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地,张志明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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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1997年的中国试读：
总前言
◎刘国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七十周年之际，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付梓，是从事国史研究的专业人士理应做到的分内之事。
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把党史、国史的学习提到各项事业前进的必修课的高度，这还是第一次。《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正是落实习近平这个号召的具体行动。它以正史的姿态普及国史知识，用它的品位在“读点国史”中尽一份社会责任。
这套《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选择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或者引起社会加速发展并充实着重大事件的12个年份为时间节点，一年一本，各自成卷，构成了共和国历史的基本框架。
如果从完整的纪年看，1950年无疑是新中国的第一年。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被人们称为“国之瑰宝”的宋庆龄，当年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她将1950年称作“第一年的新中国”。这一年，我们的共和国到处洋溢着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新社会、新政府、新生活、新天地……大到国家关系，小到百姓的日常起居，人们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新旧社会两重天，感受到中国的历史巨变。当然，这仅仅是开始，更为波澜壮阔的变迁还在后面。在共和国历史中，1950年之所以具有里程碑意义，就在于它是“一元初始，万象更新”。
1954年之所以是“大业宏图”，皆因这一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提出划时代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令人信服的实践基础。这一年又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的第一年，公私合营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八大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为此，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就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使整个科学文化事业呈现出勃勃生机。1956年的的确确是“意气风发”的一年。
从1956年至1966年的十年是共和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其中既充满艰辛的探索，也不可避免地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这十年间，有代表性的是1962年。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未使“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国内形势困难曲折，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印度不断在中印边界制造事端，中国军队被迫自卫反击。中苏两党分歧加剧，国际共运的争论和分歧达到新阶段。用“关山飞渡”来概括这一年，较为贴切。
1976年可谓大悲大喜。“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错误至此已进入第十个年头，三位伟人相继离世，“四人帮”倒行逆施，唐山大地震损失惨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中国人民在关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大搏斗中终于再次赢得胜利。噩梦醒来，艳阳高照。所谓“激荡岁月”，暗含这一年各种矛盾胶着、较量，经历着动荡和激变，代表着正义的力量终于取得了胜利的那样一种状态。
1978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经历伟大转折的一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党为肃清“左”的影响，为发展国民经济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也遇到阻力。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党再次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政治、思想、组织等领域全面开始了拨乱反正，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伟大转折”成为新的起点。
1984年，农村改革使粮食产量第一次突破4亿吨，基层政权建设完成了政社分离，建立了乡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人民公社体制不复存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对外开放迈出新的步伐，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了联合声明，香港问题圆满解决。这一年，可谓“春潮涌动”。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确立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抓住机遇，加快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推进改革开放跃上新台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船“迎风破浪”，驶上新的航程。
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进一步阐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并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作出全面部署，确定了跨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回答了国际国内普遍关注的邓小平逝世后中国怎样“继往开来”的重大问题。
2003年，是中国发展进程中重要而非同寻常的一年，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的一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改革开放25年的实践中、从抗击“非典”疫情的斗争中获得重要启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中国发展观的重大进步，适应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2008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推进“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的关键一年，也是我们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变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一年。中国人民同心同德、顽强拼搏，成功抗击南方部分地区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完成“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举办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加强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严峻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这一年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人民隆重纪念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作出了部署。
2013年在新中国历史上值得书写，不仅因为这一年是新一届政府产生之年，而且因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和纪律切实需要加以整顿，党内腐败蔓延正在侵蚀党的肌体，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改革开放到了深水区和攻坚期，如何让多年的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一句漂亮的口号；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付出了太多的资源和环境成本的代价，必须下大决心转变。这一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在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的征程上都迈出了坚定的步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人民永续辉煌的不竭动力。
尽管有人把国史看作是中国历史“自然的延伸”，但我觉得国史与历代中国断代史还是有所区别的。中国是历史积淀异常深厚的国度，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史官文化高度发达，史籍经典延绵不绝，史志资料浩如烟海。按照中国史学的一般传统，是后人记前人事，盖因后人看前人更客观，档案文献的查找也更便利。但也不尽然。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作者司马迁就生活在汉武帝时代，书中就曾记录了不少当时的人和事，无怪乎有人干脆称《史记》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今天人讲今天事，当代人修当代史继承的就是中国史学的这一特殊传统，尽管在秉笔直书、正视历史真相方面多多少少还是有距离和难度的。但本套丛书还是做到了“存史”的目的。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娓娓道来，写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应了孔子所说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和刘知幾强调的“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要求。
这套国史丛书由一批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担纲撰写，他们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功力，不会轻易受干扰和动摇。笔者相信这些著作会给读者以不同的感受。总序肩负起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神圣使命◎李捷《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主编刘国新同志要我为丛书写篇序。要说的很多，想来想去，还是从国史的地位和国史研究的意义说起。
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就把党史、国史的学习、宣传和研究提到很高的地位。
学习、宣传和研究国史，有助于我们认清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方位，认清肩负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更加坚定自觉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今已经走过近七十年的光辉历程。这个光辉历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的辉煌篇章。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个历史任务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纪元。但是，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中国共产党继续承担起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大历史任务。为此，我们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终于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重温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为什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而不能由其他政党来领导？为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又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什么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其他的道路为什么走不通？这些本需要从理论上用许多笔墨来阐释的道理，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就不难得到解答。这本身就说明，科学理论的逻辑根植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脉络之中。只要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少数人的立场，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不是抱有某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就不难得出历史的结论。因此，国史同党史一样，都是认清历史方位、历史走向、历史结论最为生动的教科书。
学习、宣传和研究国史，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史和发展史。新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在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理论上富于探索和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种理论创新，根源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的结合和运用，更根源于自身的历史和实践，根源于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科学总结党和国家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结果，都是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认识产生新飞跃的结晶。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也是在一代又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下，经过不断艰辛探索，不断概括总结，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接力发展得来的。尽管改革开放以前的探索经历过严重的曲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之后，这一探索才真正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改革开放以前成功的探索所提供的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是宝贵财富，改革开放以前严重失误的探索所提供的历史借鉴同样是使我们党坚定不移地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宝贵财富。为什么说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说新中国的一切成就，归结到一点，就是开辟形成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必须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学习研究共和国的历史，深入地了解党的治国理论是如何从自身的历史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是如何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丰富、完善、创新、发展的。因此，国史是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中国的成功运用和创造性发展最为生动的教科书。
学习、宣传和研究国史，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与本质，更加自觉地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虚无主义的原则界限，增强辨别真伪、明辨是非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有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的严重失误。然而，这些曾经给建设事业造成严重损失的失误，都依靠党和国家自身得到了彻底纠正。不仅如此，从这些失误中得到的教训，还转化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推动党在理论上更加成熟、成功开辟新路的宝贵财富。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只要我们把这些作为完整的历史过程联系起来看，既看到党和国家在艰辛探索中犯错误的历史，也看到党和国家自觉纠正错误探寻新路的历史，更看到党和国家在探索中走向成熟、走向辉煌的历史，就不难认清新中国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为什么说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统一，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其深刻的道理就在这里。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这就是国史的主题和主线。一部共和国史，就是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历史，就是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历史。这就是国史的主流和本质。在这方面，通过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形成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为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对待历史树立了榜样。历史反复证明，把握国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不但不会妨碍对自身所犯错误的反思与纠正，而且正是彻底纠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科学前提。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区别。因此，国史是启迪人们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最为生动的教科书。
学习、宣传和研究国史，还有助于我们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而奋斗。新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雷锋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等，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作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亲手培育了这些精神和优良传统作风，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我们党树立了坚持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的精神与道德的楷模。无论在发展顺利之时，还是身处逆境之时，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理想信念的力量，秉持崇高精神的力量，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中国共产党用牺牲了上千万英雄儿女的事实，用自身的先锋模范作用，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业绩，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诚，感召了全中国各族人民聚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之下，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而共同奋斗。因此，国史是继承中华文明5000多年优良传统，坚持近代170多年以来形成的革命传统，在当代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最为生动的教科书。
研究国史是神圣的事业，一定要投入真感情。也就是说，不仅仅要把研究国史看成是一项工作，有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更要把研究国史看成是一份神圣的事业，一份值得投入精力、倾注感情的事业。有了这份深厚的感情，才能有研究的动力和出发点，也才能取得经得住时间检验的科研成果。《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由一批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担纲撰写，他们有专业背景，曾承担过国家级重大课题，也都有个人的研究著述，形成学风严谨、功力扎实的品格。我相信这套丛书是他们用心写就的。
如今社会上存在着一种质疑国史和党史的倾向，这种质疑恰恰是对历史缺乏深入了解的结果。一方面，极少数人为了某种目的，想要刻意否定这段历史，因此就把历史上共产党人的缺点和错误无限夸大，这是一种歪曲历史的行为；另一方面，有些人以“历史解密”“历史内幕曝光”为噱头，在网上抛出许多没有依据的、鲜为人知的历史来吸引人们的好奇心和注意力，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误导。这套丛书以正史的姿态普及国史知识。它所选取的12个年份，是有影响和充实着重大事件的12年，构成了共和国历史的基本框架。该丛书采用纪事本末体，分别立传，既不歪曲历史也不误导读者。创作理念上以平实为要，不求新奇，不发空论。古代史学家刘知幾认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顾炎武也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中即见其指者”，都讲的是论从史出的道理。该丛书秉承了中国史学的这一传统。在行文上力求鲜活、生动、明快。内容铺陈上又能做到严谨而不失于呆板，摆脱了偏重政治史的范式，特别注意对社会风尚、时代精神、民间习俗以及大众意识的描述，每一本书相对来说都有一个知识增量。
站在今天去理解历史、感知历史，可以更好地把握未来。我们在感知共和国脉搏律动的同时，也在书写共和国不同凡响的篇章。一位老同志曾经说过，共和国千秋万代，国史研究也千秋万代。让我们在千秋万代的事业中贡献自己的一点一滴。引言
1997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大悲大喜的一年。这年年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离开了他所深深热爱的中国人民，全国陷入悲痛之中；年中，邓小平提出的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一国两制”的构想终于有了成功的例子，经过中英双方的努力，香港政权实现了平稳过渡，中华民族一扫百年耻辱，中国人民为之扬眉吐气，欢欣鼓舞；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跨世纪的行动纲领，新世纪的美好蓝图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在这大悲大喜之中，中国人民深切地体会到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奋发有为。一、邓小平未雨绸缪
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邓小平很早就开始考虑自己百年之后，党和国家如何保持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政局稳定的问题。
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及教训，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时指出：
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是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哪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情，[1]但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谈话，更为深刻地指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说：
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多年来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2]
邓小平还强调：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从坚持党的十三大路线的政治高度，谈到了自己的退休问题。他说：
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要搞退休制。……最近香港传说我被刺了，病危了，引起股票市场波动。这说明早退些好，希望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3]
基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种政治上的考虑，邓小平在北京政治风波平息之后郑重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退休的请求和建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建议。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后，邓小平多次对建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自己的退休问题发表重要意见。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时提出，要更换中央领导层。邓小平认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他说，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这个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邓小平还提出：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他还说：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6月16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这样你们可以放手工作，对于新的集体自我锻炼也有好处。9月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等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谈到了他退休的时间和方式问题。邓小平说：
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退的方式，越简单越好。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也没有什么好处。
同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正式提出了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他在信中写道：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在的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4]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1989年11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认为，邓小平同志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他多年来一再提出的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与会全体同志对他身体力行地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的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全会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从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层到五中全会邓小平退出中央领导岗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顺利的交接。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为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二、坚强有力、奋发有为的中央领导集体
对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邓小平是很满意的。1989年11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军队高级干部时说：军委领导更换了人，我认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选择而确定的，他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第二天，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再次赞扬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他赞扬江泽民总书记“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他说：作为知识分子，他比我知识多，当然经验比我差一些，但经验是可以锻炼出来的，他今年只有63岁，有这个领导班子我很放心。此后，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几年的锻炼和考验之后，邓小平对自己的判断更有把握了。1993年1月22日，邓小平在上海会见上海党政领导同志时说：“实践证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做[5]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
当共和国的脚步踏入1997年的时候，江泽民担任党的总书记已经七年有余。七年多的实践和考验，证明了邓小平的论断。
从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到1996年年底，正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国际和国内都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复杂的矛盾。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新情况，成功地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显示出卓越的领导、决策能力，由此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正如党的十五大期间《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所指出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熟坚强，奋发有为，求真务实，善于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解决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重大问题，完全有能力驾驭全局，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胜利推向前进”。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突出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成功地解决了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高速增长的矛盾。
从1992年年底到1993年，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三乱两热”现象，即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以及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等问题，引起投资规模迅速膨胀。需求的膨胀带来了通货的膨胀，通货膨胀率很快上升到两位数。江泽民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93年5月19日夜，江泽民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写信，在信中强调指出，对于经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抓紧时机解决，否则，解决问题的时机就会稍纵即逝，倘若问题积累，势必酿成大祸。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著名的6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开始采取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主要包括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整顿金融秩序、控制投资规模、增加有效供给、运用进口调剂国内市场、整顿流通环节、加强价格监管等。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对于宏观调控必要性又作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重要经验。……同时要看到，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6]导和调控。”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宏观调控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995年开始，物价涨幅回落，到1997年上半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涨幅从1994年21.7%的高位，回落到1.8%。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1996年达到9.7%。既保持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又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种成功的“软着陆”，不仅在中国经济史上是第一次，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经济“软着陆”的成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能够从容、及时、果断地作出科学决策，完全具有驾驭经济全局的能力。
第二，努力克服“一手软、一手硬”的矛盾，引导社会全面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着“一手软、一手硬”的弊端，即将经济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甚至以牺牲精神文明建设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建设。邓小平在1989年即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指的就是这种现象。如何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大力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可以说是一项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总结“十年失误”这个教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关注这个问题，把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为了引起全党的重视，几年来，江泽民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这个问题。
1990年12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上，就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越要抓紧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越要提高民[7]族自尊心、自信心，越要强调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
19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把坚持“两手抓”作为今后的十项重大任务之一，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8]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95年9月28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发表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在谈到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时指出：“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无疑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把物质文明建设好。同时，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9]展。”
1996年3月3日，江泽民在《关于讲政治》的讲话中，从讲政治的高度论述了两手抓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包括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都不能动摇。如果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可以忽视其他方面的工作；或者认为经济搞上去了，其他事业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那就不对了，这样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是片面和有害的。我们一定要学会辩证地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经济同政治的关系，物质文明同精神文[10]明的关系，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关系。”
可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关注“两手抓”的问题。正是在这种全面、辩证的认识的指导下，几年来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才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第三，制定“科教兴国”战略，为21世纪我国的现代化事业的腾飞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现代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就是科学技术和人才的竞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科学和教育的意义尤其重要。因为发展中国家必须有源源不断的智力资源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才有希望在现代激烈的竞争中以较高的速度发展，最终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对于科学教育的这种关键作用，邓小平在20年前就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他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明确提出：“科学技术[11]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后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12]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在邓小平的这一思想的推动下，我国迎来了科学和教育的春天。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贯彻邓小平的上述思想，把科学和教育提到了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1994年6月14日，江泽民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有近十二亿人口，资源相对不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依靠什么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呢？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条，就是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真正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13]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根据这一思路，1995年5月6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即我国将重点依靠科技和教育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又提出，要实行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劳动者素质。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期，党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其意义极为深远。有人曾这样评价：“善弈者谋势。‘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世纪之交审时度势之后投下的一着带活全盘的妙棋。”这个评价是很恰当的。
第四，把反腐败斗争当作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来抓，效果显著。
对于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始终把握着反腐败斗争的正确方向。
首先，对于我国当前腐败现象的根源，江泽民明确指出，是剥削阶级腐朽的思想文化的影响。1993年8月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江泽民揭示：腐败“这种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14]产物”。1995年1月23日，他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腐败思想文化影响必然会乘机而入，同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影响相结合，滋长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等消极现象，对人们正确的思想、信念和价值观产生冲击，也会侵蚀我们的干部和党员[15]队伍，甚至毁掉一些意志薄弱者。”这就澄清了在腐败根源上的种种模糊认识，确立了反腐败斗争的一个认识前提。
其次，关于反腐败斗争的性质，江泽民多次严肃地指出，这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严重的政治斗争。1994年2月28日，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索贿受贿等犯罪行为，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些情况说明，如果我们不坚决打好反腐败这个硬仗，确实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他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政治问题，这个道理要反复讲，警钟长鸣，务必引起全党同志的高度重视。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江泽民更为明确地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16]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实践证明，只有在这样的认识高度上，才能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
再次，关于反腐败斗争的重点，江泽民认为，主要是官吏的腐败和司法的腐败。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江泽民提出：“查处的重点，仍然是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17]和县（处）以上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在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会上，江泽民又指出：“历史事实说明，官吏的腐败、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执法人员本身有问题，何以治人？”只要牢牢把握住这个重点，反腐败斗争就会获得突出的成果，这已经为这几年的历史所证明。如这两年查处的陈希同、王宝森案件，对于腐败分子就具有极大的震慑力，同时也鼓舞了人民群众对于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的信心。
最后，江泽民提出，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性的战略任务。在多次谈话中，江泽民反复强调，“反腐败斗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去查处，一步一步地引向深入。如果稍有放松，就可能前功尽弃。一定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把工作推向前进。”（1994年2月28日）“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要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1997年1月29日）树立持久作战的战略思想，是符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的。江泽民的上述论述，足以引起各级领导干部的警觉和重视。
第五，全面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辟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充分显示了新的一代领导集体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分析和处理外交和国际事务的卓越能力。主要成就有：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所谓“制裁”，对于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分化”“西化”我国的企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通过斗争，使我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逐渐得到缓和、改善和发展；与俄罗斯建立了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巩固和加强，与日本的关系总体取得了进展；在香港回归的过程中，克服了英国和港英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保证香港政权的平稳过渡，等等。
以上五个方面，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的论断。1997年的历史，特别是在邓小平逝世之后的历史，继续证明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三、继承伟人遗志，开创美好未来
1997年2月19日，一代伟人邓小平不幸逝世。邓小平的逝世，在中国和世界上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邓小平逝世之后，中国会不会改变航向？会不会放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世界上一些政界人物作出了种种猜测。实际上，在邓小平逝世之前，共和国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江泽民代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就以鲜明的态度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1996年12月11日，江泽民同党的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谈话，就报告的主题、框架、主要内容、基本思路作了明确的指示。他指出，大会的报告要紧紧扣住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这个主题，阐明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振奋精神，同心同德，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坚定不移地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到下个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江泽民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回答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党已经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制定了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他说，回顾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十五大报告要回顾100年，回顾50年，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特别是要总结十四大以来的5年。要展望下个世纪的前50年，进一步描绘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江泽民的这段谈话，表明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信念和决心。
1997年1月，在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前，中央电视台在晚上黄金时段，连续十余日播放了12集大型电视系列片《邓小平》，讴歌了邓小平的光辉一生和丰功伟绩。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在世时，即拍摄、播放他的专题电视片，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显然，这一不平常的举动，是在向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政治态度：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坚定不移地把邓小平所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1997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江泽民在悼词中再次表明了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决心和信念。江泽民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光辉伟大的一生。他指出，中国人民爱戴邓小平同志，感谢邓小平同志，哀悼邓小平同志，怀念邓小平同志，因为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七十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是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我们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邓小平同志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今天同样应当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他指出，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就是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念，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和愿望。因此，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更高地举起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这个决心和信念，就成为1997年的主旋律和最强音。因此，1997年也就以继往开来而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1]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5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311页。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
[4]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8页。
[5]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9页。
[6]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7页。
[7]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页。
[8]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8页。
[9]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3、474页。
[10]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15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
[13]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9页。
[14]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页。
[15]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9页。
[16]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47页。
[17]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8页。第一章百年回归一、香港问题的由来
◎中英《南京条约》，割占香港岛
◎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九龙司地方一区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新界及离岛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以及沿海262个大小岛屿（离岛），陆地总面积约1104.32平方公里，水域面积约1650.64平方公里。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半个多世纪里，英国政府强迫清王朝签订了三个有关香港的不平等条约，迫使清王朝将香港地区或割让，或租借给英国。这三个不平等条约，成为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王朝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悲惨历史的见证。
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即后来所说的中英《南京条约》，割占香港岛。
1840年6月28日，英国军舰封锁珠江海口，英国军队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军先后攻陷舟山、虎门、厦门、宁波、吴淞、镇江等地，并于1841年1月26日，强占香港岛。1842年8月4日，英国军舰驶抵南京下关江面，把炮口对准南京城（当时称江宁），索要赎城费300万元。在英军船坚炮利的威慑下，清廷被迫以钦差大臣耆英、两江总督牛鉴、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为代表，在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议约，双方共在寺内议约四次。在谈判过程中，所有中英文文本条款，均为英方独自起草，且不许清廷代表做任何修改和增删。8月29日，清廷代表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璞鼎查在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该条约共13款，主要内容是：（一）清朝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二）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其中600万银元赔偿被焚鸦片，1200万银元赔偿英国军费，300万银元偿还商人债务。其款分4年交纳清楚，倘未能按期交足，则酌定每年百元应加利息5银元。（三）割香港岛给英国。其中写道：“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四）废除清政府原有的公行自主贸易制度，准许英商与华商自由贸易。（五）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需与英国商定；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开始丧失。（六）以口头协议决定中英民间“诉讼之事”，“英商归英国自[1]理”；中国的司法主权开始受到侵害。《南京条约》既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清政府被迫签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与英国代表议约的静海寺，也就见证了中国近代屈辱历史的开始。
第二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九龙司地方一区。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西方列强相继侵入中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继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又被迫签下中美《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即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7月3日）；中法《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即中法《黄埔条约》（1844年10月24日）；中英《上海租地章程》（1845年11月29日）；与瑞典、挪威之《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1847年3月20日），等等。但是，贪得无厌的西方列强并不满足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妄图进一步剥夺中国的主权，攫取更大的利益。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12年。英国借口中美《望厦条约》中之一款：“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的规定，以满十二年可以修订为由，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英国提出了以下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法、美两国也借此分别要求修改条约。清政府没有同意列强的无理要求。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12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也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但仍被清政府拒绝。在这个背景下，西方列强决心对中国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以达到扩大对中国经济掠夺的目的。由此可见，虽然这次新的侵略战争是以“亚罗号事件”及“西林教案事件”为借口发动的，甚至英国人把它称为“亚罗号战争”，但实质上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是西方列强企图进一步扩大10多年前的那次战争的成果，所以把它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是很准确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火烧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而告结束。中英《北京条约》第六款即将九龙司地方一区割让给英国。其中写道：
前据当年二月二十八日大清两广总督劳崇光，将粤东九龙司地方一区，交与大英驻扎粤省暂充英法总局正使功赐三等宝星巴夏礼代国立批永租在案，兹大清大皇帝定即将该地界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2]嗣，并归英属香港界内，以期该港埠面管辖所及庶保无事。
这段话表明，在《北京条约》签订之前，英方就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口实，派军队强行占领九龙半岛南部地区，并迫使清政府地方官员劳崇光签订一纸协议，将九龙司地方一区永久租让给英国，租金每年500两白银；只要英国政府按时交纳租金，清政府就不能要求归还这块土地。但是，永久租用九龙并不是英国政府的最终目的。1860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罗素在发给全权大臣额尔金的信中指示说：
女王陛下政府获悉，巴夏礼先生已为她从中国当局获得九龙半岛的永租权。尽管知道租借会带来眼前的利益，在全面考虑之后，女王陛下政府认为，他们应该取得九龙半岛的完全割让，这是非常称心如意的事情。为此我训令阁下，要竭力实现这一目标。
实现九龙半岛的“完全割让”，就成为英国发动这次侵略战争的主要目标之一。
第三个不平等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新界及离岛。
英国霸占香港岛和九龙司地方一区之后，对于中国领土的贪欲并没有得到满足，新界地区成为英国的下一个目标。英国侵略者对于新界地区的觊觎，由来已久。1863年，港英当局官员即提出，应在扼守海港东部入口的鲤鱼门设立炮台。英国内阁战争大臣认为，占据新界、九龙，对巩固军事立足点很有价值。1884年，驻港英军少将萨特金提出，英国战争部应当攫取整个九龙半岛，扩展到北面山岭和一些海岛。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大败，港英当局认为有机可乘，正式提出展拓界址的主张。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认为，中国皇室和政府已经腐败，各国争先恐后向中国扑来，划分势力范围，这种形势对英国扩大占领中国领土是大好时机。罗便臣宣称：“我不得不郑重指出，调整和扩展本殖民地是十分必要的。‘东方直布罗陀’香港，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安全。”11月9日，罗便臣向英国殖民部递交了拓展界址的信件，信中写道：
虽然难以置信，但我请阁下注意下列事实：加普礁和横澜及其上面的两个有价值的灯塔属于中国。港口的东、西进口鲤鱼门海峡和青洲水道属于中国。鲤鱼门要塞是中国领土。海港北岸方圆二英里之外属于中国。九龙城属于中国。距离维多利亚港只一英里左右的鲤鱼门水域属于中国。
中国本身，或是同中国或英国开战的另一个国家可能登陆珠江北岸或鲤鱼门海峡外的大鹏湾，南下九龙半岛，这不仅对我守军不利，而且很容易从中国领土炮轰维多利亚港，截断粮食供应。
窃以为，香港边界应该推至大鹏湾，从那里伸延到后海湾，至少也得像威斯特利走向那样，以东北面鲤鱼门海峡伸展到九龙背后的山顶，包括珠江口汲水门在内，以确保女皇这块有价值的领土的安全。再者，加普礁、横澜、大屿山和所有香港三英里以内的海岛均应割让给英国。否则，一旦爆发战争，本殖民地将难以防守。
如果女皇陛下政府有意在适当时候介入中日战争，我冒昧祈求上述建议受到仔细考虑。这算不上大计，但在中国从失败中恢复过来之前，应当施加压力。
对于拓展香港界址，罗便臣急不可耐，几天后，又发出了第二封信，信中又列举了更“充分”的理由：
如果说割取对岸大陆的一角并完全控制邻近水域，对本殖民地安全和应付欧洲敌人是非常必要的话，更不用说对付中国了。
中国的国力现正处于最低点，但考虑到日本的进步，50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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