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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8 15: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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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正午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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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克生活(正午故事5)

朋克生活(正午故事5)试读:

诗人出差

文 李纯一

竖靠在竹木椅子上,几乎快要睡着了。和年轻时候相比,他的身材几乎没有走样,甚至更加瘦骨嶙峋了。我们约在上海复兴路上一家不显眼的咖啡馆。我走近唤醒他,微微握手,已入初春,气温却降了几度,他裹了裹深色的羽绒服。“经过了12年,有些东西发生了变化。”他像是怕惊扰到周围人,声音轻柔,几乎听不出语调的起伏。我慢慢意识到他所说的变化——在此之前,我在北京遇到一些诗人,从他们嘴里飘出的关于竖的支言片语,听上去活脱脱是个劣迹斑斑的北漂青年。“竖是个酒鬼,他可以24小时不停地喝酒,我们以前开玩笑说,养竖很好养,买一条烟一箱酒他能喝一天。”“我记得是2003年,凌晨三四点,公安局打电话给我,竖喝醉了踢了警车,罚了两千块钱,我保释他出来的。”“竖的婚礼是我见过办得最好的婚礼,灯光慢慢亮起来,他一边唱歌一边从暗处缓缓走出来,竖一直认为他歌唱得不错。”

而现在,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父亲。他的女儿已经快三岁了,他正在打开手机相册略带骄傲地向我展示他给女儿画的肖像——身体胖得团成一个球。“你怎么不把她画得美丽一点?”“她就是这样,我不喜欢美化。” 他信佛,戒酒,并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竖。一个多月前,在北京,我看过一部电影《诗人出差了》,导演雎安奇。那是一部拍摄于2002年的电影,但12年后才剪辑完成,2015年获得鹿特丹电影节亚洲最佳电影奖。竖是这部电影的男主角。

电影的开头,是新疆一个破旧的旅馆房间,竖刚刚和一个妓女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性爱。妓女踮在高跟鞋上穿衣服,竖盘着腿,全身赤裸地坐在床上抽烟。他操着一口阴郁的上海话:“我是一个诗人,我没出过差。2002年的秋天,也就是12年前,我决定派自己去新疆出一趟差,在出差的路上,我写了16首诗。”

和电影里一样,竖是一个诗人。

诗人身份,始终陪伴、折磨同时也慰藉着竖的生活。作为一个籍籍无名的诗人,他无法依靠写作获得周围人的认同和尊重。别人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没有工作,我是一个诗人。”“写诗能养活自己吗?”“不能。得借钱生活。”“那你写诗干什么?”“不写不行,像我的一个本能,我怎么能够阉割掉自己的本能?”

说了一半,他沉默几秒,“一切都过去了”。导演雎安奇二

有一次,竖试图自杀。那是1999年,他在上海的一家网络公司做设计,生活琐碎又无趣。他坐在双层巴士的上层,巴士开在繁华的淮海路上,夜晚的街景看起来五光十色,他像一个多余的人,觉得一切没意思透了。回到家,他打开煤气,用湿布把门缝塞上,突然电话响了,谁会在他临死前给他打电话呢?他好奇地去接,是诗人乌青的电话。那时候乌青和他一样困窘,除了借钱一般不会给他打电话。他告诉乌青,卡号报给你密码报给你,你自己拿,我要自杀去了。挂完电话不多久,警察找上门。竖自杀未遂,他骂骂咧咧:他妈的,乌青这小子可以啊,居然还报警了。

那次之后,竖就交了狗屎运,发了一笔意外横财——他的诗歌被一家网站的老板看中,给了他一万块钱稿费。他拿着这笔钱,激动地辞掉工作准备去成都找何小竹和杨黎。但那早已不是一个诗歌的年代,勃发于八十年代后期以反朦胧诗为旗号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已经偃旗息鼓,九十年代的弄潮儿已是财富的制造者。杨黎作为第三代诗歌运动中“非非”诗派的代表之一,在经历了“非非”集体下海之后,正闲在成都打麻将消磨时光。竖拉上乌青和另一个朋友到了成都,和两个诗歌前辈在一家火锅店里碰面。三个年轻人挨个给前辈念自己的诗,那是一顿心心相惜的火锅——“就好像党组织终于找到了根据地”。

在成都,竖很快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留在成都参与创办杨黎、韩东、何小竹发起的一个诗歌论坛——橡皮先锋文学网站。他会一点美工,做网页设计。不久,他和一个来自北京的女诗人陷入了一段歇斯底里的恋情,并和她前往北京生活。三个月以后,激情耗尽,他们分手了,竖回到上海。

在上海,竖当起了厨房排气管道的货运工,把铝制管道从上海运送到其他城市。他痴迷美国的西部公路片,对此兴致勃勃。直到半年后,他遇见了一个“疯子”。

那天,他和几个人把货运到上海的某个仓库。卸完货,工人们蹲在地上抽烟。远处,天空中的火烧云层层叠叠,红光似乎晕染了整个世界。竖抬起头,看见高楼的阳台上,有个男人站在板凳上,俯视地面,像希特勒那样挥舞双臂,慷慨激昂:“你们这些人都是不知道天意的,你们都在违背自己的良心在做事,你们迟早有一天会受到报应的!”那副景象,“就像末世预言”。

工人们议论纷纷:“一定是个神经病!”“我觉得他说的得挺有道理的,那我是不是也是个神经病?”竖反问。

工人们答应:“对,你一看差不多也是这种人。”

那个人给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并不是一个粗暴的人,相反,他说话音调不高,看上去温文尔雅。可是他的内心,时刻感受到与周围人的格格不入。几条路线反复跑来跑去,他产生了厌倦,每天耗费太多时间在公路上,挤占了他阅读和写作的精力。那时,全国各地有很多诗人纷纷涌至北京,他们聚集在一起热烈地讨论诗歌和文学创作,杨黎打电话给竖:“来北京吧,你在上海干什么?”“做装卸工。”“你有毛病啊,赶快过来。”

竖在北京开始了一段乌托邦式的生活。起初,竖和两个诗人一起租了一套单元房,随后人数不断增加,前来投奔的诗人一个接一个。他们在客厅安置了一个像炕一样的大床,五六个人并排躺着睡。他们爱喝酒,床底下常年堆积无数的啤酒瓶,场面十分壮观。

他们把居住的地方命名为“火星招待所”,像一个根据地,接纳来自各地的诗歌爱好者。有一次,房东打开门,吓了一跳,十几个男男女女睡在一起,地上一片狼藉到处是酒瓶。他们被房东轰了出去,搬到郊区。

在通州的“火星招待所”,竖和朋友们没日没夜地谈论诗歌,话题从一首诗或者一个诗人引申,讨论到最后常常指向某个宏大命题——诗是什么,诗和语言的关系,怎么写诗。讨论无疑是严肃而又情绪激动的,两个诗人聊着聊着,一个人指着另一个人骂:“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诗。”有人从外地赶来,又立马夺门而出。

大部分诗人无所事事,一个人去工作,赚来的钱养活其他诗人,等这个诗人工作烦了,再换另一个诗人去工作。在初期,这种群居生活仿佛有种奇妙的激励作用,每天早上醒来他们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今天我要写一首什么样的诗呢?”北京的生活让竖感到新鲜又刺激,而写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他与其他诗人之间相互温暖的社交方式。

有时,竖也会去参加一些艺术家的聚会——这个城市和他相似的“神经病”太多了。不过,当他认识雎安奇并决定和他一起拍电影的那一刻,他并没有意识到,生活因此会泛起短暂的波澜。三

2002年8月的一个夏夜,导演雎安奇第一次见到竖,是在三里屯南街的一个酒吧。那是一场艺术家的小型聚会。当时雎安奇正在筹备一部实验电影《诗人出差了》,四处寻觅男主角。一本文学杂志的编辑介绍竖给他认识。竖瘦高个,长得有几分帅气,第一眼见到竖,他散发出的诗人特有的一股子忧郁气质,让雎安奇觉得,“竖就像是为这个片子而生的”。

这是雎安奇的第二部影片,距离他的处女作《北京的风很大》已经过去两年多。那部电影入选了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并以其强烈的实验性和风格化,收获了巨大的赞誉。回到北京,《北京的风很大》举办了三十多场放映。这个24岁的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小伙子在京城艺术圈,闯出了名堂。

在柏林电影节,雎安奇认识了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斯通问他:“你有没有什么计划?”那时候,雎安奇已经在构思自己的第二部电影。他是新疆人,从小在乌鲁木齐长大,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出现了大批从内地前来支援的年轻人,因此产生了很多支边家庭。他计划拍一部关于支边家庭的电影。

回到北京,他发给斯通一个粗略的故事大纲。斯通很快回信了:“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当你写完剧本时,给我寄一份。”这封信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导演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他拉上一个朋友,带上摄影机,跑去新疆的一个兵工厂附近采风。有一辆警车注意到他们,一下子把他们抓了起来。

他们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面,分开审讯。雎安奇吓坏了,他很担心朋友会被收容遣送。公安打电话给他在乌鲁木齐的父母,家人知道后气急败坏地质问他:“你疯了吗?你在干嘛?惹这么多事儿?”他和父母大吵了一架,从公安局出来以后,他甚至连家都不敢回,只能和朋友猫在宾馆里。

他仍然决心要把这部电影拍出来,剧本的完成度已经非常高了,唯一缺的就是钱——他设计了跌宕的剧情,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预算也飙升至百万。他四处找投资,谈了几家都不了了之。有一次,他在新疆拍广告,认识了当地一家货运公司的老板。老板也出生于支边家庭,看完剧本,感动得痛哭,当场许诺:“我要投资你这部电影。”不料,次年老板生意失败,电影拍不成了。

现实浇灭了他所有的热情。雎安奇独自在新疆呆了将近一个月,从南疆走到北疆。这是一段失意的对电影狂热的青年为自己疗伤的旅程。他住在公路边破旧的旅馆里,见到了很多妓女。他突然想起十一岁经历的那个炎热暑假,他跟着同学哥哥的运输卡车从乌鲁木齐前往南疆,沿路经过很多公路旅馆,中午吃饭,司机把车停靠在旅馆门前,他总要等候很长时间才继续上路。有一次他等得不耐烦了,跑进旅馆房间,推开门,看见司机正和妓女混在一起。他震惊极了。那是他第一次明白妓女的存在。

十一岁的记忆片段像触电一样来回在雎安奇的大脑里乱窜。他窝居在一个山谷的旅馆里,重新构思新的剧本——一个诗人为自己开启的一段放任的不断寻找妓女的旅途,毫无目的地在风景和欲望中穿梭。和《北京的风很大》一样,这是一部极具风格和概念性的影片,更重要的似乎是,这样的电影拍起来不需要什么钱。毕竟再没有人会给他投资拍一部故事片了。

雎安奇很快开始找演员。整个过程几乎有点瞎撞。他先找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职业演员,一开始演员热情很高,他找了一个妓女给他试戏:“你们干,我在旁边拍。”当他拿起摄像机蹲在旁边,接着靠近拍特写,演员突然发火:“你这不成毛片了吗?你别耍我行不行?”演员愤然离场,给他发了一条带着劝告又义正言辞的短信:“雎安奇,一个人做事要有底线啊。”他接着在宋庄找了一个画家,但对方态度十分闲散。有朋友甚至介绍了演员张嘉译给他,两人在国贸的星巴克见面,“不行,张嘉译长得太正派了。”

时间已经滑到八月下旬,再不出发就要错过最好的拍摄季节——一入深秋,新疆昼夜温差极大,多变的天气将给拍摄增加不必要的难度。而此时,雎安奇和摄制组在拍摄理念上也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分歧。他希望增加影片的机动性,把人员和装备简化至最少。“最起码我们得租辆车搁设备,不可能我们每个人背着行李拍电影吧?”其他人问。“没有车。” 雎安奇说,“传统的拍法,你会丧失很多真实的东西。”“拍多久?”“一个多月。”“一个月?你要我们背着行李去录音?你是不是精神上有问题,雎安奇,你把我们当傻逼啊。”“那就全都不要了,彻底一点吧!”他赌气似的。“雎安奇疯了!”

但是当诗人竖听完雎安奇的这些描述,竟没有半点犹豫,立即答应了。“有句话叫,无产阶级这场斗争中失去的仅仅是锁链。我有什么好失去的,在那个时候。你知道流氓在字典里的定义吗?没有身份没有财产没有精神家园,我当时就是这样的状态。”竖说。

第二天一早,雎安奇带着机器到“火星招待所”去试拍。他一进门就被诗人颓丧的群居生活震撼到了——房间里横七竖八地摆放着床和被子,琳琅满目的酒瓶散落在地上。他给竖试镜的时候,“旁边还有诗人在打飞机!”

雎安奇仍不放心。他在呼家楼居民区里租了一个破旧的旅馆房间,让竖一个人呆在那里适应环境:未来几十天,竖将在这样简陋的房间里肆意发泄自己的欲望,同时也必然承受前所未有的孤独。他布置了一堆行头:两个黑色大包、托友人从美国带回的便携调音台、自制的摄影机肩托、水杯、运动鞋、外套、还有十几盒安全套。一切都显得粗糙而又匆忙——一个是急于证明自身的导演,另一个是毫无经验的诗人。当他们从北京的西客站搭乘前往乌鲁木齐的火车,谁也无法预测,未来的一个多月里他们将遭遇什么。他们甚至不能肯定,这样一部极端的电影到底能不能成立。四

抵达乌鲁木齐的当晚,雎安奇就进入拍摄状态。这是竖人生中第一次嫖妓,他非常怯场,“甚至生理上都跟不上”。他本打算和妓女聊天以缓解紧张感,关上房门,还没来得及开口,妓女迅速褪去了衣服,“一开始我根本进入不了状态。”

几次之后,竖的状态放松了许多,但他仍然时常感到恐慌。有一次,他们来到一个小卖部,问:“哪里有妓女?”老板说这里没有正规的妓女,但有当地的农妇做这类生意。他来到农妇的家里,她抿着嘴不说话,像例行公事一样脱光了衣服,他能明显感觉到她对于外来人强烈的厌恶和偏见。

在歌舞厅,拍摄常常在隐匿中进行。即便妓女同意,他们必须躲避服务员和经理的目光。有一次,服务员中途开门,看见雎安奇正在架机器,随后,经理带上两个打手冲进房间,凶神恶煞:“你们在干吗?你们哪儿人?为什么要拍东西?”他们狼狈地逃出了歌舞厅。有的时候刚拍完,担心妓女反悔,销毁磁带,他们得赶紧收拾行李换其他地方住。

那真是一次惊险、放纵,一生中再也无法复制的旅程。他们从乌鲁木齐出发,到库尔勒,穿过和田,再到尉犁县,穿越南疆和北疆之间的大峡谷,到达巩乃斯的国营农场,再到伊犁,霍尔果斯口岸,奎屯,途径果子沟和赛里木湖,至阿勒泰。白天,他们搭车,像游客一样邂逅风景与人交谈,夜晚,他们进入旅馆,放荡地寻找妓女。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他们经过一个叫做塔中的石油基地,地面空旷,许多辆废弃的汽车像玩具一样被随手扔放在沙漠上。竖看见旁边有人在劈柴,噼噼啪啪非常暴力,他对雎安奇说:“我也想劈一下。”雎安奇指着那些汽车:“你可以随便踩这些车。”竖跳上车顶,用力蹦跳,车身被他踩扁,车窗玻璃被他砸碎,引擎盖被他掀翻。雎安奇打开机器一边拍一边哈哈大笑,“感觉像脱离了地球,来到一个魔幻世界。”

但更多时刻,他们处于一种消耗过度的紧张和疲惫的状态。雎安奇期望随时捕捉可能有用的素材。即便在旅馆,他也要求竖不停地走动,开门、进门、关门,前后左右来来回回,一个简单的关门动作就要重复七八遍。对于从未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竖来说,他很快变得不耐烦。起初他觉得好玩、刺激,随后他愤怒,发脾气,“即使工作,这一天里也有一些时间应该是我自己的,你不能完全侵占我的时间,更何况我不是卖给你,而且我连一分钱的报酬也没拿”。到了最后,他消极,麻木,“从朋友角度来讲,我仁至义尽了,能够贡献的力量我已经贡献了,我已经精疲力尽了。”

雎安奇的压力可想而知,他包揽了导演、制片、录音甚至导游的工作。一方面,他庆幸当初砍掉摄制组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当他和竖搭乘新疆人的汽车,逼仄的车厢里,除了一个演员和拍摄者,再没有空间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更何况机器。雎安奇常常得弓着身子,蹲在车窗的仪表盘上拍摄。另一方面,他身心俱疲,几乎到达极限。这种即兴的创作方式让他不得不时刻保持高度的敏感。每到达一个陌生的环境,他就开始思考:今天住在哪一家招待所?去哪里找小姐,宾馆还是歌厅?需要设置哪些情节?

雎安奇也常常提心吊胆。竖爱喝酒,喝一瓶就晕晕乎乎,他不断提醒竖:有些事情你得悠着点,不能冲动,遇事一定要冷静。他把每个设备编号,每次临走前点好数才放心。几十天来他从没有安稳地睡过一次。一节电池的续航时长只有一个多小时,他只带了一个充电器,晚上不得不每两个小时醒来,换另一节电池充电。他自嘲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人”,“这是最极端的环境了,除了导演和演员没有其他人,你还能怎么样呢?”

其间,他们遭遇了一次意外。在尉犁县拍摄沙漠的时候,雎安奇的机器里面进了沙子,监视器坏了。他们来到当地一个修电器的地方,修理工粗鲁地把机器拆开,排线断了一根,他尝试把排线挑出,找了一根铜丝把两端的排线焊接在一起,铜丝裸露在外面,放进包里,就折断了。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雎安奇决定坐车回乌鲁木齐修理机器。他在车站等候上车的时候,一辆大客车从他身旁拐了一个弯,他被夹在两辆车之间,甚至能够感觉到客车擦过了他的脊背,他浑身颤抖,以为自己一定会被掀翻了,那辆车打了一把方向划了过去。“危机重重,太可怕了”他说,“我觉得自己会死在这个路上。”

若不是身处于中,很难体会那种孤绝的境地。漫长的行程像慢镜头把人的脆弱和孤独拉长放大。雎安奇抱着不顾一切的心态拍摄这部电影,事实上连他自己也对这样的行为产生了怀疑,他不断地自我审视,不断地自我怀疑,他知道他把自己逼入了一个绝境,“那种感觉,就像陷入了梦魇,逃不出来了。”

而对于这部电影是否成立的怀疑,是雎安奇和竖一直惧怕但又不敢戳破的一支脆弱气球。它时刻漂浮在竖和雎安奇之间,像一个定时炸弹,随时爆破。

他们开始争吵,甚至相互羞辱。“都多长时间了,你的表演还不开窍!”“你就是个傻逼!你这堆东西拍出来就是垃圾!”

打台球是他们休息时候唯一的娱乐活动,也是两个男人之间互相排解怨气的出口。有一晚,在奎屯,雎安奇连赢竖三盘,竖明显陷入了深深的沮丧。对于雎安奇来说,竖的沮丧就是一种胜利。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回到旅馆,他痛哭流涕,抱着酒瓶一边喝酒一边唱歌。雎安奇又感到后悔,“作为一个导演怎么能够影响演员的情绪呢?”

在和田,他们遇到一个新疆妓女。对于拍摄,她表露出不同于一般妓女的友善。竖和她坐在床上抽烟,像两个老朋友。她突然动情地哭起来,斜靠在竖的肩膀上,竖抚摸她的背:“你有啥不开心吗?”“开心。”

新疆转完一圈,雎安奇没底,要补戏。他们回到和田,又来到相同的旅馆。那个新疆妓女认出了竖,提出要和竖睡觉。雎安奇反对:“你不能和她睡觉,你明天还要补戏,你已经很累了,这样明天状态会更差。”竖不听,那晚他和那个新疆妓女上了床,他递给她四十块钱的嫖资,他以为妓女不会收,但事实证明他对妓女的看法太过单纯,妓女离开后,他感到非常失落。

雎安奇冲进房间,好像他一直守在门外。他讥讽竖:“你看你这个傻逼,是不是我说的那样?”

很快,他们起了争执,并蔓延到人生攻击,他们互不相让,恶狠狠地回击对方。“你他妈连妓女看着都要害怕的傻逼。”“你个蠢玩意儿,生活中炮打的不够就在电影里找!”

那支漂浮的气球终于破裂,争吵持续到深夜一点多。竖和雎安奇同时背起行李,走出旅馆,一个朝南,一个往北,分道扬镳。五

竖沿着戈壁走了三四个小时。一轮不规则的月亮悬挂在深色的天幕之中,雪白的光照在他的身上,但他没有心思欣赏这些,他又冷又饿。走了一段路,他听见狼群的嘶吼,他攥紧口袋里的打火机,边走边想与狼群搏斗的方法——如果狼来了,他可以用唯一的打火机把衣服烧着驱逐狼群。

狼的鸣叫声没有减弱。他试图搭车,可谁也不敢在深夜搭载一个陌生人。他极度疲倦,同时害怕,他大声唱起了歌,把他从小学会的歌唱了个遍,直到天亮。

雎安奇也走了一夜,走累了他就蹲下来,抽根烟。他后悔懊恼同时充满担忧,“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但这一次,即便捏着电话,谁也没主动给对方一个台阶下,他更多的感觉是饥饿。他走到一个旅店门口,敲敲门,一个维族老头探出头,他问老头要了一碗过油肉拌面,老头边做边唠叨:“这么早就吃拌面了。”“这个拌面太好吃了,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拌面呢?”雎安奇想了想,“我太饿了。”

到达乌鲁木齐,雎安奇接到竖的电话。但竖并没有道歉的意思——他身上的钱不够买回北京的车票:“我没钱回去,即使你对我再有矛盾,我出发点还是帮你做这件事情,无论怎样,车费给我。”

他们在乌鲁木齐又见了一面。雎安奇把钱塞进一个信封,狠狠地扔给竖,依然怒气未消。为了“图便宜”,雎安奇经朋友介绍搭乘了一辆军用飞机,机舱并不宽敞,他的座位旁神奇地出现了一只烤全羊,全机舱漂浮着烤全羊的香味,他背着几十盒录像带守在羊的旁边,像做梦一样,伴着烧烤味回到了北京。

起初,他打印了一摞厚厚的剪辑表,尝试着想要把片子剪出来。但在回到北京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精神几近奔溃,他甚至无法正常生活了。

他总是处于一种走在路上的幻觉中。睡觉时不停地做梦,总是和新疆有关。妓女、公路、司机和性,像梦魇一样令他无法摆脱。好几次,他睡醒了,躺在床上,以为自己还在新疆的旅馆里。有一次他睡着睡着,突然坐起来,奇怪自己怎么还在新疆,直到他的女朋友把他叫醒,他才回过神来。

有一次去大连拍广告。晚上他住在酒店的宾馆里,一种对旅馆房间无名的恐惧感袭来,他一刻也呆不下去,几乎要打开窗户跳楼自杀,第二天一早他就返回北京。

伤害并不止于精神折磨。在新疆拍摄的四十多天,每日背负重达三十多公斤的摄影器材给他的肩部带来难以愈合的损伤。拍摄到后期,新疆的气候变得寒冷,受损的肩部开始受风,等他回到北京,不得不依靠定期理疗缓解疼痛。“对我的伤害非常巨大,把青春的勇气用尽了。”雎安奇后来回忆。将近一年,他无法面对有关新疆的一切,而那几十盘磁带,被他永久地尘封在一个箱子里,此后十余年,再也没有打开过。

为了摆脱新疆带来的伤害,雎安奇决定拍一部新的影片。他把拍摄对象定格在一个非常温暖的日常用品——被子。他去全国各地找各种各样的被子,火车上的、轮船上的、蒙古包里的,甚至去延安把毛主席睡过的被子也拍了下来。他为自己制造了一场刻意疗伤的拍摄行程,他感受不同的被子所带来的温暖,噩梦渐渐地从他的睡眠中消失,他的生活开始趋于平静。

到了2004年,他突然想起竖。那时候他在东直门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工作室,事业说不上飞腾,进展倒也平稳。他约竖吃了一顿饭。俩人见面,像约好了一样,谁都没有开口谈起那部电影。雎安奇问起竖的境况,听说竖没地方住,不得不寄居在一对夫妻家中,他很爽快地提议:“你住到我的工作室去吧。”2003北京杨庄。左起:裴飞、蝈蝈、竖、张稀稀。

竖搬了过去,但仅仅一个多月,两人再度不欢而散。那时竖依然嗜酒,比以前喝得更凶了,喝完酒,他到处给人打电话聊天。结果,那个月雎安奇收到了五百多块话费账单,他打电话给竖,在电话中再度争吵,和在新疆一样互不相让。雎安奇挂掉电话:“你自己保重吧。”

此后八年,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六

在北京,竖并没有经受雎安奇所遭遇的阵痛。零星会有人好奇:“你不是去新疆拍了一部毛片吗?”他回答:“拍砸了,没有这部电影。”后来,他不提也没有人再问过他,那部电影像投到他生活的一块石子,沉进去,消失了。

相反,他重新回归到“火星招待所”,继续被中断的乌托邦生活,在集体写作的氛围中,他的创作欲望被激起,诗歌创作进入了短暂的黄金期。他的诗歌风格强调出离,比起情感的沉溺,他更在乎形式。他在诗歌中有意消减掉形容词、修辞、情感甚至态度,这是一种极度自我而又任性的创作偏好。

但经过最初亢奋的写作期,竖渐渐对这种群体性的生活产生了厌倦。同住的诗人们非常懒散,谁也不愿意出门工作赚钱,生活难以为继。创作上,竖也陷入重复,“写诗和其他艺术创作一样,你肯定不想重复,因为重复就没有生命力,但是不改变生活方式,生活还是重复的,你很难在创作上有新的见地。”曾经令他向往的诗歌群体对他不再具有写作上的刺激,他离开“火星招待所”,去一家南非驻北京的公司卖起了红茶。公司位于一座环境优雅的公园里,他就寄住在公司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过起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从新疆回到北京后,一开始,竖的生活确实产生某种积极意义上的改变。至少,当他混迹于北京的文人圈子,别人往往通过阅读他的诗进而与其结交。但他期待的更深层次的改变并没有发生——他参加过许多诗歌朗诵会,非常冷场。他的诗除了在一个诗人的小圈子之内传播,无法被更多的大众喜欢,更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诗集。

日子逐渐陷入虚无。他嗜酒如命,除了上班,就是混饭局,一个饭局结束了,他又转往另一个。比起诗人,他更像一个混子,靠喝酒释放心中的压抑。

他腻味这种丧失自我的生活,但仍然沉溺其中难以自拔。他把自己比作“陀螺”,被空虚和欲望的鞭子驱使,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惯性。喝酒之后的狂欢和表演让他感到释放,人们互相刻薄,显摆自己的才华。“饭局上的人们非常刻薄,他们能够一眼看出你这个人的弱点然后迅速地像苍蝇一样追过去抓住这个人的缺点,极尽刻薄极尽讽刺, 把你的弱点无限放大。”他被酒精麻痹,对生活的思考停滞,有两三年的时间,他写不出诗了。

2007年,竖的父亲得了喉癌,确诊时已是晚期。他决定结束这种毫无意义又无休无止的混子生活,离开北京回到上海。

在上海的最初几个月,他对生活丧失了信心,绝望又低落。他的父亲经历了两次手术和长期化疗,脾气变得暴躁,经常把家里砸得稀巴烂。为了麻醉生理上的痛苦,他喝酒非常凶,从早晨一直喝到晚上。

竖对父亲怀有深厚而复杂的情感。在他眼里,父亲的一生是一场妥协的悲剧。他的父亲是一名海员,和竖一样,有着浪漫而不切实际的特质,爱好文艺,厌倦名利。竖的母亲则刚好相反,不断要求他赚更多的钱,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当竖表现出对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反叛,父亲为儿子的前途感到担忧。他以一种过来人的经验劝告儿子:“写诗作为业余爱好可以,不要把它当作主业。否则,你的生活会很动荡,你的生活质量会出现问题,连你周围的人都会受到你的连累。”竖反驳:“那我不结婚不就完了?”

为了解除家人的担忧,竖向父亲妥协,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工作。脱离北京的诗人圈子,他想找个喝酒的同伴都没有,“上海太安静了,像个太平间。”

父亲在医院的那段时间,是他最低落的时期。他找不到精神依托,但又开始写诗了。他变得絮絮叨叨,写出的诗变得绵长,像是一种对日常的讲述和祈祷。他已步入中年,却依然无法获得期许的尊重。年轻时候他对未来充满期待,他手握大把的时间,总能折腾些名堂,而现在,连时间都不站在他这边了。他觉得自己像个“风箱里的老鼠”,庸庸碌碌。

他阅读宗教书籍,希冀从宗教信仰中寻求答案。他去灵隐寺祈愿,像其他癌症患者的家属一样,把医学上得不到的希望寄托于佛祖的加持。直到有一次,他打开一个讲述佛教教义的光盘,看到一段杀牛的视频,牛睁大了眼睛瞪着他,他像顿悟一样,读到了三个字:“不平等”。他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感觉佛教可能是要告诉一些他什么。他开始学习佛教,每日诵经,学会宽容周围的人,包括宽容自己。他戒酒,戒荤腥,过了几年,他的心态变得好起来。他遇见了一个女孩子,他们很快坠入爱河并结婚,妻子还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七

竖回到上海的那一年,对雎安奇来说则是其导演生涯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年份。他写了一个名叫《生日快乐!安先生》的电影剧本,讲述的是一个失败的男人在30岁生日这一天所经历的一系列荒诞故事。和以往独立、地下的拍摄方式不同,他找了制片公司,向电影局报审批,拿到了拍摄许可证,请姜武和郝蕾做主演,调度一百多个人的摄制组——这是他第一部决定公映的商业电影,他壮志雄心。“我要做商业电影,要么不出手,我一出手一定要颠覆这个市场的!”但这次尝试以一种无能为力的失败姿态收场,电影很快被禁,理由至今他还没弄清。“他们说调子太灰色,可能,那时候奥运会全国上下正欢欣鼓舞,也会影响些什么。”他失意极了,带着十本书,一个人躲到秦皇岛的祖山修炼气功,等到心情平复,才回到北京。

2012年,雎安奇带着新创作的剧本去上海参加电影节。在电影节上他碰到竖的一个诗人朋友,他们聊起竖的近况,听说竖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生活安稳,还结婚了,他十分惊讶,“竖以前是烟酒不离手的一个人啊。”结束后,他打电话给竖,约他见面。

当天晚上,雎安奇见到竖,简直有点认不出来了——竖穿了一身西装,拎着公文包,骑着一辆自行车,看上去和普通的上海白领没什么两样。那时,竖的父亲刚刚去世一个月,而他的女儿即将出生。竖仍记得雎安奇喜欢露天吃饭。“走,我带你去一个大排档,非常好吃。”

竖骑车载他,雎安奇坐在后车座,自行车在上海狭窄的弄堂间行驶,歪歪斜斜。那一刻,他们似乎又回到2002年从北京西客站搭乘前往乌鲁木齐的火车的那个清晨——一种彼此息息相关的感觉再次出现在他们之间。雎安奇想起了北野武电影《坏孩子的天空》那个场景——一个男孩骑车带着另一个男孩在操场上转圈。

那次吃饭,他们不再争吵,互相称赞对方的优点。竖送给雎安奇一本朋友帮他出的诗集《和一个混蛋去埃及》。雎安奇没想到竖还在写诗,“就像是现实中的卡夫卡,一个小职员,别人不知道他写出来的东西有多么伟大。”

回到北京,雎安奇翻阅竖的诗集。他非常感动,发短信给竖:“写得真好,太感动了,我们的缘分毕竟不是没缘没由的。”他终于能够平静地面对那次旅程。他打开尘封多年的磁带,有的磁带磁粉已经脱落,很多男女镜头甚至出现了马赛克,他不无感慨:“时间给这些肉体打上了马赛克。”他决定把这部片子剪出来,并在电影里以字幕的方式插入竖的十六首诗。他反复调整影片的节奏,一剪就是一年多。

此间,竖从广告公司辞职,在嘉定的上海工艺美院学习版画。由于和妻子性格不合,他离婚了。他净身出户,没有任何积蓄,他像一个大学生住在学校宿舍里,每个月拿一千块钱的补贴。

父亲身份给竖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改变。他厌倦了广告行业的虚情假意,认为那些夸张的广告词充斥了欺骗,“做的事情就是吹牛撒谎,我不想我的女儿看到她父亲在做他厌恶的事情。”

版画是一项古老的传统艺术,但在中国几乎失传。竖所在的学校学习这项技艺的只有两个人,更多人会选择玉雕这类具有市场前景的技艺。他给我看许多日本版画,“浮世绘也是版画的一种,你看日本的版画发展到了多么高级的艺术水准,但在中国却逐渐沦为非常边缘的民俗。”

期间,雎安奇和竖偶尔联系一两次,主要是关于影片后期的合作——由于拍摄和剪辑之间相隔了十二年,竖需要为片子重新配音,甚至语态也随之调整。直到2014年8月,影片终于成型。9月,鹿特丹电影节亚洲选片人Gerwin来到北京雎安奇的工作室观看了刚刚剪辑完毕的《诗人出差了》。回到鹿特丹,Gerwin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够带这部影片参加电影节,而同时柏林电影节也给雎安奇发出了邀请。他非常兴奋,打电话给竖:“我们的电影如果开头出现的是鹿特丹的那只老虎,太牛气了!”

2015年1月,雎安奇和竖一起应邀前往鹿特丹参加电影节。竖来到北京和雎安奇会和,临行前,他第一次看到这部影片。

当影片开始,他恍如隔世,电影里发生的所有情景他说的所有台词,他完全不记得了。唯一能够确定的,他知道那个人是他,“这让我觉得有点恐怖,一个人的遗忘竟然是这么厉害。”

他看完非常感动,几乎要哭了出来,“如果这个片子当时就剪出来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甚至不可能好,那个时候我们对待人生都太过尖锐,有一口恶气要出,那个东西一定是不平和的。现在我看到的这部电影没有锋芒,只有真诚,这个力量更大更重要。”“你最喜欢电影的哪个部分?”我问竖。“故事的结尾。在一天清晨,我继续上路,我是一个带有希望的人。哪怕这个希望非常微弱,像蜡烛的光一直在摇曳随时被吹灭,但对我来说就是希望,我一直没有熄灭这个希望。”

片子的结尾是一首叫《宝石》的诗,只有一句话:我得到宝石/我看到宝石上的光。八

我和竖走出饭馆的时候已是深夜,天气寒冷,他递给我一根烟。我的脑海里还是影片中竖的模样,那时他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头发遮住眉毛,放荡不羁。而现在,他的模样倒也没有什么变化,依然瘦削,颧骨突出,但明显苍老了,白发像杂草一样钻了出来,笑的时候额头显出很深的皱纹。不过他的生活像是倒退回了少年,还有几天,他就开学了。

一个多月后,我们在他的学校再次见面。我倒了两次地铁,一直坐到地铁11号线的末站,再转乘公交才到达工艺美院。他在校门口向我介绍:“这个校区搬来有十年,徐汇那边还有一个老校区。”“在徐汇可能更方便一些。”

他断然否定:“市里有朋友嘛,在这里,荒郊野岭,特别不方便也就踏实了。”

我们来到他学习版画的工作室,是一间十来平米的方形小屋。屋内整齐地摆放着电脑,每个桌子上架着长条形的用于照明木板的电灯棒。竖的办公桌很好辨认,他在电脑显示屏的右下角贴了一个“诗”字。

我们围着他的桌子坐下来闲聊。他拿出一张纸,列了一串他开学以后每日的生活作息表,俨然像一个在家修行的佛教徒:每天早晨7点起床,然后念早课,习书法,等到9点去工作室刻版,下午4点结束后,他的时间几乎都用来诵经——楞严咒、地藏经、大悲咒,晚上他给鬼道众生施食,他端起一个蓝色的喷壶,“这是西藏运来的甘露丸泡在里面,还有一个专门的法器,放一点米在法器里面,再喷一些甘露水。”他像一个“自我的囚徒”,用佛教严格的礼节束缚自己的欲望。他已经禁欲半年,手淫也是禁忌,连脑子里有性的念头都是犯错。

聊了一会,话题再度回到那部影片。

竖向我回忆了一个画面。有一天,他和雎安奇过了大阪城,来到一个叫库米什的小镇。他一个人到外面溜达,走在戈壁上,一眼望去,到处是沙漠、岩石和稀疏的树木,和月球表面没什么两样。他想起村上春树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然后问了一个问题:“这个地球上哪里是尽头?”他边走边思索,如果有一个尽头,他所在的位子太符合尽头的意味了,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们的旅程还在继续,他得出结论,“也许,哪里都是世界的尽头。”“这个想法非常虚幻,既然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是世界的尽头,尽头有什么了不起的呢?”竖接着说,“这句话一直影响着我,比如说在你绝望的时候,好像来到了世界的尽头,或者你人生的尽头,没问题,再往前走一走看看是不是。既然每个点都是尽头,那你再往前走走,不也是尽头吗?”《诗人出差了》获奖之后,一些许久不联系的朋友向他表达了赞誉:“早就知道你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好像他飞黄腾达了一样。他反应平静,“他们称赞只是因为这部片子获奖了,平时看美剧的人,能够理解这部片子吗?我不相信。”他的前妻没好气地评论:“孩子他爹主演的电影获奖了,但是这样一部电影,你让我们的女儿什么时候看合适呢?”

他记得在鹿特丹电影节,片场坐满了观众,放映结束时,每个人对他点头微笑。他偷偷对雎安奇说:“这一切就像一场梦。我唯一能够确定的,这是一个好梦。”

从鹿特丹电影节回国,他感到非常幸福。有一天,这种幸福感几乎要从他身体中溢出来了,他像个小孩一样,希望把这种幸福传递给周围的人,但又不知如何释放。他走在街上,看到一辆献血车,他上车献了400cc的血。“献完感觉怎么样?”“头好晕。”2015年4月27日————————————————李纯,《南都周刊》记者。本文所有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裸体朋克

文 叶三一

1994年,吴维十九岁。这一年,他的两个朋友死了,一个混帮派死在街头,另一个死在他的背上。

那晚吴维住在朋友家,朋友和他的女友两人都吸毒。吸着吸着,朋友感觉不对劲,吴维背上他往医院跑,女孩在后面拼命追。深夜,街上连出租车都没有。到了医院,医生一看,“已经死了。”吴维说:“没有啊,我们出来的时候他还蛮有劲。”

那个夜晚吴维告诉自己,不能再这样生活了,我得离开武汉。

吴维在武胜路集贤街的一个八层小楼上长大。他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中还有一个姐姐。吴维在民间工艺职业中学念书,学的是书画、篆刻和装裱。从小他就属于同学喜欢,老师不大喜欢的那种学生。

念书时选举班长,吴维得票最多,老师把他叫去谈话:“你票数确实最高,但你学习成绩不太好,我看……”吴维没当上班长。再后来,班上一个女同学险些被班主任强奸,吴维住在班主任家附近,亲眼看见大哭的女同学衣冠不整地从班主任家跑出来。事情被校方压了下去,吴维挑头联合全班同学写信要求罢免班主任,除了当时的班长,其他同学都签了名。然而事情再一次被校方压了下去。“从那之后,我对学校,对老师,一点尊敬都没有了。”纪录片《武汉朋克》中,三十多岁的吴维晃晃悠悠地走在汉正街上,画外音这样说着。

初中到高中六年,吴维很少在家住。他说自己“室外室内都能睡”,满街都是他的混混朋友。

职高毕业,吴维被分到湖北书画院实习。书画院跟旅游局有关系,每个星期都用豪华大巴拉来一群中外游客买画。一张装裱好的仿古中堂山水装在盒子里卖给游客,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吴维画这样一张画要三天,画完交给书画院,报酬是五元。豪华大巴来了几趟,吴维不爽。他开始正式混大街,再也不出现在书画院。

舞厅、喝酒、宵夜、打麻将、打架,吴维觉得日子过得很无聊。考学深造对他来说是件特别荒谬的事。工作找不到像样的,他也不想找。于是就还是混。

那时候,吴维对音乐一点感觉也没有。当时家中有个三洋的录音机,姐姐用来听邓丽君,吴维的同学听的是小虎队,谭咏麟,张国荣,四大天王;可吴维从小只喜欢画画。某天他在书包里发现一盒朋友错放的磁带,放来一听,感觉大不一样,“有点意思,挺吸引我。”第二天朋友告诉他,这个乐队叫Beyond,香港的,唱的是粤语。朋友又找来几盒给他听。

吸毒的朋友死后不久,还是在大街上,吴维翻到一本《音像世界》,看到了北京迷笛音乐学校第一期的招生广告。“七百块钱三个月,这个不错。”他想,起码可以离开三个月。吴维跑到一家乐器行,找了个朋友咨询,“我想买Beyond弹的那个,你给我介绍一下”。对方告诉他,这个是贝司,四根弦,那是吉他,六根弦,四根弦简单点。吴维说好好好。“买什么样的?”“要买就买最好的。”“进口的好,这个,雅马哈,两千七。”——店里最贵的一把。吴维不懂雅马哈是什么,还是说好好好。找外面混的朋友们凑了些钱,买下那把雅马哈贝司,吴维揣上余下的一千块,给家里留了张字条,独自去了北京。

那是1995年的2月,阴历正月十五,正值北京萧条的冬天。

当时的迷笛学校在北京双安商场旁边,学员们的宿舍在颐和园附近,一个澡堂旁边的工人房,八人一间,四张双层床。都是十几二十岁来自各地的年轻人,凑到一起就是聊天。有人问吴维:“你喜欢什么乐队啊?”“Beyond。”“Beyond!不错,还有呢?”“啊?还有?没了吧?”“黑豹知道吧?”“黑豹?哪里的?”“……唐朝呢?”“……”“崔健?”“……”“你是来干嘛的?”

没人再搭理他了。但吴维挺开心,这些人跟他以前熟悉的社会混混完全不一样,“看他们聊天说话,我就觉得,我靠,还有这种人,好单纯啊。这帮人,我很愿意和他们交朋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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