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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经济时报课题组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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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大调查试读：

这次调研地区的共同特点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包括煤炭、钢铁、石油石化、建材等行业，这些行业正是过去几年中降幅最大的。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具体地说，就是随着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三大需求的新增规模峰值或增速峰值的出现，供给侧的重化工业相应回落，从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变。

这种转变合乎规律且是必然的，但对相关行业及其所在地区来说是不利的，特别是当供给侧调整赶不上需求侧变化、产业严重过剩的情况出现后，更是如此。这次调研的八省区近年来正是处于这种境况。需求下降、价格下跌、盈利收缩或亏损乃至全行业亏损、收入减少、坏账增加，甚至违约、人才流失、财政减收，等等，均按照同一条逻辑链条在相关行业和地区呈现。关键是企业如何应对。与几乎同一时期的出口行业的情况相比差别显而易见。近年来，出口行业由20%~30%降低至负增长，回落幅度较重化工业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也会间或听到或看到一些信息，如广东、浙江等出口企业面临困境，有的艰难度日，有的跑到越南等低成本国家去了，也有的转型升级了，还有的老板“跑路”了。日子难过、转型不易的声音此起彼伏，但比起重化工业领域，声音还是小多了。重化工业领域的调整，导致了部分地区经济塌陷，有的地区呈断崖式跌落。企业的人动不了，债还不了，企业本身也倒闭不了。长期亏损、扭亏无望，依靠政府补贴或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僵尸企业”的数量逐渐增多。

应对方式的差异与企业类型高度相关，究其根本则是体制机制的不同。出口行业以民营和外资企业为主，而重化工业领域则以大型国企为主。前者机制灵活，调整能力强，一般不会长期亏损维持生产。后者调整起来难度很大，经常提出的理由是“要承担社会责任，不能让职工丢掉饭碗”。这就又谈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企改革中的一个老问题：是通过拿钱养一个长期亏损的企业来养人，还是直接拿钱完善社保体系来养人，让企业放手，该关门就关门，该重组就重组？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不仅如此，在这次调研所涉及的一些地区，国企依然在办社会，其他地区国企十多年前已经解决的改革中的问题，在这些地区依然存在。

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行业起伏是常态，只是不同背景下起伏幅度不同。近年来所经历的是由增长阶段转换所引发的大起伏。这也为分析判断不同类型企业和企业体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行业的上行期，也就是所谓的“风口”上，猪都会飞起来；而到了下行期，“风口”不再或变成了逆风时，谁能落下来还活着，仍能向前走，那才是真正的好的企业、好的企业体制。企业的真正优势或核心竞争力是在这个时候显现的。国企往往在行业上行期还可以，一旦下行，则会陷入困境并难以摆脱，而依赖于政府的特殊支持和保护。除了遭受行业下行期固有的冲击外，国企面临的主要还是固有的深层体制的问题。

这就涉及了本次调研所及的这些新“问题地区”走出困境的思路和政策。近期重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议题，首先需要反思的是以往那套振兴思路和政策的成败对错。过去十多年东北经济曾经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但那时是在行业上行期，而综合评估则是包括下行期在内的全过程，尤其是未来增长的可能态势。如果继续沿用扶持输血、投资拉动的办法，且不论正确与否，实际可操作空间其实不大，短期刺激效果也未必见效，更重要的是可能错失振兴机遇。对这些地区来说，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已经出现的行业调整和困难，而是下一步能不能看到希望和出路，这与观察分析应对局势的角度和思路直接相关。振兴或不振兴“问题地区”面临“振兴或不振兴”的挑战。当然要振兴，问题是如何振兴。如果不将这一问题搞清楚，结果未必是振兴。

一个地区由衰而兴，用流行的话语说，叫“转型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依托资源。这里所说的资源是广义上的，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资源，如天然拥有的煤炭、石油、铁矿石等，或处在交通要道；另一类是组织资源，包括企业、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市场和竞争秩序，规则、惯例等制度，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或文化等。当然，这些组织资源要有优势，应当具备好的、先进的、现代化的特质。

依托自然资源可以快速增长，甚至一夜暴富。典型的是中东石油输出国。前些年本次调研所涉及的部分地区也曾有过相似的经历。但这种增长往往并未相应带动社会发展进步，只是钱多了，其他方面的变化不大。于是发展经济学就有了增长不等同于发展之说。有人注意到，某些煤炭富集之地，前几年挖煤太快，还没有来得及搞城市建设，好日子就到头了。除了一片矿山塌陷区，未能留下什么像样的东西。

这些地区的软肋是特别依赖于对自身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的市场需求。如果组织资源建设未能跟上，一旦需求下降，衰败就变得顺理成章。经济学亦有“资源诅咒”一说，即自然资源富有之地，组织资源常成短板，于是“捧着金碗要饭吃”。个中缘由令人回味。兴旺前如此，兴旺后的衰落亦源于此。

自然资源依赖性增长衰退也会有多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资源枯竭，煤被挖完了，油气被抽完了，繁荣不再。另一种情况是，资源还有，抑或又发现了储量更大、品质更好的新资源，但需求减少了，缺乏有竞争力的产品，依然会陷入衰落。

另外，还有其他情况。需求下降或减速但并不等于没有需求。以钢铁行业为例，中国目前人均钢铁存量为6吨，而美国为24.6吨，日本超过40吨。暂且不论日本，即使想要接近美国的人均水平，中国也仍需要200亿吨以上的钢铁存量，按照年产7亿吨计算，还要生产30年以上，而7亿吨是接近世界产量一半的规模。问题是在需求下降的行情中是否有我们的位置。想要获得这样的位置并不容易，需要有比别人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更强的竞争力。归根结底，比的不是自然资源优势，而是组织资源优势。

即便是资源枯竭的地区，也有再度兴起的机会，如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匹兹堡等城市，德国的鲁尔地区等。然而，毕竟有一些地区衰落了，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如美国的铁锈地带、汽车城底特律。

固然，工业史上地区行业分化起伏、繁荣衰落均有规律，何况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大变局之际。但是，有的衰而复兴，有的不是没有机会，但未能抓住。这里需要关注调整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重要差别。

计划经济下人由组织安排，再不满意，组织不让你动，你是动不了的，擅自行动的成本之高让你难以承受。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当多的人不满意就“用脚投票”，“走出去”了。这反映在地区间的人口流动上，人可以在地区间做出选择。当然，能够流动的是部分人群，但这部分人通常是能量很大的，他们的“出走”无疑是振兴能量的耗散。

地区振兴也是一种机遇。之所以称其为机遇，是说振兴是有时间要求的，错过了特定的时间窗口，机遇就可能成为别人的。比如某些老工业基地，发展装备工业的基础相当好，有些方面，如产业工人素质和文化等，其他地方难以比拟。但若体制机制、政策环境问题解决不了，拖上若干年，那些有活力的新兴工业基地，包括上述提到的“出走”的那些有能量的人一定会去抢占这个市场，会利用老工业基地的资源。蛋糕就那么大，别人吃了，你就吃不到了。

在资源流动、机遇开放的环境中，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应以为资源和机遇任何时候都属于自己。处于转型困境的地区，振兴或衰落是一道选择题，做选择的是人，人背后是体制、政策、文化，或我们通常所说的制度。人和制度

在此次采访报道中有个“人物篇”。从大学生创业、留美博士带项目回归发展、公务员下海“搅局”乳业，到公益小贷、丹霞花海、特色文化产业、乌拉草老板，他们构成了创业、转型的企业家群像。这是一群特别有能量的人，是地区振兴的希望所在。

问题仍然在于：这样的人有多少，其中哪些人留下来了，哪些人“出走”了，还有没有类似的人从外面进来。这与待振兴地区对企业家人才的吸引力、凝聚力密切相关，于是又回到了体制或制度问题上。

说到体制或制度，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是，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在学习贯彻党的文件，都在实施全国统一的法规政策，为什么不同地区的差别如此显著？这里需要关注一个元素，可称之为“隐形体制”，对此尚无准确定义，大体上是指那些并未写在表面但实实在在起作用，往往可能是主导作用的体制因素，如思维方式、做事方式、奖惩方式等。或者说，指那些与明规则相对应的“潜规则”。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某大报开展过一场关于“做生意是否应有回扣”的讨论，持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认为这个问题无须讨论。南边某省的人认为做生意拿回扣理所当然，北边某省的人则认为此举肯定违法。时至今日，对同一规则，特别是对那些讨论、探索中的规则的理解，依然差别很大。比如，对国资国企改革，南边某省以为国有资本应当重点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做那些市场有需求但做不了的事情，而且尽可能采取市场化的办法。北边某省则以为国企一定要守住阵地，即使面临困境，在重要行业依然要做大做强，防止“唱衰”国企。其实，看一下数据，前者国有资本的规模和实力明显高于后者。在改革开放发展诸多紧要问题的理解和实施上，都能看到不同程度的差别，背后似乎都能感到“隐形体制”的力量。

近来讨论东北再振兴议题，可以提出颇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国企体制、政府行为、市场规则乃至人的观念等。又感到仅仅解决其中一个或几个问题，作用可能不大，所面对的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环境问题。这里所说的整体环境，既包括“显形体制”，也包括“隐形体制”。通常提到的一些改革办法，主要是应对前一类体制问题的，对后一类体制问题成效不大。这大概是人们对这些地区改革不大乐观的原因所在。那么，改革还有出路吗？

一种可以探讨的思路是在一定范围内“换环境”。大范围改变环境不现实，但可以从较小范围做起。其实，这正是改革初期办特区的办法。新常态下办特区，时过境迁，必须与时俱进。以东北再振兴为例，可考虑由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水平较高的广东、浙江、江苏三省与东北三省分别对口合作，开办特殊合作区。

其实，此类试验已有。广东、深圳特区和发展水平较低的汕尾市合作成立了深汕特殊合作区。前三年，关系不顺，发展缓慢。两年前，调整体制，以深圳干部、政策、规则为主，发展成果两地均衡共享，经济发展活力大增，一座产业和安居新城正在迅速崛起。

这种“以特区办特区”，或者说“体制移植”，在较小范围先换环境的办法，可以在地区振兴过程中尝试。不妨设想一下，东北三省和东南三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分别对口在东北三省举办特殊合作区，面积可以相当于一个地级市的范围。合作区内，由东南三省派出的干部主导，主要沿用东南三省已有的政策、规则，形成合理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东南三省要选派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派出时升格仼用，工作业绩突出再优先重用，待遇保持不变或有所提高，建立一套适宜的激励机制。

此类地区间对口合作与过去的对口支援有很大不同。主要不是给资金、给项目，而是给体制机制、给得力干部，协助先换小环境，逐步影响调整大环境。当然，小环境好了，包括合作方的东南三省相关地区的资金、项目也会来，但这是“换环境”所引出的结果。这类合作只有在中国特有的制度条件下才能做起来、做成功，彰显出我们的制度优势。

我国改革开放已近40年，推进新常态下的改革发展也需要创新。地区合作办特区，为什么不可以尝试一下呢？总报告对当前经济形势、下一步政策方向及工作重点的几点[1]看法张军扩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今后五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非同寻常、至关重要，做好2015年的经济工作，对于保障“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目标的顺利完成十分关键。近年来，我国经济处在增速下行和结构升级的过程中，2015年上半年，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分析和把握当前的经济形势、未来走向、突出问题和政策选择，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一、关于201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

分析经济形势，首先需要对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有比较客观的把握和概括。根据全国各省区所提供的经济形势材料，结合近期公布的全国2016年1~5月的宏观数据，201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可以大体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自2016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仔细阅读各省区市提供的书面材料，梳理各地对总体形势的概括用词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省区市对2015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总结概括都是“总体平稳”且“稳中有进”以及“稳中向好”，少数省区市没有用“总体平稳”，或在“总体平稳”后用的是“稳中趋缓”“仍处下行通道”等。从宏观指标看，一是第一季度全国GDP增长6.7%，处在预期范围之内，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增速与上月持平，1~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6.4%。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和物价水平保持稳定，民生继续改善。尽管少数地区存在一定的就业压力，但把就业当作突出问题的情况尚不普遍。三是我们的生态环境状况继续得到改善，特别是一些大中城市的空气质量继续有所改善。四是经济结构继续优化。比如，1~5月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2.1%，较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3.6%，比全部投资增长速度高4个百分点，说明工业正向中高端迈进。

第二，经济回稳的基础仍不牢固，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比较大，稳增长的任务依然艰巨。从最近对经济形势的研讨及我们之前的实地调研情况看，一方面，经济保持平稳态势，且下半年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另一方面，实现全年增长目标仍非易事，80%左右的地区认为通过努力可以实现全年增长目标，仍有20%的地区感到实现全年目标存在较大困难。从需求侧看，绝大多数省份投资增速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特别是工业投资和民间投资速度持续下行。与上年同期相比，31个省区市中有21个地区投资增速明显下降，平均降幅超过3个百分点，只有10个地区投资增速有所上升。其中工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速下降的趋势更为明显。外贸出口的形势也不乐观，多数省份的情况是：2016年4月、5月与第一季度相比，降幅有所收窄，而与上年同期相比，降幅仍是大幅度扩大，全年很难实现正增长。从供给侧看，一是多数地方的工业增长速度放缓，企业效益普遍下滑；二是新兴产业规模仍然较小，不足以对冲传统产业增速下滑带来的压力。

第三，区域分化的趋势比较明显。大体来讲，东部沿海地区，典型的如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福建等，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起步比较早，当前发展的稳定性和效益状况也相对比较好。而一些在上一轮增长中对能源、重化工业依赖比较强的地区，典型的如辽宁、山西、黑龙江、河北、内蒙古等，面临的下行压力相对较大。而过去处在中间状态的一些省区，其早期发展中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不如东部沿海地区，而在上一轮能源重化工业发展中，其能源重化工业的依赖程度又赶不上东北、西北一些省区。典型的如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的贵州、重庆等。这些地区当前总体发展情况也是稳定的，其中一些地区抓住产业转移和升级的机会加快发展，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增长速度相对比较高。由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及转型任务不同，同样面临增速下降和经济下行压力，但各自的感受却是不同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确定的年度增长目标相对较高、财政状况相对比较弱的省区，所承受的经济下行压力相对而言更大一些。二、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认识

针对当前经济运行状况的三个突出特点，如何从总体上评判当前经济形势和把握今后一个时期的政策方向？笔者认为，有两点比较重要，实际上这也是大家研讨中所达成的两点重要共识。

第一，当前形势总体上是符合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客观规律和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客观实际的。我国是比较典型的后发追赶型增长的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现了比发达国家高得多的增长速度。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和后发优势的减弱，增长潜力和增长速度会回落到一个中高速增长乃至中速增长的区间，这具有发展阶段转换的必然性，其他追赶型经济的发展过程概莫能外。另外，我国的增长阶段转换过程，适逢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衰退及国际经贸环境的复杂变化，既增强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紧迫性，也增加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难度。国际经验表明，面临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速的下行和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艰巨任务，经济政策如何选择至关重要。简单采取大水漫灌式的需求刺激政策，虽能保一时之增长，但不仅不利于对新动能的培养，而且会激发新的矛盾，产生新的隐患。正确的选择，就是在保持需求适度扩张、经济总体稳定的前提下，着力推进改革，强化竞争，优胜劣汰，用市场的办法促进结构升级。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也正在于此。

从2016年以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结构优化升级的成效还比较浅显，“三去一降一补”的进展还不尽如人意，但总的来看，市场预期正在进一步改善，市场活力正在进一步释放，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步伐正在加快。党中央、国务院所确定的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政策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一些地方提出当前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如新旧动能接续转换问题、资源环境约束问题、经济过分依赖某些行业、民生领域欠账等问题，从一个中长期的时间跨度来看，都是转型升级中必然要面临的情况，也是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解决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解决好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就能为我们自身具有的比较优势的发挥创造条件，从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第二，当前经济运行中还面临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需要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这些问题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稳增长的潜力尚待充分挖掘。不少地方反映，后续稳增长的压力仍然较大。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国虽然属于比较典型的后发追赶型增长的国家，但我国经济体量大，区域发展差距明显，所以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后一段时间，我国还有很多需求空间有待释放。例如，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升级、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及公用事业的完善、农房的抗震改造等，投资潜力还非常大，农村现代化和城乡消费新领域对新技术、新产品的需求还比较旺盛。这些领域投资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大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不都是完全商业化的投资。需要通过财政、金融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充分释放国内投资需求潜力，从而形成拉动增长的新动力。

二是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进展还不尽如人意。首先，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都在重新审视制造业的地位，美国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德国提出“工业4.0”。相比之下，中国制造业虽然体系比较完整，但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与以上国家仍然存在明显差距，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其次，煤炭、钢铁等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仍然突出，自2015年以来去产能工作有所进展，出台了一系列去产能的指导意见和实施细则，但实质性成效还不明显。去产能是一个“瘦身”与“强身”并重的过程。现实情况表明，越是结构调得早、调得到位的地区，面对这种经济下行压力越稳得住。最后，在新兴产业和新兴服务业领域，我国的有效供给不足问题还比较突出，如何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为新兴产业增长点创造更好的政策和市场环境，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三是改革进展与大家的预期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有些领域改革措施不协调、不配套的现象还比较突出。特别是在大家比较关注的领域，如国企改革、土地制度、金融改革等，仍需进一步加快完善相关改革措施。大家普遍担心的民间投资增速下滑过快的问题，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关键领域改革不到位，有些地方虽然改了，但“明放暗不放”，还存在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有的领域政策法规还不健全、不完善，部分重要法规仍然缺失，如有的地方反映在PPP（公私合营）领域，由于缺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法”这样的上位法，难以顺畅解决PPP领域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继续扎实推进。三、关于下一步的政策方向及工作重点

根据以上分析，下一步，要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总的政策方向的前提下，进一步处理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把握好二者的平衡。不能把稳增长与调结构对立起来。一方面，不能认为稳增长，结构调整就可以缓一缓。我国正处于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如果还沿用传统保增长的思路，而不扎实推进结构调整，那么保增长是低效的、短期的。另一方面，有些稳增长政策本身就有利于结构调整。比如，财政上加强对“补短板”的支出，加大对扶贫、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投资，本身就是在调结构。山东等省市新建改建农村住房最低按七级烈度设防的要求，还制定了农村无害化公厕的标准，改造农村公厕，既是民生需要，也会产生很大的投资需求。因此，下一步经济政策要在调结构和稳增长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并努力使两个方面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

第一，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要着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供给适应需求的灵活性和能力，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不论是淘汰“僵尸企业”、落后产能，还是促进新产业、新经济的发展壮大，最根本的还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此，政府必须要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经济结构调整过程的直接行政干预。比如在新产业发展中直接认定特定技术路线并给予资金或政策扶持，或在去产能过程中直接认定过剩产能或“僵尸企业”，并采用“一刀切”的办法下达指标，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最终是很难取得良好效果的。政府要把精力主要用在创造环境方面，包括进一步放松市场准入、打破垄断，促进竞争；进一步理顺价格机制，避免价格扭曲导致产业结构的失衡；进一步提高质量安全环保标准并严格执法，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进一步加强就业服务，完善社会保障，保持社会稳定；等等。

第二，在稳增长方面，要着重处理好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在全球经济形势低迷的情况下，稳增长主要依靠扩大内需，但也要尽可能继续拓展国际市场空间。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提高产品服务的质量。2014年，我国居民境外购物超过1万亿元，2015年超过1.2万亿元。其中，2015年中国消费者全球奢侈品消费达到1168亿美元，全年中国人消费全球46%的奢侈品。我国居民到境外大量购物，除了奢侈品高关税、高价差之外，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的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不过关，特别是消费环境不好，购物不放心、不省心，政府的监管不到位。扩大外需的关键是提高产品竞争力。出口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还是促进产品参与世界竞争，并带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要扩大出口，核心是要提高竞争力，要加大创新力度，研发更新更好的产品，同时要降低成本，包括交易环节的成本和能源成本。比如地方普遍反映煤炭价格下来了，但电力价格依然居高不下，没有发挥为企业降成本的作用。

第三，在深化改革中，要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地方探索的关系。改革推进要见成效，需要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顶层设计要进一步明确方向和原则，提出科学合理的方案和推进方式，避免方案的碎片化和工作的分散化。一方面，要给地方和基层在改革试验方面以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建立必要的容错机制，鼓励地方结合基层实际大胆探索、大胆创新。另一方面，地方也要主动作为。有些地方在推进供给侧改革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有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其他地方学习借鉴。实践证明，尽管各地面临的大的政策环境是相同的，但地方是否根据中央精神并结合自身实际主动作为，实际效果还是大不一样的。

第四，在鼓励干部积极作为方面，要处理好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关系。不论是稳增长还是调结构，都需要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目前传统的激励机制已经被打破，而新的激励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比较形象的说法就是“后门堵住了，而前门却没有打开”，从而使得一些地方和部门一定程度上出现“不作为、不敢为、不想为”的现象。有地方同志反映，在PPP项目中进入发改委目录的有上百项，但实际落地的不足10%，真正引入民间资本的项目更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干部认为与民营企业合作，一旦项目亏损就需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这与我国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对公务员缺少科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有关。另外，在公车改革、国企干部薪酬改革、科研经费管理等方面，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要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只有这样，才能把大家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把改革推向深入。

第五，现阶段在研判经济形势和研究对策时，需要把对统计数据的分析与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现在做出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等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有的统计数据。但近年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加，大家对统计数据方面问题的反映越来越多，数据的真实性对我们做好政策咨询研究工作至关重要。在当前形势下，更需要政策研究人员深入一线进行调查研究，加大实地调研力度，注重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各类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交叉验证。同时，政策咨询研究系统的同志，也要进一步加强上下之间及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以便能够使我们的分析和建议建立在比较全面和客观的基础上。[2]调研报告：八省区企业管理者、政府官员对经济下行趋势的判断李慧莲 赵海娟

2015年底，中国经济时报社选取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严重的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古、宁夏、甘肃八省区，就经济形势、应对措施及效果对当地企业管理者、政府官员、学者、普通民众进行了面对面采访及问卷调查。2224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近六成的受访者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产能过剩、缺少新的增长点、创新能力低被认为是当地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积极的财政政策、简政放权和加大减税力度被认为是稳增长效果较好的措施；61.48%的受访者认为2016年本地区经济增速区间在4%~6.9%，选择7%以上的仅有5.8%；对于经济触底企稳需要的时间，选择三年的人数最多，占41.87%。一、对本地区当前经济形势持谨慎乐观态度者近六成

58.68%的受访者对本地区经济持谨慎乐观态度，6.37%的受访者持乐观态度，26.94%的受访者持比较悲观的态度，持非常悲观态度者占4.25%（见图1）。图1 对本地区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

分区域看，吉林、黑龙江、宁夏三省区持乐观和谨慎乐观态度的受访者最多，均占八成以上；甘肃、内蒙古的占七成以上；辽宁、河北的占六成以上；山西的最少，不足四成。

从受访者身份看，政府官员选择乐观和谨慎乐观的比例最高，两项共计81%；学者、企业管理者、普通民众此比重分别为79%、60%、46%。二、产能过剩、缺少新的增长点、创新能力低被认为是当前本地区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

对于经济下行的原因，排在前三项的为产能过剩、缺少新的增长点和创新能力低，分别为56.55%、54.75%和49.30%。选对资源过度依赖和产业结构单一的也较高，分别为46.83%和46.11%。其他选项依次为：经济周期性波动（31.29%）、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26.74%）、改革不到位（22.69%）、民营经济不活跃（19.63%）、金融债务风险（17.65%）、房地产市场波动（17.60%）（见图2）。图2 对当前本地区经济下行主要原因的判断

分区域看，吉林、辽宁、甘肃三省最高选项均是创新能力低；其他省区最高选项分别是：内蒙古、宁夏为缺少新的增长点，河北为产能过剩，山西为产业结构单一。

从受访者身份看，政府官员选择最高的是产业结构单一，企业管理者选择最高的是产能过剩，学者和普通民众选择最高的是对资源过度依赖。三、52.01%的受访者认为，中央及地方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而出台的政策有一半以上已经落地

在总样本中，只有10.08%的受访者认为中央及地方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全部落地，有52.01%的受访者认为落地一半以上，认为政策落地三成左右和不足两成的受访者分别为27.51%和10.41%（见图3）。图3 对中央及地方一系列政策在当地落地情况的判断

分区域看，认为政策已全部落地的，甘肃有35%，河北仅8%。选择一半以上落地的，比例较高的为辽宁（83.33%）和宁夏（82.61%），较低的是河北（61.16%）和山西（56.25%）。

从受访者身份看，有35.24%的政府官员认为政策全部落地，55.24%的认为落地一半以上。四、受访者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简政放权和加大减税力度的稳增长效果最好

对于稳增长效果的措施评价，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简政放权的选择率位居前列，分别是52.78%和46.67%。其他主要选项为：加大减税力度（39.84%）、有保有压的产业政策（39.57%）、宽松的货币政策（38.84%）、鼓励消费政策（37.80%）、推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35.81%）等（见图4）。图4 对中央及地方出台的稳增长措施效果的评价

分区域看，甘肃、河北、黑龙江、宁夏和山西选择最多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吉林选择最多的是简政放权，辽宁选择最多的是加大减税力度。五、52.68%的受访者认为，通过努力，经济增速还会回到以前的水平。三成受访者认为，经济增速真的下台阶了；16.4%的受访者认为，通过各种努力，可以创造高于以往的增长速度

对于本轮经济下行的走势，有39.46%的受访者认为通过各种努力，应该能回到以前的水平，有13.22%的受访者认为是周期性波动，熬一两年就会自动回升到以前的水平。两项相加，超过五成。甚至有16.40%的受访者认为通过各种努力，可以创造高于以往的增长速度，认为经济增速换到低挡位运行，真的下台阶了的受访者只占30.91%（见图5）。图5 对当地本轮经济下行未来趋势的判断

分区域看，山西选择最多的是经济增速换到低挡位运行，真的下台阶了，其他各省区选择最多的是通过各种努力，应该能回到以前的水平。六、对于2016年本地区全年经济增长趋势，预测增速4%~6.9%的人最多，占61.48%。政府官员比其他三个群体显乐观

在总体样本中，预测增长4%~5.9%的受访者最多，占34.55%；预测6%~6.9%的次之，占26.93%；选择2%~3.9%的占21.50%；选择2%以下的占11.23%；选择7%以上的仅有5.80%（见图6）。图6 对本地区2016年经济增长速度区间的预测

分区域看，甘肃和宁夏的受访者较为乐观，选择7%以上的最多；河北、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大多选择4%~5.9%；内蒙古和山西的受访者最为悲观，选择最多的是2%~3.9%。

从受访者身份看，政府官员较为乐观，选择最高的是7%以上；企业管理者选择最高的是4%~5.9%；学者和普通民众较为悲观，选择最高的是2%~3.9%。七、有66.32%的受访者认为，经济触底企稳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认为需要一年的只有3.7%

对于本地区经济触底企稳所需时间，总样本中选择最多的是三年，占41.87%；其次为两年，占24.45%；两者共计66.32%。选择五年及以上的占19.09%；选择四年的占10.91%；选择率最低的是一年，占3.70%（见图7）。图7 对本地区经济触底企稳所需时间的预测

分区域看，辽宁受访者选择最高的是“两年”，其余各省区选择最高的是“三年”。总体来看，每个省区选择三年及以上的均高于一年到两年选项，其中，山西、内蒙古、黑龙江较为悲观，选择三年及以上的比例达八成。

从受访者身份看，学者选择最多的是“五年及以上”，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和普通民众选择最多的均是“三年”。

[1]本文摘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在2016年7月1日闭幕的“2016年省区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

[2]本文由中国经济时报社“经济下行地区现状与应对调查”课题组李慧莲、赵海娟执笔。本次受访者的身份，企业管理者居多，所占比例约为81%，普通民众占11%，政府官员占7%，学者约占1%。第一篇综合篇一、现状篇八省区遭遇经济严冬，转型征途任重道远张娜“经济下行的严重性是想到了，但是没有想到‘风暴’来得如此迅猛，辽宁竟成了全国倒数第一位。”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朱军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目前辽宁面临的压力和危机感前所未有。

在全国31个省区市公布的2015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数据中，辽宁以2.7%的GDP增速，排名垫底。自2003年东北振兴开始，辽宁维持了近十年两位数的GDP增速，在这两年显现疲态，尤其自2014年开始，其经济增长呈自由落体式运行轨迹。

不仅是辽宁，整个东北三省的经济表现都不乐观，黑龙江、吉林分别以5.5%、6.3%的GDP增速分列全国倒数第三位和倒数第四位。紧随其后的河北（6.5%）和内蒙古（6.9%）分列倒数第五位和倒数第六位。

排在倒数第二位的煤炭大省山西，前三季度2.8%的GDP增速远低于2014年同期的6.1%，经济发展处于最困难的时期。

与辽宁、山西、黑龙江、吉林、河北、内蒙古六省区“寒气逼人”的经济形势相比，地处西部的宁夏和甘肃，前三季度的经济表现则“温暖”许多，GDP增速分别为7.6%和8.0%。然而这组数据的背后却隐藏着寒意。

尽管不能简单以GDP增速论“英雄”，但GDP是比较合理的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至少可以直观地反映其经济运行状况。然而，单以经济增速的快慢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形势，也有失偏颇。

为此，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分八条线路，从2015年9月下旬开始，分赴上述八省区二十多个城市，历时两个月进行实地走访，以深入探寻这些以重化工业、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省区经济发展面临的实际困难、原因、应对措施及效果。

就经济下行的现状而言，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八省区中，2015年前三季度GDP增速大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工业经济普遍低迷，从具体行业看，煤炭、钢铁、有色、水泥、电力、冶金、食品七大行业增速回落明显，相关产业企业利润增幅收窄，甚至出现亏损。就业问题显现，人才流失现象凸显。

目前，八省区既面临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延续，“两难”问题增多等多重挑战，同时也承受着它们共有的阵痛——以重化工业、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向多元发展的艰难转身，并积极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中亦不乏诸多发展亮点。GDP增速大多低于全国水平 经济发展处于艰难期

在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调研的八省区中，除宁夏、甘肃之外，其余六省区前三季度GDP增速均低于全国6.9%的水平。长期以来过度依赖资源能源、重化工业占比较大的省区，如煤炭大省山西、内蒙古、辽宁，钢铁大省河北，还有石油占半壁江山的黑龙江，在“三期叠加”的影响下，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其中，辽宁、山西经济发展处于最困难时期。“前几年生意不错，但从2014年开始就不行了。”在大连市某海鲜市场走访时，经营螃蟹生意的一对夫妇向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反映，现在生意一年比一年难做。

他们说，前些年，大连外企比较多，附近住了很多在外企上班的年轻人，他们收入高、舍得消费、喜欢吃海鲜，生意很好做。但是，从2014年开始，周边的外企纷纷倒闭或外迁，原来在这些企业上班的人也随之离去，来买海鲜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

从高速增长到急剧下滑，辽宁经济的近两年更是遭遇酷寒。2015年以来，继第一季度增速下滑至全国倒数第二位后，2015年上半年和第三季度更是跌落至全国倒数第一位。

其实，东北三省的经济在2011年就已经显露出疲态，2012年，GDP增速开始一路下行。2013年，经济增速已经低于全国各省区市GDP的平均增速。2014年，GDP增速更是滑出合理区间，位列全国后五位。2015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同比仍未见好转，排名依然整体靠后。

与辽宁类似，2015年前三季度，山西经济虽然环比增速有所上升，但同比增速回落幅度较大。2015年前三季度2.8%的GDP增速远低于上年同期的5.6%。“山西经济已经见底了，现在停产的一大片，传统非周期性行业经营困难。”山西省中小企业局发展规划处处长郑彬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采访时对山西当前的经济形势忧心忡忡。

同样忧心忡忡的还有石家庄市政协副主席、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武义青，当得知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正在石家庄采访，并邀请他发表对当前河北经济形势的看法时，武义青表示，要好好聊聊。他说，2013年至今，河北经济下行压力一直比较大。

全国钢铁、玻璃生产大省和重要的水泥、煤炭生产基地的河北既肩负着经济发展的艰巨任务，又面临着调整结构、压减过剩产能、治理大气污染的巨大压力。

河北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前三季度，河北经济增长与全国保持了较为一致的回落趋势，增速较上半年降低0.1个百分点，为6.5%，虽高于2014年同期水平，却仍未达到6.9%的全国平均水平。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寒意正侵袭着各个省区经济的整体运行与微观主体，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七省区相比，内蒙古是调研的八省区中唯一环比增速放缓的省份。

在经济下行大背景下，内蒙古经济发展同样受到了较大的影响，这也让原本陷入困境的内蒙古“雪上加霜”。数据显示：2015年前三季度内蒙古高耗能企业利润下降71.7%；装备制造业企业利润下降27.3%；冶金建材企业利润下降41.7%；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7.3%；煤炭行业实现利润250.2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0.4%；亏损企业亏损额达56.6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

然而，正当其他六省区遭遇经济下行的阵痛时，宁夏、甘肃却迎风而立，2015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速超过了全国水平，但对于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的宁夏来说，目前仍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阵痛期”。

再将视线转到西部省份甘肃，2015年前三季度8%的GDP增速，与其他七省区，特别是一些地方经济“断崖式”下滑相比，显得格外抢眼。

然而，在走访中，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得到的反馈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均早已感受到了经济下行所带来的阵阵寒意。甘肃省委党校教授张建军指着与省委党校相隔不远的一栋大楼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2015年经济特别不景气，中铝公司连城分公司表现比较典型，已经宣布全面实施弹性生产。”

张建军说，该楼就是连城铝业分公司出资修建的，但自从建成后就一直没能搬上去，据说是因为建成后企业资金链紧张，后续装修资金没有到位。

多位受访者表示，当前甘肃经济回稳动力和下行压力仍在相持，新的增长动力培育和传统增长动力减弱继续并存，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通过走访发现，除了受外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这一大环境影响之外，八省区中，近两年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问题是工业经济表现不佳，它们中一些地区已经或正在经历着一场推进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升级的阵痛。工业经济持续低迷 产业结构遭遇“天花板”

在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调研的八省区中，从2015年上半年及前三季度工业经济的表现看，低位运行、持续低迷的现象较为普遍，其中，宁夏、山西及东北三省工业经济发展遇到了“瓶颈”，一些城市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从行业看，煤炭、钢铁、有色、水泥、电力、冶金、食品七大行业增速回落明显，相关企业利润增幅收窄，甚至出现亏损，倚重资源型、重化工的产业结构遭遇“天花板”。

在宁夏，“工业生产者的价格指数已经连续48个月下降，工业生产总值又占到宁夏全区生产总值的38%左右，所以工业生产总值的下滑对宁夏整体的经济态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处处长杨瑞军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采访时如是说。

不仅如此，宁夏信贷增速下滑幅度之大也令人吃惊。宁夏回族自治区金融服务办公室副主任刘正虎向调研组介绍说，2015年以来宁夏地区信贷增速下滑幅度非常大，信贷增速曾连续10年都在18%~22%，而2015年9月末同比增长仅为12.1%。

在山西，工业经济增速降幅持续扩大，能源原材料工业总体呈疲软态势，企业效益大幅下滑，财政收入同比下降，主导产业需求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山西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该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3.9%，降幅较第一季度增加1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2个百分点。工业增速连续10个月处于负增长区间，企业亏损面达48.7%。其中，煤炭、冶金、电力、焦炭、化学、建材、食品、纺织八大行业出现负增长，下拉全省工业4.6个百分点，成为导致工业负增长的主因。

煤炭及其相关产业运行困难，直接影响山西全省财政收入增长及就业和社会稳定。2015年上半年，该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25亿元，同比下降7.8%。其中税收收入下降15%，自2014年8月以来已经连续11个月累计负增长。市县财政增收压力也进一步加大，11个市中8个市出现下降，86个县出现负增长。

东北三省工业增速仍偏低，尤其是黑龙江和辽宁2015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分别只有-0.1%和-5.5%，仍是负数。在投资方面，除了吉林上半年投资增速为12.1%,与全国差距不是很大外，黑龙江、辽宁的投资增速分别只有1.6%、-13.3%，在全国排名靠后。

吉林省统计局提供给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的数据显示，2015年前三季度，吉林省的十大主要行业，除汽车产业下降14.9%以外，其余九大行业全部实现正增长。但即便如此，也未能改变吉林省经济不景气的现状。“黑龙江的能源产业比重过大，占GDP总量的60%，一个油城加四个煤城如果遇到困难，黑龙江经济就不可避免地下滑了。”黑龙江省科技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陈永昌的话一语中的。

黑龙江省工信委提供给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的数据显示，占黑龙江工业经济半壁江山的大庆市工业经济2015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前三季度为-4.3%，对黑龙江全省影响较大；四大煤城之首的鸡西，工业经济增长前三季度为-4.2%。

大庆市工信委副主任崔天久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采访时说，2015年1~9月，大庆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1003.5亿元，同比下降4.3%。油田公司的累计原油产量在2015年1~9月是2896.1万吨，同比下降3.6%，天然气产量是26.02亿立方米，增长了1.9%。

但调研发现，在大庆工业占比中，石油产业占比仍较大，规模以上石油产业仍占大庆市规模以上的近70%，石油公司1~9月实现增加值701.4亿元，而2014年这一数据为1788亿元，无论对大庆，还是对黑龙江省，影响无疑都是巨大的。“大庆的经济增长之前从没有出现过负数，2015年却是负增长，油田公司也首次出现工资延后的现象。”崔天久如是说。

然而有所不同的是，虽然河北省工业生产低位平稳运行，但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依然呈现亮点。

河北省统计局提供给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的数据显示，2015年前三季度，河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8183.1亿元，同比增长4.1%。分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6%；股份制企业增长4.6%，外商及港澳台企业增长3%。七大主要行业增加值增速与上半年相比呈“三加快一持平三减缓”态势。其中，石化、医药、食品行业上半年增速加快，钢铁、建材、装备制造行业增速放缓，纺织服装业增长基本持平。“传统产业发展遇到了‘瓶颈’，新的产业还没有跟上来，河北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结构调整‘阵痛期’，也是转型升级的艰难期。”武义青说。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 企业限产停产成常态

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在八省区走访时了解到，以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为代表的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而与之相关的企业出现大面积限产停产现象。

曾经，煤炭是山西经济发展的“顶梁柱”和“晴雨表”；如今，一吨煤的利润不及一瓶矿泉水的价格。作为我国重要的煤炭基地，山西成为煤市疲软的“重灾区”而身陷困境。

2014年，山西省原煤产量达到97670万吨，同比增长1.47%，再次超过内蒙古，重返第一产煤大省地位。在此之前，山西的煤炭产量增速已经连续三年下降。2013年和2012年该省产量增幅分别为4.91%和16.55%。2015年国内煤炭市场仍将弱势运行，供应过剩局面难以发生根本转变。山西的煤炭产量将继续处于增长趋势，全年产量有望接近10亿吨，增幅比2014年稍高。

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处处长陈国伟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山西是典型的资源型省份，煤焦冶电四大产业占工业增加值的85%以上，除了一些新兴产业或传统产业中的某些产品，比如煤层气和水泥外，支柱产业可以说几乎全部产能过剩，开工率也不足”。

聚焦到城市，有“宁夏工业摇篮”之称的石嘴山市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主要经济增长依靠煤炭，近两年由于煤炭价格的大幅下跌，及受产能过剩的影响，目前在该市的企业中，有1/3处于停产状态，1/3处于半停产状态，另外1/3勉强维持正常生产。宁夏回族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停减产企业136户，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的57%。

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走访发现，在宁夏全区，企业经营困难状况已由小微企业蔓延至大中型企业，由普遍竞争性行业蔓延至相对垄断性行业。

同样的问题，更有体会的非企业莫属。乾丰能源集团拥有煤电化产业和煤矿，自成产业链，总资产达30多亿元，这家企业所在城市七台河，有大大小小焦炭厂15家，生产焦炭、焦油和从事煤炭深加工。“2015年上半年，这15家焦炭厂中只有5家还在生产，2015年8月15日，乾丰也停产了。”乾丰能源集团总经理张琳向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表示，乾丰曾经年上税超亿元，是黑龙江省的纳税大户，曾被给予轿车奖励，“自煤炭行业陷入困境之后，这家企业的经营也陷入困境，有大量银行贷款要还，也有大量欠债要不回来。”

不仅仅是煤炭，河北的钢铁产业链同样进入近年来最冷的时期。

河北是我国钢铁第一大省，其钢铁产量一直高居全国首位，曾经占全国钢铁总产量的1/4，虽然2015年有所下降，但仍是目前钢铁产能过剩最为严重的地区。

2015年上半年，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市场需求不旺，钢材市场价格持续下滑，钢企效益由升转降，生产经营形势非常严峻。

在辽宁、黑龙江、内蒙古走访时，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了解到了煤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建材、有色冶金、电解铝等传统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也切身体会到了相关企业生产经营的艰辛。

在甘肃，由于市场环境变化和政策调整的双重影响，企业停产限产问题更为突出，9月末，该省内铁合金、电石、碳化硅等高耗能企业开炉比例为28%，比正常年份低约20个百分点；酒钢集团山西翼城钢厂、榆钢相继停产；华鹭铝业8月已停产8万吨，计划年底前关停剩余15万吨生产线，兰铝已经关停2万吨200KA生产线，连铝计划11月初关停40万吨生产线，有色冶金等高载能企业减产停产，导致上游电力、煤炭企业需求大幅下降、同步减产。民营企业生产经营举步维艰

在八省区走访中，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发现，受国内经济下行影响，不仅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日子不好过，民营企业生产经营也举步维艰，市场准入、财税负担、融资途径、平等权益等老大难问题越发凸显。

以内蒙古为例，当地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的互通存在严重滞后、政策的不平等对待、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同步等问题。这些都使民营企业无法充分享受到当地政府的政策扶持。“同样一个政策，对于国企肯定是会先行一步，包括资金支持等都能给予相应扶持与配套。可民营企业，做着国家示范项目，如节能减排，但即使做得再优秀，也什么政策都享受不了。然而，改革的成本、负担等负面后果却都抛给了民企。”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张秀芬坦言。

中小微企业是山西近几年国民经济中最为活跃的力量，完成增加值和上缴税费在全省占据半壁江山。山西省中小企业局副局长武晨阳向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介绍，受山西经济下行的影响，截至2015年10月底，全省中小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下降1.99%，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亏损面扩大，排在全国第30位。

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了解到，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内蒙古自治区仍然突出。内蒙古自治区80%以上的中小微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中小微企业贷款成本一般是大企业的3~5倍，与中小微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相匹配。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内蒙古自治区产能过剩的资源型行业中的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上升，银行放款难和小微企业贷款难的现象并存。

包头市威丰电磁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鹏程认为，企业创新的所有资金都要靠企业去筹措，难度确实很大，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扶持，让企业不要在创新资金上花费太多精力和时间，应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技术中。“像现在包钢集团欠公司款，以前结账时间短，结账快，现在变成一个月结一次款，每次仅还欠款额的10%左右，欠款在1000万元以上才还20%，这样一来，严重制约着企业的资金周转。”刘鹏程说。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人才流失现象凸显

此轮经济下行给企业经营带来的种种困扰或许只是暂时的，但由此带来的严峻的就业形势及人口流失、人才流失问题对一个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而这一现象，在此次调研中，东北三省表现得尤为突出。“现在我们需要大量的运维队伍、技术人员。”黑龙江中惠地热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佰华向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介绍，中惠地热是电采暖行业，属于新兴产业。作为黑龙江的本土企业，就应该在当地发展壮大。但后来随着企业规模、产能的扩大，张佰华逐渐发现，招不到适合的人才。“对于技术型的人才，现在也有南方企业专门到我们企业挖人。每一个技术型人才的培养，都需要付出企业大量的资本和时间，要付出很多代价才能形成的这样一个群体，但是这个群体现在已经快速地南移了，至少在东北三省很少了。”张佰华对此也很无奈。“我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生长二十几年的地方，但是大学毕业后能应聘的岗位和机会都有限。公共资源和生活服务不如北上广深等地，如果没有能力进入国企央企，那不如出来打拼。”一位来自黑龙江的“北漂”对调研组如是说。

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在黑龙江采访时发现，不仅是人才外流，这里人口外流现象也特别严重。“10年前鸡西市约194万人口，而现在对外公布的户籍人口约186万。最直观的感受是身边上大学走出去的孩子很少有回来的。”鸡西市发改委一位副主任接受调研组采访时表示，事实上，有很多人户籍在黑龙江，但在外省生活工作。所以，目前黑龙江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差距很大。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共流出人口400余万，除去流入的人口，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180万。相比之下，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入36万。对于这组数字虽然存在争议，但“招聘难”“技术人才缺失”是黑龙江企业在接受调研组采访时普遍提到的，多位官员和专家均不否认东北人口净流出情况加剧的现象。

与人口大量流失相对应的是，目前黑龙江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在加剧。超低的出生率和较高的年轻人口流出率，加速了黑龙江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发展。

山西、河北、内蒙古、宁夏和甘肃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人才外流的现象，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走访时了解到，那些人不愿意留在本地工作的原因，还与当地的思想观念落后、市场意识淡薄有关。比如，山西各个层面的“煤思维”“煤依赖”早已广受诟病，当地政界、学术界乃至煤炭业界对此也有着明确的认识。

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向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表示，资源型地区最大的缺陷是市场经济意识太差。“山西也有很多小的民营经济。比如祁县的玻璃器皿、太谷的玛钢、定襄的法兰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很有名，但是现在看发展不大。为什么？因为没有市场意识，还是原来生产什么就卖什么，没有市场营销的这种概念，营销方式还是停留在传统的找老乡、碰运气，企业不是专门把营销作为策略来做，所以就做不大，做不强。”

思想观念保守，市场意识淡薄并不是山西所“独有”，在河北、宁夏、甘肃、内蒙古等省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东北三省更为严重。

宁夏发改委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樊建民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部分宁夏人思想观念相对保守，不愿意“走出去”寻找机会，过于依赖国家政策。同时，还存在“小富即安”的心态。宁夏地区的南北差距较大，发展快的地方和较为落后的地方相比，自身容易得到满足。而落后的地区由于看到与发展较快地方的差距，对自身信心不足，以致宁夏地区整体发展的动力不足。探寻经济新动力 八省区发展亮点纷呈

自2015年以来，八省区经济面临内部和外部的发展压力，但成绩来之不易，虽有难点、痛点，但也不乏亮点和看点。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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