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与真实：《三国演义》君臣关系理想范型之解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彦峰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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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与真实：《三国演义》君臣关系理想范型之解读试读：

绪言

一部文学作品由作家创作出来，需要通过不同途径传播出去，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进而产生社会影响，这既是一个连续而有序的过程，又是一种相互作用、不断增值的相互推进过程。《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古代著名的文学作品，它的传播途径相对来说比较局限，但是在漫长的文学发展历史过程当中，它已经通过文本阅读与戏曲、说唱系统乃至绘画、雕塑、剪纸、书法等艺术形式的传播而流布至全社会，终至家喻户晓，老幼咸知。因此，《三国演义》的文化内涵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接受，渗透进其精神层面，表现在其行为方式上，形成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在多样化的传播过程中，《三国演义》影响到戏曲、说唱的创作，反过来，戏曲、说唱又扩大了《三国演义》的传播，二者是双向互动的。《三国演义》的影响也是随着传播的过程同步进行的，传播到何处便影响到哪里，不同的传播途径与接收方式，产生的影响效果也不同，而其相互作用又在加强着影响的效果。《三国演义》吸收和凝聚了社会广大群众的思想意识，适应和满足了其社会心理与感情需要，故而在传播过程中，为社会各阶层所欣然接受，并产生强烈的心理共鸣。这是《三国演义》广泛传播并对社会文化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社会心理基础，其心理共鸣度的强弱与其传播速度的快慢、影响力的大小是成正比的。因此说，《三国演义》的文化意蕴与其传播影响也是双向互动的。作为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三国演义》，由于其文化内涵的丰厚性与传播的广泛性，其对中国社会文化乃至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之影响也是无与伦比的。系统地说，我们可以从外在与内在两种角度来探究一下这种社会文化影响的状况。

外在影响就是《三国演义》在社会各领域所起到的具体可感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政治领域、军事领域、文学领域等各个方面。

政治领域影响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的结义行为，就有《三国演义》影响的因素在，其政治效力不可低估。正如邱炜萱所说：“自《三国演义》出，而世慕为拜盟歃血之兄弟，斩木揭竿之军事多。”黄人也指出：“小说感兴社会之效果，殆莫过于《三国演义》一书矣，异姓连昆弟之好，辄曰‘桃园’，帷幄侈运用之才，动言‘诸葛’。”（《小说小话》）这二人之论，即是从《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巨大社会影响角度着眼的。褒也好，贬也罢，其影响力与凝聚力之巨大则是不争之事实。

军事领域影响如《三国演义》被某些接受者作为军事教科书，从中学习、模仿其战略战术以用之于军事实践。

文学领域影响是指其对小说、戏剧、诗歌等各种文体创作的影响。这既包括《三国演义》续书的出现、演义小说系列的形成等直接的创作影响，也包括纳《三国演义》内容入诗文等间接的创作影响，包括《三国演义》写人方法、结构形态、虚实模式、叙事艺术等方面潜移默化的渗透与影响。……

内在影响就是《三国演义》作为一部传诵已久的文学巨著对我们民族的心理结构、道德人格、审美趣味、智能结构、思维方式等精神层面的诸多影响。晚清一些思想家、小说批评家已注意到了这方面的独特而深远的影响力，如严复与夏曾佑在其合撰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指出：“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邱炜萱也认为“天下最足移易人心者，其惟传奇小说乎”。这就把小说对“人心”的影响，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但还缺乏深细的研究。这里面还包括人们的尚武精神、英雄崇拜心理、真善美的追求等诸多方面。这正如李时人先生所指出的：《三国演义》数百年来又确实对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这方面可举“关帝崇拜”现象为证）。在这个意义上，《三国演义》实也可以被视为是代表一定历史时期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的一部“经典”。相对于传统的经典，也可以说是一部我们民族文化的“亚经典”。《三国演义》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虽难以作量化分析，但却是广泛存在的。如罗贯中在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蜀汉英雄身上寄寓的理想人格，对明清以来我们民族道德人格的建构之影响就不可低估。其公正廉洁、尽心为民的人格光彩，光明磊落、信守诺言的人格美质，追求正义、百折不挠的人格精神，不仅在过去而且在以后还会对民族精神产生巨大的影响，其榜样的力量与参照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它可以影响到每个接受者的人际关系处理、理想事业的追求、人生道路的选择等诸多精神层面的领域。诸葛亮等人的智慧还会影响到接受者的智能结构与思维方式。这诸种影响皆难以体察，微妙莫测，但它确实是存在着的，是毋庸置疑的。

从文学影响的自然过程来说，任何文学作品的社会文化影响，都有一个由隐而显的转化过程，《三国演义》亦如是。它首先作用于人们的内在精神层面，使其若春风化雨般地悄然发生某种变化。这种内在的隐含的精神心理的变化，也会通过全民族成员的行为表现出来，外显在政治、军事、文学创作等各个方面，这就又由隐到显，由内在无形的精神层面，转化为外在有形的行为层面，变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

从影响研究的角度说，应从显性现象入手，探微烛隐，挖掘内在层面的东西。《三国演义》缘何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一是三国故事波澜壮阔，人物性格鲜明、传播历史悠久；二是《三国志》乃传世良史，地位显赫，位列前四史；三是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内容异彩纷呈，情节跌宕起伏；四是文人学者对其的深入研究与广泛传播；五是三国题材研究史料、影视剧作的普及推广。谭邦和教授在《明清小说史》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它以在思想蕴涵、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叙事方法、文学语言等多方面的巨大成功，开辟出一个崭新的艺术天地。以此作为标志，中国文学完成了由抒情向叙事、诗体向散体、雅言向俗语的转化，《三国演义》遂以此丰功伟绩确定了自己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同时，《三国演义》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其特殊性不仅在于它是中国文学史第一部典型的长篇历史小说，更在于其漫长的集体累积的成书过程及由此带来的广泛传播与深刻影响。罗贯中以其独特的历史认知和政治智慧，在总结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建构起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理想范型，更是有着深厚的文化蕴涵。何满子先生曾言：“《三国演义》的成书与传播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中国千年来的社会精神现象。”可以说《三国演义》的存在，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具有非同一般的研究价值。

事实也是如此，各位先贤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热情，而且态势喜人。但是其中有关君臣关系的研究篇目数量较少，而且研究范围大多是刘备与诸葛亮的“鱼水之谊”，刘备与关羽、张飞之间的兄弟之谊，或是曹操与下属类似主仆的关系等等。而对书中所建构的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的理想范型提及甚少。回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政治发展过程，君臣关系始终是一个十分敏感却备受世人关注的问题，它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政治文化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它既是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政治中的主要问题。君主与臣属是封建社会历朝历代不可或缺的两大团体，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君臣关系，包括它们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都会成为学者专家研究和思考的重要内容。历代学者都在不断思索君臣关系的准则，各种文学样式也都多姿多彩地反映了君臣遇合的复杂形态。《三国演义》在反映三国历史风云变幻的过程中集中体现了多种形态的君臣关系，成为记载与揭示这一政治文化的宝贵典籍，因此，透视其君臣关系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研究《三国演义》的独特视角。

书中罗贯中所建构的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理想范型之内涵既包括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遇合、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鱼水之谊”，也包括刘备与关羽、张飞之间“食则同桌，寝则同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兄弟之谊。其中包含有封建士人对圣君礼贤下士的期待，有对贤臣兴国安邦的期盼，也有对良将图报君恩的渴求。……

本书在前辈与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三国演义》为中心，从文学创作和历史真实两个角度，将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罗贯中建构的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理想范型及其历史渊源和审美价值三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研究，由此理清这种凝聚着封建社会各阶层文化心理的理想范型的缘由，进而尝试性地对其进行重新解读。

第一章　君臣关系的概念界定与范型

时势造英雄，三国纷争的动乱局面，天柱毁折、大厦将倾，谁来拯救百姓安定天下？需要的就是扭转乾坤的英雄人物。于是，扶大厦于将倾、救黎民于水火的英雄人物就成了特定时代呼之欲出且备受关注和评说的对象。其他暂且不论，《三国演义》中最热衷于关注和评说“天下英雄”的非曹操莫属，“青梅煮酒论英雄”一直被传为千古佳话。曹操当着刘备的面把盏细嚼天下英雄，说方今天下称得上真正的英雄的只有自己和刘备，把刘备吓得直掉筷子。不管他的话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后来刘备终成一代英明君主，不失为时代英雄。刘备在有着明显地理优势的西川大地建立蜀国，是三足鼎立中唯一能和曹操抗衡的一股势力。曹操又评说“生子当如孙仲谋”，一点没错，孙权最后也异军突起雄霸江东，称王称霸与曹操形成对峙之势，三足鼎立之势遂成。惺惺惜惺惺，英雄所见略同，“魏”、“蜀”、“吴”的君主们为了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极尽其所能，用尽各种方法来笼络天下的英雄，尽可能地在自己的麾下聚集更多的英雄。清朝史学家赵翼曾有如下评价：“人才莫盛于三国，亦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已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这样，在政治集团的明争暗斗中就形成了各式各样复杂多变、形态多样的君臣关系。

在众多的君臣关系中，刘备与诸葛亮和刘备与关羽、张飞之间的君臣遇合是君臣政治运作模式的一个完美范型，这一范型的产生，依赖于他们共同“报国家、安黎庶”的政治抱负和君臣同心一体的和谐关系；君臣之间的完美合作使他们快速地崛起、壮大，由一股四处寄居的小团伙发展成一个雄踞西川的政治集团。由此看来，君臣关系的优化就显得至关重要，君臣能否齐心协力、同仇敌忾、和谐相处直接关系着本集团的发展、壮大和消亡。《辞源》对君的解释是“古代各级统治者”，看来君的所指很广泛，既指帝王，又包括各诸侯集团的统治者。显然，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君臣关系问题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它向来是个热门话题，被历代士人思想家演绎得淋漓尽致、风格各异。早在春秋时代的孔圣人就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亚圣”孟子进一步指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他们的意思很明白，有点像当下所讲的平等、双向的人际关系。虽然人们的职业或职位高低有别，但作为人的资格是一样的，不应以这些来衡量人的贵贱，应重视人与人之间精神的平等和情感的互动。到了秦汉以后君臣关系有所变化，随着封建帝王的专制权力日益膨胀，大肆推行愚臣和愚民政策，臣民成了君主的奴仆。而宋明理学更是走了极端路线，叫嚣着“君叫臣死，不得不死”。此时的臣子只能单方面地向帝王尽愚忠，他们“伴君如伴虎”，生死荣辱都取决于帝王个人的一时好恶。元末明初，历史通俗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所诠释的君臣关系以集大成的姿态走上了历史舞台。我们知道，小说在中国古代是不入流的“小道”，登不了大雅之堂，历来受到轻视，《三国演义》又怎么能与历代圣贤们的言论相提并论呢？其实不然，原来《三国演义》是从唐宋到明清四五百年人们共同合作的作品（胡适），它的价值绝不仅仅是一部“虚构”的“小道”，可以被看成一部承载着民族文化的心灵史，它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是空前巨大的。《三国演义》中诸侯众多，众星云集，曹操集团、刘备集团、孙权集团是其中的佼佼者。三者的君臣关系各有千秋，又各有不足；相互衬托，又此消彼长。而其他政治集团，如董卓、袁术、袁绍、刘表等集团不过是三国君臣关系的一支一脉，是成功的三足鼎立者的陪衬和点缀。在逐鹿中原的众多诸侯成败得失的横纵比较中，凸显出三分天下的必要条件是君臣鱼水相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第一节　君臣关系的内涵与外延

概念的内涵就是概念对事物的特有属性的反映。概念的外延就是具体的、具有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的那些事物。内涵与外延是反比关系，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间有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多，那么这个概念的外延越小；反之，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少，那么这个概念的外延越大。这就是内涵与外延的反比关系。

在具体分析书中有关君臣关系理想范型之前，我们需要准确地理解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具体内涵，而有关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理解和概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背景中都有着不同的解释。三国时期纷争不断，集团繁多，势必带来一个如何准确定位孰为君孰为臣的关键性问题。《说文解字注》释君：“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释臣：“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说文解字〉今注》是这么解释的：君——许以“尊”释“君”，此为声训，甲骨文作“君”，从尹，从口；《说文解字》作“尹，治也”，像一只手拿着一根指挥棒，指挥别人做事，本指治人的官吏，下面加口，表示能对官吏发号施令者。臣——许说不确。甲骨文作臣，像竖目之形，人低头时从旁视之为竖目，字形表示俯首屈从之意。二者分歧姑且不论，就其共同点来说，君就是指挥者、发号施令者；臣是受动者、服从者。由李格非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有如下一种解释，“君，古代大夫以上据有土地的各级统治者的通称。”“臣，君主制时的官吏。”《词源》解释最为简单明确：君古代称帝王或诸侯；臣指君主制时代的官吏。综上所述，最后在此处界定为“君”指古代统治者，既指君王，也指诸侯大夫；“臣”指古代的官吏，既有文臣，也有武将。

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君”与“臣”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君臣关系问题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意蕴，被历代思想家演绎得淋漓尽致、风格迥异。早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就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后来孟子又指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他们忽隐忽现地规划出一种平等的双向对话的君臣关系。纵观封建社会的政治发展演变过程，……秦汉以降，随着封建帝王的专制权力日益膨胀，大肆推行愚臣和愚民政策，臣民成了君主的奴仆。到了宋明时期，理学更是将其极端化，提出臣对君尽愚忠的极端君主论。此时的臣子只能单方面地向帝王尽愚忠，他们战战兢兢地盘旋在“伴君如伴虎”的高危环境中，生死荣辱都悬于帝王个人的一时好恶。到了元末明初，在罗贯中不懈地努力下，君臣关系终于在历史通俗演义小说《三国演义》的完美诠释下以集大成的姿态走进了历史，走进了传统文化领域。众所周知，小说在中国古代地位是极其低下的，登不了大雅之堂，历来受到世人轻视，在很大程度上遭受到统治阶级的压制和排挤，得不到社会官方思想的认可和支持。“权力是文学合法性的根本条件”，在缺少主流意识认可和支持的情形下，《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小说，它所诠释的君臣关系仍能在传统文化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不仅显现出《三国演义》本身的巨大文化价值，更凸显了君臣关系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它们的价值绝不仅仅是一部小说，而是一部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内蕴的心灵史，它们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是空前巨大的。正如何满子先生说的：“《三国演义》凝聚着晋唐以来社会广大群众的历史观、伦理观和价值观，反映着社会各阶层意识的折衷。”

三国是东汉末年诸侯纷争、集团兼并征伐的战乱时期，是一个旧的封建统治秩序已经被打破，而新的统治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特殊时期，并不仅仅是一群杰出人物在政治、军事舞台上的概念化演绎，而是一种在政治败坏、权威丧失的困境中成长起来，从而重新走向中央集权大一统政体的一种过渡状态。正是因为三国脱胎于东汉末年纲纪废弛、群雄争霸的格局，所以毫不意外地继承了汉末那种政治纷争和诸侯割据称霸的态势，甚而越演越烈。而那些活跃在动荡岁月的各类人士，不论是功成名就彪炳史册者，或是折戟沉沙含恨而逝者，都不是简单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他们之所以在历史人物画册上能够留下重重的一笔，不单单是个人能力超凡使然，更多是因为那个时代正需要那样一大批有抱负、有才能、有智慧的人物，需要他们在诸侯互相纷争、集团兼并征伐的战乱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和权术，既要竭力地保护各自的阵营集团，还要巧妙地保护好自己。基于此种历史背景，在《三国演义》中建构的君臣关系就呈现出多种各具特色的复杂形态。简单地说，这种君臣关系中的君就是指帝王或诸侯，如刘备、孙权、曹操和袁绍等；臣可分为两大部分——文士与武将，文士如诸葛亮、庞统、张昭、鲁肃、徐庶和许攸等，武将如关羽、张飞、赵云、周瑜、典韦和吕布等，这两大群体与君王合理地构成了最为稳定的三角框架。

书中所写君臣众多，由他们所组成的集团也样式繁多，其中刘蜀集团、孙吴集团、曹魏集团尤为突出。三者的君臣关系各有优势，又各有不足；相互衬托，又此消彼长。而其他政治集团，诸如董卓、袁术、袁绍、刘表等集团不过是三国君臣关系的陪衬和点缀。通过对逐鹿中原的众多诸侯成败得失的纵横比较，凸显出三分天下的必要条件不仅仅是君臣数量的强大和地位的显赫，更需要的是君臣之间和谐相处、鱼水相得和人尽其才、人尽其用。

说到君臣关系，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电视剧里的皇帝与大臣，这只是君臣关系里的一种，而且如果仅仅理解为君主与臣民，那未免是狭隘的。传统文化中的君臣关系除用来表述君主与臣民的关系之外，它所表述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如体与相，用君来形容本体（形而上的道），用臣来形容现象（形而下的相）。君为正位，即空界，本来无物；臣为偏位，即色界，有万象形。在中医体系中，把心称之为主，其他脏腑称之为臣，在用药上，也以君臣来表述用药的辅佐以及变化的关系。道家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这里，人是臣，自然是君。还有阴阳动静，阳为君，阴为臣，静为君，动为臣。由此拓展开来，作为主导的称之为君，那么从属者便称之为臣。……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国学院和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汉唐史研究中心主任孙家洲，曾写过一篇《借“犬马”之喻看待古代君臣关系》的文章。

中国传统文化有善用比喻的特点，许多深奥的道理，往往可以通过一个浅显的例证，便给以深刻的揭示、准确的表达。

以君主为赶车的驭手，而以群臣为驰驱效力的马匹，这是自先秦以来惯用的一种比喻。善用其喻者，把君主的求贤行为比喻为“千金买马”，典型材料为郭隗答燕昭王的求贤之问（见《战国策·燕一·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而汉武帝的求贤诏则把卓绝超群的人才比喻为不愿接受羁縻的骏马，“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汉书·武帝纪》）。恶用其喻者，则教唆统治者鞭笞天下。如韩非说，“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韩非子·难势》）。韩非还有一段御马之道的妙论：“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辔而御不能使马，人主安能与其臣共权以为治？”……《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犬有忠主之名、效力之实，因而自先秦以来也常用来比喻臣之事君。只是功臣如果与犬相连，就难免带有一种特定的悲剧色彩。春秋末年，在助越王勾践复仇称霸之后，范蠡选择了离国而去，在致文种书中就有“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之说。而文种由于留恋权势，最终受诛，成为兔死狗烹的第一个典型。汉高祖刘邦则把“功狗”的比喻运用到极致。其一，在开国之初，论功行赏，刘邦以萧何功最盛，先封为酂侯，引起了其他功臣的不满，但刘邦借题发挥说：在打猎时，追杀兽兔的固然是狗，但是给猎狗发出指令告知兽兔藏身之处的则是人。“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此论一出，“群臣皆莫敢言”（《史记·萧相国世家》）。刘邦的“功狗”之论，虽然极为不雅，但镇住了出身草莽的一批军功新贵。其二，诛杀韩信，使得“兔死狗烹”的影响力大增。在楚汉之争方殷之时，蒯通劝说手握重兵的韩信及早独立，以免将来为刘邦所算计，他引用文种、范蠡“立功成名而身死亡”的教训，提醒韩信防范“野兽已尽而猎狗烹”的悲剧重演。韩信终究不忍心背汉，数年之后，却被刘邦以诈谋擒获。韩信当即感叹：“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自秦汉以下，大臣们在皇帝面前已经养成了以“犬马”自称的习惯。汉武帝任命耿直大臣汲黯为淮阳太守。汲黯不愿意离开朝廷，因而一再婉辞。他说：“臣自以为填沟壑，不复见陛下，不意陛下复收之。臣常有狗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闼，补过拾遗，臣之愿也。”（《汉书·汲黯传》）此处的“狗马之心”，并非责骂之辞，也不带有丝毫的贬义，而是指近距离报效皇帝的一腔忠诚之念。西汉名将赵充国筹策边事，要自称“臣充国材下，犬马齿衰”（《汉书·赵充国传》）。南朝陈国的大臣章昭达为了表明忠君之心，就干脆说：“当效犬马之用，以尽臣节”（《陈书·章昭达传》）。如果有臣子背叛君主，就会被指责为“不如犬马”。比如，东魏政权的实际开创者高欢，在击败强敌尔朱仲远入据洛阳之后，得知尔朱仲远的部下大将桥宁、张子期前来归降，虽然正值用人之际，高欢依然严责桥宁等人：“犬马尚识恩养，汝今犬马之不如！”随即将他们斩首。（《魏书·斛斯椿传》）

在唐代出现了两个涉及君臣关系的“马论”，都令人充满恐惧之感。其一，武则天为了折服敢于直言的大臣吉顼，别有用心地讲述了她早年侍奉太宗的一件轶事。“太宗有马名师子（即狮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朕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挝挝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武则天所说的驯马术，其实就是她作为最高统治者驾驭群臣的铁血手段。因此她喝问吉顼：“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吓得吉顼“惶惧流汗，拜伏求生，乃止”。其二，中唐权相李林甫巧借“立仗马”的比喻，警告负有谏诤之责的谏官不得批评朝政缺失：“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不暇，亦何所论？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饫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矣。后虽欲不鸣，得乎？”因此导致“谏争路绝”的局面。……

在专制制度的淫威面前，自甘以犬马自居的大臣确实代不乏人，甚至为了当稳犬马而百般奔忙，但也有人希望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对君主以犬马待臣下的态度明确表示抗议。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孟子对齐宣王论君臣之间的对等呼应关系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段名言的要义是告诫君主，他们对臣下的态度，将直接决定臣下对他们的态度，不尊重臣下势必造成灾难性后果。汉文帝时期的政论家贾谊，谈到春秋战国之际的著名刺客豫让的行事阅历：豫让原本事奉中行氏，等到智伯攻灭中行氏，他未曾犹豫就改奉智伯为君主。可是后来赵氏灭智伯，豫让却一再为智伯复仇，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有人追问豫让为何对先后两位主子的态度反差如此之大时，豫让回答：“中行众人畜我，我故众人事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贾谊就此评论说，同一个豫让，先是“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后来“抗节致忠，行出乎列士”，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君主待人的态度不同而使然。贾谊又借题发挥，“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果大臣们不以“人”的伦理约束自己，还有什么犯上作乱的事情不能做呢？所以，贾谊劝告皇帝要礼遇大臣，否则就无法得到他们的真心拥戴。孟子、贾谊之论，虽凤毛麟角，但弥足珍贵。……

专制的原则就是使人不成其为人。“犬马”之喻，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论断。

另外一种关系，就是把君臣比作父子。中国人对于生命的来源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认为，生命来源于身体，身体不在了，生命也就不存在了，而身体是父母给的。儒家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没有父母，便没有子女。因此，中国人非常重视父母与子女的传承关系，而西方人，尤其是信奉基督教的人认为生命为上帝所赐，无论是为父还是为子，均是上帝的臣民。这种思想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像中国人那样看重父子之间的传承关系。

孔子非常强调这种先后关系，并且强调要各遵其位，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要像父，子要像子。父如何做才能像父？“慈”也；子如何像子？“孝”也。在孔子眼中，父慈才能子孝。孔子反对单方面的“慈”，也反对单方面的“孝”。父慈子孝，家庭才能和睦。假设有一方做得不好，不论是为父的做得不好，还是为子的做得不好，家庭都不会和谐。

父慈子孝的讲法，最早出自《礼记·礼运》：“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只不过在《论语》当中，阐述得更细致、更明白罢了。在《论语》中，关于父慈的内容不多，而关于子孝的论述却不少。据统计，《论语》中有19处提到孝。这原因大概是因为《论语》为孔子的弟子或者再传弟子所编，他们更重视这方面的内容。

也有把君臣关系比作兄弟关系的。在人类历史上的很长时期，人并不能节制或者计划生育，因为避孕技术尚不发达。这样，男女结婚以后，生儿育女便成为一个自发的过程。这种情况下，一对夫妇可能有多个孩子。孩子多了，就产生了兄弟姊妹关系。如何在家庭当中处理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孔子与他的弟子们思考的问题。孔子提出“悌”的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所谓悌，最初的意思就是做弟弟的定要尊重兄长。当然，这是个相互的过程，当做弟弟的尊重兄长时，做哥哥的就要爱护、关心、照顾自己的弟弟。只有这样，兄弟之间的关系才能处好。至于姊妹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此。孔子教导他的学生们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篇第一》）。由此看出，孔子是非常强调悌的，把悌与孝并列。《论语》中讲：“孝梯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我们在生活中常常看到许多做领导的大呼小叫，颐指气使，对下级动辄训斥，认为这样才能显示自己的权威。其实，这是不懂得做领导的诀窍。其实孔子早就提出了做领导的诀窍，那就是“君使臣以礼”。领导对下属要以礼相待，要礼遇下属，要给下属以足够的面子。过去古代人在这一方面是做得很好的。比如中国到处有所谓的点将台、拜将台。做国君的之所以花那么大的气力堆那个台子，目的只有一个：礼遇下属。那么，做部属的应当怎样做呢？要“事君以忠”。三国的诸葛亮是这方面的典范。诸葛亮对于刘家父子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领导尽“忠”，这是作为下属的本分。领导在选择部下的时候有许多标准，一个主要的标准是看部属是不是忠诚。我们在生活中常常看到这样的例子，一个人的能力很强，可就是上不去。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篇）这“三省”当中最重要的省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为人谋而忠才会取得别人的信任，做部属的对领导不忠，很难取得领导的信任。

最后，朋友关系是人生当中除了夫妇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上下级关系以外的最重要的关系。如果说，夫妇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君臣关系带些必然性，个人无法选择或者选择的余地很小的话，那么朋友关系完全是一种个人化的行为。一个人选择谁做朋友，不选择谁做朋友完全是个人的事。人与人之间之所以成为朋友，固然因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是相互信任。因此，朋友之间讲究信，信是维持朋友关系的唯一纽带。信有两个层次，首先是说话算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就是这个意思。另外，信的另一层含义是信任。两个人只有相互信任了，才可以做朋友。信任从哪来？还是从说话算数开始。

朋友之间不能吹，不能夸，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能把芝麻说成西瓜，更不能把西瓜说成冬瓜。还有，答应朋友的事一定办，办不了的事千万不要轻易许诺。十多年前，我的一位领导告诉我，诺言即债务。我觉得这话讲得极好。“君子欲敏于行而讷于言”，朋友间讲究少说多做。靠行动而不是靠言辞去争取朋友，维持朋友关系，这是与朋友相交最好的方法。除此之外，别无他门。

那么君臣关系表现在人类社会结构中，君不仅单纯地指国家元首，臣也不仅指官员与百姓。每个人既是君，亦是臣，既是领导者，又是被领导者。在一个家庭来讲，父母是子女的领导者；在单位团体来讲，经理老板是领导者，员工是被领导者。即使大家没有这种身份、职位约束的话，亦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有人托我们帮忙办事，我们答应了下来，去尽心尽力地办到。这个托我们办事的人就是君，受人之托的我们就是臣。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作为一名国家的领导者，他既是君，其实也是臣，也不是至高无上、特立独行的，也要遵守国家的法治法规、道德规范。换言之，每个人随着时空环境的转换、角色的转换、社会分工的转换，君臣的关系也在转换着，所以说君臣的关系不是单方面的，不是狭义上的君王与大臣，它是普遍存在的，它们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而这种关系强调的是君仁臣忠。

君仁是指领导者要具有仁爱之心。我们看仁字，左面是人，右面是二，字面上来看是两个人，哪两个人呢？自己与他人，想到自己就要想到他人，自己与他人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作为领导者要处处地想着他的百姓、手下、员工、子女，这叫君仁。

那么要如何才能做到君仁呢？

首先是不听谗言。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亡身。大到国家，团体，小到家庭，都是这样的。对于那个挑拨离间的人，要特别地警醒和远离。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所以当别人在我们面前有意无意地说是非时，听者一定要有定力，要有智慧来分辨。

还有就是利益要平等，利和同均，一切不平等皆是由于人们的利益失去均衡，所以不论是国家、团体、家庭，要赏罚分明。

另外就是作为领导者要修养身心，《大学》言“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以此为修学的次第。身不修，不足以治家，家不治，难以治国。所谓若要治人，先要治己，从自己以身作则开始。……

有德之人，才会成为众人的典范，才能服众，一个人拥有权力与社会地位，并不意味着他就拥有领导众人的能力。领导众人不是以强权、武力来统治、控制众人，而是完善自身的德行，并成就众人的德行。对于在身边工作生活的属下、众人，作为一个领导者要具有三种能力或者说是责任：要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

作之君：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个团体、一个企业、一个家庭的领导者，要有管理众人的能力，以身作则，带领大家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要端正自己，也就是言行举止都不能有偏斜。虽然言行举止就只简单的四个字，可是它涵盖的意思是非常广泛的。

作之亲：要把众人当做子弟来看待，要照顾好他们的生活，爱护他，养育他。

作之师：师是模范，不论是日常生活上，还是为人处世，德行修养上，都要教导大家，起到教化一方的老师的责任。

只要一个人完善道德，能做到君亲师，那么他就是在发挥“君”——领导者的作用。正如《孝经·天子章》中所讲的，以“德教加于百姓，形与四海。一人有庆，兆民赖之”。领导人如果有善绩福祚，众人才会感恩他，跟从他，所谓“德厚者归焉”。由此而知，传统文化中的“君”的含义其实是指内在的道德修养及外在的落实，而不是强权与武力的征服。

这是君仁，我们再来看臣忠。

忠字，上面一个“中”，下面一个“心”，心在中间，表明要“心正”，心不偏不斜，是为“忠”。换句话说，就是经典里面讲的正知正见。我们的言语出之于正知正见，便是“忠”。

作为臣——被领导者来说，这个忠体现在哪里呢？在《晏子春秋》中有详细的说到。景公问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忠臣的行为是怎么样的？）对曰：1. 不掩君过，谏乎前，不华乎外。不遮掩领导者的过失，要劝谏领

导者，不在外面宣扬领导人的过失。为臣者要懂得劝谏，《孝经》

中讲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

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

家。”身边有进忠言的属下，这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讲关乎其事业

的成败。2. 进贤选能，不私乎内。推荐贤良选拔能人，不偏向于自己的内亲。

不任人唯亲，要任人唯贤。3. 称身就位，计能定禄。度量自己的德才而居官位，权衡自己的才

能来接受俸禄薪水。作为属下员工，要懂得感恩，一个属下如果

不懂得感恩的话，他不会珍惜安分于自己本职工作的，终有一天

会跳到别处去。4. 睹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发现贤良之人不居官在他之上，

接受俸禄薪水不超过贤者的数量。5. 不居权以为行，不称位以为忠。安于自己现在的职位去做应做的

事，尽力称职就是忠于职守。6. 不掩贤以隐长，不刻下以谀上。我们不埋没优秀杰出的人才和隐

瞒他们的优点，不刻薄下属来献谀领导者。7. 君在不事太子，国危不交诸侯。领导者在位时不侍奉太子，国家

危急时不交好诸侯。8. 顺则进，否则退，不与君行邪也。如果领导者顺应道德，被领导

者则要助其做事，如果不是，那就要退身出来，不参与领导做邪

僻、不正当之事。

这是作为一个忠臣所应有的德行。

就拿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来说，尽管在学术上出现了各种相左的评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地和谐与美妙，为历代有识之士赞不绝口，被视为封建社会中最理想、最完美的君臣关系。由此造成的问题就从这里引发：作为刘备的接任者，刘禅能从父亲那里完整地承续到这种鱼水型的君臣关系吗？换句话说，刘禅与诸葛亮也能成为“黄金搭档”吗？一切都需要考验。

刘禅承续大统时，年仅17岁。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按照两汉社会的“孝”风，这无非是叫刘禅与诸葛亮共处，凡事让着几分，似乎诸葛亮亦当仁不让，大权独揽，“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诸葛亮北伐前夕，对已年满22岁的刘禅依旧不放心，“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特派心腹董元为侍中，统宿卫亲兵，“监管”……刘禅，“后主益严惮之”。刘备逝世前，诸葛亮曾感叹刘禅“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意即刘禅非常聪明，超过人们的期望。刘备闻讯，宽心地表示“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可是，仅几年工夫，诸葛亮又作出另一番天壤之别的评价，把刘禅的智商贬得一塌糊涂。……孰真孰假，难道诸葛亮就不怕犯欺君之罪？

人们大概不会忘记千秋凛然的《前出师表》吧。在这封表中，诸葛亮一方面表达了对刘备的耿耿忠心；另一方面又透露出自己与刘禅之间种种不和谐的信息。例如，诸葛亮一再强调“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不宜异同”，居然把“宫中府中”放在同等地位，这不是严重地破坏了朝廷的正常礼仪和官场的秩序吗？还需要指出的是，诸葛亮对刘禅的口气和语感，简直犹如一个严峻的父亲在冷酷地调教不懂事、不听话的孩子，难道这种态度符合当时的君臣大义吗？诸葛亮大举北伐之时，正是刘禅青春韶华之际，按照汉代朝廷的常规，诸葛亮应当逐渐地将大权交还给刘禅，使其以一个“见习”皇帝变成“在职”皇帝。可是，诸葛亮常驻于汉中，醉心于北伐，却不一心一意地辅佐和教导刘禅怎样治国。将心比心，刘禅怎能对他没有意见和看法？须知，诸葛亮的最终使命是辅佐刘禅执政而不是代替刘禅执政。

根据史书记载，刘禅对诸葛亮的不满情绪是在后者死后才逐渐地显露出来的。史称：诸葛亮“初亡，所在各地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有人又提出“立庙于成都”，“后主不从”。但提出者坚持，刘禅只好让步。试想：倘若刘禅与诸葛亮之间的君臣关系亦是“如鱼得水”，恐怕刘禅就不会再一再二地反对给诸葛亮立庙了吧。

不仅如此，刘禅还在两个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跟诸葛亮完全不同的举措：

其一，废除了丞相制。鉴于诸葛亮生前权力太重，刘禅先是以蒋琬为尚书令和大将军，后又以费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以蒋琬为大司马；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以管政务为主，兼管军事；费以管军事为主，兼管政务。这种新的政治格局安排，意味着刘禅决不允许再次出现事无巨细、皆决于丞相一人，而自己则大权旁落的尴尬局面。蒋琬死后，刘禅更进一步，“乃自摄国事”，总统一切，直接掌管蜀汉政权达19年之久。这一举措，能是一位智商低能到“朱紫难别”地步的人想得出和做得到的吗？

其二，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曹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以往碰到这种有利时机，假若诸葛亮在世，他肯定不会放过，肯定会迫不及待地要兴兵大举北伐。……刘禅唯恐蒋琬又走诸葛亮老路，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刘禅强调要与孙吴政权互相配合，同时兴兵，合力伐魏，否则，以弱蜀单独伐强魏，其结局只能是像诸葛亮生前那样劳而无功，得不偿失。由此看来，刘禅基本上是不赞成诸葛亮的北伐方针的，只不过碍于种种原因，他没有也不可能在诸葛亮生前表示反对。

当然，可能是刘备的临终嘱咐，或是诸葛亮的过于严厉、刘禅的忍让和宽容等因素和作用，尽管刘禅与诸葛亮君臣之间存在些许不谐音调，但双方毕竟没有撕破脸皮，更没有势不两立，水火不容。观其……相处始终，基本上还是说得过去，说不上太好，但也说不上太糟。对此，今人总不能苛求于前人吧。所以说，君仁臣忠是一定范围内而言的！细数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君臣关系，我们不难看出此点。君权与臣权就是一对此消彼长近乎对峙的很难以协调的矛盾，二者处理得较为合适，君臣关系较为融洽，那么历史呈现的也多为治世；反言之，就是时事混乱，百姓遭殃！……

丞相在封建政治中居于“一国之政，万民之命，一身系之”的地位，因此，当朝丞相是何等样的人，与当朝政治和社会密切相关。自古至今，人们仰慕周公、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和魏征，乃是人心希望政治清明和社会安定愿望的表现。的确，要肩负好一国之政、万民之命的重担，丞相需要具备像萧何和诸葛亮那样忠心耿耿、勤勤恳恳的良好品质，要有房玄龄、狄仁杰那样足智多谋，还要有魏征、宋璟那样不计私利，敢于上谏任事。丞相安则天下安，丞相良则百姓福。故人们像大旱之望云霓一样渴望良相临朝。因为，有一个好的丞相不仅是社稷之福，也是万民之福呀。

然而，丞相是由皇帝任命的。由君主选择，任命丞相，国家能够有什么样的丞相，百姓也好，官僚也好，都是插不上手的，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君主的结果。能选出什么样的丞相又完全由君主根据其愿望来决定。于是，丞相是良是莠，老百姓就只有看那至高之君了。自古以来，虽然每一个君主都宣称以天下为家，以万民为子，以社稷为重，但那不过是嘴上说着、障人耳目的话罢了。其为政处事，完全是以个人为中心，以家天下为己任。只要丞相能够让他为所欲为，谁当丞相也没关系。无论多么有才能，也不管多么足智多谋，如果丞相干预到了君王的行动，超过他的忍耐力后，纵然被任命为丞相，也不可能待多久，找个借口，罢免就是了。且自古君主多昏庸之辈，他们选择丞相怎么可能按照儒家圣人要求的标准去选择呢？又怎么可能以天下百姓的愿望为愿望呢？他们总是以自己的好恶和是否听自己的话来决定谁当丞相，他们又能选出多少良相？所以，老百姓对良相的殷殷之期还是失望的时候很多，实现的很少。所以在中国历史里，诸葛亮、魏征、房玄龄和狄仁杰等在民间广为人民纪念和传说，这实际上和人民将在现实社会里得不到的国家理想寄托在尧舜禹的三代一样。

因为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里，就像从来没有给丞相的职位和权力一个明确的规定一样，对于丞相的任职条件，历代封建帝王也没有规定明确的条件。当然，在封建帝王可以为所欲为的制度环境里，君主们自然不愿意自己给自己做枷锁来限制自己，其他人更是不敢去给皇帝做枷锁来锁皇帝。因此，选择丞相实际上是无章可循，无据可依，也没有传统可以遵循。选择丞相没有明确标准，也没有任何的程序规定。这样，君主完全可以随心所欲，根据自己的喜好憎恶来任意地选择。

君主掌握着选择丞相的权利，但君主又有贤愚、仁暴、廉贪和勤惰之分，其所选择出来的丞相也就是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了。明君喜欢良相，贤良之人多在明君执政时才能出任丞相；昏君偏爱奸佞小人，奸相多伴其身边。愚君不辨忠奸，时用奸佞之人，奸相多坐相府。贪婪之君在世，定需要善于搜刮民脂民膏之人助其一臂之力，于是贪婪之相亦会应运而生。勤勉之君坐龙廷，自然喜欢事无巨细都自己把握，常常选择不喜任事的丞相；懒惰之君在位，当然要选择能听话又能够干事的人为丞相，让他自己劳累。当然，历史也常常有例外，昏君当政之时，亦可能产生良相，明君在位失察，也有奸相混迹其间，亡国之君还经常会遇到忠贞之相。

自古以来丞相就有良相和奸相之分。良相以一国之政、万民之命、天下苍生为己任，忠心侍奉君主，敢于参与政事，足智多谋提出良策辅助皇帝，并且能够从国家安危、社稷长远、百姓生计的大局出发，对皇帝的错误决定进行谏诤，尽到辅国安民的职责。奸相则以一己之私为念以奉迎君主为务，不为定国，只求享乐奢侈和讨好皇帝，不思选贤任能，更不能对皇帝的错误给以劝谏；为了谋求自己地位的巩固，千方百计地结党营私，专事打击与自己意见不同的贤能有为之士，建立自己的实力集团。

丞相的良与奸关系到国家的政治与兴衰，关系到百姓的生死与富贵，关系到社会发展和进步与否。当然，也关系到皇帝老儿的江山社稷的存废。虽然，丞相是如此地重要，对人民有那么大的干系，但百姓又能有什么选择呢？他们有的只能是奢望而已。纵观中国历史，凡各朝各代良相辈出者，凡忠直之士，有才有能之人能够位居相座者，朝政无不清明，社会无不安定，百姓无不安居乐业。于是社会就发展，人类就进步。

秦王朝贪惨严酷，对百姓进行严厉控制和镇压，对民力无休止地驱使，人民不堪其苦终于推翻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刘邦取得天下，建立西汉王朝时，面临的是一幅破败凋零的社会景象，连皇帝老倌都选不出几匹同样颜色的马来为之拉车。面对如此困难景况，汉高祖和萧何等人以中国道家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为指导理论制订了与民休息的休养生息政策，尽量地爱惜民力，不无端地增加赋税。为了保证该政策的贯彻执行，刘邦及其子孙们先后任用了一批有作为、有谋有略的良相。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恢复了社会经济，安定了人民生活，有了“文景之治”的出现。萧何、曹参、王陵、陈平、灌婴、张苍、申屠嘉、周亚夫和田蚡等人相继当丞相使汉初制订的与民休息的休养生息政策得以延续。正是依靠着几代良相的勤政为民才保证了西汉前期的稳定发展。

萧何，汉初开国三杰之首。他个人功劳虽很大，行事却格外小心谨慎，处理政事兢兢业业，对刘邦忠心耿耿，善于选贤任能。他还具有远见卓识，与官僚们制订了休养生息的国策。由于萧何推荐贤能之人最多，受刘邦的赏赐也最多。在国家大事上他却决不含糊，不屈从刘邦。汉初，皇家园林上林苑中空地极多，而关中不少百姓无地可种，萧何敢于为百姓请命，希望刘邦把空地让给百姓耕种。刘邦大怒，把萧何关了起来。后来一个姓王的卫尉给萧何辩解，刘邦才放了萧何。曹参在萧何死后任丞相。他深知天下刚定，经济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还很薄弱，人民的生活才刚刚好转，不能以为民众认可和听从国家的话，就随意滥用名义，而去大搞为皇室服务的建设和其他的公共工程建设。所以，他完全从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以及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丝毫不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例如为官的成绩，是不是会让其他人认为自己无能等等）。宁肯“萧规曹随”，不能改变萧何时期制订的所有治国政策和措施，真正让天下百姓达到了休养生息的目的。张苍当汉文帝的丞相15年，他精通律历，熟谙图书簿籍，又曾主管郡国向中央政府上交的财富税额，具有较强的制订国家法律制度、管理国家财政经济的能力。他劝说汉文帝要简朴，告诫汉文帝天下未富庶，百姓仍贫穷，应杜绝奢侈浪费，继续贯彻休养生息政策。他15年在相位，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堪称良相。后因其推荐的申侯贪赃枉法，受到汉文帝批评，他也因举人不当而称病免相，可见他多有自知之明。其实，也许他推荐申侯时未发现其贪，也许当时的申侯本身也不贪。后来申侯贪赃枉法，严格说来责任并不在张苍的推荐，而是由于制度没有防贪的机制。如果由于机制的不健全而导致的贪官出现由推荐者来承担责任的话，丞相们谁还敢大胆推荐人才呢？更何况推荐也不可能对被推荐者的一切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纵然当时了解得清清楚楚，其人确实非常好，但是，人是会变化的，特别是掌握了权力的人更容易变坏，因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不过，那时的人们认识不到这一点。西方哲人阿克顿勋爵，都是1000多年以后才认识到这条真理的，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真理就更晚了。

西汉初年的相府里坐镇掌管相权的大多数贤良之人，使正确的政策得到稳定，持续推行，不少贤能之士被选出来为官，保证了吏治清廉。这些就是为汉初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政策上和组织上的保证。其间，虽然有过诸吕专横但并未能危及刘氏天下的根基，也没有破坏休养生息政策的贯彻。汉初良相辈出，造就了中国封建历史上一个繁荣兴旺天下大治的时代。

唐朝初期，因为实行群相制，丞相更多，良相更是如群星闪烁。有为有才、有德有能的一大批相才英俊拔地而起，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魏征、狄仁杰、姚崇和宋璟成为唐初繁盛时期的著名丞相。稍有历史知识的人，无不知晓他们辅佐天子、治理天下、匡正君主的优秀政绩。其实，唐初的丞相集团是一个文武兼备、有谋善断、敢参政议政也敢冒死规谏的优秀群体。上述以外，还有高士廉、戴胄、李靖、李齑、于志宁、魏元忠和张九龄等等，大批的良相有效地执掌着相权，出谋划策纠正君主得失，果断地正确地处理天下政务。他们共同把唐朝前期的社会政治车轮推向了繁荣富强的大道上，营造了以“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为代表的唐朝盛世。唐玄宗后期不理朝政，把丞相之权任交给李林甫一人，后来又交给杨国忠，致使良相难以脱颖而出，唐朝就此走向衰落之途。

明朝的仁宣之治，乃得益于杨士奇、杨荣、杨博和金幼孜等丞相（时称内阁大学士）们的辅佐。杨士奇正直清廉，处事慎重，善于识别和选拔有才之人充任官史，明代的名臣于谦、况钟和周成等都是杨士奇推荐的。他们几位后来为官一二十年，廉洁、能干都是当时之冠，亦为后人称颂。杨荣有决断、有毅力，遇事敢作敢为，但他常接受馈赠。宣宗知道后，问杨士奇该怎么处置。杨士奇回答说：“他通晓边防事务，我们不如他，不宜把小缺点放在心上。”宣宗笑着说：“杨荣曾说你和夏原吉的坏话，你怎么还为他说情？”杨士奇说：“希望陛下像宽容我那样宽容杨荣。”宣宗听了杨士奇的话才原谅杨荣。后来这些话传到杨荣耳中，他深感惭愧，开始改正自己的不良习惯，主动与杨士奇交往，工作上密切配合，形成“同心辅政”的格局。由于仁宗、宣宗励精图治，三杨等人合力辅助，国人都称这是太平大治。

清朝初年经济发展，社会趋于安定，终现康乾盛世，也得力于不少有为良相，如范文程、洪承畴、索额图、明珠、张玉书、鄂尔泰和张廷玉等。特别是范文程，他的所作所为及其创下的政策措施，可以说为清朝初经济社会的发展、政治的革新奠定了基础。

范文程年轻的时候好读书，聪明敏捷，得到努尔哈赤的信任。努尔哈赤对贝勒们说：“这是名臣的后裔，要好好对待他们！”后来范文程在皇太极和顺治皇帝的当政时期任丞相。为铲除明朝积弊，革新清初政治，他制订了与民休息、减免赋税和实行军民屯田垦殖等经济政策，又采取了广开言路、广求贤能、定律令、推举科举等政策措施，缓和了社会上的民族阶级矛盾。这些都使得清初尖锐的社会矛盾很快得到缓和，政治趋向安定，社会得以逐步恢复安宁，经济开始平稳发展。范文程曾说：“君明臣良，必须互相勉励，改正错误，才能共同搞好国家大事。”他也经常进谏，匡正君主的过失。清代后来的一些丞都相继或发展了他定下的政策。

时也，运也，命也。也有少数良相，运气不那么好，虽然胸有伟略，志在匡时救民，却因上遇昏暗之主，僚有群臣陷害，虽费尽移山之力，终是救世无功，遗憾终身。虽然这些人没有留下辉煌的成功业绩，但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品格却在历史的长河中刻下了深深的印痕，后世人很敬仰他们的奋斗、他们的作为。历史是以成败论英雄的，但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却不完全以成败为标准。如对寇准、王安石、于谦和张居正等丞相，人们也冠之以良相的称谓，并深深地褒奖他们的精神。

北宋王朝虽然建立了，但其东北有辽，西北有夏，一直处于辽夏的威胁下。宋太祖赵匡胤是以禁军将领发动兵变夺取天下的，对军事将领十分畏惧，剥夺他们的权利，处处予以羁縻，实行“兵无常将，将无常兵”的政策，训练士兵的将领不带兵，而带兵打仗的将领却没有训练过这支军队，这样，北宋时兵虽不少，战斗力却不强。军事上一直很弱，外交上也很弱，一直屈辱求安。宋真宗时，寇准被任用为相，他用人刚正自修，不与时尚俯仰迎合，大臣多怀恨他，并千方百计地在宋真宗面前诽谤他。公元1004年，辽发动对北宋的掠夺战争，围困幽州，直犯钦州、魏州，朝野震撼，真宗及大臣们毫无主意。王钦若请求宋真宗逃出东京去金陵，陈尧叟则请求宋真宗逃亡成都。寇准力排众议，请求真宗御驾亲征，进至辽军围困的澶州。寇准受托全权主持战事，号令严明，处事果断，宋军士兵士气大振，多次打败围城的辽军。辽军请求结盟，寇准不允并力求通过此战消灭辽军的主力。但宋真宗一味主和，并让宋朝议和大使曹利用答应在岁贡百万两银之内均可答应。寇准无奈，只得力求把损失保持在最小的范围之内，他把曹利用叫到营帐内，对曹说：“虽然皇帝允许100万，但如果超过了30万，我就杀你。”后来果以岁贡30万两银子入辽为代价，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寇准为守住澶州费尽心力，但主张逃跑的王钦若却在真宗面前诋毁寇准是把真宗当做赌注“孤注”一掷，订立城下之盟，十大耻辱，寇准因而被罢相。寇准欲振兴北宋军力、解决北部威胁的愿望也就成了空想，只好“抱恨终身”了，在他临死之时，还口呼：“过河！过河！”可见其死不瞑目。寇准实属良相，防止了宋真宗一时的投降，但投降之势他却难以扼制。

王安石鉴于北宋王朝政治上的腐败、财政的拮据、经济上的凋敝和军事上的羸弱，力求变法革新，挽救危机，使国家富强兴盛，然而其虽有治世之志，缺乏救世之机。因宋代以后，特别是由于宋太祖实行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形成了权力过于分散、各个部门又互相牵制的制度后，东京的官场完全由循规蹈矩、老老实实、不思进取的气氛所笼罩。连丞相们都完全是率由旧章之徒，其他官僚机构和官员们就可想而知了。（即使他们愿意干事，由于官僚体制的种种牵制，也没办法干事，范仲淹和王安石的改革失败也佐证了这一点）这时的北宋封建政治统治已经是暮气沉沉，积重难返，纵然有心救世，亦无力回天，终于被保守派扼杀了。张居正也是欲图变法，改变明朝兵弱、民穷、政治昏暗、财政紧张的状态。然明朝已入封建专制末日，怎能挽回颓势？但王安石、张居正二人不守旧法，不安现状，敢于创新，大胆改革之精神仍然可嘉，不愧为良相。

在丰富而多彩的历史画卷中，君臣遇合的种种图景确实为后人提供了好多的经典篇章和深刻教训。在多数情况下是良臣居多而明君难得，因此，投身明君就成了历朝历代好多有学之士报国良臣极其渴望和殷切等待的。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就集历代有志之士的政治诉求，借用历史的真迹，渲染出多种不同的君臣关系范型。

第二节　封建社会君臣众相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社会的安定与混乱、政治的清明与腐败、庶民的安居与流离，这些都和封建社会的君臣密切相关。当然，有时会出现一人（君）勤政、万民安居的盛世；有君明天下太平，也有臣贤匡扶社稷，造福万民之事，但综其多数，社会的治与乱和二者配合的默契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稳定，百姓安居，朝堂有贤臣，殿上一定有英明的君主。因为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够选拔能干有为之人为臣。若是天下乌烟瘴气，百姓生活艰辛，朝堂上必是奸臣当道，宝座上定是一个昏君。由此来看，君与臣的配合才是决定中国封建社会治与乱的关键所在。

回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有胆有识、胸怀经济之策、身负治世之才的良臣哪朝哪代都有，能否有个施展才华的平台和机遇，就取决于君王了。如韩愈所言：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只有明君才可能选拔出更好更多的良臣，若是昏君，假设世有良臣，也是隐于山林，没于世俗，沉寂一世，潦倒一生。

一、明君良臣励精图治，治世兴盛

纵观中国历史，从夏启建立第一个国家起，一直到清朝止于辛亥革命，国家无论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实行的都是君主制。君权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至高无上的权势，无穷无尽的财富，这一切令人羡慕，甚而招人觊觎。但其在拥有一切的同时，也必然会承担更多更大的责任和义务，要处理更多更繁的政务，天下事务，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各种制度和各项活动，握权柄于一手，无论其如何伟大英明勤奋敬业，想要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也难如登天，最后难免落个壮志未酬身先死。后周的柴荣，是五代十国时期最英明的君主，也是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最深的人物之一。就连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都赞不绝口：“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周世宗柴荣希望自己为帝三十年：“以十年开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无奈，天妒英才，39岁的柴荣英年早逝。在位虽然只有五年，但他做了许多前超古人后启来者的丰功伟业，“清吏治，选人才，均定田赋，整顿禁军，限制佛教，奖励农耕，恢复漕运，兴修水利，修订刑律和历法，而且还考正雅乐，纠正科举弊端，搜求佚书，雕刻古籍，大兴文教……”无论其精力如何旺盛，才干如何出众，毕竟是肉体凡胎，怎奈的年复一年的日夜操劳。在公元959年6月29日残阳如血的日落时分，明君周世宗终因政务繁忙，连年征战，积劳成疾，怀着满腔的抱负，带着一生的遗憾，撒手而去。死因众说纷纭，但说到底，柴荣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作风才是其耗尽心力英年早逝的致命杀手。相反，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够力克楚霸王项羽取得天下，用他的话来说：“我之所以得天下，离不开三个人——张良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萧何能够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不断供给军粮；韩信能够率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三位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类似的例子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指挥官是美国著名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一生爱好打高尔夫，在诺曼底登陆前夕，他又在打高尔夫球，新闻记者就问他：“前线战势紧急，您怎么还有心情在这里打球啊？”艾森豪威尔说：“我不忙，我只管三个人，大西洋有蒙哥马利，太平洋有麦克阿瑟，喏，在那边捡球的是马歇尔。”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形势最严峻的大战即在眼前，艾森豪威尔闲庭信步，悠然自得，一方面是其源于对战事充分了解的自信，更多的还是善于率将，精于管理。由此可见，一个好汉三个帮，成就一方大业好的管理者和好的帮手是缺一不可的，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依托，成犄角之势。细数中国封建社会出现的历次盛世，背后都有英明的君主和贤良的要臣精诚合作，呕心沥血。1. 汉初的“文景之治”：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好时

期，……汉文帝刘恒在位期间重用陈平和周勃，景帝刘启相继奉

行黄老之道，……执行与民休养和轻徭薄赋的政策，使国家政治

清明、经济发展，为西汉王朝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历史上把这段

时期称为“文景之治”。汉文帝在位期间，周勃、陈平、灌婴、

张苍和申屠嘉相继为相，周勃、陈平和灌婴都是与汉高祖一起打

天下的开国元勋，也是剪除诸吕势力拥立刘恒为帝的功臣，三人

对汉文帝尽心辅佐，做事谨慎，而文帝对三人也较为敬重，君臣

关系融洽，政令畅通，社会井然有序一片繁荣；张苍和申屠嘉担

任丞相时间较长，各方面成绩较为突出，由此来看，他们与文帝

之间的君臣关系亦非他人可比，否则，哪能长期稳居相位呢？汉

景帝统治时期，陶青、周亚夫、刘舍和卫绾相继为相，任职都在

四年以上，虽然有的是被免职，但从时间上来看，君臣能够长期

合作并且成绩斐然，说明关系还是较为融洽的，也正是基于他们

的精诚合作、呕心沥血才出现文景之治。2“. 武帝盛世”：“武帝盛世”和“文景之治”刚好相反，……武帝好

大喜功。连年征战，……虽大汉威名远播，四海臣服，但百姓过

得不轻松。且武帝干预经济，……所有赚钱的生意如盐、铁都要

自己做，……搞垄断经营，……典型的与民争利。不过，……这段

时期大汉在邻国面前的确威风八面，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对外强

硬时期，说盛世也不为过。3“. 昭宣中兴”；汉昭帝和汉宣帝则既不像文景那么柔，也不像武帝

那么硬，比较平均，……对内讲法制，……体恤百姓疾苦，轻徭

薄赋，对外也打仗，……但规模不太大，“昭宣中兴”算得上好

时期。4“. 光武中兴”：光武帝建立政权前很会打仗，……但当上皇帝后却

尽量避免战争。以柔治国，……和文景一样，……百姓日子好

过，……但对外比较软，……不过凭借西汉打下的威风，……邻国

倒也不敢侵犯。5“. 明章之治”：汉明帝与汉章帝在东汉算是不错的皇帝，但“明章

之治”比起前朝的“文景”、……“昭宣”就差了不少，时间也

短一些。6“. 元嘉之治”：指南宋文帝时期有过短期的发展期，……虽不能与

前面几个盛世相提并论，……但相对于当时天下纷争，……这也

算是难得的好局面。7“. 开皇之治”：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并迅速拨乱反正，国家马上走

上正轨，而文帝厉行节约，……并以身作则，……实在是当今贪

官的一面好镜子，不过百姓日子虽然好过，……但由于文帝猜忌

心重，……大官反而提心吊胆，……过得很不踏实。8“. 贞观之治”：这应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李世民能文

能武，……治国方面发展生产，……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

……百姓的日子迅速好起来。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政治

上颇有民主风气，……听得进不同意见，……不会因为刻意维护

自己的尊严和地位而护短。在国际上，……他四面出击，……逐

渐建立了大唐的领导地位，……而在打败对手之后，……并不赶

尽杀绝，……能以比较平等的方式对待其他民族，……民族矛盾

比较少。各国都承认唐朝的大国地位，只是三征高丽，……居然

没有取胜，有点遗憾。9“. 开元盛世”：承接前面太宗、武周留下的好局面，继续发扬光大，

……将唐朝的盛世推向高峰，玄宗各方面也像太宗。只是后半段

经安史之乱，……迅速破产，李隆基的名望也大打折扣，大场面

结束了，……中国又进入了一个纷乱的五代十国，……不过也有

偶尔的好时候。10“. 元和中兴”：唐代宪宗时出现的安定繁荣的局面。唐宪宗元和年

间，政府财政情况有所好转，同时吐蕃势衰，各地藩镇在长时间

的战乱中实力也有所削弱。借助这大好形势，唐政府“以法度裁

制藩镇”，陷于强藩多年的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区又归中央政

府管辖，唐王朝复归于统一，史称“元和中兴”。11“. 咸平之治”：指北宋真宗时的一段小康时期，……北宋经济非常

发达，……文化也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物质精神文明都搞得不

错，只是武力太弱，……只能向邻国割肉以维持和平，……从此

中国再无汉唐的国威。12“. 永乐盛世”：明成祖朱棣文治武功算是不错，百姓生活还算可以，

对外五征漠北，打出了国威，同时积极与外界沟通，郑和下西洋

的规模比汉朝的张骞通西域、唐朝的三藏西天取经都大很多。13“. 仁宣之治”：仁宗和宣宗是有名的仁慈守成之君，……百姓安居

乐业，……仁宣很像汉代的文景，但时间短。14“. 弘治中兴”：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大多懒惰昏庸，……但明孝宗朱

祐樘算是个例外，勤政爱民，……把走向没落的明朝向上拉了不

少。15“. 康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在历朝历代的帝王中实属翘楚，

……这么大版图的一个国家居然能这么有效地治理。这一点，汉

唐都有所不如，对外基本没有败仗，……对内百姓生活也基本可

以。

这些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都是出于明君良臣默契配合。君臣励精图治，开创了一代盛世，为后世所传诵敬仰。

二、昏君奸臣沆瀣一气，祸国殃民

秦二世，赵高为相，君臣荒淫无道，“指鹿为马”，终至亡国；唐代李林甫、杨国忠身居高位，为所欲为，致使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盛极一时的唐王朝由盛转衰。宋代的赵构秦桧之流，君无治国之道，只图享乐无心社稷，要臣贪婪奸诈，结党营私，为非作歹，不以社稷黎民为重，搞得民不聊生天下混乱，最后国亡身死。

1.奸相遇民生凋敝，社会动荡

中国历史上的奸相，以昔日舞台所现，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曹操，通过《三国演义》，几乎家喻户晓。其实曹操为相，功过甚多，不可简单地以奸相论之。

所谓奸相，就是身居相位，手握相权，不为国家之昌盛出谋划策，不为天下苍生的生活尽力，一心只为了个人利益和本身官僚集团的利益，一味奉迎昏君的荒淫甚至促进其昏聩，一味树立个人权威打击异己、结党营私。在他们眼里没有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也没有人民的生活的好坏，更没有民族的未来，只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在为政上也没有任何的道德和良心的约束，对待自己的反对者更是完全地残酷迫害。如果这类品德败坏、贪婪荒淫、为非作歹之人登上了相位，就会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广大的黎民百姓因此陷入水生火热的生活当中，社会陷于民生凋敝、百姓涂炭的悲惨境况之中。

北宋末年，蔡京一伙执掌朝政，与昏庸荒淫的风流皇帝宋徽宗狼狈为奸，四处搜刮民家财货。特别著名的是“花石纲”，弄得天下人民怨声载道，“举天下之才而尽用”。他与宦官童贯一起，实行黑暗政治，民间童谣说：“打破桶（童），拔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可见人们对他们的切齿痛恨，最终引发了方腊、宋江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和珅为相，贪赃受贿，搜刮民脂民膏，其钱财竟达8亿两白银，这是清朝廷十年的财政收入啊。如此贪婪奸相在世，人民怎么会有好日子过？难怪当时四川、湖南、湖北一带爆发了川楚白莲教大起义，这正是奸相危害人民生存的反映。

纵观中国封建王朝的兴亡史，无论哪一个亡国之君、亡国之朝，都有与之相应的奸相在兴妖作怪，在为非作歹。秦朝灭亡，有奸相赵高；西汉瓦解，也有奸相王莽；唐朝倾颓，有口蜜腹剑的奸相李林甫，有昏庸无能的奸相杨国忠。北宋二帝蒙耻，乃蔡京一伙为虎作伥；南宋短命，有秦桧、谢方步、贾似道等投降卖国之奸相。元朝被推翻，乃有公然“印造伪钞”、“任情放选，卖官鬻爵”的贪婪之相搠思监；明朝垮塌，虽因魏忠贤为非作歹而致，然宦党成势，源于内阁党争，造成宰相无力，致使阉人乘虚而入。

2.奸相与投降卖国

大凡奸相在朝，必然政治黑暗，政局动荡，整个社会乌烟瘴气，劳动人民怨声载道，过后就会随之衰弱，外侮就会随之而来。这是自古以来为中外历史事实所验证了的真理。

外侮一到，朝内主战主和之争必然会趋于激烈，人们会借和与战向奸相提出强有力的挑战，为保全地位，奸相们便只好奉行对外投降卖国、对内严酷镇压的政策，所谓“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是也。

历史上没有不投降的奸相，其因何在呢？

奸相在朝，必然要依靠阿谀逢迎之术讨好皇帝，不仅用结党营私之法网罗爪牙，巩固统治基础，还靠打击忠直廉政之士铲除异己，更依搜刮民财、耗损国库以过奢侈浮华、醉生梦死的生活。这样，文臣不知安民，武将不会镇国，有能力的人遭排挤，尸位素餐且擅长厚黑之术者反而会担任振国抚民之职任。这样一来，再好的国家经济基础，再富的国家也会经不住折腾，再强大的军事力量也会衰败下去。唐玄宗后期不是在李林甫、杨国忠为相时把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唐朝引向衰落么？和珅为相，康、乾盛世不也耗费一空么？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会受欺负，这是社会强权政治的必然规律。乾隆后不久，英国人不就打到大清帝国的南部海疆了么？如果主战，一群有能力有本事的人必然会在战争中立下大功，树立权威，获得百姓的尊敬和爱戴，同时也赢得皇帝老倌的关心，这就会对奸相的地位形成实实在在的威胁，这是奸相们绝对不愿看到的。从他们本身的利益出发，他们必然会主和，宁可向外屈膝投降，也不会起来抗击外辱。也只有顺顺当当地投降了，卖国了，他们也才有工夫和办法去镇压反对他们的人。故历代奸相（甚至不少昏君）总是把外辱视为“肘腋之争”，不足挂齿，而把反对他们的黑暗政治和投降卖国的人们的反抗活动称作“心腹之患”，采取“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卖国政策。在这一点上，皇帝和奸相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与其冒着被打败而失去江山或者成为别人的阶下囚的风险去打仗，当然不如割一点地、赔一点款而仍然继续这样不冒风险、安安稳稳皇帝当下去，江山做下去的好。

第三节　《三国演义》中多种不同的君臣关系范型

马克思指出：“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治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英国资产阶级》）罗贯中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他以睿智的头脑与丰富的经验，将汉末三国时期异常复杂的政治斗争艺术地再现于《三国演义》之中，揭示出社会政治斗争的规律，大自政治战略，小至权谋法术，都为后代政治家提供了宝贵的可以借鉴的经验，对其政治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纷杂的过程，其间有民间艺人传唱的基础，亦有文人志士的评点和丰富。文学作品由作家创作出来，通过不同途径传播出去，为广大读者接受并产生深广的社会影响。三国故事影响着戏曲、说唱以及民间传说，戏曲、说唱以及民间传说又扩大和丰富了三国故事的传播，三国故事的传播和影响是同步进行的，并且互相作用，互为壮大，传播到哪里就影响到哪里，传播的有多深影响就有多深，不同的传播方式和接受形式，带来的影响效果也不一样。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传统文化体系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主导话语权，它不仅规范着人们的言行举止、思想意识，而且在整个话语权利体系中，作为符号象征系统的文学，也较为明显地体现着这一点。在传统文化占据主导的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权力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在文化等级秩序中将文学贬斥到最底层，另一方面，在文学内部，又构建了正统文学和异端文学的符号区隔——具体常常表现为高级文类与低级文类的区隔。这就是说，强势的政治权力对文学进行一种调节：首先，对于能够凸显自己意识形态话语的文学授予一定的符号资本，并在事实上赋予它主流文学的地位；其次，对于在结构上构成对官方话语潜在挑战的文学，则直接或间接剥夺其可能得到的各种资本，并以将它贬值为低级文类的方式忽视其存在，将它合法排除出表征领域。最后，在低级文类中也依据载道的程度构建两类区隔，以达到排斥异端、捍卫主流话语的目的。

但是假如我们上述的论述可以成立，我们还不能据此推断，政治权力已经对文学的合法性构成本质上的威胁。因为尽管从总的方面上来说，在前现代社会，文学被一种他治性即政治逻辑所统治，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学的自由本性，制约了非主流文学的发展，然而，就其社会功能而言，由于在文字印刷时代，文学是一种唯一的表征工具，具有无法替代的垄断性叙事话语的性质，因此，虽然我们不能以任何理由轻视非主流文学，但它的被支配、被压制、被蔑视的地位决定了权力代理人不可能以它为标准来决定整个文学的生存权。实际上，尽管对于任何统治性话语而言，文学绝不是最好的话语形式，但在对它进行二元对立的符号区隔的条件下，在以意识形态的逻辑对它形成成功改造的前提下，它仍然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仍然具有可利用的价值，仍然可以转换成能够诱使被支配者自愿与支配者合谋的符号权力。最为压抑性主体的权利代理人固然抑制了文学的自主性，固然制止了文学试图建立与官方话语不同的想象性关系的任何合法努力，但另一方面，福科所强调的权力的生产性在这里也同样生效：权力唯有借助于话语的生产才能实现自身的再生产，主流的文学话语一方面固然是统治性意识形态的一个结果，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参与了权力的过程，它自己也是意识形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构成因素。政治权力需要文学的声音来灌输符合自己利益的有宗教启示的真理、哲学思辨的真理、历史学训示的真理甚至自然科学真理不同的另一种真理，也即使用语言形象来叙事的真理。当文学的真理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一种迂曲的合法化辩护时，它也为自己的合理性存在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从这一点来讲，《三国演义》作为经典名著，正是巧妙地借助文学的特殊地位和功能，对其独创的多方面的成果应给予正确的评价。……

罗贯中不仅合理地借用文学的主导话语权，把三国故事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最大的成功在于：他给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系列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不朽艺术形象，这是叱咤风云的纯男子汉性格。正是这成功的艺术形象使历代读者心荡神摇，魂牵梦绕。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说：“古今人才之众，未有盛于三国者也”，“炳炳麟麟，照耀史册”，“岂非人才一大都会哉！”“收不胜收，接不暇接，吾于三国有观止之叹矣”。《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甚或在写人艺术方法上均达到了当时世界小说史的巅峰。作者在卷前的“三国志宗僚”中所罗列的554人，还只是其中的一半，实际上全书有姓氏的人物达980余人。这庞大的形象群，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以后的中国长篇小说中亦无有与其比肩者。庞大的形象群在作者生花妙笔下，构建成井然有序的人物形象系统。从宏观史实说，三国时代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确实显露出其英雄辈出、豪杰汇集的特色，他们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较勇斗志，具有神秘的色彩与诱人的魅力。这就为罗贯中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古今一些著名评论家都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李贽云：“外传多矣，人独爱《三国演义》者何？……且古来割壤窃号，递兴倏废，皆强并弱款，并未有如三国智足相衡，力足相抗，一时英雄云兴，豪杰林集，皆足当一面，敌万夫，机权往来，变化若神，真宇内一大棋局。”（《三国志叙》）冥飞曰：“《三国演义》为历史小说之最佳者。盖三国时人才最盛，材料较各代为佳，占天然之优胜故也。”（《古今小说评林》）胡适在与其他朝代作了一番比较之后说：“只有三国时代，魏蜀吴的人才都可算是势均力敌的……因此，这个时代遂成了演义家的绝好题目了。”（《〈三国志演义〉序》）但某些评论未免有强调客观因素而掩盖了作者主观创造之失，而后者恰恰是起主导作用的。

从主观创造看，历史题材所提供的人物原型，只有经过罗贯中的加工，注入他的审美理想，在全书整体形象系列中为其恰当定位，这个历史原型才能成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活生生的文学形象。正是这一个个、一组组、一群群的人物形象，经过罗贯中天才的宏观总体设计，便形成了严整有序、层次清晰、对比鲜明的人物形象系统。从集团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形象群，而每一集团还有各自的多层形象系列。从地位、才能的角度，又可以分为领袖层次、谋士层次、隐逸层次、学术文艺层次等，而每一层次中，各自依据其存在价值的不同自然构成不同的小层次。《三国演义》正是在这不同角度和层次的对比中突出了人物形象的不同个性。

若从空间角度观照，《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系统是由若干个地域集团形象子系统组合而成。如河北形象群、荆州形象群、江东形象群、西川形象群等等。作者还随情节的进展，动态描写出一系列地域集团形象子系统分化、重组的过程。开始，在群雄蜂起、割据称霸的众多集团形象群中，分别突出、交叉展示刘、曹、孙三个集团的形象组合及价值功能的超群杰出，因而其他形象群在角逐中先后归并入这三个集团之中。随后，在这三个集团的龙争虎斗中，三个形象群于新陈代谢中渐趋凋零，终于为崛起曹氏集团内部的司马氏集团形象群所取代。在全书整体形象系统由一而多、又由多到三而终归于一的分化组合过程中，每一个人物形象以其自身的价值不断改变其在形象系统中的位置，与不同层次、不同性格的人物相冲突、碰撞，从而形成了不同角度和层次的审美对照，在对照中凸现出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

……若从人物的政治素质与社会职能角度观照，全书形象大系统又是由君主、文臣、武将三个子系统鼎立而成。全书的主要人物刘备、诸葛亮、关羽分别居各子系统的核心地位，处众多人物形象群星拱卫、层层烘托的金字塔顶端。唯有将这些主要人物形象置于全书形象系统的坐标系中，方能真正把握其在作品中的特殊地位，更能理解其思想性格的内蕴。由此就陆续形成了几个风格迥异的政治集团。我们着意对比《三国演义》中不同政治集团形成的不同君臣关系，会发现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中，君臣关系形成了流动变化的多层次多形态的奇异景象。在此，笔者先就《三国演义》中几种主要的君臣关系进行阐释。

一、《三国演义》中几种主要的君臣关系范型

1.良师益友型

在众多的君臣关系中，刘蜀集团的君臣关系最为理想，位居整本书的最高层次，是作者理想中的君臣关系范型。它既不同于先秦儒家学者理想中的君臣关系，也有别于宋明理学家所提倡的君臣关系，它是一种独特而有新意的君臣关系。君主对文臣以师尊之，君主对武将以兄弟情谊处之。其中，文臣以诸葛亮、庞统为代表，武将以关羽、张飞为代表。作为君主刘备把文臣拜为上宾，言听计从，极尽尊敬之情。三顾茅庐，刘备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用真情感动了诸葛亮，得到了诸葛亮的倾力相助。对于此，关羽和张飞认为刘备对诸葛亮太过尊敬，刘备则认为“吾得孔明，犹鱼得水也”。由此，君臣“鱼水之谊”就成了历朝历代文人志士非常渴慕的君臣关系的理想化形态。相较于“卧龙”，“凤雏”庞统的出仕颇具周折，但是当刘备了解到庞统的真才实学后，立刻让张飞快马邀请庞统到荆州，并且当面致歉，“遂拜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赞方略”。对于文臣徐庶，刘备非常尊敬地称他为“先生”，拜他为军师，以师礼待之。对武将关羽和张飞，刘备通过“桃园结义”以异性兄弟待之，“食则同桌，寝则同床”，情深义重，可昭日月。张飞因饮酒失守徐州，狼狈不堪连刘备的家眷都没带出来，欲引咎自刎，刘备见状急忙制止：“古人有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而尚有更换；手足若废，安能再续乎？”关羽兵败麦城被杀后，刘备悲痛万分，痛哭不止：“朕不与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由此观之，在刘备眼里，挚爱亲人和锦绣江山远不及兄弟情谊。孟子在《孟子·离娄》下篇中写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身为君王的刘备视臣为手足，作为臣将的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也视君如腹心。正是基于这种良好的君臣合作关系，刘蜀集团才可能由居无定所的弱旅发展成为鼎足之势，这种理想化的君臣关系也就成了历朝历代人们渴求的一种理想范型。

2.以诚相待型

书中君臣关系仅次于刘蜀集团的应该是孙吴集团，具体表现为君臣之间的诚心相待。宋人洪迈较为准确地概括了这种君臣关系：“孙吴奄有江左，抗衡中川，固本于策、权之雄略；然一时英杰，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人者，真所谓社稷心膂，与国为存亡之臣也。自古将帅，未尝不矜能自贤，疾胜己者，此诸贤则不然。……四人相继，居西边三四十年，为威名将，曹操、刘备、关羽皆为所挫，吴更相汲引，而孙权委心听之，吴之所以为吴，非偶然也。”

在洪迈看来，东吴能雄踞江东，首先要归功于这种以诚相待的君臣关系。事实上，这种以诚相待的君臣关系可以追溯到当年孙策对张昭，孙策亲自拜访张昭，两人终日议论不绝，甚有相见恨晚之意。为了更好地延续这种良师益友型的君臣关系，孙策临死叮嘱其弟说：“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在东吴集团日后的发展过程中，孙权做得非常到位，“内事不决”委托文臣，“外事不决”皆赖武将，文武大臣齐心合力，坦诚相处，以保江东大业。孙权不愧为一代明主，合理恰当地解决了手下文臣与武将之间的关系，轻权势，重情谊，终至登上帝位，成就江东大业。

同为君王，孙权为人处世与曹操、刘备有所不同。孙策在临死时对孙权进行了如是评定：“若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使各尽力以保江东，我不如卿。”由此看来孙权是个很会团结文臣武将的君王，能恰到好处地笼络住各方英雄豪杰，使他们尽心尽力地为自己效力。当年，孙策率军初到江东时，一方面是江东人才原本就没有中原多，另一方面孙策执政较为强硬，致使孙吴政权可用臣将只有张昭、周瑜、太史慈几个人而已。孙权执政后，以文治为主，广泛网罗人才，礼贤下士，以诚相待。事实证明，孙权这种以诚相待的用将之道确实效果显著，在孙吴政权存在的几十年间，最重要的一批文臣武将，多是在孙权执政时加入或得到重用的，如鲁肃、吕蒙、陆逊和甘宁等。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众将易得，主将难求。孙权时刻谨记哥哥的遗训：“倘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他对张昭、张纮等文臣礼数有加，虽然不比刘备以师礼待诸葛亮，但能把臣下拜为上宾，全心全意地信任他们。同时慧眼识英才，格外倚重周瑜，加封其为八十一州大都督，总领江东水陆兵马。这一做法的效果，最鲜明的体现就是曹操日后派蒋干前来游说周瑜，周瑜不为所动，慷慨陈词：“大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郦生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剑，安能动我心哉！”由此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孙权对待周瑜远胜过刘备对待关羽，君臣之义不但含有兄弟之义、手足之情，更是达到了“师生情谊”的高度！周瑜作为臣子为了报答孙策孙权两兄弟的知遇之恩，对东吴忠贞不贰、尽职尽责。周瑜很有战略性地向孙权建议想成帝王之业就要招揽贤才，正所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为了孙吴更好地发展，他积极地向孙权推荐了文韬武略的鲁肃，孙权听了非常高兴，派周瑜马上去相请。周瑜满怀诚意地来到鲁肃家，向他表达了孙权的求贤之请。可惜天公不作美，鲁肃已经承应朋友另投他处。见此情景，周瑜旁征博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开导说：“以前马援对东汉的光武帝就说过，‘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孙将军亲贤礼士，世间罕见。只有投明主，才能大展宏图。”经过反复劝说，周瑜终于给孙权带回了日后决定孙吴命运的鲁肃。孙权对鲁肃特别敬重，一见如故，“与之谈论，终日不倦”，“同榻抵足而卧”。接着鲁肃向孙权推荐了诸葛瑾，张纮又举荐了顾雍，后来又喜得了大将甘宁、吕蒙、陆逊等人，从此江东才俊云集，孙权集团雄踞江东，广得民心。……对于建立一个政权，光有了这么多的旷世奇才显然是不够，更重要的是怎么对待和重用他们才能让其发挥出最大的潜力？这对孙权来说无疑是具有挑战性的。而孙权身为君王，不但亲贤礼士，而且知人善用。他经常虚心请教鲁肃，鲁肃就给他分析天下大势（类似诸葛亮的“隆中对策”）。他希望孙权能够子承父业，鼎足江东而观天下之变。策略是先铲除黄祖，再讨伐刘表进而夺取荆州，然后就可以称帝江东，以图天下了。孙权茅塞顿开，一步一步地按照鲁肃设计的方略治国安邦，最终称帝于江东，与曹操和刘备终成鼎足之势。

身为君王孙权自有许多过人之处，但他有一个领导人最禁忌的毛病——紧急关头，缺少主见，而这一点就完全依赖于臣子们的合理弥补与及时补救了。当曹操率号称百万精兵准备进兵江东时，孙吴集团出现了以文臣张昭、顾雍为首的求和派和以鲁肃为代表的主战派。孙权犹豫不决，处于焦灼的观望状态。这一情形被吴国太看到了，她提醒孙权何不依照孙策的遗训。孙权才如梦初醒，十万火急地去请在鄱阳湖练水兵的周瑜。周瑜不负所托，在孙权面前据理力争，准确分析敌情，把一心求和的张昭说得哑口无言，最后发誓为孙权要与曹军“决一血战，万死不辞”。此时孙权才拿定主意，手起剑落，砍掉桌角，并声称有再言降操者，一律处斩。并且加封周瑜为大都督，赐给他宝剑，打算与曹操决一死战。患难见真情，文臣张昭、顾雍的表现着实令孙权失望，因此孙权格外欣赏智勇双全、文治武功的周瑜、鲁肃、吕蒙和陆逊等武将。

在一个政治集团内部，臣子之间的纠纷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只要君主处理得当，就会化干戈为玉帛。建安八年十一月，孙权打着为父亲报仇的旗号率领大军讨伐黄祖，取得了胜利，不幸的是手下的部将凌操冲入夏口时被黄祖的部将甘宁一箭射死。当时凌操的儿子只有十五岁，他拼死把父亲的尸首抢回了江东。到了来年春天，孙权想再次讨伐黄祖，被张昭以“丧期未满”的理由力阻（孙权为去世的母亲守丧）。眼看就要坐失良机，此刻，甘宁的归降，打破了这个僵局。原来甘宁由于出身低微，一直得不到黄祖的重用。他一气之下想要投靠江东，孙权不计前嫌，很高兴地接待了他，并向他请教攻破黄祖的计策。最终大获全胜，占领了江夏，杀了黄祖，终于为先父报仇雪耻。于是孙权大摆宴席，犒劳文武百官。忽然凌操的儿子凌统放声大哭，拎着宝剑直取甘宁的人头。孙权随即劝他说：那时两军对阵各为其主尽力尽忠，甘宁射死了凌操。现在甘宁来投降，同为东吴臣僚，不能同室操戈、互相残杀。凌统不依不饶，痛哭不止。孙权与百官再三相劝，最后他任命甘宁带兵离开柴桑去镇守江夏，又加封凌统为承烈都尉，就这样巧妙地化解了他们之间的仇恨。由此可见，孙吴集团的这种以诚相待的君臣关系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3.以权相驭型

次之，就是曹魏集团中那种类似于主仆的君臣关系。曹操作为一代枭雄文武双全，文治武功，业绩显赫，他能够“割二袁、俘吕布、下刘表、北扫乌桓，而懿无其功；操迎天子于危乱之中，复立汉之社稷，而懿无其名”，……他亦正亦邪，善于隐藏自己，表里不一，有着极强的权力欲和占有欲，一生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略带蛮横的处事信条。他可以很好地利用荀彧、荀攸、程昱、郭嘉和贾诩等一批谋略之臣；但是这些朝夕相伴的臣子们稍有妨己时，他又毫不手软，狠下杀手。譬如对待荀彧，顺从时就非常高兴，稍有相左，便恨之，走到最后，索性逼荀彧自尽而死。身为手握重器者，曹操能够用人唯才，尽其才智以成大业，然而曹操有时特别自负，任谋臣智士计策若干条，他内心自有己见，用否必由他最后裁决。如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而曹操失误了又要掩饰，以护其尊严。譬如赤壁大战前夕，程昱建议应“提防火攻”，然而自信过头的曹操却讥笑程昱“不知用兵之法”，拒绝采纳建议，导致赤壁惨败。纵其一生视之，曹操作为一方诸侯，麾下全心全意辅佐他的能人智士不在少数，但他用人颇多提防猜忌之心，少信任宽厚之情，对待他们犹对奴才多是利用。

曹操是三国时期少有的政治家，是一个深具韬略智慧的统治者，凭借自己的能力，在汉末大大小小的军阀中异军突起，最后成为中原乃至整个中国北方的霸主。在管辖的领域内，曹操在完成军事征服后，如何对待以前各个军阀手下的旧臣将，是一个十分棘手而又关乎大局稳定的政治问题。相较于刘备和孙权而言，曹操的举措更为稳健和有效，用不同的处置办法对待不同类型和不同背景的臣将，在不断地调整和重新组合之下，曹操使自己手中的权力资源达到了相对优化的状态。为了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实力，他外练武功，内修文学，夜以继日躬身竭力。然而他又深知愿望变成现实仅凭一己之力犹如独木不成林，单柱难擎天。尤其是经过赤壁大败，他更确信人才的举足轻重，于是他不遗余力地招揽人才、重用人才。自建安八年到二十三年15年间，曹操先后四次以各种方式颁布“求贤令”，通告天下能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有经天纬地之才，他可以不问资历、不论等级、不计前嫌、不顾尊卑，全部兼收并蓄委以重任。在唯才是举的策略导引下，曹操“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一大批有才能的能人志士被收入曹操麾下。文臣有郭嘉、荀彧、程昱、贾诩、荀攸等，武将有典韦、张辽、乐进、于禁、徐晃、夏侯惇等。曹操信奉韩非子的法、术、道思想，崇尚法制，严于律己，以道驭臣，以利诱之，以法责之。曹操对文臣和对武将的态度有所不同，只有对一介武夫才“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而对于手下的谋士，总是心存戒心。曹操是个很有气魄的政治家，他害怕的不是项羽那样一眼就能看透的草莽英雄，而是像刘邦那样深不可测、聪慧狡诈的对手，从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件中可以窥探曹魏集团微妙的君臣关系。

曹操在南征北讨需要荀彧为自己出力时，形影不离，赞赏有加；而当荀彧阻碍他称魏王加九锡时，立刻翻脸，将其逼死。像这样无情无义的还有对许攸，许攸是曹操的旧相识，时为袁绍的谋士。仓亭之战中，许攸截获了曹操写给许昌荀彧的信件后，立刻向袁绍建议，说曹操的粮草已绝，许昌空虚，可以兵分两路以奇兵攻之，一举可以生擒曹操。然而袁绍刚愎自用，仅仅因为许攸与曹操是儿时好友，就猜忌他与曹操一同谋害自己，强硬地把他赶了出去。许攸心灰意冷，觉得袁绍不值得辅助，于是决定投奔曹操。陷入困境的曹操正在洗脚，听到许攸前来求见，喜出望外竟忘记穿鞋就跑出去迎接他。后来在许攸的帮助下曹操仓亭大获全胜，击败了不可一世的袁绍集团。此时许攸因为功劳甚大，居功自傲，有失君臣礼节，于是曹操心生恨意，就借许褚之手杀了许攸。如法炮制的还有借刘表和黄祖之手除掉祢衡，祢衡在当时小有名气，也算一名士，对曹操不大理会，不顺从也就罢了，还处处抵触他。曹操忌惮祢衡在当地的影响力，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无论祢衡怎么骂他都克制自己不亲自杀祢衡，最后让目空一切的祢衡死在了刘表和黄祖手上。曹操对背负他的人从来是心狠手辣，毫不留情，哪怕是对有过救命之恩的陈宫也绝不会例外。当初陈宫看到曹操残忍地杀害吕伯奢一家，觉得他并非善类，就弃之而去，远投吕布，与曹操成了敌对双方，攻占了曹操的兖州和濮城。当曹操与吕布作战时，由于陈宫为吕布出谋划策，曹操险些两次丧命。曹操攻下徐州，在白门楼与陈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此时陈宫已成了他的阶下囚，打着赡养陈宫老母和家小的名义痛快地结果了陈宫的性命。这就是曹操待人的原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样做一箭双雕，起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

曹操惯用权术，经常鼓励文臣们献计献策，从不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千人打锣，一人定金，至于采不采纳，执不执行，全由曹操决定，表现出很强的驭臣能力。曹操听取郭嘉的计策后出奇兵西击乌桓取胜回来，说此次是侥幸得胜，下不为例，并且重重地奖励了之前劝阻这一行动的谋士们。对此南宋的洪迈在《容斋随笔》一语道破天机，他不无称赞地说：“以善推人，以恶自与，兼谋并智，其谁不欢？”因此曹魏集团每一次军事斗争或者政治行动时，文臣谋士都会踊跃地出谋划策，给曹操提供各种方案，由其定夺。另外，曹操是个很重视社会舆论的人，他杀死袁谭后叫人把袁谭的人头悬挂起来，并发布禁令，如果有人哭泣格杀勿论。袁谭昔日的部下王修前来哭啼，被官兵押到曹操面前。曹操问清楚缘由，以上宾之礼对待王修，并封他为“义士”，满足他厚葬前主袁谭的要求，从而大得人心，受到世人称赞。这让我们不由想起司徒王允，他因为名人蔡邕大哭董卓而杀了他，搞得大失人心，相比之下，曹操做得比王允更胜一筹。后期的曹操就有些自负，总是一个人决定战略决策，这样难免会有所闪失，如赤壁大战的失败，逃难中曹操没有像丧家犬一样落荒而逃，而是大笑了三次，他的目的是安稳军心。当他经过华容道被关羽放走，等到绝对安全之后，开始仰天放声痛哭。众谋士很纳闷：“丞相于虎窟中逃难之时，全无惧怯；今到城中，人已得食，马已得料，正须整顿军马复仇，何反痛哭？”曹操说：“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曹操痛哭道：“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众谋士皆黯然自惭。毛宗岗说曹操的眼泪是廷杖，用来鞭打众谋士，使他们自责惭愧。其实曹操也是在推卸责任，先发制人。赤壁大战之前，程昱就反对他把战船用铁链连在一起，理由是怕敌人用火攻，荀攸也赞同这一观点。而曹操一脸不屑地说他们不懂兵法，一味我行我素终至赤壁惨败。

面对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将，曹操就不会这样顾虑重重，而是从容不迫，把君臣关系处理得天衣无缝。在大小战斗中曹操总是身先士卒，冲在前面；他赏罚分明，治军严谨，以身作则，对曹洪、夏侯惇等同族兄弟从不偏袒，有功者赏高官厚禄，有罪者军法处置。曹操的口头语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他尽量做到恤民、养民，虽然目的是用民、使民，但和董卓“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只满足自己的私欲、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比起来，人道得多，明智得多。“三哭典韦”，曹操的眼泪打动了多少武将的心；厚待张辽，使他死心塌地跟随；重用许褚，让他为自己冲锋陷阵；对“义绝”的关羽“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封了寿亭侯，赐给赤兔马，把意志坚强的关羽感动得难以取舍新恩与旧情。关羽在知道刘备下落后，千里走单骑去投奔，曹操不但没有听取手下的意见阻挡他，反而嘉奖关羽“大忠大义”，以他为榜样抓住时机激励自己的臣子。他亲自为关羽送行，不在乎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过节，还发了三道文书，最后派张辽说服夏侯惇放走了关羽。后人称赞：关羽胆量大，曹操度量大，都是真英雄。丞相肚里能撑船，他的气度正是帝王所需之风度。曹操以此取信天下，难怪大将典韦、侄子曹安民、长子曹昂等为他死得心甘情愿。另外，在赤壁大战中，在华容道作为敌人的关羽不顾刘备集团的利益和诸葛丞相所立的军令状竟舍命放了他，从中可以看出曹操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贤主刘备！

在书中作者还描绘了另外一种君臣关系，即袁绍集团的“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袁绍自视四世三公之后，位高权重，文臣武将云集，雄踞河北，然袁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多谋而少绝，视臣下犹如犬马，随意囚杀。谋臣田丰苦劝其切忌随意兴兵，他不但不听，反而把田丰下了牢狱。

沮授力谏袁绍用兵不可冒进，袁绍却一意孤行把沮授囚禁军中。正是因为他不纳忠言，视臣子如犬马，杀害忠良，落了个臣视其如国人，如许攸、张郃和高览等一批臣子全都背他而去，终致一败再败，被曹操消灭。

综上所述，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判然有别、层次分明地描写了多种君臣关系，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有作者褒赞的，有作者贬斥的。有令人不齿的袁氏式的君臣关系，有不尽如人意的孙氏式的君臣关系，也有难分优劣的曹氏式的君臣关系。“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

相互比较，最为理想的还属刘蜀集团的君臣关系，为政以德，尊贤礼士，这是一种寄寓了丰富文化意蕴且承载了封建文人志士毕生梦想的理想化的君臣关系范型，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关于君臣关系的几种论断

大凡有头脑的君主，都高度重视与臣子的关系，往往将其作为巩固政权、统治庶民的政治手段加以维系。聪明君主的做法是：由君主的这一“点”，向每一个臣子的不同“点”辐射，呈现的状态很像几何学里的扇形。这种君臣关系我们姑且称之为“扇形”结构关系。在这种辐射状的扇形结构里，君主这个“点”至关重要，可以说，牵此一“点”而动乎全局。因为没有了君主这个“点”，其他受辐射的“点”便失去了凝聚的核心，“扇子”就散了、碎了，也就不成为其扇子了。所以，臣子们死了亲爹，感受的只是痛苦；没了君主，感受的却是恐慌。

在这样的“扇形”结构里，受辐射的“点”处于从属地位，但也并非无足轻重，其数量——也就是一定规模的臣子，决定着“扇架”的坚固，其长短——也就是君臣的感情远近，影响着“扇面”的美观以及结实程度。聪明的君主之所以聪明，就在于他们能很好地把握和控制辐射的点数和辐射的距离。当辐射的某一“点”出了问题，他们会果断地将其剔除、更换，乃至进行必要的重新排列；当辐射距离的长短过于悬殊，他们会及时进行调整，以确保这把“扇子”既结实又漂亮，能随心所欲地为己所用。

这种“扇形”的结构关系，十分突出君主这一“点”的主宰地位和不可替代性，被辐射的“点”与“点”的关系也就是臣子之间的排列组合，也完全取决于君主这一“点”的意愿。因此，当辐射出去的那些“点”发生了摩擦，即便这种摩擦不可能会动摇君主这一“点”的主宰地位和不可替代性，但毕竟影响到“扇子”的开合使用，所以，聪明的君主当政时，会有效地遏制党争，最大限度地保持政治清明。《汉书》卷五十八《卜式传》有这样一段记述，或许有助于我们对这种“扇形”结构的君臣关系有进一步的理解。初，式不愿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为郎，布衣草而牧羊。岁余，羊肥息。上过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矣。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上奇其言，欲试使治民。拜式缑氏令，缑氏便之；迁成皋令，将漕最。上以式朴忠，拜为齐王太傅，转为相。

卜式牧羊，羊长得好，卜式也舒心，人和羊共处得很和谐，这是因为什么呢？原因其实很简单，用卜式的话说就是：“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显然，卜式和羊群的关系，呈现的状态就是这样一种“扇形”结构。作为牧羊人的卜式，他是个管理者，地位不可替代，由他的这一“点”向羊群的每一只羊辐射，包含着收集羊群信息和向每一只羊传达管理信息的两个方面。在“扇形”结构的这种关系中，作为牧羊人，卜式牢牢掌握着控制羊群包括每一只羊的主动权，而不是被羊群甚至个别的羊所控制。显而易见，在这样的“扇形”结构关系中，聪明的君主和臣子的关系就是牧羊人和羊的关系。

昏庸的帝王则不同，他们与臣子的关系，看似“扇形”结构，好像也是以自己的这一“点”，辐射着每一个臣子，可究其质，并不是那么回事儿。以自己的这一“点”为中心，他们确实做得很到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与聪明的君主不同的是，他们在辐射“点”的数量以及辐射“点”的距离把握上，差得可就远了。主要表现是：辐射的“点”数，寥寥无几；辐射的距离，参差不齐。因此，所谓的“扇形”结构，在他们那儿已经收缩成了“三角形”，甚者已经变成了“线段”。这样的君臣关系我们姑且称之为“三角形”结构关系和“线段”结构关系，这两种关系是君臣相处最危险的结构关系。

不难想象，三角形顶角的三个点、线段两端的两个点，点与点的作用是相互的，受力是均等的。看似这个点控制着那个点，其实，那个点同时也在控制着这个点，所谓的控制其实也是反控制，说白了等于没控制；看似这个点牵制着那个点，其实，那个点同时也在牵制着这个点，所谓的牵制其实也是反牵制，说白了等于没牵制。这和“扇状”结构的关系全然不同。在“扇状”结构的关系中，缺了几个辐射的“点”，“扇子”还是“扇子”，不影响君臣关系的大局，但三角形、线段如果少了那么一个“点”，成什么了？在这样的结构中，君臣关系已经完全紊乱，君主的权威也就跟着丧失殆尽。《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有这样一段记述，很形象地道出了这种紊乱的根由：

赵高说二世曰：“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于是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其后公卿希得朝见。

当君臣关系呈现“三角形”结构时，君主宠信二三臣子，尚存一个平衡的局势。比如这个秦二世，刚做皇帝的时候，因为有李斯的掣肘，赵高尚存几分忌讳，这种典型的“三角形”结构关系，当是这种平衡的绝妙注脚。然而，这种平衡，在控制与反控制、牵制与反牵制中，秦二世尽管受控、受制，但他毕竟也在分别控制和牵制着李斯与赵高，这样分别的控制与反控制、牵制与反牵制，决定了另一个“点”只能维持这种均衡，才能不被挤出局外。这也正是为什么许多昏君当政、朝纲昏暗、政权摇摇欲坠而不倒的一个原因所在。

可是，在“线段”结构的关系中，君主宠信的人俨然就是另一个帝王了。这是一对一的关系。秦二世最后只宠信一个赵高，凡事只“与高决诸事”，这与其说秦二世在指挥着赵高，不如说赵高在指挥着秦二世。这种结构关系的形成，固然助长了赵高的野心，可话说回来，谁成了“线段”那端的一“点”，谁都可能成为赵高。有一种说法叫做奸臣误国，说得板上钉钉，但是，如果把这种说法放到这种“线段”结构的关系中，你就品吧：所谓奸臣的“误国”，实在是为昏君们开脱，奸臣们要是从地底下爬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喊冤呢。

考察一下历代君臣关系的发展过程，大约有一个三部曲，即：用、酬、整。所谓“用”，是在“灭狡兔”的时期。这个时期，群雄并起，逐鹿天下，英杰之士，可以有多种选择，不愁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对于志在取得天下的人来说，一个人的得失，往往关系到他大业的成败，正如彭越的部下栾布所说：“方上（指刘邦）之困于彭城，败荥阳、成皋间，项王所以遂不能西者，徒以彭王（即彭越）居梁地，与汉合纵苦楚也。当是之时，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则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因此他恨不得网罗尽天下英雄，人越多越好，武艺越强越好，谋略越高越好。“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时的最高掌权者，常常能表现出同甘共苦的平等，解衣推食的体贴，从善如流的贤明，豁达大度的襟怀，吸引得众多的谋臣武将死心塌地为其效力拼死。这是君臣关系中的恋爱季节，彼此相互倾心，关系中多少有某种平等成分。试看刘邦的登坛拜将封韩信，朱元璋的大喜过望迎刘基，便是这种情形。如果说君臣关系中有所谓“使臣以礼”的话，便是在这个时期。其实任何一个处于臣下地位的人，都不会幻想同君上平等，他们所企盼的，无非是有用武之地。只要能让自己发挥所有的才能，即使君上粗暴点、霸道点，他们也能忍受。所谓“酬”，是在狡兔初死之际。臣下既然付出了，就应该分得一杯羹，仿佛一场交易，到了结账的时候了，论功行赏自然是少不了的。于是，封以王侯，授以官职，赐以土地，赏以财货，这是君臣关系的蜜月时期。人们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君臣之间过去许多或隐或显的裂痕，现在开始突现了，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所谓“整”，便是“烹走狗”了。皇帝的宝座登上了，庆功的喜宴开过了，天下大定，官民各得其所，剩下的该是如何治国了。你以为帝王们真会一门心思去想国该如何治，疆该如何安，民该如何管，财该如何理吗？管自然是要管一点的，更多的是由臣下去料理，帝王们的治国，主要的是治人，治大臣。猜忌，是帝王这种角色的本性，在他们看来，那些曾经帮助他们夺得江山的大臣们，很可能会是下一轮争夺战中的对手，为了保住他们的江山，他们便会不惜使出十分无情甚至十分残忍的手段，将他所怀疑的对象全部消灭，即使不消除也是将其置于闲间不予重用。在此，我们就拿刘备与赵云、诸葛亮的非常人物关系作一解释。谈到赵云和诸葛亮大家都知道是刘备身边最重要的文官和武将了，但是他们之间关系到底怎么样呢，有好多迥异的分析和评价，接下来我们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断加以详析。……

首先说说刘备，刘备在三国时代其可分为两个时期，也就是蜀国建立之前与蜀国建立之后。值得肯定的是在第一个时期里面，诸葛亮及赵云都是刘备最信任的人之一，并且深受刘备重用，诸葛亮就不用说了，三顾茅庐足够证明。赵云也是一样了，可以说仅次于关张，甚至在戏剧里面还把其称之为四将军。由此可见一斑，但是在后一个时期情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再说赵云了，刘备称王之后到其死去只做到翊军将军，甚至还不如魏延了（魏延被刘备破格提拔做到汉中太守），其间一直没有赵云参与的重大事件，包括伐吴，想想这么大的军事行动，要是在以前赵云绝对担当大将了，我想这其中的原委并不是赵云曾经劝过刘备反对其伐吴这么简单。所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后一个时期里面不说刘备信不信任赵云，但是确实没有得到重用。……

最后说说诸葛亮，有人肯定会问，诸葛亮怎么了，难道刘备也没重用他？我这里也同上面说到赵云的情况一样，在后一时期也就是蜀国建立到刘备去世，法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取代诸葛亮，总揽了刘备的军政大权。相比法正和诸葛亮可以肤浅地拿魏延与赵云相比（同是前期大臣但是后期确不尽如人意），引用易中天品三国的一句话，所谓先主出征文有法正，武有魏延。并且最关键的是在刘备伐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意思是只有法正在世的话才能劝动刘备，从这里可想而知法正在刘备心中的地位确实要高过诸葛亮了。我甚至怀疑如果法正没死的话，刘备永安托孤很有可能托的就是法正并非诸葛亮，这并不是我的愚夫之见了，可能性非常大。说到永安托孤，刘备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易中天的品三国也讲过，有兴趣可以去读读看，我也不愿多讲，但是我有个观点，我认为这是在试探诸葛亮，说不定帐外已埋伏好刀斧手，只要诸葛亮答应必人头落地，但是诸葛亮是何等聪明的人了。相信写到这里有人肯定就很反对了，但是我只说两点，引用易中天的一句话，中国历史上从无此例，无论刘备之前的秦武汉王，还是刘备之后的唐宗宋祖，从来就没有因为自己的儿子不中用，把江山社稷给别人的，他们日之所思夜之所想的，都是如何保证自己家族的统治，子孙万代的绵延不绝，这是历代皇帝共有的特性，刘备怎么可能例外？再从刘备两个儿子的名字可以看出，一个是封一个是禅。还有，其实真正历史上刘备并非托孤给诸葛亮一个人，还有李严。最重要的是既然刘备如此相信诸葛亮甚至让他取代其儿子自立，那他为什么把兵权交给了李严呢？这让人更加匪夷所思。……

所以刘备在后一个时期与诸葛亮和赵云之间的关系确实让人匪夷所思，但是作为后人，事情已经过去几千年了，我们很难知道历史的真相了，除非能启古人而问之，就算问了他也未必说真话，所以我们只能理性地分析。

其一在我说的前面那个时期，刘备手下可用之人并不多，其二在刘备这个蜀汉集团里面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集团，第一是新野以前的，包括赵云、诸葛亮我们可以称之为新野集团，这可以说得上是刘备的心腹集团了。第二是荆州集团包括黄忠、魏延，第三是益州集团了，代表人物有法正、马超。我觉得刘备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平衡各大集团的利益。特别是益州集团是规模最大的集团，并且都是新归顺刘备的，所以刘备必须在各方面都要考虑到这个集团的利益，所以用人方面也如此，如：荆州集团的魏延被破格提拔为汉中太守，益州集团的法正则官职地位都高于诸葛亮，其次马超官职在张飞之上了，这些都可以看出，再加上新野集团属于刘备的心腹集团，所以对待心腹并不特别需要什么封赏（只有关羽、张飞除外，这毕竟与其和刘备的关系相关），诸葛亮和赵云就不用说了，因为对于诸葛亮和赵云来说属于淡泊名利那种，相信刘备也非常了解他们的性格才这样做的。……

第二个原因我认为是最重要的，那就是简单地用四个字“理想信念”来概括存在分歧的问题了。先说说三个人的理想，简单来说都是恢复汉室。那么刘备真的有恢复汉室这个理想吗？这个确实很难说，不过起码一开始是打着这个旗号的，不然的话诸葛亮和赵云怎么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不过到了益州之后就很少提了。易中天教授甚至大胆地讲刘备把这个忘记了，或者他根本没有这个理想，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就连曹操一开始也是打着匡扶汉室的，只不过慢慢地变了味了。人是会变的，特别是随着自己的地位逐渐升高之后。并且事实上刘备早有当皇帝的想法了，从他两个儿子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一个是封一个是禅。这不明摆着刘备要封禅想当皇帝吗？所以导致刘备后期和赵云、诸葛亮在思想上有了分歧。正是由于这种分歧，关羽战樊城时诸葛亮一言不发，刘备伐吴时诸葛亮也不发一言，因为他知道他说了没用，就算他说了刘备也不会听他的，只有赵云在苦苦劝谏。也正是因为这种分歧才有了耐人寻味的永安托孤。说到这里，那么刘备是不是对赵云的信任也大打折扣了呢？在三国众多文臣武将中，真正有理想的没几个，先说关羽，其实关羽是没理想的，至少在遇见刘备以前，他本是一个亡命之徒，要是未遇见刘备，他很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侠客。那么有人会问赵云真的有理想吗？他的理想是不是和诸葛亮一样？于是带着这个问题本人查了《三国志》，赵云和公孙瓒的一段对话让我幡然醒悟。赵云初投公孙瓒时，公孙瓒讥笑他说，你们州的人都跑投袁绍去了，为何你却来投我？然后赵云回答说：“天下汹汹，未知孰是，民有倒悬之厄，鄙州论议，从仁政所在，不为忽袁公私明将军也。”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当今天下局势混乱，说不清楚谁对谁是，然而百姓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听说将军您施行仁政，于是就来投靠您，并不是我不看好袁绍。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赵云确实是一个心系天下苍生的仁人君子。所以说刚开始赵云是有理想的，他的理想就是要解救苍生，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但是光靠这个理想是不行的。所以必须选择一个好的君主，这时赵云还没有恢复汉室的理想，便投靠公孙瓒，但是他发现公孙瓒和袁绍是一路货色，都是忙着自己抢地盘，哪有真心去关心百姓死活，从而借兄去世离开了公孙瓒。不过也就在公孙瓒属下他从而结识了刘备。大家知道刘备早期发迹之时是打着“恢复汉室，拯救天下苍生”口号的。再加上刘备素以识人出名，肯定一眼就看出了赵云是个心系百姓的仁人君子，于是他再拿那口号刻意挑拨一番，所以赵云听了绝对大为折服。由于受到刘备的影响，加之认识了诸葛亮，所以心中肯定多了恢复汉室这个理想。但是从刘备两个儿子的取名和执意要讨东吴，赵云、诸葛亮肯定看出了刘备早就把以前恢复汉室的理想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也再次证实我前面说到的若非法正去世，永安托孤的就不是诸葛亮了。……

所以通过以上两点很好地得出了为什么赵云、诸葛亮在我所说的刘备后期发挥的作用不大，甚至没得到刘备重用的原因了。正是由于诸葛亮和赵云有着共同的理想，在刘备死之后，刘禅即位，诸葛亮重新掌握当上了丞相并开府治事。赵云很快也得到升迁，由以前不上不下的杂号将军做到中护军、征南将军，封永昌亭侯，迁镇东将军，达到了一个辉煌的时期。然后从此二人成了最亲密的战友，甚至演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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