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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9 11: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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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杰克森·盖勒克西

出版社:成都时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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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猫能治愈我

唯有猫能治愈我试读:

前言

“我是猫行为学家。”

每当我如此介绍自己,十有八九他人会不解地说:“什么?”

我会试着解释说:“有点像猫的心理医生。”

但对方仍会一脸茫然地问:“给猫做心理治疗?和猫对话?”“如果你的猫在你床上撒尿,我可以让它以后不再这样。”

费好大力气让对方了解个大概以后,也还是躲不掉接下来的问题:“做这个真的能维持生活吗?”“勉强吧。”

一位记者想知道我是如何向人介绍自己职业的,以上就是我给她的答案。

听我讲完后,她说:“说实话,你看起来不像人们心目中和猫有关的人。”

她说得没错。我身上到处是文身,头发剃光了,两只耳朵上都挂着大大的耳环,悬到和我的大胡子齐平的位置,也就是胸口偏上一点点。

但这没什么影响。我告诉她,这个形象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我们要推翻人们心目中爱猫者的固有外在形象。全国各种各样的人—飞车党、政治家、神职人员等,都可以是爱猫人士,大家都献出一份力,才能帮助数以百万没有容身之处的猫有家可归。

这次采访的一年后,我的真人秀节目《管教恶猫》(My Cat from Hell)迎来了首映。在这个节目里,我帮助养猫的人加强与自己的猫的关系。我在动物收容所工作的时候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方法。在那里,我学会了爱,学会了感激,学会了更加游刃有余地应对猫。

自从开始这份工作以后,我已经接触过收容所里、各种家庭里的数万只猫。但只有一只猫是本书的重点,这只猫教给我的东西是最多的。

本尼(Benny)是一只6斤重的公猫,我很爱它。我家里有许多小动物,而且我从不厚此薄彼,但本尼总是要求最多。它外形不美,却行为偏僻、性情乖张。14年来,我就像一个猫爸一样照顾它。从博尔德搬到加州时,我离开了在博尔德熟识的健康专家们,所以本尼健康出问题的时候,我着急地到处寻找与我理念相近的兽医。本尼在一个当地兽医那儿进行第一个针灸疗程的时候,它在医生精湛的手法下舒舒服服地完成了治疗。但那位医生的态度非常一般。

我本想在博客上分享这段经历,但我与本尼的旅程中有太多的东西:妥协、爱、成长、学习、挫折、教训。我想写下本尼的故事。和拍摄《管教恶猫》一样,写书的目的在于让读者了解猫各种各样的奇特行为,并学习如何补救。读完此书,读者或许还能满怀庆幸地发出感慨:“起码我的猫比书里那只猫好多了,我还应付得过来。”我很乐意向大家展现我这只小伙伴的真实模样。本尼肯定不太愿意被写进书里面,但就像我前面说的,能让它满意的事情本来就少之又少。

同时,本尼也是我生命中最混乱的一段时期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觉得好好谈谈深藏心里的东西也很重要。我很珍视过去这些年里我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没有它们,也许我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这样说毫不夸张。所以为了向它们表达敬意,我要讲出它们如何在我破罐破摔的时候,带我走出人生的阴暗角落。本尼是所有动物里最难搞,也最令人欣慰的一个。我很骄傲能把我们的旅程分享给读者。

我与本尼在这些年来经历了许多磕磕绊绊。这只小小的、灰白相间的短毛家猫在14年里每天都考验着我。每当我深吸一口气、双手枕在后脑勺靠在椅子上,为自己对猫的了解自鸣得意时,本尼就会在一旁用它的存在向我发出鄙视。

这是两个受伤的生命彼此治愈的故事。本尼以前的主人把它给了我,她觉得它“没法管”,哪怕它盆骨受伤坐在硬纸板盒子里的时候也不安分。我以前在动物收容所工作,非常同情那些动物们。我也在和它们的相处之中寻找安慰。我生命中的那段时期,只有它们能让我感到亲近。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作曲者、歌手、吉他手、乐队老大、演员、表演者,我已经失去了艺术生涯。老实说,我作为一个人的活力都丢掉了。从崩溃中走出的我,开始自我药疗(self-medication),并且在社交和感情上都与人隔绝。我有一段时间住的地方没有窗子、电话和自来水。我还是浑浑噩噩地过下去了,惨淡度日。对许多东西上瘾的我麻木地活了下来。

但在这段时间,我还是完成了两件事:组建自己的乐队、与猫有了越来越强的情感联结。老实说,我根本就没想过要从事与猫有关的工作。我一开始只是想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正如我在一首未完成的歌(长达21分钟)里所写的,我想要“城市喧嚣中的宁静”。清理清理猫砂、铲铲猫屎、帮助他人领养动物,这就够了。但慢慢地,我竟然成了一个爱猫的人,一个知道猫在想什么的人,一个教他人怎么与猫相处的人。 虽然身体上、精神上和心理上都尚不适应,但我还是逼着自己多多阅读、研究、观察、学习。事情也慢慢朝着我计划之外的方向前进着。

后来,当我第一次看见本尼的双眼时,我那远离集体、独自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就消失了。在我和本尼的共同生活中,本尼永远都在制造着麻烦,乱跑乱跳、行为放纵。每天,我都要举手投降、求它配合,向他人讨教经验来对付它。它对人、猫、狗的攻击性都很强,它可能一时兴起就把如厕规矩抛在脑后,它不开心的时候会绝食抗议,它的肢体语言和沟通方法神秘莫测,受伤的盆骨使它破坏力下降,它的哮喘有时非常严重,时而发作的神秘小病也让我不堪折磨。但所有这些折腾,都有着非凡的正面意义。

我觉得要是没有本尼,我可能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行为学家。但与本尼的相处让我不得不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多年来,我都习惯独自生活。但遇到本尼后,我发现,我曾以为使我保持清醒的那些东西—严格的人际界线、药物依赖、玩世不恭、自毁行为—都变得不可接受了。如果我不愿意接受本尼,我也就不会愿意接受世界上其他的猫,无法学习、无法与它们共处。我知道自己必须远离酒精、毒品和暴食。我需要学会谦卑。我要活在当下,努力学习、改变。为了本尼,我做到了自己绝不会为他人(甚至我自己)而做的事。

在它离世前几个月,它让我明白该如何死去。我见过许多死亡。在动物收容所,出于工作需要,我也杀过动物。我陪伴过许多人送别他们的伙伴,我自己也有相同的经历。本尼的离开也教给我新的东西。那时他人认为我已经是一个猫专家了,但我的不称职、固执、上帝心理(God Complex)让我的不足暴露无疑。我就像变回了16岁的自己,一个被扔上舞台将自己的真相唱出来的作曲者,一直唱到倦怠的观众失去兴趣。本尼死后,我不得不向自然法则屈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精神上进步,明白何为痛苦、失去和爱。

它离去的时候,我还在等待兽医为它实施安乐死。我向它讲述了我将要写下的故事,我要书写我们共同为彼此抚平伤痛的过程、书写我们拒绝让对方重回支离破碎的生活的决心。这故事中包含很多实用的建议,都是我从我们的相处中得出的方法和技巧。这样说也许有些煽情,但我要让本尼的生命通过本书延续。多变的本尼使我更加了解猫的方方面面。所有动物都让我更加明白了“理解”这回事。本尼为我开辟了一片全新的领域,现在我终于焕然一新,请让我与你分享我所学到的。敏感又精致的恶魔

我的计划看起来天衣无缝。我会找到最不费脑子的工作,像做咖啡师、在当铺工作、买卖吉他、做景观美化(在海拔2000多米的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小镇上,景观美化无非就是用推车把石头从房子的这边运到另一边)或者拿把破牙刷清理出租的有声书。我不会在工作上费太大的劲,只想每天随便干点活,然后拿钱。只有这样,我才能有时间和精力在白天构思我的歌,然后晚上就可以和我的乐队排练一下。

我记得有一天早上4点,在为面包店送法棍的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那时是2月,我的车上很冷,所以为了防寒,我穿得特别多。突然许多句子就出现在我脑子里(后来成了我最喜欢的歌的歌词),节拍和我冷得打战的牙齿一致:“在另一个故事里,我会等她一整夜/当她拿我的信用卡弄开我家的门锁时,我会假装已经睡着了。”(In another story ,I would have waited up for her all night long/And when she’d finally pick my lock with my credit card,I’d pretend to be asleep.)然后,我的脑袋里又响起了美妙的副歌部分,随着阳光照射到熨斗山上,我的歌曲《小屋之歌》(Notes from the Shed)也完成了。我如释重负。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才华终有一天会消失。所以每次脑子里一出现一段旋律,我就知道自己宝刀未老。

比起这样充满灵感的早晨,更多时候是毫无建树。那天的灵感迸发还是让我坚信自己的计划能行,但这只是自欺欺人。半年前的精神崩溃已经宣告我的运气终结了,后面发生的事情使我再也无法找回自己一直依赖的灵感源泉。这真是残酷的命运转折,也可能是因为我在绝望中胡乱用药,我回不到过去。总之最终我丢掉了自己的人生抱负。我只想尽快逃离自己深深陷入的精神黑洞,永远不再陷进去。写作无法帮助我,对生活缺乏激情使当时的情况雪上加霜。

主要问题在于我不能长久坚持自己的目标。在当铺工作时,我变成了一个空想家。我有一个宏伟蓝图—把当铺变成博尔德第一个可收藏经典乐器的商店。在咖啡店时,我又觉得只做咖啡师是不够的,我要做一个匠人,学会自己烘烤。对精神错乱的恐惧时常拍打着我的想象与抱负。为了保持正常状态,我也坚持着自己的奇思妙想,但又在这种恐惧感中受挫。接触过精神病患者的人就会知道,精神错乱就像一个满身臭汗、口气熏天的出租车司机把门一关便带人到处乱走。你越是不舒服、挣扎,就越是中了圈套。

人越是脆弱,就越容易精神错乱地掉进漩涡之中。我在一家小有名气的餐厅工作时,手上的创可贴鬼使神差地跑到了客人的嘴里,于是我丢掉了那份工作。之后我就决定不再从事服务行业了。一周之后,我在报纸上看到博尔德人道协会(Humane Society of Boulder Valley)在招人,我觉得这可能是个命运的暗示,我会去为动物服务。从那时候起,我的人际关系变得非常简单。毕竟我一直都在追求简单生活,写写歌、和我的乐队待在一起、照顾动物,我的内心热情地拥抱着这个决定,这是个好法子!

但这种基于迷信或者直觉的决定不过是种借口,我只是换了个方式堕落而已。其实内心深处,我的感情非常贫瘠,我已经无法和人类真诚相处了。疲惫不堪的我完全被现实击败了,不知道命运会把我引向何处。

我去人道协会面试时,表现得要比我在餐馆、当铺、搬石头那些工作的面试都要自信得多。我手臂上满是文身,我觉得我没理由掩饰真实的自己。我喜欢大件的首饰、带着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样式的眼镜、胡子编成辫、身上染着各种各样的颜色、挂着许多非洲珠宝,上面还串着各种挂件。我想他们要接受我的话,就得一并接受我的热情,接受我和动物相处的志愿经历(纯粹胡编的),而且没人会拿着这么少的钱,在铲屎、洗笼子、照顾动物这些事情上比我做得更好。

奥黛丽(Audrey)是动物收容所的主管。她懂得很多、工作认真,但这个美人不紧不慢的模样容易让人分心。我记得我面试的时候不仅不紧张,甚至还跟人调情。但面试过程没有出现什么浮夸的、不恰当的东西,我只是感觉自己像被她迷住了一样。面试就这样微妙地展开了。

每当我觉得某份工作是为我量身定制的时候,我就有完全的自信,绝不担心自己会表现得像个蹩脚的二手车销售员。面试时,我觉得没有必要过于紧张。奥黛丽问我是否有在类似收容所的地方工作的经历,我就编造了一段在纽约的动物收容所当志愿者的纯虚构的故事。我觉得奥黛丽不会真打电话去核实这件事情。在我看来,无须走任何形式,奥黛丽就可以直接提拔我为副主管。“你处理过有攻击性的动物吗?”

我指了指自己的手臂(其实什么也没有,反正全是文身也看不清)说:“看见这个了吗?一只非纯种的秋田犬弄的。挺吓人的吧。但更要命的是这个,”我煞有介事地给她看靠近左手手腕的一串斑点,“这个才把我疼坏了,拜一只小猫所赐。我宁可被狗咬一口。”

奥黛丽很同意我的说法:“我也是!”

你有做过这样的梦吗?当你正在大步向前走着,向下看时突然发现自己走在一根钢丝上。你知道自己有50%的概率会掉下去,所以必须努力保持平衡。在这样的梦里,我不会往下看自己的脚,所以也就没什么能影响我的方向和步伐,我就像《周末夜狂热》(Saturday Night Fever)的开场镜头里走在布鲁克林街道上的约翰·特拉沃尔塔(John Travolta)。为了面试,我使尽了浑身解数。尽量收养动物而非购买宠物

2013年美国有将近400万猫狗会死在动物收容所。我们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切除卵巢或阉割这些动物。但现在更需要做的是收养那些没有家的动物,而非购买宠物并使其越生越多。约30%的收容所动物是纯种的。我们的文化现在仍在鼓励大规模繁育,这些地方被称为小猫小狗繁育场。我们有两个选择—接受动物保护者的职责或者怂恿任意支配动物的风气,这两个选择之间是没有中间地带的。“杰克森,在这里工作的人都要负责安乐死。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个职责的话,我不能雇你。”“当然啦,这是没有办法的要求。怎么可能把这么沉重的工作只放到一个人的肩膀上呢。每个人都承担一点才算公平,对吧?”“所以你对这件事情没问题咯?”“没问题也只是相对的。如果心里完全是麻木的,也不会干这一行。但我会努力的,相信在你的帮助下,我会习惯的。”起码这些话不是随口胡说的,这种想法也是人之常情,而我只是把它描述了出来。奥黛丽告诉我,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有1000万~1200万只动物在收容所被杀死,因为没有足够的人来领养它们。我们的职责是教育公众,尽可能地推广卵巢切除和阉割,并帮助那些不幸的动物。另外,我们还要实施安乐死。“很多动物到这儿之前已经遭受了虐待,有的受伤很重,我们已经救不了它们。”

我点了点头,有些说不出话,场面尴尬得像一个13岁的孩子第一次面对观众,紧张到动弹不得。“你要负责把尸体装进焚尸炉并清理焚尸炉。”“如果有人提出要求的话,你要当着他们的面协助或者实施安乐死。”

我再次说不出话来。这是那天我第一次低下头看脚下的钢丝。我很害怕那种压力,要实施得很好,让动物和它们的主人都安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很难故作镇定。但我还是努力给出充满信心的回答。“会有人带我熟悉工作吧?”“当然啦。一直带到你能自己应付为止。我们不想让在这儿工作的人一边卖力工作一边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那太好了。那就没问题。”

奥黛丽一直想进一步试探我。我想一定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申请了这份工作,装作成竹在胸却毫无经验,最后在大风大浪面前原形毕露。虽然我好几次本能地想夺门而逃,但我是绝不会退缩的。

很讽刺的是,就在奥黛丽搞得我紧张兮兮的时候,收容所的一只叫“屁股蛋”的猫(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没有尾巴)让我平静了下来。它在桌边走过时,我就去摸它,它凉冰冰的毛在夏天摸起来很舒服。它从桌子上笨拙地摔了下来,让紧张的气氛得到些许缓和。

每每出现这样的时刻,奥黛丽就会很认真地问我:“你觉得没关系吧?”“没关系。我想加入你们。我想出一份力。”这是实话,我都想不到自己会这么说。但当时我并不知道,在我自以为高明的伪装之下,我的内心深处确实想要好好体会生活,帮助他人。

一小时以后,我们谈妥了。奥黛丽带我在楼里转了转。我们站在楼外的空地上望着池塘的时候,我问她什么时候能最终决定,她眨了眨眼说:“今天晚些时候肯定就定下来了。”

我回了家,心想自己的人生已经步入了新的阶段。这份工作不像其他工作,能带来那种“终于有钱付房租”的感受。但我知道这份工作需要我真正在情感上投入,处理偶尔会有的恐惧感,我觉得一切都没问题。在喧闹的领养区,我已经见到了一些动物,狗儿们隔着栏杆舔了我的手。从第一只狗看见我开始,吠声就没停过,其他狗也跟着叫。猫们在笼子里向外张望,评估着来者的威胁级别。那一瞬间,我感觉它们都在和我对话。我开车回家的路上,脑海里仍是它们。

回家后,我告诉家里的人,我在那儿感到被需要、感到自己有责任做贡献,而且这种感觉很棒,我能得到救赎。我住的地方的客厅里随时都聚着十多个人,包括我们乐队的人和其他朋友。我是这群人里资格最老的。我们每晚都会聚在一起,就跟正儿八经开会似的,我总能让气氛热闹起来。

后来我接到奥黛丽的电话,她告诉我,我没有得到这份工作。我又问了一遍,没有一丝反问的意思,只是单纯地不敢相信。“真的吗?”

通常那个时候我已经睡觉去了,但那天我睡不着。我很生气,“看来在面试的时候,我完全理解错了。”“你现在确实不能马上获得这份工作。”“我……”我又气又难堪,通红的脸变得很难看。而之前我还颇为潇洒地告诉朋友们我的人生将会迎来一个大转弯。

奥黛丽又说道:“不是你想的那样。相信我吧,你做得很好。但得迂回一下,你才能来工作。”“要怎么个……迂回法?”

奥黛丽沉默了一下,思量着怎么说合适。“很不好意思……我希望下次我们招人的时候,你能再申请一次。”“好。我也想再申请一次……嗯……”

等等。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看了看电话,马上挂掉了,像电话有毒似的。我感到震惊,感到心痛、恶心、压抑。

我脑袋好像装了一团糨糊,在屋子里走了几圈,又往楼上去找室友。但现在有9个人、9只猫,36只眼睛都在看着我。但他们什么都没说,因为他们也能猜测到我得到的是坏消息。

我心想:“他们如果仅因为外表就否定一个人的内在,那他们也配不上我。”在自暴自弃这方面,我是个大师级人物。我在写出一首潜力单曲之后,会心血来潮地把它改到13分钟那么长。比如,一段朗朗上口的主歌或者副歌,我非得往里面夹一段肿瘤般多余的3分钟独白,还坚决不愿意拿掉。我总觉得要么就全盘接受我,要么就彻底拒绝我。

某个时候,我发现也许是我胡子上的小辫儿让我失去了那个工作,在那儿工作的人帮我确认了这一猜想。没能进入那个机构让我特别不爽,之后我开始借酒消愁。有好几周,我都醉得特别厉害。我加了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在酒里面,这让我产生了幻觉。

我开始和一个女孩混在一起,我现在仍记得那段浑浑噩噩的时光(但我已经不记得她的名字了)。我们一起喝酒、打闹,晚上也不想睡。我们跳舞、亲吻、傻笑。我们都忘了自己。如果那个时候我能清醒片刻,我也许会觉得所谓“聚会”只是一种绝望的逃避,就好像逃离沉船的时候没有救生艇,只有个糖罐似的。

但当时我没有清醒过来,我舒舒服服地沉浸其中,只有这样我才能活下去。

虽然过度敏感使我随时都紧张兮兮的,但也让我对人类与动物充满了好奇。这种特质也注定了我会成为一个靠艺术生活的人。光是通过观察他人走路时胯部的扭动,我都能观察到很多东西。

有一天,我父亲带了一个摩托罗拉的唱机回家。这个唱机需要先像翻书一样打开,再把唱片放在转盘上播放。他去书店随便挑了几张唱片拿回来,我完全被迷住了,随便什么歌都让我感到着迷,我完全陷入了音乐世界中。每晚我都会给他们表演,每次都会有一首《尚蒂伊蕾丝》(Chantilly Lace)。这首歌的开头是电话铃声及浑厚的男中音俏皮地说道:“你好,宝贝儿!”(Hello, baby!)现在我知道了,在我进入青春期以前,我的人生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没有计划、没有成就的忧虑,没有好高骛远或者束缚,我知道那台摩托罗拉唱机标志了我的一生。

我身上的敏感能量能使我成为歌手(或者作家、演员、调情老手)并如鱼得水,因为我能将这份能量为己所用。这就包括我有扯开嗓子大吼的技能,但在生活中,我很害怕大声喊。我之所以不再演戏而选择音乐,就是因为我总被定性为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我将那种“敏感歌手/作曲家”的固有形象击得粉碎。我可从来不是什么“背景音乐家”。

歌手的身份时时让我感到兴奋。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还没到青春期。但当我站上舞台,我立马有了回家的感觉。身处大千世界带来的沮丧、自我厌恶,在我走到聚光灯下的那一刻反而都烟消云散。妈妈告诉我,我小时候上街都穿得花花绿绿的,耳朵上戴着吊到肩部的大耳环,而我竟完全不懂为什么街上的人都会望向我。

接触吉他的时候,我就开始了歌曲创作之旅。自从我开始创作,我就开始向他人演奏自己的歌曲。我开始到曼哈顿的街上去表演。人们会往我的吉他盒子里扔钱,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城市中的噪音才能专注起来。我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很小的时候,我的观察能力就特别强,进大学后又得到了提升,除了音乐,我还选修了戏剧。不管写剧本是否是我的本意,登上舞台后的我并不快乐。我有时会去公园观察行人,然后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人的内在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出现在这里之前和之后都发生了什么?他们要去哪儿?他们把谁留在家里了?为什么这人要挺起他的胸口?为什么她耷拉着肩膀?通过看到的东西,我能在心里构思出一个又一个故事。这很简单,只需要在自己为这些人(甚至是猫)创造的故事里加入一点想象力,再大胆丰富一下细节。

很快我发现,不用登上舞台,我也能找到舞台上那种感觉。14岁时,我不仅抽烟,还使用了一些药物。虽然酒不是我的最爱,但最容易买到。这段经历我就不赘述了,总之欲望像个无底洞,就好像女孩们想要一生只爱一个人,我也对这些让我堕落的东西日思夜想。

那时候,我加倍地挥霍着一切。

这样的生活习惯在一段时间里没对我产生太大影响,我能照常生活、做事。该做的事,我一样没落下,学校的课我也没有缺。我一直都在创作高水准的音乐,和身边的普通人、朋友也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我读大学比我的朋友顺利得多,读研究生的时光也还算过得去(美中不足的是,我学编剧的同学总让我演些反社会人格的角色)。

在我搬到博尔德从事艺术工作(全职歌手/作曲人)以后,我开始失常了,开始望向脚下的钢丝。作为一个社会成年人,过于敏感压根不是好事。事情总有两面性,不是吗?

太多艺术家、瘾君子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用药是为了获取灵感,在平凡的生活中保持活力、展现自己。但有时我们更需要远离灯光,也必须走向更深处、走向没有光的那一面,才能接近真实,打开理解的窗户。做手术时人人都想打麻醉,这样会轻松得多。有许多令人难以招架的厄运就在出其不意的地方等着打击我们,那何不早早麻木呢?这就像猫在自己的领地里的防御机制,猫会在门窗上撒尿,以防外来入侵。当外来势力入侵的时候,它们就会通过气味向入侵者表示,这块地盘惹不得。

1992年,我在博尔德的生活可以说是急转直下,过得如行尸走肉一般。半年之后,我简直失去了正常的生活。那时我自己买很多药物,做着许多毫无前途的工作,挣钱付房租、买药、喂饱自己和猫、买吉他弦。那时的我是一个自诩为聪明人的蠢货,让他人替我思考,然后又怪罪他人没有把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回想起来,那时我就好像把自己围在了一堆避雷针之间,药物让我越陷越深。最后我没有躲过雷霆一击。伤痕累累、心惊肉跳的我起身去工作都得鼓足勇气。

我开始见心理治疗师和精神病医生,前者倾听,后者开药。我请求他们让我住院,只要让我恢复正常就好。但医生还是让我坚持吃药,整整10年,这就像个无底洞。就像所有药物成瘾者一样,我把一切都怪在医生头上,觉得是他们让我丢掉了一切宝贵的东西。这个过程让我付出了太多代价—我失去了身边的人、我的乐队、我的才华,我还接触到那让我又爱又恨的氯硝西泮(Clonazepam)。

出乎意料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虽然我的创作灵感渐渐消失,但谦逊这个品质却慢慢回到我身上。(之前作为创作者的我谦逊不足,但好在这品质并非是一个摇滚创作者的硬性要求。)

在报纸上读到博尔德人道协会又开始招人的时候,我立马紧张了起来—非常紧张,而且还感到有些悲伤。这世界简直是在戏弄我。总之一切不好的情绪都上来了,我得喝个酩酊大醉才能麻木自己。那时正值盛夏,再加上喝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居然在炎炎夏日冒起了冷汗。我一丝不挂地站在阳台上大声地演奏着自己的歌,身边还有3个室友陪我一起唱。对面是举行返校活动的学生,他们明显对我不太满意。

一个女生说:“你真要这样?能不能停下来?”

我没有回答她,场面很尴尬。

她吼道:“你的水平连一般都算不上!”她让我想起几周前我跑去对着一个空房子演奏的事—一堆和她长得一模一样、喝得烂醉的女生粗暴地打断我的演奏,让我给其中的某位唱一支生日快乐歌。想到这茬,我弹得更大声了,还弄坏了一根弦,而且完全没在调上。但我很享受。

她很生气,继续说道:“天啊,你怎么这么混蛋?”

我朝她比出一个不雅的手势,室友们看到后哈哈大笑。

然后她的守护神就出现了。那个健壮的男生从吊床上走下来,一字一顿地说道:“听着,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你想让我报警吗?”

然后我就爆发了。“不是我想报警,是你想。闭嘴吧你,不然我一把火把房子给你烧了,等你逃命跑出来,再把你俩打得哭着满地找牙!”

我记得我当时声音都是嘶哑的。我的室友不是那种平息事态的人,而且那天是周末,还喝了点酒,再加上我们那时正精力旺盛。我冲麦克(Mike)吼着,让他拿把剪刀给我。然后这傻子还真拿了。我当时真的是脑子不清醒,只想气气那俩人。我拿过剪刀,剪掉了胡子。我把剪下来的那点胡子拿到鼻子面前,假装使劲闻了一下又马上拿开,仿佛拿在手里的是夏天连穿3天没洗的臭袜子。

然后我把胡子往他们身上扔,扔到了那男的腹肌上。

然后他就像明星演唱会上的13岁小女生一样尖叫,战斗开始了。我继续剪,一边嘴里骂着,一边把“毛发炸弹”扔向他们。这一对情侣在我的攻势之下被迫分开。每次他们想要抓住机会反击,我就会把我剪下来染过的胡子扔过去。我扔的胡子看起来就跟几个月没洗一样。他俩越来越招架不住了。麦克也加入了战斗,我俩就像保卫冰雪城堡的勇士,对他们两人进行无情的打击。

最后这场胡闹还是结束了,我离开了舞台……不对……是阳台。然后走进屋子里,剃了头,感觉很不错。我头上乱七八糟的,剃起来扯得生疼。但剃完头后我感到焕然一新,感到更轻盈了。我还是我,但整个人精神多了。

回忆总有美化效果,这是人类体验的一大妙处。这之后我就更符合摇滚形象了。这时的我可是寸头,而且我剃得非常潇洒、有个性。没人逼我留这个发型,我只是喝醉了,一时兴起就做出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行为。

我等不及地回到了收容所。当我出现时,奥黛丽挤出笑容望着我。我说:“路过这儿,就顺便来了。”

这次,我得到了这份工作。湍流、怪物、45个吻

我抗压能力不强,在新环境里也总是表现欠佳,这对演员来说是一个噩梦。还记得上六年级的第一天,我第一次知道课程表、学期、储物柜、密码锁这些东西,多得我应付不过来。那天可把我累坏了,光是密码锁,我就捣鼓了8分多钟,还失败了。下数学课时我慌张地把书拿起来,还夹着铅笔、圆规、量角器。结果我的手被铅笔戳到了,还把铅笔尖弄断了。受伤的我在柜子前流了一摊血,校医跟我说没什么好怕的,这算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文身。她这个说法我很喜欢,因为这代表以后我还会有新的文身。她说得没错。我的右手掌心现在仍留着这个印记,记录着我对新事物的尝试。

我在博尔德人道协会的第一天也没好到哪儿去。前一天我喝了酒,因此去的时候头痛欲裂,比以前都严重。我可是扯了谎才得到这工作的——没有一丁点正儿八经的动物收容所工作经验。虽然他们给了我培训资料和入职手册,上面有详细的工作讲解,但走进收容所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六年级时的恐慌。但好在那一天事情实在太多,从进门起到下午5点就没停过。

我得到了教训。昏沉沉地睡了5个小时后,我就去应付几百只大声讨要食物的动物,那滋味实在不好受,那些叫声直接穿过头骨折磨着我的大脑,脑子就跟被铁锅砸了一样嗡嗡叫着。这让我认识到生活规律的重要性,起码酒是该少喝的。除了叫声,气味也很难忍。狗区、猫区和门口的空地都奇臭无比。

我最先接触的工作是领养。艾莉森(Allison)是负责这部分工作的人,也是带我熟悉这部分工作的人。没过几分钟我就发现,艾莉森脾气比较急躁。我刚到收容所就开始出汗,那里的房间很大,噪音不断,墙上贴着瓷砖,只有最远的一面墙上有个小窗户。一堵煤渣砖砌的矮墙拦在中间,免得两边的狗相互对峙。我记得两边各分成12块,每一块中间都有金属隔断,收容所没满的时候就交互使用:一边给狗喂食,另一边用作清洁。收容所满了的时候,隔断就成了一堵墙,把那块区域一分为二。

第一天我穿着橡胶鞋、短裤、手术服在潮湿、难闻、嘈杂的环境中工作,我觉得自己在午饭之前就会崩溃十多次。那些动物就像知道我好欺负似的,有好几只狗从自己的区域里跑出去了,然后像电影《铁窗喋血》(Cool Hand Luke)里保罗·纽曼(Paul Newman)扮演的角色一样纵情捣蛋。那几根彩色的尼龙活扣狗绳,我用不利索,但那些老手用起来就像牛仔玩套索一样熟练。他们把绳子搭在肩膀上,然后从另一只手的胳肢窝下绕过,看起来像“第四世界”的首领。

我很快就在那里认识了许多人,而且一直跟着他们学。像苏珊娜(Suzanne)、达斯汀(Dustin)、金(Kim),甚至是我最害怕的艾莉森,他们的动作都充满自信,他们拉狗绳像拉小提琴一样优雅,我协助他们指挥着狗和流浪猫。但对我来说,这里的所有东西我都抓不牢—从四只脚的活物到不锈钢碗,所以我对他们异常羡慕。

当我第3次被尼龙绳难倒的时候,艾莉森开始发牢骚了:“天啊,你就像从来没玩过这东西一样。”“那个,我……”“行了,不管怎么回事,赶紧弄好。”

在这之后发生的事情,我都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

来收容所最初的6个月,我的生理、心理、情感上的消耗很大。早上先要打扫笼子、喂食,为收养区开门做好准备。只有从笼子之间走动的时候,或者拿食物、放食物的时候,我才能和动物交流,给它们一点关爱。开门之前,我们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准备,开门的时候所有动物都必须已经清理干净、吃饱饭,领养区也得一尘不染。

这期间根本就不能休息。只有把剩下的食物拿去喂猪和喂公鸡的时候,才能抽支烟。很快我转到了一些前台工作中:处理送到我们这里来的动物、监督主人对动物的探视(这些动物因为各种原因被法院强制要求送过来)、做领养顾问、帮人选择合适的动物。这个工作最棒的地方就是我可以帮这里的动物找到新家,然后让它们离开这个破地方。

一天结束后,我们中的一些人会在某个同事家放松放松。很多时候我们都去朗尼(Lonnie)家里,他是前台的主管。一般我会先在他家洗个澡—因为去那儿工作后,我就住到了一个没有自来水的仓库里,然后再去和我的乐队汇合排练。

那段时间我过得很开心。我不再只是为了那点微薄的薪水而工作,而是为了给动物们打扫卫生、创造舒适的环境、帮动物找到新家、保护它们、爱它们。

但只学会如何完成这些任务并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带着热情工作,并且学会适应每天都会发生的生离死别。工作的第一天,我就把死去的动物扔进了焚尸炉并清理了焚尸炉。我刚去一个小时就闻到了尸体的味道,那会儿毕竟是夏天,动物的尸体很快就腐烂了。

收容所的工作就和打仗一样,必须专注于眼前的事,想得太远只会让自己分心。我刚去不久就要学会实施安乐死,因为没有哪个收容所想花时间培养过于脆弱的人,所以为了考验新人是否会退缩,每个新人都要很快面对死亡。在收容所工作的人常被人误解,被贴上“机器人”“无情”的标签。这让人很难接受,因为这些每天照顾、杀死动物的人,恰恰是我见过最有爱心、最热情、时刻为动物着想的人。

交叉培训的最初几周,我还去了负责卵巢切除和阉割的地方。一个在那儿工作很久的人精神会非常疲惫,我能感受到。那位负责手术的女医生每天要实施很多台阉割和切除手术,我是个新人,也只能对她心里的苦冷眼旁观。有一次,一台切除手术需要我去帮忙,而这台长达11个小时的手术实质上是为一只混种的拉布拉多堕胎。她从这只拉布拉多的胚囊里拉出了六七只小狗的胚胎,然后我就往胚胎里注射我们称为蓝水的戊巴比妥钠(sodium pento barbital),接着胚胎也会变蓝。

这件事已经过去15年了,但我仍记得把小狗的尸体放到不锈钢容器里的声音。我强作镇静,假装自己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我忍住没让自己问出这样的问题:“这些小狗长大点就可以跑出门撒野了,干吗要杀了它们?”

我为小狗注射的时候,她向我发表了一通颇为残酷的讲话,我估计这番话她已经说过成百上千遍了。她先问我:“你叫什么来着?”“杰克森。”说完后我就把胚胎放进了容器。“听着,杰克森—”她刚开始说,嘴角就流露出轻蔑。她十分厌烦地叫着我的名字,好像我是个曾粗暴对待过她的长辈。“杰克森,这就是不给动物切除卵巢的后果。”话音未落,她又将一只小狗的胚胎放进了容器,这个动作好似在强调她的观点。虽然我感到有些受辱,但在她说话的时候,我慢慢不再感到恶心、害怕,我全身发抖是因为愤怒。这女人想跟我来一番道德说教。我心想:“繁育场可不是我开的,你这臭女人。我可是个好人。”这时,我突然想起之前朗尼告诉我的一个词—同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而眼前这个女人简直就是这个概念的绝佳案例。

从那时起,我知道不管我从事这种工作多久,在我想起这个词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她。朗尼告诉我,同情疲劳在收容所的工作者中非常普遍,而且往往会悄无声息地毁掉一个人。一旦麻木地投入到清理、文件整理、扔胚胎这些工作中,一个人就没救了。过于关心动物、太能感同身受的人,面对源源不断受苦的动物,最终一定会改变。他们会变得总想责备他人,把这些苦都加到自己身上。这种疲惫会一天天将人吞噬,等到发觉这一点时,一切就已经太迟了。

当时我还没接受这种考验,我正懵懂地适应着一切走向新生活—成为一个动物保护主义者。但在这生活的湍流边也有不易发现的树枝,随时可能把我勾住。我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热情和撒过的谎栽跟头。我从来没有参与过安乐死,但现在它就像一个职业投手投出的快球一样向我飞来。

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日程表“安乐死/火化”那一栏的时候,我紧张得要死。尽管我发誓要做一个保卫者,也愿意全心全意地去照料动物,但我还是很担忧。这个建筑里到处潜藏着死亡,仿佛在等着我们放弃抵抗、向无情的命运低头。现在必须要去经历了,我不得不直面自己过于天真的想法。总归是要去尝试的,我发誓要在这个紧密的团队里和大家一样。每个人都要承担安乐死的责任,这是这个团队必须平等分担的重任。我们就在这条街的尽头默默工作着。这个地方阴冷又潮湿,后门是一扇沉重的金属门,之前就是通向焚尸区域的门。为了不被到访的人撞见,在为动物实施安乐死后,我们必须悄悄从后门出去把尸体烧掉。

我协助实施安乐死的第一只动物是比特和拉布拉多的混种。那时候比特犬是收容所实施安乐死比例最高的一种狗。那只狗很害怕,被狗绳套着带了进来,因为它之前在街上游荡,而且看起来情绪很不稳定。

为了保持注意力,我只去想自己该做的事:记下工具箱的密码,拿出镇静剂,根据狗的体重适量注射镇静剂使其平静。过了一会儿,我们把氯胺酮(Ketamine)和隆朋(Rompun)混在一起注射—这种方式的弊端之一就是两种物质有不融洽的反应,这会让动物像观看网球比赛的现场观众一样左顾右盼。我告诉自己要和狗说说话,在这样的险境中守护它,深呼吸,把握好节奏慢慢来。哪怕打了镇静剂,狗也能看出面前的人是不是慌张了。如果人都慌了,它也不会放心。拿出蓝水,我想着,量用多大呢?而在不久以前,还有许多动物被成群关进毒气室杀掉。所以从人道主义事业的发展来说,尽可能地减少安乐死的痛苦是设立新标准的开端。比如,实施安乐死时究竟是开灯好还是不开灯好,是独自完成好还是在身边有人的情况下操作好。

这种时候尤其要学会克制,我轻轻地将它的头挪到一边,让它的牙齿远离注射人员。这时我还得记住怎么找到静脉,如果腿上找不到就换背上。我在那里工作的这些年里,学会了往各种各样的地方注射药物:腹腔、肌肉,甚至是心脏(除了心脏还在跳,几乎快死的情况)。我也掌握了注射的最佳角度,掌握不好就会弄破静脉。如果是主人在场的情况下实施安乐死,那么弄破静脉就是一场终极噩梦。如果是为年老的动物实施安乐死,谁都不愿意重新找静脉,因为这会让动物更加不适,而它的主人则会在一旁悲伤地注视着这一幕。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动物能平静地离去。这种时刻规范不再是最需要注意的了,现场如何随机应变更加要紧。

那只混种的比特犬的头和脖子躺在我的手臂上,注射后不久,我感觉到它呼出了最后一口气离开了。我轻轻地把它放到身下的毛巾上,沉默了1分钟。从那次起,这无声的1分钟成为我的一个惯例。对我来说这不算是哀悼,更像是一种尊重,是让我缓缓接受现实的过程,让我能将生与死看作是一个转化的过程。我已经不知多少次见证生命的逝去,却从没觉得死亡是件轻飘飘的事情。我不是僧侣,无法看得那么淡。死亡很糟糕,这些美丽的生物本不用如此离开,但我们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这种悲剧令人心痛,却仍在不断上演。我不会选择麻木对待死亡。

工作必须要做,我也会认真去完成,但我更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从源头上防止更多悲剧的发生。我要努力传播卵巢切除和阉割的重要性,从行为角度去加以改变。我能帮助更多动物免去早死的悲剧,因为它们本不用在街道尽头那间阴冷、潮湿的房间里接受安乐死。

我第一次在聚会上和人讨论“安乐死”时,心里很不好受。和我说话的那个人不在动物收容所工作,但自称是“动物福利的倡导者”。他说:“我还从没见过动物在收容所被实施安乐死的。”从这句话开始,我们的谈话就变得不太愉快。我甚至遇到过说我是纳粹的人,还把其他收容所的朋友叫作“机器人”“无情”“凶手”。这是我受到过的最残酷的侮辱,听起来是在打趣,但让人难以忍受。我大脑一片空白,无言以对。自那时起,我心里对这类事情便有些难以释怀。

我的好朋友莉莉(Lily)是收容所的志愿者。她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时候听说了“好朋友动物保护区”(Best Friends Animal Sanctuary),她很着迷。她捐了很多钱,劝那些把动物带到收容所的人开车前往犹他州,把动物送到“好朋友”—动物在这儿可以生活在属于保护区的峡谷中,不必担忧安乐死。我的感受很复杂,是愤恨?是嫉妒?可能都有点吧。从内心深处来说,我很想在这种地方工作。设立更多不杀动物的保护区是动物收容所工作的目标之一,但我们现在还远没有这个条件。在这个“一次性”社会里,总要有人去面对受害者。

我们现在的方向是对的。每年死在收容所的动物从1200万降到了如今的400万。虽然每次提起这个现实,我都感到伤感、厌恶,但这就是事实—我们不得不杀掉这些动物。因为动物太多,愿意养这些动物的家庭却不够。

我说的数字没有包括那些生活在社区里的猫。那些猫是我们的好伙伴。一般我们只是抓住它们之后进行阉割就放了。它们的寿命本身很短,也不必要痛下杀手。这些猫是属于大家的。真正要关注的是那些被抛弃、需要自己谋生存的动物,还有从家里跑出来后一直没能回家的动物。

许多来到收容所的动物都生活在恐惧中,无法与外界正常交流,而且具有攻击性。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和资源帮助它们回归正轨。它们只有两种选择:来到收容所,带着工作人员无奈的爱离开这个世界;或者在街上游荡,受疾病、伤痛、饥饿的折磨,无人关照和爱护,独自艰难生存。虽然我们能给予它们的爱很短暂,但起码那是真实的关怀。

这世上的伟大改变在刚开始的时候,都要经历些坎坷。参与者们最初难免会争得面红耳赤、互相指责。这是好事,有时只有愤怒才能全盘改变一件事情。这种争斗会渐渐结束,虽然最初的工作会有些混乱,但大家必须把干劲放到实处。现在“不杀运动”(no-kill movement)慢慢成熟起来,像“好朋友”这样的机构拥有改变现状的计划,但这样的计划绝不是将矛头对准收容所,胡乱批评。

有些人只知道一点皮毛就开始攻击实施安乐死的收容所,认为我们工作不认真、没有能力、没有感情。我被这样的人称为“纳粹”。怪罪收容所管理者和工作人员简直莫名其妙。怪罪我们什么呢?无情还是懒惰?天真是一回事,拿着正义当幌子的无知是另一回事。这些人无脑地大吼“不杀运动”,指责收容所的工作,自己却从没做出任何实际的贡献。我只想对这样的人说“去你的吧”。

还有一些收容所为了得到捐助大喊“不杀”口号,拒绝接收一些瞎了的猫和年迈的狗,把安乐死的任务留给别的收容所。对这样的人,我同样想说“去你的吧”。还有的人对实施安乐死的收容所嗤之以鼻,实际上却在等着他人为自己的肮脏行为擦屁股,因为不想脏了自己的手。对于这种人,我只想用脏话伺候他们。

希望爱动物的人,尤其是可能会宣传我们理念的那些人,不要被一些漂亮话蒙蔽了。我们拿到资金并不代表问题就能立马消失。我并非消极,但不动脑子,张口就是不杀,对那些无辜的动物,以及我们这些残缺体系中的工作者来说,这种无脑乱吼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如果对现在的制度感到愤恨,就应该努力去改变它。

我们从事着与动物有关的工作,就说明我们对动物的爱不输给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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