记》(1977)和90年代的《李香君》(1990)。新马师曾亦在此时退出粤剧和电影舞台。他曾在晚年出演何梦华导演的《广东先生与山东响马》(1980)、关锦鹏导演的《继续跳舞》(1988)。

1997年新马师曾病逝,陈果在这一年拍摄《细路祥》特别纪念这位带给香港人无数欢乐的粤剧伶王。

任剑辉、白雪仙:神仙眷侣

任剑辉(1913—1989),一代粤剧大老倌,出演多部粤剧电影。扮相俊俏、风流潇洒,风靡了万千女性观众,被誉为“戏迷情人”。白雪仙(1928—),原名陈淑良,任剑辉一生的合作拍档。在舞台与银幕上,其泼辣公主的形象深入人心,2001年获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任剑辉自幼学习粤剧,对一流文武生桂名扬之唱做极为心仪,闲时偷师学习,有“女桂名扬”称号。1935年至1945年,出师后的任剑辉在澳门演出,分别在“群芳艳影”和“梅花影”等多个粤剧团当台柱,因为她扮相俊俏、风流潇洒,风靡了万千女性观众,被誉为“戏迷情人”。在“新声”剧团,任剑辉任文武生,陈艳侬为正印,亦遇到成为一生的知己和事业伙伴的白雪仙。

1945年抗战胜利后,“新声”移师香港演出,局势的稳定加之大批影人相继返港,推动香港拍片风气日炽,战后首部粤语片《郎归晚》甚而被华南影界安排运往纽约公映,打开粤语片复兴平台。白雪仙应陈皮导演之邀,出演“新声”卖座戏《晨妻暮嫂》(1947),四年后任剑辉也踏足影坛,主演了陈皮导演的《情困武潘安》(1951)。

早期任、白二人演出对象并不固定,盖因电影“以戏度人”,一部片往往采取“大堆头”政策,并不计较舞台组班搭配。加之1952年香港电影界实行“伶星分家”,为争夺市场,剧作家常从好莱坞电影中“偷桥借桥”,任、白二人便出演了不少时装片。在此仅以任、白合演电影为例,从1951年至1955年,两人共拍下29部时装戏(包括民初戏),且不少为爱情喜剧片。但本着吸引粤剧观众的初衷,29部时装片中就有8部是加插粤剧折子的戏中戏。

1956年中,任、白罗致著名“武生王”靓次伯及“丑生王”梁醒波等人,并聘用唐涤生为驻团编剧,成立对粤剧和粤语电影均影响颇深远的“仙凤鸣剧团”。锐意改革旧习,“在服装上,从华而不实的胶片戏服进入了名贵大方而切合实际的顾绣时代;布景方面力求逼真而适合历史背景”,同时将粤剧表演艺术和中国文学作品互相结合,带领粤剧走上高档文艺的“新古典”路线,此中“开戏师爷”(粤剧编剧)唐涤生功不可没。

1957年,任、白的电影阵地从时装移回古装,有《宫主刁蛮驸马骄》、《唐伯虎点秋香》、《画里天仙》,1958年的《三审状元妻》、《桃花仙子》,至1959年达高潮,先后问世12部唱作俱佳的经典。这些粤剧电影的成功,一方面归功于编剧唐涤生本就爱看电影,懂得分场,经常删减不必要的台词,务求配合身段做手做到有“戏”。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导演的用心。比如拍摄《紫钗记》时,导演李铁使用了三台摄影机,置于不同的方位、角度并使用不同的景别来拍摄同一场戏,后期制作均选取最精彩的画面剪辑而成。

1959年《再世红梅记》首演之夜,唐涤生因心脏病发猝逝,“铁三角”无奈告终。遭此变故,白雪仙急速淡出舞台,也甚少在银幕演出,留下有小武功架底子的任剑辉,追风出演神怪武侠片,1959年至1961年间更创下平均每月拍三片的纪录,成了“十日鲜”。

演完仙凤鸣剧团结业作《白蛇新传》后,任、白筹备四年七十多天完成巨制《李后主》,创下当时中国巨片制作期最长纪录。动用演员十万多人次,布景五十多堂,消耗彩色底片八万尺(1米=3尺)。在澳门拍摄采石矶海战,以及金陵攻守战两大战争场景。1968年农历大年初一,《李后主》正式公演。上演22天,打破票房纪录,却收不回过巨的投资,任、白从此携手绝迹于江湖。

胡鹏、关德兴:“黄飞鸿”之父

胡鹏(1909—2000),“黄飞鸿”系列导演,被誉为“黄飞鸿之父”。该系列自1949年至60年代连续拍摄不辍,影响深远,是粤语片中永不可磨灭的经典系列作品。1999年获金紫荆奖“终身成就奖”。关德兴(1905—1996),早年曾用名“新靓就”,后因出演黄飞鸿一角深入人心。曾获英女王颁赠的MBE(Most Excellent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大英帝国最优秀勋章)勋衔,1996年接受旧金山阿姆斯特朗大学颁发的人文荣誉博士学位。

胡鹏中学毕业后在山海青年会中学附属的职业训练班,攻读无线电专科。经朋友介绍,在北京大影院任职文员,负责放映中文字幕,最早接触到了电影这门艺术。在大导演卜万苍的鼓励下,他开始阅读电影书籍,参观名导演蔡楚生、张石川的拍片情况,从旁学习他们的拍摄技巧。

1936年,胡鹏在新月公司主任蒋爱民的鼓励下单枪匹马闯到香港,初出茅庐的他,在邝赞的“国家片场”执导电影处女作《夜送寒衣》(1939)。大明星营业公司老板梁伟民先生欣赏他的才华,邀请他执导三部电影:《一夜夫妻》(1938)、《战士情花》(1938)和《鬼屋僵尸》(1939),胡鹏逐渐为圈内人所熟识。

抗战时期,胡鹏执导了《大地晨钟》(1940)、《春闺三凤》(1941)、《多情燕子归》(1941)等电影。抗战胜利后,胡鹏重回香港,回港后,首部执导的电影为《辣手蛇心》(1947),之后又拍了十多部电影。1949年,胡鹏执导第一部“黄飞鸿”电影,从此与《黄飞鸿传》的男主角关德兴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合作。

1949年10月,《黄飞鸿传》分成上、下两集分别于8日和12日开始公映,胡鹏冀望的“提倡中国尚武精神,宣扬广东武林传奇,抛弃过去舞台功架,着实于硬桥硬马的国术招式……”以此找到了最佳的契合点。作为首部黄飞鸿电影的《黄飞鸿正传之鞭风灭烛》更是邀请功夫高手(如黄飞鸿再传弟子梁永亨,珠江国术社社长阮荣贵及主任胡云飞等人)担任武术顾问,并在片中直接表演“虎鹤双形”、“五郎八卦棍”等招式,如此多力作用下,“黄飞鸿”系列一鸣惊人,广受欢迎。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黄飞鸿”系列迎来全盛期,单是1956年一年便有25部“黄飞鸿”电影问世,而胡鹏一人便贡献了22部之多。另有一部同凌云联合执导的《黄飞鸿观音山雪恨》,这亦是胡氏难得的一部兼任编剧的作品。至1967年11月9日《黄飞鸿虎爪会群英》公映,胡鹏一共执导了59部“黄飞鸿”电影,打正“黄飞鸿”的胡氏招牌!

1980年,胡鹏在执导最后一部影片《阿福与土佬》后正式退休,晚年的日子里,他还写出了回忆录《我与黄飞鸿》。

胡鹏之外,关德兴亦是《黄飞鸿》的不二代言人。关德兴家境贫寒,13岁学习粤剧,16岁参加“红船班”,经常下乡演出。1932年,关德兴得到去往美国旧金山主演电影《歌侣情潮》的机会,结果该片相当卖座。因此1935年回港后,关德兴又陆续主演了《昨日之歌》、《残歌》、《血溅二柳庄》等片,更于《神鞭侠》(1936)中展示他的绝技:以一条丈长软鞭打灭烛火而令蜡烛不倒!

抗战爆发后,关德兴积极投身于抗日运动,不仅赴美作筹款义演,更曾担任“香港各界粤剧救亡服务团”团长,甚至将自己的爱车捐为抗日之用,因而获国民政府授予“爱国艺人”锦旗。1941年香港沦陷,关德兴逃往韶关从事教育工作。1945年重返香港,于“和合”、“伶星”等影片公司主演130余部粤语片。其中,与胡鹏合作的“黄飞鸿”系列,即为其一生的代表作。

关德兴非但是“胡家班”(胡鹏自己称之为“黄家班”)最重要的创作主力之一,且除却表演、设计动作外,还曾编写剧本(1967年的《黄飞鸿虎爪会群英》)。而吴一啸之后,王风成为胡鹏“黄飞鸿”系列电影的御用编剧,待日后王风执导时,又多由司徒安出任编剧,而武术指导亦由最初的梁永亨等逐渐过渡到刘湛等人。演员无疑是“胡家班”最明显的标志,关德兴之外,曹达华、石坚、任燕、林蛟、袁小田、刘家良、唐佳、曾江等一起构筑了银幕上的“黄飞鸿”年代。

关德兴从事影剧表演60年,主演过130部影片,当中87部都是“黄飞鸿”影片,从而造就“黄飞鸿”系列为世界上续集数量最多的影片,而他当然亦是有史以来饰演“黄师傅”次数最多的演员。70年代后,他只演出了8部电影,但在其中的《黄飞鸿少林拳》(1974)、《林世荣》(1979)、《黄飞鸿与鬼脚七》(1980)及《勇者无惧》(1981)等片中,他都继续出演“黄飞鸿”。1994年,年近90的关德兴参演了他人生中最后一部作品《大富之家》,于片中重拾经典的“师傅格”,且声如洪钟,精神上佳。

曹达华、石坚:忠奸绝配

曹达华(1915—2007),五六十年代粤语片时代的男星,大侠、探长、硬汉等角色深入人心,2001年获金紫荆奖“终身成就奖”。2003年,获香港电影金像奖“专业精神奖”。石坚(1913—2009),五六十年代粤语片时代的男星,多出演阴险狡猾的奸角,于1996年获金紫荆奖“终身成就奖”。2003年,获香港电影金像奖“专业精神奖”。

1931年,16岁的曹达华只身抵沪加入月明影片公司当演员。在导演任彭年的关照下留在片场当场务,亦跟随演员查瑞龙学习功夫。同时,他还在东方话剧团出演配角。

1936年,在导演关文清引荐下,曹达华加入香港大观影片公司,担任副导演及演员。在首部电影《山东响马》(1936)中任场记,并演出一个店小二,有三句对白。在《肉搏》(1937)中饰演“大牛顺”开始广为人注意,至1939年,才在《烈女行》中首次饰演男主角。1941年香港沦陷,曹达华暂时息影,直到1945年,才与姐姐曹绮文创办了友侨电影公司,开拍《迫虎跳墙》(1949),并凭借此片获封“银坛铁汉”的称号,而该年同由“友侨”制作、曹氏主演的六集《七剑十三侠》更创下最高票房纪录。

石坚自幼父母双亡。少年时期的石坚体弱多病,故习武以强身健体,一学九年。适逢抗日战争正式开展,学生时期的石坚积极投入罢课抗战行动,并与友人联袂筹划抗日话剧,纵横省港两地演出。除了担纲演员外,石坚还担当幕后工作,其间更学习舞台化妆及布景灯光等,自此建立对演艺事业的兴趣。

1940年,懂化妆技巧的石坚正式投身演艺圈,起初曾为有“万能泰斗”之称的粤剧老倌薛觉先担任化妆师。该年石坚正式成为电影演员,在首部有份拍摄的间谍片《血海花》中扮演日本特务。

1949年,胡鹏开拍关德兴主演的“黄飞鸿”系列,此后,曹达华和石坚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合作:前者饰演黄飞鸿的徒弟“梁宽”,结果大受欢迎,甚至死了(第四集《梁宽归天》)都得循观众要求“复活”;后者则在此系列中先后出演大反派白头甫、黄广俊、雷公祥、孙昆仑等,结果被观众唤作“奸人坚”,成为银幕反派的经典代表,甚至多年后香港人还会用“奸过石坚”一词形容现实中的奸恶之徒。此外,两人还合作了包括《天下第一剑》(1961)、《白骨阴阳剑》(1962)等多部电影。

踏入60年代,曹达华开始参演时装片,不久便以在侦探片《神秘凶杀案》(1962)等中饰演的“华探长”一角风靡银幕,其头戴毡帽、身穿大衣、腰间挂枪的形象更成功引领追风效仿热潮。1964年,曹达华又在“如来神掌”系列中塑造了更经典的大侠“龙剑飞”。时至今日,许多影迷仍会对他盘腿而坐、两掌外伸高呼“万佛朝宗”一幕难以忘怀。而值得一提的是,石坚也不忘在该系列中化身“天残脚”与之相斗,两人演技精湛又配合默契,由此成为当时观众眼中的最佳拍档。

到了60年代末,粤语片已是江山不保,但在1970年,曹达华仍拉来关德兴、石坚、于素秋、陈宝珠、薛家燕、吕奇、雪妮、胡枫、狄娜、沈殿霞、李香琴等老拍档合作了一部《神探一号》。该片非但是他首部自导自演之作,作为粤语片就其阵容来说更堪称群星荟萃!但《神》片上映后票房惨不忍睹,甚至被人戏谑为“粤语片的送终片”。曹达华见心血之作落得如此境地,也一度淡出影坛,直至1974年方在“邵氏”出品的国语片中重现身影。

至于石坚,则在1973年被李小龙钦点于《龙争虎斗》中饰演大反派“韩先生”,在片中尽显其武术功架,将北派武功呈现在观众眼前。1976年,他又在《半斤八两》中演出贼头“九叔”,奸气依然。

70年代中期,曹达华与石坚先后加盟“无线”,淡出影坛,至80年代后重返银幕。前者在“最佳拍档”及“五福星”等系列中饰演“曹警司”一角,可视作对昔日“华探长”的延续;后者虽产量不多,也先后有20多部作品问世,1994年更以“始祖”身份参演了汇聚全体港片反派演员的《奸人世家》。

在粤语片的黄金时代,曹达华和石坚携手缔造了“梁宽”和“奸人坚”这两个经典形象,源于电影,甚至超越了电影,是几代香港电影人难忘的记忆。

梁醒波:粤剧丑生王

梁醒波(1908—1981),香港粤剧界著名文武生,后因身材发胖改唱丑生,终成一代“丑生王”,一生伶影双栖。1950年,他开始参演电影,喜剧功力一流,一生出演各种影片400余部,也自创过电影厂“利影”、“达丰”等。他是第一个获得MBE勋衔的香港演艺界人士。

1980年12月12日,身体不适的梁醒波在粉岭登台,坚持演完神功戏《跨凤乘龙》,又一次为自己的衣食父母带来一场好戏。万万想不到的是,这场演出成了他的绝唱,此时离他获得香港总督麦理浩代女王颁发的MBE勋衔刚刚过去四年。这位一生都在舞台、银幕、荧屏上创造欢乐的老艺人,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戏德和艺术生命。

梁醒波,1908年出生于粤剧世家,父亲武生“声架悦”和姐姐花旦“花旗金”都是响当当的名角儿,这让他从小就深受影响,立志唱戏。17岁时,梁醒波在马来西亚开始了登台演出,很快成为南洋粤剧界“四大天王”之一。后得马师曾赏识,受邀加入香港太平剧团,正式进入香港市场。身体发胖后,梁醒波改演丑生,却正好将他天生的喜剧细胞发挥到淋漓尽致,“丑生王”无人不晓。

1950年,在任护花的搭桥牵线下,梁醒波主演了黄鹤声导演的影片《临老入花丛》,于3月15日正式登陆大银幕,开始了伶影双栖的艺术生涯。他出演的粤语电影大多来自他的知名粤剧,两种艺术的演绎也让他的表演更为完整。1953年,他成立了利影影业公司,先后出品拍摄了《牛耕田马食谷》、《偷鸡奉母》、《做惯乞儿懒做官》、《错烧龙凤烛》、《抬轿佬养新娘》、《紫霞杯》、《鸿运喜当头》七部电影。1956年,他又改组成立了达丰影业公司,十余年间参与出品拍摄了23部电影,多与莫康时、龙图、吴回、珠玑等导演合作。同时,他也积极出演其他公司的作品,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是他的电影创作高峰期。

1967年,香港电视广播公司成立,梁醒波获邀加入成为签约艺人,更入主综艺节目《欢乐今宵》,开辟了自己的第三个舞台。自此,波叔的银幕作品开始减少。他平时亦喜好提携后进,如薛家燕便曾多次表示把波叔当做自己进军电影业的恩师。

1978年4月6日,由王晶编剧、谭炳文导演的《鬼马狂潮》成为梁醒波的银幕绝唱,一代笑匠将最后的余光留给了荧屏和粤剧舞台,继续为观众带来欢乐。

粤语残片

粤语残片即粤语长片。由于有些影片年代久远,致使声音变质、画面显得古旧或有划痕,被年轻一代戏谑地称为“粤语残片”。粤语长片的生命力经久不衰,除了电影自身至今仍被许多导演偷桥、吸取营养之外,更由于完整地保存了香港昔日的城市面貌、生活点滴,成为了解和重温香港历史变迁的途径之一,呈现出独一无二的艺术与社会价值。

教化电影

所谓教化电影是指,20世纪30至60年代的粤语片时期,透过家庭聚散离合来反映社会变迁,道德批判明显,有浓厚教化意味的伦理片。早在20年代,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的民新电影公司在上海之初,便有意将电影从娱乐向教化工具转变,“通过电影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30年代,朱石麟在“联华”拍摄的《慈母曲》、《新旧时代》、《归来》一系列家庭伦理剧,影响深远,朱也因此成为“教化电影”的干将。1952年成立的“中联”公司拍摄影片往往针砭时弊、导人向善,具有极高的传统道德自觉性,1960年楚原导演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60年代末,教化电影随着粤语片的低潮而走向衰落。

性喜剧

60年代中后期的香港社会贫富悬殊、商业陷入恶性竞争且暴乱频发,粤语片在日益式微之际,于重重危机中产生“性喜剧”,反映了当时港人人心惶惶、于一片迷茫中寻求发泄的心态,其主要特色是“纯属野兽式性欲追逐:男的对女的有性无爱,千方百计追上床笫”。其观众以男性为主,由笑话到情节都是男性中心取向,呈现出很强烈的反女性趋势和意图,如《得咗》(1969)、《七擒七纵七色狼》(1970)、《三角圆床》(1970)、《一代棍王》(1970)等,并诞生了第一部“有味”港片:1969年,粤语片女星李红开拍《舢板》,大胆在九广铁路旁裸跑,引发当时《红绿日报》及《华声日报》图文并茂大幅报道。这些动作喜剧对后来许冠文的喜剧、“新艺城”出品的喜剧、王晶的追女仔喜剧有明显影响。

天空小说

“天空小说”即五六十年代“丽的呼声”电台播出的广播小说,由李我、方荣、邓寄尘、钟伟明等人播讲,因电台收费低廉、播出时段长,成为深受听众欢迎的娱乐节目。据统计,其忠实听众人数曾近百万,其中一些“天空小说”后被改编成粤语电影。《慈母泪》为首部由“天空小说”改编的电影,由艾雯、秦剑、红线女、张瑛、黄楚山等主演,1953年6月在一流院线“乐声”及“百老汇”等戏院公演,卖座极佳,盛况空前。1964年《旧爱新欢》更被“邵氏”公司拍为国语片。60年代,“天空小说家”脱离电台,被单独任命为电影编剧,如1962年的《春花长好月长圆》、1966年的《春满花开燕子归》,甚至由陈宝珠主演的“女杀手”系列——1966年的《女杀手虎穴救孤儿》、1967年的《空中女杀手》均由艾雯这位“天空小说家”担任编剧。而电台与电影界更展开合作,以“天空小说”作为电影宣传的手段。直至60年代后期,台湾“国语片”进入香港市场,加之电台被电视冲击,由“天空小说”改编的粤语片渐渐消失。【本卷正文撰写:蒙玮迪;书:孟巧乐】

卷五 光艺本纪“开枝散叶”(1955—1969)

何启荣(1901—1966),祖籍广东,其父何曾奎年轻时抵新加坡,从事典当及钻石业。1911年,何启荣随父南渡,20年代见放映业初兴,于1924年在新加坡组织大兴影业公司,经营影片放映,曾为黎锦晖的“明月歌舞团”办理赴新加坡演出。1937年,何氏兄弟与朋友张梦生、张梦贤合资成立新加坡光艺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将海派电影发行至港,在光华戏院上映。在长达30年间,何氏兄弟始终经营放映业,每年定期赴港视察业务,向香港多间公司提供院线。

二战后,光艺已经成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区出现的三大华语片院线之一,其他两家分别是邵氏家族的“邵氏”、陆运涛的“国际”(“国泰”机构旗下的戏院及发行公司)。1949年,华语片输出严重收缩,对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市场来说可谓供不应求。为了稳定片源,三大院线直接在香港拍摄电影。50年代初,“国际”与“中联”已经强强联手,“邵氏”也争取到吴楚帆、张活游各小组公司的影片。1953年,何氏斥资百万港元,在九龙青山道兴建8万平方英尺(1平方英尺约为0.093平方米)的“华达”片场,配以最新摄影装置,租赁给香港各个影业公司拍片。

虽然有了豪华片场,“光艺”却苦于没有专业的制片团队。恰逢此时,“中联”旗下导演秦剑走访了“光艺”驻港代表何汉廉,有意开启双方合作。1953年,《慈母泪》由“红棉”公司出品,秦剑担任出品人、导演和编剧。这部由红线女和张瑛担纲主演的家庭伦理电影轰动全港,曾在146间戏院上映,甚至排在西片院线乐声戏院和百老汇戏院放映。《慈母泪》的成功令何氏兄弟对秦剑充满信心,出资并授权给秦剑,在香港建立光艺制片公司。

1955年,“光艺”创业作《胭脂虎》上映,它如“光艺”前两年的每部作品一样,刻着深深的“中联”烙印,这主要体现在家庭伦理的题材和“中联”演员的沿用上。这部戏由“中联”资深演员红线女、李清等担演,讲述的是女主角为报家仇,情挑仇家父子,以引发父子间的残杀。本片票房大捷后,“光艺”推出《朱门怨》(1956),讲述大宅门内的恩怨情仇,正如“中联”的《家》、《春》、《秋》系列。同年的《遗腹子》(1956)也由“中联”资深演员小燕飞、梅绮、黄曼梨担纲,其主线亦是围绕着家庭伦理来说两代故事。

1957年,为了迎合新加坡、马来西亚市场,秦剑率领大队,拍摄“南洋三部曲”:《血染相思谷》(1957)、《唐山阿嫂》(1957)、《椰林月》(1957)。这三部电影均由“光艺”年轻一代演员主演,谢贤、南红、嘉玲、江雪等也鱼贯登场。这些影片多以穷苦大众、移民劳工为主角。《血染相思谷》讲述胡笳饰演的马来女人和谢贤饰演的华籍男人之间错综复杂、带有推理片意味的爱情悲剧故事。《唐山阿嫂》由陈文执导,改编自一个“海外寻夫”的剧作。这个现代秦香莲的故事,讲述了前往南洋打工的丈夫抛弃了身在澳门的妻儿,妻子来到南洋,在保怡锡矿场做工的故事。《椰林月》则讲述了原本打算投身教育的青年侨民(谢贤饰),为了迁就妻子(南红饰)被逼进入商界,最终导致家庭破碎的悲剧。其中,二人同游马来西亚,恋爱、结婚,宛如马来西亚的一段观光片。

步入50年代末,香港社会渐渐走进小康,光艺影片亦摒除了中产阶级的小情小调,开始注重向更大众化方向发展,其中“难兄难弟”类型电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代表作《难兄难弟》(1960)改编自杨天成的小说,诉说两个“王老五”分别爱上两个女子的喜剧故事。由于深入民心,“难兄难弟”一词更成了“沙煲兄弟”的同义词。在“光艺”出品的电影中,最少有七部含有“难兄难弟”角色:《七重天》(1956)、《阿超结婚》(1958)、《欢喜冤家》(1959)、《难兄难弟》(1960)、《春到人间》(1963)、《铁胆》(1966)。“光艺”电影取材多种多样。香港电影有改编俄国名著的传统,如托尔斯泰的《复活》,曾三次被香港电影人搬上银幕,分别为《荡妇心》(“长城”,1949),《复活》(“豪华”,1955)和《一夜风流》(“邵氏”,1958)。“光艺”创立之初,亦尝试改编果戈理名剧《钦差大臣》。导演吴回将其改编为《奇人奇遇》,把背景放在一个新旧夹杂的中国社会,由粤剧红伶何非凡饰演钦差大臣一角,并在开场时安排了这位粤剧大老倌的一个亮相唱段。这个在粤语片中几乎到处可见的传统,在“光艺”以后的都市剧中则消失不见了。“光艺”进一步发展,将市场定位于香港本土,从民生民趣中发掘笑料,取材的视角还伸向了50年代至70年代流行的“三毫子小说”。“三毫子小说”即《环球文库》和《环球文艺》的袖珍版,每期一个故事,有彩色封面,最初的售价是三毫子(小银币,旧时广东、广西等地区称1角、2角、5角的银币为毫子)。“光艺”大约有五部电影改编自“三毫子小说”:改编自杨天成小说的《欢喜冤家》(1959)、《难兄难弟》(1960)和《春到人间》(1963),改编自绿薇小说的《湖畔草》(1959)和改编自许德原著的《贼美人》(1966)。

自40年代流行的“天空小说”,自然也是“光艺”电影取材的范本。“天空小说”在广州的“风行”电台、香港的“丽的呼声”、澳门的“绿邨”电台播放,听众以母语为粤语者为主,因此取材于“天空小说”的多为粤语片。“光艺”改编的“天空小说”包括《七重天》(1956)、《遗腹子》(上下集,1956)、《手足情深》(1956)、《有情人》(1958)等,《五月雨中花》是其中的代表作。这部根据李我同名“天空小说”改编的影片,讲述女主角在出嫁当天,遭遇了新郎的车祸噩耗,当时已怀有身孕的她,面对着再婚的压力,还要忍受女儿长大后对自己的质疑。该片女主角饰演者嘉玲与谢贤的办公室恋情,则能够反映当时香港初兴的写字楼阶层之状态。

1962年,全盛期的“光艺”“开枝散叶”,先后成立了三所姊妹公司:1962年成立“新艺”,启用周聪、龙刚、王伟等新人。同年成立“潮艺”,专门拍摄潮剧片。另有拍武侠片的“粤艺”,创业作为胡鹏执导的《南龙北凤》(1963)。以上三家公司均由何氏家族第二代的何建业主持。60年代末,青春片成为热潮,何建业自组兴艺影业公司,邀得陈宝珠、萧芳芳、吕奇等青春偶像为其拍片。同期,何建业兄长何裕业亦自组文艺影业公司,在港、台两地拍片,这两间公司运作上虽然各自独立,片种与风格亦有不同,但彼此关系密切,无论管理阶层还是创作班底,往往身份重叠。1966年何启荣去世。几乎在同时,粤语片山河日下,“光艺”拍摄了粤语片时代的结业作,即由陈文导演,谢贤、杜鹃、江雪主演的《情人不要忘记我》(1968)。

世家

大成:关氏家族前仆后继

关家柏、关家余,20世纪30年代开始经营戏院,有“戏院大王”之称。1951年创立大成影片公司,其作品多交由“光艺”发行。1964年关家柏过世,两房堂兄弟分别成立电影公司。关家柏的儿子关志刚、关志信、关志强等成立志联影业公司和金国影业公司,关家余的儿子关志坚、关志诚等则成立坚成影业公司和大志影业公司。

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院线商人何启光请导演秦剑在香港成立光艺制片公司,专门拍摄电影,以供其发行。粤语片黄金期,上映粤语片的共有四大院线:“太环”、“纽大”、“金国”,以及“香港、中央、英京院线”(又称“第四线”),以平均每周上映一部影片计算,每条院线每年所需要的影片就有52部。由此推之,四大院线每年便需放映影片200余部。院线为稳定片源数量及质量,往往愿意斥资支持制片商,以换取电影上映权。

其中,以关家柏、关家余兄弟的院线实力最为雄厚。关氏兄弟自30年代开始做院线生意,成立“金国院线”,该院线由“金陵”、“国民”、“金华”等影院组成,主要上映“植利”、“丽士”、“信谊”等公司出品的粤语戏曲片。

1951年,关氏兄弟建立大成电影公司,以拍摄粤语戏曲片为主,创业作为《唔嫁》(1951),由蒋伟光导演,芳艳芬主演。蒋伟光成为“大成”基本导演后,夜以继日赶编时装伦理喜剧,安排芳艳芬出演,两人合作,先后为“大成”拍摄了15部电影。

芳艳芬是当时香港最红的粤剧花旦之一,关氏兄弟虽然没有与她签订长期合约,但也不惜工本,力捧其多年:找来名导演黄岱,为其拍摄时装片《母爱》(1954);找到罗志雄导演,为其拍摄彩色大制作兼舞台纪录片《洛神》(1957);更请到李铁导演、粤剧名伶任剑辉,与其合拍《六月雪》(1959),并重金聘何鹿影任摄影,又请曲王吴一啸为其撰曲;更有甚者,还让很少导演戏曲片的左几导演破了例,为其导演了舞台纪录片《王宝钏》(1959),由其与罗剑郎搭档主演。

50年代早期及中期,“大成”拍摄的影片以时装喜剧为主,如《双料夫妻》(1951)、《贴错门神》(1953)、《人人为我我为人人》(1954)等,这些影片除了由力捧的芳艳芬担任主角之外,还邀请到白雪仙、红线女、新马师曾等粤剧大老倌出镜,出演的时装明星则有吴楚帆、张瑛、周坤等。50年代末及60年代初,“大成”拍片的重心转向历史剧和粤剧电影,如《多情燕子归》(1956)、《玉堂春》(1958)、《王宝钏》(1959)、《怪侠粉菊花》(1962)。

1964年关家柏过世。1965年,大成电影公司公映结业作《雄心太子》。两房堂兄弟分别成立电影公司:关家柏的儿子关志刚、志信、志强等成立志联影业公司、金国影业公司;关家余的儿子关志坚、关志诚等则成立坚成影片公司、大志影片公司。

关氏兄弟吸收父辈的经验,制作方面,“坚成”基本上承袭“大成”,导演有50年代初已为“大成”拍片的蒋伟光、卢雨岐、吴回、关志坚,由吴君丽、胡枫、林凤、张英才等主演爱情文艺伦理片,又购下位于钻石山的“大观”片场,改为坚成制片厂。“大志”除了卢雨岐执导、邓碧云主演的喜剧,1966年至1967年转而以时装动作片为主,由蒋伟光执导陈宝珠主演的《女贼黑野猫》(1966)、《黑野猫霸海扬威》(1967)、《黑煞星》(1967)、《女贼金燕子》(1967),萧芳芳主演的《飞贼金丝猫》(1967)等电影。

岭光:黄卓汉纵横国语片和粤语片影坛

黄卓汉(1920—2004),一生在国语片和粤语片的浪潮中不断调整方向。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十年间,他创建的岭光电影公司获得了稳定的发展,此公司作品则多交由光艺公司发行。1993年,黄卓汉获第3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终身成就奖”。

黄卓汉曾就读于广州国民大学法律系,但没多久抗战便爆发,怀有爱国之心的他宁愿丢下书本,跑去桂林图书杂志审查处任职专门委员,虽是文职,却有上校之衔。其间他还接触到了中国左派话剧人才,与田汉和蔡楚生私交甚笃。抗战胜利后,黄卓汉又去了南京,加入天主教团创办的《益世报》做记者,还一度升到采访主任之位。

1949年,黄卓汉来到香港,租赁“昆仑”公司的电影在汕头上映,并经人介绍与赵树燊(“大观片厂”厂长)一起经营戏院,不久,在环球戏院开幕压力下,这间私人经营的小公司倒闭了。1951年,黄卓汉做起了电影发行,并创办拍摄国语片的自由影业公司,创业作《名女人别传》(1953)一鸣惊人,新人李湄一炮而红,而1954年出品的《女儿心》非但是林翠的银幕处女作,更是秦剑的首部国语电影。其间,黄卓汉又投资秦剑执导、红线女主演的粤语片《慈母泪》,结果该片以40多万港元的票房打破中西影片卖座纪录,观众人数占当时香港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1952年,黄卓汉一度改拍国语片。1959年回归粤语片,并创建岭光电影公司,取他曾经代理的两家电影公司岭峰影业公司和国光影业公司中的两个字。其时,除了“国泰”和“邵氏”两家大公司之外,何启荣的光艺电影公司亦是一匹黑马。何启荣慧眼识珠,主动找到黄卓汉,鼓励他筹拍粤语片,价格是“有明星的二到三万买断,新人一万五千一部保底,并预付两三万的保证金”,让岭光电影公司真正地运转了起来。“岭光”起步时资金有限,无法拍摄“邵氏”、“国泰”式的布景昂贵的古装片,因此,其制片重心便定于依托现实社会背景的讲述小人物故事的讽刺喜剧。“岭光喜剧,笑到碌地”一度成为宣传语。岭光的重要导演包括莫康时、李应源、屠光启和楚原。此外,黄卓汉个人身兼制片、编剧、导演、摄影、剪辑诸职,有“十项全能”之称,培养起丁莹、罗兰、张仪、朱江、李克一批基本演员,尤以丁莹红透60年代。丁莹秀美朴素的气质,使她和嘉玲、南红及林枫,填补了白燕和陈宝珠、萧芳芳中间的位子。“岭光”的部分剧本改编自李我等人的“天空小说”,例如《暴雨红莲》(1962)、《大丈夫日记》(1964),前者是一波三折多角关系的爱情悲喜剧,后者则讲发生在办公室里略带性意味的喜闹剧。“岭光”的另一个系列则是丁莹主演的“女工故事”,包括《工厂皇后》(1963)、《点心黑后》(1965)、《神秘夫人》(1966)等。1967年,“岭光”出现新变化,应韩国制片人之邀请,在韩国拍了《国际女间谍》(1967)、《长相忆》(1967)和《神勇坦克队》(1968)三部电影。

岭光电影公司经营的八年间,拍了53部粤语片,其中只有三部武侠片。60年代末,粤语片式微,黄卓汉转而拍摄国语片,在台湾创办第一影业机构有限公司,以拍摄武侠片为主,创业作为《大疯侠》(1968)。这家在香港注册、在台湾拍片的电影公司,在70年代发展成“国泰”、“邵氏”、“嘉禾”外的第四大电影机构。

值得一提的是,在黄卓汉的努力下,香港还于1957年诞生了首部35毫米彩色剧情长片《龙女》(王天林导演,黄卓汉担任监制及编剧)。

仙鹤港联:罗斌开创粤语新派武侠片

罗斌(1923—2012),翻译家、作家、制片家。1961年主创“仙鹤港联”,其作品多交由光艺电影公司发行。

1949年,26岁的罗斌带着一些无法在上海出版的稿件,举家迁至香港。在上海时,他曾开办环球出版社,将外国优秀书籍翻译出版。在香港,他继续投身出版业,第一本出版作品是《蓝皮书》杂志,1959年办中文繁体字报纸《新报》。

在罗斌陆续出版的武侠小说中,尤以卧龙生的《仙鹤神针》最为畅销,而此事亦受到导演、制片人缪康义的关注,缪主动找到罗斌,提议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并向罗斌介绍了电影制作中的“卖埠”(特指影音类制品的发行和销售)一说。最终,二人一拍即合,连同罗斌之妻何丽荔成立了一家港联影业公司,创业作为《仙鹤神针》。这部电影由著名的粤剧红伶和影星林家声主演,在当年票房收入为28万港元,是1962年十大卖座粤语片的第三位。

因为生意理想,罗斌以10万港元向缪康义全权回收了“港联公司”,将公司更名为“仙鹤港联”。其后,这家电影公司共拍摄了39部电影,仅《仙鹤神针》便拍摄了五部,其中包括《仙鹤神针》(1961)、《仙鹤神针续集》(1961)、《仙鹤神针大结局》(1962)、《仙鹤神针新传》(1962)及《仙鹤神针新传下集》(1963),相比同期的神怪武侠片,这一系列作品被当时的影评人奉为“新派武侠片”,而类似的系列作品还包括“碧血金钗”系列(1963—1964)、“雪花神剑”系列(1964)、“六指琴魔”系列(1965,为“仙鹤港联”五周年纪念作)等。“仙鹤港联”出品影片的一大特色,便在于频繁改编台湾武侠小说家的作品(除了卧龙生便是诸葛青云),且往往用与原著不同的名字做片名,如将《飞燕惊龙》改为《仙鹤神针》、《降雪玄霜》改为《雪花神剑》、《玉钗盟》改为《碧血金钗》、《侠女英魂》改为《玉女英魂》、《金手书生》将为《碧眼魔女》等。此外,由于这些影片皆是由罗斌的“环球”引进发行,因而连片头打出的作者名都常有不同,如卧龙生就被改成了“金童”。

值得一提的是,罗斌也曾聘请卢寄萍做电影特效,利用纸扎道具完成了《仙鹤神针》中的仙鹤——用铁线和纸扎成,再用布包,黏上白色羽毛——影片中亦出现了少见的爆破场面。此外,漫画家董培新还为“仙鹤港联”担任美术工作,包括造型、服饰、武器设计、布景,以至海报、报章广告和宣传单等。

在当时的“七日鲜”风潮中,“仙鹤港联”出品的影片往往拥有更可靠的质量保证。而更显罗斌功力者,则在于他节省开支有方,采用多机位拍摄,特写、广角、头顶的镜头一次性拍完,要知道,当时一般电影只有800个镜头,“仙鹤港联”的电影平均则有1000个镜头。

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罗斌还开办了“仙鹤训练班”,签下了陈宝珠、雪妮、曾江、张英才等八名新演员。1965年后,“仙鹤港联”一连开拍了两大系列片,分别是改编自同名漫画的“老夫子”系列[包括《老夫子》(1965)、《老夫子与大番薯》(1966)和《老夫子三救傻仔明》(1966)]及都市珍姐邦片“木兰花”系列[包括《女黑侠木兰花》(1966)、《女黑侠木兰花血战黑龙党》(1966)和《女黑侠威震地狱门》(1967)],皆大受欢迎,后者捧红了女主角雪妮,前者则起用体形及外貌与“老夫子”、“大番薯”相近的粤语片演员高佬泉及矮冬瓜演出,使其成为经典形象。

60年代末,邵氏电影公司的武侠片出笼,对“仙鹤港联”的电影造成了很大冲击。原本的合作院线,已经将其电影排到第三线。此时,罗斌无心经营,于是趁机结束业务,退回出版业。“仙鹤港联”结业作是《飞侠神刀》(1971)。

列传·导演

秦剑:天才导演

秦剑(1926—1969),原名陈健,又名陈子仪,有“天才导演”之称。作为一位极富才华的导演、编剧、制片,秦剑的个人价值在“光艺”时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体现,当时他不仅自己拍摄大量优质影片,还力邀成名导演、发掘优秀导演、培养具有潜质的演员,为香港电影做出了巨大贡献。

秦剑曾在香港仿林中学就读,与粤剧名伶凤凰女之夫婿林季廉是同学。毕业后,秦剑曾任教师、广播员、音乐团指挥。1946年,他与“黄飞鸿”系列中“奸人坚”的扮演者石坚结识于剧团,经其引荐成为胡鹏的助导,正式进入电影圈。

二十出头的秦剑,为胡鹏撰写了《天下妇人心》(1948)、《款摆红绫带》(1948)、《生死缠绵》(1949)等多个剧本。他写剧本可谓飞速,且保质保量。经胡鹏导演引荐,他在《伶星日报》自撰宣传稿,在影艺界逐渐有了声望。这一时期,秦剑还为其他导演写就了多部剧本,如李铁的《衣冠禽兽》(1948)、俞亮的《富贵浮云》(1948)、崔巍的《万绿丛中一点红》(1948),多直指社会现实,在当时粗制滥造的粤语片故事中显得鹤立鸡群,秦剑遂成为多位名导追逐的当红编剧。

1948年,秦剑与吴回联合导演《红颜未老恩先断》(1948),其后独自担任《满江红》(1949)导演,但该片上映后票房惨淡,秦剑一度足不出户,隐居家中半年之久。直到《西施》(1949),他方重出江湖,拍摄了一连串的新片,入驻大观电影公司编导委员会,其间挖掘了作为童星的李小龙,并先后导演了《人之初》(1951)、《泣残红》(1951)、《五姊妹》(1951)等多部名片。

中联电影公司成立后,秦剑为之拍摄了《苦海明灯》(1953)、《秋》(1954)《父母心》(1955)、《爱》(上下集)(1955)等多部文艺电影。不久,他受“光艺”老板何氏兄弟之邀,担任香港光艺电影公司总经理一职。其后,他不仅策划拍摄了大量优质粤语片,还组成新艺制片小组,而恩师胡鹏和“中联”公司的数位导演都曾在秦剑的力邀下参与“光艺”的影片。

1957年,秦剑亲率大队,赴新加坡拍摄“南洋三部曲”:《血染相思谷》(1957)、《唐山阿嫂》(1957)、《椰林月》(1957)。虽然这批影片仍以穷苦大众、移民劳工为主角,但秦剑受欧美影片熏陶,在叙事结构与镜头运用上向西片借鉴的创新感已初露端倪。秦剑“光艺”时期的代表作品还包括《胭脂虎》(1955)、《九九九命案》(1956)、《难兄难弟》(1960)等。在此期间,他发掘了知名导演如楚原、龙刚,令粤语片有了长足发展,培养了谢贤、嘉玲、南红、江雪、姜中平、陈齐颂、王伟等多位演员。春风得意之时,秦剑曾与国泰机构合作组成“国艺”公司。

1965年,签约“邵氏”后的秦剑,把在“光艺”的粤语片业务全部交给陈文负责管理,自己则踏入国语片的新领域。在国语片领域,秦剑拍摄了《痴情泪》(1965)、《何日君再来》(1966)、《碧海青天夜夜心》(1969)、《相思河畔》(1969)等自己擅长的文艺片,一手发掘了女星胡燕妮和叶枫。

秦剑一生拍摄了60多部电影,每一部都导人向善,他拍摄的粤语文艺片质量很高,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其关于伦理、家庭、亲情和爱情刻画都极为动人,这也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楚原、龙刚等粤语片导演。然而,由于常年嗜赌,加上与妻子林翠感情破裂,对儿子陈山河的亲情亏欠等原因,1969年6月,秦剑在“邵氏”宿舍里以服药及上吊双料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也给香港电影界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和遗憾。

陈文:人文编剧

陈文(1921—2012),导演生涯开始于光艺制片公司,执导的36部电影有33部是“光艺”时期的作品。

陈文家境贫寒,仅能供其读到小学毕业。陈文很早就在出入口行做事。他自幼便喜爱电影,儿时便拉着大人衣角看《火烧红莲寺》(1928)。1941—1945年时期,陈文在参与话剧时,结识了导演左几,以场记身份在两部电影中工作兼学习。1948年,经人介绍,陈文进入南国电影公司做剧务,跟从拍摄了《珠江泪》(1950)、《海外寻夫》(1950)。

1951年,陈文在新联电影公司担任监制。次年,中联电影公司成立,他和秦剑适逢其时,都成为“中联”21名股东之一,两人对电影事业的理念相近,遂结为后来的长期拍档。陈文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相关方面关系密切,亦负责“中联”公司的发行工作。

三年后,秦剑得到新加坡何氏家族的支持,在香港成立光艺制片公司,自任总经理,主行政,招徕陈文合作,由其主创作。陈文亦在此时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导演生涯。在“光艺”期间,陈文共执导了33部电影(不计潮语片),稳坐“光艺”导演组的第二把交椅。

陈文在“光艺”执导的第一部电影是吴楚帆、谢贤主演的《手足情深》(1956),此片的立意和主题皆受到“中联”电影注重伦理、注重亲情的说理倾向影响。这也成为让陈文的影片,有别于常以爱情为母体的秦剑作品。

同样体现陈文风格的,还有“九九九系列”中的两部,《九九九海滩命案》(1957)和《大厦情杀案》(1959),皆以亲情、友情、伦理、道德等为主题,而对爱情的认知,是以“情”和“义”并重。秉承着开拓电影市场的志向,陈文和秦剑带着三个剧本来到南洋,拍摄了著名的“南洋三部曲”,陈文导演了其中的《唐山阿嫂》(1957),票房颇佳。

令陈文独树一帜的是他的社会讽刺剧,呈现出灵活多变的特质,如《神童捉贼记》(1958)和《神童历险记》(1961)。这两部作品讲述顽童协助警方破案的故事,是“光艺”难得的闹趣小品。陈文自称最投入的两部作品,分别是《铁胆》(1966)和《金鸥》(1967),这两部时装武打片开了此类电影的先河。

60年代中后期,粤语片市场低落。在演员合同期满后,陈文离开“光艺”,从事电影发行,后又回到“新联”做制片。1982年,“长城”、“凤凰”、“新联”等公司合并成立银都机构有限公司。同年,陈文曾组织香港的动作演员前往河南少林寺拍摄电影《少林寺》,后由张鑫炎接手。陈文逐步淡出影坛。

龙刚:英雄本色

龙刚(1934—),原名龙干耀,其父为粤剧男花旦小珊珊。1973年凭《应召名册》获亚洲影展“最佳导演”奖。

龙刚在天主教学校攻读期间醉心话剧和电影,因此拒绝了继承父亲衣钵。中学毕业后,他在一家洋行当职员,机缘巧合地结识粤语片导演周诗禄,被带入“邵氏”,进入训练班学习表演,同时担任周诗禄的导演助理,学习制作、剧务、场记、剪辑、编剧、摄影、制片等技能,从而为他培育了“十项全能”的导演素质。

1957年,龙刚与“邵氏”签约五年,先后出演了《酒店情杀案》(1958)、《浪子回头》(1958)、《榴莲飘香》(1959)、《过埠新娘》(1959)等多部影片,演技光芒四射,继而成为周诗禄的御用男主角。其间,他随恩师周诗禄参观了位于新加坡的“邵氏”片场,接触到发行、宣传等多个部门,令他不仅满足于演员行业,更产生了深入接触电影运作的想法。

1962年,龙刚加盟“光艺”公司,跟随导演秦剑担任副导。1966年,在秦剑力举下,他为“光艺”卫星公司“新艺”拍出了导演处女作《播音王子》。本片首轮公映收入30万港元,令作为导演的龙刚一举成名。

本着改良和创新粤语片的意愿,龙刚将目光投向现实题材,而通过电影导人向善,亦成为其一生追求的目标。1967年,龙刚拍摄《英雄本色》,以释囚为题材,票房高达40万港元,在当时造成轰动。20年后吴宇森将之改编为同名黑帮电影,开创了英雄片新浪潮。1968年,龙刚拍摄谢贤投资的《窗》,收入44万港元,再获成功。

龙刚的成功引起新加坡“荣华公司”老板吴荣华的注意。吴荣华花重金聘请龙刚为“荣华”执导《飞女正传》(1969),此片由萧芳芳、薛家燕、曾江、伊雷主演,是第一部揭示社会边缘少女问题的电影,为粤语片创造了85万港元的最高纪录。

1969年,龙刚动员张扬、丁红、张冲、曾江、薛家燕、狄娜、朱江、胡枫、张英才等20多位演员演出《瘟疫》。本片描画了鼠疫中的香港百态,谋取暴利、杀害同胞者比比皆是。但因题材敏感(影射“六七暴动”),非但该片一度遭电检处禁映,龙刚本人更被左派口诛笔伐。最终,《瘟疫》经删减改名为《昨天今天明天》上映,票房仅收13万港元,令龙刚遭遇了第一个影途重创。

在拍摄两部文艺片《昨夜梦魂中》(1971)与《佩诗》(1972)后,龙刚再度触碰现实题材,开拍编剧搭档孟君的原著、以妓女问题为题材的《应召名册》(1973)。该片由恬妮、金霏、丁佩、陈曼玲、李琳琳主演,最终获得第19届亚洲影展“最佳导演”奖,成为龙刚后期的代表作之一。

1974年,龙刚再执导野心之作:以反核和原子弹爆炸为题材的影片《广岛廿八》,呼吁世人关注原子弹爆炸生还者的命运,反对超级大国的核竞赛。然而电影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龙刚还被指“为日本代言”,因此停拍电影一年。

1976年至1977年,龙刚在执导《她》、《哈哈笑》和《波斯夕阳情》(首部赴伊朗取景的港产片)三部影片后便退出影圈,移居美国。在美国,龙刚培养了各种兴趣——绘画、刻图章、写书法、拉二胡、打锣,亦在纽约大学电影系就读,印证自己几十年在片场摸爬滚打的经验,可谓活到老、学到老。其间,他也几度回港参演了《上海之夜》(1984)、《虎穴屠龙之轰天陷阱》(1993)、《黑侠》(1996)、《黄飞鸿之西域雄狮》(1997)及《卫斯理之蓝血人》(2002)等片。2010年,第34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为龙刚举办了专题影展,以表彰其对香港电影的贡献。

陈烈品:清纯武侠

陈烈品(1923—),仙鹤港联影业公司最主要的导演,导演了该公司绝大部分的电影。

20世纪60年代,陈烈品在香港电影界崭露头角。他的电影与凌云的作品大相径庭,是粤语武侠片中充满青春气息的一道风景。在选择剧本题材方面,他的四部代表作《碧血金钗》(1963)、《雪花神剑》(1963)、《仙鹤神针》(1962)、《天剑绝刀》(1967)都选择了卧龙生的武侠小说,这与常常选择诸葛青云小说改编的凌云导演再次相映成趣。

首先,他主张启用年轻演员,打破了只有曹达华才能做武侠片主角的“先例”,在自己的第一套武侠系列作品《碧血金钗》中启用张英才饰演男主角,配合新星雪妮,以及不再反串角色的陈宝珠,又陆续提拔了曾江、李居安、罗爱嫦、江文声等演员。雪妮和曾江后来成为1968年最红的武打明星。

其次,他喜欢做新尝试,注重制作和大场面,《碧血金钗》中主角徐元平(张英才饰)闯玄天宫,遭受百多人围攻,这在武侠片中是绝无仅有的宏大场景。同时,他融合了西方的拍摄手法,十分注重气氛的营造和空间的设计,如《雪花神剑》的低角度镜头就令人惊艳。

陈烈品的粤语武侠片有一种青春价值观作为“核心”,这不仅体现在他任命年轻演员上,更重要的是,电影中的男女主角在面对爱情和挑战时,常常夹杂着偏激与激情,尽管受到成年权威的压迫,但绝不妥协。

除了武侠片外,1965年,陈烈品还为“仙鹤港联”执导了三部“老夫子”电影,分别为《老夫子》、《老夫子与大番薯》、《老夫子三救傻仔明》,体现了他作为导演在选材上的多样性。

列传·影星

谢贤:潇洒四哥

谢贤(1936—),原名谢家钰,祖籍广东番禺,在家中排行第四,成名后被行内人尊称为“四哥”。在“光艺”的14年间,谢贤拍摄了超过100部影片。后自创谢氏兄弟电影制片公司,拍摄影片交由“光艺”发行。

在20世纪50年代的粤语片风潮中,谢贤作为当红小生,永留香港电影史册当中。他出演的角色多是一些风流倜傥的富公子。作为粤语片第二代明星,他饰演的角色和其人在银幕中的包装更具现代性。他的出现,亦是“香港身份”在银幕上的一次崛起。

1953年,谢贤在姐姐的劝说下投考“岭光”公司演员训练班,面试他的是后来成为他恩师的秦剑,但在当时,谢贤并没有被录取。几个月后,阴差阳错,谢贤得到了出演《楼下闩水喉》的机会。后来谢贤得知,是秦剑暗中关照他,之后更引荐他签约迪华电影公司,在此谢贤开拍其第二部戏《三妻奇案》(1955)。拍罢此片,谢贤跟随秦剑入驻“光艺”电影公司。在“光艺”的14年间,谢贤拍摄了超过100部影片,与秦剑合作无间。

谢贤进入“光艺”的第一部戏是秦剑导演的《九九九命案》(1956)。此类猎奇性质的侦探片填补了香港电影的空白。“九九九系列”谢贤一拍三部,大受欢迎。在红线女、张瑛、吴楚帆、张活游等明星年近中年时,高大英俊的谢贤与南红、胡枫等人成为粤语片的第二代明星,并成为当时全东南亚片酬最高的明星。此时,谢贤扮演的角色,外形与性格均带有自恋自觉的意味。

1962年,谢贤在《神雕侠侣》中饰演杨过,南红饰演小龙女,谢贤由此成为金庸电影的第一个男主角。谢贤在“光艺”期间的代表作还有“南洋三部曲”以及《难兄难弟》(1960)、《英雄本色》(1967)等,在秦剑导演的爱情电影中大放异彩,亦与嘉玲、萧芳芳等组成银幕情侣。

1967年,谢贤与陈文、嘉玲合组谢氏兄弟电影制片公司,拍摄的影片交由“光艺”发行。1969年,粤语片没落,“光艺”拍摄的黑白片也逐渐落后于时代。谢贤此时与“光艺”约满,随李翰祥前往台湾拍摄《缇萦》。回港后曾为“嘉禾”拍摄四部电影,后继续发展谢氏兄弟的业务,先后编导了《铁胆恩仇》(1967)、《冬恋》(1968)、《窗》(1968)、《窄梯》(1972)、《明日天涯》(1973)、《大富人家》(1976)等影片。

谢贤于1979年加入香港“无线”电视,主演过《离别钩》、《万水千山总是情》、《千王之王》等轰动一时的剧集。其中,《千王之王》引领了香港电影的赌片风潮。谢贤还出演了《打雀英雄传》(1981)、《千王斗千霸》(1981)两部赌片,此外还有《再生人》(1981)、《江湖龙虎斗》(1987)、《川岛芳子》(1990)、《少林足球》(2001)及《黑白森林》(2003)等片。

胡枫:青春舞王

胡枫(1932—),香港粤语片时代最红的小生之一,2003年获香港电影金紫荆奖“终身成就奖”。

胡枫少年时钟爱跳舞,自电影中模仿舞蹈琢磨舞技。1953年,他考入“大成”公司,开始了自己的电影生涯。同一年,胡枫出演了电影处女作《男人心》(1953),这部作品令他一夜成名。

1960年,胡枫参演了对他演艺生涯有重要影响的一部作品《难兄难弟》,“周日清”这个木讷善良的小生形象自此深入民心。此外,他在片中与谢贤对唱对跳,在当时疯魔了万千少女。而忠诚正直和油头粉面,亦分别成为胡枫和谢贤的经典面谱。

此片过后,胡枫出演了大量歌舞片。这些影片都是与萧芳芳、陈宝珠、薛家燕等诸多女星合演,请专门的舞蹈老师指点。因此,胡枫成为第一个将踢踏舞引入香港电影的男星,也因此,获得了“舞王修”的称号。

1967年,胡枫在《我爱阿哥哥》中表演的阿哥哥舞激起了香港年轻人对这一舞种的狂热,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1968年,胡枫与萧芳芳于《万紫千红》(1968)中斗舞,此片乃60年代以歌舞作号召的青春片,讲述了男女的邂逅、误会、分开至复合故事,萧芳芳更于戏中主动追求事业与爱情。在60年代,胡枫还先后主演了《孽海遗恨》(1962)、《含泪的玫瑰》(1963)、《九九九谁是凶手》(1963)、《情与爱》(1964)等影片。

1978年,胡枫一度暂停电影演出,加盟“TVB”演出电视剧,参与电视节目,直至1981年才宣告复出。作为昔日粤语片最长寿的小生之一,他加入“TVB”后在数百部剧集中却以演出配角居多,角色也多为慈父、师傅或善良前辈,在观众看来,他是“亲切感”胜过“出风头”。

南红:悲情玫瑰

南红(1934—),原名苏淑眉,与“光艺”签约八年,为“光艺”三花旦之一,与后来的丈夫也是主要合作搭档的导演楚原亦相识于在“光艺”。70年代后,南红便逐渐淡出影坛。

南红两岁时,唱时代曲的母亲带着年幼的她辗转定居于香港。南红先后在广州德明中学、广大会计专科学校与圣罗撒书院求学,16岁时师从粤剧名伶红线女学艺,到1950年左右已开始落班做戏,其艺名便于此时改成。

南红跟随红线女六年,从第八花旦做至第三花旦,此时,光艺电影公司以优厚待遇力邀南红加盟,亦允许她兼顾粤剧。1956年,南红在“光艺”参演处女作《七重天》,以丰富的演出经验大获赞赏,一炮而红。其后,南红共在“光艺”待了八年,先后主演了44部戏,所饰角色以悲情女为主,如在《唐山阿嫂》(1957)中饰演一个乡下婆,远道寻夫,为丈夫所嫌,身世可怜。

1960年,因南红与谢贤这对银幕搭档大红,峨眉影片公司将他们借去拍了四集《神雕侠侣》,这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金庸电影,两人更由此成为银幕上第一代杨过与小龙女。

1959年,楚原导演处女作《湖畔草》,第一次与南红合作。他们相识多年,终结为夫妇。1963年,南红与张活游、楚原父子成立玫瑰影业公司,创业作是楚原执导、谢贤与南红主演的文艺片《含泪的玫瑰》,南红本人更在片中分饰两角。影片推出后反响不俗,继而“玫瑰”出品的《黑玫瑰》(1965)、《春残花未落》(1965)、《黑玫瑰与黑玫瑰》(1966)及《红花侠盗》(1967),也照例由谢、南担任男女主角。

但令南红事业更上一层楼者,乃是她与陈宝珠合演都市侠盗姐妹的两部“黑玫瑰”片。这两部影片不仅堪称港产“珍姐邦”片的扛鼎之作,且多年来也不断被后人翻拍。南红为这些电影开嗓献唱了《豆蔻春心》、《情花朵朵开》、《墙头马上-纤情》、《半掩琵琶弄莺喉》等多首经典曲目。

离开“光艺”后,南红以自由演员的身份工作。此间,她拍摄了几部自己喜爱的古装片,如《一曲琵琶懂汉皇》(1962)、《半壁江山一美人》(1964),更在《南龙北凤》(1963)中反串出演,在当时引起轰动。

70年代,南红淡出影坛,一度加入“丽的”电视,1977年转投“无线”电视,至1994年左右又回到“亚视”。在剧集中,南红主要饰演贤妻良母,如《网中人》中的“唐少梅”、《京华春梦》中的“贺母”、《播音人》中的“陈彩霞”等。

嘉玲:美艳亲王

嘉玲(1935—),原名何佩瑛,“光艺”三花旦之一,从影12年的62部作品中,有58部为“光艺”所拍,直至1967年息影。

嘉玲自幼在学校里便喜欢演剧和舞蹈,梦想成为演员。1953年,经黄卓汉及秦剑审定,她入选岭光电影公司的训练班,在秦剑指导下阅读《演员自我修养》和《角色的诞生》,并改艺名为“何嘉玲”。

此时,黄卓汉决定全力拍摄国语片,暂停“岭光”的业务。恰巧黄卓汉的制片潘炳权创办迪华影片公司并开拍《楼下闩水喉》(1954)与《三妻奇案》(1955),遂向黄氏借用谢贤与嘉玲,最终,《三》片也成为两人首次担纲主演之作。

随后,秦剑成立“光艺”,嘉玲与谢贤也一同过档,而她亦在此时去掉了艺名中的“何”姓。1956年,嘉玲在“光艺”演出首部影片——由秦剑导演的《九九九命案》,并继续与谢贤搭档。同年,她还拍了《遗腹子》(下集)与《手足情深》等片,其表演受到秦剑的赞赏,票房成绩亦甚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嘉玲、南红、江雪并称为“光艺三大花旦”,而“光艺”也刻意打造她与谢贤银幕内外的情侣形象(两人现实中曾拍拖七年),并力邀李铁、吴回、左几等导演为之开拍爱情悲剧《横刀夺爱》(1958)、喜剧《捉奸记》(1957)等影片。而其他如小说家望云原创的《情贼》、“天空小说家”李我的《五月雨中花》,也被秦剑相中,并重金购得版权,旨在为嘉玲开戏。

从影12年,嘉玲前后三次与“光艺”签约,共拍了62部影片,其中“光艺”占了58部,最后两年曾为“志联”、“华侨”、“谢氏兄弟”等拍了五部电影。其间,她所扮演的角色多是富家千金,或是富有成熟韵味的少妇、怨妇,较为特别的是她在《英雄本色》(1967)中的演出,片中她剪短头发扮演惩教官,帮助吸毒人士恢复健康,这部影片也是她个人最喜爱的作品。

1963年,嘉玲与富商姚武麟结婚,但其后数年仍在影圈拍片。1966年,她为黄卓汉拍了《深闺梦里人》,弥补了13年前未能合作的遗憾。1967年,嘉玲拍罢《人海奇花》后正式息影,定居泰国。

丁莹:工厂皇后

丁莹(1938—),原名季景钰,国语片和粤语片“左右开弓”的一线女星,因扮演职业女性角色广为人知,这些角色大多出自在“光艺”院线上映的粤语片。

1952年,丁莹在香港圣嘉勒女书院念书时已投考自由影业公司(后来的“岭光公司”)。进入公司后与林翠一起被誉为自由影业公司的“孖宝”。

丁莹的电影处女作为国语片《馥兰姐姐》(1954),首部粤语片则是《银灯照玉人》(1955)。她虽然也演过不少如《暴雨红颜》(1962)、《卿何薄命》(1963)之类影片中的苦命女郎,但是为人所熟知的却是新兴劳动阶级女性形象,即经济独立、态度积极而富正义感的职业女性。

丁莹最负盛名的是“打工妹”电影。她在《女人的秘密》(1961)中扮演住在板间房的工厂女工崔丽萍,崔与林家声扮演的邻房住客因小事结怨,却发现彼此是神交已久的笔友。在《夫妻的秘密》(1962)中,她扮演一个为了前途而隐瞒已婚事实的秘书,这个富有现代感的设置,容易让人联想起如今的“隐婚”一族。在《工厂皇后》(1963)中,丁莹再做女工,为了吸引心仪之人的注意,她冒充洗衣店女主人,谁知对方也只不过是冒充富家公子的穷司机。

1967年,制片家黄卓汉在台湾成立第一影业机构,丁莹亦到台湾拍摄国语片。1969年演出息影作《人鬼狐》后,丁莹移居加拿大多伦多。

在香港经济腾飞、工业发展的五六十年代,她的形象可以代表那一代的工厂女性——出身贫穷但积极向上,追求物质但保持善良,可谓是特殊时期的银幕代表人物。

七公主:彩色青春

冯素波(1946—),著名童星,出演了大量武侠片。沈芝华(1946—),歌舞片时代女星,以玉女形象示人。陈宝珠(1947—),著名童星,出演了大量武侠及青春歌舞片,被誉为“影迷公主”。萧芳芳(1947—),原名萧亮,著名童星,出演了大量武侠及青春歌舞片。薛家燕(1950—),原名薛家彦,著名童星,成年后多出演青春及现实题材影片。王爱明(1953—),1960年凭《后门》获亚洲影展金禾奖“最佳女配角”。冯宝宝(1954—),著名童星,1993年、1994年分别凭《92黑玫瑰对黑玫瑰》、《新不了情》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

1964年,邵氏电影公司七位玉女明星于尖沙咀的金冠酒楼举行结拜仪式,她们就是香港电影圈著名的“七公主”,包括冯素波、沈芝华、陈宝珠、萧芳芳、薛家燕、王爱明及冯宝宝。1967年,由凌云导演、“七公主”主演的粤语片《七公主》热映。“七公主”多为童星出身,冯素波1950年便与李小龙一起出演《细路祥》。沈芝华师从粉菊花,自幼学习京剧。陈宝珠13岁从影,早年学习粤剧,拜任剑辉为师,电影处女作是《秦香莲》(1958)。萧芳芳7岁时接演了第一部电影文艺片《小星泪》(1954)。1956年,她为“邵氏”公司演出《梅姑》、《苦儿流浪记》(1958),成为著名的童星。薛家燕9岁成为童星,处女作是《七儿八女九状元》(1960),60年代,她常在粤剧电影中饰演任剑辉、余丽珍等粤剧老倌的孩子。王爱明的电影处女作是《龙虎笙歌戏凤凰》(1955),1960年就斩获亚洲影展金禾奖。冯宝宝5岁出演处女作《毒丈夫》(1959),在15岁前她演出了200部电影,成为当时世界上拍摄电影最多的童星。

60年代初期,神怪武侠片风潮涌现,“七公主”亦变身侠女:萧芳芳与陈宝珠此时合演了大量古装粤语片,作为任剑辉高徒的陈宝珠,常常反串青年男子。两人的代表作包括《红线女夜盗宝盒》(1963)、《玉面阎罗》(1965)、《铁剑朱痕》(1965)、《劫火红莲》(1966)等。

1966年,萧芳芳、陈宝珠、薛家燕、胡枫合演时装歌舞片《彩色青春》,开启了粤语片的歌舞时代。陈宝珠亦在此时于大银幕上恢复女儿身,被封以“影迷公主”的称号。

70年代,粤语片陷入低潮,冯素波、沈芝华、薛家燕转向电视业发展,王爱明则嫁作人妇,萧芳芳、陈宝珠、冯宝宝相继赴国外深造。一时间,粤语片时代的“七公主”几乎在银幕上全部消失了。

1975年,萧芳芳凭《女朋友》获得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强势回归。之后佳作不断,获奖无数,居然一路拿到柏林影后,此是后话(详情请看本书卷七之“萧芳芳:由童星到影后”)。

1988年亦是冯宝宝的复出之年,该年她出演了《八喜临门》、《八星报喜》、《灵幻小姐》、《应召女郎》、《女子监狱》五部电影。1989年,凭借《飞越黄昏》(1989),化老妆饰演母亲一角,冯宝宝获第9届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后凭《92黑玫瑰对黑玫瑰》再现粤语片风韵,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七公主”自20世纪50年代起,经历了粤剧电影时代、粤语武侠片时代、粤语歌舞片时代、新浪潮时代及80年代黄金期和90年代的多样化发展,她们在银幕上的多姿形象陪伴观众40余年,是电影史上令人难以忘怀的青春色彩。

八牡丹:粤语片半边天

凤凰女(1925—1992),原名郭瑞贞,祖籍广东三水。红牡丹。邓碧云(1924—1991),原名邓芍芙,祖籍广东三水。蓝牡丹。罗艳卿(1929—),原名罗大红,祖籍广东顺德。银牡丹。余丽珍(1915—2004),祖籍广东。紫牡丹。吴君丽(1930—),原名吴燕云,祖籍广东中山小榄。白牡丹。于素秋(1930—),原名于小圆,祖籍上海。黑牡丹。南红(1934—),原名苏淑媚,祖籍广东顺德。绿牡丹。林凤(1940—1976),原名冯淑嫣,祖籍广东新会。黄牡丹。

早年香港电影人喜欢结拜,“七公主”、“七兄弟”、“九大姐”、“十大导”、“十一斧头”、“十二金钗”……类型相似的人走在一起,于人于己,都是极好的商业宣传策略。60年代,粤语片八大旦后金兰结义,遂有“八牡丹”雅名流芳。

从年龄最长的余丽珍,到年龄居中的邓碧云、凤凰女、罗艳卿、于素秋、吴君丽、南红,再到年纪最轻的林凤,“八牡丹”各具风骚。

余丽珍是少有的唱、念、做、打功架俱全的艺人。她1947年入电影圈,起初十年仅拍了15部电影,直到《蟹美人》声名大噪,后连续拍了120多部电影,其中不少由她与夫婿李少芸合办的丽士影业公司出品,卖座率颇为理想。她最受人欢迎的影片是丈夫任编剧的“无头东宫”系列,戏份相似但想象力爆棚,令人叹为观止。“万能旦后”邓碧云自1950年拍电影以来,形象百变,以刁蛮媳妇、傻大姐、顺德“妈姐”等喜剧角色深入人心。转向电视发展后,邓碧云因在《季节》中饰演“妈打”红极一时,此后她参演的电影和广告多使用“妈打”形象。

凤凰女1950年至1968年参演电影超过250部。她和李香琴命运相似,屡屡饰演反派,甚至在《武松血溅狮子楼》中大胆饰演潘金莲。此外,她的喜剧天赋了得,是一代冷面笑旦,出演过许氏兄弟的电视剧《鬼马双星》。1992年,她以其首本名剧《凤阁恩仇未了情》的“红鸾郡主”戏装入殓。

罗艳卿是余丽珍和薛觉先的徒弟,习练戏曲南北派武打,侠女特质鲜明,出演过多部粤语武侠电影,以及《夜光杯》等神怪片。

身为京剧武生于占元的女儿,于素秋也是成龙、洪金宝等人的大师姐,是有名的京剧刀马旦。自1948年从影以来,她参演的200多部影片中,170多部都是武侠片,因参演《如来神掌》与男主角曹达华被认定为最佳屏幕情侣。她不懂粤语,所有粤语片演出均由黎坤莲配音。“玉喉艳旦”吴君丽是陈非侬(陈宝珠之父)的入室弟子,擅长演青衣及刀马旦,曾参与150部余粤剧及时装电影,并在1962年成立新丽声影业公司,直接参与电影拍摄工作。

南红是红线女的弟子,自50年代开始拍电影,所拍戏曲电影只有10余部,其余百多部多为时装片,并曾为电影献唱插曲。1962年,她与人合组玫瑰电影公司,于1967年与楚原结为连理。她早期以饰演玉女角色居多,在电视时代则主攻贤妻良母。

16岁考入“邵氏”公司粤语片组演员训练班的林凤,在“八牡丹”中最青春洋溢也最具西洋古典美,曾被冠以“东方娜塔利·伍德”的雅号,无论银幕内外都颇具时代感。在《华侨晚报》五六十年代一年一度的十大明星选举中,她创下蝉联九届的纪录,是当之无愧的“邵氏之宝”。1967年,她拍完《月向那方圆》后结婚息影,同年因服食过量安眠药而香消玉殒。“八牡丹”的角色陪伴六七十年代的港人长大,《山水有相逢》、《难兄难弟》、《92黑玫瑰对黑玫瑰》等后期电影,都曾向她们的作品致敬。

一片公司

“一片公司”指只拍过一部影片便倒闭的电影公司。香港首间“一片公司”是成立于1924年的“两仪公司”,它拍摄了首部港产故事短片《金钱孽》,创办人是卢觉非、庞勋祺和蒋爱民。50年代中期,大大小小的制片公司喷涌而出,有些得到了海外影商的支持,但仍仅拍摄一部影片,公司即宣告解散。“一片公司”所青睐的电影故事多为文学名著、民间故事和粤剧改编,类型上以武侠片、神怪片居多。

七日鲜

“七日鲜”概指从拍摄到上映只需要七天便可完成,用以泛指拍摄周期很短的电影。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香港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期,当时粤语片为迎合市民趣味,提供廉价娱乐,推出了不少粤语片。但是由于制作周期短,并且简单粗糙,这类影片多被讥为“七日鲜”、“×日鲜”之作,此后引发了“粤语片清洁运动”,进而导致粤语电影的衰落。“七日鲜”出现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香港电影上映周期往往是一周,新片补充档期的需求庞大,匆忙赶拍之下,导致严重后果。

云吞(面)导演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粤剧电影盛行。此类电影拍摄十分简单:大老倌开唱时,导演只要把摄像机对正大老倌就可以悠闲地去吃云吞面了,等饱餐之后一边用牙签剔牙一边喊“cut”,一段电影刚好拍完。这种导演因此被戏称为“云吞(面)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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