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忆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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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北大 水木清华试读：
北大：从京师大学堂起步
按照光绪的意思，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国家最高学府，还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它的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
老园子的变迁
北京景山公园东门外有一条极普通的小胡同，不过你可不要小看它。人民教育出版社曾在这里办公多年，它的那扇铁栅栏门两百多年前曾是朱漆灰瓦，典雅尊贵，里面住着乾隆皇帝的四公主和驸马。一百年前，慈禧太后下令把这里划给了京师大学堂，这座大宅院于是成了北京大学的摇篮。
这里曾是驸马府，和嘉公主生活的地方，不知为什么，老北京一直称它为“和嘉公主府”。帝制时代，公主住在公主府，驸马想跟公主亲热必须请公主宣召，这种烦琐的君臣手续让大多数驸马与公主貌合神离。但乾隆的四公主与众不同，她像是革新派，直接住进了驸马府。她和驸马恩爱有加，生了好几个子女。但他俩命都不长，驸马活了不到50岁，公主只活了22岁。于是，这座具有革新气质的大宅院被冷落了一个多世纪。
当清朝由盛世转入末世，中兴祖业成了黄粱一梦。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奏光绪皇帝，第一次求设“京师大学堂”。两年后，光绪戊戌变法，任命自己的老师孙家鼐做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这便是北大第一任校长。那段时间，《京报》几乎天天登载孙家鼐关于京师大学堂的奏折，这所大学的营建成了文人圈中最热门的话题。
按照光绪的意思，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国家最高学府，还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它的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光绪还接受了李鸿章和孙家鼐的举荐，任命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博士做西学总教习。这个惊世骇俗之举让北大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浓重的西学印记。
不过好景不长，戊戌变法仅仅百天，慈禧便夺了光绪的皇权。孙家鼐先是进谏反对，随后托病辞职。也就是说，学富五车的孙家鼐只做了不到三个月的空头校长，连北大校址也没能选定。侥幸的是，慈禧废止了戊戌变法的一切，唯独留下了美国传教士担任西学总教习的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不仅被留下，而且加速筹建。后来，慈禧把沙滩后街空闲了一个世纪的驸马府拨给了京师大学堂。北大首次招生，在1898年最后一天正式开学。京师大学堂匾额京师大学堂旧址，此院原为驸马府1901年，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丁韪良（居中的美国人）和教员在北京和嘉公主府合影
戊戌变法失败，北大丝毫未损，直到八国使馆卫队进京，北大才第一次倒了霉。慈禧不得不下令停办大学堂，然后逃往西安，驸马府成了俄国兵和德国兵的兵营。谈判成功已是1902年，慈禧回到北京，恢复京师大学堂，任命重臣张百熙做管学大臣。
张百熙聘请了一批学问家掌管北大，桐城派名家吴汝纶是总教习。此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组成外务部，它四十年前创办的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称“译学馆”。严复因翻译《天演论》名扬四海，林纾翻译《茶花女》，名声更大。张百熙任命严复做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林纾做副总办。译书局就是北大出版社的前身。孙家鼐
1912年，帝制瓦解，为了让瘫痪的大学堂恢复生机，袁世凯提升严复做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文学院院长。三个月后，教育总长蔡元培呈报袁世凯，提议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总监督改称“校长”，并请严复继续担任校长。袁世凯当天签署命令，“北大”二字自此而成。国立北京大学校门
北大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蔡元培、严复、外籍教授们都显得格外高兴。不过，严复在北大工作的时间不长，他因与教育部的矛盾越来越大，不久便辞职了。
1916年，北大代理校长兼工学院院长胡仁源亲手设计了著名的红楼，地点就在驸马府西边不远的“沙滩儿”。两年后，红楼落成，校长已换成蔡元培。在当时的京城，四层的建筑格外显眼，因为楼身是红色的，老北京人管它叫“北大红楼”。
现代人已经不大知道，北大不止一座红楼，红楼只是老北大四个主要教学区中的一个。红楼前，笔直地横过一条碎石马路，过去叫“汉花园大街”，而红楼所在的院落过去一直叫“汉花园”，也就是北大文学院所在地。20世纪50年代的北大红楼现存的北大红楼（图片来源：mary416/站酷海洛）
红楼文学院建成后，驸马府只剩下北大理学院。
红楼东侧曾经有一条小河，刘半农教授叫它“北大河”，河的东岸叫“东河沿儿”，河的西岸却叫“北河沿儿”。不过后来，小河被填平了。58路公共汽车线路上还曾有一站叫“骑河楼”，可以想见，当年一定有一座独具匠心的小楼浪漫地骑跨在北大河之上，左脚站在东河沿儿，右脚落在北河沿儿。
坐落在骑河楼的民政部大院清朝时是京师大学堂同文馆，后来是北大法学院。蔡元培做校长时，法学院的拱形门里设有北大学生储蓄银行，目的是增进学生的理财能力，由经济系教授马寅初兼任学生银行顾问。
过去，北大老灰楼南边是大操场，再往南便是红楼。灰楼是研究生宿舍，由三座楼组成，像是差了一笔的“口”字。如此建造据说是为了控制学生，灰楼一共八个楼门，依次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也就是《千字文》的前两句，但八个楼门中，通向外界的只有“地门”和“黄门”，因此，一旦学生开始骚动，学校只要堵住这两个楼门，灰楼便会与外界隔绝。
老灰楼南边的大操场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策源地。1947年，北京学生运动再次从这里推向全国，矛头直指国民政府。从那时开始，大操场改名为“民主广场”。不过今天，广场已经不广了，北大早已搬离红楼，远迁海淀中关村，这个广场现在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简易楼。
抗战爆发后，北大流亡长沙和昆明。1946年内战前夕，北大搬回汉花园大街，此时，国共剑拔弩张，已是决战关头。
后来，汉花园完好保存下来的除了红楼，还有一个院落。它是校长办公室，蔡元培、蒋梦麟、傅斯年、胡适都曾在这里主持校政。每年春天，这里花树依旧，只是踩踏落花的主人不再是北大校长，而是文化部历届部长和副部长。
北京人管汉花园大街西段叫“沙滩儿”，不过现在，御河冲积出来的那一小块沙滩儿早已无影无踪，“沙滩儿”只不过是北京人含混不清的记忆。不过北京人都知道，“沙滩儿”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北大需要更大的空间。北大二院，左为生物楼，右为数学楼，荷花池中立有一日晷司徒雷登
1952年，中国高校进行了一次空前大调整。北大从散落汉花园大街的三处老园子向偏远的西北方向迁去，只留给汉花园大街一个新名字——五四大街。汉花园校长办公处给了文化部，红楼给了国家文物局，民主广场给了中国作家协会，而京师大学堂驸马府划归人民教育出版社，理学院宿舍变成了中宣部家属的大杂院，北河沿儿拱形门里的法学院则归了民政部。
二百多年前，北大的未名湖并不叫“未名湖”，叫“淑春园”，是圆明园的一部分，乾隆把它赐给重臣和珅，和珅便在这里大兴土木。那里曾经有64座楼宇、上千间房屋、357个亭阁，可惜在1860年，圆明园被纵火打劫，淑春园也没能幸免，只留下湖心岛东侧的石舫底座，还有南边小山坡上的临风待月楼。于是，淑春园就在这里等待着，等待着燕京大学的到来。
1919年，美国教会筹建“燕京大学”，他们选中司徒雷登做校长，路思做副校长，地址就在淑春园。
路思一上任，很快筹得160万美元作为首期建设款。他建议，燕大建筑的外观设计采用中国风格，内部配备西方设施。司徒雷登是美国传教士，却在杭州出生，他喜欢中国风格，对路思的建议大为赞赏，于是他请来非常欣赏中国建筑的美国建筑大师墨菲，让他做燕大校园的总设计师。
墨菲觉得，燕大主轴线应该斜指小湖东侧的某座塔，燕大主建筑和这片小湖都应该放在这条主线上。他从玉泉山古塔那里获得了灵感，便在湖东建造了著名的博雅塔。燕京大学俯瞰图
此后，司徒雷登求爷爷告奶奶，先后从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买下勺园，从原总统徐世昌那里买下镜春园，从东北边防军统帅张学良上将那儿买下蔚秀园，又从爱新觉罗·载涛那里买来朗润园，使燕大校园一次次扩张。
1931年，燕大在临风待月楼庆祝建校十周年，冰心教授提议，不如将在昔日临风待月楼废墟上建起来的建筑命名为“临湖轩”，这个建议立即得到赞同。而临湖轩脚下的未名湖得名于燕大教授钱穆。1929年夏天，燕大名师谢婉莹（冰心）与留美归来的吴文藻博士在燕大临湖轩举行婚礼
在院校大调整中，燕京大学永远消失了，只留下一个温馨又怀旧的名字——燕园。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片老园子还因为远离北京城区的喧嚣显得宁静又美丽。
1952年，北大告别汉花园、驸马府、北河沿儿拱形门，搬进燕大这片老园子。西什库的北大医学院和罗道庄的北大农学院各自独立，后扩充成“北京医科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与此同时，祖家街的北大工学院并入清华，清华文学院、理学院，燕大文、理各系并入北大。从此，燕京大学不复存在，融于北大之中。
进入北大西门，可见草坪上竖立着两座华表。这可是真家伙，绝不是仿制品。它们原来在圆明园安佑宫，建设燕大时被美国人移到了这里。
华表始建于尧，不过尧在世时，华表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华表叫“诽谤木”，是木头做的，竖着一大根，顶端横着一小根，黎民百姓对领袖有什么意见，就拿锐器刻在木头上。诽谤木也是路标，尧派人把它立在大路口，给世人指路。
华表顶端蹲着的那只动物名叫“望天犼”，是龙的九个儿子之一。华表放在皇宫里面，犼冲着北方，叫“望君出”，劝诫皇帝不要老待在宫内寻欢作乐，应多出宫体察民情。华表放在宫外，犼冲着南方，叫“望君归”。君王如果在宫外游历太久，望君归就会呼唤君王回宫理政。1952年，北大告别汉花园的民主广场，汇集华表之下。不过无论在哪儿，北大关注社会的天性，一百年来，从未改变。
此时幸遇先生蔡
国子监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但只学习儒家经典。直到戊戌变法，改革派为了宣扬新知创建“京师大学堂”，这才有了新的最高学府。改革派领袖梁启超代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草拟了一份办学章程，明文规定“中西并用”，而且专门设置了外语课程，规定三十岁以下者必修一门外语。
1902年，在慈禧和管学大臣的支持下，京师大学堂恢复运行，清朝政府每年拨发二十万两白银，其余费用由各省分摊。各省保送学生入学，要为他们治装、出路费、提供全额奖学金。总之，衣食住行全是公费，毕业相当于科举进士。当然，在学习西学的同时，他们必须尊孔读经。
不过，京师大学堂毕竟是改革的产物，学生们自认为应该继承太学传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1903年，俄国向清政府提出领土要求，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京师大学堂学生不顾高压，集会抗议，组织“抗俄铁血会”。他们要学古代太学生“伏阙上书”，这便是北大历史上第一次学生运动。从此以后，北大总是跟政治风潮密不可分。
同年，京师大学堂派出第一批留学生。1905年，国子监被裁撤，科举制度被废除，京师大学堂完完全全成为晚清唯一的最高学府，设有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此外，它还负责管理其他学校，编译教科书，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大学。
京师大学堂出过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植物分类学在中国的奠基人胡先骕博士，还有国民政府司法总长张耀曾教授。不过，总的来说，京师大学堂还是对国子监的变种继承，许多学生是八旗贵族，每个学生带一个听差，上学只是为了升官发财。那时上体育课，老师要先给学生鞠一个躬，喊一声“老爷”，然后再恭恭敬敬地喊：“老爷，向左转；老爷，向右转！”
除了校政陈腐，经费不足也是大问题。严复当校长的时候，教育部以缺少经费和管理不善为由，建议停办北大。年近六十的严复四处奔走，筹措资金，才使北大得以维持。
严复对北大进行了初步改革，废除尊孔读经。不过，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前，北大并不是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中心，而是学生们升官发财的一截梯子。蔡元培的贡献在于，他把改革不彻底的北大变成了学术至上的大学，每年通过择优录取的方式获得合理的求学者。如今这种勤学苦读的场面早在八十年前就已经形成，这正是蔡元培校长苦心经营的成果。京师大学堂1903年的招生布告
常常光顾八大胡同的大多是“两院一堂”的人。八大胡同是老北京的花街柳巷，“两院”指的是民国参众两院，“一堂”指的就是京师大学堂！——历史学家顾颉刚1903年，京师大学堂重要教职员合影
严复辞职三年后，北大校长换了两位，不过北大还是北大，师生们一边教书学习，一边逛八大胡同，一边还关心着政治。
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袁世凯称帝，一直盛行一种思潮——想通过国家的力量、强权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实行社会总动员，建立一个统一、富强、独立的国家。这么一条思路，我们把它叫作“国家主义思潮”。也就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在这样的背景下，“尊孔教”被提了出来。——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严复
1908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讨论怎样实现国家现代化，认为光有国会不行，光有物质不行，要“立人”，而且要“任个人而排众数”。鲁迅这篇文章发表后，个人主义思潮和科学精神暗暗涌动，开始动摇专制原则。
1913年，中国出现了一次留美高潮。两年后，留学生创办《科学》杂志，第一次使用横排版，第一次使用标点符号。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批判传统的“国家观”，提出既要有爱国心，也要有自觉心，他认为必须兴办杂志。
李大钊比较法俄革命后认为法国革命是“国家主义”，俄国革命是“爱人”，中国应该走俄国道路。留美学生胡适也写文章说，一个国家没有军舰不要紧，但不能没有大学。
戊戌变法刚刚失败的时候，蔡元培就已经认定靠光绪皇帝没法振兴中国，应该为未来培养大批人才，于是他辞去翰林头衔，下江南，兴办新式教育，从此跟教育结下一生之缘。1912年，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后因袁世凯越来越专权，他决定退出内阁。四年后，袁世凯病逝，远在欧洲的蔡元培接到教育总长的电报，希望他担任北大校长。这是蔡元培施展远大抱负的良机，但他同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1916年，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此为任命状
北大的校政腐败远近闻名，有人反对蔡元培介入是非之地，吴稚晖和汪精卫就是反对的一方。当蔡元培邀请他俩同来北大相助时，两人明确拒绝。
支持蔡元培的只有孙中山。要想让死气沉沉的北方策应南方革命，北大能否转变事关重大，所以孙中山竭力主张蔡元培立即赴任！
1917年1月4日是蔡元培到任的第一天。北大校工在驸马府列队行礼，蔡元培一反先前校长目中无人的老爷派头，脱下礼帽，向校工庄重鞠躬，这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
蔡元培首先要为北大物色一位文学院院长，他决定聘请陈独秀。
陈独秀因为宣扬新思想和新文化名声大噪。蔡元培入主北大的时候，陈独秀刚好进京，住在前门中西旅馆。蔡元培三顾茅庐，执意邀请，陈独秀终于答应来北大试试，也把《新青年》杂志一并带进了北大。《新青年》杂志封面辜鸿铭
蔡元培是国民党元老，他也许预料到陈独秀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但他一定没有想到，陈独秀不仅是
五四运动
的总司令，还缔造了中国共产党。1917年左右，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自他担任校长后，一批精英知识分子集中到了北大。蔡元培经别人推荐聘请了陈独秀做文科学长，陈独秀又推荐了胡适，章士钊又向蔡元培推荐了李大钊。——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
蔡元培“兼容并包”，不计门派。辜鸿铭、黄侃、刘师培思想守旧，但旧学深厚，蔡元培聘请他们在北大讲学，只要他们不鼓吹复辟。
蔡元培聘请辜鸿铭讲西方文学，这个身穿枣红马褂、留着小辫子的文化怪人，守旧偏激，但学生们仍能从他的言论中感受到赤子之心。蔡元培对学生说，希望你们学辜鸿铭先生的英文和刘师培先生的国文，但不要像他们那样拥护复辟。
蔡校长聘请梁漱溟做哲学系教授，同样不拘一格。梁漱溟只有23岁，没上过大学，自修的印度哲学。蔡元培让这位只有中学文凭的年轻人在北大哲学系执教，造就了一颗学术明星。
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中国整个知识分子精英群体都集中在北大，它所形成的“北大精神”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精神。或者说，北大精神代表了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它树立了基本的范式。——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
在中国的大学里面，相对来说有独立风格的北大是最显眼的。不见得北大出来的人都比别的地方强，但北大人走到哪儿都认得出来。——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
对比一下20世纪初的上海和北京，新文化运动似乎应该在上海爆发，但事实上最后发生在北京。或许，只是因为北京有蔡元培的北大。1918年12月17日，北大二十周年校庆，为了二十年来第一次校庆，吴梅教授谱了校歌，校歌最后一句歌词是：“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五四运动
191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胡适为《留学生季报》写了一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没什么反响。后来，胡适把它抄录了一份，寄给北大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没想到石破天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发难文章。紧接着，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第二年，周树人第一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此前此后，这些人会聚北大，终于把旧北大变成新思想的传播中心。
1918年，北大一共有九十位教师，平均年龄30岁出头，其中刘半农和胡适27岁，徐宝璜只有24岁。非常有趣的是，当时北大的本科生平均年龄也是24岁。这年秋天，蔡元培校长委托徐宝璜创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一边在哲学系做注册旁听生，一边听徐宝璜的课程，此时的毛泽东25岁。
蔡校长倡导“平民教育”，世人皆可在北大自由听讲，以至于北大的旁听生一样人才辈出。后来官至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大作家茅盾是北大预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沈从文是旁听生；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曹靖华也是旁听生，曹靖华后来成为著名的俄苏文学翻译家，常年担任北大俄语系主任。
蔡元培还为工人阶级创办了“校役夜班”和“平民夜校”，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1918年冬天，北大在天安门举行“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演讲大会”，蔡元培发表《劳工神圣》演说。在他的邀请下，马寅初、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纷纷发表演讲。蔡校长把这一系列演讲活动，称为中国“平民大学的起点”。
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国文门（后来的中国文学系）学生邓中夏和外文系学生许德珩等人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实际上，蔡校长并不赞同学生参与政治运动，他主张“潜修”，以备未来报效国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容忍政府镇压学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战胜国，国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但喜气洋洋的中国人并不知道，中国并不会因为是战胜国就拥有和西方列强同等的权益，这成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蔡元培胡适
外交总长陆徵祥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前去参加巴黎和会。他没能说服西方列强抵制日本，把德国战前在山东的权利收回。1919年5月1日，陆徵祥回电请求处分，同时说，如果不签署这个吃亏的条约，对以后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都非常不利。京城一时传言四起，痛骂日本的同时，也指斥过去和日本人谈判过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和币制局总裁陆宗舆，说他们卖国通敌。
5月2日，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晨报》和《国民公报》上撰文，呼吁“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每年5月7日，北大都要搞“国耻”纪念，声讨袁世凯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跟日本谈判“二十一条”。如此，北大学生本来就议论纷纷，计划去天安门示威，得知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更是急迫地想保全山东权益。
5月3日傍晚，北大学生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学生会”，邀请13所中等以上的北京学校代表参加。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邵飘萍报告了巴黎和会的前后经过之后，有的学生痛哭失声，有的上台慷慨陈词。法科学生谢绍敏，扯下衣襟，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还我青岛”四字。最后，许德珩起草了一份宣言，号召游行示威。
5月3日这个大会，在北大三院召开。会上同学们情绪激昂，决定在第二天举行示威游行。以北大学生为主的北京高校学生有三千多人，他们齐聚天安门广场，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北大原副校长沙建孙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
5月4日下午两点，蔡校长拦在汉花园文学院的大门口，但没能劝住学生。
在傅斯年的指挥下，三千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会集到天安门，集会演说。
步兵统领李长泰赶到天安门，劝说学生解散，学生们置之不理，高呼着“打倒卖国贼”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教育部派人劝阻，也被拒绝。随后，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亲自前往拦阻，仍无效果。吴炳湘下令，对学生必须“文明以待”，所有警察不得带警棍，更不能带枪。“五四”那天是星期天，学生们去使馆请愿，扑了个空，他们掉头北去，杀向东四牌楼的赵家楼，那是曹汝霖的官邸。曹宅大门被警察用石块和木板封堵了，学生们看了更加怒不可遏。他们绕屋环行，见屋后有几扇小窗，便用石头击碎。北京高师数理部学生匡互生穿窗而入，打开大门，让同学们蜂拥而入，捣毁了曹家。混乱中，学生们找到几桶汽油，烧了客厅和书房，还把章宗祥错当成曹汝霖痛打了一顿。
下午四点半，吴炳湘率警察赶到曹宅，朝天鸣枪，学生们混乱逃离，警察拘捕了三十二名骨干，其中即有许德珩。许德珩被绑在运猪用的手推板车上，押往警察厅。许德珩后来写道：“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许德珩副委员长活到100岁，一直是北大的骄傲。
5月5日，教育部责令各高校校长严厉约束学生，查明为首的滋事学生，开除其学籍。十四位大学校长开会商讨，拒绝接受命令，而且决定推派代表分别去总统府、国务院、教育部请愿，要求释放学生。校长们认为，学生是爱国的，如果爱国有罪，14所高校全体职员情愿辞职。与此同时，14所大学的学生宣布集体罢课。“五四运动”中北洋大学的游行队伍高君宇
蔡元培反对罢课，但更反对逮捕和惩罚学生。他和北大教务长马寅初联名上书：“为要求释放被拘留诸同学，鄙人愿负完全责任！”6日晚上，蔡校长走进警察厅，以身家性命担保，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7日上午，在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的斡旋下，被捕学生终被释放，分别返校，学生们这才宣布复课。
北大派车去接被捕学生，蔡元培让北大师生在汉花园校门处列队，欢迎同学归校。
学生们看到，51岁的蔡校长流着眼泪。许德珩后来回忆说：“当我们出狱，由同学们伴同走进沙滩广场时，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迎接我们，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让北大学生气愤的是，这样一位师长竟被高层弹压，被迫辞职离京。北大学生上书，要求下令挽留。马寅初、李大钊、哲学系教授马叙伦一同去教育部请愿，表示如果教育部不全力挽留蔡校长，北大教师“将一致辞职”。教育部顺应民意，明文挽留蔡元培。蔡元培复电国民政府，强调对学生不可以镇压，否则绝不返校。
事件本已平息，邓中夏和地质系学生高君宇5月17日又组建起“北京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号召抵制日货，把学潮推向新高。外省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19日，北京两万五千名学生再次罢课，四处演讲，抵制日货，还组织起“护鲁义勇队”。
形势迅速在全国蔓延，许德珩率同学南下天津、济南、南京、上海。5月21日，各地学联代表在上海龙华体育场开群众大会。北大代表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仅仅把大清门的牌匾换作中华门，这样的革命不算彻底，我们这次，要做彻底的革命。”恰好此时孙中山从广东负气出走，刚刚抵达上海，他告诉北大学生：“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成功。”北京山东学会欢迎“五四”被捕学生归来，前排右起第七人为许德珩
6月3日，北大有大批学生走上街头，进行讲演。反动当局出动了军警进行大肆逮捕，第一天就有一百七十八人被捕，其中十之七八是北大学生。第二天，有更多的学生走上街头进行讲演，向群众做宣传。这一天，北洋政府出动了马队，对学生队伍进行冲击，又有七八百名学生被逮捕。但是北大学生斗争也很英勇，第三天，又有更多的学生走上街头。——北大原副校长沙建孙
6月11日，已被北大抛弃的陈独秀来到前门外，跑上新世界游艺场三层，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当晚，警察突然闯进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9号，抄了陈独秀的家，逮捕了陈独秀。长沙学运领袖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说陈独秀被捕“无非是为着‘赛因斯’和‘克莫克拉西’”，他盛赞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具有“至贤至高精神”。
全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首先是上海的六七万工人自动投入斗争，全国有20多个城市，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的声势。——北大原副校长沙建孙
6月10日，徐世昌总统在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批准”他们辞职。23日，徐世昌会见各界代表，山东代表声泪俱下，说：“自济南启程时，山东父老兄弟姐妹皆环跪车站，叮嘱代表请求不遂，不得生还。”后来做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屈武，当时是陕西请愿学生代表。他曾慷慨陈词，说到痛心处，跪地痛哭，以头触地，鲜血直流。徐世昌当即宣布，他已电令巴黎，从缓签约。
1919年6月28日，陆徵祥拒绝在对德《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山东权益案暂时悬留。
老北大的校庆日是12月17日，1953年以后才改成5月4日，这无非是因为北大发起了“五四运动”。把一所著名学校的生日改成另一个日子不一定合理，但至少可以说明“五四运动”对北大的重要性。换句话说，没有“五四运动”，北大的社会影响不会那么大。
巨星的陨落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鲁迅介入北大，是从1917年为北大设计校徽开始的。随后，他成为《新青年》杂志的撰稿人，发表过许多惊世名篇。1920年，鲁迅来北大中文系执教，这是他一生中执教时间最长的大学——从1920年到1926年——整整六年时光。不过，鲁迅不是北大教授，一直是讲师。因为蔡元培规定，只有在北大全职教书才可以被聘请为教授。鲁迅一直是兼职，所以只能是讲师。
蔡元培一进北大，便邀请鲁迅为北大设计了一枚校徽，这枚校徽一直沿用到1949年。鲁迅之后加盟《新青年》杂志，发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崛起为文学巨匠。
鲁迅在北大中文系讲授“中国小说史”。德语专业毕业生冯至听过鲁迅的课，他回忆说：“这门课名为‘中国小说史’，实际上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每一次，当鲁迅老师仰着冷静苍白的面孔走进教室，喧闹的教室就只剩下呼吸声。大家听着他的“中国小说史”，仿佛听到全人类灵魂的历史，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
鲁迅经常在寓所接待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夜深了，他总是端着油灯，把学生们送出寂静的胡同。
鲁迅在北大只是兼职，所以从不以“北大老师”自居，但是1925年北大校庆二十七周年时，学生会请他写篇纪念文章，他欣然应允，写了《我观北大》。“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大为死难学生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鲁迅连续写下《纪念刘和珍君》《“死地”》《可惨与可笑》《无花的蔷薇之二》等文章，说1926年3月18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此后，张作霖父子和张宗昌进京，京城一片肃杀。因为师生恋和婚外情，坊间议论纷纷，鲁迅从此去了南方，1936年在上海病故。鲁迅蒋梦麟
1920年之前，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还不是鲁迅，而是三只“兔子”。留欧的蔡元培比留日的陈独秀大十二岁，陈独秀又比留美的胡适大十二岁，他们都属兔，因此被戏称为“改变中国文化的三只兔子”。
后人常认为蔡元培做了十年北大校长，其实十年中，他有一半时间不在北京。有时候是迫于政治压力，不得已离京出走；有时候是在欧美考察大学教育；有时候是忙于党务政务。所以，他经常把校长之实，委托给北大总务长蒋梦麟。
蔡元培一贯认为教师和学生应该以做学问为本分，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五四运动”中，蔡校长一度离京出走，经过师生一再恳求才勉强回校。回校之前，他发表文章说：“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
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对欧美的考察更坚定了他平民教育的理念。他坚持读书不为做官，坚持男女同校。这些理念对现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0年3月5日，中日战事正紧，蔡元培客死中国香港，享年72岁。为了纪念他对北大和新文化运动的巨大贡献，尽管他是国民党元老，甚至参与过“四一二”反共“清党”活动，他的半身塑像仍然在1982年被竖立在未名湖南侧的山丘之间。
被蔡元培三顾茅庐请进北大的陈独秀既是文学理论家，又是政治家。他从1917年起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第二年又同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合办《每周评论》杂志，宣扬新文化和共产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陈独秀被蔡元培舍弃。他生气、失落，亲自到前门散发传单，当晚被捕。1920年，在李大钊的帮助下，陈独秀逃离已经让他丧失了人身自由的北京城。北大校园内的蔡元培雕像
陈独秀和李大钊化装成商人，乘一辆骡车，出朝阳门东去，前往李大钊的河北老家。
史学界历来有一种说法，叫“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据《新青年》“二把手”高一涵后来回忆，1920年初，李大钊跟陈独秀坐着骡车到乐亭去，在路上曾经商量过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蔡元培在儿童节演讲——北大原副校长沙建孙
李大钊把陈独秀安排在乐亭老家，而后返回北大，后来陈独秀南下上海。
高一涵回忆说，在政党名称上，陈独秀一直拿不定主意，不知该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他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建议叫“共产党”。后来，在中共一大上，陈独秀被公推为总书记。
1927年，在包括蔡元培在内的国民党元老的支持下，蒋介石在上海全面“清党”，汪精卫在武汉“分共”。陈独秀反对武装反抗，使得共产党坐以待毙，损失惨重。8月7日，陈独秀被撤销一切职务，两年后被开除出党。
陈独秀并没有倒向国民党，他脾气倔强，坚决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
1942年，在贫困交加中，陈独秀病逝于四川。
相比之下，陈独秀推荐给蔡元培的胡适是更正宗的大学者。1917年，胡适尚未拿到美国的博士学位，便匆忙归国，担任北大教授。他以宣扬新文化为己任，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影响了几代学者。直到“五四运动”，胡适才跟陈独秀分道扬镳，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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