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与中国式管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晓蕊

出版社：企业管理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儒家经典与中国式管理试读：

前言

时下，国学的热潮正涌动于媒体鲜亮的版面、大学的讲堂、甚至小学校和幼儿园的诵经声中。顶级名校如北大、清华、复旦及中山大学等都面向管理者和企业家开出了自己的国学速成课程，并且都报出了天价学费；而一些小学校也翻出了尘封已久的《三字经》、《弟子规》之类蒙学读物，在全球化声浪甚嚣尘上的今天大声诵读起来。这一切无不昭示着今日之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复归的热情。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国人开始重新思考如何把我们的古老文化作为新动力。当我们在现实中遭遇某种困境并试图寻找其成因及解决方案时，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历史、投向我们曾经拥有过的那些典籍，总想从其中生发出新的动力和方法。新一轮的国学复兴即缘发于此。而管理者和企业家也越来越认识到，在中国做管理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是绝然行不通的，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为我们是在中国做事情、办企业。国人的举手投足、言谈举止无不深深打上中国式的印迹，那是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你想躲都躲不开！我们必以相应的中国式应对这种中国式，才会取得事半功倍之效果；连“洋人”们都知道要进行本土化经营，并且在某些程度上甚至比我们做得还好。

如果我们深翻老祖宗留下来的国学宝库，就会发现这中间儒家的东西占了很大的比例；因为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是讲究“外儒内法”的，那对外的儒家一直是大讲特讲的，并以此作为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主要依据。自汉武帝定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后，儒家就成了正统的意识形态，被其后的历代统治者一路高捧，致使国人不知不觉被打上许多儒家烙印。我们现在来检视这些烙印，发现许多东西即便在现代也还是光辉闪闪的。德国大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曾得出一个著名结论，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在西方得以长足发展，全在于基督教中的清教徒有一股子“兢兢业业、克勤克俭、顽强进取”的精神。我们用韦伯的结论反观中国的儒家传统，发现这正是儒家一贯强调的，也是儒家伦理能为现代企业所用的地方。儒家讲求的集体主义、尊卑有序、进取入世、自我克制、孝悌之道，以及“仁、义、礼、智、信”、“中庸之道”、“忠恕之道”等，对于当前的管理者和企业家构建自身的企业文化都仍具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企业家不可不察。

为了帮助管理者系统地了解国学、特别是儒学这一重要的文化体系与中国式管理之关系，我们特别编写了此书，力求按重要程度为读者一一展示每一部儒家典籍的来龙去脉、成书背景、重要观点、名言警句及其对当代企业管理特别有借鉴意义的精华所在，以求使读者对儒家基本经典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提供进一步研究或阅读的向导。

儒家传统对我们现代中国人是一笔宝贵的遗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要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确定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伦理的普适原则。它也应是我们管理企业的基本原则，相信今天的企业家和管理者们一定会从儒家经典中发现自己需要的东西。

《周易》——中国式管理智慧的根本

现今，《周易》的注本主要有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李镜池的《周易通义》、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等。《周易》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欧洲心理学家荣格说：“如果人类世界有智慧可言，那么中国的《周易》应该是惟一的智慧宝典。我们在科学方面所得到的定律，十有八九都是短命的，只有《周易》沿用数千年，迄今仍有价值。”《周易》是中国哲学的源头，凝聚了中国文化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和人生规律价值探索的经验成果。易道的核心就是把对世界的认知和自身的价值，在实践操作的基础上密切结合。它包含着许多具体的经营策略，涉及现代管理者们关注的诸多问题。

第一，常道与变通的宇宙法则

司马迁阐述《六经》时指出：“《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周易大传》诠释《周易古经》，系统地阐述易理，将变的哲学推到极点。它不仅注意到变化的普遍性，而且揭示了变化具有规律性。《周易》将阴阳范畴引入易理系统，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矛盾纳入易理系统：男女、夫妇、君臣、君子小人、否泰、盈谦、恒革、离合、损益、屈伸、治乱、安危、存亡等，并阐述其间的对立转化。其中的卦象和爻辞寄寓着无穷的变化之道。“物极必反”、“反复其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周易》揭示的变化规律。《周易》的哲学思想主要讲变化，其规律既可以从每一卦内部六爻的运转变通来说明，也可以从六十四卦周期性运转来说明。每一卦的内部蕴涵着循环、新旧交替的深意。

六十四卦作为对世界万象的反映，也形成一个诠释圆圈，其周期性运转的规律组成一个循环往复的、封闭的系统。这个系统既包罗宇宙万象的运动规律，又落脚于象数自身的运作法则。

其中一些思想含有创新、进步的意味，如“物极必反”。《系辞上》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整个宇宙是生生不息的，“革故鼎新”、“变化日新”、“与时偕行”，体现了《周易》的变化和进取精神。《周易》强调微变、渐变、相时而变，“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提倡顺时而动，应该适应环境的需要，适应事态实际发展的需要。

宇宙间的一切变化来自事物的内部矛盾运动，即阴阳矛盾的相摩、相交、相感。《系辞上》中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系辞下》中说，“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变化的特点就是刚柔相推，阴阳相交。

万事万物永远处于变化中，这就是企业的生存环境。因此，企业的变革、产品的创新是一个企业家自觉自发的活动。哪个企业家能够敏锐地洞察到应该变革时，就立即采取相应的、正确的措施实行改革、进行创新，那他就是成功者，就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

宇宙万物都在变易，但是变的当中，有个不变的法则，即自然界存在一定的轨道、一定的限度，管理者掌握变易必循的轨道和必守的限度，预测未来的变化，寻求合乎情境的措施，这样才能够做到随机应变。

第二，趋吉避害的忧患意识

人类的基本要求，是趋吉避害以求生存。作为一部占筮之书，《周易》的主要职能就是防患于未然。《系辞下》中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可见，《周易》的目的就是让人们防患于未然，化险为夷，趋吉避凶。忧患意识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永久性命题，其根源就在于此。

在《周易》看来，防患于未然的关键在于个人主观上的道德修养。《乾》卦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君子白天进德修业，晚上反省忧虑，就不会有什么灾害降临到自己身上。只要自己修德谨慎，就能防患于未然。管理者必须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心正意诚，做决策才能准确，真正做到趋吉避害。

防患于未然实际可行的、能操作的具体技巧就是“早辩”。《坤·文言》卦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任何突发情况都是由微小的量变积累而成的，所以只有及早察觉，“早辩”，才能免于祸患。

比尔·盖茨有句名言：“微软距离倒闭永远只有14天。”世界上一切都在变，只有变是不变的。当今社会，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任何企业都面临这样的困境：虽然今天可能有着独家经营的优势，但很快就会有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先进的设备出现。因此，对于所有的企业管理者来说，绷紧每一根神经，树立忧患意识，高瞻远瞩，瞄准市场，把握好前进的方向是其必备的素质，应该以“变是惟一的不变”的真理来不断鞭策自己。

第三，加强道德修养以获天佑

注重领导者的品质修养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点。从《周易》开始，中国古代思想家就为人们设计出理想的人格模式，其主要内容包括：天人合一的主客观念、刚健有为的积极态度、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仁义礼智的道德修养、不怕困难的坚强意志、自我节制的调节能力、光明磊落的宽广胸怀、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刚柔并济的处世策略等。《周易》从汉代就被尊为《五经》之首，为中国思想体系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为领导者提供了一套全面、完整的管理谋略，如天人合一主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刚健有为是处理各种关系的总原则，仁义礼智主要解决人际关系。《周易》描绘的是君子、圣人共同的理想人格，也是今天管理者的人格基础。

领导者身处组织体系的高层，肩负着组织发展的重大使命，自己的一言一行有可能关系着组织的生死存亡，因此，领导人必须加强自我修养，以身作则，不断修炼自己，增加个人魅力，从而赢得人心，更赢得成功。《周易》中的管理智慧

原典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周易·乾卦》

[译文]君子白天进德修业，晚上反省忧虑，就不会有什么灾害降临到他身上。

原典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

[译文]天道运行周而复始，永无止息，谁也不能阻挡。君子应效法天道，自立自强，不停地奋斗。

原典

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周易·坤卦》

[译文]蕴涵美德，恪守正道，这样，从事王者之事，即使没有成功也会有一个好的终结。

原典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卦》

[译文]坤象征大地，君子应效法大地，胸怀宽广，包容万物。

原典

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周易·蒙卦》

[译文]启发蒙昧的人，适宜用刑罚，使他得到警戒，摆脱牢狱之灾，如果不这样，必然有灾祸。

原典

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周易·谦辞》

[译文]恭顺而又谦退的君子被用来做大事是吉利的。

原典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周易·家人卦》

[译文]君子应该特别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说话要有根据和内容，行动要有准则和规矩，而且能够守恒不变。

原典“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周易·师卦》

[译文]“委任有德长者统率军队战无不胜”，表明以中道行事，行为有法度，必然获胜；“委任无德小人将运送战死者的尸体，大败而归”，说明用人不当，必招致大败，将自食恶果。

原典

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周易·节卦》

[译文]大地上汇集了很多水，而上天还在下雨，但上天是有节度的，会停止的。君子应该知道天象的变化，懂得阴晴雨雪的交替是天的节度。因此，君子应当效法节卦的义理，制定典章制度和必要的礼仪法度来作为行事的准则，以此节制人们的行为，之后才可以议论美德。

原典

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周易·既济卦》

[译文]君子应有远大的目光，在事情成功之后，就要考虑将来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防患于未然，采取预防措施。

原典

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周易·系辞上》

[译文]有仁德的人看到仁的方面就认为是仁，聪明的人看到智的方面就认为是智，普通人不足以察觉到，天天与道打交道而不知晓，所以君子之道能涵盖万物，为万物之根本，而知道的人却很少。

原典

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周易·系辞上》

[译文]通达其变化，就可以成就天下万物的道理；极尽其变数，就可以推究天下万物的卦象。

原典

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周易·系辞上》

[译文]天地间万事万物动极必静，静极必动，动静有一定的常态。因此，阳刚阴柔，阳极生阴，阴极生阳的道理也就由此可知了。

原典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周易·系辞上》

[译文]天下人各以其道而以类相聚，物各以其群而以类相分，同于君子同于善的事类则吉，同于小人同于恶的事类则凶。

原典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周易·系辞下》

[译文]善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成名于天下；罪恶不累积，不足以自灭其身。小人做事，以为做出小的善事不会得到什么好处，便索性不去做了，以为做一些小的坏事不伤大体，便不改过，因此日积月累，罪恶便盈满天下，以至发展到无法掩盖和不可解救的地步。

原典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周易·系辞上》

[译文]天道凭借变化来主管一切，地道凭借简易而成就事物。认识变化规律就容易使人掌握，通过简易的表现方式就容易使人顺从。容易掌握就能得到理解和亲近，容易遵从就能用来建立事业。得到理解和亲近就能长久，能够建立事业就能更加宏大。可长久才是贤人的德性，可广大才是贤人的事业。能够认识万物的变化规律和简易的表现方式，天下的道理就能被掌握了；掌握了天下的道理，成功的契机也就蕴含在其中了。

管理者看《周易》

大易管理，说起来就是运用《易经》的道理来管理。大易泛指《易经》和《易传》，主要有象、数、理、占四大功能。象就是现代所说的现象，数就是现代所重视的数据。管理最好依据实际发生的现象，计算出正确的数据，然后寻找出现象和数据所代表的道理，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而据以实施。如果现象不明显、数据也不够准确，那么用占卜来帮助，做好相关的预测，作为决策的参考，当然也是可行的途径。依易理为主干，用现象和数据来佐证，以占卜来预测，实际上十分符合现代化管理的要求。——曾仕强 中华企管网集团首席顾问《易经》里说：“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贤人为何人？乃当今所谓的“领导者”。可大之贤人之业又为何业？乃当今所谓的“长青基业”。至于“贤人之德”就是我们一直探讨的“领导才能”。——叶莺 柯达公司全球副总裁《易经》讲“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尽管治理企业的法则很复杂，管理中存在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我们懂了原理、原则以后，就非常简单了。“删繁就简三秋树”，中国式的管理智慧善于运用系统分析的思维，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我们的优点，要加以发扬。——罗畅朴 智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

《尚书》——以德为先的中国式道德取向

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史书，《尚书》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以德为先的德治思想，成为中国式管理的道德取向。《尚书》又称《书经》，是夏、商、周三代历史档案文献汇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也是世界著名的历史典籍之一。

关于《尚书》的作者，历来有多种说法，但司马迁和班固都肯定它是孔子编纂的。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生活在礼、乐废《诗》《书》缺的春秋末期，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把晚年的精力都花在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上面。孔子收徒讲学时，选用这些典籍作为教材，认为使人“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因此，《尚书》被尊称为《书经》，被儒家列为经典之一。

古代的“尚”与“上”是同义通用字，因此，“尚书”亦可称为“上书”。关于《尚书》，一般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认为“尚书”就是上古之书，“上”为上古的意思；第二种认为“尚书”是人们尊崇的书，“上”是尊崇的意思；第三种认为“尚书”是君王的书，“上”是君主、君王的意思。现在一般认为，该书因所记为上古之事而称为《尚书》。“书”原本为史，上古时，史为记事之官，书为史官所记之史。《尚书》按朝代顺序记事，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下至春秋时的秦缪公，分为《虞书》5篇、《夏书》4篇、《商书》17篇、《周书》32篇四个部分，共58篇，真实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天文、地理、哲学思想、教育、刑法和典章制度等，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虞书》记载我国上古唐、虞时代的历史传说，包括唐尧禅位给虞舜、虞舜的政治活动、虞舜和他的大臣禹、皋陶等人有关政治的谈话等情节。《夏书》记载夏朝初期的事情，其中有启征讨扈氏的誓师辞，其中《禹贡》篇记载大禹治水以后全国的地理面貌。《商书》记载商朝历史，其中有商汤伐桀、盘庚迁殷时告谕臣民的讲话。《周书》记载了周朝的历史，其中几篇介绍了周灭商以及周人如何巩固对殷人的统治等情况，如武王伐纣、周公摄政、周公和成王东征等，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资料。《尚书》各篇文体不尽相同，有“典”、“谟”、“训”、“诰”、“誓”、“命”六体，有的是讲演辞，有的是命令、宣言，有的是谈话记录。“典”即典范、经典，是人们所尊敬的书册。如《尧典》记载尧、舜的事迹和言论，古代史官认为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把它奉为经典，所以称之为“典”。“谟”即“谋”，如《皋陶谟》记载舜、禹、皋陶等人议论政治的谈话，互相谋议，所以称之为“谟”。“训”即教训，如《伊训》记载大臣伊尹教训商王太甲的话。“诰”的意思是告谕，口头上或书面上告谕别人都叫做“诰”。“誓”一般指出兵征伐或交战前的誓师辞。“命”是命令的意思。《尚书》使用的语言、词汇都属于殷周时代的上古汉语，比较古老，因而较难读懂。韩愈说：“周《诰》殷《盘》，诘屈鳌牙。”在漫长的历史中，《尚书》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于是出现了真伪问题以及历来对它的内容文字考证注释的歧义。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尚书》列为禁书，规定民间所藏的《尚书》均需烧毁，之后，引起了后世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争论。汉武帝时，学者孔安国把古文《尚书》和当时通行的今文《尚书》互相校读了一遍，但古文《尚书》直到王莽时才被列入官学。到东汉时，古文《尚书》逐渐盛行，当时的大学者马融、郑玄等人为它作注释。但与今文《尚书》相比较，古文《尚书》还是不如今文《尚书》被人重视，以至于后来逐渐散佚。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蹟献出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到唐朝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命令修撰群经正义，孔颖达作《尚书正义》和陆德明著《经典释文》时，都是根据梅蹟所献的这个本子。于是它便成为官府的标准本，后收入《十三经注疏》，广为流行。

历代研究、注释《尚书》的著作很多，现今最通行的是《十三经注疏》本的《尚书正义》。清代学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是比较好的注本，吸收了清代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近人曾运乾的《尚书正读》和牟庭的《同文尚书》等，也可供参考。《尚书》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是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夏商周奴隶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司马迁写《史记》时，采用了《尚书》的材料，或录全文，或取部分文字。《尚书》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同时，《尚书》首次提出“德治”思想，提倡以民为本，敬德保民。这一思想构成了我国传统道德思想主干——儒家道德的内核，即以德为先。在现代企业中，贯彻以德为先的管理理念，能够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提高士气，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增强企业的应变能力，并使之获得越来越多的外部支持。《尚书》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尚书》是儒家经典之一，是封建社会士大夫必读的教科书。从管理的角度看，后世的许多观点都可以从中找到相应的胚芽，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尚书》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以德为先的德治思想。

商代的时候，人们相信天帝，相信鬼神。殷周之际，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政治制度、宗教观念、鬼神观念都发生了变化，王位的更替也发生了变化。殷末周初，周公对宗教神学进行了改造，认为社会变动不是上天主宰的，也不是鬼神主宰的，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德”这一概念，实现了理论的重大突破。

贯穿整部《尚书》的核心理念就是一个“德”字，这是基于先古政治家对于在历史中“德教必能胜于暴力”这一原则的坚定信念。在《尚书》中，自尧舜以下，夏禹商汤、文武周召，所反复告诫当时执政者的一种政治哲学，可以概括为：天命无常予，暴力不足恃。有德则得国，无德必丧邦。“德”包含政德、德教。“以德导政”和“以德治国”的理念，体现于《尚书》所有的训、诰、誓、命中。

例如，伊尹教诫商王太甲的训辞说：“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意思是，天道并无私爱，谁敬德就爱护谁。民众也没有永远的爱戴者，只有爱民众的才会被民众所爱！周武王在出师征伐殷商前的誓师演讲《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意思是，上天之眼通过我的人民而观察，上天之耳通过我的人民而听知，我的人民有灾难，责任只在于我一人！

在估量面临的战争成败结局时，周武王设立了一种衡量战争道义性质的尺度：“同力而度德，同德而度义”，意思是，力量相等就比量政德，政德相当就比量道义。因此，他认为必须在政治中倡导理性主义和用贤制度，说：“弗举哲导民康，焉曰其能知天命？”如果不推举提拔贤哲来领导人民安康，怎能说君王知晓天命？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德”就是要爱民，要重视人的生命，统治者不能一味施行毫无人道的暴力残杀。《尚书·泰誓上》中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又说：“灵，神也。天地所生惟人为贵。”这是中国最早的以人为本、以人为贵的思想，是最早的人文精神。

以德为先，统治者只有讲德，才能得到上天的帮助；只有以民为本，实行裕民政策，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因此，只有以德为先的君王才能得到上天的保佑，才有权管理一个国家。“敬德保民”的思想在《尚书》中占有重要地位，为儒家德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进而发展为修己安人、仁爱为本、诚实守信、重义轻利等丰富而系统的领导理念和管理思想，在现代组织管理中具有重大影响。

统治者治理国家需要以德为先，管理者经营企业也需要以德为先。在组织中贯穿德性管理的思想，通过提升管理者道德修养来影响组织的效能和成员的行为，达到成员认同组织的最佳状态。

在中国古代，大多英明君主治理国家采用以德为先的谋略。唐朝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清明盛世，这与他内涵丰富而深刻的“德治”思想密不可分。

唐太宗充分认识到以儒学加强教化、引导风俗和安定人心的作用，认为只要坚持不懈地宣传三纲五常，就能收到“百姓渐知廉耻，官人奉法，盗贼日稀”的效果。

李世民以德为先管理思想的核心是“重民”。他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认为：为国之术，必须以民为本，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作为国君，应该清净寡欲，节己顺民，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同时，为了使自己的决策减少错误，他广开言路，求贤纳谏，做到兼听而不偏信。

以德为先也是李世民的用人准则，“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他用人惟贤、亲疏并举的政策将当时的精英都汇聚到自己的麾下，许多政策和措施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李世民具备兼听、十思、九德、自制、仁孝等德治品质，因此他创业与守业都很成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盛世。

以德为先的中国式道德取向与现代企业相结合，体现为人本主义，即重视人才、留住人才、让人才充分发挥作用。

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就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在管理科学的每一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领导索尼公司走向成功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人是一切活动之本，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

首先，重视人才，关心人才。索尼惟才是用，不以学历为标准，按实力来选拔和培养人才。为了保证全体员工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索尼公司实行两年期轮换工作制和公司内部人员流动制。在提升方面，索尼公司坚持两个原则，一是重工作业绩而不重资历、学历，二是不追究往日的过失。盛田昭夫为索尼构筑的聚集优秀人才的高地成为公司不败的坚强后盾。

其次，劳资兼顾，培养感情。盛田昭夫反复强调，索尼要使劳资双方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合作，企业要与员工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在公司内部创造一种家庭式的和谐感情，从而使管理阶层与员工有同舟共济、共同肩负公司命运的共识。

再次，集体领导，民主管理。盛田昭夫坚信，索尼的成功与其创建之初自由商讨的气氛密不可分。因此，公司形成了集体领导、民主管理的模式。盛田昭夫利用午餐时间与员工见面，虽然只有短短的10分钟，却能使员工熟悉最高决策层，感觉到公司是个温暖的大家庭。

最后，有效激励，挖掘潜力。索尼公司在管理员工时，实施了物质激励、精神激励与情感激励，其中人性化的情感激励最富特色。在盛田昭夫所倡导的企业文化中，发明与创造是一种享受，员工为企业贡献个人才智，是一种光荣。所有的索尼人亲密和谐地团结在一起，共创家电业的奇迹。这种相信个人能力，强调发挥潜能的做法成了索尼巨大力量的源泉。

平等信任的尊重态度、家庭式的和睦氛围、良好的人际关系、积极的上下级沟通、挖掘潜力的内部调动制度、发挥个人才智的攻尖组织等是索尼公司以德为先的管理模式的内涵。这种管理模式充分发挥了人力资源的存量和增值，使企业在高科技新产品的开拓创新上屡战屡胜，始终位于先锋霸主的地位。《尚书》中的管理智慧

原典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尚书·周书·洪范第六》

[译文]五方面的要求：第一是态度，第二是言语，第三是观察，第四是听闻，第五是思维。态度要恭敬，言语要恰当、合乎道理，观察要明白，听取意见要敏锐，思维要通达。态度恭敬臣民就严肃，言论恰当天下就安定，观察明白就不会受蒙蔽，听闻聪敏就能判断正确，思考通达就能成为圣明的人。

原典

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赐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赐之福，其作汝用咎。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尊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周书·洪范第六》

[译文]最高法则：君主应当建立最高法则，把五福集中起来，普遍赏赐给臣民。这样，臣民就会拥护最高法则，贡献保持最高法则的方法。凡是臣民，不允许结成私党，也不许各级官员狼狈为奸，只把君王的法则看作最高法则。凡是有计谋、有作为、有操守的臣民，您要惦记他们；行为不合法则，又没有构成犯罪的人，君主就应宽恕他们。如果有人和颜悦色对您说：“我所爱好的就是美德。”您要赐给他们一些好处。这样，人们就会自觉遵守最高法则。不要虐待那些无依无靠的人，要敬畏明智显贵的人。对有能力有作为的人，要让他们有贡献才能的机会，这样，国家就会繁荣昌盛。凡是经常能得到丰厚待遇的官员，如果您不能使他们对国家做出贡献，那么臣民就会怪罪您了。对于那些德行不好的人，你即使赐给了他们好处，他们也会给您带来灾祸。不要有任何偏颇，要遵守王法；不要有任何私好，要遵守王道；不要为非作歹，要遵行正路。不偏私，不结朋党，王道就会宽广；不结朋党，不偏私，王道就会平坦；不违反王道，不偏离法度，王道就会正直。团结坚持最高法则的人，臣民就将归附最高法则。所以说，对以上陈述的最高法则，要宣扬训导，这就是顺从上天的旨意。凡是把天子宣布的法则当作最高法则的臣民，只要遵照执行，就会接近天子的光辉。就是说，天子只有成为臣民的父母，才能成为天下的君王。

原典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尚书·周书·洪范第六》

[译文]三种德行：一是刚正直率，二是以刚取胜，三是以柔取胜。中正平和就是正直，强硬不可亲近就是以刚取胜，和蔼可亲就是以柔取胜。要抑制过分刚强，推崇和顺可亲。

原典

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会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尚书·周书·洪范第六》

[译文]任用这些人卜筮时，三个人占卜，应听从两个人相同的判断。如果遇到重大疑难问题，先要自己多考虑，然后再与卿士商量，再与庶民商量，最后同卜筮官员商量。

原典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尚书·周书·洪范第六》

[译文]五种幸福：一是长寿，二是富贵，三是健康平安，四是修行美德，五是长寿善终。

原典

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尚书·周书·无逸第十七》

[译文]做官的人不要过于放纵自己的快乐。首先要知道农业生产的艰辛，再追求舒适的生活，就会知道群众的疾苦。

原典

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尚书·周书·无逸第十七》

[译文]也只有周朝的太王、王季能够使自己谦虚谨慎了。文王穿粗劣的衣服，从事平整道路和农业生产，善良仁慈恭敬，爱护民众，施加恩惠对待丧妻与丧夫的人，从早上到太阳偏西，没有时间吃饭，这样来使民众过得和睦开心。文王不敢用各国供来的赋税来游猎玩乐。他受命作诸侯时已经是中年，在位五十年。

原典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诪张为幻。此厥不听，人乃训之，乃变乱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尚书·周书·无逸第十七》

[译文]周公说：“啊！我听说，古人还互相劝戒规正，互相保护，施加恩惠，互相教诲，民众就不会有怨言。如果人们互相欺骗、惑乱，就会扰乱先王法制，从小法到大法。百姓困惑就会无所适从；无所适从就会心怀怨恨，口出怨言。”

原典

慎厥身，修思永。——《尚书·虞书·皋陶谟第四》

[译文]严格要求自己，加强自身道德修养。

原典

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尚书·虞书·皋陶谟第四》

[译文]不要贪图安逸和放纵私欲，作诸侯就要兢兢业业，每天要处理成千上万的政务。

原典

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尚书·虞书·皋陶谟第四》

[译文]宽宏大量又严肃恭谨，性情温和又有力度，提出强硬要求但又态度谦恭，有治理才干又办事认真，柔顺又果断，正直又温和，从大处着眼又从小处着手，刚正又务实，勇敢又善良。

原典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书·虞书·皋陶谟第四》

[译文]上天听取意见，观察问题，是从天下万民所闻所见而来。上天表彰好人，惩治坏人，是从天下万民所爱所憎而来。

原典

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尚书·商书·说命中第十三》

[译文]并不是认识事情道理很困难，而是实际办事较难。

原典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第三》

[译文]只有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民众生活稳定，国家才会安宁。

原典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周书·泰誓中第二》

[译文]上天看到的就是民众看到的，上天听到的就是民众听到的。

原典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虞书·大禹谟第三》

[译文]德是用来施行英明统治的，英明的统治是用来养民的。

原典

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尚书·商书·仲虺之诰第二》

[译文]善于向别人学习的，就可以称王；总是说别人不如自己的，就会遭到灭亡。遇到问题向别人请教的，就会学识渊博；自以为是的，知识就会浅薄。

原典

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尚书·周书·旅獒第七》

[译文]醉心于玩赏某些事物或迷恋于一些事物，就会丧失积极的志气和美好的德行。

原典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周书·蔡仲之命第十九》

[译文]上天没有特别的青睐，只是尊崇德性。民心也没有一定的常规，只是谋求实惠。

原典

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尚书·周书·君陈第二十三》

[译文]必须有忍性，事情才能成功；有度量，道德才能高尚。

《三礼》——中国式管理的社会规范

现在人们所能见到的礼书，有《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讲周朝官制；《仪礼》讲各种典礼节仪，如冠、婚、丧、祭等具体仪式；《礼记》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内容有关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东汉学者郑玄分别给《周礼》、《仪礼》、《礼记》作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礼”一说。“三礼”都与孔子“礼”的思想有关，只有《仪礼》由孔子整理编订。《三礼》可分三部：《周礼》一部，《仪礼》一部，《礼记》包括《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视为一部，但它们是不可等同看待的。《周礼》和《仪礼》是经，《礼记》是传，其中一部分解释《仪礼》，一部分为通论。《仪礼》所记载的礼仪是儒学意义的载体。梁启超论《三礼》时说：“《三礼》的名称，比较地发生得很迟，从前并没有。东汉末，郑玄注《周礼》、《仪礼》、《礼记》，才合称《三礼》。即现行《十三经》的三书是。”《周礼》又名《周官》、《周官经》、《周官礼》，是中国最早最完整的官制记录，为西周政治制度和礼仪制度的汇编。全书6篇，包括《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篇分为上下卷，共12卷。其中《冬官司空》早已散佚，汉代时补以《考工记》。

对《周礼》的作者、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周公所作，有人认为它出于战国，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近人从周代青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多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也有人认为，《周礼》成书于汉初。

历代都有对《周礼》的注疏之作，东汉郑玄撰有《周礼注》，唐朝贾公彦作《周礼正义》，清代孙诒让也撰有《周礼正义》，这些注释是后人研究《周礼》的重要参考资料。《周礼》详细记录了西周的官制，正是这样系统的分工，社会才得以正常运转。分工合作、团队精神是《周礼》给现代企业管理者的启发。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辅助周天子的大官有太师、太傅和太保三公。

在周王及其师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职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称六卿。六卿经常在周王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卜；三右是太宰、太宗、太士。他们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两侧，协助周王处理政务。太祝是最大的祭祀官；太卜管卜筮，位于人神之间；太士是神职官吏；太史是商代以来的作册；太宰是朝廷中的政务总管；太宗管周朝的宗族和谱系。六卿还有许多僚属，各有专职，总称为卿事寮。

周朝还设有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司徒管理土地和农业生产；司空管理百工职事；司马管理军赋；司徒、司马和司空的职权相当，合称“三有司”。司土管版籍爵禄，司寇管刑罚，其地位仅次于“三有司”。五司下有很多僚属，构成专门的官僚系统和集团。

此外，周朝还设有许多专职官吏，如管理山林川泽的、管理市场货物的、管理贵族吃、穿、用以及娱乐的。周朝官吏大都世袭，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度，封国被称为“四方”，是周朝的地方政权。有的大国诸侯经周王授予特权，可以调动附近的中小诸侯，从事征伐，捍卫周天子，称为方伯。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不是诸侯的封号。有些诸侯兼作王室大官，拥有公卿头衔，如周公和召公。

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由商代“内服”和“外服”两套官职发展而来，机构更加庞大，体制更加系统。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构成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体系，对封建社会有很大影响。

对于一个集体、一个公司，甚至是一个国家来说，团队精神都是非常关键的。周朝庞大、系统的官僚机构是周天子麾下的一个团队，维持着整个周王朝的运转。《周礼》还包含着古代宗教、经济政策、哲学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由《周礼》可以看到古代社会的典章制度、等级和阶级的构成，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和风俗习尚。《仪礼》简称《礼》，亦称《礼经》或《士礼》。旧说《仪礼》作者为周公或孔子，成书应在战国初期至中叶。汉武帝设“五经”博士，其中的《礼》就是《仪礼》。《仪礼》主要讲士大夫阶层的礼，是春秋、战国时代部分礼制的汇编，其内容涉及冠、昏、丧、祭、朝、聘、宴享等典礼的详细仪式，主要讲人从小到大应当注意的各种规则、家族活动必须遵循的各种行动礼节、官场应酬应该依照的各种次序以及各种礼器的陈设，宫殿、弁冕、牲醴的制度。《仪礼》共17篇，大致内容如下：《士冠礼》第一，讲述士阶层的男子二十岁成年举行加冠的仪礼；《士昏礼》第二，讲述士在家长主持下，议婚、结婚的程序和仪式；《士相见礼》第三，讲述贵族之间首次带礼求见和回拜对方的仪礼；《乡饮酒礼》第四，讲述古代社会基层乡里为明长幼之序举行的敬老尊贤的酒会礼仪；《乡射礼》第五，讲述乡里举行射箭比赛大会的礼仪，通过礼仪的训练，培养人的品德；《燕礼》第六，讲述诸侯宴请大臣举行酒会的礼节；《大射》第七，讲述国君主持各级诸侯参加的射箭比赛大会的礼节；《聘礼》第八，讲述国君诸侯去他国访问的仪节；《公食大夫礼》第九，主要讲述国君举行宴会招待各国外交官员的仪节；《觐礼》第十，讲述诸侯朝见天子的仪节；《丧服》第十一，讲述对死去的亲属按远近亲疏在丧服和服期上各有差别对待的礼节；《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记载低级贵族从死到葬的一系列仪节；《士虞礼》第十四，讲述士埋葬父母回家所举行的安魂礼；《特牲馈食礼》第十五，讲述士家庙祭祖礼仪；《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讲述大夫家庙祭祖礼节。

17篇的次序有内在联系，依次为结婚、社交、集体活动、公务活动、去世、死后，这些礼都为道德而设，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都要严守其制，各安其位，不得僭越。礼在调节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有重大价值。

贯穿《周礼》、《仪礼》的核心思想就是将一切制度化，统摄这些制度的就是礼和法。《周礼》中的官制、军事组织形式、社会基层组织形式、国家财政赋税、土地人口、社会保证等礼法、经济和政治制度为后世改革和变法所效法。《仪礼》通过冠、昏、丧、祭、朝、聘、射的具体礼仪活动体现人际交往所遵循的道德原则，使人们不知不觉养成良好品德。《周礼》、《仪礼》中礼、法将一切制度化的思想，提醒管理者要建立明确有效的企业管理制度，实现“定分止争”的功效，使员工分工合作。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使员工的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目标一致。《礼记》又称《戴记》或《小戴记》，是先秦及秦汉之际关于礼制的一部论文选集。所谓“记”，是对经义的说明、补充和发挥。《礼记》主要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关于其作者及成书年代，历来说法不一。《汉书·艺文志》认为，《礼记》由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由汉人戴圣传述，又称《小戴礼记》，以区别于戴德所传的《大戴礼记》。《礼记》第一篇就开宗明义地指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不庄。是以君子撙节退让以明礼。”这就是儒家重视礼的主要原因。《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一些篇章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生动的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深沉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画。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礼记》共20卷49篇，保存了先秦时代的大量社会史料。

第一，关于婚丧祭礼的17篇对于研究先秦以及秦汉时代的婚丧嫁娶制度、家族制度、社会风俗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二，《礼运篇》描述了儒家学派的政治理想——大同世界。儒家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第三，《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学记》有许多合理的经济思想和教育思想。《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自宋至清的六七百年间，成为青年学子入仕应考的必读书。《大学》中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中庸》中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科学的治学方法。《学记》中说：“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些语言闪现着教育理论的精粹，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第四，《内则》中记载的家庭规则和敬老制度，《大传》中尊祖敬宗和大宗小宗的区别，《大学》中有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等，对于研究古代中国的家庭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具有重大参考价值。“三礼”之学是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中国后世政治制度、社会思想、文化传统、伦理观念影响很大。《礼记》按内容共分5类，第一类为通论，也是《礼记》中最有价值、最重要、最精彩的部分。《礼运》是政治学论文，提出以礼治为中心的国家政治制度的理想；《学记》是儒家教育学论文；《乐记》是文艺论文，探讨音乐的起源和作用；《经解》是经学论文，论述六经的教学目的；《儒行》是德育论文，论述对儒者品格和行为的基本要求；《中庸》是哲学论文，论述儒家的道德准则和思想方法；《大学》是哲学论文，论述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哲学。第二类为诠释《仪礼》的专篇，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宴义》、《聘义》、《丧服四制》。第三类记述孔子言行及孔门杂事，有《孔子闲居》、《仲尼燕居》、《檀弓》、《曾子问》等。第四类记述古代的礼仪制度，并加以考证，有《王制》、《曲礼》、《明堂位》、《礼器》、《祭法》、《丧大记》、《少仪》等。第五类记录古代格言。《学记》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较为系统、深刻的教育理论著作，以较多篇幅论述了教学的原则和方法，提出“教学相长”、“官先事，士先志”、“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师严道尊”、“善譬善喻”、“善问善答”等原则，直到今天仍为教育名训。《学记》重视教育的作用，把国民的学习和教育放在首要地位。这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方针告诫管理者，要积极培训员工，将教育和培训贯穿于员工的整个职业生涯，使其成为企业最稳定可靠的人才资源。《三礼》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三礼》内容广博精深，其中许多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有借鉴意义。首先，《周礼》、《仪礼》中礼、法将一切制度化的理念要求企业管理建立合理、健全的运行规则、制度；其次，《礼记·学记》中重视教育的思想显示了培训对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礼、法将一切制度化“礼”作为中国式社会规范的总称，《三礼》提供了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具体形象的资料，虽然其中某些制度已经过时，但是，礼的精神实质是永恒的，其作用体现在政治、军事、祭祀等各个方面，可以完成道德、齐备教化、决断争讼、确定君臣关系等，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各种行为规范的总和。“礼”就是通过制订一系列制度规范，成为整治民众、确立社会秩序的高妙手段，而各阶级、阶层只有遵循这些规范才能在社会共同体内各得其位。

中国古代将礼与法视同一物，礼典与法典是不分的，早期的法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体上都出于礼。礼是法的前身，法起而礼废。礼、法都是消除破坏社会秩序的动力的法则。由春秋及春秋之前的礼治发展为战国及战国以后的法治，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周礼》提出的一整套政治制度是以官制为框架，包括兵制、刑制在内，既讲社会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也讲古代的社会行为规范和仪礼，是历代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蓝图，其核心思想是注重制度建设，注重礼法。这就是周天子打造高绩效团队的技巧。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五大特征：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和流不掉。可见，优秀的团队精神才是企业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仪礼》记载了封建贵族的繁文缛节，包括古代宫室、舟车、衣服、饮食等日常生活，以及宗教信仰、亲族制度、政治组织、外交方式等。它通过具体的礼仪活动体现人际交往的道德原则，也可称为法律原则。因此，礼在调节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功能不容忽视。

在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法律和制度发挥着基础性的约束作用，它使社会成员各安其位。因此，一个企业想要有序发展，必须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和运作机制，建立一个优秀的团队。

三国名相诸葛亮有效治理蜀国就采取了严格的法令，改变百姓散漫的风气，从而增强国家战斗力。

治理国家如此，管理企业也不例外，出色的发展业绩、高效团队的打造，必然要借助明确有效的管理制度。一个组织只有具备了科学的制度、法规，领导人才能依法督促部属，防止员工各行其是，最终顺利实现组织发展目标。

第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教育方针《礼记·学记》开宗明义地提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教育方针，把教育的作用提升到“化民成俗”、“建国君民”的高度，无论是提高民众素质、树立良好的社会风俗，还是建设强大的国家，都必须把国民的学习和教育放在重要的地位。

在企业管理中，员工的培训与教育是员工不断成长的动力与源泉，是企业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重要条件。企业将教育与培训贯穿于员工的整个职业生涯，使员工在工作中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及时学习最先进的知识与技术，保持与企业同步发展，从而成为企业发展的源泉与动力。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第8任总裁兼董事长杰克·韦尔奇说：“你要勤于给花草施肥浇水，如果他茁壮成长，你会有一个美丽的花园。”GE公司是一个大学校，非常重视员工的教育。它重视培养员工的自信心，“一日厂长”的制度让每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活力曲线”使员工在稳定中求发展，“巾帼不让须眉”的氛围使众多女性员工凭借努力达到事业的巅峰。

在杰克·韦尔奇看来，一个组织的学习能力是其竞争优势的核心，恰当的技术与影响巨大、以社交为基础的学习相结合，是公司成长的基本战略。学习能够不断地提高公司的基本智力，是公司取胜的法宝与源泉。《三礼》中的管理智慧

原典

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记·学记》

[译文]发布政令，征求品德善良的人，可以得到小小的声誉，但不能够耸动群众的听闻；接近贤明之士，亲近和自己疏远的人，可以耸动群众的听闻，但不能起到教化百姓的作用。君子想要教化百姓，并形成好的风俗，就一定要重视教化啊！

原典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

[译文]玉石不经雕琢，就不能变成好的器物；人不经过学习，就不会明白道理。所以古代的君王，建立国家，统治民众，首先要设学施教。

原典

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礼记·学记》

[译文]即使有味美可口的菜肴，不吃是不会知道它的美味的；尽管有高深完善的道理，不学也不会了解它的妙处。所以，通过学习才能知道自己的不足，通过教人才能感到困惑。知道自己的不足，才能反过来严格要求自己；感到困惑才能不停地钻研。所以说，教与学是互相促进的。

原典

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礼记·学记》

[译文]每年招收学生，每隔一年对学生考查一次。第一年考查学生断句分章的能力，第三年考查学生是否专心学习和亲近同学，第五年考查学生是否广博地学习和亲近老师，第七年考查学生讨论学业和识别朋友的能力，这叫“小成”。第九年学生能举一反三，推论事理，并有坚强的信念，不违背老师的教诲，这叫做“大成”。只有这样，才能教化百姓，移风易俗，周围的人能心悦诚服地来归附他，远方的人也会来归顺他，这就是大学教育的宗旨。

原典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礼记·学记》

[译文]大学的教育按时令进行，各有正式课业；休息的时候，也有课外作业。课外不学杂乐，课内就不可能把琴弹好；课外不学习音律，课内就不能学好诗文；课外不学好洒扫应对的知识，课内就学不好礼仪。因此，不学习各种杂艺，就不可能乐于对待所学的正课。所以，君子对待学习，课内受业要学好正课；在家休息，要学好各种杂艺。只有这样，才能安心学习，亲近师长，乐于与周围的人交朋友，并深信所学之道，即使离开师长辅导，也不会违背所学的道理。

原典

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凌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礼记·学记》

[译文]大学施教的方法：在学生的错误没有发生时就加以防止，叫做预防；在适当的时机进行教育，叫做及时；不超越受教育者的才能和年龄特征，叫做合乎顺序；互相取长补短，叫做观摩。这四点，是教学成功的经验。

原典

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礼记·学记》

[译文]错误出现了才去禁止，就有坚固不易攻破的趋势；错过了学习时机，事后补救，即使勤苦努力，也较难成功；施教者杂乱无章而不按规律办事，打乱了条理，就不可收拾；一个人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就会学识浅薄，见闻不广；与不正派的人来往，必然会违逆老师的教导；从事一些不正当的交谈，必然荒废正课学习。这六点，是教学失败的原因。

原典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礼记·学记》

[译文]所以说，君子对人施教，就是启发诱导，诱导而不牵拉，劝勉而不强制，指导学习的门径而不把结论和盘托出。诱导而不牵拉，则师生融洽；劝勉而不强制，学生才能自由发挥，得以充分发展；启发而不全部说出，学生才会自己钻研思考。能做到师生融洽，使学生能够充分发展，并能独立思考，就是做到了善于晓喻。

原典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

[译文]学生在学习上有四种过失，是施教的人必须要了解的：人们学习失败的原因，有的是因为贪多而不求甚解，有的是知识面偏窄，有的是态度轻率，有的是畏难中止。这四点，是由学生的不同心理和才智所引起的。教师懂得受教育者的不同心理特点，才能帮助学生克服缺点。教育的作用，就是使受教育者能发挥其优点并挽救其过失。

原典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礼记·学记》

[译文]在学习过程中，尊敬教师是最难做到的。尊敬教师才能重视他传授的道，能尊师重道，百姓才能专心求学。

原典

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礼记·学记》

[译文]会学习的人，能使教师费力不大而效果好，并能感激教师；不会学习的人，即使老师很辛苦也收效甚少，还要埋怨教师。善于提问的人，像木工砍木头一样，先从容易的地方着手，再砍坚硬的节疤，这样，问题就会容易解决；不善于提问题的人却与此相反。善于回答提问的人，像撞钟一样，用力小，钟声则小，用力大，钟声则大，打钟的人从容不迫，钟声才会余音悠扬，传之久远；不善于回答问题的恰巧与此相反。以上这些，讲的是增进学问的方法。

原典

古之学者，比物丑类。——《礼记·学记》

[译文]古代求学的人，能够对同类事物进行比较，汇整成一类。

原典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译文]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有贤德、有才能的人选出来，人人讲求诚信，崇尚和睦。因此人们不单奉养自己的父母，不单抚育自己的子女，还要使老年人能终其天年，中年人能为社会效力，幼童能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残疾的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要有职业，女子要及时婚配。对于财物，人们憎恶把它丢在地上不管，但决不把它收藏起来据为己有；对于力气，人们憎恶那种在共同劳动中不肯尽力的行为，都能尽全力工作，却不是为了私利。这样就不会有人搞阴谋，不会有人盗窃财物和兴兵作乱。家家户户都不用关大门了。这就叫做“大同”社会。

原典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礼记·典礼上》

[译文]要实行道德仁义，没有礼是不可能的；要教化民众，更正习俗，没有礼是不可能的。

原典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礼记·曲礼上》

[译文]鹦鹉虽然能说话，但它还是飞禽之类；猩猩虽然能了解语言，但还是走兽一族。现在的人，如果没有尊卑礼仪，虽然能说话，不也和禽兽一样吗？

原典

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礼记·经解》

[译文]礼的教化作用是慢慢形成的，其禁止邪恶也是无形的。使民众不知不觉地逐渐向善，远离罪恶，这是先王隆礼的原因。

原典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礼记·曲礼上》

[译文]不可过度骄傲，不可放纵欲望，不可志得意满，不可过度高兴。

原典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上》

[译文]礼，是用来确定家庭伦理、决断嫌疑、辨别异同、明了是非的。

《春秋》经传——春秋笔法与中国式传统精神

东周时，各诸侯国设史官撰写本国编年史，只有孔子编订的鲁国史《春秋》留传下来。孔子以史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维护尧舜之道，晚年将修《春秋》作为自己的庄严使命。最早提到孔子修订《春秋》的是孟子，《孟子·滕文公下》中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所谓“知我者”，就是那些理解他的苦心孤诣的人，理解他治国平天下之理想的人；所谓“罪我者”，是指那些指责他不该修订《春秋》的人。可见，孔子编订《春秋》是为匡救时弊，因此，他的思想和主张自然渗透到《春秋》的字里行间，即所谓“微言大义”。《春秋》的“大义”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正名。孔子作《春秋》以正名为标准，秉笔直书，以别异同而正名字，辨上下而定名分，以寓褒贬而明是非，使乱臣贼子无所隐遁。第二是尊王攘夷。《论语》中记载孔子与其弟子子贡称赞管仲，是因为他“尊王攘夷”有功，保卫华夏抵抗异族的侵略是孔子生平的主张。第三是大一统。孔子主张一统，《春秋》中蕴涵着“王正月”的大一统思想。《春秋》记载了上自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下至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包括12个国君，合计242年的历史。它是鲁国史的一部分，但也记载了鲁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以及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全书大约17000字，主要记载春秋时期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包括诸侯国之间的征伐、会盟、朝聘等，也记载一些自然现象，如地震、山崩、星变、水灾、虫灾等，经济文化方面记载有祭祀、婚丧、城筑、宫室、土田等。《春秋》以时间为顺序，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又是我国第一部私修史书，打破了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对史学的垄断和控制，因此在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孔子开创的私人著书的学术风气，成为后来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的“百家争鸣”的先声。

孔子的“春秋”笔法，敢于揭露统治者淫秽纳贿、仇杀助乱的黑暗面。如隐公元年，记载了周平王向鲁惠公的妾仲子赠送葬礼的东西。在孔子看来，这是为君者不守君道的表现。对于这种“春秋”笔法，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春秋》也记载自然状况。如它对公元前611年彗星的精辟记叙：“秋七月，有星孝入于北斗”，是世界上彗星运行的最早记录。又如，它记录了公元前687年“夜中星陨如雨”的陨石雨情况。孔子保留了这些记录，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孔子作《春秋》，通过谨慎的用字在其中寓涵有褒贬、善恶之意，所以记事十分简略。为了更好地解释《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后世很多学者著文以补原书之不足。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传注《春秋》的有5传，后来《邹氏传》、《夹氏传》亡佚，只有《左传》、《公羊传》、《糓梁传》流传至今，被称为“《春秋》三传”。《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左氏春秋》，共30卷，作者相传为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史官左丘明。左丘明在口授《春秋》以教弟子时，怕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汉书·艺文志》），所以用事实来补订《春秋》，作《左传》。成书年代一般认为在战国初期，迄今尚无定论。《左传》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释《春秋》主要特色是“以史传经”，即以历史事实说明历史真相，表明作者的历史观。与《春秋》相比，传文内容与经文内容并非十分密切配合，或经文有而传文缺，或传文有而经文无。后人认为《左传》虽因《春秋》而作，但在编写体例上比《春秋》完备，在史料和文字价值上也远远超过《春秋》，完全可以独立称为史书，所以称其为《左氏春秋》。它不但记载鲁国一国的史实，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采用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使其成为研究春秋史的宝贵参考资料。《左传》的注本主要有西晋杜预著《春秋经传集解》，唐代孔颖达著《春秋左传正义》、陆德明著《经典释文》，均采用杜预的注解。197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春秋左传集解》，为目前最好的注本。《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战国时齐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一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公羊传》的注释之作主要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等。《糓梁传》又称《春秋糓梁传》、《糓梁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战国时鲁人糓梁赤。起初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其注本主要有晋人范宁撰《春秋糓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糓梁传疏》、清朝钟文烝撰《糓梁补注》等。《公羊传》与《糓梁传》都重视阐释《春秋》之“大义”，不重历史事实的传注。《公羊传》主要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糓梁传》着重宣扬儒家思想重礼义教化和宗法情义的一面，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两者都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春秋》及三传作为儒家经典，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长期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教科书和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左传》在唐宋两代被定为“大经”；《糓梁传》和《公羊传》在唐代被定为“小经”，在宋代被定为“中经”。“三传”与《春秋》合刊，均被列入十三经。《春秋》与“三传”文字洗练，记事简洁明了，遣词井然有序，对后世文学家、史学家影响颇大。尤其是《左传》，刘知几在《史通》中称赞说：“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语言之精要已成为后代楷模。《左传》文字优美生动，在文学性方面较之《春秋》有很大增强，从“大事记”式的记录发展为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展示，塑造了丰满的人物形象，堪称文史并茂的历史、文学名著。司马迁发扬《左传》的精神，为世人留下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裁、手法均深受《左传》影响。《春秋》及其“三传”不仅是“传孔子教”，而且保存了早期儒家的许多思想，对现代管理有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尊礼文化，第二是民本思想。尤其是《左传》，以大量史实告诉人们，礼是必须遵守的社会秩序，违背礼，就会在社会上无以容身，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其中的民本思想也为国君大臣执政为民尤其重视。《春秋》经传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春秋》经传是儒家经典，尤其是《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而且由于《春秋》经传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尊礼，同时也表现出浓重的民本思想，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第一，尊礼文化

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春秋》可以看作礼书，《左传》也可以看作礼书。《左传》全书中“礼”字总共出现过453次，又言“礼制”者10条，它对事件的评论完全依据古礼，从而寓君臣父子之义于历史记述之中，彰显三代的道德规范。《左传》讲述了个人如何进行道德修养，在处境艰难困苦时，如何修德待时，等待机会，如何在乱世学会生存的智慧；也讲了许多治国的经验和策略，以及为君为臣之道、治国安邦之道和用兵打仗之道。如《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说：“礼，政之舆也”，突出了礼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左传》不但以其丰富的史料解释了《春秋》所记载的200多年的历史事实，而且寓礼制思想于历史叙述之中，强调对礼制的尊崇，浸透了礼的精神。后汉贾逵在条奏中就极敏锐地向章帝进言：“《左氏》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左传》以叙述史事为主，中间常常夹杂“君子曰”的评语，评判的标准是“礼也”还是“非礼也”，言行是否站在“礼”上。比如鲁隐公五年春，鲁隐公忽发奇想，打算到一个非常遥远的、叫做“棠”的地方去看人家捕鱼。臧僖伯劝阻说：“根据自古相传的礼制，国君是为民众树立法度的人，应该专心去做国家的大事。执行乱政，那是要亡国的。”鲁隐公坚持要去，臧僖伯“称疾不从”。由于隐公的做法“非礼也”，不符合礼，所以史官将它写进了鲁国的史书，以警示后人。所以，古代的礼包含了一套以道德为核心的制度。

钱穆先生讲，礼是以对方的存在并且心存敬意作为前提的。礼的原则是与人为善，处处为对方着想，以此求得社会的和谐。

在现代社会，尊礼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管理者用企业文化来统率公司，用个人魅力统率下属，这样可以得到员工的齐心协力。

IBM、大众、通用电气、沃尔玛……这些著名跨国公司始终吸引着公众的眼球，成为媒体的聚焦点。在许多人的职业发展意向上，能够加入这些组织是一种荣耀——不仅因为丰厚的薪金，还在于它们优秀的企业文化，以及像比尔·盖茨、杰克·韦尔奇等这些优秀领导者的个人魅力。许多管理者对成功的先行者倍加推崇，并在潜意识中把他们作为自己的榜样，因此，用企业文化统率公司，用个人魅力统率部属，可以得到员工的齐心协力，共创组织辉煌业绩。

比尔·盖茨是一个极富魅力的领导者，并且他依靠这种优势吸引着世界信息技术领域的优秀头脑加入自己的团队，创造了时代神话。

曾经，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用8个星期编制出一套BASIC程序，为软件工业开了先河。随着微机BASIC语言的研制成功，信息技术领域的基本标准诞生了。奠定成功基础以后，比尔·盖茨以自己的创新精神、杰出的开发和领导才能，打造了一支知识管理团队，续写了Windows操作系统传奇。比尔·盖茨以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的精神，始终站在软件编写的第一线，依靠出色的业务能力赢得了众人的尊重。而这种个人魅力又吸引着大家加入其中，投入自己的热情和努力。

发展壮大以后，微软公司建立了平等、自由的企业文化。它适应高科技软件开发公司的脑力劳动特色，有利于激发灵感、充分挖掘智慧潜能、迅速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积极性，使公司依靠团队力量获得了成功。

松下幸之助说：“创业初期我走在前头，发展阶段，我站在中间，而发展后期，我站在后面。”优秀的领导人不是依靠权力压人赢得成功，优秀的企业文化不是完全依靠制度建设出色运作；用个人魅力统率下属，用企业文化统率公司，这才是获得胜利的法宝。

第二，民本思想《左传》蕴含丰富的民本思想，如《左传·桓公六年》中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文公十三年》中说“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这些思想强调国以民为本，应该重民。《左传》的民本思想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即由此发展而来，中国历代贤明的君主都懂得爱民、重民，治国经邦以民为本。

成吉思汗戎马一生，能够得天下，其用人得法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民本思想体现在他深知用人之道，求贤任能，关爱下级官员，用其所长，将手下将领的才智发挥到了极至，这是他在战争年代用人的一大特点。

首先，成吉思汗重用能人创造文字，结束了蒙古民族没有文字、刻木记事的历史，对蒙古民族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作用。其次，在战争中挖掘人才，为我所用，是成吉思汗的人才战略。让人才发挥最大作用，爱心是关键。成吉思汗始终把关心爱护部下作为首要大事。他认为，如果要让他人服从自己的统治，必先取得人心。他凭借宽宏大量、真诚信义，把各种能人吸引到蒙古来，使他们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己所用。他的伟大之处，不仅在爱才，而且能知人善任。铁炮制造成功，木华黎功不可没，这正是他善于用人的结果。其用人最高明之处在于，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多年来，他对待部下，一旦看准了人，就信任他，大胆放手，只布置任务，不干涉行动，使部下有职有权，充分施展才能。在成吉思汗的心目中，军队是他打天下的资本，百姓是他的靠山。以情感人，以义立威，奖赏将士，善待民众，这是成吉思汗笼络人心、稳定社会局面的一种高明手段。

民本思想放到企业经营当中，就是要求企业领导拿顾客当上帝，拿员工当兄弟。如果对顾客不好，顾客就会抛弃你；如果对员工不好，员工就要离开你。有了顾客，有了员工，企业才有了生机。因此，现代企业管理者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全心全意为顾客和员工服务。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成功的企业领导。《春秋》经传中的管理智慧

原典

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左传·隐公元年》

[译文]多做不义的事情，必定会自己垮台，你姑且等着瞧吧。

原典

不义不昵，厚将崩。——《左传·隐公元年》

[译文]做事不仁义就不会有人亲近，土地再广大也会遭到灭亡。

原典

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左传·隐公三年》

[译文]讲信用不是发自内心，即使有人质也是没有用的。能懂得将心比心地办事，并用礼来约束，即使没有人质，又有谁能离间他们呢？

原典

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左传·隐公四年》

[译文]我听说，施行德政就可以使民众和睦，而不会发生动乱。

原典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

[译文]礼是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社稷、抚慰民众、造福后代的。

原典

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左传·桓公六年》

[译文]所谓的道，是忠诚于民而有信于神的。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

[译文]民是上天的主人，因此圣明的君王先安抚民众，然后敬奉神灵。

原典

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左传·桓公六年》

[译文]民众和睦，神灵就会降下福祉，君王有什么行动就会成功。

原典

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左传·桓公六年》

[译文]根据民意制定出人的分寸与责任，根据人与人之间的分寸来制定礼。礼是用来完成政治体制的，完善政治体制是用来使民众的行为合乎法度的。

原典

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左传·昭公五年》

[译文]真正的礼是用来保国、推行政令而不失去百姓的。

原典

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译文]晋公子重耳遭受祸难的时候，晋国派兵在蒲城攻打他。蒲城人想要迎战，重耳不同意，说：“依靠国君父亲的命令而享有养生的俸禄，因此才得到百姓的拥护。有了百姓的拥护却去跟父亲对抗，没有比这再大的罪过了！我还是逃奔吧。”于是就逃亡到狄国。

原典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左传·文公十三年》

[译文]邾文公为迁都到绎而进行占卜。史官占卜之后说：“对百姓有利，对国君不利。”邾子说：“假如对百姓有利，也就是对我有利。上天生下了万民，给他们安排君主，就是为了给他们利益的。既然对百姓有利，必然对我也有利。”左右侍臣们说：“寿命可以延长，君王为什么不这样做呢？”邾子说：“生存就在于养育百姓。死亡或迟或早，那只是时间的问题。如果对百姓有利，就决定迁都吧！没有比这更吉利的了！”于是就迁往绎城。五月，邾文公死。君子说：“懂得天命！”

原典

二国图其社稷，而求纾其民，各惩其忿，以相宥也，两释累囚，以成其好。——《左传·成公三年》

[译文]两国都为自己的国家着想，让百姓获得安宁，各自抑制自己的愤怒，达成相互的谅解，双方都释放被俘的囚犯，以结成友好关系。

原典

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译文]美好的名声，是装载德行的车子。德行，是国家的基础。有基础就不会毁坏，您不也应该致力于它吗？有了德行就能和乐，和乐就能长久。

原典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左传·昭公四年》

[译文]如果对国家有好处，生死都由它去。况且我听说做好事的不改变他的原则，所以能够成功。

原典

夏，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且抚其民；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宥孤寡，赦罪戾；诘奸慝，举淹滞；礼新，叙旧；禄勋，合亲；任良，物官。使屈罢简东国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好于边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左传·昭公十四年》

[译文]夏天，楚平王派然丹去宗丘检阅西部地区的军队，并且安抚那里的民众；施舍贫贱，救济穷困；抚养孤儿，奉养有病老人，收养单身汉，赈救灾患，宽免孤儿寡妇的赋税，赦免罪人；追究惩治邪恶之徒，选拔长期被埋没的人才；以礼对待新人，依据资历功绩对待旧人；奖赏功勋，和睦亲族；任用贤能，量才授官。派屈罢在召陵检阅东部地区的军队，做法也和然丹一样。和四边的邻国缔结友好关系，让百姓休养生息五年，然后用兵，这是合于礼的。

原典

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

[译文]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用宽大来使百姓服从，其次就没有比严厉更合适的了。火猛烈，百姓看着就害怕它，所以很少有人死在火里；水懦弱，百姓轻视并玩弄它，反而死在水里的人很多；所以实行宽大政策不容易。

原典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

[译文]孔子说：“好啊！政令宽大百姓就怠慢，怠慢就用严厉来纠正。严厉，百姓就受到伤害，受到伤害，就用宽大的政令来弥补。用宽大来调节严厉，用严厉来调节宽大，政事因此和顺。”

原典

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左传·定公十五年》

[译文]礼，是生死存亡的主体。一举一动、或左或右以及进退、俯仰都要依据礼，朝聘、祭祀、丧事、征战都要依礼行事。

原典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译文]国家将要兴盛，君王听命于民众；国家将要灭亡，君王听命于神灵。

原典

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左传·哀公元年》

[译文]国家将要兴盛，君王很重视民众，这是国家的福祉。国家将要败亡，君王忽视民众，这是国家的祸患。

《大学》——中国式的修身哲学

当代新儒家对《大学》有极高的评价：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说：“不悟六经宗要，读《大学》可悟其宗要。不得六经体系，读《大学》可得其体系。不识六经面目，读《大学》可识其面目。不会六经精神，读《大学》可会其精神。”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说：“先秦儒家的人性论，到了孟荀而已大体分别发展成熟；由《大学》一篇而得到了一个富有深度的综合，也可以说是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完成。”《大学》论述儒家人生哲学，是儒家系统的政治哲学。《大学》本不分章节，但经朱熹整理，分为经一章，传十章。经文一章，阐述大学之道，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传第一章，释明明德，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第二章，释亲民，让人们革旧图新；第三章，释止于至善，要达到最好的境界；第四章，释本末，做事要分清主次，抓住根本；第五章，释格物致知，穷究事物的原理来获得知识；第六章，释诚意，就是“勿自欺”，不要“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第七章，释正心修身，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第八章，释修身齐家，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第九章，释齐家治国；第十章，释治国平天下，谈治理国家平天下的事。《大学》对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修养的目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实现天下大治的八个步骤。其中每一步都以前一步为先决条件，而“修身”是其中最根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前四步是“修身”的方法途径，后三步是“修身”的必然效果。《大学》提出“三纲领”、“八条目”，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具有内在一致性。它明确肯定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大学》“三纲领”。所谓“明明德”，就是发扬光大人所固有的、天赋的光明道德。所谓“亲民”，是指发扬了善性之后，即从事治民，治民要亲爱人民。所谓“止于至善”，就是要求达到儒家封建伦理道德的至善境界，即“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是《大学》提出的教育纲领和培养目标。“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世称之为《大学》“八条目”，是实现“三纲领”的具体步骤。“八条目”的中心环节是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对于培养目标和方法，《大学》反复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格物”、“致知”是八条目的基础。所格的“物”、所致的“知”，都是指伦理和道德原则，即修己治人的道德修养。

所谓“诚意”，就是要不自欺，要慎独。与别人相处时是这样，独处时也应该是这样。内心如此，表现于外更是如此，即所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提倡“慎独”，主张即使在独处的情况下也诚心诚意地恪守道德规范。慎独是一种主观的道德修养方法，注重道德理想和动机的培养。

所谓“正心”，就是教人防止个人感情、欲望的偏向。“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人不可能避免忿愤、恐惧、好乐、忧患等感情，但有必要防止、克服不正当的感情、欲望。“修身”是“八条目”的基本，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所要达到的目的，即把个人修养达到完善的地步，这也是《大学》培养人的最高要求。只有这样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反对统治者贪得无厌、不择手段地聚敛财货，提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这些论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大学》是作为“四书五经”之首的儒学经典，是将道德学和管理学熔为一炉的边缘综合性学问，蕴含着丰富的管理原理和法则，值得挖掘、整理和提高。《大学》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大学》将人的道德修养确定为儒者修己治人、化民成俗、改良政治的中心环节，进一步强化了儒学以人伦道德为中心的本质特征，其中著名的“三纲领”、“八条目”对现代企业管理有深刻启发。它强调道德修养、修心炼己是治理人心和德治社会的前提。修心炼己、实践道德是为了以德治国，使天下太平安定，使民族回归于道德社会。《大学》丰富而系统的管理知识要求企业管理者重视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只有领导者先做出表率，才能教化普通民众。

首先，管理者以德行为先，推己及人。《大学》中说：“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也。”

其次，仁德爱民，以民为本。《大学》中说，执政者要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百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再次，民众是立国的根本。只有让百姓富起来，才能真正得到百姓的拥护。“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儒家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观、政治哲学以民众为本位，与个人修养结合在一起。这种人生观首先要求管理者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以此为基础，修身、齐家，进而承担起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

在中国古代漫长而又悠久的历史中，帝王的修为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现代企业管理中，管理者的修为关系到一个企业的存亡。任何时代的领导者都必须端正自身态度，谨慎行事，以身示范。因为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所作所为必定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效仿的对象，即所谓的“上行下效”。

中国古代有一个可以算得上“代代红”的人物——裴矩。他一生侍奉过北齐、隋文帝、隋炀帝、宇文化及、窦建德、唐高祖、唐太宗，共三个王朝，七个主子。这些帝王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相差很大，可是裴矩在每一个主子手下都很得意。

隋朝时，他看出隋炀帝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便想方设法挑动他拓边扩土的野心，耗尽了隋朝的人力、物力、财力，导致隋朝的灭亡。后来他几经辗转，投降唐朝，在唐太宗时任吏部尚书，并得到唐太宗的褒奖。他曾经对唐太宗故意给人送礼行贿陷人以罪的事件加以阻止，说：“此人受贿，应当严惩。可是，陛下先以财物引诱，因此而行极刑，这叫陷人以罪，恐怕不符合以道义教导人的原则。”唐太宗接受这一意见，并说：“裴矩能够当众提出异议，而不是表面上顺从而心存不满。如果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这样，还用担心天下不会大治吗？”

司马光在论及裴矩的变化时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为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国君是一个国家的标志，标志正，则影子直；标志邪，则影子歪。忠臣良臣的出现，是由于国君的培植、倡导；奸臣佞臣的出现，是由于国君的放纵、默许。历史上曾有许多大臣，原本并不是坏人，只是因为国君的品性、道德方面有问题，他们也跟着误入歧途了。裴矩在隋炀帝时兴师动众，推波助澜；在唐太宗时变成了一个敢于直谏的谏臣，君主的影响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在现代企业中，领导者是企业的一个标志。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是个工作狂，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他每周通常都会工作60～80个小时，“不知疲倦地工作、积极竞争、完全地投入”，这种狂热的工作精神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鞭策。全体员工在他的带动下也变成了工作狂。正是在这种狂热工作精神的鞭策下，微软的全体员工不断开拓创新，生产出适应市场需求的先进软件。这种狂热的工作精神已经成为微软企业文化的核心。

比尔·盖茨有句名言：“每天早晨醒来，一想到所从事的工作和所开发的技术将会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变化，我就会无比兴奋和激动。”盖茨的狂热工作精神已经在微软公司内部营造出一种气氛、一种价值观，让全体员工有长时间工作的动力。

居于领导者地位，如果能以身示范，以自己个人的美德、魅力感化下属，下属就会仰领导之德如无声的命令。同样道理，如果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出现方向性错误，往往也会诱使部下误入歧路。因此，领导者应该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必须以身作则，谨防上梁不正下梁歪。

在现代企业中，人们常说“有怎样的老板就有怎样的员工”，这就是《大学》给予现代企业管理者的警示。《大学》中的管理智慧

原典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

[译文]大学的道理，在于彰显人自身所具有的光明德性，再推己及人，使人人都能去除污染而自新，而且精益求精，达到最完善的地步并且保持不变。

原典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

[译文]能够知其所止，止于至善，然后意志才有定力；意志有了定力，然后心才能静下来；能做到心静，然后才能安于处境；能够安于处境，然后才能处事精当，思虑周详；能够思虑周详，才能达到至善的境界。

原典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

[译文]天地万物皆有本有末，凡事都有开始和终结，能够明白本末、终始的先后次序，就算接近修己治人的道理了。

原典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大学》

[译文]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一定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家庭；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家庭，一定要先修养好自己本身的德行；要想修养自己本身的德行，必须先端正自己的心意；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意，必先使自己的念头真诚、无私；要想使自己的念头真诚无私，必先明理；要想明理致知，必须革除物欲，穷究事物的道理。

原典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

[译文]物欲革除之后，一切事物的道理就都清楚明白；明理之后，念头都是真诚无妄的；念头真诚无妄，心思就会端正；身心端正无私，自然会修养德行；能够修养德行并身体力行，自然一家和睦，井然有序；家庭经营得井井有条，才能够治理好国家；国家的治理能够上轨道，才能使天下太平。

原典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大学》

[译文]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要以修身为做人处事的根本。如果连根本的修身都达不到，却想要治国平天下，那是不可能的；把切近的修身、齐家看得不重要，反而去高谈治国平天下，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

原典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

[译文]商汤在他盥洗用的铜盘上，刻上铭词，说：“如果能够把今天的污垢洗净而自新，就应该天天振作，求自新求进步，更要持续不断涤除污染，一天比一天进步。”

原典

诗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大学》

[译文]《诗经》上说：“……有个文采斐然的君子，他治学修德的功夫就如同切骨、磋角、琢玉、磨石一般反复为之，希望精益求精。”……“如切如磋”是指他研究学问的功夫；“如琢如磨”是指他存养省察、磨练德行的功夫。

原典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大学》

[译文]所谓诚其意，是说不要欺骗自己。

原典

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

[译文]一个人内心真诚，一定会表现在外。所以君子在一个人独处时，一定更为小心谨慎。

原典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大学》

[译文]曾子说：“一个人独处时，就像有十双眼睛在注视着你，十双手在指着你，这是多么严峻可畏啊！”

原典

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大学》

[译文]有钱人用财富来装饰他的屋子；有德行的人用道德来充实自身；因为内心宽大平和，身体自然安泰舒适，因此，君子必须使自己内心真诚。

原典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大学》

[译文]所谓修身在于端正自己的心，愤怒的时候，心不端正；有恐惧的时候，心不端正；有贪图爱恋的时候，心不端正；有忧愁的时候，心不端正。

原典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大学》

[译文]如果心不专注，受情绪支配的影响，就会变成眼睛看着东西却像没有看到一样，耳朵听着声音却像没有听到一样，口里吃着东西却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原典

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大学》

[译文]真心诚意地做，即使不能做到与目标完全相吻合，也相差不远了。

原典

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大学》

[译文]有德行的人，一定是自己先有了善行，然后再要求别人行善；一定是先要求自己没有恶行，然后再禁止别人作恶。

原典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大学》

[译文]凡是我所厌恶上司对待我的态度，就不可以拿那一种态度去对待我的部属；凡是我厌恶部属对待我的行为，我也不能以那一种行为来侍奉上司；我厌恶在我前面的人对我所做的事情，我不可以做那些事情去对待在我后面的人；我厌恶在我后面的人对我所做的事，我就不可以做那些事去对待在我前面的人；我厌恶在我右边的人所做的事，我就不可以把同样的恶行加在左边的人身上；我厌恶在我左边的人所做的恶行，我就不可以把同样的恶行加在右边的人身上。这就是所谓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

原典

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大学》

[译文]看见贤能的人不能推荐，推荐举用之后又不肯亲近，这是怠慢轻忽的行为；看见坏人不能拒绝、黜退，黜退之后又不能疏远他，这是错误的行为。

原典

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大学》

[译文]喜好众人所厌恶的，厌恶众人所喜好的，这叫做违反人性，灾祸必然会降临。

原典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大学》

[译文]因此治理国事的君子，必须有修己治人的法则：忠诚信实才能得民心，骄傲、奢侈、放逸随便，必将失去民心。富国裕民也有一定的法则：从事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的速度快，消费的速度慢，那么国家的财富就能经常保持充裕。

原典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大学》

[译文]有仁德的人，运用财物帮助他人，自然得到众人的拥戴；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