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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杰克·希金斯 (著),依廉(译)

出版社：同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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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式英雄试读：

作者手记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星期六，凌晨一点整的时候，党卫军全国领袖、全国警察总长海因里希・希姆莱收到了一条简单的电文：“鹰已降落。”这意味着，一小股德国空降兵此刻已经在英国安全着陆，意欲绑架正准备到诺福克乡下海边小屋度周末的大英帝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本书力图再现这次惊天之举的一切来龙去脉。至少百分之五十的内容都是有史料可查的。至于剩下的百分之五十究竟是推测，还是虚构，就敬请读者评判了……

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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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墓园门口进来的时候，有人正在这块墓地的一角挖土坑。这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差不多后边的一切事情都是从这个场景开始的。

教堂最西侧，五六只白嘴鸦像黑色的破口袋一样在山毛榉树枝上扑腾，对着彼此愤怒嘶吼。我立起风衣领子，不让劲雨侵入，绕过碑石，径直过去，走向墓地。

不知道那人是谁，也听不明白他在低声自言自语些什么。一锹泥扬出来，我闪过它，站在刚刚挖出来的土堆旁边，探头道：“这天气可真不适合干这个。”

他闻言抬头，倚着锹把。这老头子好大一把年纪，戴一顶布帽，外套满是泥巴，身上披一个装粮食用的麻袋。他双颊深陷，胡茬灰白，潮乎乎的眼睛里一片呆滞。

我又试着说了一句：“下雨了。”

他似乎恍然，瞥一眼灰蒙蒙的天，挠挠下巴道：“要我说啊，这天还得继续坏上一阵，然后才会好。”“肯定是够让你费劲的。”我说。墓坑底部起码积了六英寸深的水。

他一锹戳在墓穴的另一头上，一下子戳开一个大口子，就好像什么腐烂透了的东西炸开了一样。泥土扑啦啦地掉下来。“这还不止。这些年呐，他们往这个小破地方里搁的死人太多太多。这哪里是把死人往土里埋啊，根本就是往死人骨头里埋嘛。”

他露出光秃秃的牙床哈哈大笑，然后弯下腰在脚边的泥土里翻翻捡捡，捡起了一截指骨。“明白我讲什么了吧？”

生命成了这种样子，哪怕是对职业作家，此时的吸引力也绝对是有限的。我决定把话引回正题：“这是个天主教堂，没错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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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动于衷道：“啊，这样啊。那时候还没有我呢。去问维里克神父吧，他大概能了解点儿情况。”“他在里面吗？”“不在这儿就在内室。内室在墙后，树的另一边儿。”

这时候，山毛榉上的乌鸦不知道为了什么突然骚动起来了，几十只乌鸦在雨里一边盘旋着飞，一边喇喇地乱叫一气。老人抬眼瞧了瞧，随手把指骨往树丛一丢，突然嚷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闹心的杂种！”他叫道，“滚回列宁格勒去！”

我本来转身刚要走，闻言站住脚好奇道：“列宁格勒？怎么提起这么个地方来？”“它们就是打那儿来的，还有八哥也是。它们本来都在列宁格勒，十月份就会跑到这儿来。那边儿的冬天太冷，它们哪里受得了。”“这样啊？”我说。

他的表情这时已经生动起来了。他从耳后取出半截烟卷儿，塞进嘴里。“那边的冬天冷得能冻掉屁股。打仗那时候，多少德国人都死在列宁格勒了，既不是被打死的，也不是因为别的——纯粹就是冻死的。”

我被这番话深深吸引住了，问道：“这都是谁给你讲的？”“关于鸟的事儿？”他问。突然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脸上满是捉摸不透的狡黠，“干吗，这都是魏尔纳给我讲的。关于鸟的事儿他全懂。”“魏尔纳是谁？”“魏尔纳？”他的眼睛眨了又眨，脸上又挂出那副呆滞的表情，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装出来的。“魏尔纳是个好家伙，好小伙子。他们不该那么对他。”

他弯下腰去继续挖土，对我完全置之不理了。我又多待了一会儿，然而显然他再没什么话可跟我讲了。因而，很遗憾——本来似乎会有个好故事的。我转身上路，沿着碑石朝大门走去。

我在门廊站住了脚。墙上有块漆黑的木牌子，上面的金色油漆字迹已然褪了色。顶上写着：

斯塔德利村-圣母玛利亚及众圣徒教堂

下边是望弥撒和忏悔的时间，落款上写着“菲利普・维里克神父”。

门是橡木做的，用铁条和螺栓箍在一起，年头很久了。青铜狮子造型的把手，狮嘴里衔着一只大铜环。这铜环要先扳到一侧才能开门，带起一阵吱吱呀呀的刺耳响声。

我以为里边会昏暗不堪、漆黑一片，然而映入眼帘的却好似一座缩小版的中世纪大教堂，四处泛着光明，不可思议的开阔。中庭的拱顶美轮美奂，巨大的诺曼式柱子直插木制穹顶，雕饰着各式各样的花纹——人物、走兽，精妙绝伦。穹顶两侧圆形的气窗投射进明亮的光，这光明让我无比惊讶。

精美的石质圣水盆旁边，墙上有块漆牌，曾在此侍奉天主的所有神父的名字都列在上面，开头是一一三二年的拉斐・德・柯西，一直到维里克的名字再一次出现为止。维里克神父一九四三年接管了这座教堂。

后边有座狭小阴暗的祈祷室。烛火在童贞玛利亚的画像前摇曳不定，好似圣母的光辉凌于这片昏暗之中。绕过这间屋子，沿着长凳之间的过道走过，寂然无声，只有圣灯隐隐透出红宝石色的光。祭坛旁边高悬着一座十五世纪的耶稣受难像。雨水敲打高高的窗子，如同闷闷的鼓声。

我身后传来了一阵脚在石头地面上拖蹭的声音。一个干涩、生硬的嗓音说道：“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转身过来，看到圣母祷告堂的入口站着一位神父。他个子很高，面容憔悴，缩在褪了色的黑修士服里。他头发花白，发茬短到刚刚露出头皮；眼窝深陷，好似刚刚患了病，而腮边紧绷的皮肤更加强了这种印象。他有一张漠然的面孔。要么是军人，要么是学者，但想到告示牌上写着他是天主教耶稣会信徒，那么无论哪种都不会使我感到惊讶。然而照我的判断，这张面孔还说明病痛时刻不离他的左右；他朝前迈步的时候，我看见他吃力地拄着一根黑刺木拐杖，拖着他的左腿。“维里克神父？”“是我。”“刚才我跟外面那位老人家说话来着，那位教堂主事。”“啊，你说的是雷科尔・阿姆斯比吧。”“原来他叫这个名字啊。他觉得也许你可以帮上我的一个忙，”我伸出手，“我叫希金斯，杰克・希金斯。我是个作家。”

他迟滞了一下才跟我握手。虽然这是由于他需要把拐杖从右手换到左手，但在我看来，他绝对还是有所保留。“我能帮你什么呢，希金斯先生？”“我在为一本美国杂志写专题系列，”我说，“历史方面的题材。昨天我拜访了克雷的圣玛格丽特教堂。”“那教堂很漂亮。”他拣了最近的一排长凳坐下道，“不好意思，如今我特别容易乏。”“那儿的教堂院子里有个墓龛，”我继续说道，“您大概知道那个墓龛吧？‘谨此缅怀詹姆斯・格里夫……’”

他立即把我的话头接了过去：“一六七六年一月十四日，他在北非巴巴里地区的黎波里港协助克劳迪斯里爵士将敌船付之一炬。”他强作了个笑容，“在这一带，这段墓志铭相当有名啊。”“根据我的调查，格里夫担任‘橘树号’的船长时，有个搭档叫查尔斯・加斯科因。此人后来成为了一位海军上校。他因旧伤复发，死于一六八三年，好像是格里夫把他的遗体送回克雷安葬的。”“我知道了。”他礼貌地回应道，然而并不曾显露出对此事有任何的兴趣。实际上，他的话语声几乎是在暗示他已经不大耐烦了。“克雷教堂的墓园中并没有他的遗迹，”我说，“当地教区档案里也没有记录。我还去找过胡埃弗顿、格兰德福德和布雷肯尼的教堂，都是一样的结果。”“所以你认为这个人有可能在这里？”“我又重新理了一遍我的笔记，发现他从小就受洗成了天主教徒。于是我突然想到，他会不会是被安葬在了自己信仰所在的地方。我在布雷肯尼宾馆住的时候跟一个酒保谈过，他说斯塔德利村这里有一座天主教堂。显然这个地方太不起眼了，我花了好一阵子才找到。”“恐怕你白费力气了，”他站起身，“我在这座圣母玛利亚教堂已经二十八年了。可以跟你保证，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么一位查尔斯・加斯科因。再说，你提到的那个时间里，圣母玛利亚教堂并不属于罗马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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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我感觉自己的失望之情已经溢于言表，但是我仍然追问道：“关于加斯科因，您绝对肯定吗？当时的教堂档案呢？没准儿下葬登记表中会有突破呢。”“我的个人爱好，恰好就是研究本地的地方史，”他略带尖酸地回应，“跟教堂有关的档案没有我不熟悉的。我可以担保，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一位叫查尔斯・加斯科因的人。不好意思，我要用午餐了，失陪。”

移步过去的时候他的拐杖打了滑，他趔趄了一下，几乎跌倒。我一把挽住他的胳膊肘，恰好踩在他的左脚上，他却几乎动都没动一下。

我说：“真抱歉，我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他再次笑了一下。“没事，踩了就踩了吧。”他用拐杖指指自己的脚，“活遭这么一茬烂罪。但是怎么说呢，反正我如今是适应了。”

这种话让人没法接，显然他也没等着别人去附和。我们一道顺着窄道走着。由于他的腿脚问题，我们走得很慢。我说：“这教堂真实在是太美了。”“没错。我们都感到很骄傲。”他为我拉开门，“没帮上什么忙，不好意思。”“没关系的，”我说，“您介意我离开之前在教堂的院子里转转吗？”“我明白了，谁也说服不了你。”然而，他的口气里并无恶意，“请随便，这里有很多石碑都相当有意思呢。我尤其建议你去最西边的石碑群去看看。那是十八世纪初的东西，而且手艺明显跟克雷的石碑差不多，出自同一个人。”

这次他主动伸出了手。我和他握手的时候他又道：“那个，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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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关了门，我来到长廊上。真是古怪的会面。我点了根烟走到雨中。教堂司事接着挖别的坑去了，此时整个院子就剩下我一个人——当然，那些乌鸦除外。“列宁格勒的白嘴鸦”。我再次琢磨了一下，然后坚决把这个想法从脑中摒去。还有事儿要做呢。跟维里克神父这么一谈，我哪里还能对找到这个查尔斯・加斯科因的墓地抱多大希望，实际上根本就无法可想了。

我一步步往最西边踱的时候，注意到了他所提到的那些墓石。确实有点儿意思。用生动又朴素的雕工刻画出骷髅、骨架、带翅膀的沙漏，还有大天使。有意思，只不过完全不是加斯科因的年代。

我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遍历了整个地方，最后我终于意识到，自己被打败了。原因之一是，这个院子跟最近看到的绝大多数乡下教堂院落都不一样，一切都保持得井井有条。草坪修了，灌木剪了，几乎没有什么长势过剩或者遮挡视线之类的现象存在。

这样看来，确实没有查尔斯・加斯科因了。我终于承认自己失败的时候，正站在刚挖好的坑旁边。教堂的老司事找来张油布铺在上面挡雨，油布的一端掉在了坑里。我蹲下去把布拽起来，正要起身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一两码远之外，靠近教堂墙角的塔楼脚下有撮杂草，里面有块扁平的墓石。这是十八世纪早期的手艺，当地石匠的典型作品。墓石上刻着精美的骷髅，骷髅上方交叉了两根骨头。这是一个棉毛商人杰里米亚・弗勒尔、他的妻子，还有他两个孩子的墓地。而我正蹲着，因此注意到这墓碑下头还有块石板。

骨子里的凯尔特人情怀迅速泛滥，一股激情瞬间澎湃，我仿佛意识到，距离某种事情只有一线之隔。我跪在墓石旁边，试探着用手去推它。很困难。但突然一下子，它动了。“来吧来吧，加斯科因，”我轻声说，“我可找到你啦。”

石板移到了一侧，斜倚在草堆上，露出表面来。我估计，这是我这辈子最瞠目结舌的一刻。石碑很朴素，顶端有个德国十字——大多数人都把这个叫做铁十字。下边的墓志铭是用德文写成的，“Hier ruhen Oberstleutnant Kurt Steiner und 13 Deutsche Fallschirmjäger gefallen am 6 November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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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德文绝大多数时候都属于不好不坏那种，主要是没有使用环境。但是对于看懂这段文字足够了。“库特・施泰因纳中校，以及十三位同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陨殁的德意志空降猎兵，长眠于此。”

我就那么在雨里蹲着，仔仔细细地检查我是不是翻译错了——没错，真的没错，可这完全让人一头雾水嘛。有一次我碰巧写到这个方面的文章，所以最起码我知道德军公墓一九六七年设在了斯坦福郡的坎诺克・彻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于英国阵亡的四千九百二十五名德国军人都被移葬到了那儿。“陨殁”，碑文上是这么措词的。不可能，太荒唐了这个。这是精心布下的一个恶作剧吧。一定是的。

任何更进一步的想法都被一声突如其来的咆哮给打断了：“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维里克神父撑着一把大黑伞，一跛一跛地穿过碑石冲我而来。

我兴奋地嚷道：“神父，你一定会对这个有兴趣的。我有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等他走到近前我才发现有点儿不对劲儿。事实上是非常的不对劲儿，他的脸由于激动而显得惨白，他整个人都因为愤怒而在发抖，“你胆子怎么这么大，竟敢动这块石头？你这是亵渎，除了亵渎没别的了！”“好吧好吧，”我说，“我道歉，但是你看看我在它下边发现的东西。”“我才不管你在底下发现了什么狗屁东西，赶紧恢复原状！”

我开始有点儿忍不住了。“别傻了，你没看到上面说什么了吗？你要是不认得德语，我教给你。‘库特・施泰因纳中校，以及十三位同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陨殁的德意志空降猎兵，长眠于此。’你不觉得这事儿简直新鲜透了吗？”“完全不新鲜。”“看来你一定是以前见过这块石头。”“没见过，当然没见过。”此刻他显得因为什么事情而忐忑不安，说话的时候更平添了一丝绝望的味道，“现在麻烦你把石头恢复原状，好吗？”

我不相信他，我从来就没相信过他。我说道，“这个施泰因纳是谁？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跟你说过了，我一无所知。”他说话的时候越发魂不守舍了。

而就在此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些问题。“自一九四三年开始您就在这儿了，对吧？您就是在那个时候接管教区的。教堂里那块牌子上写得清楚。”

他终于崩溃地爆发了：“我最后再说一遍，麻烦你把这块石头放回原位行不行？”“不行。”我说道，“恐怕恕难从命。”

奇怪的是，此刻他反而好像控制住了自己。“很好，”他冷淡道，“那就请你赶紧离开这儿。”

鉴于他的这种精神状态，争执估计是毫无意义的。我简短地回答道：“好吧，神父，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我走上小路的时候他又喊了一句：“别再回来了，否则的话我肯定把这儿的警察找过来，决不含糊。”

我走出墓园的大门，坐进“标致”汽车离开了。他的威胁吓不着我，因为我实在是太激动了，兴奋得气血翻涌。斯塔德利村的一切事情都吸引着我。大概只有北诺福克才会有这种地方的存在。某一天你突然间发现了这么个村子，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了，于是你开始疑惑，因为你想不起是不是从一开始这个村庄就根本不曾存在过。

这种事儿可绝不多见。看那教堂，那围墙下的花园、花园里的古老长老室；看那溪流，那随意散落在小溪沿岸的屋舍、十五六座样式各异的屋舍；看那带着大水车的老磨坊，那一片绿荫、绿荫对面的乡村酒馆——斯塔德利河沿酒馆。

我把车停在溪边的路上，点燃一根烟，静静地回想着整件事情。维里克神父撒谎了。他早就见过那石碑，他认得上面的识记，我坚信这一点。想起来还真荒唐，我本是为了搜寻查尔斯・加斯科因的线索才偶然造访斯塔德利村的，结果却发现了更有意思的事情，一个真正的秘闻。问题是，我该怎么做呢？难不成就此收手了？

那个教堂司事，雷科尔・阿姆斯比的身影自两幢农房之间的狭窄巷道里出现时，问题似乎顿时迎刃而解了。他的身上仍然溅得到处都是泥巴，肩膀上照旧披着旧麻袋。他穿过小路走进斯塔德利河沿酒馆。我立刻跳下车跟上了他。

按照门口铭牌上写的，店老板叫乔治・亨利・王尔德。我开了门，里面是铺着石板路的通道，墙上贴着装饰面板。左边的门开了一条缝，传出嗡嗡的低语，间或爆发一阵大笑。

里面并没有吧台，只有一间舒舒服服的大房子、一个点着火的石头壁炉、几把高背椅子、几张木头桌子，如此而已。六七位客人，没一个年轻人。要我说啊，他们的平均年龄能有六十岁——可惜时下的穷乡僻壤里，这般光景是越发常见了。

一群农民，骨子里就是农民。都是饱经风霜的脸，都是花呢帽子，都是胶皮靴子。三个人在玩骰子，两个人看着。炉火边，一个老头儿轻轻地吹着口琴。他们全都满脸新奇地看着我——带着那种熟人小团体来了陌生人时常有的新鲜感。“下午好啊。”我开口道。

两三个人点头致意，很客气，然而有个大块头，一脸黑里掺灰的络腮胡子，瞧着不怎么友好。雷科尔・阿姆斯比自己占了一张桌子，正用手指卖力捻着一根烟卷儿，面前摆着一杯淡啤酒。他把烟塞进嘴里，我走过去递上了火儿。“嗨，朋友。”

他茫然抬眼，突然反应过来了。“噢，又是你啊。你找到维里克神父了吗？”

我点头：“再来一杯？”“那哪能不来呢，”他把杯里的酒牛饮而尽，“一品脱黑啤酒下肚，再痛快不过了！来呀乔治！”

我扭头看过去，身后站着一个戴套袖的矮胖子，这肯定是店主乔治・王尔德了。他跟周遭人的年纪差不多，样子还不错，只是有个地方破了相。过去什么时候他一定是被子弹近距离打到了脸。我看过太多枪伤，所以确定得很。弹痕在他的左脸上犁出了一道沟，肯定还伤到了骨头。他这运气算是很不错了。

他殷勤笑道：“您来点什么，先生？”

我跟他说，我要一大杯伏特加汤尼，而这些农民和乡巴佬们竟被此逗得大乐。我倒是无所谓，因为这是唯一一种我高兴怎么喝就怎么喝的酒。雷科尔・阿姆斯比的手卷烟没坚持多一会儿，所以我分了一根自己的给他，他乐得接受。酒送上来，我把他的那杯淡啤酒推给了他。“你说你在圣母玛利亚教堂干多少年司事了？”“四十一年啦。”

他把酒一饮而尽。我说：“来，再来一杯吧，给我讲讲那个施泰因纳的事儿。”

口琴声戛然而止，谈话声也顷刻消失了。老雷科尔・阿姆斯比越过杯沿盯着我，脸上又泛出那种狡黠无比的神色来。“施泰因纳？”他说，“怎么想起问这个？施泰因纳他……”

乔治・王尔德插到我们中间，伸手拿走杯子，边抹桌子边说：“对不住先生，打烊啦。”

我看看表，两点半而已，开口道：“搞错了吧？还有半个小时呢。”

他把装伏特加的杯子递了过来说：“先生，我们这是自家开的小生意，再说这么个荒郊野外的，我们爱怎么干也不会有人管。要是我说两点半关门，那就是两点半关门啦。”他和颜悦色地笑道，“我要是你，我就喝光走人。”

气氛紧张得很，简直一绷即断。他们都坐在那儿，看着我这儿，面孔生硬，眼神冷酷。那个黑胡子大块头，踱到桌子一端，倚在桌板上，盯着我。“听到他说什么了吧，”他沉着嗓子阴声道，“现在，听话，喝酒，回家。不管你家在哪儿，总之回家。”

我什么都没分辩，因为此刻的情势更紧张了。也不知道是想证明给他们看还是什么，总之我花了好一会儿才喝光伏特加汤尼。然后我走了。

诡异，但我并不恼火，只是完全被这不可思议的一出儿给吸引住了而已。而且现在让我抽身，怎么可能呢。我必得把答案搞出来，而且我突然发现，有个方法简单易行。

我钻进“标致”汽车，驶过桥，出了村，经过教堂和长老室，往布雷肯尼的方向走。走过教堂几百码之后，我把汽车扔进一个马车棚里，徒步往回走，只从汽车手套箱里拎出来一架小型的宾得相机。

我并不害怕。有那么惊心动魄的一次，我在贝尔法斯特的欧罗巴酒店，被人一路挟持到了机场。他们把枪藏在衣服口袋里逼着我，建议我为了自己好，搭下一班飞机离开别再回来。但是这类事情我都经过若干回了，甚至以此为题出过书。

回到墓园的时候，那块祭奠施泰因纳和同伴的石碑还跟离开时一样。我再次检查了一遍铭文，以确认不是自己看走眼，还从不同的角度拍了好些照片，然后疾步走进了教堂。

塔楼底部有块布帘，我走到了帘子后边。唱诗班的红罩衣和白色法衣整齐地挂在排架上。这儿摆着一个铁皮箱子，若干敲钟绳从阴暗的高处悬垂而下。墙上的一块牌子向全世界宣告，一九三六年七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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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思的是，这块牌子上有一排小洞，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涂料和锈迹堵死了。虽然匪夷所思，但是这些痕迹真像是机枪扫射出的枪眼。

我正对的是殡葬登记处。但是此处并没有任何的书册簿记之类。我走出布帘，几乎马上就注意到了圣水盆后面墙上的一堵小门。我试探着拉动把手，轻轻松松就把门打开了。里面的屋子很小，贴着橡木墙板，显然是圣物组。一个架子放着几件教士服、法袍和斗篷，一个橡木碗柜，还有一张老式书桌。

我先试着翻了翻碗柜，立刻就有了收获。各种各样的记录簿都整整齐齐地码在里面的一个架子上。一共三本殡葬登记簿，其中第二本就是一九四三年的。我迅速地翻了一遍这本册子，无奈满怀希望之后立刻就是巨大的失望。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登记了两个去世的人，都是女性。我又赶紧一路翻阅到了年初，这并没花太长时间，然后合上登记簿，放回碗柜。问题现在比较明朗了。不管这个施泰因纳是谁，只要葬在这儿，都应该登记在案。根本没有可能绕过英国这条法律。这样的话，归根结底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打开圣物组的门走出去，回身把门带上。两个酒吧里的人拦住了我，一个是乔治・王尔德，另一个就是那个黑胡子大个儿。我不禁注意到这大块头手里拎着一把双管霰弹枪。

王尔德客气道：“我劝过你，让你自走自路，先生，这你得承认吧。为什么您就这么不听劝呢？”

黑胡子说：“还他妈等什么啊，动手得了。”

这样的块头动起来竟然能有这样的速度，真令我震惊。他一把抓住我大衣上的翻领，这时圣物组的门也开了，维里克走了出来。上帝啊，他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可我倒是相当乐意看见他。“到底怎么回事儿？”他问。

黑胡子应道：“神父，您就交给我们得了，我们处理吧。”“用不着你们处理，阿瑟・西摩尔，”维里克说，“退下。”

西摩尔倔强地看着他，还是攥着我不撒手。我有许多种方法收拾他，但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意义。

维里克再次开口：“西摩尔！”这一次他的声音铿锵若铁。

西摩尔慢慢地放开了手，维里克说道：“别再来了，希金斯先生。很明显眼下的情况对你没什么好处。”“有道理。”

维里克插手之后我并没表示出抗议的态度，而且确实也不是久留之计。于是我几步小跑回到了停车的地方。这件扑朔迷离的事情，以后再考虑不迟。

我走进马车棚，发现雷科尔・阿姆斯比正坐在我的车上捻烟卷儿。见我过来，他站起身说：“啊，你来了。这回要走了？”

他脸上又是那种无比狡黠的神色。我掏出香烟，递给他一根，“知道吗？”我说，“我可不觉得你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他嘿嘿一笑，朝着雨天吐了一口烟：“多少？”

我立刻明白了他的言外之意，不过还是顺着他的话接了下去：“什么多少？”“你觉得得花个什么代价？打听施泰因纳的事儿？”

他重新靠在车身上，看着我，等我的反应。我掏出钱包，抽出一张五镑的钞票，用两只手指夹着。他的眼睛一亮，探过身子来。我却抽回了手。“噢不行不行，我得先听点儿答案。”“好吧，先生。你想知道点儿什么？”“这个库特・施泰因纳——到底是谁？”

他的眼睛又开始贼兮兮地转，嘴角又是那种狡猾的笑容。“这问题很简单，”他说，“他就是带着手下来暗杀丘吉尔先生的那家伙。”

我震惊得盯着他半晌无言。他从我手中取下那张五镑钞票，转身拖着步子走掉了。

生活中，有些事情给人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就好比电话另一端的陌生人告诉你说你的某个至亲刚刚死掉了，这种事根本就没办法让人接受。语言失去了意义，思维也刹那间脱离了现实，需要好好喘上一口大气才能做好面对的准备。

听到雷科尔・阿姆斯比这番惊天言论之后，我差不多就是这种状态。不仅仅是不可思议的问题。要是我这辈子学到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今天你说某事不可能，搞不好下周这事儿就会发生。如果阿姆斯比说的是实话，那么这个冲击在当时来说对我实在是太大了，我的头脑根本无法接受这件事情。

就是如此。我知道此事非虚，但是实在无力多想。我回到布雷肯尼酒店，打点行装，交了房费，动身回家。虽然我当时并没意识到，可这本来是旅程的第一站，却即将花掉我一年的时间。这一年里，我跟数百份文件打交道，进行了十数次采访，足迹差不多绕了地球半圈。旧金山、新加坡、阿根廷、汉堡、柏林、华沙甚至——最具有讽刺意味的——再临贝尔法斯特的法尔斯路。似乎到处都有蛛丝马迹，到处都有库特・施泰因纳的一些秘闻——库特・施泰因纳，整个事情的核心。2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切都肇始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二日，那个星期天。有一位奥托・斯科尔策尼，他进行了二战中最为美妙大胆的一次特种作战——从而再一次验证了阿道夫・希特勒一以贯之的正确，以及国防军最高指挥部的大错特错。

希特勒本人突然想要知道，像英国那种从战端初启就大获成功的敢死队，为什么德国不曾拥有。为了取悦于他，最高指挥部决定依样组建一支部队。其时，年轻的党卫军三级突击队中队长斯科尔策尼正因离队养伤而苦苦打发时光。在最高指挥部授意下，他被晋为二级中队长，并被任命为这支无关痛痒的德国特种部队的指挥官。

巧得很，斯科尔策尼恰恰是一位天才军人，对于完成任务拥有独特的天赋。让他大展拳脚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一九四三年九月三日，意大利投降，墨索里尼被罢黜，巴多格里奥元帅下令将其逮捕并秘密收押。希特勒力求找到他这位前盟友的下落，把他救出来。看起来，这个任务毫无成功的希望，就连伟大的埃尔温・隆美尔都亲口评述说，这个主意实在毫无可取之处，但愿别摊派给他就是万幸。

确实没用隆美尔，因为希特勒亲自将这个任务指派给了斯科尔策尼，而后者立即全情投入其中。斯科尔策尼很快发现，墨索里尼被关在大萨索峰的斯波茨酒店。大萨索峰位于阿布鲁齐山区，海拔一万英尺，酒店里还有两百五十名看守的士兵。

斯科尔策尼带着五十名伞兵，乘滑翔机突袭了酒店，救出墨索里尼。一架鹳式侦察机载着墨索里尼飞至罗马，又转用道尼尔水上飞机飞到了狼穴——希特勒的东线总部。这座指挥部位于东普鲁士的拉斯滕堡，周围密林环伺，潮气阴重。

这份功勋为斯科尔策尼赢得了包括骑士勋章在内的大把奖章，而他数不胜数的冒险生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让他成为时代传奇。然而，最高指挥部如同当世质疑这种非常规手段的一众高级军官们一样，对此颇多不屑。

元首可并不如此。他兴高采烈，飘飘欲仙，自从占领巴黎以来就没见他这么手舞足蹈过。直到墨索里尼抵达拉斯滕堡之后的周三晚上，他仍然带着这种好情绪。这是一次关于意大利局势和墨索里尼未来角色的会议。作战室舒适得令人诧异，用松木墙面和吊顶装潢。屋子的一端摆着张环形桌子，中间摆着一瓶鲜花，周围是十一张灯芯草座椅；另一端则是地图案几。一小拨人围着地图，在研究意大利前线的战况。其中有墨索里尼本人，帝国宣传部长和总体战的领导人约瑟夫・戈培尔，党卫队首领、警察总监和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还有德国军事谍报局最高长官威廉・卡纳里斯。

希特勒走进来的时候，全体立正致意。他情绪很好，眼睛奕奕有神，嘴角还微微漾出一丝笑意，极为少见地显得活力四射。他来到墨索里尼面前，双手热情地握住墨索里尼的手道：“领袖，今晚你看上去好多了。明显好多了。”

在场的其他人倒是都觉得墨索里尼看上去疲惫不堪，无精打采，明显是时日无多的面相。

他强作出一副虚弱的笑容。元首拍着墨索里尼的手道：“诸位，我们在意大利的下一步当如何为之啊？未来大势怎样？党卫军的领袖先生，您怎么说？”

希姆莱摘下银制夹鼻眼镜，一丝不苟地擦拭着镜片，同时认真道：“大获全胜，我的元首，除此不作他想。叛匪巴多格里奥签下停战协议之后，意大利领袖本人莅临此地，就是对您力挽狂澜的绝好证明。”

希特勒点点头，一脸严肃，冲着戈培尔问道：“约瑟夫，你呢？”

戈培尔深邃疯狂的眼中闪着热情：“我的元首，我十分同意。领袖阁下获得自由，必然在国内外都引起轰动。无论朋友，还是敌人，都唯有钦佩。全靠您算无遗策，我们才能庆祝这不世之功！”“但是不能指望我的那些将领们呐。”希特勒又看着卡纳里斯。卡纳里斯正低头看着地图，脸上略带一丝嘲讽的笑。“您呢，将军阁下，您也觉得这是不世之功吗？”

说真话有时候需要付出代价，有时候则不用。跟从在希特勒身边，实在难以判断会属于哪一种状况。“我的元首，意大利海军目前停靠的地方，处于马耳他要塞炮火的打击范围内。我们必须下决心放弃科西嘉岛和撒丁岛。还有消息传来，我们原来的盟友，如今已在着手加入敌方作战了。”

希特勒不由矍然变色，眼神惊疑不定，连眉梢都微微挂上了汗珠。可是卡纳里斯仍在兀自讲着：“至于意大利领袖所宣称的新意大利社会共和国，”他耸耸肩，“目前没有任何一个中立国家，连西班牙都算在内，答应建立外交关系。我很遗憾，我的元首，但是我觉得他们不会这么干了。”“你觉得？”希特勒雷霆震怒，“你觉得？你跟我那些将领们一样狗屁不是！我听他们的，然后怎么样？一溃千里！”他又转向正十足戒备的墨索里尼，手搭在他的肩膀上道，“意大利的领袖身在此地，靠的是最高指挥部吗？不！他之所以能站在这儿，是因为我一再主张要建设一支特种部队；是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才是上上之策！”

戈培尔局促不安，希姆莱照旧气定神闲，高深莫测。只有卡纳里斯寸步不让：“我绝没有任何非议您的意思，我的元首。”

希特勒已经移步窗边，背手远眺：“对这类的事情，我有一种本能。我很清楚这些事情可以获得多大成功。只要有一批勇士，就没什么不敢做的。”他又回转身子，面向众人，“没有我，就不会有大萨索峰的成功，因为没有我，就不会有斯科尔策尼。”他口气笃定，简直像是在宣讲《圣经》的金科玉律，“我并不想让你下不来台，将军阁下。但不管怎么说吧，近来您跟您的谍报局，可曾有什么成果啊？我怎么觉得你们净搞出类似多赫南伊那样的叛徒来了呢？”

汉斯・冯・多赫南伊一度供职于德国军事谍报局，四月因叛国罪被捕。

卡纳里斯如履薄冰，脸色从不曾如此惨白，说道：“我的元首，我实在并非……”

希特勒不再理会他，转而问希姆莱：“你呢，党卫军领袖——你是怎么想的？”“感佩之至，我的元首，”希姆莱道，“五体投地。然而我还是稍稍抱有一些想法。毕竟，斯科尔策尼是党卫军军官。换言之，我本以为像大萨索峰这类行动，应属于勃兰登堡的分内之事才是。”

他所指的是勃兰登堡部队。这是一支战争早期组建，用以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该部队的行动应由军事谍报局专司突袭的二处负责。尽管卡纳里斯为之颇费心血，这支精英力量却被耗费在苏联后方的游击战斗中，且收效甚微。“一点儿没错，”希特勒说，“你那些勃兰登堡军中骄子们又有什么斩获啊？只怕是连念叨他们一下，都是浪费时间罢了。”他此刻再次暴怒起来。每每如是，他那巨细靡遗的记忆似乎就大放光彩。“最初组建的时候，这个勃兰登堡部队还叫做特务连，我记得第一任指挥官冯・西普尔说，待到部队练成，他们能把魔鬼从地狱里揪出来。多讽刺啊，将军阁下，在我记忆里，似乎把领袖带回来的不是他们吧。还得我自己去安排。”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眼里冒火，细汗满面。“一事无成！”他大叫道，“你们完全一事无成！你们有那些士兵、那些装备，完全应该能把丘吉尔给我从英国抓过来才对。”

希特勒的目光从他们身上一一扫过，四下寂然。“我说得不对？”

墨索里尼心下惴惴，戈培尔连连点头。希姆莱却火上浇油，不咸不淡道：“太对了，我的元首。您把领袖接出了大萨索峰，这件事让我们看到，无论是什么样的奇迹，都是有可能实现的。”“不错。”希特勒再次平静下来，“那这正是个让军事谍报局一展雄风的绝好机会，将军阁下。”

卡纳里斯闻言愣住了：“我的元首，您意下是……”“英国敢死队袭击了隆美尔的非洲总部，”希特勒说，“类似的部队还多次对法国沿岸实施了突袭。我相信德意志的小伙子丝毫不逊于他们，是吧？”他拍拍卡纳里斯的肩膀，和蔼地说，“考虑考虑，将军阁下，行动起来。相信你一定马到成功。”他又问希姆莱，“你同意吧，党卫军的领袖阁下？”“当然，”希姆莱毫不犹豫道，“只要做好可行性研究——军事谍报局尽可一显身手。”

他向卡纳里斯微微一笑。卡纳里斯仍矗在那儿，就像被雷给打懵了。他终于润润干枯的嘴唇，沙哑道：“遵命，我的元首。”

希特勒伸手搭着他的肩膀：“那就好。我就知道你永远靠得住。”又用力向前抻了抻双臂，倚在地图前道，“来吧，诸位，我们来看看意大利局势。”

卡纳里斯和希姆莱当晚搭乘道尼尔水上飞机。他们同时离开了拉斯滕堡，分别乘车来到九英里开外的机场。卡纳里斯晚了十五分钟。当他总算踏上飞机的时候，显得情绪欠佳。希姆莱已经坐好，卡纳里斯稍一踌躇之后，也挨着坐下。“遇到麻烦了？”希姆莱问道。飞机已经离开跑道，飞上天空。“爆胎了，”卡纳里斯向后靠了靠，“顺便说一句，多谢了。你帮了我大忙。”“乐意效劳。”希姆莱说。

他们还在空中不断爬升，引擎轰鸣声大作。“上帝啊，他今天不是说真的吧，”卡纳里斯说，“抓丘吉尔……你听说过更疯狂的事儿吗？”“自打斯科尔策尼从大萨索峰救出墨索里尼开始，世界就不一样了。元首如今相信奇迹当真可以发生，你我二人的日子从此要不好过喽，将军阁下。”“墨索里尼是一码事，”卡纳里斯说，“我不是说要贬低斯科尔策尼的大功劳，但温斯顿・丘吉尔根本就是另一码事儿啊。”“是么，我不知道，”希姆莱说道，“跟你一样，我也在看敌人的新闻电影。这个人，永远是在大街上叼一支破雪茄去找人聊天，今天在伦敦，明天又在曼彻斯特或者利兹。要是我说啊，全世界的领袖人物里大概只有他的防范最差。”“这种事都信，就没什么不能信的了，”卡纳里斯干巴巴地回道，“说英国人什么都对，就是说他们傻不对。军情五处和六处的雇员里机灵小伙子多的是，都是牛津剑桥出身。他们瞄你一眼的工夫就能把你肚子一枪打开花。再说了，就说这老头子自己吧，搞不好他的外衣口袋里就揣着手枪，我打赌他本人就是个神枪手。”

勤务兵端上了咖啡。希姆莱问：“这么说这事儿你不打算做了？”“你我心知肚明，”卡纳里斯说，“今天礼拜三，到了周五他就把这个荒唐点子给忘干净了。”

希姆莱缓缓地点头，咂一口咖啡：“嗯，有理。”

卡纳里斯站起身：“失陪了，我去睡一会儿。”

他另拣了个座位，要来毯子盖在身上，找了个尽可能舒服的姿势，来应对三个小时的航程。

机舱另一边的希姆莱看着他，眼神冰冷，目不转睛，脸上不见丝毫表情。若不是右脸上的肌肉不时在抽动，希姆莱就跟一具尸体毫无区别。

时近拂晓，卡纳里斯才抵达位于柏林市提尔皮茨河沿

7

他直接朝办公室走去。一边走一边解开海军大氅的扣子，脱下来交给为他开门的卫兵。“咖啡，”将军吩咐道，“多来点儿。”卫兵待要关门，卡纳里斯又叫住了他，“拉德尔中校在不在？”“昨晚他应该是在办公室过夜的，长官。”“好，告诉他说我找他。”

门关上了。他只剩独自一人，突然一阵疲惫，不禁瘫在桌后的座椅上。卡纳里斯不喜张扬，因此办公室也是老式风格，略显简陋，地毯也磨破了。墙上有一幅带题字的佛朗哥像。写字台上有块大理石的镇纸，还有象征“不见、不闻、不言”的智慧三猿铜像。“我就是这么做的啊。”他抚着铜像喃喃自语道。

他深深吸了口气，让自己警醒起来。形势太疯狂了，简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猜测，有些事情连他都不得而知。比方那年年初，两名高级军官密谋在从斯摩棱斯克到拉斯滕堡的路上炸掉希特勒的座机；还有多赫南伊和他的同伙们事情败露后交代的东西，时常给人带来一种威胁感。

卫兵端上了托盘，里面装着咖啡壶、两只杯子，还有一小罐真正的奶油。时下的柏林已经难以见到这东西了。“放下吧，”卡纳里斯说，“我自己来。”

卫兵退下。卡纳里斯倒咖啡的当口儿，门响了。来人的军装一丝不苟，仿佛刚从校场归来。这是位山地部队的中校，佩着冬季战役徽标、银质负伤纪念章，领口处还戴了一枚骑士铁十字勋章。就连右眼上的眼罩和左手的黑皮手套，也在他的身上焕发出别样的光彩。“啊，马克斯，你来了。”卡纳里斯开口道，“一起来杯咖啡，让我清醒一下。每次从拉斯滕堡回来我都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得找人照看我一下了，或者起码是有人需要找人来照看了。”

拉德尔年届三十，可是在不同的天色下，看上去还要更年长个十岁到十五岁不等。他在一九四一年的冬季战役中失去了右眼和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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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德尔迟疑了一下，将军阁下以这种方式来谈论大人物们，实在让他浑身不自在。虽然办公楼里每天都要检查是否被装了窃听器，谁又有十足把握不出岔子呢。

卡纳里斯继续道：“希姆莱继续他扮死人的拿手好戏，至于元首……”

拉德尔赶紧插话：“上将阁下，再添点儿咖啡吗？”

卡纳里斯再次坐下：“他翻过来倒过去，说的就是大萨索峰啊、奇迹啊什么的，还说谍报局怎么就不能露这么一手出来。”

他一跃而起，走到窗边，拨开窗帘看着灰蒙蒙的天：“马克斯，你知道他给我们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吗？他让我们替他抓住丘吉尔。”

拉德尔全然顾不得失仪了：“我的老天爷啊老天爷啊，他这不是开玩笑嘛。”“谁知道呢？一天这样，一天那样。他也没给个准话到底是要活人还是死尸。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墨索里尼这次行动，如今照他看来啊，根本就不存在办不成的事儿。‘把魔鬼从地狱里揪出来’，他还郑重其事地引用了这么一句话呐。”“其他人呢？他们什么态度？”拉德尔问。“戈培尔照旧只会打哈哈，领袖墨索里尼垂头丧气的。倒是希姆莱最不好琢磨。他全力支持元首，说起码我们要去全力以赴。‘做好可行性研究’，这是他的原话。”“我明白了，长官。”拉德尔犹豫道，“您不会真觉得元首是认真的吧？”“当然不啦，”卡纳里斯朝墙角的行军床走去，把毯子掀到一旁，坐下解鞋带，“他应该已经把这事儿忘了。我了解他情绪上来时候是个什么样儿。什么乱七八糟的主意都想得出来。”他躺下，拉了毯子盖上，“不对，唯一的麻烦在希姆莱上，他老是给我找不痛快。将来一有合适的时候，希姆莱就会提醒他这档子破事儿的，好让他感觉我在阳奉阴违。”“那您要我怎么做呢？”“就按希姆莱的主意办。搞个可行性分析。做一份长报告，漂漂亮亮的，让人看到我们确实是为这事儿在劳心劳力。举例来讲啊，眼下丘吉尔是在加拿大吧，对不对？他有可能坐船回来。那你就要弄出这样一种效果来，让人觉得我们确实在认真研究，是不是有可能派一艘U型潜艇，能不能占住天时地利。不管怎么说，元首六个钟头之前亲口教诲说，奇迹会发生的，但是得上天眷顾才行——告诉克霍格尔一个半小时之后叫醒我。”

他把毯子拉过了头顶。拉德尔关灯离开。往办公室去的一路上他一点儿好心情都没有，但并不是因为接受了这么个荒唐任务。常有这样的事儿。实际上，他时常把三科叫做“瞎胡闹任务小分队”。

让他忧心忡忡的不是别的，而是卡纳里斯说话的这种方式。他是那种讲究慎独的人。他并不只是替将军担心而已，他还要为自己和家人着想，这一点他敢于承认。

确切地讲，盖世太保对现役军人并没有处置权；然而那么多旧相识都一下子踪影全无，又如何能让他相信这个。臭名昭著的夜雾命令[

6

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助手霍夫尔上士正在看夜间送来的邮件。这个人四十八岁，黑发，少言寡语，原来是哈尔茨山区的一个酒馆老板、滑雪健将。他为参军谎报了年龄，跟拉德尔同在苏联服过役。

拉德尔在写字台后面坐下，阴着脸盯着妻子与三个女儿的照片。她们在巴伐利亚山区里住得很安全。霍夫尔察言观色，递给他一根香烟，又从桌子底下的抽屉里摸出一瓶拿破仑干邑白兰地，给他斟了一小杯。“情况不妙是吗，中校？”“情况不妙啊，卡尔。”拉德尔答道，将酒一饮而尽，把这些麻烦透顶的事儿给他讲了。

若非一个意外的巧合，此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二十二日正是与卡纳里斯见面后整一周的日子。这天早上，拉德尔正在自己桌前翻阅一大堆文件，这些文件都是他去巴黎出了三天差而攒下的。

他情绪不高。抬眼见霍夫尔开门进来，他皱皱眉头不耐烦道：“上帝啊，卡尔，能让我消停一会儿吗？又怎么啦这是？”“抱歉，中校。不过我刚注意到一份报告，你可能感兴趣。”“哪儿来的？”“谍报一处。”

一处是负责国外间谍行动的部门，拉德尔实在对此提不起什么兴趣。霍夫尔把硬纸文件夹抱在胸前，站在那儿等着。拉德尔叹口气，撂下了笔：“好吧好吧，说说什么情况。”

霍夫尔把文件在他面前摊开：“英国方面特工发来的最新报告，代号‘八哥’。”

拉德尔从桌面上的烟夹子里摸烟时，顺便瞥了一眼扉页：“乔安娜・格雷。”“中校，她被部署在诺福克郡东北部沿海的地方。那是个叫做斯塔德利的小村子。”“老天，”拉德尔突然来了兴致，“这不就是那个摸到了‘双簧[7]管’系统技术细节的女人吗？”他草草地翻了前面的两三页，皱起了眉头，“这也太多了吧，她怎么搞出来的？”“她在西班牙大使馆有个绝妙的接头人，可以把她发过来的情报用外交邮包送过来，跟普通邮件差不多了。我们一般三日一取。”“不错。”拉德尔说，“她多长时间报告一次？”“一个月一次。她还有无线电，不过很少用。但她还是按照标准规程，每周把频道接通三次，每次一小时，以防万一。她在我们这边的接头人是梅耶上尉。”“好的，卡尔，”拉德尔说，“来点儿咖啡。我读一读。”“中校，我用红笔把有意思的段落标出来了，在第三页。我还准备了一张英国人画的大比例尺炮兵测绘地图。”说罢，霍夫尔出去了。

报告组织得很有头绪，言简意赅，信息量很大。里面有当地基本状况的简述、沃什湾以南两支新进驻的美军B-17轰炸机中队的位置，还有谢灵厄姆附近一支B-24中队的位置。内容毫不花哨，字字都是有用情报。他翻到第三页、看到红笔画线的那一段话时，不由得精神一振，心里激动了一下。

相当简练：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将于十一月六日星期六上午视察沃什湾附近皇家空军轰炸机指挥部的一处基地；同日晚些时候，他将视察金斯林附近的一所工厂，并向工人们作个简单的演讲。

然后就是最有意思的部分了。他并不会回伦敦，而是打算到亨利・威洛比爵士家中过周末。这位爵士的家在斯塔德利庄园，离斯塔德利村只有五英里远。这纯粹是一次私人访问，详情不会披露。村子里的人对这次造访当然一无所知，但是退休海军指挥官亨利爵士对他的密友乔安娜・格雷女士，就这个秘密显然毫无保留。

有那么一会儿，拉德尔就坐在那儿盯着这份报告，脑子在想。少顷他展开了霍夫尔提供的军事地图。门开了，霍夫尔端着咖啡进来。他把托盘放在桌子上，倒上一杯后站在一旁候着，不动声色。

拉德尔抬头道：“行了你这家伙，告诉我那地方在哪儿。我知道你知道。”“没问题，中校。”霍夫尔伸出手指点在了沃什湾上，然后沿着海岸线往南移，“这里就是斯塔德利村，这是布雷肯尼和克雷，都贴着海岸，构成了一个三角。格雷女士在战前写过关于此地的报告，我看过一遍。这是个偏远的地方——绝对的穷乡僻壤。只有大沙滩和盐沼构成的海岸线而已。”

拉德尔坐着，盯在地图上看了好一会儿，才做出了决定：“找汉斯・梅耶来。我要跟他谈谈。但是不许给他透露任何的口风。”“是，中校。”

霍夫尔正要开门。“还有，卡尔，”拉德尔又补充道，“我还要她的每一份报告，还有整个这片地区的所有消息。”

门关上了，一切突然重归寂静。他摸出一根烟。还是老样子，苏联烟，一半儿烟叶，另一半儿是硬纸烟卷。很多在东线作战的人觉得这种东西根本就是假货，但拉德尔喜欢，所以他才抽这种烟。太烈了，呛得他直咳嗽，但他无所谓——鉴于他的伤势，很多大夫早都说他没几年好活了。

他走到窗边，莫名地悲从中来。根本就是一场闹剧。元首、希姆莱、卡纳里斯——就跟中国的皮影戏一样，没一样是客观实在的，没一样是真的，更别提这个蠢主意——这个关于丘吉尔的破行动了。东线战场上好小伙子们死了成千上万，他却在这儿搞这种毫无结果的花架子。

他没来由地对自己满心厌恶和愤怒，却被一阵敲门声给拉了回来。进来的这个人中等个子，穿着一件多尼哥粗花呢料子的外套。他的灰色头发蓬乱不洁，脸上的眼镜框使他看上去古里古怪。“啊，梅耶来了。你好啊。”

汉斯・梅耶五十岁光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就已经是一名潜艇指挥官了，是德国海军最为青年翘楚的一批。一九二二年之后，他彻底投身于情报工作。他的头脑比外表看起来要敏锐多了。“中校。”他正式地向长官致意。“坐吧，朋友，坐。”拉德尔拉过一把椅子。“我在看你手下的特工‘八哥’送来的最新报告。写得很精彩。”“哦，确实。”梅耶摘下眼镜，掏出一块脏兮兮的手绢擦拭起来，“乔安娜・格雷，很出色。”“说说她。”

梅耶滞了一下，微微蹙眉道：“不知道中校想听哪些方面呢？”“有什么说什么！”拉德尔说。

梅耶好一阵子没说话，显然是在犹豫要不要问清缘故，想想还是算了。他把眼镜重新戴上，开了口。

乔安娜・格雷，原名乔安娜・冯・奥斯滕，一八七五年三月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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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二十岁上跟一个叫迪尔科・杨森的农民结了婚，一八九八年育得一女。一年之后，与英国人的冲突终于爆发了，这就是第二次布尔战争。

她的父亲组织了一支骑马民兵，一九〇〇年五月于布隆方丹遇难。虽然战争从那时就已经基本结束了，可是整场冲突所带来的真正的悲剧才刚刚开始。这场悲剧长达两年，在这期间，迪尔科・杨森跟同袍们一道继续奋起抗争，他们化整为零，利用远郊村镇的依托和掩护进行着游击战。

一九〇一年六月十一日，一股英国游骑兵来到杨森的家乡，奉命搜捕迪尔科・杨森。出乎意料的是，杨森早在两个月以前就在山区营地中因伤不治而亡，而且就连他的妻子对此也毫不知情。家里只有乔安娜、她的妈妈还有孩子。军曹问讯的时候，乔安娜一概拒绝作答，于是被拖到牲口棚里加以审讯，还两次遭到强奸。

她找到当地指挥官，然而提出的控诉如石沉大海。而且当时英军正对游击队进行无差别作战，他们烧毁村子，荡平一切区域，把人们都赶到一起——这就是后来的集中营。

集中营的情况糟糕透顶——相比之下，一塌糊涂的管理所带来的问题要比故意挑唆敌对来得还要严重。疫病四起，十四个月之内死了两万多人，乔安娜・杨森的妈妈和女儿也撒手人寰。最富有戏剧性的是，要不是查尔斯・格雷医生的悉心照料，她也早就命不久矣。当时此地条件在英国遭披露，引起民众抗议大潮，这位英国医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命前来改善状况的。

她对英国人的憎恨，已经深深地烙在了她的骨头上，永世不褪。然而格雷向她求婚时，她却点了头。毕竟，她时年二十八岁，是生活毁了她的一切。丈夫、孩子和所有的亲戚都已不在人世，而且她已一贫如洗。

毫无疑问，格雷爱她。他长她十五岁，从不苛求，彬彬有礼。几年过去，她逐渐对他有了牵挂，但也仍然带着孩子气的任性、易怒和缺乏耐心。

他接受了伦敦圣公会的工作成为了宣教医师，工作地点一路从罗德西亚、肯尼亚直到祖鲁。虽然完全不能理解他为何会对她眼中的黑非洲那么殚精竭虑，她还是接受了这一切，更为了配合他做好工作，接受了一份单调乏味的教职。

一九二五年三月，他因中风而逝世，而给她留下的只有区区一百五十镑，供她度过余生。命运再次无情地打击了她。但她靠着在开普敦给一位英国公务员当家庭教师的收入，又一次挺了过去。

这段时间里，她对布尔人的民族主义逐渐发生了兴趣，于是定期参加某个曾于战时打过交道的极端组织的会议。这些会议都致力于让南非从大英帝国治下摆脱出来。一次会上，她结识了汉斯・梅耶，一位德国土木工程师。尽管他比她小了十岁，一段罗曼史还是一发不可收。这使她感受到了自初嫁以来不曾在任何人身上体味过的吸引力。

实际上，梅耶是德国海军情报部门驻在开普敦的特工，专司在南非搜集关于海军设施的情报。而乔安娜・格雷的雇主恰好为海军部工作，乔安娜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某些文件拿到手，待梅耶拷贝后再送回原处。

她欣然为之。不光因为他身上真正的激情，更重要的是，这是她一辈子头一次能给英国造成伤害。她要一报还一报。

梅耶回到德国后，保持着跟她的通信联系。而一九二九年欧洲经济大萧条，大半个世界的人都感到天塌地陷之时，乔安娜・格雷却终于时来运转了。

诺威奇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来信，告诉她说先夫的姑姑亡故，在北诺福克郡的斯塔德利村外给她留了一幢小木屋，还有一笔每年四千余镑的收入。只有一个问题：老人家乡情难舍，因此这份遗嘱有个严格的前提条件——乔安娜・格雷必须搬到那里去住。“到英国去住?”她简直如芒在背，可要不然怎么办呢？难道继续这么过下去，做上流社会的附庸，最后潦倒一生？她从图书馆借了本关于诺福克的书认真读，尤其不放过关于北部沿海地带的章节。

光是名字就让她懵懵懂懂了。什么斯蒂福基、莫尔斯顿、布雷肯尼、近海的克雷、盐沼、乱石滩……她对这些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于是她给汉斯・梅耶写信倾诉自己的困扰。梅耶很快回了信，信上鼓励她搬过去，还答应一有机会就尽快去看她。

这是她这辈子最为得意的一笔。所谓的一幢小木屋，原来竟是横亘半英亩的院落，还有一座乔治王时代的精致屋舍，带有五间卧室。当时的诺福克郡，仍然是全英格兰最为贫瘠的地方，从十九世纪开始到现在几乎没见到什么改变。因此，在斯塔德利这种小村子里，她被当成了富婆、一位头面人物而受到礼敬。此外还有件不寻常的事——她发现这盐沼和石头滩原来相当吸引人，她爱上了这个地方，寻觅到了此生未有过的快乐。

那一年的秋天，梅耶来到英格兰，看望了她几次。他们一起散了好久的步。她把这一切都展示给他看，让他看连天无际的海滩、盐沼，还有布雷肯尼角的沙丘。关于开普敦的时光和她帮忙搞情报的事情，他只字不提；关于他现在的活动内容，她片语未问。

他们的通信一直持续着。一九三五年，她到柏林去看他。他让她[11]看到了民族社会主义在德国的事业。她深深地浸淫在了耳濡目染的一切之中——狂热的集会、随处可见的制服、英俊的小伙子、欢笑喧腾，还有快乐的妇女和孩子。她完全认同了这所谓的“新秩序”——事情早该如此啊。

有天晚上他们看戏的时候，她在某个包厢里看到了元首本人。于是散场后他们漫步在菩提树下大街时，梅耶平静地告诉她说，自己在替军事谍报局做事，还问她是不是愿意考虑为他们工作，成为一名扎在英国的特工。“好啊。”她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整个身子都沉浸在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雀跃之中。于是，在六十岁上，这位英国上流社会的贵妇，成为了一名间谍。她在人前无忧无虑，穿着花呢衬衫和毛线外套漫步在乡间小路上，后边还跟着她的爱犬；她两鬓斑白，精神却愉悦，因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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