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日）船桥洋一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试读：

前言

中曾根面带微笑，看着里根有神的眼睛。“三个原因：第一，美国和日本都由美国的军队保护着，所以，对日本来说，很难要求美国削减军费预算；第二，（美国财政）预算的大幅削减可能造成世界范围内的衰退，并导致失业；第三，您个人的魅力，在您的魅力面前，我们怯于跟您提这些事情——但我现在不得不告诉您。”

里根只是安静地听着，一言不发。

中曾根后来表示，他此前已经下定决心，他本人在威尼斯峰会上的任务，就是传达对美国预算赤字带来的破坏性后果的严重关切。他确信，（日本）6万亿日元的一揽子刺激政策给了他足够的底气，向里根提出这个特别的诉求。“广场行动”，即由五国集团在广场会议上发起的经济政策协调，最大的缺陷便是从一开始就无力大幅削减美国的财政赤字。中曾根的关键建议因此击中了问题的核心——（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但在纠正措施方面其建议却乏善可陈。是纽约股市随后于1987年10月的暴跌，才让美国政府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美国政府在股市崩盘之后对美元贬值的持续依赖，引发了对卢浮宫协议有效性的质疑。一些观察家随即宣称“卢浮宫协议失效了”。另一些观察家则公开表示政策协调已经终结。到1987年年底，五国集团甚至无法召开会议，因为担心会议可能产生的非理性预期给市场带来后续影响。

五国集团的一位央行行长认为，眼下的货币体系并不是正式的体系，其运行是基于“会议本位”——在缺少体系规则的情况下，五国集团的那些会议本身主导着合作、引导着良性的市场行为。而这种“会议本位”正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广场行动”引出了几个问题：其真正的目标是什么？长期影响如何？这些结果证明从广场会议到卢浮宫会议期间的那些努力是合理的吗？或者，如一些人指出的那样，我们应该放弃政策协调吗？如果是的话，另外的选择是什么？回到完全自由浮动汇率？而广场协议本质上不正是对浮动汇率无政府状态的回应吗？

我在本书中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从政策协调的理想模式角度评价广场协议。我将集中讨论五国和七国集团峰会的活动，这些峰会是促成“广场行动”的载体。主要的参与者是财政部部长、副部长和央行行长们。

他们都有各自要应对的政治斗争。美国财政部部长詹姆斯·贝克三世（James A.Baker III）有四条战线：在财政政策方面同里根总统，在利率方面同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在保护主义方面同国会，在经济增长方面同外国政府和同行。日本大藏相宫泽喜一（Kiichi Miyazawa）的对手包括：在财政政策方面同首相中曾根康弘及大藏省的官员，在日本自由民主党内同竹下登（Noboru Takeshita）的派系争斗，在汇率问题方面同贝克。联邦德国财政部部长格哈德·斯托尔滕贝格（Gerhard Stoltenberg）则面临着强大的机构障碍：傲慢且独立的联邦银行（联邦德国央行），强势的“摇摆党”自由民主党，以及欧洲货币体系（EMS）。

他们的对话气氛有时会变得紧张甚至情绪化十足，但这种时候，幽默，特别是英国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的幽默化解了那些可能的尴尬氛围，比如，在解释其卢浮宫会议迟到的原因时，劳森一进会场就说：“对不起，先生们，我来晚了。但我不得不搭乘法国空军的飞机。”

意大利和加拿大的代表有时会参加五国集团的会议，这就形成了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文简称基金组织）总裁也会参与，依据基金组织多边监督条款，对每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进行评价。

五国集团会议为汇率、利率等敏感的经济问题提供了坦诚且直接讨论的机会。市场，实际上是全球的各个市场，警觉地关注着五国集团的活动以便决定其下一步的动向，只要五国集团或七国集团发布了声明，市场马上就会给出判断。然而在现实中，市场和市场之外的我们对五国集团如何运作都知之甚少。与国家安全事务类似，大国之间的国际货币外交是敏感且机密的领域，对媒体和学者设限。毕竟，广场战略还在进行中，大部分的最初参与者仍活跃于其中。

本书是关于五国集团广场战略在政策协调方面的案例研究，重点关注其核心参与者美国、日本和联邦德国。时间大体从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到1987年2月的卢浮宫协议。本书有三个目标：第一是通过原始报道和对主要参与者的采访，给出关于1985年9月开始的“广场行动”的全面记录；第二是从国内和国际政治的背景角度来分析这些事件，这包括从参与者所负责的经济机构角度分析他们的作用和动议；第三是从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影响和体系建设的角度，对“广场行动”进行分析。我重点分析“广场行动”的成功和失败之处，最后得出有益的教训。

探讨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就是探讨政策制定同政治和市场之间的博弈。本书重心不在于分析政策协调的经济学，而是探究影响政策发展的政治和机构利益。

政治和市场的互动是研究的一个着眼点。自“广场行动”之初，参与者即注意到他们不得不留意背后的参与者——不在会议室内的市场，特别是汇率市场。

很难记起1985年春夏之间美国同其贸易伙伴（特别是日本和联邦德国）之间关系的热络程度。当时，美元的贸易加权汇率被高估了30%~35%。如果这个汇率持续，预计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将于1990年达到3000亿美元。1985年，美国自“一战”后第一次成为净债务国。美国国会对政府在贸易逆差和贸易争端上的无动于衷越发不满。同样，国会对膨胀的预算赤字的束手无策也让政府无可奈何。经济放缓的预警信号正在酝酿。同时，对1986年中期选举的盘算也对政治家们产生了不稳定的影响。保护主义力量充斥于国会、商界和劳工群体。“《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本应在1985年秋天获得压倒性的通过”，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国会议员、共和党自由贸易主义者比尔·弗伦泽尔（Bill Frenzel）后来说。

美国的贸易伙伴被里根政府的不干涉政策彻底激怒了。三年来，他们恳求（美国）缩减财政赤字并降低美元汇率，但他们的诉求好像进了聋子的耳朵。币种之间的汇率剧烈波动，给世界贸易体系带来了巨大压力。美日之间及美国与西欧之间的贸易战一触即发。需要做一些应对工作了。这是“广场行动”缘起的背景。“广场行动”是里根政府决定向现实屈服的政治姿态。它由贝克领导的新财政部团队设计、推动，意在实现三个主要目标：第一，应对国会里的保护主义（短期策略）；第二，通过刺激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国内需求来维持世界经济的增长（中期计划）；第三，减轻美国的债务负担（长期规划）。

五国集团中的其他参与国支持这个新的政策动议，主要是因为担心保护主义的破坏效应，不可持续的失衡将导致衰退。除了共同关心的事务，各国还把国内事务纳入政策协调过程。日本强势的大藏省考虑，通过日元和美元之间的汇率调整，来转移财政刺激政策的压力。联邦德国官员担心，美元不受控制的下跌，将损及欧洲货币体系协调，因此努力推动（美元）“软着陆”。法国人则意识到，这是一个利用政策协调向联邦德国施压的机会，敦促德国实现更快的增长、对干预汇率市场做出更坚定的承诺。他们还急于推动目标区。通过处理货币汇率关系的各种新努力，英国财政部希望将英镑同马克联系起来；在后来探讨参考范围策略时，英国又发现了同欧洲货币体系国家加强货币联系的好处，可以为将来加入欧洲货币体系做准备。

我们看到的“广场行动”，是包括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在内的综合方案。实际上，因为财政部部长们未能摸索出财政政策调整方案，他们只能过于倚重汇率调整，同意美元贬值，这是快速推低美元的重要前提。

然而，美元贬值原本是个有序操作的长期方案，以免“硬着陆”，最好是“软着陆”。在整个新协调的过程中，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这两个经济政策制定部门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

对于为了协调目的实施货币政策，央行行长们比较谨慎，在广场协议汇率调整及卢浮宫会议建立参考范围时，他们这样呼吁过。央行抵触协调的根源在于维持机构独立性的愿望，这有时比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还重要。尽管央行行长们抵触，但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财政部部长们总体上从央行那里获得了他们想要的大部分支持，包括一系列的协调性减息。是财政部部长们未能实现重要的财政政策协调，才导致他们过于关注汇率问题。

1987年年初，美国利率开始快速上升。美国国债拍卖收益率的走高，证实了对流入美国的外国资本正在枯竭的担忧，这促使贝克的财政部关注货币稳定，并催生了卢浮宫协议。然而，卢浮宫协议注定是一个脆弱的临时安排。日本有真实的财政政策调整行动，推出了6万亿日元的刺激计划，但美国方面没有实质行动，联邦德国也从未有什么积极的表现。各国的货币政策也不见动作，甚至没有措施来捍卫在卢浮宫会议上达成的参考汇率。“广场行动”产生了七国财政部部长集团和一个强化监督经济政策调整的指标机制。美国希望通过对日本和联邦德国实施这些指标式的规则约束，刺激两国国内需求并带来更快速的增长。而日本和联邦德国则抵触这种“机器人化”的经济政策制定方式。它们担心，这个指标体系会变成逆差国美国的工具，将更多的调整负担推向顺差国日本和联邦德国。贝克原本希望，通过将五国集团和七国集团两个峰会联动，以及作为国家最高权威的国家元首的加入，可以给五国集团的政策协调注入更多政治权威，从而扩大五国集团决策的力量。但这个设计并没有按贝克的预期发展，主要的障碍在于，国家元首不愿意在政策协调过程中投入他们的政治影响力。

一些读者可能会根据“广场行动”匆忙得出结论，例如：美国会放弃国际协议，只要这样做看上去符合美国的利益，近期的例子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在股市于1987年10月崩盘后马上搁置了卢浮宫协议；美国官员很可能进一步使美元贬值；对外部失衡和货币不稳定，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被证明是无效的，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更关注微观政策调整；管理汇率努力的失败，证明应该回归浮动汇率。

上述结论可以深入探讨，我相信将来可以吸引更多的讨论者加入。单方面大刀阔斧地行动，可能会令里根政府改头换面，而且美国的生产率和竞争力问题可能是政策讨论的重点，超出了财政赤字削减这个眼前的任务。但基于这个研究的结果，我质疑这些结论的可信度。在未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美国的决策者肯定会对国际影响变得敏感。尽管不能排除美元破坏性单边贬值的可能性，但决策者最终将发现这样做的可行性不高，因为他们必须保证外资的稳定流入。1987年12月23日的七国集团声明，没有拒绝卢浮宫协议的参考范围机制，而且比以往更加强调了美元进一步贬值的负面影响。卢浮宫协议仍然可以作为建立更稳定体系的基础。关于上述第二个结论，我认为，教训应该是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走得不够远，各种障碍制约了更全面的行动。我的结论是，“广场行动”中的政策协调必须坚持并加强。关于协调，问题并不是它没有发挥作用，而是人们没有让它更充分地发挥作用。

鉴于国际货币和贸易关系的不稳定性不断加强，国际经济协调努力就显得弥足珍贵，也迫切需要。然而，单纯只为建立体系，并不能使得各国修正潜在的失衡和不稳定。要达到理想的效果，必须将外部因素系统性地统筹到国内经济政策的制定中。“广场行动”的真正考验在于，其将国内政策向更强大的国际合作倾斜的能力。当然，是否能够通过考验，是这个未尽故事的一部分。第一章广场协议

五国集团于1985年9月22日（周日）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的会议，被视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方面的一次重要尝试。会议标志着里根政府对国际经济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放任态度的扭转，并为五国集团后续的政策协调奠定了基础。

当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日本的财政部部长、央行行长坐在纽约的谈判桌前时，他们的燃眉之急是保护主义和高估的美元。到1985年9月，里根政府“善意忽略”的国际经济政策造成美元飞涨、利率升高、经常账户赤字日趋巨大、美国国会中保护主义持续升温以及美国贸易伙伴国的严重不满。

广场会议的公报指出，就眼下的形势，“主要的非美元货币进一步有序升值是可取的”，而且，汇率政策在调整的过程中“应该发挥作用”。五国集团代表表示，他们“做好了更紧密合作的准备，如果这样做有帮助的话”，这是一个干预市场的明确信号。

五国集团中的美国贸易伙伴将此视为美国在汇率方面的新姿态，并给予了肯定。“美国政府承认其‘善意忽略’的态度是错误的，”联邦银行的一位官员表示，“同其他国家一起表态干预会有帮助。”法兰西银行一位官员也注意到美国政府政策的陡然转向：“里根的人突然间意识到市场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

美国的一些官员则淡化了这一政策变化。关于政府态度的转变，财政部一位官员说：“与其说是干预政策上的转变，不如说是希望对市场产生一些影响的用词上的变化。”另一位官员补充说，政府仍反对利用“汇率干预来逆转市场趋势”。但至少一位美国财政部官员承认“（美国的干预）政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不管是通过干预还是口头表态，按照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LloydBentsen，得克萨斯州民主党）的说法，“就在几周前还在说美元有多强表明我们国家就有多强”的里根总统，目前是明显希望美元走低。

尽管干预这个词没有出现在公报里，但信号很明确，市场也随即做出反应。周日会议之后，随着周一的大规模干预，美元相对外币平均下跌了4.29%，这是伦敦和纽约外汇市场历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

广场会议之前及会议期间的幕后博弈从未被完整示人，会议参与者经常是围绕一些秘密文件开展工作。在这些文件中，不少是会前几个月在五国集团副部长级会议（G5d）及双边会议上（多数是美国和日本，也有很少的一部分是美国和联邦德国之间）谈判完成的。

这个以广场协议的形式告终的过程，始于美、日间处理双方巨额贸易失衡的尝试性会谈。自詹姆斯·贝克于1985年年初就职财政部部长开始，他及其副手理查德·达曼（Richard G.Darman）就开始探讨重塑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必要性。放弃前任们放任政策的第一个信号就是干预汇率市场，那是他们于1985年1月17日第一次参加五国集团会议达成共识的结果。因为美元走强，1985年2月的干预频率明显增加，尽管动作显得温和。当时，在被问及美国反对干预汇率市场的立场是否已经自1月的五国集团会议后松动时，贝克回应说：“我想是的，而且我认为这是那次会议的成果。”

1985年4月之后，应对国际经济政策的重大努力增加了。达曼尝试自日本开始，将涉及美国贸易伙伴汇率稳定及经济政策协调的新举措制度化。负责国际事务的财政部部长助理大卫·马尔福德（David C. Mulford）也认同，政策需要调整“以应对当下汇率市场形势”。在1985年6月初给贝克提交的一份机密备忘录中，达曼勾勒出一揽子经济和金融措施，在美国不需要大规模干预的情况下，提振非美元货币。他随之提议利用高规格会议，比如计划于当年6月22日召开的十国集团会议，“在三个核心国家间就主要的政策调整达成必要的协议”。

在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已责成大藏相竹下登和负责国际事务的副相大场智满研究一个包括调整汇率在内的综合性策略的可能性，以解决威胁美日伙伴关系的失衡问题。日本决定利用贝克和竹下登之间双边会议的方式来说服里根政府转向市场干预。在1985年6月22日的十国集团会议上，两国财政部部长开始第一次沟通，这是后续一系列你来我往谈判的开始。顺势而为

当马尔福德于1985年6月19日的预备会上告诉大场智满，贝克可能建议调整美元、日元汇率且将要求欧洲国家协助时，日本人看到了希望。在十国集团会议前一天（21日）同贝克的讨论中，竹下登对贝克调整汇率的提议给予了积极回应，并建议遵循一个“顺势而为”的干预策略。

根据竹下登的说法，贝克对这一想法反应谨慎，同时贝克强调，宏观政策协调是汇率调整的关键，而不是市场干预。贝克并没有就这一问题做深入探讨，而是问竹下登，如果美国同意汇率调整，他在宏观政策方面会有什么举措，日本可以提高国内需求吗？会议的最后，竹下登提出就宏观经济问题做进一步的沟通。他表示，美国和日本作为现今世界上的两个最大经济体，应该在协调宏观政策调整方面发挥示范作用。

尽管日本政府官员对贝克没有就干预做出承诺感到失望，但包括竹下登在内的一些官员看到了美国在重新考虑完全放任的汇率政策的信号。一位与会者注意到，贝克在专心听竹下登的谈话时还做着记录。他说：“这与拍桌子的里甘（Regan）完全不同啊！”他指的是财政部前部长里甘同竹下登就日本资本市场自由化进行会谈时的夸张表现。

在1985年7月23日于巴黎召开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第三次工作小组会议（WP3）期间，马尔福德和大场智满针对“贝克–竹下登”的会谈内容举行了第一次后续会晤。马尔福德向大场智满通报，在当年9月中旬国会召开后，美国政府对国会中贸易保护主义诉求的反制计划。他强调时机选择的重要性，指出货币政策上的联合行动可以同贸易政策协调开展。双方同意，政策篮子可以纳入任何措施，条件是各国可以根据本国具体情况进行政策调整。

但他们在具体的宏观政策上有着不同意见。美国财政部早前得出的结论认为，应马上对全球的需求进行管理。鉴于美国贸易逆差迫使美国削减进口——不只是从发达贸易伙伴的，还有从债务缠身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日本和联邦德国必须扩大国内消费才能提振疲弱的世界经济。马尔福德因此坚持日本应该刺激经济、改革税收结构。他指出，日本政府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刺激国内需求，或者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或者通过鼓励民间投资。但在具体措施上，日本方面没有给出任何承诺，其理由是，税收改革方案正由“政府税收委员会”起草中，这个当口，政府不便发表评论。在这种背景下，尽管贝克回避言及“火车头战略”这样的提议，财政政策调整还是肯定要实施的。贝克的增长战略抛出来了。

贝克对马尔福德和大场智满在7月的会晤结果并不满意，他写信给竹下登，敦促日本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刺激其国内需求，同时减税。大场智满和马尔福德于1985年8月21日在夏威夷再次会面，梳理纳入政策篮子的具体措施。对美国而言，这个政策篮子的内容包括税收改革；对日本来说，则包括日本资本市场的去管制、自由化和灵活运用货币政策。这一次，马尔福德仍然没能成功说服日本降低税率。

对于有效的汇率调整，马尔福德需要来自欧洲的支持。他因此在夏威夷会面之后赶赴伦敦、巴黎和波恩，同各国同行沟通。欧洲人最初的反应不冷不热，认为美国政府的想法实际上是出于一个两国集团（美国–日本）的策略。尤其是德国人，有充足的理由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既然全球外部失衡根子在于美国财政赤字的顽疾和美日关系的紧张，没有理由要求联邦德国或其他欧洲国家承担纠正责任。况且，欧洲方面在里甘时期提出的汇率调整倡议还遭到了华盛顿的反对。

但在仲夏升值的美元再度刺激了五国首脑的神经，欧洲国家最终还是同美国和日本一道准备一揽子政策安排。到五国财政部副部长于8月底在伦敦开会时，他们的上司已经决定了将在广场会议上发布的行动计划。伦敦五国副财长会议

在1985年9月15日（广场会议前一周）于伦敦召开的准备会上，五国集团副财长就协议的要点进行谈判。会议持续的时间很长，从上午8点半一直开到晚上6点。他们在九页纸的公报中逐字逐行圈出争议点。联邦德国明显不愿意被像日本一样对待，副财长汉斯·蒂特迈尔（Hans Tietmeyer）首先强烈反对将联邦德国纳入“顺差国家”。马尔福德则坚称，应该承认联邦德国的顺差是一个问题。大场智满担心，如果日本被认定为招惹众怒的唯一顺差国，会在国内带来政治上的不良影响。最后，联邦德国从其反对立场上做了让步，接受被视为“轻度的顺差国”。

不过，有一些关键问题，副财长们还是没有解决。一个是关于美元的语言表述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哪个货币被认定为罪魁祸首？公报是写成“美元贬值是可取的”，还是写成“主要的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升值是可取的”？马尔福德以外的其他副财长均认为美元高估是问题所在，而不是他们本国低估的货币。

另一个待解决事项涉及干预政策。就干预汇率市场的决定，是明确表述，还是轻描淡写地暗示？副财长们没能达成一致。马尔福德强烈反对用干预这个字眼，他的理由是，公报有意的模糊处理可以引发市场不安，从而带来更理想的效果。其他副财长们则考虑到美国政府与国会中那些反对干预政策的强大势力，希望公报明确保证美国支持这一新政策。在他们看来，政策的任何改变，都应该在公报中表述清楚。因此，他们使用的语言是“他们准备好更紧密地合作”，这意味着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们后期会进一步明确相关细节。

广场会议之前，美国财政部在干预问题上的不明确态度，增加了其贸易伙伴的不安，也促使欧洲三国在广场会议前两天（9月20日、21日）利用欧洲共同体部长级会议在卢森堡开会的间隙进行了秘密讨论。

共有九人参加了这次讨论，包括联邦德国财政部部长格哈德·斯托尔滕贝格、联邦银行行长卡尔·奥托·珀尔和财政部副部长汉斯·蒂特迈尔，法国财政部部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 Beregovoy），法兰西银行（法国央行）行长迈克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和财政部副部长丹尼尔·勒贝格（Daniel Lebegue），英国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行长彭博顿（Robin Leigh-Pemberton），以及财政副大臣杰夫里·利特勒（Geoffrey Littler）。他们在星期五下午讨论了两个小时，一方面评估美国的动向，另一方面分析这一新行动计划对欧洲货币体系的影响。他们判断，美元下跌可能伴随对马克投机的增加，从而给欧洲货币体系内的货币间汇率带来压力。此外，他们还不能确定美国货币当局是否真的会放弃此前的放任政策来参与联合干预行动。

直到（广场会议召开前的）最后一刻，日本人同样在绞尽脑汁地猜测，美国财政部对于干预行动到底是怎么考虑的。会议召开前的那天早晨，在竹下登酒店套房中的策略会上，日本大藏省官员对美国的立场仍然没底。美国财政部真的改变了其干预政策吗？是要强力干预还是会打退堂鼓？时任大藏省国际金融局局长的行天丰雄是一个不干预主义者，他对美国政府的承诺表示怀疑。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公使内海诚（Makoto Utsumi）则告诉与会者，美国人是真的转变了态度，这次是要开启一个新思路。

1985年9月22日（星期日）11点半，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们在广场饭店白金相间的房间里讨论了五个小时，并最终达成了一个协议。

与会者同意副部长们讨论的协议蓝本的大部分内容，这样他们便开始斟酌协议的措辞。关于如何描述调整和干预的问题，美国占了上风。协议文本表述为日元和马克升值，而不是美元贬值；没有直接提及干预一词。对公报中一个用词的讨论后来被证明非常重要。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坚持，升值前面应该加上有序一词，以便应对可能出现的美元不受限制的下跌。卡尔·奥托·珀尔和尼格尔·劳森支持沃尔克的意见。最终的表述是：“主要的非美元货币对美元更进一步地有序升值是可取的。”美国的保护主义

公告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共同承诺抵制保护主义压力，尽管其重要性被更引人注目的干预内容所掩盖。

广场会议很大程度上是回应活跃在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观点，这当然不是一次五国集团会议就可以解决的威胁。在多种原因作用下，但主要是因为强美元和其他国家的低增长，美国出口不振、进口猛增。美国贸易逆差在1985年夏天迅速扩大，保护主义因此再度甚嚣尘上。由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和众议员丹·罗斯滕科斯基（Dan Rostenkowski，伊利诺伊州民主党）、理查德·格普哈特（Richard A.Gephardt，密苏里州民主党）发起的提案，要向对美巨额贸易顺差国征收进口附加税。里根政府在夏天决定不利用高保护性关税的方式帮助制鞋业，这激怒了一些国会议员，包括金融委员会国际贸易附属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约翰·丹福尔斯（John C.Danforth，密苏里州共和党）。贝克说：“（国会）那里出现了燎原之火，我们这里要有重大举措来应对。”因为意识到世界贸易体系正面临这样的威胁，五国集团担心世界将会被分割成许多封闭的市场。

在五国集团伦敦副部长级预备会期间，马尔福德就提议，应该高度重视应对保护主义的共同承诺，这些承诺应该作为公报的专门条款。这样便有了第十一条警告：“如果不加以抵制，保护主义者的压力将导致国家间的破坏性报复进而重创世界经济：世界贸易将萎缩，真实经济增长甚至转负，失业率继续攀升，负债累累的发展中国家将无法确保它们急需的出口收入。”在美国人的要求下，其他各国都表达了在本国抵制保护主义的决心。各国财政部部长对这项承诺是全力支持的。

为提升广场会议宏观经济政策对保护主义的打击力度，里根总统于会议次日发布了一项精心安排的贸易政策。总统“贸易政策行动计划”的措施包括：由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针对不公平贸易加强诉讼，为进出口银行设立3亿美元“专项基金”以应对外国补贴，强化产权法律同时推动新一轮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谈判。美国曾希望在（美国）劳动节前召开五国会议，以便对国会召开时的保护主义立法进行先发制人式的回击。但会议被安排在几周之后，因为制订计划比预期的时间长，而且很多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已经提前有其他安排。不过，总统的贸易计划连同五国集团在汇率上的动作，还是让华盛顿感到意外。无纸面记录

1985年9月22日下午，各国财政部部长聚在广场饭店，花了三个小时就干预行动的方案展开了激烈讨论。（汇率）调整到什么程度？将允许每个国家使用多少外汇储备进行干预？干预要持续多长时间？这些问题需要极其细致的沟通谈判，因为这明确了每个国家将要采取的具体行动。

与会者几乎研究了干预的所有方面，但他们在公报中隐去了干预的细节，在会后的简报中也没有透露计划的任何详细信息。虽然他们已经就干预行动达成共识，但他们选择不公开细节以免市场疯狂投机炒作。

五国副财长在9月15日伦敦秘密会议上起草的干预声明，因过于敏感而被对外称为“无纸面记录”，从来没有公开过。这个“无纸”的初稿出自马尔福德之手，在准备会议阶段分发到其他副财长手上。因其敏感性，马尔福德在会议结束时收回了草稿。根据美国与会者的说法，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们同意广场协议的基本要点，而广场协议正是采纳了由五国副财长拟定、经些许修改、被称为“关于干预讨论要点”的三页“无纸面记录”。这一文件涵盖了一系列议项，包括汇率、行动方案、干预总规模、参与操作的货币以及参与国家的份额比例等。下面一一展开说明。汇率

关于汇率，草案提出“美元自现有水平下调10%~12%在近期是可以做到的”，这意味着美元兑日元汇率从当时的240降低到214~218的水平，美元兑马克汇率从当时的2.85下调至2.54~2.59的水平。在开始讨论“无纸面记录”的那些事项时，联邦德国对明确10%~12%目标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法国和美国都支持这个目标，但斯托尔滕贝格和珀尔则坚持他们的立场。有与会者建议在这句话前加上“以……为目标”，这个僵局得以化解。实现了这些调整幅度之后，各国的干预义务便解除了，尽管仍然可以集体决定是否继续干预，一国也可以主动干预。虽然行动方案着眼于短期，但其也认可“就长期来说，（美元的）进一步向下调整将是可取的”。他们强调，应避免（美元）急剧的下跌走势。总之，他们认可“在市场不失控的情况下，短期和较长时期内美元保持弱势的必要性”。

广场会议的讨论也涉及对市场可能反应的猜测。部分与会者表达了对美元未来可能自由落体式下跌的担忧，特别是像沃尔克和珀尔这些央行行长，担心美元可能不受约束地贬值；还有一些与会者则担心美元反弹。广场会议上关于具体的汇率目标，则体现了各国货币当局的立场。德国人曾提出马克兑美元汇率升到2.10~2.20的水平。竹下登则一度强烈支持美元和日元之间“至少10%”的调整幅度，接着他又提出200日元/美元，即日元升值约17%，与1971年史密森会议时的调整幅度相同。竹下登说：“六年前，在我被大平正芳（Masayoshi Ohira）内阁委任首次担任大藏相那天，日元汇率是242。我离职那天日元升值到了219。后来我在日本被称为强日元藏相。”他接着宣布：“这一次，在日元升值到200之前，我不会离职。”一位欧洲与会者提出，日元兑美元升到200仍然不够。另一位欧洲与会者回忆说，“我也是考虑190的水平”，他指出，欧洲方面的努力使得日元对美元同欧洲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调整之间存在差异。

竹下登可能是想通过先抛出200的价格来遏止欧洲的干涉想法。起初，欧洲几国并没有隐瞒其对“广场行动”缺乏兴趣，因为在它们看来，“美元高估的问题”是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事情，甚至在预备会议上就表态，日元和欧洲国家货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应该是不同的。美国政府内部也有类似的声音，倾向于日元、马克不同幅度的汇率调整。10%~12%的调整幅度由美国在广场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在一周前的伦敦“无纸面记录”讨论中，这个数字被有意省略掉了。这一范围被视为美国迎合欧洲国家所做出的一项努力。欧洲货币对美元汇率、日元对美元汇率，一码归一码，这些国家寻求两者之间不同的调整。事实上，最初的动议是对数字模糊处理，以便让那些对所有确定性目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