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二先生：孔子的平凡世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中华（著）,涂怡超,罗怡清,黄树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孔二先生：孔子的平凡世界试读：

初读《论语》，孔子是圣人。

他是一尊雕像，正襟危坐，里里外外和人有种距离感。

后来，《论语》读得久了，慢慢地体味出了孔子的凡人性。

他爱好音乐，喜欢喝点小酒，对穿衣打扮一丝不苟。

他不排斥财富和官位，但对不义而富且贵，又视之如浮云。

他一辈子很苦，一辈子又很快乐。

他是大家的孔夫子。

再到后来，又读了一些闲书，也便知道——

他苦孩子出身，曾做过会计、仓库管理员，但靠自学成了有学问的人。

在工作中，他很会处理和同事、领导的矛盾，也很有自己的做人底线。

在教学中，他享受过弟子死忠般的拥护，也体会过门徒痛彻心扉的背叛。

可靠的记载表明，他和夫人的生活并不美满，最后甚至以离异告终。

他的儿子一辈子活在他的光环背后，但女儿又在他的支持下，享受到了赏心悦目的浪漫爱情。

在周游的路上，他经历过权斗、凶杀，也萌动过欲说还休的男女之情。

他身后跟着一大群弟子，个性各不相同。

他直言弟子冉雍可以做天子，而樊迟只是一个小人。

他预言子路不得好死，自己死后，子贡会每况愈下。

他看人也看走眼过，发现错误后，又会诚心诚意向人道歉。

孔子很有人缘，很接地气。在他身上，你甚至能发现自己的影子。

孔子在兄弟中排行第二。

他就是我们的孔二先生。文前辅文

孔子是多面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在《孔二先生》里，他没有哲学家的架子，也没有道德家的高深。孔二先生，既是夫子，也是父亲，也是丈夫，普通人的感情，他都有。《孔二先生》特别写到了孔子的事业。虽有数不清的失败，但从不展现凄凄惨惨的悲情。孔子很欣赏曾点的志向。“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快乐，简单，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样的孔子，我喜欢。

人们经常用“房奴”“孩奴”形容现代人的生活状态。读完《孔二先生》，我发现，孔子其实是个充满乐观情怀的“理想奴”。这个“理想奴”，我相信，会和大家有共鸣。

所以，我愿意和大家分享这本小书。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郎永淳

这世上有两种人会在思想领域给人以巨大的影响，一种是圣人，一种是把圣人带到我们身边的人。李中华先生就是后者，他把神坛之上的孔子温温润润地呈现，摸得到温度，看得到笑容，听得到心声，擦得到泪水。我从未觉得孔子离我们如此之近，一个独醒、大成、耀眼的圣人，原来就在身边！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文静 上篇寻找你的影子三月不知肉味：子为乐狂

每年临近高考的日子，我都会跟着莫名激动。我不只一次地回忆起原来考前备战的日子。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任凭寒风呼啸，也要从被窝里爬出来。学习成了比谁更能吃苦的变态过程，痛苦不言而喻。

同样是读书，孔子的学生就不同。《庄子·渔父》记载了孔子学堂的读书场景，让我羡慕不已。“孔子游乎缁（zī）帷之林，休坐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孔子和弟子到黑森林去游玩，累了在开满杏花的土坛上休息。弟子们读书，孔子弹琴唱歌。没有迫近的升学压力，没有残酷的淘汰考试。人人自由自在，只是为了心灵而读书。面对此情此景，我只恨自己晚生了2500年，无缘于这么快乐的课堂。

去年，我去了一趟曲阜，在孔庙大成殿前还见到了一处名为杏坛的亭子。想来，这就是中国读书人最早的自习室了。

庄子写孔子，用的几乎都是寓言。杏坛是否存在过，不必当真。但孔子学堂倡导快乐读书法，课堂里洋溢着乐声倒是实情。《论语·先进》记载，一次子路、曾点、冉求和公西华陪孔子读书。孔子说，你们谈谈各自的人生愿景吧。子路、冉求、公西华纷纷发言。孔子笑一笑没有表态。轮到正在弹瑟的曾点。曾点先把瑟声放慢，“铿”的一声停下来。然后推开瑟霍地站了起来说，暮春三月，春天衣服都穿好了，我陪着五六位成年人，领着六七个小孩，在沂水边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歌、一路走来。孔子听了频频点头。

曾点的志愿，我们不予评论。但他的行为至少说明一点，孔子的教学，允许人边听讲边弹琴，气氛轻松融洽。这种教育方式，类似于德国大学里的Seminar，自由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孔子学堂提倡音乐教育，这和孔子爱好音乐有关。孔子从小就是音乐发烧友。相传，孔子经常到家乡附近的腊山游玩，看到砍柴的很辛苦，就很伤心，看到梓树上有一只鹣鸟很孤单，就和着鹣鸟的鸣叫唱起歌来。孔子听别人唱歌，如果好听，就一定请求人再唱一遍，然后跟着他一起歌唱。可见，孔子真的很喜欢唱歌。这和很多大学问家，整天愁眉苦脸，故作高深，有很大区别。

孔子对音乐不仅有浓厚的兴趣，还有很高的天赋。春秋有一个著名的乐师叫师襄。《史记》记载，孔子曾向他学琴。师襄把琴谱教授给了孔子。十天过去了，孔子还在弹奏同一首曲子。师襄说，可以学下一首了。孔子说，曲子已学会了，节奏还没掌握好。又过了几天，师襄又催促孔子。孔子说，再等等吧，曲子中的志趣还没揣摩明白。再等了几天，师襄说，抓紧时间赶课吧。孔子说，等等，我还没有想象出作曲人的样子。又过了很久，孔子若有所思，找到了师襄说，我看见了作曲人，黑黑的脸膛，高高的个子，遥望着远方，如巡视自己的王国，他不是文王又是谁呢？师襄吓得从坐席上掉下来，爬起身来深深向孔子鞠躬道，额滴神啊，我的老师讲过，这首曲子就是《文王操》。受老师影响，孔子弟子中，喜欢音乐的也很多。除上面提到的曾点外，《论语》还记载过子路在孔子门外鼓瑟，子游在武城举办群众弦歌会。在其他文献中，孔子弟子操练乐器的更是数不胜数。

这些弟子的音乐造诣，参差不齐，大概数子路最低。《论语》记载，子路曾在孔子门前鼓瑟。铿铿的声音，断断续续，很不悦耳。孔子打开窗户，对着院子大喊：“仲由（子路姓仲名由）的瑟，为何要在我孔丘的门前响啊。仲由你就饶了我吧。”受到孔夫子的鄙视后，子路在孔门一度出现了形象危机，师弟们不再敬重年长的子路。最后，孔子不得不为子路圆场说，子路的瑟弹得不是不好，而是刚登堂、未入室。

而众弟子中，音乐造诣最高的可能要数曾点的儿子曾参，就是曾子。《韩诗外传》记载，一次，孔子弹瑟，曾子和子贡侧耳偷听。弹奏完毕，曾子说，“老师今天的音乐像狼一般贪婪。”听了这个评价，子贡吓了一跳。等孔老师弹完，子贡进屋如实向孔子述说了曾参的看法。孔子说，“曾参真是一个懂音律的人啊。刚才我弹瑟的时候，有一只老鼠出来活动，有只野猫也出现在屋子里，沿着屋梁慢慢爬行，等到它靠近老鼠，老鼠就躲起来，野猫的眼里就露出憎恨的凶光，弓起脊背，想要抓住，但抓不到。我把这些情景全都渗透在我的瑟音里了，所以曾参才说我的乐声中有狼一样的贪婪。”孔子游乎缁帷之林

孔子师生坐在草地上，弹着瑟，聊理想，聊人生，其乐融融。在简单中追求单纯的快乐，在生活中体味平淡的真实。快乐不依靠物质的丰盈，只依赖内心的富足，这一点我们今天还能做到吗？今天的教育是否给学生留够了时间，让他们停下来听一听心灵的呼声？

从上面的故事可以看出，孔子和弟子，都很好乐，也都懂乐。所以，孔子学堂的生活，永远是轻松的，快乐的，远没有现在学校的劳累和恐怖。当然，如果仅仅是这些，我只会怪自己不够幸运，不能穿越回遥远的春秋。在做学生的岁月里，不能逃课到孔子的课堂。超乎我想象的是，孔子在音乐里表露的另一面，就是沉痛的呐喊。这种呐喊，往往令闻者动容。孔子不是一个作家，不喜欢用笔宣泄感情。孔[1]子说，我喜欢述而不作，这个和老彭同志有点像。孔子也不喜欢过多地说话，他认为巧言令色是做人的大忌。

孔子不说不写，靠两样来排解郁闷。第一个是喝酒。孔子自己说，[2]我平生三件事没做到——在外侍奉公卿，在家孝敬父兄，不为酒所困。第二个是唱歌。孔子将自己所有的得意、失意、志向和对时事的评论都倾注在了音乐里。

孔子的心情，可以从他作的很多歌里听出来。西汉陆贾的《新语》记载，“孔子遭君暗臣乱，众邪在位，政道隔于王家，仁义闭于公门，故作公陵之歌，伤无权力于世。”社会黑暗，政治腐败，孔子没有权力改变社会秩序，但又不甘于闭着眼睛过日子，就写了公陵之歌。如果陆贾的记述是真的话，那么公陵之歌无疑是一首无奈之歌，也是天下正直的读书人在遭遇不公时的呐喊和悲鸣。只不过，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它的歌词了。东汉蔡邕写过一本《琴操》。这是我国最早的论述琴曲的专著。《琴操》记载，孔子作过《将归操》《猗兰操》《龟山操》三首曲子。其中，《猗兰操》经过唐代诗人韩愈的改编，就是后世著名的《幽兰操》。《猗兰操》的创作有一背景。孔子周游列国，拜访了很多国君，无人给予孔子权力改变现状。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的途中，在山谷中看见有王者之气的芗兰草与杂草为伍。孔子心有触动，开口唱道，“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何彼苍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无所定处。世人暗蔽，不知贤者。年纪逝迈，一身将老。”《猗兰操》，我在国家大剧院听过一次。孔子仰天长叹，为何走了那么多的路，现在还居无定所。纵然胸中豪情在，无奈一身将老。唱歌的孔子，几近哽咽，花白的胡子洒满了前胸，一个悲剧英雄形象呼之欲出。观众听后，无不为孔子的悲情动容。如果说公陵之歌凸显的是孔子无权时的忧伤，那么《猗兰操》阐释的则是孔子经历风霜后的悲壮。不过，不管是忧伤还是悲壮，孔子给人的总体印象还是快乐的。这是音乐的功劳。孔子无论是失意，还是得意，无论是在家乡，还是在异乡，不管你读《论语》，还是其他儒家书籍，你总能看到孔子沉迷音乐的场景。比如在齐国逃难，听到《韶乐》，孔子几乎三月不知肉味。孔子说，“没想到，世间竟有如此音乐，让我忘了人间。”

孔子以后，中国的儒生再也没有谁有如此高的苦中作乐的本领了。《论语》开卷，孔子告诉大家，“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落脚点是快乐。到《孟子》的时候，开卷就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言辞激烈，大义凛然，已看不到快乐的影子。等到了宋明理学一统天下，人们更是只知道“存天理、灭人欲”。孔子学堂中的满堂笙歌，再也听不见了。人们看到的只是，为了科举，为了考试，读书人头悬梁、锥刺股。

人活着，有数不尽的追求，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子、更多的工资、更大的面子、更高的位子。但如果追求的过程并不快乐，那么我们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享受快乐的能力，这些目标即便实现了，又有何意义呢？我常常问自己。孔子师生席坐于草地，弹着瑟，聊理想，聊人生，其乐融融。在简单中追求单纯的快乐，在生活中体味平淡的真实。快乐不依靠物质的丰盈，只依赖内心的富足，这一点我们今天还能做到吗？今天的教育是否给学生留够了时间，让他们停下来听一听心灵的呼声？

世间的事，我们把它分为有用和无用两种。有用的我们去追求，无用的我们不去关注。

孔子唱着公陵之歌，唱着《猗兰操》，谈理想，论人生。这些对于改变现实政治可能是无用的。不过，也正是这些无用的事让孔子的心灵感到充实和快乐。而很多有用的事，却把我们折磨得遍体鳞伤，寝食难安。我时常梦见，高考当天，我迟到了。一路狂奔，到了考场，别人已经交卷。无数次，梦中惊醒。“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翻开《论语》，我苦苦寻找能够治疗噩梦的处方。[1] 关于老彭是谁，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是指老子和彭祖两人，也有人说是指商朝的贤大夫老彭。后说是通说。[2] 孔子一辈子都在寻找合适的老板，可惜未能如愿；孔子很小时，父亲叔梁纥就去世了，只有一个兄长孟皮，且有残疾。文献显示，孟皮先于孔子离开了人间。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孔子与酒

饮酒赋诗，一直是件十分雅致的事。李白在一篇文章里，就谈到了诗和酒的这种浪漫邂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摆开筵席，坐在花间，飞杯换盏，酣醉月下。酒，恰到好处，写诗作文，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李白倡议，“不有佳作，何申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春夜宴桃李园序》）

酒为诗之媒，诗为酒之兴。可见，酒对文人雅士的重要。相传，一个名叫仪狄的人酿出了中国第一杯酒。酒成之后，进献给大禹，大禹喝后，感觉畅美不可言。于是感慨道，“后世必有饮酒而亡国者。”（《战国策·魏策二》）后世必定有喝酒把国家给喝没的。大禹的预言一点没错。夏、商末期，桀、纣都大造酒池肉林，最终导致帝国的覆灭。酒，不约而同地成了亡国的催化剂。

周朝初年，周公颁布了我国最早的一部禁酒令——《酒诰》，告诫诸侯勿饮酒，祭祀除外。然而，一纸禁令并没有阻挡酒的流行。《诗经·小雅·宾之初筵》生动地展现了周朝的无酒不欢。“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好酒既成，饮酒很谐美。钟鼓等音乐设施都摆好了，大家举杯相敬，一杯复一杯。等到酒的作用完全发挥，人们的行为，便突破了礼的界限。醉了之后，“舍其坐迁，屡舞僊僊”。宾客们不再遵守坐礼，摇摇晃晃，像跳舞的神仙。孔子是一个十分爱美食的人。《论语·乡党》详细记载了孔子的饮食习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饭食要尽可能精，鱼肉要切得尽可能细。食品“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吃饭不仅讲究色香味俱佳，烹饪也要求恰到好处。今天日本人吃饭，量不求多，但须雅致。这点小资味道，想必受益于孔子不少。

唯独对于酒，孔子的要求很简单，“唯酒无量，不及乱”。没有限量，可以尽情畅饮。只是对于盛酒的“觚”，孔子很在意。觚，腹部和足部都有棱角。当时人们只重酒，不重杯，觚已经有些走样了。《雍也篇》记载，有一天，孔子端着酒杯，很感伤地说：“觚不觚，觚哉！觚哉！”酒杯不像酒杯，酒杯啊，酒杯。此时的孔夫子，像是在感慨酒杯，又像是在感慨自己。一个多好的酒杯，盛满了美酒，却生在一个无人会品酒的时代，这不能不算是一个悲哀。汉代“独尊儒术”后，孔子华丽转身，或者说，“被”华丽转身。孔子从一个情感细腻的理想主义者，成了让人仰慕的圣人。关于孔子，关于酒，也便有了很多的传说。这时的孔子不再挑剔饮食，不再追求量少而雅致。孔子在饮食方面也显示出了领袖风范。饮酒上，人们开始琢磨“唯酒无量”的“量”，究竟是多大量。研究结果是，“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也就是说文王的酒量是一千钟，而孔子可以喝掉一百觚的酒。

在此，我们不能不佩服国人的推理能力。“唯酒无量”之所以成了“百觚”之量，是因为大家相信，孔圣人，无所不圣，胃也得是大胃王级别。就像孔融在《难曹公表制禁酒书》里，吹嘘祖先时所说：“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尧能喝，孔子[1]也能喝，否则就不能封王成圣。喝酒的量和读书的量一样，是衡量孔子是否能成圣的关键。

王充是个例外，他在一片盲目吹捧中，保留了一份难得的真诚。他在《论衡》里写道，“饮酒有法，胸腹小大，与人均等，饮酒用千钟，用肴宜尽百牛，百觚则宜用十羊。夫以千钟百牛、百觚十羊言之，文王之身如防风之君，孔子之体如长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体，不能及防风、长狄。以短小之身，饮食众多，是缺文王之广，贬孔子之崇也。”孔子如果真能喝百觚，他的胸腔当如野人一般大。这种传说，对孔子是明褒实贬。王充算是说了一句实在话。关于孔子的传说，大多如他能豪饮一般荒诞。孔子死后，诸多儒家书籍将一些非人类能办到的事情，通通归结到了这位生前十分恓惶的孔夫子身上。出签算卦，未卜先知，孔子无一不能。甚至有儒书感慨，“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抱朴子内篇·辨向》）。孔子甚至知道夏禹到春秋时期，还没有去世，就秘密修起了夏禹的大道。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当每个人都宣称知道真相，真相往往成了奢侈品。当每个人都宣称了解孔子，孔子反而成了历史上最寂寞的人。孔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一定要弄清楚孔子和酒，重回《论语》，也许更有意义。对于饮酒，孔子坦诚地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免，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子罕篇》）

这句话，对理解真实的孔子十分重要。结合孔子的经历，我尝试着将其翻译如下：政治理想不被君主接纳，出外服侍公卿的理想无由实现。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只有一个残疾的长兄在，又到哪里享受回家孝敬父兄的快乐？埋葬母亲时，连父亲葬在哪里都不知道，丧事怎能不是勉强为之。理想高崇，却没有机会为君主尽忠；一生宣讲仁德，却无机会为父母尽孝。除了喝酒，还能做些什么呢？不得已而醉，“为酒所困”，这是孔子对自己的人生定位。

什么是为酒所困？我愿意这样理解。人忧伤时，就让自己困在酒里吧。让温热的酒，慢慢入喉，来治疗心中的烦闷和忧愁。独自一人时，就端起酒杯吧。在无人理解的寂寞中，酒往往成了唯一的知音。在酒中，可以暂时忘记伤心事，不必计较“今夕是何年”。世间所有的不如意，所有的不痛快，都随着一点略带痛感的酒，消散了。唯酒无量

我相信，在飘着雪花的夜晚，在曲阜，在孔子居住的阙里，或在周游的路上，心情不好时的孔子一定邀请过颜回、子路，“能饮一杯无”？此时，时间似乎静止了，烦恼似乎静止了，耳边只有沙沙的雪花落地的声音。

有一种文艺理论认为，纯粹的苦难不是悲剧，只有面对苦难，敢于抗争并失败了，才是悲剧。如果这种理论是真的话，那么孔子的这种“为酒所困”，实在有种悲剧的意味。孔子时代，强国欺辱弱国，战乱不已，百姓安全毫无保障。在这种情境下，“孔子自东至西，自南至北，匍匐救之”（《韩诗外传》），却又无一点效果。在生命之烛即将燃尽时，黑暗还是黑暗。《约翰福音》里耶稣说，“光来到世间，而人们宁爱黑暗，而不爱光”，孔子如果听见耶稣这句话，一定会端着酒杯，频频点头。

社会黑暗，人如蝼蚁。有心救国，苦无门路。这种复杂的无力感，哪一个时代的人没有呢？在孔子身上，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放弃理想，学会麻木吗？为理想所困，继续挣扎吗？每个人都会去思考这个人生之问。无疑，生在一个黑暗的时代，越有志向的人，越容易咀嚼到生命的苦味。孔子的不同在于，孔子的生命历程，有苦味，但并不苦情。他永远都有一群学生相伴。所以，即便是在险恶的旅途，遭到司马向魋的追杀，遭到匡人的围捕，孔子仍然“游乎缁帷之林，休坐杏坛之上”，听“弟子读书”，自己“弦歌鼓琴”（《庄子·渔父》）。在困境中，快乐不改，宋儒称这种境界为“孔颜乐处”。

一个人领会到了“孔颜乐处”，所谓的人生悲剧也就不会显得那么悲凉。在困境中，也就不会放肆感情，任由感性主宰自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即便无限量地喝酒，仍可“不及乱”。可以听到，厄于陈蔡，孔子和乐的琴瑟之声依然不绝于耳。酒和歌，能够帮助孔子调理身心，看淡命运的无情。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经历过那么多风霜，孔子能活到73岁的高寿，和孔子有节制的放松，是分不开的。

这是孔子的养生本领。事实上，孔子对于包括喝酒在内的事情，一直保持着这种淡定和从容。《论语》记载，在外买的酒、街上买的肉，孔子不吃。即使没有好酒，没有好饭，孔子枕着胳膊睡一觉，也会觉得很快乐。与乡人饮酒，拄杖的老人先迈出房门，孔子才会走出来。《诗经·小雅·宾之初筵》中的“载号载呶”（有的号叫，有的嚷）的酒后丑态，孔子从来都没有过。孔子的饮酒方式，深深地影响了国人。小酌不醉，最好是达到微醺的境界。酒后失态，借酒撒疯，从来为文人雅士所鄙视。可以说，周公使酒具有了宗教价值，而孔子赋予了酒以人文气息。关于酒，白居易的一首小诗很能打动人。“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问刘十九》）一个黄昏的傍晚，天空阴霾，几个人围坐在火炉旁，烤着新制的酒，边说边笑。很寒冷，也很温暖。

我相信，在飘着雪花的夜晚，在曲阜，在孔子居住的阙里，或在周游的路上，心情不好时的孔子一定邀请过颜回、子路，“能饮一杯无”？此时，时间似乎融化了，烦恼似乎静止了，耳边只有沙沙的雪花落地的声音。

不为酒困，让酒服从于和谐的内心。虽然生活有困难，理想有挫折，但心中没有悲情，没有顾影自怜。借着一点点酒力，笑对冬风，笑对四季无常，也笑对这个颠倒的人间。

能饮一杯无？翻阅《论语》，你难道没有听到孔子真诚的邀请？[1] 在西方历史上，人们似乎也愿意将圣人和豪饮联系起来。马克西米安说，“传说从前在这种高贵的豪饮中，伟大的苏格拉底独占鳌头。”（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2卷），马振聘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12页）。那年若相见：孔子问礼于老子

相传，孔融十岁时曾和父亲一起到了都城洛阳。洛阳有一名士李元礼，影响力很大，想求见他的人很多。但李元礼派头也很大，一般人很难见到。孔融想了一个办法。他到了李府，对守门人作揖行礼道：我乃李大人的世交。守门人很迟疑，最后还是把他们放了进来。爷俩来到堂上，李元礼端详半天，没认出来，很是不解。孔融解释道，我的先祖是圣人孔子，你的祖上是老子李聃，孔子与老子有师生之谊，我们不是世交吗？

这个故事，收录在《世说新语》里。孔融的机智，自不必说。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则轶闻所讲的公案：孔子问礼于老子。孔子问礼于老子，有不同的版本。《孔子家语》《史记》和《庄子》都有记载，但表述并不相同。《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对南宫敬叔说，我听说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他是我的老师，我想向他学习礼仪。孔子主动向老子求学，这符合孔子的性格。《论语》开篇就表明了孔子的好学，“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对好学这一点，孔子很自信。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在一个超过十家的乡村，必定有和自己一样忠信的，但没有如自己一样好学的人。

南宫敬叔将孔子的愿望转告朝廷。国君龙颜大悦，马上签发护照。另外，还赠与他们一车、两马和一个马夫。孔子和南宫敬叔扬鞭启程，踏上了观周之路。他们到了天朝周国，向老子问礼，向苌弘访乐，走遍了祭祀之所，考察名堂的规则，察看庙宇朝堂的制度。孔子感慨地说，“我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圣明，以及周国称王天下的原因。”

老子是楚国人，担任周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孔子向老子问礼，并因此拿到了鲁国官方奖学金。如果《孔子家语》所载是真的话，那么可以说孔子是中国最早的公派留学生，而老子则是较早跨国流动的国际公务员。《史记》的记载，和《孔子家语》基本类似。不过，年代感更强。孔子问礼于老子，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出现在孔子三十岁之前的段落中。司马迁认为，那时孔子还是一个尚未“而立”的青年。《史记》和《孔子家语》都记载了孔子离周时老子送别时的一番话。老子说，富贵的人临别送人钱财，仁人送别时则送上几句话。我不是富贵的人，却有一个“仁人”的称号，那就送你几句话吧。你记住，聪明而见解深刻的人，之所以反而容易自寻死路，是因为他们爱议论别人。学识渊博能言善辩的人之所以容易给自己带来危险，是因为他们爱揭露别人的丑恶。

老子说完，孔子做了怎样的回答，两部文献却都没有记载。在一个乱世，儒家圣人是否认同道家鼻祖的观点，我们也便不得而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本来，儒道的思想交锋，才是孔子问礼于老子的精彩所在。就像两个剑客舞剑，你来我往，我们才能看出两人武术路数有何不同，判断彼此武功的高下。司马迁没记下这些关键环节，不知是何原因。《庄子》记载的孔子问礼于老子，则内容丰富得多。[1]《庄子·田子方》描述了孔老初见时的情景。孔子五十一岁，到沛见老子。老子刚刚洗过澡，头发还没有干，凝神定立好像木偶人。孔子退了出去，在外面等待了一会才进到老子的房间里来。

孔子见到老子就开始抱怨。孔子说，我研究六经已经很多年了，可以说已经深谙其中道理。可是，我去觐见七十二国国君，却没有一个人愿意采用我的意见。孔子感慨道，太难了，如今的当权者真的就难以说服吗？还是我学的道理根本就不适用于天下？《庄子》中，孔子的问题，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思考过。孔子如此优秀，为何总是如此恓惶？很多有才能的人，每天都勤奋地向成功进发，为何总是不能到达梦想的彼岸？孔子们身上究竟还欠缺点什么呢？

听完孔子的诉说，老子回答道，幸亏你没有遇见治世的君主。所谓六经，只是先王走过的路罢了，但还不是大道本身。你舍本逐末，忙于术，忘了道，只会离成功越来越远了。

孔子听了老子的话，默默地退出了房间。三个月后，他又一次求见老子说，我懂了，我太长时间关注物是人非，而不知道和造化为友。我不和造化为友，怎么可以用道去化人呢？《庄子》的故事，以孔子的领悟作结。《庄子》是有关孔子向老子问礼的最早的文献，但遗憾的是，想象成分也最多。事实上，孔子五十一岁，尚没开始周游。所谓“觐见七十二国君”，明显出于杜撰。孔子在老子面前，垂手侍立当起学生。两人的较量，以孔子完败收场。在这个故事里，孔子更像是个小道童，而不是《论语》里那个温婉先生。通过这个寓言，道家贬低儒家、抬高自家的用意不言自明。其实，在学术界，孔子是否真的见过老子，是有疑问的。理由是，如果史上两位超级牛人真曾会晤，《论语》和《老子》为何都未记载？《论语》对老子，《老子》对孔子，为何没有进行思想上的回应？《孟子》和《左传》是记载孔子生平比较信实的资料，这两本书也没有留下这次相会的蛛丝马迹。

但是，孔子见老子，还是流传了下来。后来，或许是西汉的《史记》抄了战国的《庄子》，三国的《孔子家语》抄了西汉的《史记》。孔子问礼于老子越来越生动，越来越富有细节，民间演绎更是无数。关于孔子见老子，鲁迅写过一篇小说《出关》，也大肆想象了一把。孔子整天泡在老子的图书馆里，学习《税收精义》，研究《宪法原理》，遍览图书馆藏书，悉数领悟了老子学问的精义。《出关》也为孔子老子的相见设计了结尾。但与《庄子》正好相反，在《出关》中，孔老相见后，老子却有说不出的恐惧。

老子说，教完孔子后，我必须离开周。弟子很诧异。老子解释说，这个世界上，能够知道孔子学问底细的，只有我了。你们都知道，少正卯和孔子一样，也是鲁国一个教书先生。在鲁国时，他们曾因为争夺生源，发生过不愉快。孔子当了鲁国大司寇后，公报私仇，借故就把少正卯杀了。今天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教给了孔子。对于孔子来说，我已没有了利用价值。如果我还待在这里不走，孔子很可能像杀少正卯一样，把我也杀了。我再“不走，是不大方便的”。

老子说，“我们还是道不同。譬如同是一双鞋子吧，我的是走流沙，他的是上朝廷的。”老子于是骑着青牛，一路向西，一直到了边关。守关的是关尹喜。关尹喜看到一团紫气从东而来，便知来者绝非凡人。关尹喜逼迫老子留下墨迹，才允许老子出关。这就是今天五千字的《道德经》。老子将《道德经》交给关尹喜后，身影消失在了茫茫戈壁，再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可以说，从一个圆心出发，能够画出多少个半径不同的圆，孔子向老子问礼就有多少个版本。不同时代，不同的人，读《论语》，读《道德经》，想象他们的相会，都会加入自己的色彩。孔子向老子问礼

老子摆一摆手，“我们还是道不同。譬如同是一双鞋子罢，我的是走流沙，他的是上朝廷的。”——鲁迅：《出关》

或许，这和每个人从心底如何认识这两位圣人有关。老子和孔子，在我看来，一向代表着两种人。老子是出世的，面对社会的黑暗，采用犬儒主义。你专制你的，我过我的。纵然你垄断所有权力，贪腐横行，一人当政，我照样撒娇卖萌秀生活。实在忍受不了，也不过是，像巴金在《随想录》里发狠所写的，“我一定要活下去，看你们怎样收场！”

孔子则不同，孔子是入世的。他感到社会不公平，看到政治不民主，一定要发声。不过，喊破喉咙，大地也没有一点回声。谁听他的呢？到头来，凄凉如丧家之狗，受伤的还是自己。老舍在《茶馆》里，借常四爷之口说出的一句话，最适合这样人的境遇，“我爱我的国啊，可是谁爱我呀？”

孔子问礼于老子，其实就是出世和入世两种人生态度的碰撞。这一点鲁迅倒是说得对，一个是走流沙，一个是上朝廷。究竟该向哪里走，没有现成的答案。每个人都会用行动，选择一条自认为光明的大路。从而，从时光老人那里，为自己赊来一种独特人生。此种人生选定之后，快乐也罢，痛苦也罢，都需要自己独自承担，慢慢品味。

幸运的是，孔子和老子，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他们已经用短暂的生命，用深广的智慧，在两条不同的路上，走到了极致。从此，我们也便有机会看到了两条大路尽头不同的风景。我时常又想，出世和入世，尽管道不同，终极上却又是统一的。入世的人，悲天悯人，以拯救苍生为己任。这种人活得很沉重，总有负载，就像大地。出世的人，孤高玄远，以超越物累为追求。这种人活得很飘逸，无所羁束，就像天空。但无论是大地，还是天空，只要各得其所，都能给心灵带来深深的宁静。

所以，读孔子，读老子，你会发现他们的不同，又会发现，他们其实有太多的相通。

至于历史中，他俩是否真的有过晤面，反倒不是我关心的了。[1] 孔子问礼于老子，《史记》记载是在东周，而《庄子》记载是在沛。沛在江苏，东周的首都在洛阳。非敌亦非友：三家大夫

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一个人能够达到什么高度，很多时候，和选取什么样的人做对手有关。一个人能成为伟人，多半由于他的人生中，碰到了一个伟大的敌人。

孔子一生几乎从不攻击人，只有鲁国三家大夫是例外。《论语》中，三家勉强可以算作孔子的对手。三家的祖先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以三家也称“三桓”。三桓世居鲁国高位，季孙为司徒（总理），[1]叔孙为司马（国防部长），孟孙为司空（建筑部长）。他们有点像《红楼梦》里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相互照应，“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三家权力，并非来自选举或国君任命，而是源于世袭。世袭制的结果是，天子、诸侯和大夫，相对独立，不存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悲剧。但各个系统独自为政，也容易产生不把王法放在眼里的乱局。《八佾篇》开卷写道，季孙在自家厅堂内，跳起了八八六十四人的群舞。按照礼法，这种舞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享用。孔子拍着桌子骂，是可忍孰不可忍！

孔子还说，三家祭祖时，竟然唱着《雍》撤掉祭品，这算怎么回事？《雍》是《诗经》的一首诗。它的歌词大意是，诸侯助祭，天子主祭。诸侯静静地立两旁，天子肃穆地立中央。这首诗只有天子祭祖时才能演奏。三家侵权，孔子又一次发出了讨伐的声音。孔子年轻时曾在季孙家工作过。《史记》记载，孔子出身不好，家境很穷。长大后，为季孙家管理仓库，负责食品草料的采购供给。孔子还做过季孙家放牧牛羊的头儿，把牛羊养得都很肥壮。在季孙家的从政，是孔子走向社会的第一课。此时，季孙是孔子的老板，还不是对手。

人到中年，孔子当上了鲁国的司空。宦海浮沉中，孔子和宰相季孙开始了第一场对手戏。当时，鲁国有一棘手的历史问题。季桓子的父亲季平子与鲁昭公矛盾很深。昭公死后，季平子反对昭公和列祖合葬，就把昭公埋在了鲁公陵园的外侧。

孔子上任后，十分不满这种非礼行为。他就派人挖了一条深沟，将昭公墓和先主的陵墓圈在了一起。孔子对季桓子说：“贬低君主，彰显自己的罪过，不合乎礼制。我把他们圈在了一起，可以掩饰您父亲（季平子）曾经的过失。”季桓子听了孔子的话，反对也不好，赞成也不好，只好默许了孔子的行为。孔子坚持了法律原则，又给上级找到了可下的台阶，打赢了和三家的第一仗。按照我们的逻辑，戏的主角是英雄，对手一定是坏蛋。孔子是红脸的圣人，三家必定是白脸的奸臣。然而，三家实际并不特别坏，他们对孔子十分客气。《论语》中，孔子多次批评三家，但从未记载，三家向孔子发难。反而，三家向孔子问“政”问“孝”，竟达十多处。孟孙甚至将子弟送到了孔子门下学习。像孔子年轻时一样，孔子的学生大多在三家任职。冉有、冉雍、子路都做过季氏宰，即季氏总管。

在我看来，三家和孔子的对立，并不是出于私人恩怨，而只是因为政见不同。这种不和，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鲁国国君饱受三家的折磨，三家同样深受家臣的欺凌。三家礼遇孔子，吸纳孔子弟子从政，是想借助孔子这股独立的力量，去除政在家臣之弊。而孔子一辈子都想推进鲁国的政治改革，恢复国君权威，降低百姓税负，建立礼法秩序。这些改革开始的时候，三家并不反对。但改革是把利剑，伤人在所难免，堕三都就是开始。孔子命子路拆毁三家家邑的城墙，三家猛醒，孔子改革下去，必从根本上动摇鲁国的利益分配格局。

堕三都失败，孔子和三家彻底决裂。孔子悲凉地离开了鲁国。孔子周游中，在很多国家短暂地做过官。孟子将孔子的仕宦经历概括为三类：见行可之仕、际可之仕、公养之仕。“见行可之仕”是见有机会推行自己主张，才去做官；“际可之仕”是遇到了一个贤明的君主，才走进仕途；“公养之仕”是由于国君养贤，孔子才象征性地出山问政。

孟子说，孔子只有在季桓子那里是“见行可之仕”。只有季桓子时期的仕途，最有可能实现孔子的理想。季桓子给予孔子充分的信任和足够的权力，推行改革的理念。而在其他君主那里，孔子的主张，并没有得到认真对待。这些君主承诺给孔子的，大多是空头支票，永远没有兑现的日期。

孔子的仕途，走的是下坡路。一站比一站不如意，一程比一程更恓惶。孔子周游，带着弟子，带着理想，奔走在寂寥的旷野。《新约》里约翰大声疾呼：“你们悔改吧，天国近了。”然而，茫茫大地并没有温暖的回声。孔子也是如此。他大声呼喊，想叫醒在铁屋子里装睡的国君。但没有人相信，一个外乡人的政改方案，能够挽救这个已经腐烂的春秋。孔子四处碰壁之后，鲁哀公十一年，回到了鲁国。这时，季孙家已换了当家人。季康子当上了季孙新首领。

季康子的当政还有一段插曲。《左传》记载，鲁哀公三年秋，主政大夫季桓子病重，留话给家臣：“我死之后，如果夫人生的是男孩，就做季孙的首领。如果是女孩，侧室所生的肥可做继承人。”“肥”就是此时已过而立之年的季康子。季桓子去世，季康子任季孙代理掌门。季桓子下葬后，夫人生产，诞生的是个男婴。家臣奔向朝廷报告，当时季康子正陪同鲁哀公处理朝政。季康子听到消息，一言未发，就走下了朝堂。鲁哀公立即派人探视新生的季孙之主，但婴儿已经死去。婴儿是谁杀的，《左传》没有下结论。但季孙新主的死，代理族长季康子受益最多，显然嫌疑也最大。

这就是春秋。和历史上所有朝代一样，权力的更替总是伴随着隐秘的算计和残忍的杀戮。这种机制下的胜出者，本性上充满了对暴力和权谋的崇拜。孔子一辈子宣讲仁爱，其实就是想给时代一服解药。消弭这种潜规则主宰的斗争，建立一个人人免于恐惧的社会。只不过，孔子的这种主张，如同向风喊话，传得很远，消散得也很快。

孔子最后一次向风喊话，是在鲁哀公十四年。那年孔子七十一岁，距离辞世还有两年。齐国执政大夫陈成子杀害了齐国国君。听到这个消息，孔子沐浴更衣，早早来到了朝堂。老人请求鲁哀公，举兵讨伐陈成子。鲁君问，“齐强鲁弱，发兵讨伐，有几成把握？”孔子答，“陈成子弑君，多数齐国人也很气愤。如果以鲁国全国之众，加上齐国半国之民，打败陈成子，不是没有希望。”哀公叹了口气说，“你还是跟三家商量商量吧。”孔子找到三家，三家无人出来就事态发言。三家用沉默给了晚年的孔子最后一击。

从孔子的经历可以看出，孔子一辈子都想在政治上找到朋友。鲁公、三家、各国诸侯，也都曾经在孔子的朋友名单中占有一席之地。孔子也希望，这些执政者能和自己一起，匡正那个颠倒的时代。或者给他一支杠杆，来撬动这个已经快要停止转动的地球。是可忍孰不可忍

为他人而忧，其实就是为自己而忧。为他人说话，就是为自己说话。把违反底线的人视为敌人，也就和真理成了朋友。对于礼崩乐坏的社会，每个人都保持沉默，自己也将成为礼崩乐坏的受害者。

客观上来说，孔子遇到的当权者，对他都不薄。这些人提拔他，任用他，给他很高的俸禄。但孔子并没有因为私恩，放弃政治公义。当这些执政者混乱礼法、大开杀戒时，孔子一定会强烈地抗议，发出良心深处的最强音。朋友不遵守底线，在孔子那里，就成了必须讨伐的敌人。

孔子反复说过一句话，来为此类的抗议作注解。他说，我忝列过大夫之后，不敢不把我的意见坦诚地说出来。哪怕这种真话，得罪了权贵，也要说出来。因为自己当过大夫，对国家便永久有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发展到后来，其实就是杜甫的“穷年忧黎元”，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

为他人而忧，为族群而忧，是一个国家兴旺的根本。相反，一个群体，如果普遍地缺乏这种责任感，普遍地对他人的苦难，持久地保持冷漠。那么，这个国家，迟早会面临灾难。所有的人，在这场灾难中，将无一幸免。

德国牧师马丁·尼默勒写过一首短诗，就曾沉痛地预言过普遍冷漠导致的代价。他说，“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最先他们逮捕共产党员》）

为他人而忧，其实就是为自己而忧。为他人说话，就是为自己说话。把违反底线的人，视为敌人，也就和真理成了朋友。对于礼崩乐坏的社会，每个人都保持沉默，自己也将成为礼崩乐坏的牺牲品。

孔子时代，这个道理，已经应验。孔子劝谏鲁哀公，讨伐弑君的陈成子，哀公没放在心上。十一年后，哀公走上了和齐国国君一样的命运之路。三家大夫共同攻打哀公，哀公出逃，终于死于非命。[1] 季孙（或季氏）、叔孙和孟孙，指的不是三个人，而是三个家族，或三个家族的族长。《论语》中的季桓子、季康子、孟懿子才是具体的人。浊浪中的弄潮儿：阳虎

中国历史到了春秋急转直下，西周封建制度开始遭遇考验，周王再也无法号令天下。诸侯之间相互征伐，大欺小，强压弱。各个诸侯国内，主政大夫渐渐成为国中之主，诸侯大权旁落。“犯上”似乎成为一种潮流。鲁国，也是如此。从鲁文公开始，鲁国开始被三桓主宰。截至孔子时代，这种局面已经持续了五世（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鲁国人已经习惯听命于大夫。

而一个人的出现使鲁国政府的权力进一步下坠。大夫的家臣代替大夫，渐渐掌控国家实权。春秋从此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乱局。这个人就是阳虎。阳虎是季孙的家臣，《论语》称为阳货。阳虎与孔子年纪相仿，也有人说略大于孔子。《史记》记载，孔子与阳虎相识很早。孔子十七八岁时，母亲过世，孔子为母守孝在家。季孙设宴招待“士”。孔子听说后，腰扎孝带前往季孙府邸。走到季孙家的大门，被季孙家一个家臣拦在了门外。此人叉着腰说：“季孙让读书人前来进餐，而你并不在邀请之列啊。”孔圣人吃了一个闭门羹，怏怏地回去了。这个刻薄的家臣正是阳虎。

阳虎为何如此不给少年孔子面子，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在任何时代，底层的政治生态都是十分现实和残忍的。在春秋，或者在鲁国，官员都是世袭的。官一代的儿子是官二代。那时没有科举，没有高考。农二代或者穷二代想当公仆，必须先到权贵人家担任家臣。家臣地位低，但也有一些实权，负责大夫家的私人事务。如果说大夫是国的公务员，家臣则是家的公务员。

孔子的家庭，不属于社会最底层。孔子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因为政治迫害逃难到了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小城邹邑的大夫。在孔子三岁时，就去世了。孔子从幼年起，家境已经和普通百姓没有区别。被阳虎拦住后不久，孔子也进入了季孙家，做起了家臣。

孔子在季孙家的具体情形，史书记载很少。从有限的文献来看，孔子做过管理仓库、放牧牛羊的工作。另外，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少年的时候，身份比较低，学会了很多一般人不屑于学习的手艺。这些手艺，很大一部分就是在季孙家学来的。从孔子的话也可看出，孔子在季孙家，仕途并没有太多惊人之处。他只是放羊养牛，不太可能接近季孙家的权力中枢，从而对鲁国政治产生影响。而同是在季孙家，阳虎的人生却异常精彩。举一个例子。孔子四十七岁，鲁国执政季平子去世。葬礼如何安排，阳虎和季孙家另一位家臣仲梁怀发生了争执。阳虎说，主公生前实际权力等同诸侯，主公死后就应当按照诸侯之礼下葬。仲梁怀拍桌子反对，葬礼没能按照阳虎的意愿进行。阳虎很生气，后来借故就把仲梁怀赶出了鲁国。尽管史书没有记载阳虎此时在季孙家的实际职务，但可想而知绝非等闲之辈。

葬礼事件接下来的事态发展，更证明了阳虎的实力。阳虎驱逐仲梁怀，惹怒了季平子的接班人季桓子。季桓子要给阳虎一点厉害。不料，没等季桓子动手，阳虎已经察觉。他带着一帮人将季桓子捆了起来。季桓子没办法，只好与阳虎山盟海誓，永远哥俩好，才被释放。从此，阳虎连季桓子也不放在眼里。司马迁说“阳虎由此益轻季氏”。

孔子四十八岁，阳虎的权力达到了巅峰。《左传》记载，这一年鲁国侵犯郑国。战斗中，“阳虎使季、孟自南门入，出自东门”。同年，季桓子到晋国向晋君献礼，阳虎则强迫孟懿子到晋国问候晋君夫人。季孙、孟孙作为鲁国上卿，却要听从家臣阳虎的命令，可见阳虎的权力有多大。阳虎在这一年，“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诅于五父之衢”。不仅三家大夫，就连国君和国人都要和阳虎盟誓，才能换得安宁。此时，阳虎已经俨然成为鲁国权力第一人。在政坛上，阳虎唯一欠缺的，就是贵族头衔。阳虎有的是办法，他利用三家的矛盾，成功鼓动起了三家中郁郁不得志的力量。季孙家的季寤，觊觎兄长季桓子的位置已久。叔孙氏家族的庶出子弟叔孙辄，也一直想当上叔孙一把手。阳虎大胆计划，血洗鲁国高层。事成之后，扶植季寤、叔孙辄两人登上季孙和叔孙族长之位，而自己则取代孟孙。

鲁国政坛正在酝酿一场地震。这时，阳虎突然想到了孔子。这里需要交代一下时间。孔子三十岁之前，任职于季孙家，但随后就辞掉了工作。从此，在家开设学堂，招收门徒，当起了教师。到阳虎想起孔子，已经过了将近二十年。这二十年中，孔子教授学生，名满天下。但司马迁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在这期间“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己能用”。修炼了很久，但无用武之地，无人可以投靠施展抱负，十分苦闷。阳虎心想，这是天赐良机。孔子名望出众，如果出手助我，必能为革命带来道德和舆论上的极大支持。《论语》真实地记载了阳虎如何请孔子出山，“阳货（虎）欲见孔子，孔子不见”。阳虎想见孔子，但孔子不愿意见阳虎。世事反转，当初阳虎不愿意在季孙门前，看见落寞的孔子。今天，孔子不愿意在曲阜的家中，遇见发达的阳虎。

阳虎想到了“礼”。当时，阳虎虽是季孙家臣，但已位列鲁国大夫。而孔子还是士，和大夫之间还差着一个身份等级。依礼，大夫向士馈赠，士不可以在家接受礼品，必须亲自前往大夫家拜谢。于是，阳虎趁孔子不在家，给孔子家送了一只蒸乳猪，然后回家静待孔子上门。谁知，孔子也玩起了计谋。他专门趁阳虎不在家，掂着乳猪，前往阳虎府邸答谢。

世间很多事情，真的很巧合，孔子在回拜的路上却和阳虎不期而遇。阳虎冲孔子招手说，来，我问你几句话，自己有一身本领，却听任国家糊里糊涂，这是仁爱吗？孔子答，不是。阳虎又问，喜欢做官，却屡屡错过机会，这叫聪明吗？孔子答，不是。阳虎笑了，悠悠地说，青葱岁月，马上就会成为过去，时间不等人啊。孔子叹了一口气说，好吧，我收拾收拾，马上出仕。

阳虎和孔子，一个是史书中的大奸臣、大军阀，一个是读书人心中的大圣人、大宗师，就这样在《论语》中展开了对白。让人意外的是，阳虎的表现可圈可点，而孔子却相形见绌。阳虎层层设问，步步紧逼。孔子在阳虎面前，似乎并无多少发言机会。就像少年时期一样，阳虎一句“季孙没请你”，就把孔子打发了回去。而这次，阳虎同样没用几句话，就逼得孔子不得不说出“我将出仕”的话来。《论语》是一本语录性质的著作，主要记载的是孔子和别人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无论和弟子对话，还是和国君、贵族对话，都始终不慌不忙，掌握着谈话节奏。唯有和阳虎的相逢，孔子似乎被阳虎的气场镇住了。一个圣人，唯唯诺诺。一个奸贼，霸气外露。《论语》的此段文字，例外得实在让我们吃惊。孔子和阳虎谈话后不久，阳虎发动了政变。三家被阳虎逼到墙角，却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阳虎军队，如纸糊的老虎，终于被打败。阳虎败后，并没有低下头想着逃走。他脱掉铠甲，闯进鲁王宫内，取走了鲁国两件宝贝——宝玉和大弓。王宫之人眼睁睁看着阳虎潇洒地进入王宫，潇洒地走出王宫，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拦。阳虎从王宫出来后，在五父之衢美美睡了一夜，随从劝道，“快跑吧，三家的追兵到了。”阳虎轻蔑地笑了笑说，“鲁国人听说我走，都庆幸自己可以晚死几天，如何会有时间追我？”事情的发展，还真如阳虎所料，鲁国没人敢来追赶。于是，阳虎悠哉悠哉地溜进了齐鲁边境的阳关。阳虎逼孔子出仕

哪一种方式更值得向往？在混浊的波涛中，随波逐流，像阳虎一样，做风光的弄潮儿？还是像孔子一样，在茫茫的雪野上，守住寂寞，做独钓寒江雪的独行者？这可能本身就是个无解的问题。

而唯唯诺诺的孔子承诺出仕后，并没有立即出山。孔子选择了继续等待。但孔子和阳虎的缘分，并没有随阳虎的落败而告终。孔子和阳虎长得十分相似。孔子周游期间，一次路过匡地，匡人听说后，以为鲁国的阳虎又来骚扰。以前，阳虎曾经暴打过匡人。匡人就将孔子拘留了起来。五天后，在众弟子的帮助下才脱险。因为阳虎，孔子躺着也中了一枪。这段经历，历史上称为“匡地之围”。纵观阳虎和孔子的一生，可以看出，这对一辈子纠缠不清的“朋友”，有相似，又有不同。他们都来自贫寒阶层，都不满社会，都想改变现状，但采取的方式截然不同。阳虎以暴制暴，以阴谋对抗阴谋。这种人生路径，在政治上很有可能成功，也很容易失败。成功了，便是侯王；失败了，便是奸贼。而孔子的选择则是另外一种。他试图用温良恭俭让，来对抗无处不在的政治险恶。这种方式，在现实中却最容易碰壁。你按规矩出牌，社会却处处不讲道理。众人皆醉的时候，独醒的人往往最痛苦。

哪一种方式，更值得向往？在混浊的波涛中，随波逐流，像阳虎一样，做风光的弄潮儿？还是像孔子一样，在茫茫的雪野上，守住寂寞，做独钓寒江雪的独行者？这可能本身就是个无解的问题。

我常想，阳虎和孔子，年龄相似，出身相似，相貌相似，智商相似，年少时工作单位相似。他们本该有一场相似的命运，享受相似的沉浮与枯荣。然而，造化弄人。生前，阳虎登上权力之巅，生命怒放，死后跌入深渊。生前，孔子理想碰壁，倍感挫折，死后登上了神坛。

命也？非也？冥冥中，一切似有定数，却又无常。向阳光伸出叶子：公山弗扰的召唤

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不管你是传说中的圣人，还是街边的小民，时间都会不紧不慢地将你的岁月，由青葱烤成枯黄。

孔子，转眼到了五十岁这个知天命的人生关口。

在这个敏感的生命节点，孔子内心生出许多焦灼。《论语·子罕篇》记载，孔子说：后生可畏，怎么知道后来人不如今人呢？青春是一种资本，年轻人代表着未来。一个人四五十岁，还没有做出成绩，这辈子也就如此了。

五十岁前后，孔子判若两人。五十岁之前，子路、颜回等诸多弟子从游孔子。孔子坐于杏坛之上，教大家读书，和大家谈理想论人生，弦歌不断，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五十岁之前，孔子自我感觉良好。达巷人评价孔子说，“学问很大，不过没有成名的专长。”门人将这句话转告孔子，孔子很坦率答道：“达巷人说得对啊。我擅长哪一行呢？赶车呢还是射箭呢？我还是擅长赶车啊。”

五十岁之前，有人劝孔子不要总是宅在家里，要出山从政，施展才能。孔子洒脱地说：“《尚书》说，遵守孝道，友爱兄弟，便会对从政产生影响。孝悌就是最大的政治，何必非要做官才算从政呢？”

五十岁之后，孔子的心境，却悄然变化。孔子不再认同，“宅”是很好的进攻方式。政治舞台上，同事阳虎，长袖善舞，做成了很多大事，名震诸侯。而孔子却还一事无成。他坐在川上感慨，时间像流水，逝者如斯夫。再好的演员，没有舞台，也是枉然。鲁国还是那个鲁国，乱臣当道。天下还是那个天下，群魔乱舞。孔子坐不住了。史铁生写过一篇《秋天的怀念》。双腿瘫痪后，史铁生性情变得十分乖张。他说，“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

读《论语》，你会发现，五十岁后，面对岁月蹉跎，孔子也有着同样的反常。望着北飞的雁阵，孔子会突然感慨，“没有人会了解我了”、“下学人事，上达真理，知道我的只有天了”。听着子路在学堂外引吭高歌，孔子会忽然说：“凤凰不来，黄河不见祥瑞图景，我这辈子要完了。”这些自负的话，放在以前，根本不可想象是出自一向谦逊的孔子之口。

子路是个粗人，不会觉察到圣人更年期的来临。孔子学堂中，却有一位弟子敏感地感受到了老师的变化。这个人就是子贡。他看见孔子反常的表现，知道老师一定有心事。他就问孔子：“如果我有块美玉，是放在柜子里藏着好呢，还是找个识货的买家卖掉呢？”孔子明白子贡的话外音。他长叹一声说：“卖掉啊，卖掉啊。我等着买主哩。”其实，在孔子的人生中，买主并不少。阳虎为了“买”孔子出山，不惜和孔子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此后不久，买家又找上了门。这次，买家则是季氏家私邑费市市长公山弗扰。

公山弗扰，也称公山不狃。他和阳虎是好友。在重大问题上，阳虎对他言听计从，这在季平子下葬一事上表现得最明显。《左传》记载，鲁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病逝。阳虎准备用贵重的玙璠陪葬季孙家的老族长，仲梁怀不同意。阳虎震怒，想把仲梁怀逐出鲁国。公山不狃劝阳虎，阳虎才作罢。

季平子下葬后，季孙接班人季桓子巡行，到了费城。季桓子很尊敬费城长官公山，而仲梁怀却很傲慢。公山不狃大怒，就对阳虎说：“您还是把他赶走吧。”阳虎二话没说，就把仲梁怀逐出了国门。

阳虎逼孔子出仕，孔子被迫答应了。然而，阳虎未等孔子加入到自己的阵营，就开始了政变。公山请孔子出山，正是阳虎等人作乱的这一年。《论语·阳货篇》记载，公山请孔子，也是因为反叛。公山反叛主公季孙，也想拉孔子进入自己的集团，以扩大声势。这一次召孔子，孔子真的心动了。阳虎请孔子出山，《论语》详细地记载了阳虎对孔子的说服。而公山请孔子，《论语》只用了四个字“召，子欲往”。“召”，不像是亲自上门，更像是派人传话。这有个岗位空缺，你可以来试一试。而“子欲往”，则说明孔子接到邀请后，也没有表现出多少矜持。

孔子这种急于仕进的心态，颇让人费解。在大家的印象里，孔子看不起鲁国的执政官员。孔子如此评价过鲁国公仆，“斗筲之人何足算哉？”这般气量狭小的人算得了什么。言语中，充满了不屑。但是面对公山的邀请，孔子却并没有拿出不与执政者同流合污的气概。对孔子的这种反差，子路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子路说，“夫子没有地方去也就算了，何必到公山那里呢？”《论语》还记载了一事，与公山召孔子类似。晋国执政大夫赵氏家，也出现了叛臣。这个叛臣叫佛肸。他也召孔子出仕。孔子蠢蠢欲动，子路同样站出来强烈反对。子路说，“从前夫子您说过，做坏事的人，君子是不去他那里的。如今佛肸盘踞中牟谋反，您却要去为他服务，这怎么解释呢？”《论语》用无数的笔墨证明了，子路身上具有一种“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气质。在他眼里，如果权威和真理发生冲突，他一定会站在真理一方。

可以想见，面对弟子质疑，孔子一定很窘迫。人们常说，英雄和圣人的区别是，英雄总想征服天下，而圣人只想征服自己。《论语》多次向我们展现了孔子的自我征服历程。孔子说过，不要发愁没有职位，要愁的是人如何修身养性。孔子还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然而，《论语》却又不只一次地记载，面对公山等人的邀请，孔子的行动和语言，似乎存在一定的距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